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座谈会

Ⅰ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1．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确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依据，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围绕完成党和国家交办的“四件大事”、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积极探索，努力创新，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向依法规范、依法运行、依法管理转变，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贯彻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的有效实现，保障和促进重庆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
2、2000—2010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总体目标；
——督促和推动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重在培养和强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法治氛围和法治权威。
——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质量，构建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具有重庆特色的地方性法规框架。
——健全民主制度，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形成深入反映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加强人大任免工作，积极稳妥地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突出工作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围绕“四件大事”及其他重大事项，认真开展监督活动，努力提高监督实效，建立健全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共权力的人大监督机制。
通过十年努力，为重庆建设成为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3、2000—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阶段目标：
——制定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规划和具体方案，建立依法治市工作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人大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组织指导体系。
——初步建立地方性法规框架的基础，全面结束适用四川省和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的过渡期。
——开展以移民工作、扶贫工作、减轻企业负担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执法检查，督促“一府两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制。
——指导和督促全面开展“四五”普法活动，为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代表工作为切入点，加强人大制度建设，依法实现我市地方国家政权的顺利换届，为依法治市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
4、在依法治市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相统一的原则，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主导作用。
——坚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与严格依法办事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以法治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和保障稳定。
——坚持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原则，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支持和促进“一府两院”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坚持民主法制的宣传教育与实践运作相统一的原则，以宣传教育引导法治实践，以实践成果丰富宣传教育活动。二、近期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贯彻实施
5、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实施，是市人大常委会的首要职责，也是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监督，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6、组织开展好执法检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要围绕移民、扶贫、国企改革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四件大事，每年选择一至二项法律法规作为重点，组织执法检查组，深入调查和检查，并向常委会会议提交执法检查报告。要重点监督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的情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常委会对执法工作提出的意见，要交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办理并要求反馈整改情况，必要时可以组织督查或跟踪检查。执法检查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做好计划安排，避免形式主义。要制定执法检查的有关规定，协调好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执法检查；做好与全国人大有关执法检查的衔接，尽可能地与其同步进行。
7、加强法规的清理工作。坚持地方性法规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及时清理、修改或废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需要的法规性文件。
8、组织开展好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认真执行《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规定》，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市人大法制专门机构每年应向常委会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情况。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9、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市的基础性工作。地方立法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增强重庆的综合实力服务，为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民利民服务。要认真贯彻《立法法》，坚持法制统一，突出地方特色，改进立法方法，提高法规质量，发挥好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体作用。
10、坚持地方立法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点，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立法中，要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
11、扩大地方立法的公开性。要坚持立法走群众路线，发挥好市人大代表、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作用。对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规草案，要在《重庆日报》上全文刊登，并采取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开辟专栏讨论以及召开座谈会、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市民的意见。
12、加强地方立法的计划性。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1997—2002年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各年度计划，分轻重缓急，有序进行。在规划和计划之外新增法规项目，须严格按程序办理并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13、注重地方立法的科学性。要制定重庆市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有关规定，搞好立法调研、协调和评估，完善法规草案的委托起草制度。要严格把好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论证关、法制专门机构的统一审议关，坚持法规案的二审制度。要探索地方民族立法的路子，探索就某一方面管理事务进行综合立法，科学地规范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
14、注意地方立法的适用性。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经济立法，注意法规的精炼和实用。重视法规解释工作，需要由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交常委会审议通过。
围绕中心工作，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
15、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好决定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依法治市的本质要求。要认真贯彻《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围绕全市工作的中心，加强与“一府两院”的联系与协调，依法听取有关重大事项的报告并作出决议或决定。要认真审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认真审议重庆市实施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要建立健全决议决定作出后的跟踪督办制度，开展好相关的检查或调研活动，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16、要进一步推进重大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涉及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及改革方案的讨论，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市人大代表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意见。
加强任免工作，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17、依法任免本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依法治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组织保障。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积极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的有效结合机制。要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扩大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对人大任免工作的参与程度。
18、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要坚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增强被任命干部的公仆意识、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提前15天将有关任命材料送交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制度，保证常委会会议的顺利进行；完善述职评议制度，每届选择10至15名被任命干部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述职评议，同时探索进一步扩大评议范围、改进评议方式的途径。对某些重要部门或岗位干部的任免，要同时审查其在原部门或岗位工作的离任审计报告。
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19、将监督工作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改进监督方式，完善监督程序，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
20、认真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题汇报。要开好每年的人代会，认真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要根据依法治市的需要，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题工作汇报，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要制定《重庆市预算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和对计划与财政预算的审查。
21、加强对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搞好机构改革；规范政务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严格依法行政。要制定《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督促市政府抓紧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的配套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22、加强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严格依法办事，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度；督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审务公开、检务公开制度；加大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案件的监督力度，严格执行违法办案责任制。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中出现的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要督促其及时查处并依法纠正。
23、开展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评议。认真执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评议工作条例》，有重点地选择有关市级部门，开展工作评议。要加大对重点部门的监督力度，探索对市里管理而又非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有效监督形式。
24、加强人大信访工作。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办好执法监督公开电话。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25、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市的先导性工作。要督促全面完成“三五”普法任务，参与“三五”普法检查验收活动；督促有关部门编制“四五”普法规划，作出关于“四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决议。
26、搞好法制教育和培训工作。要督促和协助有关部门健全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学法制度、建立法制宣传教育领导责任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工作力度。要搞好市人大常委会的定期法制讲座和新颁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律水平；开展对被任命干部任职后的法律培训并逐步制度化。
27、搞好法制宣传工作。办好《公民报》和《公民导刊》，督促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信息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将宣传依法治市作为重要任务，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加强对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的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依法治市中的正确导向和宣传动员作用。
28、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以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为目的，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相配套，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各个层次纵横结合的依法治理网络体系。支持他们把依法治理同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社区建设和创建文明安全小区，同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同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依法治理活动。
29、促进法律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律师、公证、仲裁、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发挥好律师、公证员、仲裁员、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依法治市中的独特作用。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市的法律服务事业有较大发展，服务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社会服务体系。

Ⅱ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认真贯彻党中央司法改革部署，坚持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一仗接着一仗打，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攻克，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人民司法的鲜亮底色。2021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238件，一审服判息诉率88.7%，二审后达到98%，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同比减少16.3%，在案件压力增大情况下，审判质效指标持续稳中向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责任体系建设，推动健全制约有效、监督到位、权责统一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细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确保院庭长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扎紧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制度闭环。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作用，推行类案检索、量刑规范化，运用司法大数据辅助办案，加强对各高级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审查，规范法官裁量权。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补齐短板，努力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坚持不懈防止公平正义因地区、城乡、行业和身份不同而出现差异、打折扣。
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庭审程序公正保障裁判实体公正。依法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改革和建设，更好实现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维护司法公正。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17.1亿条，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显。形成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报告220份，“数助决策”服务社会治理。知识服务平台涵盖类案推送、信用评价、庭审巡查等业务场景，为全国法院提供智能服务1.4亿次。智慧法院创新成果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全方位展示，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科技赋能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运用先发优势，推动技术创新、规则确立、网络治理向前迈进。浙江法院推进“全域数字法院”，福建法院融入“数字福建”，重庆法院探索“全渝数智法院”，司法紧跟数字时代步伐。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积极提供辅助引导或线下服务，帮助跨越“数字鸿沟”。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我国互联网司法从技术领先迈向规则引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司法保障，为世界互联网法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觉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贯彻到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落实审议意见和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专题调研报告意见，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公正高效审理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自觉进行民主协商，接受民主监督，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商提高涉外执法司法质效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通过召开座谈会、联合开展重点课题调研、共同举办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等形式，就司法政策进行民主协商，真心诚意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建议，努力改进工作。办好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是接受监督的重要方式，把456件代表建议、399件日常建议和153件政协提案饱含的民声民意，积极转化为公正司法的具体措施。比如，就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建议，发布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行政司法协同机制。就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建议，完善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见证执行、视察法院，让司法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6960名各级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律师在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受邀见证。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文书1.3亿份，网上观看庭审直播累计超过456亿人次。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认真听取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善于从意见建议中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回应社会关切热点，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参与司法。畅通人民参与司法决策的渠道，努力让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都充分体现民意。通过组织座谈、走访调研等形式，听取代表委员特别是企业界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意见，了解疫情下“企业想要什么”、“司法能做什么”，有针对性地出台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邀请代表列席审委会发表意见，共同研究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同命同价”、网络消费、在线诉讼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5件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138条意见建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司法的最直接形式。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扩大参审范围，落实随机抽取。全国共有33.2万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37.3万件，其中参与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结群众广泛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6670件，充分发挥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作用。
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紧紧依靠人民支持推进司法改革、破解工作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刑事和民事诉讼制度，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就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等重大改革及设立专门法院作出决定，有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31个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或出台文件，支持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支持人民法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代表委员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积极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有的直接参与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在扫黑除恶、攻坚执行难、一站式建设等一场场硬仗中，代表委员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展现蓬勃生机。
贯彻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支持配合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监督。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健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三、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法院队伍教育整顿，法院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思想作风发生深刻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轮训干警80万人次，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进机关青年干部“第一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史学习培训全员覆盖，引导干警筑牢政治忠诚，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审判成就展，推出《红色法庭百年志》纪录片，赓续人民司法红色血脉。推出15项司法为民实事清单，组织200余项办实事活动，用为民办实事的实际成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着力提升司法能力。完善法官入额、遴选、考核、退额等制度，择优选能。开展全国基层法官大轮训。加强知识产权、涉外等专业化审判人才建设。完善法官法新旧衔接政策，支持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培养双语法官2373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雄安新区）实践基地，加强援藏援疆援青干部选派，让青年干警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引导广大干警改进司法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全国四级法院院长、班子成员分别到6028个乡镇人民法庭驻庭调研，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与法庭干警同吃同住同工作，拜群众为师，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解民忧。
深入开展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刀刃向内，清除沉疴积弊，全国法院59万名干警接受革命性锻造，实现刮骨疗毒、激浊扬清、铸魂扬威。坚持问题导向，不护短、不遮丑、不讳疾忌医，一体推进顽疾整治和建章立制。坚决整治年底不立案，严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调代立、增设门槛，全国法院去年12月收案同比增长104.2%，群众反映长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到有效整治。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减假暂”案件1334.5万件，对有问题或瑕疵的5.9万件督促逐一整改，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出台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意见，决不允许“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破坏公平正义。狠抓“三个规定”落实，各级法院全部突破“零报告”，11.2万人次记录报告信息12.8万条，有干预就报告、有过问就上报形成习惯。出台近亲属禁业清单、规范离任人员从业等规定，坚决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21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06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09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刻汲取孟祥等反面典型教训，开展警示教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学习英模、弘扬正气，全国法院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好法官好干部，694个集体、596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滕启刚等24名法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法治事业的无限热爱。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周春梅法官用生命捍卫司法公正的崇高精神，努力践行“一心为民、知恩报党”，“做人清清白白，裁判坦坦荡荡”，“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正义不低头”。
各位代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看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司法能力不足，对司法实践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案件审判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基层司法能力仍需加快提升。二是司法改革还存在不到位问题，系统集成不够，司法管理存在短板，综合配套举措落实存在差距。三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既有存量、还有增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四是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Ⅲ 法院实行司法体制改革后，案件质量越来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权地方化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二）司法权行政化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三)法官素质不高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案水平低，超审限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四）审判方式不科学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五）“执行难”问题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六）司法腐败严重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二)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三）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四）切实解决“执行难”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五）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3.强化检察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Ⅳ 祝铭山的重要活动

· 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祝铭山为最高法院网题词 · 祝铭山参加最高法院举行表彰大会暨春节团拜会
· 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胜利闭幕
· 把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推向新阶段
· 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在京隆重召开
· 树立大局意识 发挥审判职能
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司法保障
· 祝铭山：盛会归来话兴业
· 最高法院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会见法院系统党的十六大代表
· 祝铭山参观最高法院书画展
· 祝铭山参加何兰阶遗体告别仪式
· 祝铭山参加最高院党组中心学习组会议
· 祝铭山参加人民法院报创刊十周年座谈会
·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祝铭山亲手为网站开通
· 最高法院副院长祝铭山、刘家琛、曹建明，政治部主任苏泽林出席中国法院网开通仪式
· 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闭幕
· 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开创法院队伍建设新局面
· 肖扬主持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 高法学习领导干部选拔和任用条例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进程
· 祝铭山主持召开院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了最高法院的网站建设问题
· 祝铭山：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开创法院队伍建设新局面
· 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闭幕 祝铭山对法院下半年工作作了部署
· 最高法院党组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 祝铭山就《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 肖扬会见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 祝铭山参加会见
· 高法认真学习江总书记重要讲话
· 祝铭山参加最高法院党组扩大会
· 南非宪法法院院长会见祝铭山
· 祝铭山带团出访科特迪瓦
· 祝铭山率最高法院代表团访问伊朗
· 祝铭山参加最高法院法官等级证书颁发仪式
· 祝铭山参加最高法院为离退休同志举行的金婚庆典
· 全国法院大法官颁证仪式隆重举行
· 祝铭山：苏区优良传统和审判作风永远是我们宝贵精神财富
· 祝铭山出席江西法院表彰大会
· 祝铭山参加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工作会议
·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祝铭山接受新华网专访
· 首批大法官颁证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Ⅳ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Ⅵ 如何做好司改前基层检察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适时掌握干警的思想状态
改革的成败，人是关键因素，何况司法改革直接涉及的是全体基层检察人员的政治、经济、职业待遇，更不能忽视“人”这个因素。重视人，就要了解人，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基层干警的所思所想。一是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机关的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堡垒作用，注意通过定期的干警思想状况观察研判分析，及时掌握干警的思想动态；二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定期不定期地与干警开展交心谈心，了解关心他们的心理和疾苦；三是职能部门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干警的期盼与困惑，为党组提供第一手情况；四是设计一份有针对性、大家关注度高、有情趣的问卷调查表，系统分析、了解干警的思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了解干警，认识干警，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分清形势，对症下药。
二、及时传递来自权威的声音
基层干警的困惑和迷茫不是对本职工作的不了解、不熟悉，也不是不愿意改革、害怕改革，而是对改革的动向、要求不了解、不知情。虽然上层不时通过一定渠道传递一些司改的讯息，但都是原则性、碎片式的，不能很好消除干警心中的疑虑。这时我们可以这样做：一是请进来。我们各级检察机关的党组织，有必要及时邀请上级机关领导、权威专家就有关司改的背景、意义、目标、任务等情况做尽可能的解读宣讲，一定要让基层干警明白：司改不是要人掉饭碗、降福利，而是为了建立更加权威、高效、公正、规范的司法机制，是为了提高检察公信力；二是走出去。到已经开始试点的兄弟院考察学习，了解他们开展试点的一些好的做法，以及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将考察学习情况与院情相结合，进行对照剖析，适度向干警传递，化解干警对司改的神秘感和无味的猜疑。
三、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模式
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最普遍的形式是政治理论学习教育，而最常见方法，也是干警们比较反感的就是学文件、读书、读报或者听报告、听讲座、座谈会，这种形式单一、内容空洞、缺乏针对、联系实际不紧的教育模式，不仅起不到教育作用，久而久之使人产生厌烦、疲惫、抵触的心理，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信息传播快捷、思想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政治思想工作的模式光靠简单地说教难以收到功效，因此，必须在灵活、细致、实在上下功夫。首先在政治理论教育上要注重灵活与创新。要与时俱进、丰富内容、寓教于乐。
可以利用“三会一课”、道德讲堂、群团组织活动等平台和载体，利用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信息化传播介质，开展有教育主题的文化活动、观看影视资料片、分层次参观考察、开设每周话题讲坛、组织敏感话题辩论，切实使政治理论学习教育富有政治性、思想性、新颖性、多样性、趣味性，让检察干警积极、主动参与进来，达到思想行动与党中央一致、理想信念坚定高远、爱岗敬业情趣高尚、热衷学习服务社会。
其次，在人文关怀上要体现细致与亲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蜻蜓点水仅仅停留在表面，要舍得下功夫，领导干部更不能高高在上，要接地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层组织架构，横到边、竖到底，开展“一对一”帮扶、“三必谈、五必访”活动，让干警时时处处都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有困难、有心思组织上能及时发现、及时排解。
第三，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要做到实在与管用。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务虚不务实，停留在说教上，干警希望看到的是党组织、领导干部为他们做了什么，是否在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这时我们的党组织，一是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科室、深入干警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各级各部门及时解决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难题和困难；二是党组织要定期研究干部队伍工作，制定一些有利用干部队伍稳定、进步的机制、制度，让干警感受到关怀、看到希望。
四、做好切合实际的前期探索
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政治理论学习教育、人文关怀，它应该是一个多角度、多维度、立体化的系统工程，加强基层院建设、探索符合检察规律的办案模式、改进机关的日常管理、排解干警的心理压力等等，只要是与干警有关的、让干警能够感觉到的工作，都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方面。目前基层干警最关心的是司法改革中即将涉及和面临的问题，要消除人人自危、心态浮躁的现象，一些不是第一批试点、还没有开始试点或者即将开始试点的单位，都可以围绕即将开始的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务公开模式等进行有益的摸底、探索。比如在有条件的业务部门开展主办检察官责任制的探索，配套承诺制、检察权限划分、绩效考核办法、风险等级评估等措施；针对现有人员紧张的状况，对一些部门进行适当的人员优化整合，职能合并；在进行基层院五年规划中，将干警吸纳进来，将司改涉及的问题融入其中，等等……作一些司改前的有益探索，使干警真正觉得司改不可怕、自己是司改的对象也是司改的主人，这样，才能减少司改阻力，进行华丽转身，取得预期效果。
五、丰富干警的检察文化生活
当前的检察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要求严，而基层的人员力量参差不齐，有很大一批干警感到身心疲惫、力不从心，这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如何缓解干警的身心压力上做文章，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应该是不错的缓解器和调节棒，可以凝聚人心、提高正能量。但这种文体活动一定不要是命令式或者强制性的。一是成立若干个兴趣活动小组。如球类、书画、摄影、田径等，让干警结合自身实际、爱好，自助选择，自由组合。二是加强群团组织的服务功能。自娱自乐当然好，但要让干警有成就感、提升兴趣，就必须有专业的指导、培训和一定量的比赛，光凭干警的自学自练是不行的。发挥这些群团组织的服务、协调、保障功能，积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横向联系，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加大检察文化设施的资金投入。有的单位在业务建设方面从来都是不计成本、舍得投入，追求高规格、上档次，但在检察文化上只做一些宣传式的表面文章，真正在文体设施上舍不得投入，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投入，干警在业余时间想轻松一下都没有好去处，或多或少有点失落感和不满。因此，加强基层院队伍建设，检察文化建设、投入是不可忽缺的。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Ⅶ 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会提高司法局待遇吗

继续推进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社区矫正试点和公职、公司律师试点，深化公证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推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化这六项改革，进一步促进司法行政工作体制和机制的完善。张福森是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做此表示的。他指出，这些改革目前都处在关键时期，有的需要巩固成果，扩大试点；有的还需要理清思路，克服障碍。据了解，在2004年底以前，监狱体制改革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要进行总结验收。张福森要求，重点抓好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特别是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确保监狱和监狱企业围绕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一共同目标协调运作，形成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对于深化和完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张福森指出，还要继续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推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公职、公司律师试点，重点是要规范对公职、公司律师的管理。”张福森指出，要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建立起适合公职、公司律师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探索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与法官、检察官作用和律师执业制度相统一，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等。”张福森要求认真研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不断改进、优化司法考试的具体设计。在公证体制改革和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制度等方面，张福森要求继续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进相关立法进程，从根本上促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程

Ⅷ 周碧华法官去世算工伤吗

是算工伤的。
因为邹碧华法官是在单位参加完上海司法改革座谈内会后前往徐汇区法院的容路上发病身亡的。
具体参考如下：
1、《上海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第十五条(视同工伤范围)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法释[2014]9号）
第四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Ⅸ 政法委是司法公正的障碍吗

1949年，根据《共同纲领》废除了民国政府的一切法统。政务院在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之外，设立了“政治法律委员会”，以代替尚未建立起来的司法机关。1954年宪法建立起司法制度，并规定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至此带有“训政”色彩的中共政法委员会便失去了它的合法性。195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党组《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批示“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这一党内批示全面违背了1954年宪法的司法独立原则，从此党委审查案件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79年。之间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取消了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一规定。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实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指示》，取消了各级党委审查批准案件的做法，改为由各级党委的政法委负责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监督和人事权力。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启蒙运动，司法独立的概念深入人心，中共党内开始出现对政法委凌驾司法机关之上的权力提出质疑的声音。中共十三大期间，政治局曾经讨论决定撤销各级政法委。但这项决定后来因政局的动荡而搁浅。在去年底的中共十六大会议上，85岁高龄的中共元老李锐提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再次主张撤销政法委、确保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他认为，“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这样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政法委的制度上的缺陷：

政法委统一领导侦、控、审在内的司法工作，是对法治社会一切基本程序的否定，从源头上造就了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环境。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对于旨在制衡国家权力的宪政秩序具有极为关键的功能。它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保障法院在两个普通公民之间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判者，而是保障法院能够在公民和国家（政党）之间，也能够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充当个人自由的保护神。然而在一套表面的公检法分工协助、独立执法的体制背后，政法委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如同釜底抽薪，使通过法治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这一方向从根本上落空。

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是任何机关所执掌的国家权力，都必须经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是伪机关。其一，宪法没有授予任何机关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进行领导和干预的权力。其二，中共的《党章》关于政党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我们找不到“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遑论其权力范围，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一是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委，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三是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内部并没有设置各种直接领导某一领域的专门机关。这也是中共《党章》所言“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体现。前些年中共中央曾一度设立金融工委和企业工委，这两个直接领导干预国企改革的政党机构，在今年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并入新的国务院机构。这些都是执政党敢于进步的表现。因此，目前政法委就成为了中共党内唯一一个直接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专门组织。

取消政法委，走向司法独立：

中国1982年宪法恢复了司法独立的条款，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不仅是我国的宪法原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司法独立不但是一个中国人基于宪法对于国家和政党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签署的一系列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下面引自阐述司法独立原则的一些主要国际条约和文件的规定：
1、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2、 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
3、 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于1985年制定、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
4、 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
5、 国际法学家协会《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标准的规则》，指出“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制作司法判决等活动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与其良心的命令”。
6、 198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审判人员、陪审员和陪审技术顾问的独立性及律师的独立性的宣言草案》，其中对将法官独立的解释是“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的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和出自何种理由。”
7、 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该宣言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地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

很显然，政法委这一机构的存在，与上述司法独立的要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在许多冤假错案中，都能看到政法委这一庞然大物的影子。正如伏尔泰所说，行政的腐败是对水流的污染，是一种可能被纠正的污染。而司法的腐败则是对水源的污染，是一切腐败中最可怕的腐败。因为除了一哭二闹三上吊，已经不太可能被矫正。司法独立和控审职能的分散，其制度意义除了防止出错之外，更在于出错之后有更大的可能得到纠正。而政法委对于司法独立的干扰，最重要的还不在于造就冤案，因为冤案是任何司法制度都无法彻底规避的。这一体制最恶劣的就是因为一种不受制约和分割的整体性权力的存在，使冤案一旦造成，就几乎彻底失去了昭雪的可能。

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但由一个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机构（最高法院）所推动和谋划的司法改革，却注定一直在要害的问题外围打圈。要推动真正的司法改革，确立起码的司法独立，就必须壮大担子把唬人的画皮撕开。必须公开的、理直气壮的提出取消各级政法委“垂帘听审”的非法特权。这种不可一世的特权，是中国司法制度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