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司法制度

⑴ 韩国审判制度简介

韩国与中国的司法制度在体系上虽没有太大差别，但其构成和内容上却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点。

司法制度

一般来说，狭义的司法制度是指有关对法律秩序违反行为具有判断能力的法院的构成、职能及运用的制度。广义的司法制度包括狭义的司法制度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检察制度和辩护士制度。

韩国的司法制度分为法院、检察庭、辩护士三个职责领域，这方面与中国是一样的。但是，韩国除了最高法院——大法院，还设有被赋予违宪审查权等一定审判权的宪法裁判所；另外，与裁判管辖相联系来认定土地管辖以外的事物管辖等的体系与运用方面，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

宪法裁判

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应属于大法院，或应属于另设的第三机构的问题，各国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应属于大法院的理由是：大法院作为最高法院，是最高法律核心，因此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违反与否的解释也应属于大法院的权限，从而完善法律解释的统一性；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应属于另设的第三机构的理由是：大法院是对具体案件拥有最高法律适用解释权的机构，对与具体案件少有直接牵连、政治倾向浓厚的违宪与否的问题，应由另设的第三机构来专门处理，这有利于坚持司法权的中立性。

韩国施行由另设的第三机构——宪法裁判所对法律的违宪与否的问题进行审判的制度。

宪法裁判所由具有法官资格的9名裁判官组成，裁判官由总统任命。宪法裁判所所长作为宪法裁判所的负责人，由总统经国会的同意在9名裁判官中选任。宪法裁判所所长代表宪法裁判所，统一管理宪法裁判所的事务，指挥并监督所属公务员。若宪法裁判所所长缺位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职责时，根据宪法裁判所规则所规定的顺序，由其他裁判官代为执行。

总统任命宪法裁判所裁判官时，其中3人由国会选出，3人由大法院院长指定，总统可自己任命剩余3人。由于宪法裁判所具有高层次政治判断的机构性质，这种做法具有保障政治中立的意义。

宪法裁判所的裁判官从下列任意一项的职位上任职15年以上的、40岁以上的人员中选任。但，任职于下列任意两项以上职务的人员的在职期限，则累计计算。1．法官、检察官、辩护士；2．具有辩护士的资格，并在国家机关、国／公营企业、政府投资机关以及其他法人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3．具有辩护士资格，并在公认的大学中担任助教授以上职务的人员。具有上述资格的人员，若有下列各项事由时，不得被任命为宪法裁判所的裁判官。1．根据其他法律无法被任命为公务员者；2．被处于禁锢以上刑罚者；3．被弹劾罢免后未过5年期限者。

宪法裁判官的任期为6年，可连任。若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宪法裁判官不得违反其本人意志而被解任。1．弹劾已经决定的；2．被处于禁锢以上的刑罚的。

宪法裁判所掌管下列事项：1．关于法院提出的、法律违宪与否的审判；2．有关弹劾的审判；3．政党解散的审判；4．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地方自治团体之间对权限争议的审判；5．有关宪法诉请的审判。

若没有特殊情况，案件由宪法裁判所裁判官全员组成的裁判部审判。宪法裁判所所长为裁判长。裁判部须有7人以上裁判官出席，方可审理案件；对案件的最终决定，须经参与案件最终审理的裁判官半数以上通过。但，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须经6人以上裁判官的同意。1．作出法律的违宪决定、弹劾决定、政党解散决定，或者对宪法诉请作出引用决定的情形；2．变更宪法裁判所已判决并公布的、有关宪法或法律的适用解释的意见的情形。

宪法裁判所必须公开审判的辩论与决定的宣告，自接受案件之日起180日内，必须宣告最终决定。但由于裁判官的缺位，7人以上的裁判官无法出席时，其缺位期间不得算入审判期间。

宪法裁判所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对此不得有异议。

审判制度

韩国采用三级三审制。即地方法院为一审法院、高等法院为二审法院（抗诉审法院）、大法院为三审法院，在各审级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可以上诉于上级法院。在一审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可以抗诉于上级法院——高等法院，在二审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可以上诉于最高法院——大法院，从而完成分为三个阶段的司法审判。

韩国这样的三级三审的审判制度与中国的四级二审制是有区别的。

韩国一方面为了上述三级三审制度的有效实行，另一方面为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的便利，在全国设置了1个大法院、5个高等法院、13个地方法院、3个特殊地方法院、45个地方法院的支院，并用法律规定了管辖区域。其法律依据有《有关各级法院的设置与管辖区域的法律》。

大法院制

大法院为韩国最高裁判所，位于汉城特别市瑞草区瑞草洞。大法院的构成、职能及审判权如下：

（A）大法院的构成

大法院由14名大法官组成，其中包括大法院院长。大法院院长由总统经国会的同意任命，任期为6年，不得重任。大法官由总统根据大法院院长的提请，并经国会的同意任命，任期为6年，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可连任。

大法院为了审判的便利可设立“部”。根据此规定设立的3个部，由14名大法官（除不负责审判业务的大法院院长和法院行政处处长的12名裁判官）组成，并处理审判业务。

（B）大法院的审判权

大法院作为韩国的最高法院，对以下案件具有最终审判权：

1．对高等法院或抗诉法院、特许法院作出的判决的上诉案件；2．对抗告法院、高等法院或者抗诉法院、特许法院的决定、命令的再抗告案件；3．根据其他法律，属于大法院权限的案件。

大法院的判决或决定为最终判决，当事人不得对大法院的判决不服而要求重审，必须服从此判决。

就大法院的判决，若有大法官提出与其不同的意见，必须将该不同意见载明于判决书中，使全体大法官的意见得到明确表述。

（C）裁判研究官

大法院为了协助大法官的审判业务，从地方法院法官中选任裁判研究官。各大法官下分别设有数名裁判研究官。裁判研究官由大法院院长任命，在大法院主要负责与案件的审理及审判有关的研究、调查业务。一般，主审法官受理案件后，裁判研究官根据主审大法官的指示，就案件的争议点与有关判例的变迁过程、与争议点有关的外国法制度及业界的惯例等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主审大法官报告。主审大法官参照裁判研究官的研究报告来办理审判业务。

（D）大法官会议

大法院为了有效处理除审判业务以外的、应由大法院处理的行政义务和法律或规则的修订业务，设立大法官会议这一决议机构。

大法官会议是由大法官组成的决议机构，大法院院长担任大法官会议的主席。大法官会议对事项的决议，须全体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并经出席法官过半数以上通过方可产生。

（E）法院行政处

大法院为了处理审判业务以外的其他司法行政事务，设立法院行政处。法院行政处处长由大法院院长从大法官中选任。被任命为法院行政处处长的大法官，由于其业务比起审判业务更趋向于作为法院行政处处长的职务履行，因此不负责审判业务。

法院行政处负责处理有关法院的人事、预算、会计、设施、统计、诉讼业务、登记、户籍、提存、执行官、法务士、法令调查及司法制度的事务。

（F）司法研修院

大法院为了法官、预备法官的研修和司法考试合格者的研修，设立司法研修学院。在韩国，司法考试合格者必须入学司法研修学院，完成为期2年的进修过程，并根据研修过程中的成绩被任命为法官或检察官。

目前，韩国每年产生700至800名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其中能被任命为法官或检察官的人数不超过300至400人。

（G）法院公务员教育院

大法院一方面设有司法研修学院作为法官或预备法官及司法考试合格者的研修设施，另一方面为法院的职员（除法官以外的职员）设立法院公务员教育院。大法院每年面向全国各法院的一般职员安排进修教育过程，定期进行教育，致力于提高他们的素质。

（H）法官人事委员会

为确保对全国法官的人事公正性，大法院设立法官人事委员会，处理关于大法院院长的法官人事的咨询业务。法官人事委员会由大法院院长任命若干名法官为委员来组成。为保障法官人事的公正性，法官人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法官业务评价制度和人事评价标准，实行大法院院长的人事咨询业务。

（I）大法院院长秘书室

大法院为了辅佐大法院院长的业务处理，设立大法院院长秘书室。大法院院长秘书室设有室长。室长在法官中选任或者大法院院长选择任命非法官为室长。

大法院秘书室室长遵照大法院院长的命令，管理秘书室的事务，指挥和监督秘书室所属公务员。大法院院长秘书室除室长外，另设有大法官秘书官。

（J）司法政策咨询委员会

大法院院长认为必要的时候，可设立司法政策咨询委员会为其咨询机构。司法政策咨询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可由大法院院长来决定设立与否。

司法政策咨询委员会由大法院院长委托的、对司法政策有极高学识并德高望重的7人以内的委员组成，其组织与运营事项以大法院规则规范。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是审理对地方法院或其支院的一审判决不服而提出的抗诉案件的二审法院。韩国现于汉城等5个城市各设一个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院长为高等法院的负责人，由大法院院长从法官中选任。高等法院院长管理其管辖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指挥并监督所属公务员。高等法院院长缺位或因故无法履行其职责时，以首席部长法官、选任部长法官的顺序代为履行其职责。

高等法院为了有效办理审判业务，设立“部”，各部设有部长法官。部长法官为该部的审判长，按照大法院院长的指示对该部的一般事务进行管理。

⑵ 在我国。广义的法律和狭义的法律分别是指什么具体怎么区分

这个法律啊，都有一些擦边球，有的呢这样说争取有的那样说不正确，也就是它的广义和狭义之分。

⑶ 司法管理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唤醒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使其权利受损时，能在“权”、“力”、“忍”、“法”当中极有可能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特别是司法手段寻求正义。这样，与“司法”有关的一些词语，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败”、“司法管理”、“司法质量”等等，就渐渐进入人们话语，甚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与效率”主题在人民法院的展开，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什么是司法管理？其内涵、范围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历遍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涵盖法院管理、检察管理、侦察管理、公证管理、律师管理、仲裁管理、狱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试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结论。

一、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与界定

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上的两个问题》对“司法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中国法律文献当中，“司法管理”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1]并且，在现代汉语当中，尽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频繁，但“司法管理”一词也是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多法学词典当中查阅不到的词汇。“司法管理”一词曾显得十分陌生。这除了国人对司法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外，也许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因为英语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来十分自然，不似汉语的“司法管理”那样生硬； 而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人们对司法正义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义畅通运送的司法管理的关注、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习惯于靠司法外手段（治时倚权，乱世靠力，关系、人情、习惯等是沟通自身与“权”、“力”的桥梁，如果无力走上这座桥梁，则“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忍”字又成为暂时平息争议的止痛膏）解决争议、实现其心目中的“正义”的中国。

（一）广义的理解

就明确的司法管理定义或对司法管理范围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认为，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纽约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长、《司法管理：美国经验》一书作者德尔玛·卡伦（Delmar Karlen）教授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还包括法院结构、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赢得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赞许，认为德尔玛·卡伦教授秉承了庞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尔特（T.Vanderbilt）的传统，将司法管理的领域由传统的法官的选用、任期、退休及罢免；法院结构等等这些“传统内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律师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国常称为“风险代理费”）等领域，继续前辈们“为更好的法院而战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业；[4]此外，乔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认为，司法管理这个术语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5]
上述几个关于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理解实际上异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内部管理的框框，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视野，追及政治制度、宪政体制、立法制度层面，放眼律师制度等广义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响司法制度品质的一切因素，研究视野要远远较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诉讼运行的管理要来得开阔。其范围在纵向上，既涉及宪政制度层面（如“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为立法问题）、法院系统管理层面（如“法院结构”）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层面；横向上，则围绕“法院管理”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围拓展到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律师收费方式等广泛内容。

（二）狭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管理给予外延较为狭窄的定义，如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认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 ；[6] 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7]即实际上将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围限定在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上，与前面提到的“法院内务管理”似乎相通。
这是两个比较偏重于微观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义，在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成功与司法独立问题解决后，作为司法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但在目前中国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正在构建，“法院何以成为法院”这一司法权在国家宏观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合理配置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围如果仅仅局限于法院组织、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或法院内务管理这几个领域，极有可能见木不见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质、劣质运行的病根，从而难以开出真正有效治疗各种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实上，当年援引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的界定来说明其对司法管理意义理解的贺卫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国司法管理制度当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后，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8]笔锋所及，远非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所限，而实质上是在“为更好的法院而斗争”这一广泛意义上探讨中国司法管理问题。

二、从“管理”一词的管理学定义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管理学论著当中，对“管理”一词，自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管理学家、学者对管理进行过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学及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跳出对“科学管理”、“管理科学”、“企业管理”不当理解可能带来的巢臼，在更广泛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管理”涵义，从管理学角度获得对“司法管理”丰富内涵的理解，带来更为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管理”意义的历时简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充满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则以“田忌赛马” 的故事闻名于世，而该故事蕴涵着现代对策论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宫” 的故事则无论是从系统工程角度，还是从生产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复玩味的经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Hammurabi） 时期，不仅为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强大而完备的司法、行政和军事机构，而且，著名的、长达282条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9]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问题，认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雇佣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会犯错误” ；[1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研究了国家管理问题；另一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以《家庭经济》为题研究了家政管理和农业。
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管理思想出现，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以工厂为单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效率与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组织和配合问题等新的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现了不少新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莱特的科学管理实践、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欧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等，[11]对于后来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两种“古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后，经巴纳德、梅奥、赫兹伯格、卡斯特、德鲁克、卢桑斯等等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贡献，管理理论又已经形成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12]出现了众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艺术，是科学，是决策，是过程，是“目标、责任加实践”……；此外，就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种技巧，看成一种技术，看成一种方法论，甚至看成是一种数学或哲学。
近年来似乎数理管理理论更受管理学者和学界的青睐，例如，进入21世纪后方才几年，就有两年的诺贝经济学奖授予给了“计量经济学” 的学者， 甚至还有“没有数学的管理只是唾沫，绝非学问”的嘲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管理理论的衰落与过时。因为就管理学理论本质而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无论这“管理理论丛林”如何树木丛生，无非是对人文管理理论与数理管理理论的偏重与“性格组合”而已：即要么属于人文管理理论，要么属于数理管理理论，要么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组合，两者永远相辅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为管理不仅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在数理与人文的立场上，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国管理学界对“管理”意义的一般理解

鉴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要给“管理”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可以带着夸张的口气说，有多少管理学家（或多少种管理理论），就有多少个关于管理的定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论，以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无从认识。
实际上，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以人文的或数理的语言表达其对管理的理解，“目标确定”、“资源优化”以及“管理实践”或“管理活动”这几项是任何一个管理学者不能遗忘的基本要素；再则，对于研究中国司法管理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这一应用管理学问题而言，就一般管理学基础理论进行过多的探讨也不可能，故而绕开烦琐的考据和争论，采用我国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定义，即“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13]简言之，可以将“管理”理解为确定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
在对管理进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础上，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推导出“司法管理”的定义——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响或承载司法权运行的组织（制宪机关或立法机构、司法系统或法院系统、法院、法院内部机构、审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司法管理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司法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司法资源，以实现各种司法目标”，或者说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司法目标、司法资源和司法管理实践（司法管理组织活动或过程）。
这个从管理学原理当中推演出来的“司法管理”的定义与司法管理学者的有关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为更好的法院而进行的战斗”、司法管理“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的相通之处：“更好的法院”、“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视为对一定层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标精辟的注解；管理资源及管理实践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 、“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战斗”等等用语，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司法管理资源的多样性，当然也必然预示着司法管理活动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从一国司法权的自上而下的合理运行角度考虑，“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绝非轻松之举。除了任务的繁重、事务的众多以外，利益的冲突乃是司法管理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从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事项的列举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管理”一词已经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文件的篇幅，有关“司法管理”内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司法实务文件当中“司法管理”所占篇幅及内涵的演变，进行简要的历时考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对外公布的工作报告， 尽管从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就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并越来越关注审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问题，但是，其后几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司法管理”用语，甚至“管理”一词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报告出现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问题，并将“法官管理”和“法官选任”、“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并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职能之一“控制”进行替代，足见此时对“管理”内涵理解的狭窄；2001年工作报告提到“执行管理新体制”问题，使“管理”一词在与“体制”的搭配当中扩大了内涵；2002年工作报告触及“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问题，2003年工作报告则论及“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类管理制度”等多项司法管理问题，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项明显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词。
2004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费字1,748个，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为题，专章论述 “落实以审判流程为重心的审判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重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以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动效率”；“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解决“告状难”、“申诉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质不够高”、“少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等“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围。
而发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继续同样论述了“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司法管理问题 ，甚至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内涵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在“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加强对审判质量工作的指导，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加强对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指导，方便群众诉讼；加强对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导，完善中国特色审判制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调查研究，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判水平）、“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积极推进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法院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等标题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样了，是否意味着对“司法管理”内涵理解上的“缩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的标题下，涉及到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几乎恰恰占据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全部篇幅，“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具体论述，并且“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这些 “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将“司法管理”范围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势头。
鉴此，我们可以说，司法管理的内涵，在我国司法实务文件中，从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内务管理，再向法院体制外进行拓展，有逐渐深化的趋势；并且，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拓展趋势与当年德尔玛·卡伦教授所认为的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还包括法院结构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结论：司法管理——一个内涵广泛的话语

综合以上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司法管理作一范围广泛、内涵深刻的“广义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对于司法管理这一内涵丰富的话语，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义的学问和艺术。而要实现作为矫正正义的司法正义，完全不考虑源头上正义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机关本身做好内部管理，或者说做好中观、微观层面的司法管理，实现司法系统内传送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的目标,又要从源头抓起，从国家政治管理或者宪政的宏观层面管理好司法，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开始，为最终提高司法质量做好前提性、基础性的管理工作。从司法系统内部及外部进行司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决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围、环节、内涵要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宽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好的法院，内容涵盖法院内务管理、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司法权的宏观配置、对与司法运行质量密切相关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管理、监狱管理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广泛范围及丰富内涵决定了司法管理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1）广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均可能成为司法管理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单纯的法院审判管理广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侦查、检察、仲裁、执行、监狱、律师、劳动教养、法律援助、公证、调解等“广义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制度运行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到司法制度好坏。此外，“管理”内涵的广泛性也成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2）动态性，即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管理目标的不同，影响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管理环境、管理目标形成互动，从而司法管理各具体内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别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内容所占份量与比例会发生改变；（3）开放性。同样，除了已经列举的内容以外，随着对诉讼影响力或相关性的增强，“传统”的司法管理内容会不断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毕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诉讼是司法的最终产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时忽视主要矛盾。
第四，对于司法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结合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综合理解。纵向上，可以按照“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这一宏观层面（宪政层）展开，过渡到“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司法组织”的中观（司法体制层），再到某一具体法院的内务管理（财务、人力资源、装备、信息等等）与审判管理；横向方面，则以法院系统为核心，扩展到侦察、检察、公证、律师、仲裁、狱政、司法教育及考试等多个方面。纵横结合，并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体全貌：（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层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6）司法财务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内容，大致可分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关注宪政视野的司法权力及相关权力的宏观配制、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国际司法关系等问题）、法院管理（法院内务管理、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诉讼运行管理等内容）、诉讼相关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公证管理、法院对仲裁活动的监督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三大领域。
最后，司法管理的范围广泛性及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与“司法改革”难分难舍，形成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关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内涵密切相关、外延高度同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的破与立、变更与稳定、突变与渐变、激情与理性、发散与收敛细微差别，笔者将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⑷ 司法是什么意思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内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容

我国的司法机关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广义上理解也可以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负责刑事侦查的机构。

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内涵和职能，既不是上面所述广义的，也不是狭义的，而是政府对司法工作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各级政府的组成部分。

(4)广义司法制度扩展阅读

在欧美国家，“司法”一词大都同时作为学理和法理上的概念和各国实定法上的用语而存在。美国的司法概念，依其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以“事件及争讼”（Cases and controversies）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

而且，美国法院审理案件时，附带对有关法令进行违宪审查，这是司法的本质性义务。日本战后对美国司法制度全盘照收，因此，在对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⑸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

司法体复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今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上海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试点要求。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单位，及时出台关于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编制管理等方面改革意见，明确改革方向和政策导向。

⑹ 何为广义法律，何为狭义法律

广义的法律是指一切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狭义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及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

⑺ 广义的法律包括哪些

法律分析：我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广义的法律是指包括宪法、行政法规在内的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执行力的规则，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条例、部委或地方政府规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⑻ 广义的法律和狭义的法律之间的区别

法律通常是指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主要是司法机关）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综总和。

广义上的法律（指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和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还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狭义上的法律，仅指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总称。包括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制定）、普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广义上的法律与狭义上法律的主要区别是：

①制定的机关不同。狭义的法律，制定机关仅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广义的法律，制定机关除了最高权力机关外，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地级市（一般为设区的市）以上的人大和政府，民族自治机关，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政府等。

②法律效力不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位的是法律，然后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排在最后的是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否则无效。

③内容不同。狭义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当中最重要、基本的的社会关系；广义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要广泛复杂的多。同时地方规章，仅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④适用范围不同。狭义上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广义法律中的民族自治机关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只在本辖区范围内适用。

⑼ 法律就法律,司法是个什么意思

概念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在西方国家，由于“三权分立”，司法与行政、立法之间有严格界限。
司法的作用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类似的法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逐渐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司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法律职业者和普通人挂在嘴边的名词。然而，在面对诸如“究竟什么是‘司法’？”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时，不但外行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就连法律人自身，恐怕也无法说得明晰与透彻。
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宪法对“司法”的概念并未明文界定。在笔者看来，这种立法的缺失并非立法者的过失疏漏，实乃有意为之。留下“司法”的悬念一是立法者无法消弥学界关于“司法”概念的争论，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对“司法”及其性质认识模糊。最重要的，宪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于国家决策层适时对“司法”作出调整。至于“司法”的实质意涵有无藉由理论加以建构的可能，在学界向来也备受质疑。
西方及中国特色司法概述
在西方，“司法”一词大都同时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和各国实定法上的用语而存在。依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司法有别于立法及行政，是“处罚犯罪或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传声筒，只能依三段论法精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不具有违宪审查权，甚至连解释权亦严格受到限制。但从现代各国司法体制及司法机关的职权来看，孟氏对司法的定义方式显然与现实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司法的内容受各国传统及时代因素影响，具有历史的可变性，无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现代各国对“司法”概念的具体实践，大体上，美日与德法堪称两类典型。
美国的司法概念，依其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以“事件及争讼”（Cases and controversies）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审理案件时，附带对有关法令进行违宪审查，这是司法的本质性义务。日本战后对美国司法制度全盘照收，因此，在对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即将司法范围限定于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务亦受严格限制，大革命时期的法律规定，法官干预立法权及执行权行使的，即构成渎职罪。同时，法院“解释”法律也被绝对禁止，相应地，法官仅能一板一眼适用法律。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虽然引进违宪审查制度，但该制度与一般司法不同，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应法律条文的归属上：后者规定于第八篇“司法权威”，而前者却另外规定于第七篇“宪法院”。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传统类似于法国，将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现行基本法则另设“裁判”（Rechtsprechung）一语，做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统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及具有抽象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实质并不在于司法范围的深广，而在于“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的底线。我国司法体制本仿苏联而建制，在我们当年所着力效仿的苏联解体之后，其国原依存的司法体制亦分崩离析。现今的俄罗斯等国在司法体制上也业已全盘接收“三权分立”学说，并已完成相应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国司法体制既面临与原苏联旧体制的决裂，又碍于政治因素及本土国情而无法断然象俄罗斯等国一样对司法制度进行彻底改造，“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一语便成为国家决策层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并为学界学者所着力维护。
如果有关“司法”概念的争议仅仅存在于学界，倒也能让我等百姓们图个清静：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学者们的分内之事，犯不着让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与司法有些许联系的机关或部门的搅局，他们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对司法指手画脚，终至“司法”成为一张“普罗米修斯的脸”，变幻莫测。诸如国务院总理在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声疾呼“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诸如众多将“公检法司安”统归“司法部门”而行文的党内及政府红头文件，再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门领导人的政法委书记在个案上对检察长、院长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机关”终于沦落为“政法机关”的一个下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