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司法

『壹』 公考写作 组合拳 冲锋枪 先手棋，用法的词有哪些

深秋的八闽，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作为森林覆盖率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唯一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全优的省份，福建被誉为“山海画廊，人间福地”。

从绿色福建、生态福建到清新福建，一以贯之的是绿色施政理念。在此背景下，福建法院坚持理念先导、机制先行、模式先试和品牌先创，举司法之力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形成符合省情、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司法保护之“福建样本”。

理念先导：

补种复绿的三赢效应

10月8日，龙岩市永定区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庭长林灿岗来到古竹乡陂子角村，回访卢大娘复绿补种情况。放眼望去，因大火留下的满山疮痍已化为满眼绿意。去年11月，卢大娘到农田干活，将铲好的稻草堆成堆并点火燃烧，不慎引发森林火灾，导致155亩林地受损。永定法院积极促使卢大娘与被毁山场林权所有人签订了补种协议，最终对卢大娘从宽处理，以失火罪依法判处其缓刑。

这是我省自实施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制以来的成功实践案例。

“补种复绿的做法源于生态修复司法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使被损环境得到尽快修复，还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可谓"一判三赢"。”全国人大代表、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告诉记者。

长汀，曾是我国四大水土流失严重地之一。为防止生态案件一判了事，当地法院创新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判后三督促”机制，即督促被告人落实修复义务、督促所发司法建议的落实、督促被判处缓刑人员落实承诺。通过此举，当地近96%的被毁林地重披新绿。省人大代表、长汀县水土保持站站长彭绍云说，长汀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法院的保驾护航。

生态修复理念发端于“林”，又不止步于“林”。全省法院将单纯的林业林权保护拓展到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探索从森林延伸到空气、水流、海域、滩涂、矿产资源等领域的生态司法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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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先行：

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

10月29日，由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原告身份提起，“史上最严”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南平中院落槌。

专家指出，该案是个积极信号，预示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的老问题将开始瓦解。媒体纷纷将此案视为“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完善的分水岭”，标杆意义明显。

生态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意识到，运用新《环保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手握利剑保护自己的家园，让无序生产、无视生态的污染企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早在公益诉讼相关法律规定尚未明朗、诉讼主体尚不明确情况下,我省法院就先行一步，积极探索生态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尝试以林业主管部门、环保公益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生态公益诉讼，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公益诉讼入法后，我省法院进一步畅通诉讼渠道，积极健全完善受案范围和诉讼程序等相关机制，对公益诉讼所涉诉讼主体资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及禁令判决等实践性问题进行探索，鼓励、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有序开展，推动生态公益诉讼改革落地。

模式先试：

专业审判的改革红利

去年5月，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杨圣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省高院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这意味着，今后，他将与其他11名环境资源专家一道，参与省高院生态环境疑难法律问题“把脉”，为审理生态环境重大疑难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专家建言、智库助力，让我省生态审判专业化特色日渐凸显。

早在1982年，我省就率先成立覆盖全省的林业审判庭，为守护中国最绿省份筑牢法治屏障。随着环境资源约束趋紧，涉及生态各类案件日趋复杂，原有林业审判庭收案范围窄小，已难以适应生态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省高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祝昌霖告诉记者，以往除林业外的其他涉生态环境资源各类案件分散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受理。这种模式下，司法尺度难以统一，法律矫正功能的合力难以聚集。于是，一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改革在全省持续推进——

地处闽东山区的柘荣法院率先发力。随着2007年“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落户当地，柘荣法院应势而为，成立全省首个生态环境审判庭；

2010年5月，漳州中院成立全国首个中级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

2014年5月，省高院成立全国首个高级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

改革后的全省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推行集中管辖制度，对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和非诉执行等各类案件统一归口管理。涉及生态的刑事案件就扩大到如破坏森林植被等31类，民商事纠纷案件扩大到涉及大气、水、噪声、放射性、土壤等环境污染责任等18类，解决了过去审判资源闲置不均、审理标准宽严不一等问题。

截至目前，我省法院已设立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庭65个、专门合议庭17个，生态环境资源审判人员达300余人，审判机构数、生态法官人数、办结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数，均居全国法院首位。

品牌先创：

绿色司法的民心战略

一辆车、一枚国徽、三五张桌椅，这是古田县法院生态车载巡回法庭的全部家当。车载巡回法庭开进山村、驶入集市，让国徽闪耀在大树下、法槌声响在弄堂里。

几年前，古田县宝峰村前任村干部瞒着村民，将村里千亩松木林贱卖。就在此时，生态车载巡回法庭驶进村庄，法官林章平向村民支招——走诉讼渠道。后来，历经4个月，古田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前任村干部未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擅自贱卖村里财产，程序违法，合同无效。

生态是我省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全省法院以生态司法保护为主品牌，大力推进生态司法品牌战略。

各地法院不断创新生态司法便民模式，在重点林区、景区、矿区、自然保护区、海域等设立生态巡回法庭、办案点、服务站142个，法官利用节假日、农闲时间等开展巡回办案、法制宣传，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就地调解、就地宣判，让老百姓感到“法律就在身边、法院就在家门口”。

针对生态环境纠纷日益多元化、利益难平衡的特点，我省各地法院建立矛盾纠纷诉（访）前化解工作机制，设立诉前调解室、调解联络点，形成村、乡、县、市四级生态环境矛盾纠纷化解网络。同时，将调解模式从单一向聚合转换，将调解阶段从诉前向诉中、判后各个环节延伸，将调解类型从涉林向涉生态环境资源各个领域拓展，使大量涉生态环境矛盾纠纷案件更多以和谐方式得以解决。2011年以来，全省诉前化解涉生态类纠纷3966件，促进了林区、生态区的稳定和发展。

『贰』 生态修复包括哪些方面

1、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修复。国土空间格局是国土空间多重性与人类需求多样化双向选择的结果，也是自然界复杂多样化与生产地域分工专门化相互作用的产物，还是海陆空间、交通空间、土地利用空间、景观生态空间、社会文化空间、投资发展空间和虚拟空间综合平衡过程的矛盾统一。

2、国土空间生态基础网络修复。生态系统基础网络是维护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关键性空间基础，是城乡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保障。例如廊道、绿道和遗产廊道等都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基础网络。

3、国土空间生态景观修复。国土空间生态景观是自然景观、经济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多维生态网络复合体，是国土空间表层的生态联系。

自然景观主要是地理格局、水文过程、气候条件、生物活力等的复合；经济景观主要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产业过程等的复合；人文景观主要是人口、体制、文化、历史、风俗、风尚、伦理、信仰等的复合。

4、国土空间要素综合修复。对国土空间山、水、林、田、湖、草、海等要素，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破什么修什么”的思路，统筹各要素进行综合治理。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工程类型

目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研究刚刚开始，对其分类尚未形成共识，国家层面也缺乏统一的分类界定。按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象和所采取工程措施的差异，可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工程类型划分如下：

1、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修复对象是矿山地质生态系统，如矿山环境土体重构工程、景观地貌重塑工程、塌陷地水环境修复工程等。

2、水环境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修复对象是陆地水生生态系统，如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水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等。

3、退化污染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修复对象是退化土地生态系统，如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工程、土地沙漠化生态修复工程、土地盐碱化生态修复工程、土地污染生态修复工程、废弃土地生态修复工程等。

4、海洋海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修复对象是海洋生态系统，如海洋生态修复工程、海岛生态修复工程、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等。

5、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修复对象是生物和景观生态系统，如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工程、景观生态修复工程等。

『叁』 先主动缴纳了生态修复金又负了刑亊责任生态环境局还有权来追损害赔偿吗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告违反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因此，修复生态环境只是其中一种责任承担形式，如果有损害的还可以主张赔偿损失。

『肆』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取得哪些积极进展

近一年来，各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逐渐成为常态。从2017年7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写入法律，到今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10565件，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6335件，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等15.2万亩，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284余平方公里，督促1451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为“美丽中国”筑造了一道坚固的司法保护屏障。

探索生态修复司法理念，建立生态修复机制

在检察机关办理的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除污染环境案件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破坏生态环境案件，比如违法采矿、滥伐林木、非法捕鱼等。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曾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某公司在对一处废弃采石坑群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时，敷衍了事，没有达到治理要求，深达100多米的采矿坑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检察机关向区国土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责令该公司限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自查在监管其他已关闭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上，是否存在类似的怠于履职情形。福建厦门同安区国土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采取措施，督促该公司将采石坑作为建筑废土处置消纳场立即进行回填，彻底恢复采石坑生态环境。

在办案实践中，“增殖放流、补种复绿”越来越成为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经常性要求，被告人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被要求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快速有效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保护。

内蒙古一公益诉讼案被告人被判决补种16966株树木；江苏省一公益诉讼被告人被要求在指定地点补种3年生以上黑松苗2000株，并负责养护1年，验收成活率需达到95%以上……胡卫列表示，生态恢复的要义在于“恢复”、关键在于“落实”，首先要做好修复方式的评估和选择，征求专业部门的意见合理确定补种的品种、数量、地域等要素，做细修复方案，确保生态环境的修复落到实处。

来源：人民日报

『伍』 一团伙被判赔生态修复费近30亿，该组织在当地做了哪些违反犯罪的事情

广东佛山一团伙，被判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这笔费用总数将近30亿元。只因为该团伙长期以来，存在非法采砂、采矿，以及收购濒危野生动物等犯罪行为。

正是这些犯罪行为的存在，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也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才会在审理此案时候，处以如此之重的处罚。

所以在我看来，即便是用30亿元，来修复被破坏的生态，可能也未必就能让生态恢复原来的模样。

『陆』 生态修复的定义是什么

生态修复是指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及增加视觉和美学享受的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

『柒』 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是否可诉

是可投诉。
生态 修复工程 实施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类别：土壤修复 来源：中国环境报 作者： 胡雪丽 陈安 吴波 余向勇 2018年12月，以宜昌市为主体申报的湖北省长江
承担国家及区域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研究编制与实施评估；承担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技术支持；开展全国和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及应用研究；开展生物多样.。

『捌』 生态修复的定义

焦居仁（2003）认为，生态修复指停止人为干扰，解除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超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自身规律演替，通过其休养生息的漫长过程，使生态系统向自然状态演化。焦居仁认为恢复原有生态的功能和演变规律，完全可以依靠大自然本身的推进过程，在其界定的定义中，生态恢复仅依靠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
关于生态修复，日本学者多认为，生态修复是指外界力量受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重建和改进（不一定是与原来的相同）。这与欧美学者“生态恢复”的概念的内涵类似。焦居仁（2003）认为，为了加速被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还可以辅助人工措施，为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服务，而加快恢复则被称为生态修复。该概念强调生态修复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为主，而以外界人工调控能力为辅。

『玖』 “毁绿补种”判决为何是生态司法样本

湖北武汉新洲一男子因盗伐65棵意杨，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同时，法院还另判其在原地补种130棵苗木并保证存活。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我市首例“毁绿补种”刑事判决于8月14日生效。

司法在定分止争，化解个案矛盾纠纷的同时，其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打造诚信、文明、法治的社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社会大局提供法治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美丽中国画卷的重要内容，建设、呵护好绿水青山，有损害就必有修复，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健康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院作出的“毁绿补种”刑事判决，用法治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修复，让破坏生态环境的罪犯，不仅面临严厉的刑事惩罚，还必须承担起修复、弥补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这一判决可以说实现了执法办案与生态修复的综合效果，彰显了生态修复性司法保护的理念，打造了生态保护的司法样本，发挥了司法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社会大局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价值。这样的司法，也是生态的，环保的，可亲的，接上了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地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意识。此判决受到社会和群众广泛点赞也是情理中事。

来源：法制日报

『拾』 环境公益诉讼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实践已经证明意义重大。2015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宣判。该案的审理对公益诉讼主体的条件进行了规范，其一审和二审判决，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法院审理这起公益诉讼案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损害环境的民事责任，维护了公共利益，对那些肆意破坏环境的个人或单位提出警醒，让社会看到司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典型案例回顾：

谢某、倪某、郑某、李某为采矿先后非法占用林地共28.33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2015年1月1日，一审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依据当日施行的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向福建省南平市中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3个月内承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3个月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由第三人南平市国土资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组织恢复林地植被。南平中院审理该案后，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四被告五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生态修复或异地公共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2015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宣判，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谢某、倪某、郑某的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