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草案三审稿
❶ 中国民法典的历史根基是什么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民法典草案三审稿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民法典。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和其它单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门法中有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一起调整着我国的民事法律关系,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❷ 民法典草案三审稿:民法典人格权编
【导读】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中,对于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做了有关规定,也对从事与人体有关的科研活动、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等做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具体是如何规定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吧。
公民生前未拒绝遗体捐献,近亲属可共同作决定
三审稿明确了人格权范围。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社会公众提出,人格权是人格权编中的核心概念,建议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予以确定,明确哪些权利属于人格权。
三审稿新增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并将该条第一款关于民事主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单列一条。
针对“遗体捐献”问题,有意见提出,死后遗体捐献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予以鼓励,建议明确公民生前未拒绝捐献的,其近亲属可以共同决定捐献。
三审稿新增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
从事与人体有关的科研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草案还完善了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草案二审稿明确,本法所称隐私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等。有意见提出,对隐私的定义作进一步研究修改,突出“不愿意为他人知晓”这一特点。
也有的意见提出,应当对在宾馆房间私装摄像头进行偷拍、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草案三审稿将隐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并增加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搜查、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此外,三审稿明确,与人体有关的科研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草案二审稿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
三审稿还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草案二审稿规定了个人信息的范围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
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部门、专家学者和企业提出,个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功能,也属于重要的个人信息,建议纳入个人信息的范围。
草案三审稿将自然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的范围。同时将第六章相关条文中的“使用”个人信息修改为“处理”个人信息,并增加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以上就是民法典人格权编有关内容,赶紧来了解一下吧。
❸ 民法典10月1日起实施,则10月1日以后立案的诉讼时效就是三年吗
今年10月1日起,《民法总则》将正式施行。《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民法总则》的立法宗旨和适用标准,今天小编继续针对《民法总则》备受瞩目的重大修改条文,推送“民法总则重大修改立法解读”系列文章,权威解读《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修改情况。
《民法总则》重大修改条文: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释解与适用: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一、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本条第一款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究竟规定多长比较合适,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有的认为,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建议维持《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的规定不变,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个人与组织的身份、资格都很明确,财产变化与流转速度加快,2年的期间已经能够保障权利人实现权利。二是《民法通则》实施30多年来,社会公众对《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已经比较熟悉,实践中没有发现大的问题。三是诉讼时效制度应有利于稳定相关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减少法院诉累,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不符合已经形成的法律观念和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目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能够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有的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将诉讼时效期间延长至5年。主要理由是:《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至三审稿均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这一规定具有进步性,但与实际需要相比还是较短。现在社会关系很复杂,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对权利人行使权利非常重要。时间太短,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人没有办法切实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的认为,应当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延长到10年或者更长。主要理由有:一是中国是熟人社会,实践中老百姓发现权利被侵害,往往不会马上到法院起诉。到决定起诉时,可能已经经过一两年,再请律师准备诉讼材料又需要一段时间,3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太短了;二是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会造成权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被义务人或者侵权者钻了法律的空子;也与我们提倡的“风正气顺”社会风气要求不相符,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经研究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需要符合一国的传统,考虑社会百姓的可接受程度,都要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分析。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是避诉的,当事人为了亲情和友情,为了社会关系的维持,往往不愿提起诉讼,在婉转表达的权利要求不能实现时,才提起诉讼,因此时间上常常比较晚。此外,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交易方式与类型也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要求权利人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已不适应中国社会现状与司法实践,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建立诚信社会,因此,适当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必要的。
但是,同样应当看到,除了督促权利人在合理期间内行使权利,公平分配权利义务关系等也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重要功能。诉讼时效期间过长,可能使权利人主观上产生错误认识,出现“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情况。在整个社会的宏观面上降低解决纠纷的效率,使得权利义务关系较长时间地处于不稳定状态,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往往都比较长。如法国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为违法行为发生时起算30年;瑞士、意大利、墨西哥规定为10年;日本规定为5年;德国规定为3年,但允许当事人在3年至30年之间自行约定;俄罗斯规定为3年。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规定为15年。应当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制定于18、19世纪,其时代背景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的立法理念和对经济生活的判断是从自由主义出发的,强调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行为后果的承担,不太关注对债务人的保护。此后的一百年间,西方国家的民事立法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义务。例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民事立法注重在合同中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德国把债务人理解为弱势一方),在劳动法中保护雇员的利益,在租赁合同法中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反映在诉讼时效制度上,就是重新分配权利义务双方的负担,缩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加强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因此,2002年1月1日,《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将《德国民法典》规定的30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缩短为3年。经过反复研究和调研论证,《民法总则》将《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从2年延长为3年,大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法律专家学者等对此表示赞同。
本款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允许特别法对诉讼时效作出不同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市场经济要求加快经济流转,通讯手段和交易方式的创新使得行使权利更加便利。因此,在商事领域可能存在需要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在法律另有规定时,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二、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本条第二款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则,主要有两种规定模式:一种是客观主义起算规则,即从请求权可以行使时,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主张时起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299条第1款规定,催告后时效受益人经过一段时间才须履行义务的,则诉讼时效期间在该段时间经过后起算。另一种是主观主义起算规则,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99条规定,普通消灭时效自满足下列两个情形时起算:(1)请求权产生的当年结束之时起;(2)债权人知道或在不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知道产生请求权的事由及债务人时起。《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00条第1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当事人获悉或者应该获悉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起算。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可见,《民法通则》采取了主观主义的起算模式。本款规定延续了《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亦采取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主观主义起算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在立法技术上,诉讼时效期间与期间起算点相互影响,二者互为牵制,突出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和各价值目标的平衡。客观主义起算点可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安定性的价值目标,但在权利人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不知道向谁主张权利时,即开始时效的进行,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也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目的。主观主义起算点权利人考虑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能更好地保护权利人,但也存在权利义务双方的关系与法律地位过多依赖权利人的担忧,可能会削弱诉讼时效制度的可预期性与安定性。因此,各国在立法上往往采取两种组合,即采用较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配合以客观主义起算点;采用较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配合以主观主义起算点。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各项目标。《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有的意见认为,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仍不够长。采取主观主义的起算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这一期间。
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主观状态,很多情况下,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一定能够马上知情。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差异较大。立法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采取主观主义起算点是较为公平的。因此,本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这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两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三、最长权利保护期间
采用较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并配合以主观主义起算点的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模式中,考虑到如果权利人知悉权利受到损害较晚,以致诉讼时效过分迟延地不能完成,会影响到制度的稳定性和宗旨。极端情况下,可能发生从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出现到权利人知道这一事实,超过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配套规定客观主义起算点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加以限制。应当指出,这种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并非一种独立的期间类型,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补足,在性质上是不变期间。本款规定的“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即为客观主义的起算标准。“二十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间,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已经有规定。考虑到一是《民法通则》颁布实施30多年来,出现适用20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情况极少;二是从《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长度、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及诉讼程序的客观情况,规定20年已经足够;三是本款规定了20年期间仍不够用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款仍然延续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将最长权利保护期规定为20年。适用最长权利保护期间时,需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才能决定。
❹ 民法典的内容。
一、民法典包括什么内容(《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民法典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包括七大篇章,分别是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二、公民民事权利内容
1、根据民事权利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民事权利可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人身权,是指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
2、根据权利的作用,民事权利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
支配权,是指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都属于支配权。
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抗辩权,广义上是指抗辩请求权或否认他人的权利主张的权利,有的称为异议权;狭义上是指对抗请求权的权利。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得以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
3、根据民事权利的效力范围,民事权利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
绝对权,又称对世权,是指其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都为绝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其效力及于特定人的权利,即义务人为特定人的权利。债权为典型的相对权。
4、根据两项相互关联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民事权利可分为主权利与从权利。
主权利,是指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不依赖另一权利可独立存在的权利。
从权利,是指两项有关联的权利中其效力受另一权利制约的权利。
5、根据相互间是否有派生关系,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
原权利为基础权利,是权利性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救济权是由原权派生的,为在原权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的现实危险而发生的权利,是保护性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6、根据权利有无移转性,民事权利可分为专属权与非专属权。
专属权,是指无移转性,权利人一般不能转让,也不能依继承程序转移的权利。人身权就属于专属权。
非专属权,是指具有转移性,权利人可以转让,也可依继承程序移转的权利。财产权多为非专属权。
❺ 我国民法典的通过时间是什么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详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立法经过: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12月23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体现对合同的保护,二审稿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2019年6月25日,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民法典继承编草案。12月20日,法工委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将2017年已经出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12月常委会会议审议。12月2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修改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编纂情况的汇报。据沈春耀介绍,民法典(草案)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12月2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❻ 求我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全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次民法典起草自1979年11月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小组
先后草拟了内四个民法草案,分别容为1980年8月15日的征求意见稿,1981年4月10日的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的第三稿,1982年5月1日的第四稿。第四稿民法草案包括8编,分别为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和其他规定,共43章,465条。这一草案虽未正式成为法律,但现行的诸多民事法律,包括《民法通则》都以该草案的相应编章为基础适当修改而成。——常识法律篇。
❼ 民法典草案三审稿四大看点及其解释
民法典草案三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其中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民法典草案三审稿四大看点及其解释。
看点一:进一步扩大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范围
近年来,各地宾馆、民宿、试衣间等场所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发生,引发公众担忧;另一方面,大量电子邮箱地址、公众人物行踪信息等被不法分子盗取放在网络平台上售卖,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安全隐患。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隐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并增加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搜查、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看点二:“自助行为”止损须符合限定条件
吃了亏能否自己“找补”止损?比如面对吃“霸王餐”的“餐霸”,饭店在警察赶到前能否先扣下人或其物品?对此类行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继在二审稿中提出“自助行为”免责制度后,又在三审稿中进一步予以规范。
根据草案二审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看点三:明确高空抛坠物侵权各方责任 强化源头治理
近年来,各地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为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认定难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的问题,草案三审稿规定,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看点四:缺陷产品召回由生产、销售者“埋单”
缺陷产品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对这一焦点问题予以明确:生产者与销售者。
此前,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对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害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次草案三审稿在二审稿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❽ 2020民法典编纂热点问题:护航美好生活
【导读】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要求以来,从立法机关到法律实务部门,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法典的编纂,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今天我们就来看看2020民法典编纂热点问题:护航美好生活。
以人为本,完善法律体系:
“民法典的编纂紧密围绕基本民事权利的确立、实现、保障和救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制度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处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
王俊峰认为,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出发,对紧急情况下财产征用、有关合同权利义务、物业服务企业职责和业主义务、侵权责任等条款,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将民事权利法定化、法定权利具体化,在总结既往立法经验基础上有许多新的突破,亮点很多。
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为例,侵权责任编草案明确了各方责任的划分,对于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同时,还规定了建筑物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有利于充分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王俊峰说。
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突出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王俊峰认为,这是民法典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国家对加强人格权保护的重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纠纷逐渐增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尽可能挽救当事人的婚姻,避免当事人因为一时冲动而草率离婚,并强化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维护和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王俊峰表示,承载着人民期待、凝结着几代法律人梦想的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也必将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汇集众智,各方高度认可: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一项重大立法任务。根据工作安排,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即首先制定民法总则,其次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法典。面对这部“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立法机关是如何“精雕细琢”的?
“民法典的立法过程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自2015年启动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部署,立法工作机构认真开展研究,广泛深入调研,采取多种形式听取意见建议,不断对草案进行完善。
“汇集众智”是民法典编纂中一个明显的特点。黄薇举例说,在婚姻家庭编起草过程中,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法定婚龄问题,除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建议外,为进一步提高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立法工作机构还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公民的结婚意向年龄开展专项调查。
事实上,相关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立法工作机构均通过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开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据初步统计,自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7次公布各分编及民法典草案,累计收到410349人提出的951607条意见建议。针对这些意见建议所涉及的问题,立法工作机构认真研究,并在草案修改过程中加以体现。
立法要实事求是,符合社会实际。黄薇介绍,立法工作机构多次赴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地方有关方面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在民法总则起草和民法典各分编编纂过程中,多次赴不同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深入小区、居委会、企业、高校等基层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并认真加以吸收。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还成立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中国社科院、中国法学会参加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专门会议。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纂过程中,如何完善高空抛物坠物的相关规则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黄薇说,针对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状况,立法工作机构在原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国外有关立法规定,召开由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物业服务企业、业主代表等各方参加的座谈会,并赴有关地方进行专题调研,最终对草案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取得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编纂法典,填补立法空白: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说,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是几代民法学者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民法典草案。
“这是新中国立法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王利明说,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具有基础性的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典草案分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7编,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吸收各国立法经验、体现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应有水平。
据王利明介绍,我国立法机关曾多次启动制定民法典,但因为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对民法典制定采取了“先零售后批发”的策略,也就是先制定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编纂民法典。但编纂民法典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要用科学合理的、富有逻辑性和内在一致性的体系来整合现有民事单行法的全部内容,并填补一些领域的立法空白。
“法典化有助于解决单行法律不全面、不系统、不协调等问题,解决顾此失彼的法律冲突。”王利明说,编纂民法典对司法机关来说,将提供全面、权威、系统的裁判规则;对公众来说,将指引和规范各种各样的民事行为。
“民法典草案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我国民法典编纂的一大亮点。它适应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回应了当前人格权保护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王利明举例说,民法典草案建立了对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由法院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及时发布禁令,有利于及时救济受害人。
王利明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后,立法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法学界、法律界积极建言献策、襄助立法。民法典各编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修改,目前,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已经成熟。编纂民法典是为民立法,把人民愿望置于首位,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最大化地谋求人民的利益。期待民法典早日颁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制度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奠定基石,保障经济发展:
“民法典为法院做好民商事审判执行提供了基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基本法地位,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石,也是法院审理和执行民商事案件最重要的实体法依据。
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既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也在供给侧为人民法院做好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全面详实的法律依据。“民法典是一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为人民法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基本指引。”刘贵祥说,民法典调整和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以权利为本位,系统规定了权利确认规则、权利行使规则和权利保护规则。例如,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通过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一一列举,凸显了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加强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
“民法典鲜明体现和弘扬了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时又是健全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刘贵祥说,例如,诚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在于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契约经济。民法典草案在总则编中倡导诚信的价值原则,同时在物权编、合同编的许多具体条款中建立起诚信导向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既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司法审判和执行指引,也营造诚信价值观的法治环境。
在刘贵祥看来,民法典与国家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一起,共同支撑着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民法典编纂,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也为不断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多元司法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依据和规则支撑。
❾ 00后法定结婚年龄
00后结婚,女性年龄需要达到20周岁以上,男性需要达到22周岁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9)民法典草案三审稿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二条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❿ 谈谈民法典为什么可以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
主要是民法典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生活中能碰到的法律问题,在民法典中都有详细的解答和规定,更像一本生活法律网络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