死刑法制

⑴ 中国的法律中有死刑吗

中国的死抄刑由来以久,从商袭朝开始就有.是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以暴力防止其再犯的可能性.当然"穷凶极恶"的定义每个朝代都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正一步步的限制刑法的适用,但废除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只能用最严格的程序适用死刑.不过死刑终究是要被废除的.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长远目标.

⑵ 当代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制度

废止死刑似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且世界上过半数的国家废止了死刑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是一个死刑适用范围广泛的国家，学界对死刑的存废亦争论不一。是借鉴外国废止死刑的经验赶文明发展之趋进而从刑法典上摒弃死刑，抑或是保持治乱世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继续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本文拟就死刑在我国存废的命运作出些许法理探讨。

一、 基本权利可以通约吗？

设想一部废止死刑的刑法典关于蓄意谋杀罪的惩罚规定是终生监禁，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不是等于规定他可以选择以他的自由换取他人的生命？1这里涉及到基本权利的问题，一个是生命权，一个是自由权。从权利配置的角度看，一个社会对权利的配置不尽雷同，哪些权利是基本的，哪些权利是衍生的，亦颇多争议。单从刑法的角度看，关于基本权利，我们不妨从刑罚是对侵犯基本权利的惩罚性规定反演回来。刑罚的种类随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日趋统一：生命刑（死刑），自由刑（监禁），财产刑（罚金及没收财产）。生命刑剥夺的是人的生命权，自由刑剥夺的是人的自由权，两者皆属人身权利；财产刑则剥夺人的财产权利。采用反演方法，和刑罚种类相对应的三种权利应视为刑法认可的基本权利，其他权利皆为派生。

那么，基本权利可以通约吗？或者说基本权利可以切换吗？有两方面的理由阻却我们作出肯定的回答。第一，刑罚自身的回答。刑罚的种类相互之间是不可以互换的，从未有刑法明文规定司法当局可以和罪犯或其他相关人达成人身财产互换的协议，若此，必然导致法制的极度败坏。第二，更为主要的是基本权利的基本程度不同。刑罚种类的不可置换实是三种基本权利基本程度不同的要求，从财产刑场到自由刑到生命刑，反映的是刑罚不同的严厉程度，说明从财产权到自由权到生命权，一个比一个更加基本。生命是自由产生的前提，自由是财产产生的前提，这种基本的道理决定了三种基本权利基本程度的差异。既如此，基本权利难以切换。

基本权利不可切换要求不同人之间同一基本权利应该平等。不同人之间同一基本权利趋于平等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反映了法律的健全程度，亦是文明发展的结晶。历史上不同人之间同一基本权利不尽相平等的例子比比皆是。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生命的任意剥夺姑且不论，我国古代刑律规定子杀父，施以死刑，父杀子，则施以监禁或笞杖，就是一例，欧洲中世纪贵族和平民之间亦有类似的关系，最典型的则是君主可以无端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而不受任何惩罚，所有这些反映的是文明落后的不同程度。至当今社会，文明的发展促使公民的权利平等，这种权利平行首先要求不同人之间的同一基本权利应该平等。

如前述，废止死刑，在一个有理性的人看来，相当于法律承认一个人可以以他的自由换取他人的生命。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同基本权利之间的切换，违背了不同人之间的同一基本权利应该平等的要求，当然也违背了权利平等这一普遍原则。更进一步，废止死刑，必然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同一权利平等的原则要求同一基本权利的散失也应是该平等的，这是罪刑相适应的基础。而且，既然刑罚规定排除危害性行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在必要时剥夺危害者的生命为正当，实难看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待危害行为已经发生后，牺牲者已不可能再行正当防卫的行为时，法律剥夺危害者的生命为不正当，此时若以终生监禁代替死刑，实是一种牺牲牺牲者的做法。

废止死刑，促使罪刑不相适应，不仅牺牲牺牲者，更主要的是伤害了刑法的公正性。刑法的公正性，或者进而言之，法律的公正性，是以道德中的公正性为基础。“除非存在道德规则和原则，否则就不会有道德上的错误行为，从而也不会有任何正当理由去规定应受惩罚的法律罪行。”2因此，同一基本权利不可切换不仅仅是一项法律原则，更主要地应视为一项道德原则。对这项原则的违背无疑全伤害到人们的道德情感，废止死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亦是如此。

由基本权利不可通约可以看出，并无任何正当的理由来证明废止死刑是合理的，换言之，从法理上看，死刑并无废止的必要。顺便澄清两处可能产生的异议。一、从权利配置的观点看，权利系由法律创设，是否通约亦可由法律规定。-这是就法律谈法律，忽视了道德义务是法律义务的逻辑前提的事实。二、本文采用反演方法，从刑罚的种类推断三种基本权利，对于主张废止死刑者，从一些国家废止死刑的事实出发，可能只会推断出两种基本权利。-这一异议与第一点异议有同源之误。如前述，三种基本权利不可通约主要是一项道德原则，生命权随生命天然而来，并不为法律是否明文规定所左右，刑罚的三种类应是三种基本权利不可通约的结果，此外反演，只是为了论述之便。

二、 部分国家废止死刑的现实及国人的报应观念

死刑废止论者的主要理由有三：一、废止死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且部分国家（主要指部分西方国家）已废止死刑，未废止者亦少有适用；二、死刑并无有效威慑力；三、死刑存在的理由是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而报应观念是文明史前时期的遗迹，理当摒弃。3此三方面理由强有力，不过仍的讨论的必要。本文将逐一论及。

早期的死刑废止论者，如贝卡里亚，列举了多方面的理由来论证废止死刑。不过，究其根本，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贝卡里亚对莫斯科伊利莎白女皇的颂扬，就是极好的说明。4废止死刑作为一种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无疑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但若相反论之，推断废止死刑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则颇值怀疑。贝卡里亚处于君主专制时代，专制社会对死刑的滥用几乎不可避免。如前述，由基本权利不可通约，可以论证并无废止死刑的必要，但对死刑的滥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人在侵犯他人的自由或财产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反映了法律的残暴，在专制社会也就是反映了君主的残暴。为了抑制这种法律的残暴行为，防止死刑的滥用，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由一个极恶劣的极端走向一个较温和的极端，主张废止死刑，有其合情合理之处，但这不是应该废止死刑的法理证明。

如果非废止死刑不足以防止死刑的滥用，废止死刑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比之法律的残暴，个人的残暴毕竟只是一种小恶。部分国家废止死刑的现实实际上就是出于这种明智的选择，较之死刑的滥用，这标示了文明的进步，但难以看出是一国内部自身文明孕育的结果。以笔者观之，保存死刑而不滥用，才是文明的最终所求。前文论述基本权利不可通约，废止死刑作为权利通约的一种形式，违背了权利平等的原则，这和文明的发展对平等的追求是背驰的。另外，刑罚的三种类和三各种基本权利相对称，摒弃各种肉刑和非常刑，本是法制发展的结果，在不滥用死刑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证明破坏这种对称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若以一个单一的指标，经济发展，来计量文明进步的程度，一些极发达国家保存死刑而慎用的事实，是反证。

贾宇教授在论述废止死刑所需要的价值观时，写道：“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所以社会不能为了惩罚犯罪人而象犯罪人曾经做的那样再损害一个人的生命。”并认为这才是文明社会所应有的价值观。5贝卡里亚在论述废止死刑时，以一种激昂的语言写道：“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样的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并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6两者的论证在此是一致的，也一样地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只不过因时代背景不同，古者要激进一些。问题在于，“象犯罪人曾经做的那样”和“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律与犯罪人一样罪孽深重。在滥用死刑的情况下，确系如此，反之，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相同。犯罪需要罪孽，这才是法律惩罚的实质所在。慎用死刑而不废止，最多说明法律不够仁慈，但不仁慈并非罪孽。如若不然，像正当防卫可以致人于死命这类刑法规定，只能是一种法律教唆。

和贾宇教授有所不同-贾宇教授认为应该淡化民众在刑法思想方面的报应观念，7贝卡里亚虽主张废止死刑，却未必如是。贝卡里亚举例论述道，如果对打死一只山鸡、杀死一个人或伪造一份重要文件同样判处死刑，道德情感必定遭到破坏，而这种道德情感是无数世纪和鲜血的成果，极难形成。8这种道德情感就是民众的报应观念，它是公正的基础。看来贝卡里亚不想淡化它，相反，还有保持和继续培养之意。以此论之，要是贝卡里亚处在当今社会，看到废止死刑同样有可能破坏这种道德情感而又无死刑滥用之虞时，对废止死刑也必定难以肯首。

不过，在当今西方社会，人们崇尚法治，伦理观念日益衰微。究其衰微的原因，按麦金太尔的论述，是道德伦理概念的竞相冲突，9法律似不再是道德的主要载体，相反，法律几乎成为道德本身。法律几乎成为道德本身，在法治严谨的社会，不是不可行。由神法、经由自然法演变而来的西方现代法律，随着宗教的衰落和法律的健全，法律的道德负荷日渐减少因而日益有替代道德本身的趋势，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是不可能。不过，横向比较，历史地看，西方法律从未像古代中国法律那样承载过多的道德负荷。在古代中国，仅有刑律，失礼则入刑，刑维护的是道德-礼，而礼是维护整个社会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法仅是维护道德的工具，而不是法本身。梁治平先生在对西方的自然法和中国的礼作比较研究时指出，西方人强调实在法的道德依据自然法，表明了他们对法的尊崇，古代中国人对礼的强调，则恰好表现了一种对“法”的轻视，-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里面，法只具有否定的意义。10由西方法律体系移植而来的中国现代法律，不再是维护礼的工具。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经过几千年的积沉，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多大的改观，要求法律维护道德体现公正，依然会是民众强烈的呼声。在大多数民众眼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杀人偿命”，就是法律，若断然废止死刑，杀人不偿命，法律又何在！如此伤害民众的道德情感，姑且不论是否会引起犯罪数量的增减，很可能会让民众对法律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减少法律的道德负荷，不必力图去淡化国人的报应观念-这没必要，而且也不可行-只需健全法制即可。健全法制会转移民众的信心内容，对公正的期待可以不必再依赖抽象的道德观念而向实在的法律转移。前述在西方社会，法律日益有替代道德的趋势，就是民众信心内容转移的结果。不过，在法制健全之前，废止死刑而导致权利通约，伤害民众的道德情感从而引发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态度，这和健全之道是相背的。因此，在我国，法制尚待健全，主张废止死刑就有不切实际之处，死刑是否废止应是法治社会诞生之后的事。

三、 预防论：功利主义对死刑的考虑应向程序方面转移

主张废止死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死刑并不具有有效威慑力。死刑是否具有效威慑力，争议颇多，断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是贸然的。从理论上看，死刑的威慑力实是一种心理强制，促使潜在犯罪人产生畏惧动机。要估量死刑的威慑力（较之废止死刑而多出的威慑力），势必考察潜在犯罪人犯罪动机的各种形态，再看由于保存死刑是否增加了额外的畏惧，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践中部分国家废止死刑，谋杀犯罪率并不随之必然上升，有时还会下降，也不能得出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不过不管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都不是死刑存废的根据。

认为死刑并不具有有效威慑力，进而主张废止死刑者，是从预防论的观点看问题。刑罚的严厉程度只需以遏制犯罪即可，死刑既无有效威慑力，则可废止。预防论的观点本不错，但若单从此处出发，则必然趋向功利主义。援引贝卡里亚的例子，为了防止打死一只山鸡，对打死山鸡的行为叛处死刑是最强烈的遏制方法，威慑力不可谓不高，若真有人打死一只山鸡自觉自己难逃死刑的厄运时，不能否认他很可能去杀人，以求死有所值。这里是死刑的威慑力太高从而促使了谋杀的产生，死刑至少在此应该废弃，而向重罪偏移。但对于有些重罪，不管是否适用死刑，潜在犯罪人依然会实施犯罪，死刑的威慑力似又不够，在此亦可废弃，而向轻罪偏移。那么到底是死刑应该向重罪还是向轻罪偏移？-最终这只是一种功利选择而已。威慑力的高或低都不是决定死刑存废的根据。

和威慑力相伴的另一种预防论是矫正论，它着手于特殊预防，专门针对犯罪人本人。矫正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行，颇让人质疑。对于大多数过失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内心的愧疚就足以使他免于再次犯罪。而对于象菲利所说的天生犯罪人，任何矫正措施都未必有效。其他犯罪人亦然。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不消除，难保它们不会对重返社会的犯罪人发生作用。若仅以功利主义观之，对任何犯罪人都实施绝对消除是简洁实用的办法。主张矫正论的菲利在后半生对法西斯主义持一种赞同的态度，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又是什么在阻却对任何犯罪人都实施绝对消除这一罪刑不相适应的行为？显然是人们的公正观念。功利主义态度不可能把公正观念作为计量对象，从而计算其破坏与否对犯罪率的影响。一种道德体系的内在价值是不可计量的。

从追求刑法的社会效果的角度看，预防论应该考虑的是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把犯罪遏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彻底消除犯罪不是刑罚能够做到的）。废止死刑并不能表明是对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当废止死刑，导致基本权利通约，从而伤害人们的公正观念时。反过来看，把犯罪遏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其实质就是在维护民众的信心内容，让人们相信虽然犯罪并没有消除，但公正不是正在起作用么！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人们首先想到的绝不是去计算犯罪的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而是叹息社会道德的败坏。

预防论追求刑罚的社会效果，无可非议。这种追求的过程，必然产生功利主义计算，功利主义计算本也可以不必遭到非议，只要它能够算得清楚。问题就在这里，一旦功利主义计算算不清，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就可以促使一个政府采取任何偏颇的行为，刑法就有可能成为受功利指挥棒指挥的工具。如前述，功利主义不可能把公正作为计算对象，而且功利主义计算应以把犯罪遏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作为目标，那么，公正的观念较之功利主义计算，就应当先行。陈兴良教授在论述刑法的公正时也指出，刑罚的分配，总的说来，应当以按劳分配（报应论）为主，按需分配（预防论）为辅。11陈兴良教授的按劳分配，其实质是罪刑相适应。前已论述，废止死刑会破坏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死刑的保存适用也应是按劳分配的结果。以预防论的观点，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废止死刑的结论。既然按劳分配是主要，按需分配是辅助的，以预防论观死刑问题，就不应该是死刑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适用死刑的问题。

在君主专制社会，不废止死刑往往不足以防止死刑的滥用，废止死刑的呼声因而很高。民主社会滥用死刑的现象少有鲜闻，呼声相对低了许多，反而，在一些国家要求恢复死刑的呼声倒有所增长。仅在名义上保留对叛国罪和海盗罪适用死刑的英国，近些年其国民要求恢复死刑的呼声日高，就是一例。12究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健全程度。专制社会刑诉程序极不健全，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就是典型。民主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制完善的过程，当然也是刑诉程序走向健全的过程。在法治社会，由于受到严格程序的限制，滥杀是不可能的，废止死刑的呼声自然低些。按前文所述，在保留死刑而不滥用的情况下，文明对于权利平等的追求要求给予重大犯罪人以应有所得，出现恢复死刑的呼声当属情理之中。

前已论述，基本权利不可通约。按此原则，死刑既有保存的必要，同时死刑的适用亦极为谨慎。否则，就会出现法律强制性地以犯罪人的生命切换受害人有自由或财产。因此，死刑的适用应仅限于剥夺他人生命的罪大恶极的犯罪人。贾宇教授指出，对死刑只能采取谦抑而非扩张的态度，13确是十分中肯的，虽然贾宇教授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笔者则以为应该自觉为之。

从诉讼上看，犯罪人是否有罪，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越接近一越好。理由有三：第一、在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陪审团定罪采用的是多数表决制，这表明定罪是一个概率事件。第二、法律在证据制度方面的规定未必恰好切合每一个犯罪人的犯罪特点，且证据制度的严格程度易受实际需要的影响。第三、即便证据制度十分完善，但在适用的过程中，不能排除自由心证的主观影响。既如此-犯罪人是否有罪属于一种可能性，同时，又因存在量刑对罪刑相适应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偏差，死刑的适用就应该殊为谨慎。生命权一旦遭到剥夺，无可挽回，这和其他权利被误夺时这可以进行救济是截然不同的。

因人道主义之故，从预防论的角度出发主张废止死刑者，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完善刑诉程序，防止滥杀和误杀。至于死刑的存在本身是否人道貌，不应该有什么过多的歧议，因为只需要人道地执行死刑就行了。或许有一天，死刑终将失去存在的根据，但那不是民众关于公正的观念被淡化之时，而是民众素质普遍提高，社会上纵有犯罪，但罪孽还没有深重到需要赔进自己的生命去补偿时，此时死刑因无从适用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⑶ 死刑属于危害社会，国家为什么不禁止死刑

死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对社会危害大，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嫌疑人实施制裁刑律，对于震慑犯罪，尤其是性质恶劣的犯罪更有震慑力，对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不是危害社会，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根据我国国情，和人大及法制专家共议，暂不取消死刑。

⑷ 死刑的基本介绍

惩罚性：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剥夺一个犯人生命的刑罚。
威慑性：威慑和教育有犯罪企图者。
安抚性：安抚受害者遗族。
针对性：现代的死刑一般针对罪大恶极、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
维护性：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底限等。
残酷性：最古老也是最严厉的刑罚。
阶级性：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死刑，依据法律相关规定，是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剥夺一个犯人生命的刑罚，是最古老也是最严厉的刑罚。
死刑对罪大恶极、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处决，在严惩犯罪者、威慑和教育有犯罪企图者，安抚受害者遗族、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底限等方面，拥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显著。在各类处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将像法庭、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一样，拥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适用死刑的罪名（不同国家以其具体规定为准）：蓄意杀人、叛国、严重的故意伤害、强奸、暴力抢劫、劫持、绑架、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情节极其严重的各类普通刑事犯罪、数额巨大的贪污受贿等。
在中国，死刑分为死刑并缓期2年执行（死缓）与死刑并立即执行两种死刑判决。 基于人道主义，不适用死刑的人群有：实施犯罪时未成年的人（中国为18周岁）、审判时怀孕的女子、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人等。
中国法律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年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中国刑法既规定了“死刑”（实际指死刑立即执行）又规定了死缓，哪些情况应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哪些情况应该是用死缓呢?
审判机关在审判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是否存在“疑罪”的情况。
2、被告人是否有自首或立功情节。
3、是否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不起主要作用的。这也主要考虑其主观恶意不大。
4、行为人的危险性。如行为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并且对周围人的危险性特别大，则不宜适用死缓。
5、受害人及其他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事情的起因是由于被害人引起的，那么也应当适当考虑死缓。
6、是否可能是“活证据”。比如行为人是一个特大犯罪集团的知情人，如把他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可能使这个特大的犯罪集团的线索就此中断，因此可适当考虑死缓，不失为上策。 死刑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完全无法补救司法造成的错误（司法出错的机率不低）。另外死刑的执行也可能销毁重要人证；例如在美国有强暴犯因DNA测试而在21年后平反的例子、澳大利亚也有在处死后18年发现是冤死的例子。
死刑犯在作案时往往有获利或是报复的意图，从客观上讲，这是由于社会因素。所以社会应对死刑犯承担一定的责任。处决死刑犯对于其家属来说仍然是十分痛苦的，尤其对于其未成年的子女造成的伤害尤为巨大，一方面他们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还背负社会仇视，甚至在未来工作中也无法正常履职。因此，社会必须保障他们不受歧视、不受侮辱、平等对待。因此判处死刑应极为慎重，一方面须张扬社会正义，一方面也应尽最大努力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除主观责任占主导的故意杀人外，能轻判的尽量轻判。
早在文明开始之初便有死刑，但至今过半国家都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75个国家，发达国家中有美国、日本和新加坡仍然保留死刑。到2015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例外）都废除了死刑，一方面是基于这些国家的宗教背景，根据《旧约圣经·创世纪》，人类多次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均获得上帝特赦，盼望人可以回心转意，因此人类不可以僭越造物的天父主持生死的权柄，以报答神赐予人类认罪改过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基于民主制度、法制建设、人道主义的发展。
被判死刑犯人通称为“死囚”或“死刑犯”。通常死囚在行刑之前，都会被送往一个特定的牢房作单独囚禁。一方面，司法机关需要为死刑判决确认，以及为行刑作准备工夫；另一方面，可以让死囚有一个最后的申诉机会。

⑸ 中国废除死刑的局限性

法律分析：第一、从死 刑自身特点看，死 刑的保留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作为最严酷的死 刑是对犯罪最严重的制裁手段，因此可以平息民愤，满足人们对罪大恶极罪犯的强烈报复欲望，死 刑的这种安抚作用，是其他任何刑罚所无法取代的。其次，生命在中国民众的心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死 刑剥夺生命因而最具有威慑力，而废除死 刑在一定程度上是刑法威慑力的丧失，刑法所具有的预防犯罪的功能就会被极大地削弱。最后，死 刑具有公正性。死 刑是最原始的刑罚方法，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公正要求的结果。死 刑的执行是对被害人生命的的尊重和情感弥补。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个人的生命权受到保护的前提是尊重并且不非法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否则就要忍受生命刑。这种公正性是对生命和人权最好的尊重。

第二、从我国当代的国情看，死 刑也不应该被废除。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阶级矛盾突出，贫富差距大，教育水平低，国民素质普遍不高，而在当前，我国尚没有能力解决以上问题，而死 刑作为对人类最有威慑力的刑罚手段因而被统治阶级编入法律，稳固自身的统治，这样的情况下废除死 刑不符合我国的法制进程，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三条 主刑的种类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无期徒刑;

(五)死刑。

⑹ 为什么死刑犯不能立即执行死刑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看一些法制节目，但看到一些犯下滔天大罪的死刑犯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将这些罪无可赦的死刑犯立即执行死刑，但在实际情况中却不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死刑犯都是无法立即执行死刑的，有判为死缓的，即使立即执行死刑，也需要经过一些程序，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立即执行死刑，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立即执行死刑的特殊情况的，这是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一种行为。例如警察在出警的过程中，遇到某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会伤害到其他人的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并且通过劝解依然不听的情况下，那么警察为了维护他人生命和社会公共安全就可以对于此人执行死刑。

⑺ 注射死刑，对法制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多世纪来，法学界对死刑的存废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也有些国家废除死刑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死刑，但死刑执行方式朝着更人道更无痛苦化的方向发展，却是一种必然。 但是，目前中国老百姓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一次闲谈中，一位老年人愤愤不平地说：这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不是杀人就是放火，个个死有余辜，对他们仁慈，就是对被害者和家属的不公。 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个别。在我的随机调查中，上年纪的人反对注射死刑的多，而年轻人则大多无所谓，同意者认为：死刑已是极刑，何必变着法子折腾人呢? 事实上，据犯罪心理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证明：死刑对于恶性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大的阻遏作用，因为绝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在作案时根本不考虑有没有死刑，单纯地依赖刑罚特别是象死刑这样剥夺生命的重刑来解决犯罪问题是不可能的。 同样地，把死刑的实施方式设计得非常恐怖并不能达到威慑犯罪的目的，因为只有与人民对立的法律，才会在恐吓人民上打主意，如封建时代的法律。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将死刑设计得千奇百怪且残忍恐怖，甚至十分考究。比如寸磔，也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剐，如何割，一天割几刀，分几天割完，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受刑人提前死亡，那就是刽子手学艺不精。 封建统治者倍放死亡的恐怖和痛苦目的是为了吓唬百姓，因为这样的行刑方式，主要针对"谋反"或"谋大逆"等反抗封建秩序的罪名中。但实践证明，刑罚苛厉的朝代往往很快地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 注射死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作为继美国之后全世界第二个实施注射死刑的国家，中国在死刑执行方式上的尝试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也面临着许多实际的问题。 首先，注射死刑面临着一个规范的问题，如采用何种药物，行刑室如何设置等细化的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枪决死刑和注射死刑并用的阶段，我们该如何确认什么人该采用枪决行刑，什么人该采用注射行刑呢? 目前，采用何种行刑方式主要还是由法院决定，犯罪分子并无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