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

『壹』 司法权威的介绍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活动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形成命令和服从关系，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贰』 如何认识和提高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切实增强司法权威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机关的执法能力，集中体现在执法公信力上;执法公信力来源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来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人民法院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就必须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重点，全面加强法官队伍建设。要集中抓好人民法院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司法能力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解决经济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扎实推进人民法院内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建设一支明明白白审案、干干净净司法、堂堂正正做人的法官队伍，以清廉公正高效树立司法权威，以严格公正文明提高司法公信力。

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必须注重实效，大力推进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抓住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最期待解决、人民法院工作发展最需要解决、克服一定困难有可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和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真正解决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要坚持以审判和执行工作为重心推进司法改革，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生命线，加强司法管理，强化司法监督，规范司法行为，努力从实体上、程序上全面实现司法公正;要针对审判执行任务日益繁重复杂的现状，积极探索提高司法效率的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司法资源的整体效益;要认真分析影响司法权威的各种因素，在推动司法环境改善的同时，大力加强自身建设，让司法裁判最终以其公正高效取信于民，赢得权威。

『叁』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编辑同志：当前，人们对提高司法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怎样理解司法权威？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天津读者 高志勇 高志勇同志：我们请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回答您的问题。 ——编 者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确立司法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的职能作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裁判在解决争讼的活动中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既是我们党坚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司法权威是确保司法权能够成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有力保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司法高效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之一。 司法权威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它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则是具体的。司法权威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一是司法人员的廉洁性。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法官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他们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就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和当事人的信赖与信服，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促进全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二是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只有严格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核实证据、查明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才能确保其裁判具有法律效力。三是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司法机关的判决、裁定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就具有稳定性并应当得到切实的遵行，非由法定机关、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更改。这既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客观需要，也是保持法律稳定性的必然要求。四是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普遍认同。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能够得到社会公众和当事人的普遍认同，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而且由此树立起的司法权威更具有积极意义。 树立司法权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效率。司法不讲效率，案件久拖不决，司法公正就会大打折扣，司法权威也难以树立。二是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是司法权威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一般认为，法官的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法官一方面应当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应当具有很高的思想道德修养，一身正气、秉公执法。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法律。三是促进司法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确立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实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结果公开、办案质量评价标准公开，提高审判活动透明度，使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诉讼权得到更好的保障；必须完善审判监督机制，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案件流程管理制度，使激励约束机制更为有效。四是坚持以公正树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做到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始终坚持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五是加大执行力度。推进执行公开，强化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肆』 司法公信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什么

司法公信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司法公信是社会诚信的基本保障，是指在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得到民众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重点围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公开、加强司法工作监督和司法执法能力建设等领域，加强诚信建设，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公信力不仅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保证，而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以司法公开为原则，着力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执法人员信誉，进一步加强司法，检察，警察，监狱（办公室）事务的公开度，因此以促进司法公正和增强公众信任。

司法公正是宪法法律对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核心价值目标，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增强司法公信力，首先离不开通过履行审判执行职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并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只有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民众才信服司法裁判，信赖人民法院，司法才有公信力可言。

『伍』 深圳市公安局司法监督中心有没有权威

有。

司法权威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概念。 司法权威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应当具有至上的地位。在一个法治国家，法院应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

其核心理念是法院对国家和社会的强制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任何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

二是司法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一方面，国家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而且受公正有效的司法保护的约束；

另一方面公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普遍遵从是司法权威性的基本要义。

司法权威来源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认同，司法权威需要法律信仰的支持和维护。

『陆』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

『柒』 如何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为了筑牢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当像建造百年大计的宏伟建筑那般,来精心打造一支值得人们信赖的司法队伍。否则,真正的司法权威是不可能树立起来的 □苗勇 社会总是处在矛盾之中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每天都在发生这样那样的纠纷。许多彼此之间的隔阂通过了邻里乡亲、民间组织、中介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调解和处理,得到了有效化解。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必然有一些无法或者不能通过上述途径和方法加以解决的矛盾,所有这些或大或小的冲突,比如刑事的、民事的和行政的,需要由司法进行裁决。司法人员站在矛盾对立双方中间位置,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裁决,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才把司法机关称作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清醒地看到另一面,如果司法过程没有践行自己宗旨,亵渎法律,就会对人们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正如潘恩所言:“当官吏在法律应用到个人行动上时破坏法律,即构成压迫。”可以说,司法人员违法,是一种对司法权威的颠覆性戕害。 当某个民事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一方固然可以采取不少方法来加以解决,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诉讼手段——这是他的权利,将对方告到了法院。原告这个行为,假如完全是基于对司法人员充分信任而采取的,司法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假如不是如此,原告之所以要起诉对方,并不是基于对司法人员的信服,只不过再也没有其他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地方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才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法庭,那么,他对司法的公正性总会抱有很大怀疑。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他的精力并不完全倾注在案件事实的证明和相关法律的理解上,还有他以为的极为复杂的案外因素需考虑,这往往要耗费他不少时间和金钱。 无疑,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中,诉讼形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诉讼参与人的心理却截然不同。总对法官的公正性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就会对一切诉讼决定、裁定和判决提出自己的置疑。且不要说诉讼瑕疵会引起他们种种猜疑,即便是正确裁判,一些人也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不信”!相反,假如是基于对司法人员品质毫无保留地信赖而参与诉讼,他们就不会对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产生疑惑,更多的时候,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处理结果,并自觉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既然法官是大公无私的,严格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根据案件事实做出了裁判,那么,再抱有怀疑心理,就是自己的无知和愚昧,甚至是蛮不讲理了。这就好像医术高明的大夫做出了诊断,患者就会依照他的医嘱认真进行治疗一样。 民事诉讼是如此,其他诉讼概莫例外。因为司法人员是公正的,所以司法才有权威。也就是说,司法权威并非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就能够树立起来的,尽管司法需要这样的支撑。如果以为司法权威指的就是国家暴力——仅此而已,那么,由于缺少司法人员正义力量的主导,这样的权威最终必将蜕变为暴政。相反,即便在制度上是残暴的封建衙门,如果有清廉官员主持,也可以有权威的存在。古人常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讲,不要怕什么关系不关系的,更不要怕什么后手不后手的,只要有包青天在,就会获得公正的处理结果。可见,老百姓与其说是对衙门的恭敬,倒不如说是对个人的崇拜；因为人们对司法人员信任,所以才信赖司法机关。事实的确如此,当人们看到不为鲜见的说情风时,这样的反问也就不无道理: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清正的司法人员,难道还会遇到这般无所顾忌、明目张胆地请客送礼的腐蚀?行贿人是不会拉拢洁身自好的掌权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乃是一个生活常识。于是,当我们不时耳闻“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经验之谈”时,难道还不该产生沉重的内疚心理:我们离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还有多么大的差距呀! 一味责怪一些当事人不当行为,不仅是懵懂的表现,更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差错进行极为愚蠢地掩饰,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不能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相对弱势的人们,而需要扪心自问的是,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何方。笔者以为,寻找这个结论其实并不难。当老百姓看到一个又一个司法人员因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被绳之以法的时候,对心灵上的冲击将是何等巨大,在心理中的烙印又将是何等深刻。怎能不叫人触目惊心,这个曾经站在审判长席位上郑重其事宣读应当是正义判决的道貌岸然的法官,灵魂深处竟然是如此肮脏不堪。人们越是无法相信,就越是肯定得彻底——司法将不再主张正义!要知道,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尽管这样的司法人员在整个司法队伍中肯定不是主流,甚至是极个别的,但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难道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办理自己这个案件的司法人员就一定是正人君子吗?于是,司法权威也正是在这种浓重的怀疑氛围中,逐渐削弱了…… 柏拉图说得好:“立法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就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为了筑牢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当像建造百年大计的宏伟建筑那般,来精心打造一支值得人们信赖的司法队伍。否则,出现在司法活动中见怪不怪的现象就会依然如故,真正的司法权威是不可能树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司法队伍中,绝对不能再出现诸如像黄松有之类的堕落者。司法权威与司法腐败,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任何具有权威的司法,无不都是清正司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强化司法职业道德建设,就当下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加大惩处贪赃枉法者的力度。只有将已经存在着的司法腐败清除干净——一种需要花费大力气追求的目标,司法才能成为一方净土,才能真正树立起无可置疑的权威。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参与诉讼活动才不再有多余的但在当前却是一种很现实的顾虑。他们深知,不要找关系,更不要请客送礼,不然,便是对司法人员的极大侮辱。他们确信,司法人员代表国家的裁决,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捌』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权威是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规范的司法行为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展示的一种威望、一种公信力。司法权威作为国家权威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公正高效的生成基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必由之路。确保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事业发展的生命和灵魂。司法效率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满意与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司法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甚至也不是外部力量给与的，最终还是要依靠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来实现，靠廉洁、清正的法官队伍来保证。法律只有被公正、高效地适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一体遵从，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厌讼、“青天情结”等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客观存在，导致一方面人们对司法不信任，法院的社会公信力下降，民众失去司法信仰，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司法不尊重，把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通过非司法程序解决冲突的途径上，甚至于把纯粹的法律问题也通过非司法途径来解决，司法权存在的必要性成了疑问，上访、闹事成了必然。一些案件刚起诉到法院，一方或双方诉讼当事人就开始信访，要求人大或者党政机关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公民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亦损害了司法权威。打官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当前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中，存在着很多的错误观念：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诉讼风险责任，推卸给司法机关；不懂得诉讼权利是一种“过时不候”的时效性权利；不懂得司法审判权是一种终局性权力；不懂得司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一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个别代表和委员本身是案件当事人，在“两会”上反映具体案件，并要求法院的接待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也有个别身份是律师的代表和委员，将本人在代理诉讼中败诉的案件带到会上反映，公开批评法院办案不公。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更是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提前介入以及所谓的“媒体审判”更是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判断。媒体对司法机关开展新闻批评，对司法机关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和工作缺陷提出批评，予以揭露，进而形成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名誉、人格进行攻击，甚至是恶意的或攻击性的对司法机关中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曝光，对庭审报道片面追求新闻效果，过分地介入并不加分析地详细报道案情，易误导社会舆论和公众看法出现偏差。
建设和谐诚信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对违背诚信行为进行及时和适当的制裁，使违背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于守信的成本，而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是建立和谐诚信社会的首要前提。当前，行政权干预司法、司法腐败、执行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诚信体系造成一次次严重的冲击，司法公信力已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已成为亟待解决之问题。
增强司法权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仅仅依靠党的领导，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所谓权威的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虽然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却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所提倡的司法独立，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司法从属于立法。但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越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从事的时间越长，对法律越感失望。这是在太多权力干扰和世俗压迫下而产生的恶性循环。当前，主要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比较突出。一是司法权力行政化倾向；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行业化倾向。两者严重干扰着司法独立和司法统一，是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诱因之一，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司法体制中立、统一、公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统一行使司法权，其它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地位提供制度性的尊重和维护，营造独立的司法环境，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至关重要。
第二，努力提高司法者自身的司法能力。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法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司法者的司法能力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能力则是司法者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完成运用法律处理案件，体现司法职能的专门活动的本领。1、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此法官必须具备形式逻辑知识，明晰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规律，注重培养自己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2、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才能准确掌握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规定，才能全面了解每个具体条文的立法愿意和立法背景，才能熟知每个条文或具体制度在该法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准确运用法律，去正确裁判每一起案件。3、娴熟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包括听讼能力、驾驭庭审能力、归纳争议焦点能力、认证能力、适用法律能力、调解能力、应变能力等。法官只有具备较强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才能明辨是非。4、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法官所有的裁判活动必须通过有声语言和书面文字来完成。这种语言和文字载体必须传达法律原则和精神、表达法律意志、明确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这种语言和文字必须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即法言法语。法言法语具有逻辑性、功能性和权威性，它不仅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将模糊的社会问题转化成明确的法律问题，同时排除了非法律的思考，保证法官思维的理性化。规范、准确、简洁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必备素质之一。5、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法官应当具备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即由单纯的适用法律的机器向总结司法经验和审判规律的层面发展。法官必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从而实现从适用型法官向创新型法官的转变，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实现对社会的责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任。
第三，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公正与效率相辅相成，共同体现着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没有公正的效率就失去了司法的根本，而没有效率的公正也不是完全的公正。我们既不能以牺牲实体公正来求得效率，盲目追求审限内结案率；也不能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无视当事人缩短周期、减少讼累的期盼，造成诉讼迟延，久拖不决。因此，要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意识和办案质量第一的观念，用最大的人力投入、最有力的措施、最优良的条件，确保程序合法，最大限度杜绝错判案件的发生。同时，要牢固树立司法效率的意识，确保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这也是严肃执法的体现。
第四，强化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和自律意识。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对公正、高效和权威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法官最大的耻辱就是枉法裁判。一个对法律不忠的人、一个法律的背叛者，是没有资格担当法官重任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定时间内，法律是一成不变的，而法律关系则千变万化。法官不应该满足于充当法律条文的复印机。法官不仅要模范地遵守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创造性地执行法律；法官不仅要服从现有的法律，更要服从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良知。法官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其次要戒贪，贪有多种形式，有贪财的，有贪利的，有贪名的，有贪色的。
第五，建立支持司法权威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与现代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现代法律精神及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原则相一致，其核心是公正。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威的观念支持，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人员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主体；二是领导者的理念，他们掌有领导权、立法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引导控制着司法活动的方向；三是社会公众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参与者。首先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执政能力护宪法的自觉性。其次要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
第六，要加强司法宣传。社会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对审判工作的全面了解，而是来源于对个案处理结果的观察和感受。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事人对个案不公都有一种本能的“放大”效应。但是，把少数法官的腐败行为渲染扩大为整个司法队伍的腐败行为，把少数案件的处理不当渲染扩大为全部司法活动的不公，也是有失偏颇的。

『玖』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公信力，依笔者的理解是指，广大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所给予的信赖程度。所谓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广大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及绝对执行的效力。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二者之间，司法公信力是前因，司法权威是后果，两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司法公信力若是很高，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是社会秩序井然，广大公众普遍地崇尚法律、敬仰法律；一旦出现纠纷和争端，大家便想到的是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作为司法官员，在广大公众的心目中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就是会说话的法律，其司法权威之高不言而喻。从目前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公信力较低，司法权威较差。主要表现在：案件服判息诉的比例不高，往往形成“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的局面，涉法信访、上访事件年年不断激增；在普通老百姓甚至于党委、政府领导的心目中，司法官员与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当事人哄闹法庭，威胁、殴打、辱骂司法工作人员，阻挠执行、抗拒执行的现象时常发生；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随意地品头论足，评论是非，否定其效力；在各地方开展的评满意（或不满意）单位时，司法部门很难跻身于满意单位的行列之中……探究我国目前司法现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与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历史的国家，行政权力长期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现象比比皆是，故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敬重大官更甚于敬重法制。人们有了冤屈，习惯地寄希望于大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不是诉诸于法律来解决。其次，司法公信力较低的这一现状还与我们国家的司法水平普遍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司法水平的高低情况又取决于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在业务素质方面，虽然十多年来司法工作人员基本普及了大专、本科文凭，着力于提升其法律素质，但他们的实际司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司法部门对队伍的管理和监督虽不断地在加强，但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不少的司法工作人员仍然存在着不注重职业道德，工作作风差，司法行为不廉洁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司法水平的正常发挥。再者，有关我国司法领域运行方式的一些改革举措脱离了现实的司法环境，单纯追求法律效果，无视社会效果，导致司法裁判结果与广大民众奉行的道德评判结果相去甚远，导致广大民众对司法裁判结果不认同、不满意，这也是当前司法公信力较低的原因之一。最后，司法管理体制亦决定着司法部门的公信力大小。当前，我国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权均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司法权不能独立、正常地行使，司法裁判往往要奉行地方党委、政府的旨意，地方保护主义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在充分认识到上述影响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权威的因素之后，对症下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历史因素、管理体制等不是轻易随便就能改变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且必须做的是从力所能及的地方抓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做起。依笔者的浅见，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司法权威，必须从司法职能的定位、司法运行方式、司法审判效果、法官队伍建设和司法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才能取得实效。一、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司法工作职能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现期。各种利益之争、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纠纷能否及时化解，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客观社会现实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司法工作的主要职能就是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纷争，充分运用法律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司法方面的努力。每位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作为自己办理每一个案件的终极目标。也只有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司法，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推进法治，而不是成为涉诉信访的对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所言“人民法院只有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才能进一步树立起来。”二、结合我国的国情，注重司法运行的方式司法运行的方式是指司法部门的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及工作手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运行方式充分体现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理念（或者说指导方针），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司法领域方面的国情。符合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能充分发挥其司法职能，从而实现司法的最终目的。相反，违背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则会阻碍司法工作应有职能的发挥，难以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其司法行为是不受广大公众欢迎和认同的。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公民的维权意识逐渐在增强，大量的矛盾纠纷涌至司法机关寻求解决，而公民的法律知识普遍欠缺、对司法的运行程序知之甚少，诉讼技能普遍较差。因此，我们的司法运行方式必须结合这一国情，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从而建立起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树立起司法权威。“司法为民”就是我们应有的司法理念。这一司法理念是我们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它必须贯穿于司法工作的始终。如何实践这一司法理念？笔者认为，一要保障民众的司法知情权。即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要向社会全面公开，譬如：对当事人进行热心、负责地诉讼指导；有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要认真、悉数地告知；司法过程中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裁判文书要充分地论证说理；对民众广泛关注的案件信息适时对外公布等等。二要保障民众的司法参与权。即司法活动要尊重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落实人民陪审制度，同时要依靠工会、妇联、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来参与解决纠纷，不能独立特行、单打独斗。三要保障民众对司法的监督权。司法工作应广泛地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司法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畅通当事人的信访申诉渠道。四要树立和谐司法的观念。在司法活动中和裁判结果上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体系，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施必要的司法救助措施；适时开展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等便民司法工作方式；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注重运用调解方式开展司法工作。总而言之，司法运行的方式必须贴近民众、服务民众，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民众对司法工作满意，才能谈得上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问题。三、努力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效果是单纯从法制角度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裁判既严格遵循了程序法的规定，又准确运用了实体法的条款，那就是最佳司法效果。而社会效果则是从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处理达到了定纷止争、让党委、政府满意，得到民众认同的目的，那就算取得了最佳的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单纯追求法制意义上的司法效果，不注重社会效果，则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司法，纯理想主义的司法，人民群众不会感到满意、不会认同其司法效果。因此，司法工作必须尊重民意、善待民意、吸收民意，准确把握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实现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做到这个“统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法官不断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调解技能和裁判艺术，让案件的裁判结果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社会。四、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狠抓队伍建设不放松法官是司法工作的主导者，是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官的素质是关键。一名法官，若是讲不清道理，释不明法律，写不出有质量的裁判文书，这样的法官在民众的心目中肯定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加强培养法官的业务素质是第一要务。一名法官，若是对当事人的正当诉求采取“生冷横推”的态度，漠视甚至压制当事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样的法官同样是建立不起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因此，第二要树立法官的亲民、护民形象，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一名法官，若是与一方当事人亲、对另一方当事人疏，或者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吃请和财物，这样的法官同样在民众的心目中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还要不断地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努力维护法官的清廉形象。唯有如此，法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全方位的司法需求，进一步发挥好职能作用。五、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助长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及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如何，对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司法工作不能仅注重独立行使司法权，还应适当地延伸司法职能，做出卓有成效的服务保障工作，才能赢得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在建立司法公信力方面得到他们强有力地帮助。同时，还要适时开展对广大民众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让他们学法、懂法，进而相信司法，尊重司法和维护司法。此外，还必须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交流、沟通，正确把握住对司法工作的舆论导向，为建立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搭建有力的宣传平台。还要积极探索与律师之间交流、沟通的方式和机制，共同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司法形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