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目标

㈠ 刑法中目的解释和客观解释轮冲突么

明确性、确定性虽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刑法固有的抽象性及语言的多义性等特点，决定了刑法必须被解释，“即使表达清楚的条文也需要解释”{1}。因此，合理解释刑法成为正确适用刑法的前提与基础。然而，面对抽象、歧义的刑法条文，不同的解释主体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解释。那么，何种解释是正确合理的解释？以什么标准衡量刑法解释是正确合理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传统刑法解释理论的核心。传统刑法解释理论的主观解释论提出了立法原意说，客观解释论提出了客观意思说。但由于主客观解释理论自身面临一些无法克服的难题，采用立法原意说与客观意思说标准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分歧与争议。在近年发生的重大案件如刘涌案、许霆案中，社会公众、司法人员及部分刑法专家对相关刑法条文的解释存在着严重分歧，各类解释主体均坚信自己解释的正确性而质疑他人的解释，这种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刑法的权威性，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必须研究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刑法解释标准的理论存在缺陷，因而有必要探讨检验刑法解释合理与否的标准，化解社会公众与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之间的解释分歧，增强司法判决的公众认同度。

一、主客观刑法解释理论之检讨

传统刑法解释理论主要有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两种，其基本观点都主张刑法解释就是对刑法文本中某种客观意义的认识与发现。主观解释论认为这种客观意义是立法者的原意，而客观解释论认为这种客观意义是文本的客观意思或法意。因此，就刑法的解释标准而言，主观解释论的标准就是立法原意，客观解释论提出的标准就是文本客观意思。

（一）立法原意说标准之分析

立法原意说源自古典诠释学和一般诠释学的原意说理论。西方最初的诠释学是神学诠释学，其核心就是让人充分领会神的旨意，因此，探寻神的旨意成为神学诠释学的主要目标。文艺复兴时期，神学诠释学转变为一般诠释学并成为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诠释学的任务是消除误解并获得他人正确的意旨。受古典诠释学和一般诠释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自启蒙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理论后，法律解释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法律文本中立法者所表达的真实意旨，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成为衡量法律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正如赫施所说：“我们应当将原意视为最好的意义，即合理的解释标准。”{2}

立法原意说的解释标准有以下特点：第一，以抽象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认为立法者和解释者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用语言将其主观意旨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解释者可以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情感而进入立法者的心理，寻找立法者的原意。第二，以主客体二元分立为认识论基础，认为刑法文本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文本中蕴含着客观存在的立法原意，刑法解释就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中存在的立法意旨的认识。第三，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为目的，依据三权分立理论，认为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因此，司法者适用法律时，只能以立法者蕴含在法律文本中的原意为准。立法原意说用立法原意这一预设的标准限制司法权，满足了维护立法权威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然而，这一解释标准的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存在以下缺陷：

1．理论基础走向片面性

立法原意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假定立法者和解释者都是完全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都有明确的意图与目的，并蕴含在刑法文本中。由于立法原意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只要解释者理性地、抛开纯粹个人的主观因素，就能获得刑法条文中的立法原意，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然而，立法原意说的这一理论基础有明显的片面性，因为无论是立法者还是解释者，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相对统一，立法者的价值观、利益所属、认识能力等因素必然影响刑法的制定，刑法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产物，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解释者对刑法的解释也必然受其个人因素的影响，刑法解释也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要求解释者抛开个人的偏见进入文本作者（立法者）的内心去了解立法者的真实意志，难免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2．基本前提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

对于法律文本中的某一个规则是否存在立法原意，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明确否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1]即使有立法原意存在，由于立法者已经死去，无论立法原意说采用何种解释方法，所作的解释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都不可能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当赫施将作者的原意作为文本解释的客观标准时，他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即正确的客观理解和解释，必须与作者所意向到的意义一致，而怎样才能证明你所把握到的就是作者的意图或原意？解释者拿不出一条证据或操作标准来对此做出证明，所以只能自己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符合原意的。”{3}事实证明，有关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实际上都是解释者从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预见出发所作的主观解释，是否真正属于立法者的原意，是无法被证实和证伪的。

（二）客观意思说之分析

与主观解释论不同，客观解释论认为，法治是依法律之治，而不是依立法者意志之治，因此，刑法解释不是阐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时主观上赋予刑法条文的意图，而是根据社会现实需要探寻刑法文本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解释应探求法律之真义，以期适应社会情势，符合刑法之效果。”{4}

文本客观意思说的特点是：第一，以文本的自主性为基础。根据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尔的文本理论，文本具有间距化特征，文本一旦完成，文本就脱离作者而独立存在，因此，刑法一经立法者制定并颁布，刑法文本的意义就自主存在，对刑法的解释就仅是对刑法文本文字所包含的客观意思的探讨。第二，强调法律与语言的现实性。法律产生与发展源于社会生活需要，“规则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5}因此，对刑法文本的解释应当根据社会现实需要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探讨其意义。第三，以满足现实需要为目的。解释总是基于应用的目的，按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理解、解释与应用是解释的三个基本要素，而应用就是要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刑法的解释必须依据现实需要进行评价，否则，刑法解释就可能背离刑法的目的。

客观意思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与实质，作为一种解释理念与立场，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值得提倡。但以客观意思说作为解释标准，也存在以下缺陷：

1．没有提供多种客观意思的选择标准

“解释的首要基本工作是产生由多义性词语组成的某种相对意义的话语，并在接受信息时确认这种单义性的意向。”{6}然而，由于语言的多义性、文本的自主性及多层次性，一个法律文本或一个法律条文因文字语词的丰富含义而可能有多种客观意思，以什么标准选择其中一种意思作为正确的解释结论呢？如在2008年“艳照门”事件中，对网民浏览、下载、转载、传送、散发、公布等行为，哪些属于刑法中规定的“传播”行为，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原因在于“传播”的含义众多，据美国传播学者丹斯在《人类传播功能》一书中统计，关于传播的定义及解释竟多达126个。[2]对如此丰富的意义及解释，何种解释才是对刑法中相关概念的合理解释？客观意思说的解释标准无法回答此问题。

2．没有提供确定解释标准的依据

由于刑法文本具有自主性、多层次性，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具有多元性，社会不同的阶层、不同价值理念的人因其社会处境、利益需求的不同，对文本的理解具有差异性，这就是解释冲突的根源。虽然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是语言符号本质的逻辑结果，也是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必然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承认并尊重，但在处理个案时，如果法官与公众、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公众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则必须确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谁的理解与解释更应当作为刑法解释标准。不解决这一问题，客观解释论所提出的主张将成为加深众多解释主体之间分歧与对立的理由。迄今为止，客观解释理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立法原意说与客观意思说的解释标准都假定刑法条文中存在一个客观自在的意义，通过预设一个客观标准达到限制法官解释的目的，因此，立法原意说与客观意思说所坚持的解释标准实际上是人们预设的一个理想化的教条，“这使得解释理论成了建立教条和为教条论辩的东西。”{7}这种教条式的解释标准不能解决刑法解释中存在的诸多难题，因此，从刑法解释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标准，以满足不断复杂化的现实需要。

二、刑法解释的新标准--多元解释主体间的共识

刑事司法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实现对犯罪人的定罪量刑，而刑法解释和适用的核心是对不同社会关系主体间行为方式、内容和边界的确定，是构建与重构社会制度的过程，因此，探讨刑法解释的标准必须采用社会价值与社会利益关系的理论框架，回答解释标准是什么以及由谁来确定的问题。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刑法解释，不仅放弃了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吸纳历史主义的主客观融合的观念，承认刑法解释主体的多元性，而且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刑法解释的标准应当是多元解释主体间的共识。

（一）刑法解释是现实主体对刑法文本的认识

由于传统刑法解释理论都预设刑法条文中存在一个客观自在的意义，刑法解释就是探寻刑法条文中蕴含的客观意义，解释者只要抛开个人偏见等主观因素采用特定的方法就能实现对刑法客观意义的认识。因此，传统刑法解释理论仅从客体出发，注重解释方法的研究，并且将刑法解释主体抽象化，刑法解释理论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解释理论中解释主体的失踪。”{7}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以前的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刑法解释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对刑法文本的认识活动，在这一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其基本构造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刑法解释理论是主体认识客体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刑法解释的研究必须首先将刑法解释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研究解释行为，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彼得·雅各布·阿欣斯坦（Peter Jacob Achinstein）所指出的：“科学解释离不开对解释者行为的研究。科学解释应当解决三个主要问题：a．什么是一个解释行为；b．什么是解释行为的产物，即解释；c．应当如何评价解释。无论逻辑实证主义和萨尔蒙的解释理论都只涉及了bc而忽略了a。”{3}38而研究解释行为，必须从行为的主体出发，承认人是刑法解释的主体与目的，不再固守抽象的教条来窒息人的主体性，不再将刑法解释主体抽象化。

从主体而不是从客体入手研究刑法解释，则必须全面理解、正确认识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类过于强调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现代有些西方哲学家则过分强调人的非理性，将其视为人的更本质的东西，如帕累托曾说“人类的大多数行动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逻辑所引导的。”{9}这两种哲学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作为实践活动的刑法制定与适用解释，都包含着人的理性如逻辑认知与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觉等因素。第二，人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人物的本体论解释学，人们存在于世，对事物的感知取决于如何面对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经验。因为理解是出于具有个人经验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历史的。同时，因为人是被抛入已经存在的价值体系中，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预先把握某种行为或计划的全部后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过程中，必须承认前见的合理性及实在性，如果否定前见，以科学名义要求剔除个人的心理特点及先前的思想状态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着某种前见。”{10}前见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类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刑法解释者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人，而不是纯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释虽然是对客观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释，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解释行为还是作为这种实践活动的产物--解释结论，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二）刑法解释主体是多元互动的解释共同体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立法者制定并颁布后，就成为一种独立自在的规范，刑法所适用的特定范围的公民个人与组织，都根据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为，所有适用该刑法的公民个人与团体都是刑法文本的读者。因此，围绕刑法文本，其主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规范的实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读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当然是刑法的解释者，但由于刑法文本一经颁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经不存在，作为文本作者的解释则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学的费内中和温盖斯特两位教授从实证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法律解释理论，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是司法机构与立法机构交互影响的结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会考虑到法院将如何解释该法律，而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会考虑到立法机构会有什么反映。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是一个动态过程，立法机构和法院在这一过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释者，读者阅读文本其实就是通过文本与作者对话，寻找作者可能的解释。但作为解释者的立法者仅限于文本作者，不属于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释者，其对刑法的解释实质上属于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

刑法文本的读者都是解释者。边沁曾说：“任何人要讨论法律，都必然会成为解释者或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到的法律实际上是什么。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东西。”{11}根据不同的法律读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刑法文本的读者又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别。谢晖教授认为，法律的读者可分为三类：民众、法律家和法学家。民众在行动中理解与解释法律，法律家在应用中阅读和理解法律，法学家在批判中阅读和解释法律。[4]本文认为，由于法学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释体制中并没有独特的地位，仍可划为民众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员外，特定的机关享有法律的解释权力，是特定的解释主体，因此，刑法的读者可以分为三类：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社会公众[5]。

司法机关[6]及司法人员作为专门适用法律的国家司法机关和人员，将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中，而“解释的任务是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特殊情况，这也是应用的任务。这里包含的创造性的法律补充行为无疑是保留给法官的任务。”{10}因此，司法机关，无论哪级司法机关，都是刑法解释的主体。虽然我国法律特别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刑法解释权，但这一授权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具有一定范围的约束力，并不意味着否定事实上存在的司法机关作为应用法律的专门机关所具有的解释职责与权利。而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人员，必然是刑法解释的主体，德国刑法学教授克劳斯·罗克辛说：“事实上，一个刑法条文规定的含义，总是先通过法官的解释，才会在确定无疑的意义上‘被确定’”。{12}“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13}因此，法律解释必然成为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种否认司法人员的刑法解释，认为“有关法官能够或应当毫无例外地以一种逻辑的方式从明确的前提中推导出他的判决的观点，一直都是而且也必定是一种虚构，因为事实上法官从来就不是以这种方式审判的。”{14}

社会公众面对刑法文本，永远是最重要的解释主体。因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立法机关仅是代表人民制定刑法，刑法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认同。因此，当法律意义存在分歧时，不应当追问已经死去的立法者的原意，也不是一味探寻刑法条文的字面意义，而应当追问公众的意志是什么，公众的认同也是刑法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刑法文本是向所有读者开放的，每个读者都通过文本与刑法文本的作者进行对话，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释，从而成为刑法的解释者，其他解释主体成为该解释者的听众，或称为解释的接受者。因此，刑法文本的每个读者既是解释者，又是解释的接受者，每个解释者不仅与作者互动，而且由于解释的目的就是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解释，因而解释者之间也必然进行互动，因此，刑法解释主体不仅具有多元性，而且刑法的读者即解释者具有无限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里讨论的主体乃是一个无限的互动共同体中的解释共同体。”

㈡ 刑法目的论解释

刑罚目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l、惩罚说。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限制与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与权利，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从而防止犯罪的发生。
2、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不在于报复或惩罚，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来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
3、预防说。刑罚目的在于防卫社会，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4、双重预防说。认为中国刑罚既有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三目的说。目的之一在于惩罚，预防犯罪；目的之二是一般预防；目的之三在于教育广大群众增强守法观念，积极同犯罪分子做斗争。
6、预防和消灭犯罪说。
7.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其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抑制其犯罪观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8、二元说。刑罚目的是报应之刑与预防之刑的二元统一。
9、新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认为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刑罚的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方面。
中国刑法学界之所以对刑罚目的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是没有对以下几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1、刑罚目的之概念；2、刑罚本质属性与刑罚目的的区分；3、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的区别；4、犯罪产生的原因与刑罚的关系。
目的层次
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和督刑所希望取得的理想效果，国家运用刑罚仅仅是为了对已然之罪的报应、对未然之罪的预防吗？报应刑与预防刑是否也有其目的性？他们是否也会促进某种更深一层次的目的价值的实现呢？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

㈢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适应社会的发展,还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规范时的立法原意

刑法解释的目标限既是是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规内范时的立法原意
刑法容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

㈣ 为什么说刑法的目的在于增加犯罪行为的成本

5. 刑法的目标 I (Normative Analysis )
从经济学上说，刑法的目标是使犯罪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即，使犯罪导致的成本和防治犯罪的成本之和最小化。
犯罪导致的成本包括：犯罪分子的实施成本，比如购买工具的花费、智力培训的成本、以及他们用于犯罪的时间成本，及受害人的损失减去犯罪分子的收益。而防治犯罪的成本包括：个人为预防被侵害而采取的措施成本、警察的开销、抓捕犯罪的成本、审判成本、刑罚的执行成本。防治犯罪除了因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产生的上述直接成本外，还可能发生因此的错误成本，如我们把无辜的人判为有罪。
犯罪导致的成本应是社会净损失，而非转移成本。受害人的损失如果已经转移成犯罪分子的收益，那么这部分损失就不应该被计算为犯罪的成本 。
罪犯因犯罪而增加的效用可否被认为社会效益？

㈤ 如何理解我国刑法的目的

刑法目的主要是通过刑罚来完成,所以我想从刑罚方面来理解刑法的目的 .
刑罚是指国家制定内、适用、执行刑罚的容目的.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法罚为对法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预期实现的效果,
我国刑罚目的目前存在多种说法,包括预防说.惩罚说.改造说,双重目的说等.我们参考多种意见现主流观点为预防说来解释我国刑罚的目的最为可取.实际上也正是以预防犯罪作为国家制定刑事法律特别是设计刑法体系和种类、决定刑罚的适用原则和规制刑罚执行的出发点以及运用同犯罪作斗争的最终归宿.其包括特殊预防（对犯罪分子）和一般预防（教育群众）.

㈥ 什么是刑法的体系如何理解刑法解释的含义与分类

刑法体系，是指各种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组成统一的整体。各国刑法典，一般从总体上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个别还有附则。编之下，再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容有次序地划分为章、节、条、款、项等层次，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统一整体。
[编辑本段]一、编
编是刑法典的第一级单位。我国刑法将总则和分则列为两编，附则不另立一编，但性质上与总则、分则并列。把各种刑法规范科学而系统地纳入总则和分则之中，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刑法总则是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以及关于犯罪和刑罚一般原理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的具体规则。根据上述标准，可以将刑法规范分为总则性规范和分则性规范。在刑法典中刑法总则规定的是总则规范，刑法分则规定的是分则规范。不仅刑法典的规范可以分为总则性规范与分则性规范，而且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按其内容属性也可以作这样的划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内容大多属于刑法分则性规范，但也有个别总则性规范。应当指出，刑法总则规范的效力不仅及于刑法典，而且也用于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对此，我国刑法第101条明确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这里的有刑罚规定的法律，就是指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从理论上说，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附则是关于刑法内容的附属性规定，一般涉及刑法的生效等非实体性内容。
[编辑本段]二、章
编下是章，章是总则和分则两编之下的单位。刑法总则和分则各自独立设章。我国刑法总则分设五章，刑法分则分设十章。在刑法分则中，罪名往往按章排列，各章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编辑本段]三、节
章下是节，节是章根据需要而下设的单位，反映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我国刑法，根据内容决定章下是否设节。在刑法总则中，凡内容较多并且有明确的层次之分的，往往设节，否则就不设节。在刑法分则中，罪名较多的第三章与第六章下设节，其他章下均不设节。
[编辑本段]四、条
节下是条，条是表达刑法规范的基本单位。刑法规范通常都是以条文形式出现的，因而是刑法规范的基本构成元素。配置在各编、章、节中的刑法条文，全部用统一的顺序号码进行编号。编号自成系统，不受编、章、节划分的影响。刑法条文采用统一编号，便于检索，引用方便。
[编辑本段]五、款
条下是款，款是设于某些条文之下的单位。有些条文表达的内容简单，只有一段，因而没有必要在条下设款。在条文所要表达的内容比较丰富，存在若干层次的情况下，需要在条下设款。我国刑法中的款采用另起一行的方法表示。例如，我国刑法第23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的是犯罪未遂的概念，第二款规定的是未遂犯的处罚原则。 在款的内部还有段之分。在某些情况下，在同一款里还会包含有两个甚至三个意思。在学理上，对同一款里包含的两个意思，分别称为前段与后段；对同一款里包含的三个意思，分别称为前段、中段与后段。在具有这种结构的条款当中，如果用“但是”这个连接词表示转折关系的，则从“但是”开始的这段文字，在学理上称之为但书。刑法中的但书所表示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补充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前段的补充，使前段的意思更为明确。例如我国刑法第13条前段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后段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就是补充性但书的适例，它从反面使犯罪概念更加明确。（2）例外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前段的例外。在条款中，几是以“但是……除外”这种句型出现的但书，都属于例外性但书。例如我国刑法第65条前段规定了累犯的概念和处罚原则，后段规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这就是例外性但书的适例。因此，过失犯罪是累犯构成的排除性条件。（3）限制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对前段的限制。例如，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就是限制性但书的适例。
[编辑本段]六、项
条与款下有项，项是某些条或款之下设立的单位。刑法典中的项，往往采用基数号码进行编号。一般来说，列为项的内容之间往往具有并列关系，并共同从属于条或款。例如，我国刑法第33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无期徒刑；（五）死刑”。以上五种主刑，刑法学分为五项加以规定。
[编辑本段]七、目
条与款下还有目，目也可能设于节下条上，一般来说，目是某些条与款之下设立的单位。

㈦ 浅谈刑法的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关于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一、罪刑法定原则能制约刑法司法解释，主要表现在：
（1）对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制约。作为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加强司法独立的法制条件下，司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机关是必然的。
（2）对刑法司法解释范围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禁止习惯法的排斥原则都表达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解释行为的性质, 依照规定的刑种和刑度裁量，犯罪构成没有规定的行为不得以犯罪处理，不得超越刑种和刑度量刑。
（3）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制约。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则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释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根据应以行为时的法律文本为基准进行适用解释。解释的效力只能对以后发生的行为适用。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对刑法司法解释方式的制约。根据不同的标准，刑法司法解释的种类可以划分出很多种。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又一派生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排斥类推解释的理解，这在各国刑法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也是辩证统一的
罪刑法定的价值目标是在形式公正中实现刑法的安全价值，而刑法解释的价值目标则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缚寻求实体公正。前者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后者则是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样，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将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置于刑法的价值目标之下，将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现实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观念层面上。罪刑法定强调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价值。为了防止司法擅断，严格限制司法权就是其必然选择。因而作为一种价值目标,罪刑法定之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是偏向于刑法的公正价值的，并以此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从司法实践看，司法行为不仅要接受立法者的评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体国民的评判。因为法律不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应当是全体国民的法律。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实践，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刑事立法的权威性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因此，法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以刑法的价值目标为终极归宿，以积极的态度趋向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㈧ 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的目标也不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在技术上没有制回约作用。重要的是合理答地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刑法解释的合理结论。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运用广泛，可以实现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目的，使刑法规范和用语的解释相互协调。

㈨ 刑法司法解释的解释

在刑法理论上，关于如何对刑法进行解释，存在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之争。
主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一般人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许人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为的主观愿望，因而法律应该具有明确性。就刑法而言，刑法应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何种刑罚处罚。依据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人们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设计自己的行为方式，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的明确性同时促使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禁止法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即使是犯罪人也不应受到法外制裁。法律的安全价值由此得到保障。法律的这种可示人以规范的明确性是安全价值的保障。因此，任何对法律的解释都是对立法者在立法时表达的立法原意的理解，亦即找出立法原意。由于这种法律解释的主张以立法原意为认识目标，企图达到立法者的主观状况，因而被称为法律解释上的主观解释理论。
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实际的社会生活。因此，所谓客观，在词义上是指客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以此对应于主观解释理论主张的立法者的主观状况。客观解释论者指出，法律并非死文字，而是具有生命的、随时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立法者一旦颁布了法律，法律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地并越来越远地脱离立法者而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并逐渐地失去了立法者赋予它的某些性质，获得了另外一些性质。法律只有在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活力。激进的客观解释论者认为所谓立法意图只是一个纯 属虚构的概念。从否定立法意图开始，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逐渐演变成在法律解释的名义下对法律的创造，即法官造法。在上观点中，激进的客观解释沦显然有悖于解释一词的原义，从而混淆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解释一词，字面含义是指分析说明。解释不同于创作，而颇类似于翻译，它是以一定的客体(往往是文本)为前提的，是在对文本所包含的意义的理解基础上的阐发。创作虽然要有所本，但其所本的客体并非一定的文本，而是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精神性创造。立法，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将一定的客观规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认下来。虽然马克思在说明立法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时使用翻译一词，但这只是借喻而已。立法是否反映客观规律或者反映得好坏，这是评价立法的一个客观标准。但立法者在立法时有着充分的自由度。解释则有所不问，它受到文本的制约，不像立法那样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确立，而是一种从隐到显的阐发。法律解释即是如此，它只是把已经或者应当包含在法律文本中的意义 (可以称之为立法意蕴)阐发出来。因此，离开了法律文本的意义，像激进的客观解释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从根本上否认立法意图的存在，就已经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创制律了。因此，只有从解释的特定含义出发，才能进一步阐发如何解释的问题。我认为，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权，坚持严格解释。刑法的严格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申出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原则。”当然，刑法解释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㈩ 刑法第264条都有什么具体解释

刑法第264条是关于盗窃公私财物的法律规定，根据盗窃财物数额和其他情节，处罚也不同，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10)刑法解释目标扩展阅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

（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

（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

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