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指数

㈠ 中国各大城市排名

2005年央视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

1、上海
2、北京
3、深圳
4、广州
5、天津
6、杭州
7、南京
8、武汉
9、成都
10、沈阳
11、大连
12、长沙
13、济南
14、青岛
15、苏州
16、福州
17、无锡
18、哈尔滨
19、宁波
20、重庆
21、大庆
22、厦门
23、西安
24、长春
25、珠海
26、郑州
27、海口
28、昆明
29、太原
30、石家庄
31、温州
32、合肥
33、乌鲁木齐
34、南宁
35、南通
36、合肥
37、兰州
38、呼和浩特
39、贵阳
40、烟台
41、秦皇岛
42、包头
43、唐山
44、银川
45、汕头
46、连云港
47、威海
48、西宁
49、湛江
50、北海
同时还发布了综合实力排名，前15分别是：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南京、成都、沈阳，重庆，大连，长沙，济南，青岛

中国城市最新排名

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如果按照200个城市的比较数据计算，居于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天津、宁波、南京、温州，最后10位依次是晋城、宿州、铁岭、巢湖、宣城、汉中、保山、亳州、延安、池州。毫无疑问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多
位于三大都市圈内。东部沿海某些省份的一批地级市竞争力较强，提升也较快。

在本次研究中，综合竞争力指标由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4大类指标综合而成，按50个城市比较数据计算，各分项指标的排名状况依次如下。

人才本体竞争力

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排名中，列前10位的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苏州、厦门、温州、镇江、常州、佛山，最后10位依次是芜湖、郑州、呼和浩特、威海、南昌、天津、福州、石家庄、秦皇岛、徐州。总体上看，人才本体竞争力比较好的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小城市相对较弱，同时一些中小城市如温州、镇江、常州、佛山等挤入全国人才本体竞争力前10名中，说明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加大了对人才体系的建立，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人才本体竞争力指标由健康水平指数、知识水平指数、技术水平指数、能力水平指数、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创新意识指数、交往操守指数8个指标综合而成。这八类指标的基本排名状况如下：

①健康水平指数排名。健康水平指数由人口平均寿命 、婴儿死亡率、 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三个指标组成。列前10位的分别为深圳、珠海、北京、哈尔滨、秦皇岛、青岛、威海、石家庄、广州、上海－南宁（并列），最后10名依次是：芜湖、温州、乌鲁木齐、长沙、合肥、南昌、成都、泉州、重庆、台州。

②知识水平指数排名。知识水平指数由成人识字识字率、大专以上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知识水平综合指数三项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苏州、镇江、深圳、南京、厦门、南通、哈尔滨－西安、无锡－合肥，最后10位分别是：温州－台州、中山、南宁、天津、呼和浩特、徐州、重庆、惠州、泉州、东莞。

③技术水平指数排名。技术水平指数由专业技术人员指数、企业家创业人员指数、技术水平综合指数三项指数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宁波、温州、台州、沈阳、无锡、上海，后10名的是呼和浩特、重庆、西安、石家庄、济南、南宁、天津、武汉、秦皇岛、徐州。

④能力水平指数排名。能力水平指数由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 、组织与交往能力指数、开拓和适应能力指数三项组成。排序前10名的分别是：深圳、北京、广州、温州、常州、上海、苏州、厦门、台州、惠州、佛山，后10名是烟台、大连、威海、济南、南昌、天津、徐州、石家庄、福州、秦皇岛。

⑤价值取向指数排名。价值取向指数由重商意识、赚钱欲望、消费倾向组成，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广州、深圳、北京、厦门、温州、镇江、上海、苏州、宁波、东莞，后10位的是：大连－威海、天津、芜湖、徐州、沈阳、福州、秦皇岛、石家庄、郑州。

⑥创业精神指数排名。创业精神指数由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三项组成，排前10名的是：温州、深圳、北京、泉州、重庆、台州、镇江、中山、惠州、佛山－哈尔滨，后10位的分别是：厦门－长春、天津、福州、秦皇岛、成都、大连、沈阳、南京、石家庄。

⑦创新意识指数排名。创新意识指数由求新意识、平等观念、兼容心理这三个方面来表现，排前10名的分别是：深圳、上海、重庆、温州、广州、佛山、珠海、西安、惠州、金华－厦门，后10名的分别是：合肥－南宁、乌鲁木齐、镇江、徐州、常州、济南、福州、石家庄、绍兴、沈阳。

⑧交往操守指数排名。交往操守指数由诚信意识、法制观念、协作精神三项组成，位列前10名的分别为：北京、南京、广州、天津、哈尔滨、厦门－南昌、佛山、苏州、镇江，后10位的是：芜湖、乌鲁木齐、重庆、福州、温州、徐州、合肥、泉州、郑州、石家庄。

企业本体竞争力

在企业本体竞争力中，排名前10位的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南京、天津、东莞、中山、惠州，后10名是：乌鲁木齐、嘉兴、金华、泉州、台州、呼和浩特、秦皇岛、芜湖、徐州、镇江。

企业本体竞争力指标由企业文化、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战略控制、研发设计、生产过程、营销服务、竞争优势8项组成，这八项指标的排名状况基本如下：

①企业文化指数排名。企业文化指数由企业家欲望、雇主的作风、员工的精神三项指标组成，其中企业文化精神较强的前10位的城市：烟台、石家庄、绍兴－温州、深圳－广州－中山－惠州－杭州－淄博，后10位的城市分别为嘉兴、大连－成都－济南－泉州－镇江、长春、武汉、徐州、北京。

②治理结构指数排名。治理结构指数由公司董事会效力、委托代理有效性、经济利益激励三个指标组成，位列前10名的城市为：石家庄、温州、广州、杭州、威海、烟台－绍兴－金华、天津、哈尔滨－南通－西安，后10位的城市分别为：南宁－佛山－北京、无锡、呼和浩特、沈阳、上海、徐州、长春、镇江。

③组织管理指数排名。组织管理指数由企业管理普遍性、企业管理标准化、管理人员的经验三项组成，前10位的是：温州－广州、绍兴、南通－南京－上海、威海－南昌、西安－中山，后10名是：无锡－沈阳－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徐州、常州－秦皇岛、镇江、武汉、郑州－济南。

④战略控制指数排名。战略控制由企业决策的规范性、企业规划的慎密性、企业定位的准确性三方面组成，前10位的是：广州、温州－南通－金华－天津、南京－上海－威海－南昌－佛山－深圳－南宁，后10名是：厦门－无锡－徐州－常州―秦皇岛－郑州－济南、重庆－长春－乌鲁木齐、沈阳－武汉、镇江、成都。

⑤研发设计指数排名。研发设计由企业自主创新设计能力、企业模仿创新设计能力、企业综合研发状况三项指标组成，位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沈阳、重庆、郑州、长春，后10位的是：佛山、嘉兴、金华－泉州－秦皇岛、芜湖－惠州－镇江、东莞、威海。

⑥生产过程指数排名。生产过程由高新产品生产、生产方法复杂性、产品生产质量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在前10位的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南京，后10名的城市为：呼和浩特－东莞、烟台－嘉兴－秦皇岛、中山－芜湖、徐州、台州、镇江。

⑦营销服务指数排名。营销服务由产品品牌状况、产品营销深度、顾客满意度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前10位的是：广州、温州、天津、杭州－青岛、福州、绍兴－深圳、中山、嘉兴－台州－西安－珠海，后10位的是：济南、长沙、东莞－呼和浩特、武汉、沈阳－徐州、镇江、北京、成都。

⑧竞争优势指数排名。竞争优势由产品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的实质、高技术产品出口三个指标组成，排前10位的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广州、北京、东莞、天津、中山、惠州，后10位的是：南昌－泉州、金华－武汉、镇江、秦皇岛、南宁、乌鲁木齐、徐州、芜湖、呼和浩特。

生活环境竞争力

生活环境竞争力主要由经济吸引力和社会凝聚力加以体现，分别由私人消费和服务、基础设施质量、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城市自然环境、就业机会、司法环境、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政府服务九个指标组成，生活环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佛山、天津、苏州、杭州，后10名城市为：镇江、威海、烟台－呼和浩特、徐州、金华、长春、淄博、嘉兴、芜湖。总体来看，特大、大城市及风景宜人的城市生活环境竞争力较强。其中分指标具体排名情况如下：

①私人消费和服务指数排名。私人消费和服务由住房及价格、社区服务质量、私人消费质量三项指标组成，前10位的城市是：深圳、厦门、广州、北京、东莞、佛山、惠州、大连、珠海、温州，后10名是：芜湖－泉州、淄博、金华、烟台－镇江、西安、长春－天津、石家庄。

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基础设施质量由水电煤气设施指数、通讯设施指数、交通设施指数三项指标组成，前10名是：深圳、广州、上海、珠海、惠州、北京、南昌、无锡、石家庄、苏州，后10名分别为：武汉－呼和浩特－嘉兴、泉州、南通、徐州、金华、西安、温州、重庆。

③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由卫生保健质量、公共教育质量文、化娱乐质量三项指标组成，前10名的为上海、北京、南京、佛山、深圳、重庆、乌鲁木齐、济南、东莞、武汉，后10位为：镇江、呼和浩特、珠海、淄博、长春、宁波、威海、烟台、嘉兴、芜湖。

④城市自然环境指数排名。城市自然环境由城市环境质量指数、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城市环境优美度指数、城市风景优美度指数四个指标组成，前10名的城市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南京、大连、杭州、青岛、珠海、天津，后10名为：芜湖、温州、南昌、惠州、中山、石家庄、常州、金华、台州、南通。

⑤就业机会指数排名。就业机会由收入水平及增长预期、个人发展机会及预期、城市发展及增长预期三项指标组成，机会最大的前10位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天津、苏州、厦门、佛山、惠州、南通，较弱的后10位的城市：武汉－合肥、成都、哈尔滨、石家庄、长春、淄博、郑州、沈阳、福州、呼和浩特。

⑥司法环境指数排名。司法环境由司法体系保证履约状况、社会稳定性及预期、社会治安状况三项指标组成，北京、南京、厦门、镇江、佛山、南通、烟台、广州、苏州、上海为司法环境最好的前10位城市，后10名分别是：温州、徐州、呼和浩特、泉州、沈阳、东莞、石家庄、福州、淄博、长春。

⑦制度环境指数排名，制度环境由外地人的平等与机会、妇女的平等与机会、市民就业、迁徙的自由度三项指标组成，制度环境建设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北京、镇江－东莞、广州、深圳、温州、南京－厦门、惠州、珠海，而后10名城市是：合肥－重庆、大连－天津－石家庄、南昌－福州、呼和浩特、徐州、长春、沈阳。

⑧文化氛围指数排名。文化氛围由文化乡土性、文化国际性、文化多样性三项指标组成，其中氛围最浓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上海、北京、东莞、厦门、广州、珠海、苏州、中山－杭州，后10名是：秦皇岛、合肥、淄博、南昌、镇江、芜湖－长沙、石家庄、郑州、徐州。

⑨政府服务指数排名。政府服务主要从官僚主义程度、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率、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三个方面来考察，指数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厦门－苏州、广州、南通、北京、青岛、佛山－金华、宁波、西安，后10名是：郑州、深圳、台州、沈阳－乌鲁木齐、泉州、长春、徐州、石家庄、福州。

商务环境竞争力

商务环境竞争力分为硬环境竞争力和软环境竞争力两个方面，在硬环境竞争力中主要通过要素资源环境、产业关联、区位及当地需求、基础设施四大因素来体现，而法制与文化环境、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政府管理服务、政府营销战略则是商务软环境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在商务环境竞争力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南京、杭州、重庆、沈阳，后10名的是：威海、徐州、呼和浩特、台州、绍兴、芜湖、嘉兴、镇江、淄博、金华。大城市的商务环境竞争力总体强于中小城市。

⒈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

在商务硬环境中，要素资源环境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主要由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自然资源要素、生产要素成本构筑而成，对商务环境支撑较强的前10位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武汉、南京、杭州、沈阳、西安、重庆，而在这50个城市中，后10名是：徐州－常州、台州、芜湖、绍兴、厦门、惠州、泉州、金华、镇江，虽然一些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自然资源等“先天”优势较强，但由于其他要素发育不充分，构成了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的“瓶颈”。其基本要素排名状况如下：

①人才要素指数排名。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西安、南京、杭州、福州、济南－大连排名在前10位，其人才获得的便利性、专业技术人员及人才培训和引进等优势较强，排名后10位的城市为：台州、温州、深圳、泉州、徐州、常州、镇江、惠州、东莞、厦门，虽然一些中小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地位提升较高，但人才储备及人才体系建立远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长远来看，是城市竞争力提升最大的障碍之一。

②资本要素指数排名。资本要素主要由金融机构存款数、资金获得的便利性、融资体系的健全性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前10位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佛山、天津、武汉、沈阳、杭州、东莞，后10名的是：呼和浩特、绍兴－秦皇岛、泉州、惠州、威海、嘉兴、金华－芜湖、镇江，很明显，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由于改革开放进程较早，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其资本要素竞争力远远强于内陆中小城市。

③科学技术环境指数排名。科学技术竞争力较强的前10位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南京、杭州、济南、西安、重庆，后10名是：东莞－无锡、淄博、金华、徐州、泉州、佛山－中山、惠州、镇江。

④自然资源要素指数排名。自然资源要素由土地稀缺程度、获得土地的难易程度，供水丰富程度三个指标组成，其中条件最好的10个城市分别为：台州、宁波、南宁、南通、芜湖、佛山、南昌、绍兴、常州、杭州、温州，而较差的后10名为：北京、沈阳、成都、南京、上海、镇江、福州、哈尔滨、青岛、徐州。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集聚的不断增加，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自然资源要素的压力逐渐加大，而一些中小城市其优势日益凸显，在客观上为加快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条件。

⑤生产要素成本指数排名。生产要素成本由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实际利率三项组成，其成本最优的前10位城市为：惠州、芜湖、重庆、淄博、威海、哈尔滨、南通、沈阳、南昌、乌鲁木齐，而成本较高的后10位城市为：苏州、杭州、嘉兴－珠海、金华、中山、宁波、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⒉产业关联竞争力

城市产业发展决定着城市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方向，是构成城市经济收益的主体部分。通过产业关联指数的高低来衡量城市产业发展的环境，具体包括产业集群环境和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最高的城市是广州、重庆、南昌、西安、长沙、武汉、福州、温州、绍兴、杭州、珠海、中山、上海、深圳，多分布于江浙带，是我国产业关联程度最为典型的地区，也是市场经济和和民营企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其具体指标排名状况如下：

①产业集群环境指数排名。产业集群环境由产业群集发展状态、产业专业化聚集、群集中的合作程度三项组成，发展状况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广州、东莞、绍兴－杭州、温州－佛山－台州、嘉兴、深圳、威海，后10名为：沈阳、哈尔滨、大连、秦皇岛、厦门、长春、呼和浩特、北京、徐州、镇江，可以明显看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城市产业集群环境发展较差，此外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培育产业集群环境方面，包袱较重。

②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排名。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最高的前10位为：广州、南昌、西安、珠海、重庆、上海－福州、深圳、中山、杭州，后10名为：常州－呼和浩特、佛山、惠州、宁波－乌鲁木齐－北京－徐州、成都－镇江、淄博，相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城市的服务组织、创业服务、中介服务发展的较好，体系较为健全。

⒊区位及当地需求

当地需求规模和质量以及区位条件构成城市区位竞争力和需求竞争力，全国城市区位及需求竞争力最强的前10名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重庆、成都、南京，后10名是：绍兴－嘉兴、泉州－呼和浩特、芜湖、惠州、台州、金华、镇江、淄博，很明显，可以验证出外商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城市，区位及当地需求指数较高，而外商投资进入较晚且规模较小的城市，指数较低。其分项指标排名状况如下：

当地需求规模指数排名。当地需求规模由宏观经济预期、城市前景预期、当地的内需规模三个指标组成，规模最大的前10位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武汉、南京、沈阳、成都、杭州，后10名是：长春、威海、台州、泉州－芜湖－惠州、绍兴、秦皇岛、金华、呼和浩特。人口密度较高的大中城市明显高于小城市的需求规模。

①当地需求质量指数排名。指数最高的前10名为：杭州、上海、广州、深圳、中山、北京、青岛、哈尔滨、佛山、东莞，后10名是：烟台、天津－郑州、济南－金华、淄博呼和浩特、沈阳、南京、镇江，历史悠久、产业基础雄厚的大中城市消费者的挑剔程度、对高新消费品的喜好程度及当地环保和质量法规严格程度自然高于近期新发展起来的一些地级市，但一些中小城市经过粗放式发展，现在质量提升也较快，发展方式也较集约，如佛山、东莞等。

②区位条件指数排名。区位条件主要从自然、经济、政治科技三方面来考察，优势较明显的前10位城市为：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杭州、深圳、南京、重庆、沈阳，后10名是：威海－秦皇岛－惠州－烟台－金华－镇江、中山－佛山、南通、温州、嘉兴、台州、淄博。

⒋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中，前10名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厦门、武汉、大连、重庆、青岛，后10名是：长春、芜湖、徐州、威海、台州、绍兴、金华、淄博、镇江、嘉兴。

基础设施指标由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对外基本基础设施质量指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基础设施成本指数组成，这四类指标的排名状况如下：

①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由旅游会展设施状况、供电丰富度、交通拥挤度三个指标组成，前10名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东莞、重庆、武汉、青岛、大连，后10名为：台州、威海、长春、徐州、呼和浩特、金华、淄博、绍兴、镇江、嘉兴。

②对外基本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这种通过对外大型设施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方式，在城市排序中可以明显看出：前10名为：广州、上海、厦门、北京、武汉、深圳、福州、大连、重庆、南京，后10名是：徐州、苏州、石家庄、常州、绍兴－镇江、台州、淄博、嘉兴、金华，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直辖市的路网设施、港口设施、航空设施的建设力度较强。

③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由通讯设施、网络设施、电脑设施三个指标组成，信息化建设较好的前10名城市为：深圳、广州、惠州、珠海、上海、东莞、北京、佛山、中山、福州，而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的后10位城市为：南京－常州－嘉兴、武汉、西安、徐州－镇江、台州、淄博、重庆、呼和浩特。

④基础设施成本指数排名。基础设施成本主要由市内设施成本、对外交通成本、通讯信息成本组成，前10名城市是：泉州、徐州、南京、沈阳、福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惠州、杭州－常州，后10名是：南昌、大连－南宁、天津、芜湖、成都、烟台、西安、佛山、上海。

⒌法制与文化环境

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法制与文化环境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保障，也是保证城市竞争力可持续性的条件，其主要由商业制度、商业文化、秩序与安全、制度成本四大要素构成，最好的前10位分别由厦门－广州、北京、苏州－镇江、南京－深圳－上海、佛山、哈尔滨摘取，后10名是：沈阳－芜湖、呼和浩特－长春－威海、泉州－郑州、徐州、福州－石家庄。其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商业制度指数排名。商业制度主要由地方法规健全、连续性和透明度、法院体系保证履约状况、盗版知识产品状况三个指标体现的，前10名城市是：北京、广州、厦门、南京、佛山、上海、南通、嘉兴、烟台、深圳，后10名为：东莞、温州、福州、泉州、淄博、呼和浩特、石家庄、徐州、长春、沈阳。

②商业文化指数排名。前10名城市为：广州、厦门、北京、深圳、镇江、苏州、上海、哈尔滨、温州、南京。后10名是：成都－大连－秦皇岛、威海、芜湖－泉州、郑州、石家庄－徐州、福州。

③秩序与安全指数排名。秩序与安全由经济安全状况、社会治安状况两个指标组成，排序前10位的城市为：镇江、南通、南京－天津－威海、济南－烟台－常州、厦门－苏州－大连，后10位的是：淄博－徐州、长春－呼和浩特－泉州、合肥、广州－乌鲁木齐、福州、深圳、东莞。

④制度成本指数。制度成本由对企业非规范收费、对企业侵权成本、对企业诉讼成本三个指标组成，企业发展制度环境建设较好，则成本较低，企业的竞争力会较强，在200个城市中前10名是：徐州、重庆、温州、镇江、乌鲁木齐、合肥－福州、杭州、嘉兴、石家庄，后10名：北京－佛山－中山、威海、武汉－青岛、上海、长沙、南宁、深圳、芜湖。

⒍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

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指数由竞争环境、开放环境、市场国际化三项指标组成，指数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东莞、深圳、珠海－惠州、厦门－广州－上海、苏州－天津－佛山，后10名是：重庆－乌鲁木齐－济南－秦皇岛－成都－呼和浩特－长沙－芜湖、淄博、徐州。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竞争力明显于内陆城市，不仅因为沿海城市开放早，程度高，而且还由于沿海地区区位上的便利性以及历史上对外交流频繁，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同时，内陆城市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日渐加强，开放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市场竞争环境指数排名。市场竞争环境主要由同行业竞争程度、企业与供应商竞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三个指标组成，竞争环境较强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绍兴、广州、南昌、上海、常州、佛山、东莞、福州－杭州，后10名是：宁波、惠州－南通、芜湖、镇江、沈阳、大连、淄博－徐州、秦皇岛。

②市场开放环境指数排名。前10名为：沈阳、深圳、广州、东莞、宁波、佛山－南京、上海－石家庄、北京，后10名为：台州、淄博、西安、南昌、常州、嘉兴、福州－杭州、珠海、重庆。

③市场国际化指数排名。市场国际化主要从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资占总投资比重、企业国际交流程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中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东莞、惠州、珠海、深圳、苏州－厦门、天津、大连、上海－青岛，后10名是长春、金华－济南、石家庄、成都、呼和浩特、长沙、郑州、徐州、乌鲁木齐。很明显以企业为载体，以跨国公司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其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⒎政府管理服务

在政府管理服务中，指数较高的前10位城市分别为：无锡－镇江－温州、苏州－宁波－南通－绍兴－嘉兴－重庆－金华，而后几位城市是：深圳、南宁、长沙。

政府管理服务指标由政府监管指数、政府服务质量、政府管理成本指数三个指标组成，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政府监管指数排名。政府监管指数由审批和管理的程序复杂、政府监管适度性、政府监管有效性三方面组成，前10名是：沈阳、无锡、上海－芜湖、镇江、佛山、深圳－烟台、南通、南京，后10名是：苏州－重庆－杭州－合肥－中山－济南、福州－南宁、天津、大连－哈尔滨、东莞－秦皇岛。

②政府服务质量指数排名。政府服务质量较好的前10个城市为：南通－宁波－苏州、上海－绍兴、北京、青岛－嘉兴－广州－金华，后10名为：威海－常州－南昌－呼和浩特－济南－福州、沈阳、乌鲁木齐－徐州、长春。

③政府管理成本指数排名。政府管理成本指数由各种税收总额、部门非规范收费两项组成，其中成本较低的前10位城市为：徐州、温州、镇江－重庆、合肥－福州、杭州－乌鲁木齐、嘉兴－无锡，后10名城市为：天津－西安－威海、佛山－中山－武汉、青岛、上海、长沙－深圳、南宁、芜湖。

⒏政府营销战略

城市营销无疑正在或将要成为促进城市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方法和手段，而政府营销战略则直接决定着城市竞争力的强弱。在政府营销战略指数中，排序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佛山、南京、长春、重庆、苏州，后10名是：南昌、绍兴、金华－台州、徐州、南宁、淄博、芜湖、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㈡ 1-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介绍

1、开办企业。《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位企业家要开办并正式运营一个工业或商业企业时，官方正式要求或实践中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
这些手续包括企业家们为获取所有必要的执照和许可并完成企业及员工应向相关主管机关作出的通告、验证及注册所经历的程序。经济体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由它们的前沿距离分数排序决定。
这些分数为其构成指标的前沿距离分数的平均值。前沿距离分数说明了一个经济体离 “前沿”的距离。这些“前沿”通常在每个指标上拥有最有效率的模式或者获得最高的分数。
2、办理施工许可证。《营商环境报告》记录建筑行业的企业建设一个仓库需要办的所有手续及各项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2018年度的《营商环境报告》增添了一项新的指数——建筑质量控制指数，评估建筑规章的质量，以及质量控制与安全机制、责任与保险制度和执业资格要求的力度。
3、获得电力。《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企业为一个标准化仓库获得永久性电力连接的所有手续，包括向电力企业提出申请并签订合同、从电力企业和其他机构办理一切必要的检查和审批手续，以及外部的和最终的连接作业。
4、登记财产。《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个企业（买方）从另一个企业（卖方）购买一个财产，并且把此财产的使用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使买方能使用此财产或者用于扩大自己现用的企业、把此财产作为贷款抵押、在必要的时候把此财产卖掉的所有手续。
该报告也评估完成每一项手续所需的的时间和费用。《营商环境报告》也评估各个经济体的土地行政管理的优劣。该指标涵盖了五个方面：基础设施的可靠性，信息的公开程度，地理面积涵盖，土地纠纷解决，以及平等获得财产权。
5、获得信贷。《营商环境报告》通过一组指标衡量担保交易中借方和贷方的合法权利，通过另一组指标衡量信贷信息的上报。第一组指标描述担保和破产法中是否有某些特征使贷款更加便利。
第二组衡量通过征信服务提供商（如信贷社和信贷登记处）所提供的信贷信息的覆盖面、范围和开放程度。经济体获得信贷便利度排名由它们前沿水平距离分数的排序决定。这些分数是合法权利指数和信贷信息深度指数的综合前沿水平距离分数。
6、保护少数投资者。《营商环境报告》用一组指标衡量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少数持股者受到的保护，用另一组指标衡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份持有人的权利。数据来自对公司法和证券法律师的调查，并以证券监管规则、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法庭的证据规则为依据。
少数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的排名由它们的前沿水平距离分数排序决定。这些分数是对利益冲突规范的指数和股份所有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治理指数的综合前沿水平距离分数。
7、纳税。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一家中型企业在某一特定年份内必须缴纳的各种税项和强制性派款，也衡量因纳税与支付派款以及进行税后合规而产生的行政负担。
8、跨国贸易。营商环境报告》记录了与进出口货物的物流过程相关的时间和成本。《营商环境报告》衡量了与货物进出口总过程中的三组程序——单证合规、边界合规和国内运输——相关的时间和成本（不包括关税）。
9、执行合同。该报告以一家当地的初级法院为例来衡量解决一起商业纠纷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及司法程序质量指数，从而评估各个经济体是否采用了一系列可提升法院系统质量和效率的好的操作。
10、办理破产。《营商环境报告》研究国内企业破产程序的时间、成本和结果, 以及适用于清算和重组程序的法律框架的力度。办理破产指标的数据得自对地方破产从业单位对调查的答复，并且通过对有关破产制度的法律法规及公共信息的研究加以验证。

㈢ 行贿指数是什么意思

行贿指数BPI（Bribe Payers Index）是透明国际每3年一度进行的就全球各大经济体进行的行贿可能性调查。行贿指数于1999年首次发表，2011年的行贿指数对全球3000名企业主管发出问卷，依据他们对28个主要出口经济体在海外经商行贿的程度给予评分，零分代表经常行贿，10分代表没有行贿。
拓展资料：
一、什么是行贿
贿赂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财产的行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如逃税行为人给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财产，走私者为进出口走私货物给予海关人员的财产等；还包括因违反政策、法规和规章而获得的利益。例如，不具备继续教育、晋升、就业和应征条件的，可以升学、晋升、就业和应征。
二、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经济往来、违反国家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大量给予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以各种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回扣和手续费）。被勒索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而未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以行贿罪论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政策、规章，谋取利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国家政策、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便利的行为。
三、国务院各部门。根据本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正当利益不仅是指不正当利益本身，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所追求的不确定利益。这里所谓的不确定收益，是指需要通过竞争获得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利息是否到期取决于程序是否到期。因此，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程序获取这种利益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
四、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以及这些机关、单位指派给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所属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以及依法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

㈣ 关于法治指数

法治指数不是政府花钱买数字、筑政绩，而是帮助政府找问题。法治指数让政府“做了一次体检”，实现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层法治工作的盲点，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数推广到乡镇，使其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参考。
但要实现“找问题”的目的，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才是政府的问题，这就有个选择的趋向、选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由谁来确定是不是问题，由谁来评估问题。因为一些在普通公众看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眼里就不是问题。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进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体而言，法治指数要发挥作用，其评估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应该成为考核相关部门工作业绩和执法执纪水平的依据之一，就应该把问题解决程度和解决方式列为考绩标准之一，作为官员升迁和任用的重要因素。余杭法治指数评估的构成和数据来源，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为一项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监督手段，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设立法治指数，归根结底是为百姓谋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钱买数字、筑政绩心态，而是真心实意提高执政能力，真心实意推进依法治国，其积极效应该能得到公认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数的评估中，百姓的参与程度能越来越广，百姓的评估系数能越来越大，不确定和模糊的数据能越来越少，那么，它对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促进力度会越来越大，法治指数也就会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法治指数的评估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群众满意度评估，占总指数的35%；二是内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党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公务员；三是外部组评估，占总指数的17.5%，成员来自大学教授、企业家、新闻记者等人员；四是专家组评估，占总指数的30%。评估的主要依据，一是反映执政党及其党员清廉度的数据，来自当地纪委和反贪局等部门；二是犯罪和治安处罚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三是权利救济案件的数据，来自当地法院、司法、行政执法部门。

㈤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布2008年度“法治指数”，得分71.84。据悉，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见21日《人民日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会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监督和纠正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的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对政府进行评估，也是社会自治的内容；政府不应该浪费人财物，组织其服务对象对自身搞评估，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必然是无效劳动。
然而，在一帮专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这套数据体系”还是出台了。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组长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志铭。这些人一起鼓吹“余杭的经验是余杭的，也是全国的”。其中，张志铭教授一句道破天机：“余杭法治指数的示范效应取决于它的含金量高低”。
笔者就在这里为这些无知的专家们算一算，“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国首创的“法治指数”是“余杭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参与课题组”的结果，这肯定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其次，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他们在落实“法治指数”方面的总动员不知道要开多少会吧？这也是钱啊！再次，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以200万人口计算，为了组织一次这样的评估，究竟需要多少钱？大概至少几千万吧。最后，经验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余杭的经验也是全国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继续折腾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听广播说，每年大学生就业时在简历上浪费的纸张成本，共计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我想，这个“法治指数”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费肯定高于这个数字。最后，我要正告这些“知名法学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结果。

㈥ 什么叫法治实践

是以中国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创新中国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为具体任务，以实践、实证、实验为研究方法，注重实际、实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流派。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个性的法治实验场域，中国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实验特色，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司法改革“试点”就是典型的实验模式。“实验主义法治”这个词汇可以概括、描述当前中国法治改革的一个特征。

学界和政府协同实验创新是一种有效模式。各种法治实验场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法治实验需要学界和政府协力。一切实验都要讲究实验效果，而法治评估就是检验实验效果的方法。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法治评估方法。

法治评估不能局限于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等测评机制的运用，而是应该检验评估各种法治实验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评估是中国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主动融入实践，学者才能创造出切实有效的法治理论；只有主动融入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6)司法指数扩展阅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使命

1、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民族，中国历来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中国下定了决心、坚定了信心要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义不容辞地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使命。

2、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中国法律制度。

法治首先意味着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中国已经有一套法律制度体系，但并不完善，存在种种缺陷，与法治需要的良法还有很大距离。公权力腐败、私权得不到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种种弊端等都与法律制度缺陷密切相关。

3、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法治中国理论。

法治中国理论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内涵，有什么样的法治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法治理论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就是要担当起为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供理论指导、提供学理支撑的重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毫不隐晦地宣称，它的一切理论就是直接服务于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弘扬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一切制度的实施、一切思想理论的实践都有赖于法治精神的弘扬。法治精神是法治观念、法治素养、法治信仰等内容的综合形态，它渗透于法律制度，表现于人们的行为，沉淀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之中。

㈦ 司法签定两个医院珍断岁生冲突咋办

一般是以司法鉴定为准，如果有出入的话。可以在寻求一个司法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㈧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㈨ 视力指数40CM与30CM司法方面有何区别

说明视力有好转迹象

㈩ 司法鉴定七级伤残,赔偿指数为45%,怎么计算赔偿金额啊

七级工伤的赔偿标准: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本人工资)×13个月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本人工资)×25个月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本人工资)×6个月(合计4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