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宪刑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刑法学怎么样

社科院的刑法有陈泽宪、屈学武、刘仁文几个人做导师，还可以，不过与清华、北大、人大、武大、政法大、吉大、北师大等学校的刑法还是有些距离的

② 醉驾最多判刑多长时间啊

醉驾最多判刑为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明文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车的判定标准：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血液中80毫克/的行为属于醉酒驾车。 根据国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80毫克的驾驶员即为酒后驾车，80毫克以上认定为醉酒驾车。

(2)陈泽宪刑法扩展阅读：

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

新修订的刑法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危险驾驶”入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明显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201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的醉驾案件进行调研，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至2018年6月，“醉驾入刑”实施以后，酒后驾驶引发事故数下降。

处罚条文

酒后驾驶，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再次酒后驾驶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驾驶证。

醉酒驾驶，由公安机关约束至酒醒。吊销机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酒后驾驶营运车辆，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醉酒驾驶营运车辆，由公安机关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酒后或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各方呼吁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定罪标准

高铭暄：最高法院副院长称，“情节显著轻微可不追究刑责”，但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因没有一个客观量化的标准，不但老百姓理解起来有困难，对办案机关来说也不好裁量。

如果都由法官来判定情节严重还是轻微，其裁量权也显太大。如果醉驾入罪不以酒精量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应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释。

陈泽宪：新的罪名刚刚实施会有一定的磨合期，执法机关应尽快收集醉驾案例作出调研，最高法也应颁布有指导性的案例，并希望尽早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有一个相对客观、准确、可操作的标准。

③ 醉酒驾驶判刑标准一般是多长时间

醉驾可处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拘役。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照，经过判决后处以拘役（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并处罚金;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辆，吊销驾照，10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照，终生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经过判决后处以拘役，并处罚金。1、《刑法》对醉驾的处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2、《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驾的处罚第九十一条第二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九十一条第四款，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第九十一条第五款，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④ 中国有哪些学者在研究刑事责任年龄

刑法专家有：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内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容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陈泽宪 何鹏 张军 贾宇 黄风等；
其中高铭暄教授是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教授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昌教授合称为中国刑法学界“北高南马”。
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刑法学里非常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刑法专家应该都对此有研究，但不会有专门研究这一个问题的人。

⑤ 2012三大本刑法教材编著者是谁

主编：
陈泽宪 张明楷
撰稿人：
周光权 陈泽宪（1-4章）
张明楷 李立众（5-8章；14-39章）
周光权（9-13章）

⑥ 据说法考的难度要增大，具体有哪些原因

1、法考红利期

很多人都说法考改革有改革红利期，改革的前几年考试比较简单通过率比较高，前两年的考试通过率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已经是法考改革的第三年，法考红利期即将过去，意味着考试难度可能要加大。

2、精华大学教授论

去年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老师在谈到对法考的看法时，公开表示法考难度比较低，建议加大考试难度。而且张明楷老师也参与了今年的客观题命题。

刑法客观题命题人：陈泽宪和张明楷，其中，陈泽宪为主编，张明楷为副主编，从历年试题来看，陈泽宪的观点偏综合，张明楷比较偏激，他一直主张法考试题偏简单。所以，考试难度应该不用多说了吧!

3、从业人数达到预期

2018年司法部发布的《改革纲要》中表示，预计在2022年我国律师总人数要达到62万人，而截至2019年底，我国执业律师已经有47.3万人，剩余缺口仅为14.7万人，即未来3年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律师人数不到5万人就可以了。

由于律师是法律行业中比较吃香的行业，所以每年会有接近一半考过法考的同学会选择做律师，而参加法考2年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执业律师，2022年想要成为执业律师，最晚需要2020年参加法考，近两年法考通过人数超过20万人，这部分考生中将有约10万人可能会从事律师行业，再加上2020年的考生将会达到预期，达到预期后法考难度可能会再次加大。

4、民法典的颁布

今年民法典发布，民法典的发布同时也预示着民法的分值加大，看到对民法的重视程度。考试难度也可能会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考试难度加大将会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所以现在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还是要尽早参加法考，避免难度加大之后再考更加困难。

⑦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中 减少的15项死刑是哪些

我国现有68个罪名会被判死刑。此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明确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泽宪说：“我国刑法中死刑涉及罪名很多，而真正适用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七八个罪名上，有相当一部分死刑罪名适用非常少，有的甚至从没用过，因此有压缩空间。”

草案主要内容：死刑罪名有望由68个减至55个、醉酒驾车及飙车即为犯罪处拘役、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上限提至25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征得同意、无力治理水土责任人应缴补偿费、当事人有权要求人民调解不公开等。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同时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现行刑法规定，判处死缓的，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草案将“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刑幅度修改限定为“二十年有期徒刑”。同时规定，对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二十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减刑。

草案还修改了现行刑法关于数罪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的规定。根据新规定，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将其有期徒刑的上限提高到25年。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首次将醉驾飙车、买卖人体器官、恶意欠薪等行为正式列罪。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也将按上述规定处罚。对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⑧ 你同意安乐死吗

在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提出实施“安乐死”这项事情的，有利的几点是：

第一：个人

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残疾或是疾病。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磨。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苦。

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解脱苦难的方式。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达到了真正人道主义的宗旨。

第二：家庭

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目睹病者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长时间的欺辱身心不堪重负，脾气性格也会变得难耐，最终要发泄出来。双方这样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

2.还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对于疑难病来说多数都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负债累累的下半生的生活。

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亲人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来终止亲人的痛苦。这些事情对病者和病者的亲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实施“安乐死”后，这些伤害、压力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会

实施“安乐死”后，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痛苦，也解决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说；生九个、十个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的负担跟辛劳要重得多。一个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比一个身背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缓慢得多。

第四：科研

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的观念。这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一种浪费。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疗研究。“安乐死”的实施后不仅会对国家的科研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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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的四个好处
最近友人在提倡安乐死立法,我想了一下,表示支持.我认为在患者完全资源的条件下,安乐死最少有以下四个好处:

一可以减少患者的痛苦.因为但凡想要通过安乐死结束生命的人,都是患了无法治愈的病症,与其不能有尊严的活着,不如有尊严的死去.

二可以减少患者家人的痛苦.家里如果有一个不能治愈的患者,不但病人痛苦,对家人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要解除这种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患者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

三可以减少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众所周知,现在的医疗费用贵得惊人,因病致贫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并不少见,而对某些病人来说,话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与其浪费,不如给生者留下,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

四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医疗机构虽说要赚钱,但毕竟是国家资源,对于那些身患绝症的人来说,住院治疗就是浪费国家资源,这些人早一天来开,国家就早一天减轻负担,尤其是对那些能够充分享受公费医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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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uthanasia

释义

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

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对出生时即为重残或痴呆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又称无痛苦死亡。一般多指后者。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安乐死的法律

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安乐死的历史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其他社会也有些安乐死的报道。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普遍了。对人类思想文化有巨大影响的宗教,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16世纪后人本主义的兴起，从天赋人权的基本思想出发，并不提倡安乐死。但是也有学者从社会的效益和理性的思考出发，考虑和提出安乐死的主张。如F.培根在《新亚特兰提斯》一书中，主张实行自愿的安乐死。D.休谟和I.康德也都支持安乐死。但总的来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来自医学本身。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安乐死的分类

一般分为两大类：①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②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有关安乐死的论争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① 消极的安乐死。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有人认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是合理的：a.病人的死亡已迫近，且不能避免；b.病人已失去意识，而且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已不可能恢复；c.病人在清醒时曾表示同意不使用医学中的生命支持措施,在病人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则由病人的直系亲属表示同意；d.放弃或停止使用生命治疗由医生来执行。但有些法学家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能否恢复意识很难预料,而医学的生命支持治疗的涵义又不太明确,而且直系亲属的同意并不总是符合病人清醒而又了解实情时的愿望。而且这种做法存在着把安乐死滥用于残疾人及老人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生而憎恶死。即使在理论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安乐死，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宁可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② 积极的安乐死。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苏联、瑞士、挪威、波兰、西德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1962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判决一个著名安乐死案件中,认为正当的安乐死必需符合以下6个条件：a.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b.病人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折磨；c.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d.病人在神志清楚时确实存在实施安乐死的要求；e.处死的方式必需是伦理上可接受的；f.必需由医生执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医生时才由适当的人来执行。这一判例已成为该国判断安乐死是否合理的标准。尽管有了从实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相当具体的条例，在执行中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诊断的不确切性（如是否为不治之症，死期是否已迫近），病人要求进行安乐死的真诚性（是一时性的冲动或病态心理），病人自身痛苦的程度（有时是亲人不忍睹，而非病人不能忍受），以及环境和护理的条件对病人的影响等。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安乐死合法化的运动

1935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3年后，在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1976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日本，甚至在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都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化。英、美的安乐死协会还曾起草过能妥善防止发生谋杀、欺骗、操之过急的提案。他们的提案均被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一一否决。1987年荷兰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制的法律条文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虽然西方许多国家都把安乐死看成犯罪行为，但支持实行安乐死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估计有十万人已立下遗嘱，告诉医生：一旦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生命行将结束时，不要再用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如日本的安乐死协会建立于1976年。三年后已拥有两千名会员。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1983年世界医学会的威尼斯宣言提出了消极安乐死的正式意见，同年美国医学会的伦理与法学委员会对于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的意见都已为安乐死实施创造了条件。

安乐死在中国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著名意大利诗人Piergiorgio Welby擅辩的让处于天主教会制度严重反对安乐死的国家领导人同意他对自己实行安乐死，可是一直得不到同意。2006年12月21医生拿走了维持他9年生命的呼吸器（respirator），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60岁。Piergiorgio Welby患肌肉萎缩（muscular dystrophy）40多年。就在宣布他死后数小时，为他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被捕。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近日，荷兰通过一项完全允许安乐死的法案，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意味着，今后医生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就会免遭起诉。至此，安乐死结束了半遮半掩的状态，可以在阳光下操作了。

但安乐死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就连一向以立法处于前沿而著称的美国，在安乐死立法上也是保守的。1999年10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授权药物管制的执法人员严厉打击有目的使用受联邦政府管制的麻醉药以助病人死亡的医生。美国犹他州一名医生向五名老年患者开具用于“安乐死” 的过量吗啡，被法院以两项谋杀罪和三项过失杀人罪判了三十年。

在法国，任何危害生命的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而澳大利亚的“死亡医生”，则干脆在国际水域施行安乐死，以避开法律的制裁。

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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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刑法法学专家有哪些

中国刑法法学专家有张明锴、高铭暄等。

1、高铭暄

高铭暄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高铭暄是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教授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昌教授合称为中国刑法学界“北高南马”。

2、张明楷

张明楷教授主要从事刑法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独著《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03年第2版、2007年第3版、2011年第4版，2015年将出版第5版）、《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7年第2版）。

曾独立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参加过联合国预防犯罪委员会科研项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家重点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

(9)陈泽宪刑法扩展阅读

研究对象

刑法学主要分为以下类型

1、规范刑法学，是指以本国的现行刑法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注释方法揭示法条的内容，并加以评注而形成的刑法规范知识体系。

2、理论刑法学，是指采用思辨方法，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加以阐述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在理论刑法学中，按照其内容又可以分为刑法法理学与刑法哲学。

3、比较刑法学，是指采用比较方法，研究各国刑法，探求其立法思想和原理的异同，阐述其特征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

4、国际刑法学，是指对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包括刑事实体法规范和刑事程序法规范）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刑法知识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高铭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张明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