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刑法

1. 社区矫正的写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首先，从刑罚目的上看，我国现行刑法理论在刑罚适用与执行上强调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此次社区矫正明确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从刑事政策来看，社区矫正的立法，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这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后，社区矫正写入刑法顺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第61条明确指出：”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明确指出：”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社区矫正此次写人刑法，无疑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规定，是对联合国公约的积极回应，表明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二、确立了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自由刑在执行中的最常见形式是监禁刑。不可否认，监禁刑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著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思想的逐渐深人，人们逐渐认识到监禁矫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成为刑法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社区矫正随著行刑社会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麽，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社区矫正可以取代监禁矫正。实际上，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必将促进两大矫正体系的进一步协作，从而在共同预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关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点：首先，社区矫正可以弥补监禁矫正的不足。监禁矫正在预防犯罪中两大无法突破的难题：其一，监狱的相对有限与罪犯的相对无限的矛盾。从长远来看，监狱的建设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处于人口增长中的罪犯也是逐渐增多的，监狱矫正不可能成为预防犯罪的最终选择；从短期来看，社会某一时期，国家用于监狱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仅就经济成本而言，社区矫正的相应成本一般不超过监狱关押的20%。实施社区矫正更加节约司法资源。社会法学派认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所决定的。社会本身即是犯罪产生的一个诱因，选择将罪犯投入社会，运用社会力量进行矫正正是”对症下药”，实现了对罪犯的社会内部消化，有效解决行刑资源有限性的难题。以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为例，矫正要求工作人员具备矫正罪犯心理与行为的矫正知识、矫正技术和矫正能力，但是，国家刑事执行的专门矫正官、缓刑官和假释官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实施社区矫正，可以依托和借助社区的各种矫正资源和服务力量，有效应对犯罪，这既是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的根本区别，也是社区矫正较之监狱矫正的最大优势。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不仅可以减少监狱的人力和财力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国家对监狱的经济投人，降低监禁行刑的成本，缓解监狱矫正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去矫正那些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监狱化与再社会化的矛盾。现代犯罪学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社会化进程未全面完成，而传统的监禁矫正，将罪犯投人监狱，使其隔离于社会之外，大大削弱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会化速度远远滞后于正常社会成员。不仅如此，将犯罪人囚禁于监狱中，还会使犯罪人无形中学到犯罪技术和技能，传播监狱亚文化，从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人身危险性反而有增无减。由此看出，虽然监狱的隔离功能对于具有高度社会危险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隔离并不能作为预防犯罪的最终手段，因为罪犯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最终仍然要回归社会。对罪犯而言，隔离的时间越长，隔离的程度越高，其再社会化的可能无疑越低，再次进人社会后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区矫正正好克服了监禁矫正的这一缺陷。社区矫正将罪犯置于社会化环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够最大可能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引导和行为规范，促进罪犯形成健康的社会人格，实现再社会化，使罪犯最终能够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顺利回归社会，避免监禁矫正可能带来的以消极服从、自信心与进取心重度丧失为特徵的[监狱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现。其次，监禁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后盾和保障。社区矫正确有优点，但适用上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将罪犯放于社区，必然需要考虑社区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适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将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险性较高的罪犯也放于社区，不但不能预防犯罪，反而是对犯罪的纵容。另外，为了保障社区矫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之间的桥梁，比如我国刑法对缓刑、假释罪犯违反规定的重新收监执行的规定。这不仅可以促进罪犯积极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区矫正在适用中无”后顾之忧”，大胆适用。综上所述，矫正是理念，而矫正场所、矫正内容的选择直接体现着刑罚由重到轻的适用序列，存在著一个矫正方式上逐渐过渡的转移序列。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孤立发挥其矫正功能的措施，矫正目标的相同性显示社区行刑与监狱行刑是相关联的统一体。建立与监禁矫正相对的社区矫正，可以为预防犯罪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类型，即管制、缓刑和假释。对此，有学者指出：”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意味著我国刑罚体系和执行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即将我国刑法中管制这种刑罚方式改成社区刑，从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区刑重构我国刑罚体系的主体部分；此外，以缓刑、假释作为连接社区刑与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刘宪权：2010年11月9日《检察日报》）我国传统刑罚体系中并不存在社区刑，而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否可以认为创立了社区刑，并且使得社区刑成为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刑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社区矫正的引入的确促进了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以管制刑为例，管制作为非监禁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规定虽然广泛（挂有管制的罪名约占罪名总数的1/4），但适用率却极低。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字来看，2003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30,355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1,508人，占1.58%;2004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52,241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2,553人，占1.67%; 2005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829,238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4,604人，占1.76%。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彰显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内容出现了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仅有五项义务，而这五项义务都是将罪犯作为消极的客体来看待。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刑罚执行方式，简单的五项义务的规定与严厉的监狱监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难以有效体现管制的惩罚性，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缓刑和假释的考察监督义务也同样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甚至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而实际上，对缓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确执行缓刑制度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监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罚的”可感性”降低，难以对罪犯造成应有的心理压力和必要的行为约束。以上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管制、缓刑、假释成为司法机关不太愿意采取的刑罚手段，对于既可判处监禁刑又可判处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监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结构的失衡。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管制、缓刑、假释在矫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国刑罚严厉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在立法上对其内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社区矫正，就使得非监禁刑罚执行具备了实质内容，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也必将得到改善。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果来看，”缓刑没事”的局面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给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挥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促使非监禁刑罚执行考察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管制、缓刑、假释的作用，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非监禁刑罚执行中切实得到体现。四、督促社区矫正配套立法的尽快出台在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在制度规范层面，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05年1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2009年9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地方试点工作中则建立了规范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度、相关部门之间衔接配合的制度、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门内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诚然，这些都为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及深入开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国社区矫正之所以迟迟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国外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如美国的社区矫正，虽然从有关规定来看，社区矫正是作为一种刑罚，但在实践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非监禁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不仅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种非监禁措施的落实及矫正项目的实施。而英国社区矫正是作为独立的刑种，包含了一系列社区矫正令。日本的社区矫正是作为保安处分，主要是缓刑、假释和假释人员的安置帮教，缓刑、假释期间的监管、矫正与保护活动。其二，受国外立法复杂多样的影响，国内学说纷纭。如”刑事执法活动说”，”非监禁式的行刑方式和处遇措施说”，”罪犯处遇新趋势说”，”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说”，”保安处分及刑事政策说”，如此等等。理论研究上的众说纷纭，使得社区矫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未能明晰，立法基础不太牢固。因此我国在社区矫正的引入中并没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7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至此，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执行措施的地位已经可以明确。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肯定，必将推动社区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区矫正的内容为例，根据”两院两部”2009年9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其中涉及社区矫正内容的规定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第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第三，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以上三方面虽然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范，并不能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具备了具体明确的内容。因为无论是教育矫正，还是监督管理、帮困扶助都并非社区矫正的”专有性”内容，监禁矫正同样存在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的要求，所以从内容上来看，除了执行场所的变更，关键在于内容上如何利用社区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区力量为基础，对社区矫正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为”严”，一为”宽”。对于从”宽”，从开设学校教育等帮助性项目角度来讲，社区矫正应当是开放的体系，具体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补充。但是从”严”，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权利”的限制，社区矫正的项目还有待刑事立法的确认。例如，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组织公益劳动，但立法却没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劳动如何与矫正相结合，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来明确。总之，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法地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紧锣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规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之后，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势必令人引颈期待。五、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公安机关作为管制执行以及缓刑考察、假释监督主体的规定，从立法的实然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空白”状态。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殊背景来解释。这根源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出现”双重主体”的现实，这一现象引发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多为学者所诟病。立法者此处的修改之意应是对双重主体的模式给予了否定，但是具体由哪一主体来执行，目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抑或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卫机关，任务繁重，再把社区矫正交其执行，实在困难很大。加之，从促进罪犯与社区联系的角度来看，公安机关的侦查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与犯罪人之间存在尖锐的情绪对立和矛盾冲突，罪犯会因为侦查人员的侦查、拘留、逮捕行为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这说明不太适宜由公安机关执行社区矫正。根据对行刑权统一的研究，学者们多赞同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理由是：首先，从理论研究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在对刑事司法职能分配方面，已经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应当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共识。其次，从实务状况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也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从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职能职责的现状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本身具备刑罚执行职能，具有管理、矫正罪犯的资源和经验，可以满足矫正的“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无需从零做起、另起炉灶。另外，对于缓刑犯、假释犯而言，社区矫正面临著与监禁矫正链接的问题，两大矫正系统的统一有利于对服刑人员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较好的矫正效益，体现系统的整体功效。基于此，世界各国行刑权都已逐渐走向统一。因此，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权力，将监狱行刑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权力系统之中，有利于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与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确立两大矫正体系的观点相呼应。当然，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行社区矫正时，也需要得到公、检、法等机关的配合，这是自不待言的。

2. 关于刑法中犯罪构成的分类

以犯罪构成的不同标准进行以下划分，共有四种犯罪构成分类。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这是以犯罪构成的形态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一般是指既遂犯或者单独犯的构成要件；修正的犯罪构成(也称为特殊形态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不同形态，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则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
刑法分则条文大都是以单个人犯既遂罪为标本的，基本犯罪构成以刑法分则为基准，直接根据刑法分则就可以认定；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的内容都在刑法总则部分规定，因此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
二、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又称为关闭的犯罪构成与开放的犯罪构成)
完结的犯罪构成，也称关闭的犯罪构成，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犯罪构成，也称开放的犯罪构成，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法官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这一分类最先由德国学者威尔采尔所倡，具有一定意义。
当刑法规定了完结的犯罪构成时，司法工作人员应严格依法适用，不得附加或减少要件；当刑法规定了待补充的犯罪构成时，司法工作人员应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补充构成要件。至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究竟是完结的犯罪构成还是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则需要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识别。
三、单一的犯罪构成与复杂的犯罪构成
单—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的犯罪构成+即当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中只含单一行为、单一主体、单一罪过形式时，便是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规定的要件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
主要表现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行为、对象、主体等，只要具体事实符合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如刑法第305条；另一类是刑法规定了两种以上的行为等，具体事实同时符合刑法规定时，才成立犯罪。
这两类现象也可能交织在一个犯罪构成中，司法工作人员应特别注重哪些要件是可供选择的，哪些要件是必须同时具备的。
四、普通的犯罪构成，加重和减轻的犯罪构成
例如：刑法第263条中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及其对应的故意，属于普通的犯罪构成，其后规定的“入户抢劫”等8种情形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再如，刑法第232条种的“故意杀人”是普通的犯罪构成，“情节较轻的”是减轻的犯罪构成。

3. 西北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研究生指定教材用书是什么

《刑法学》刘宪权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内生目录》信息容显示，刑法学（代码030104）主要研究方向包括01中国刑法、②外国刑法、③港澳台刑法、④国际刑法。初试考试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04法理、宪法、中法史、④804刑法、民法、经济法。复试考试科目：刑法。

刑法学是法学专业二级学科之一。刑法学学科主要以社会中存在的犯罪现象为基础，研究犯罪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犯罪的对策，寻找减少犯罪的方法、措施，为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献计献策。就业方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特别是在高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4. 刘宪权的人物成就

（1）涉信息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年10月-2017年10月，首席专家
（2）涉信用卡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1年6月—2013年6月，项目负责人
（3）金融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6月—2007年6月，项目负责人
（4）证券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2年6月—2004年6月，项目负责人
（5）侵犯知识产权罪惩治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2009年6月—2011年9月，项目负责人
（6）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美国政府资助项目,2002年1月－2003年6月，项目负责人
（7）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法律应对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2004年3月－2006年4月，项目负责人
（8）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2004年7月－2006年7月，项目负责人
（9）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上海教委重点学科课题,2002年9月—2005年9月，项目负责人
（10）社会转型时期的刑事法理论,上海茂盛国际有限公司委托,2004年1月－2004年8月，项目负责人 “七五”期间全国法学重点研究课题《各国刑法比较研究》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金融风险防范与犯罪惩治》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重点研究课题《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证券犯罪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邪教活动的法律控制》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应对研究》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罪惩治研究》
美国政府资助项目《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证券期货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涉信用卡犯罪研究》 （1）《刑法学名师讲演录》，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中国刑法学讲演录》，专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 《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5）《刑法学专论》，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6）《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专著，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7）《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英文版），专著，荷兰艾柔默斯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8）《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9）《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0）《刑法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11）《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12）《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3）《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2005 年度）第二卷：实务问题研究》（上、下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4）《刑法学研究（第 1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15）《刑法学研究（第 2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6）《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副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17）《刑法学研究（第 3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刑法学研究（第4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19）《刑法学研究（第5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0）《刑法学研究（第6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1）《刑法学研究（第7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22）《刑法学研究（第8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3）《刑法学研究（第9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4）《刑法学研究（第10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5）《刑法学研究（第11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6）《刑法学研究（第12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7）《金融犯罪案例研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8）《证券期货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9）《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专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0）《涉信用卡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主要学术论文
（1）《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辩证》，《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2）《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我国金融犯罪刑法分类质疑》，载《法学评论》 2007 年第 4 期，独著
（4）《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疑难问题刑法评析》，载《政法论坛》 2008 年第 2 期，独著
（5）《<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 2011年第6期
（6）《“职业绑手”受雇控制被害人行为定性研究》，载《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 2 期
（7）《 < 刑法修正案 ( 六 ) 草案 > 评析》，载《法学》 2006 年第 2 期，独著
（8）《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反思》，载《法学》 2005 年第 5 期，独著
（9）《共同证券期货犯罪疑难问题探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独著
（10）《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载《法学》 2004 年第 5 期，独著
（11）《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载《政治与法律》 2005 年第 6 期，第一作者
（12）《假冒专利罪客观行为的界定与刑法完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第一作者
（13）《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载《政治与法律》 2005 年第 6 期 独著
（14）《建立和谐社会突发危及应对机制的法制轨道》，载《法治研究》 2005 年第 4 期独著
（15）《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分析》，载《法学》 2005 年第 6 期 独著
（16）《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载《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2006 年第 2 期，第一作者。
（17）《“银广夏事件”的刑法思考》，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 期，独著
（18）《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再思考》，载《法学》 2002 年第 2 期，独著
（19）《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 2001 年第 1 期，独著
（20）《 2001 年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综述》，载《法学》 2001 年第 11 期，独著
（21）《关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定性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 2001 年第 9 期，独著
（22）《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载《法学》 2001 年第 7 期，独著
（23）《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犯罪行为的刑法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6 期，独著
（24）《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第 2000 年第 8 期，独著
（25）《婚内定“强奸”不妥》，载《法学》，第 2000 年第 3 期，独著
（26）《完善证券期货犯罪刑事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 年 2 月，独著
（27）《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行为方式之解读》，载《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1 期，独著
（28）《信用卡诈骗的司法认定》，载《政法论坛》 2003 年第 3 期 独著
（29）《“性贿赂”行为犯罪化不足取》，载《法治论坛》 2003 年第 2 期 独著
（30）《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案件对民事合同效力的影响研究——以非法集资案件中的合同效力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0期，第一作者
（31）《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独著
（3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刑法适用之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12期，独著
（33）《关于中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发展》，载《立命馆法学》2013年第1号，独著
（34）《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1期，第一作者
（35）《克减冤假错案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载《法学》2013年第5期，独著
（36）《论刑法中法律拟制的设置规则》，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9期，第一作者
（37）《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独著
（38）《论内幕交易罪最新司法解释及法律适用》，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独著
（39）《限制或废除死刑与提高生刑期限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独著
（40）《信用卡“养卡”，“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载《法学》2012年第7期，独著
（41）《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定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9期，第一作者
（42）《盗窃罪新司法解释若干疑难问题解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独著
（43）《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独著
（44）《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停止形态研究》，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一作者
（45）《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评析》，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8期，第一作者
（46）《涉信用卡犯罪对象的评析及认定》，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独著
（47）《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独著
（48）《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证》，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独著
（49）《自贸区建设中刑法适用不可回避的“四大关系”》，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独著
（50）《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载《法学》2014年第6期，第一作者

5. 华东政法大学的刘宪权怎么样

一级棒，你很难考的，刑法是我们的学校的支柱科目，365分（考研）

6. 刘宪权的人物荣誉

（ 1 ）专著《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英文版），荷兰艾柔默斯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获 2002—2003 年华东政法大学优秀专著奖。
（ 2 ）论文《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研究》，获 2002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 3 ）论文《 WTO 与经济中心城市治安管理》，获 2002 年中国警察学会理论研讨一等奖。
（ 4 ）论文《和谐社会视野下突发金融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思考》，获 2005 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三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 5 ）论文《论拐卖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获 2005 年中国法学会“ 西湖杯 ” 优秀刑法论文特别奖。
（ 6 ）论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突发危机应对机制的建立》，获 2005 年中国法学会 “ 构建和谐社会法治保障 ” 征文二等奖
（ 7 ）著作《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获 2006 年第二届全国法学科研成果三等奖。
（ 8 ）主编的《刑法学》教材， 2007年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 9 ）著作《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2009年获第三届全国法学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10）论文《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1）著作《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2）著作《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2012年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13）论文《新中国刑事法治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2011年获中国法学会“马克昌杯”优秀刑法论文二等奖。
（14）获“2011年中国法学高产作者”荣誉称号。
（15）获“2012年中国法学高产作者”荣誉称号。
（16）获“2013年中国法学高产作者”荣誉称号。
（17）获“2014年中国法学高产作者”荣誉称号。
（18）论文《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7. 刘宪权的人物经历

从1983年起开始为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开设《当代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刑法专论》、《金融犯罪研究》、《港澳台刑法比较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践》等多门课程。曾于1995年底至1998年初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参加香港回归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2003年4月作为国际访问学者赴美国考察学习。

8. 刘宪权的介绍

刘宪权，1955年生于上海，1979年进入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后赴荷兰艾柔默斯大学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刑法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入选全国首批“万人计划”（即中组部“高端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项目1、“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上海市教育功臣”3、“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名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4、“全国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5、“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十大劳模年度人物（2013年）”6、“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名师”7、“上海市教育年度新闻人物（2011年）”、“中国法学高产作者”等荣誉称号，2014年获批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上海市总工会）8，同年获批“刘宪权法律服务工作室”（上海市教育工会）9，并连续17年被华东政法大学全校学生评选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10。

9. 教唆犯如何处罚 刘宪权

教唆犯就复是故意教唆他人实制施犯罪的人，对于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根据《刑法》第29条第1款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2）根据《刑法》第29条第1款的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3）根据《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0. 考公刑法学和中国刑法学的区别

考公刑法学和中国刑法学的区别是中国刑法学的范畴更大。
《中国刑法学》是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刘宪权。本书可作为继续教育学生、非法学专业学生以及社会公众了解刑法、学习刑法的学习用书。
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