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民法典

1. 王卫国的科研成果

01.1995年至1998年，主持翻译美国法学名著《科宾论合同》。
02.1996年，主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项目《我国土地权利的研究》
03.1996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机构合作项目《中国经济法改革：比较研究》。
04.1999年，主持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法务会计》。
05.2002年，主持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
06.2004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财产法的理论重构》。
07.2005年，与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与荷兰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土地登记和空间规划》。
08.2005年，受国务院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委托，主持《中国的反商业欺诈》系列科研项目。
09.2005年，受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委托，主持科研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立法模式研究》。
10.2005年，主持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荷兰民法典》翻译和研究项目。
11.2006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
12.2006年，主持荷兰外交部资助项目《荷兰民法典翻译与研究》。
13.2007年，主持国资委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持股规范研究》。
14.2007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行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
15.2008年，主持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金融机构破产研究》。
16.2008年，主持国务院法制办委托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专家建议稿》。
17.2009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区委托项目《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方案研究》。
18.2010年，主持中国保监会委托项目《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19.2010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发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分析》。
20.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21.2012年，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强制性标准和法规关系研究》。 01．《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专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02．《中国民法》（合著，佟柔主编）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03．《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合著，王家福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04．《商法案例评析》（合著，江平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05．《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06．《科宾论合同》（上、下册）（译著，合译）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
07．《商事法学·经济法学》（副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
0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教程》（上、下卷）（合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09．《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王卫国、Roman Tomasic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商法学》（副主编）
高等法学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订版
11．《破产法》（专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商法概论》（主编）
新编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商法、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商法》（主编）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中国土地权利指南》（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王卫国、赵荣信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文集）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
西南政法大学学了学术文库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破产法——原理·规则·案例》（王卫国，朱晓娟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荷兰民法典》（第3、5、6编）（主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破产法精义》（专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5.《民法》（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商法》（主编）
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版
27.《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经济法学》（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商法》（第二版）（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民商法新观察》（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合同法》（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银行法学》（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4.《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全国“六五”普法推荐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王卫国，李化常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6.《金融法学家》（第一辑至第三辑）（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至2012年连续出版
37.《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至2012年连续出版 01．《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
02．《论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
03．《损害赔偿社会化与西方侵权法危机》，《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获西南政法学院科研成果奖
04．《现代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05．《论民法与商品经济》，《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06．《民事责任竞合之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
07．《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88年第2期
08．《规范协同论》，《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09．《产权明晰化与企业非国有化》，《法学》1988年第10期
10．《所有权转换探析》，《现代法学》1989年第1期
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与学说考察》，《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2．《瑞典新〈货物买卖法〉的主要特点》，《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
13．《企业重整制度之立法范例比较》，《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现代法学》1993年第4期
15．《公司资本论》，《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
16．《民法学者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7．《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结构——功能特性》，《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4期
18．《论合同无效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
19．《超越概念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改革成果通报》和《21世纪中国发展论坛》
20．《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宪梓优秀科研成果奖
21．《法国治理企业困境的立法和实践》，《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
22．《商业保障与新破产法》，香港《中国透视》1996年8月号
2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法学》1998年第3期
24．《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校庆论文奖
25．《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产权》，《对外经贸企业管理》1998年第2期
26．《论法学家的人格》，《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1期
27．《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与盛洪、余晖合著），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8．《企业拯救制度在中国的采用：比较概观》，王卫国、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0．《产权的法律分析》，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2期
32．《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
33．《中国入世与法制建设》，佟志广等主编《中国与WTO：权威专家话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34．《消费者群体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
35．《债务重组与企业脱困》，邵宁、周放生、熊志军主编《中国企业脱困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6．《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37．《中国企业债务重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论经济法之当代命运》，王卫国著《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9．《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0．《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法人》2004年Z2期
41．《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与王坤合著），《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42．《探索造福农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国改革报》2004年12月14日
43．《新破产法草案与公司法人治理》，《法学家》，2005年02期
44．《论普通债权质押的风险防范》（与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
45．《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劳动保护》，2006年02期
46．《关于土地调控的三点意见》，《中国土地》，2006年10期
47．《新破产法:一部与时俱进的立法》，《中国人大》，2006年17期
48．《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与潘修平合著），《现代法学》2009年04期
49．《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01期
50．《<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中外管理》，2008年01期
5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国法律》，2009年01期
52．《中国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法律》，2009年03期
53．《挂钩型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5期
54．《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制度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法学杂志》，2009年10期
55．《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学，2009年12期
56．《中国破产法的特点与程序正义》，《中国法律》，2011年第5期
57．《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
58．《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经验》，《中国法律》，2012年第4期
59．《政法委要转变职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
Juridik Tidskrift (Stockholm), Vol. 1989-1990, No.5
2．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
Juridik Tidskrift, Vol. 1990-1991, No.4
3．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aw Review (Vancouver),Vol.26 (1992), No.2
4．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
China Monitor (Hong Kong), August 1996;
5．FraulentCon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CanberraLaw Review, Vol.4, Nos 1&2 (1997);
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9, No.3, 1998.
7．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he Draft Bankruptcy Law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17, No. 1, October 2004, P. 111-119
8. “Land Use Right -- LegalPerspectives and Pitfalls for Land Reform”, “Developmental Dilemmas: 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Peter Ho, published byRoutledge (US and Canada),1st ed. 2005.
9.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B.Pott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87-99.
10. “National Report for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6 of “Commencement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Oxfor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nsolvencyLaw Series, Edited by Dennis Faber, Niels Vermunt, Jason Kilborn, and TomasRichter,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64-193.
11.“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C.H.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 Boston, 2012, pp.109-151.

2. 民法典分几个分编

民法典体系是按照一定逻辑科学排列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它是成文法的典型形态。法典化就是体系化，大陆法之所以称为民法法系，就是因为它以民法典为基本标志。民法典又特别重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形式体系（即民法典的各编以及各编的制度、规则体系）和实质体系（即民法典的价值体系）。我国民法典各分编到底由几编构成，自民法典编纂工作开展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既有共识也有不同意见。看待这个问题，既要从理论体系的角度，也要有历史和世界的眼光。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如下两种民法典体系：一是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系，这一体系来自于罗马法，主要是由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各编组成；二是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体系，法国民法典最初由人法、财产法以及财产取得方法三部分组成，简称为三编制的体系。这两大体系对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影响很大，但近几十年来，法国率先突破了自己的三编制体系，适应金融担保的需要，单设了担保一编。近几十年制定的民法典，如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都采取了与德、法民法典有所不同的体例安排。总的来说，民法典体系虽然反映了民法的发展规律，但也要根据本国的法律传统、现实需求而发展变化，因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体系。比如，荷兰民法典就根据其海运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单设运输一编。而魁北克民法典出于保障债权的需要而单独设立了“优先权和抵押权”一编。

本次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我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采用了六编制的体例，从总体上说，这个体系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即由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亲属权）、继承权以及对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即侵权责任编所构成。这表明我们的民法本质上是一部权利法，民法典分编通过全面保障民事权利，全面体现和贯彻了法治的价值。另外，这一体系构建也是我国多年来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的列举中，重点规定了物权、债权、人格权等权利，因此，民法典分编实际上是民法通则以来我国民事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3. 如何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

一违法性判断标准

关于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有结果不法与行为不法说。二者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侧重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导致规范效果上存在差异。

结果不法说认为,导致权利侵害结果的侵权行为自然构成违法,以权利侵害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仅在侵害行为存在阻却事由时,才不适用该项标准。（4）此说认为损害结果与违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果可以视为行为的一部分。然而,结果不法说在面对日益增多的纯粹间接侵害时,由于结果已不在行为过程的直接范围内,除非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对间接侵害行为应负责,否则难以合理解释间接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即使判断违法性的重点落在绝对法益遭受损害的消极结果(第一次现实损害结果)上,但最后还是归咎为导致该结果的行为,认定其具有违法性, （5）这样就将导致违法性判断过度泛滥。

行为不法说认为,一个行为不能仅因其有引发侵害他人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即推定为具有“违法性”,除了侵害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外,还应顾及致损行为本身。（6）换言之,判断有无违法性,除了结果的衡量外,还须更深入积极地探究该行为有无违反社会生活上的一般注意义务。依据行为不法论,故意侵权行为可直接认定其违法性,而过失侵权则还应以行为义务违反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条件。即如果行为并不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尽管该行为与侵害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因该行为具有“社会正当性”,因此应肯定行为的合法性。行为不法论一方面可避免违法性认定泛滥,导致社会活动自由受到过度妨碍;另一方面,则借由是否违反一般注意义务,赋予法官依社会发展和具体情况作出从事社会活动者应特别履行的注意义务的类型和标准,赋予特定的社会类群较高的注意标准,一旦行为人被认定属于应负一般注意义务的特殊群体,除非行为人能反证其并未违反该注意义务,否则就毋庸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直接进入有责性阶段的检验。此种做法较传统做法更具有弹性,并能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产生的侵权行为。

不过,这种行为不法论在逻辑上却存在缺陷:探讨行为有无违法性时,区分故意和过失侵权类型,认为故意侵害他人绝对法益的行为即具有违法性,将故意这个归责要素提到违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断,明显地已动摇了前述成立损害赔偿责任的逻辑结构。由于存在以上弊端,学者提出了相对化的行为不法论,即在认定一个行为是否违法时,不是先进行故意与过失的检测,而是在探究法规目的的基础上,将仅落在法规所欲规范目的范围内的行为义务违反认定为违法,从而克服了将有责性判断前置的弊端。（7）在“法规目的说”的帮助下,违法 性出现了“相对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规则保护目的范围内,该规则才能成为行为义务的基础,违反该行为义务,才具有违法性。而行为义务的基础是为了达成某种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为人必须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定。以“行为义务”为基础制定的法律规范,其判断违法性的出发点不仅是行为人,还包括法律秩序。违法性的“相对化”揭示出违法性本质上是对法律规范所定行为义务的反动,是法律规范对于行为的消极评价。以相对化的行为不法为内容的违法性在西班牙等国的民法典中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内容。这一思想,在意大利民法、荷兰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8）

结果不法说与行为不法说的争论关系到侵权法的体系与思考方法。（9）传统的违法性将目光集中在绝对法益的保护,但它既起不到权利控制和筛选的作用,也不能因应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兴权益因没有法律根据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济。因此,不妨以权益侵害为主体、辅之以行为义务的违法,构架合理的法益保护机制。相对化的行为违法论通过行为义务与法规目的两翼,以行为人是否违反行为义务作为违法性有无的主体标准,有效克服了传统违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违法性判断标准之后,可轻松反驳否定论者的第一和第二点理由。关于违法性标准过于模糊的观点,通过上述的论述,笔者深信学界将有必要重新检视。当然,社会科学不可能达到如自然科学般精确;况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则、规则也不在少数,如何单独苛求违法性,值得反思。至于学者提出的第二点否定理由,即对于因合法行为或者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加害人不承担责任的问题,可理解为因其没有违反行为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法性”与“过错”之关系

违法性概念源于罗马法,经过德国普通法时期的发展,现已成为侵权行为归责要件的组成部分。在阿奎利亚法中,它意味着故意或过失的“有责的行为”,包含了现代意义下的违法性以及有责性,并将二者混同于“iniuria”的概念中。在罗马法上要将过错与不法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发表《罗马私法中的责任要素》一文之前,违法论融合了客观不法(即权利侵害的外观)及主观不法(即对行为人的非难,可称之为“完全的违法性”) ,和今天通说所采“客观的违法性”,即将违法性与有责性看成相对立的态度截然不同。耶林认为,在权利侵害这种客观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还需要加上主观责任要素才能产生主观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将过错概念从“完全的违法性”中抽出,使它独立成为法律效果要件。从此,“权利侵害=客观违法性”的公式,与作为法律效果且强调个人意思责任的“有责任”(过错)开始区分,并成为民法学界的通说。

过错观念也源于罗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义务为标准的。其注意指行为的“外的注意”,并没有将关系到责任能力有无的个人“内的注意”因素考虑在内,可见当时仍未发展出主观过失的概念。耶林以后的过失论,在违法性与有责性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在有责性中强调行为人的意思责任,使得过失的内容逐步走向主观化,重视行为人“内的注意”的违反。但后来因温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种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断标准取代狭义的个人判断标准,此种客观化的过失判断标准成为德国民法的通说。后来,乌戈尔(Ung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为判断有无过失的标准,确立了客观过失论,并被当时德国民法学界奉为至理。自此,客观化的过失概念作为有责性要素,与客观的违法性概念仿佛又回到了罗马法时代的起点,客观化的过错与结果的违法性纠缠在一起,开启了违法性与过错关系长期争论的序幕。

但在现代大陆侵权法中,过错与不法依然存在区别。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中二者界分至为明显,在法国和日本侵权法上二者也存在差异。在法国法上,赔偿义务的产生取决于被告的过错( faute) ,法国民法不但没有使用违法性的词语,而且认为因为使用违法性会误导人们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视为是“绝对不正确的”权利侵犯或者法律违反就没有过错,从而无需就此负责。不过,即使在现代法国法也区分过错的客观成分与主观成分,其中客观成分是指对法所认可的行为标准,主观成分是加害人的可归责性。（10）因此,所谓法国侵权法中过错包括不法的流行说法,实质上不过是在过错的范畴内,通过客观的行为标准的违反(即违法性)来判断主观的可归责性。换言之,在判断原理上,将过错的标准与违法性的判断,实质地加以混同,违法即为有过失。（11）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有行为人主观状态难以确定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违法性与可归责性功能不同。因为归责不仅仅考虑被违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时私法还要为行为人预留一定的空间,以适应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况的需要。此外,还应照顾主观心态的不同在私法体系上可归责性的差异。读者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法一直保持在过错的单行线上,而没有将过错与违法性分离呢? 这是因为法国民法长期贯彻过错责任的一元化归责原则,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不得不使过错概念客观化和扩大化, 以至于将“违法视为过失”。但随着法国法无生物上危险责任的确立,维持这样一个广泛的、富有侵略性过错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为了维护法律的逻辑结构, 将过错维持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呼声渐起,（12）以便为违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间。由此可见,法国侵权法中只是将二者在过错的范畴内分别加以界定,并非否认违法性的客观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条中没有违法性的规定,但判例通过云右门事件到大学汤事件的发展,学说也从权利侵害转移到为违法性要件,从而肯定了其法律价值。日本有学者认为,作为从被侵害利益的侧面到侵权行为责任的成立划定界限的概念,违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层面而言,虽现代侵权法中的过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与违法性概念下的行为义务内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具体而言,过失的成立,除了同一义务的违反外,还需要作一番考察:即与行为人处在同一具体情况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与行为人处在相同具体情况下,或者按照行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该义务是否客观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违法性则完全采取抽象客观的标准,完全不顾及行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观状态,而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对法制环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规范目的等角度确立违法性有无,并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获得其正当性,使得侵权法具有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违法性与过错虽然存在着密切联系,但二者却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并担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前者从社会法律秩序角度设定一个行为 的容许限度,后者则依据一般人的行为状态决定是否具备可责性。认为过错包括不法的观点,无异于将创建社会法律秩序的任务委身于当事人的“过错”之中,实为过错概念所难以承受之重。

三违法性要件与立法体例

依相对化的行为不法把握违法性判断,并依此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对于一般条款立法例和列举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立法体例的选择对于违法性要件取舍并无实质的影响。

在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下,违法性判断依然有作用的空间。首先,一般条款的体系功能在于构筑请求权基础,而侵权行为的成立与责任的承担,依然需要规定下位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冲突。其次,一般条款立法体例中依然需要违法性要件对权利、法律规定义务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达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的精致平衡。具体而言,在过错责任条件下,如果缺乏违法性要件对侵权行为的保护范围与保护水平加以调整,只要发生损害结果,同时存在过错与因果关系而侵权行为即告成立的话,则其范围和打击面难免扩大,使人动辄得咎,社会自由受到限制。在无过失责任中,其构成除了事实上的合致性外,则无主观与客观条件加以规制,对利益的保护未免过于笼统;妥当的做法是,只有当该利益被无人过问属于违法时,才能适用无过失责任。第三,一般条款立法例中依然会存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况,需要通过违法性的“开放的特征”予以周到的保护。例如,对于非成文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仅仅通过过错恐怕难以解决问题,还应该运用违法性判断予以协助。从比较法上看,新近采纳一般条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兰民法典》、《希腊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规定了违法性。

在列举式的立法例中,违法性主要的功能在于弥补列举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对化的行为不法论引发侵权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即摒弃了对权利层面的把握,而通过对行为义务的违反,使得侵权法作为民法的生长点能够因应社会的迅猛发展。相对化的行为违法性不仅在思维方式具有革新意义,对于传统的列举式立法例也具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众所周知,列举式的通病在于不能穷尽,而违法性要件却有弥补列举式不周延的机能。具体而言,在列举式的立法体例中,受法律保护者通常为有权利外观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具有权利外观的法益毕竟为少数,为了保护诸多新兴的法益,采用列举式的立法体例中除了采纳规则确定具体权利外,还通过相应的原则加以弥补规则权利的有限性。这样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则权利毕竟是不可操作的,于是法院不惜通过判例确立“一般人格权”、“营业权”等框架权,以提供对此类法益的充分保护。但走这条道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将诸如“营业权”等所保护的类似“纯粹经济上利益损害”皆界定为权利,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则权利经过无数的判例才能确立为框架权,为司法活动带来了不确定性。若采纳违法性,则其弹性机制能够依据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护权利、法益和社会一般安全。因此,在列举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采纳违法性要件。

综上,违法性要件能依据社会法制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行为人的行为,从而能维系社会发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准。相对化的行为违法论构成虽因其过于宽泛和模糊的特征遭学者诟病,但它体现了法律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一方面能够在受害人的救济与加害人行为自由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又为法官依据个案情势,赋予社会活动者特别履行的注意义务预留了空间,能适应社会迅猛发展。因此,违法性要件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为建立我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侵权法体系所不可或缺。

4. 将民法和商法合著到一部法典里的国家是哪个

民商合一的国家有瑞士、意大利、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和新的荷兰民法典等。现在我国没有民法典，也没有商法典，从《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看，我国立法采取的是民商合一制，通常说的民法包括商法在内。

5. 为什么有了民法通则还要制定民法典

记者：为什么有了民法通则还要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和民法通则有什么不同?

梁慧星：《民法通则》既不是民法典，也不同于民法典的总则编。它仅有156个条文，不能起到民事基本法的作用。由于民法通则和各民事单行法是先后陆续制定的，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和照应，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案件，无论是在民法通则或者单行法上都找不到相对应的裁判规则，于是最高法院不得不制定许多批复和解释，甚至借解释的名义创设法律规则。通过法院创设规则裁判案件，不利于法律的统一。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发展市场交易开始的，当时的一个口号叫“搞活流通”，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法律较早受到重视，导致现行民法立法体系中，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法律法规（例如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保险法），相对而言要完善一些，而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明显薄弱和滞后。至今缺乏关于物权的基本规则、基本制度，例如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准则、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发生、变更与消灭的基本规则、物权保护的原则和制度、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基本规则、关于高层建筑区分所有权的基本规则，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时效制度等。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一再讨论的所谓企业产权界限不清、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社会问题，均与未及时制定完善的民法典，致社会生活中缺乏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规则有关。

现行民事法律法规，多数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由于受旧的经济体制和旧的民法理论的影响，导致若干不适当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例如，现行法律法规及实务混淆物权变动与基础关系的生效，如房屋买卖未办产权过户手续，认定买卖合同无效，设定抵押权未办抵押登记，认定抵押合同无效，严重不利于保护交易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记者：请问民法典的制定原因是什么？

梁慧星：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适当限度的管理。但民事法律制度，关系到公民和企业的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和负担，关系到市场规则的统一，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不应由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规定。

由于没有民法典，许多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不完善，因此给行政部门干预民事生活留下很大的空间，造成行政部门通过制定规章、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限制公民和企业的权利、加重公民和企业负担及对市场交易设置各种限制和障碍等不正常现象。

法律的发展，是由习惯法到成文法再到法典法。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第一次是发生在6世纪的罗马法编纂，产生了罗马法大全；第二次是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民法典编纂热潮，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民法典；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了1992年的新荷兰民法典、1994年的俄罗斯民法典、1994年的蒙古民法典、1996年的越南民法典、1996年的哈萨克斯坦民法典、1996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1998年的土库曼斯坦民法典等。现在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有民法典。还有若干国家正在制定民法典。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欧洲议会的决议，正在起草一部欧洲民法典。即使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判例法国家，也有若干个州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如加利福利亚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可见，制定民法典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共同经验。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应当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确定要在2010年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构想，这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最上层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次是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各基本法；再其次是各特别法；下面则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宪法和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基本法应当制定成文法典。迄今，宪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均已制定了成文法典并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进行了修订，惟独民法未制定法典，只有一个民法通则和各单行法。

虽说民法通则及各民事单行法，在保障公民和企业的民事权利、规范市场交易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民法通则毕竟不能起到民法典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基本的民法制度欠缺，这种情况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要求。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当然要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制定一部既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法律发展潮流的，与国际社会相沟通的、完善的、现代化的民法典，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重大立法任务。

6. 民法侵权责任第二十九条的不可抗力包括哪些

侵权责任法解读第二十九条：不可抗力
第二十九条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本条是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体来说，不可抗力是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不受当事人意志所支配的现象，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行为人完全因为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表明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表明行为人没有过错，如果让行为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对行为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很多国家都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予以规定。
一、关于不可抗力的含义和范围
(一)不可抗力的含义
各国立法对不可抗力的规定不尽相同，理论界、实务界对不可抗力的理解也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客观说”强调不能避免并不能抗拒的外来力量。“主观说”强调当事人虽尽最大努力仍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折中说”强调当事人尽最大谨慎也不能预见、不能防止发生的事件为不可抗力。
关于对“不可预见”的理解，应是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一般对某事件的发生没有预知的能力。人们对某种事件发生的预知能力取决于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某些事件的发生，在过去不可预见，但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现在就可预见。例如现在对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们对狂风暴雨的规避能力已大大提高。另外，人们对某事件发生的预知能力因人而异，有些人能预见到，也有些人预见不到。所以应当以一般人的预知能力作为标准。
关于如何认识“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应是指当事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和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仍不能避免某种事件的发生并克服事件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表明某种事件的发生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必然性。
(二)关于不可抗力的因素
关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民法通则和本法都没有明确。在立法过程中，有些同志建议明确界定不可抗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争、暴乱、罢工等是否作为不可抗力
我国理论界的通说认为，不可抗力主要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现象，例如地震、洪水、台风、海啸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可抗力还包括某些社会现象，如战争、暴乱、罢工等。从国内外的立法来看，如果战争、暴乱、罢工等需要被列为免责事由的，则与不可抗力等并列规定。因此，战争、暴乱、罢工等具有不可抗力的性质，但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例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1)战争;(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再例如，《荷兰民法典》第178条规定，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依第175条、第176条或第177条承担责任：a.损害是由于军事冲突、内战、暴动、国内骚乱、暴乱或兵变引起的;b.损害是由具有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性质的自然事件造成的。
2.政府命令是否作为不可抗力
我国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能预见、不能抗拒的政府命令或者政府行为也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例如，某水库根据政府的命令，紧急泄洪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该水库能否以政府的命令为由进行抗辩?对这个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
按照本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排除的规定外，不可抗力适用于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不可抗力作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的免责事由自不必说，法律的排除适用主要针对的是部分无过错责任。主要有：
(一)根据本法第七十条和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第六条规定，民用核设施的经营人在发生核事故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的，只有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武装冲突、敌对行动或者暴乱所引起，或者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才免除其贵任。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能免除核设施经营人的责任。
(二)根据本法第七十一条和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只有能够证明损害是武装冲突、骚乱造成的，或者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才免除其责任。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不能免除民用航空器经营人的责任。例如，民用飞机在空中遭雷击坠毁，造成地面人员伤亡。航空公司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抗辩。(三)根据我国邮政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给据邮件损失，邮政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可抗力，但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保价的给据邮件的损失除外;给据邮件指：挂号信件、邮包、保价邮件等由邮政企业以其分支机构在收寄时出具收据，投递时要求收件人签收的邮件。按此规定，汇款和保价邮件即使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邮政企业也需对收件人承担赔偿责任。

7. 对侵权责任法第57条的理解

第五十七条：诊疗义务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本条是关于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过错的规定。

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易于理解，如何界定过失是本条的主要着眼点。“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侵权责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各国侵权责任法中注意义务的内涵大同小异。英美法对注意义务的一般解释是一种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在侵权法中，如果行为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

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并非与合法合规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个医务人员应当具有的诊疗水平，并非完全能够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所涵盖。医务人员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实施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行为。然而，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等特点，不能仅凭事后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不能唯结果论。关键要看是不是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

医疗纠纷解决的时间可能较长，判断是否尽到诊疗义务应当以诊疗行为发生时的诊疗水平为参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权责任法草案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后来考虑到诊疗行为的实际情况很复杂，删去了这一规定。地区、资质等因素能否在适用本条时考虑，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具体要求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般都应当遵守，不应当因地区、资质的不同而有差别。除此以外，有的诊疗行为属于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反之，对于有的诊疗行为，在有的情况下，“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地区、资质等因素。

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务对诊疗注意义务有所规定，可以作为理解本条的参考。从国外情况看，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义务的一般抽象性规定；二是明确在每一项具体医疗行为中的注意义务。关于抽象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确，从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业务的人，与其业务的性质相对照，要求负有为防止危险而在实际经验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国立东京第一医院脚癣放射线皮肤癌一案中对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义务”作了进一步阐述：作为医师，对于患者的症状应予以注意，并在依当时的医学知识考虑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确定治疗方法及程度，在万全的注意之下实施治疗。荷兰民法典7－453条规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业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个好救助者的谨慎，他的行为应当符合其源于救助者专业标准，并据此承担责任。”

诊疗环节的具体注意义务涉及问诊是否充分、诊断和治疗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关于问诊义务。在日本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医师在对职业供血人（该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赖的血清反应的阴性检查证明、健康诊断书、血液调供所会员证等材料）进行问诊时，依照惯例询问“是否身体健康”并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后（当时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无任何外在表现引起医师注意），实施了抽血输血，最终导致接受输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该案焦点在于医师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问诊。日本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虽然对持有上述证件的职业供血者，依照医学界惯例只需询问“身体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即可进行抽血，但医学界这一惯例仅是判定过失轻重的参酌因素，仅依这种医学界惯例本身不能否定医师违反了注意义务。本案中，如果医师对供血者血液有无危险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问诊，通过仔细观察他回答时的反应来诱导其作出真实回答，则并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这一事实。所以本案医师未尽“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关于疫苗接种的案件曾在日本医疗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案中，医师对上千名受种者接种，仅依照惯例询问“是否健康”后即加以实施，结果一些人第二天发生过敏现象，法院判决认为医师仅进行简单询问是不够的，应对每位受种者当时的身体状况进行具体详细的询问，因此法院判定医师存在过失。医界人士普遍认为在对上千人进行集体接种时要求医师对每个人进行分别询问是难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认为，为更切实保护患者利益，必须要求医师充分履行问诊义务。医界行业惯例是否可以作为抗辩事由，很多医师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问诊内容的做法是医学界的惯例，因此不应认定违反问诊义务。日本法院一般认为，行业惯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断问题的依据是法律规定与立法目的，是否存在医界惯例不能直接影响法律上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但可在过失程度上予以考虑。这要求医界人士认真对待患者的利益，改变惯性思维，重新审视已有惯例的合理性。

第二，关于诊断过失。诊断过程中医师的过失行为主要是误诊，但并非所有误诊都可判定存在过失。因人体生理的复杂性及许多疾病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常使医师难以一次性诊断正确。德国学者克雷斯蒂安在《欧洲比较侵权法》一书中介绍，欧洲法院在误诊案件中对过失的认定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误诊案件中仍适用传统的过失标准，认为要考虑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诊断错误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德国法院也持同样的态度，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法中只有在医师作出的诊断是极为严重和错误的情形下，才可认定医生作出了错误的诊断。错误可能源于应当做某项检查而没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状，但医师未作相应检查，或做检查后未做相应治疗，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可以认定医师过失的存在。而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决中也明确，只有当误诊是源于对当前医学知识的过失不知时，误诊才表现为过错。爱尔兰最高法院在数个医生同时疏忽了新生婴儿髓关节移位的案件中否认了医师过失的存在，并且将“一个理性的医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认定为误诊责任的条件。

第三，关于治疗过失。各国法院对治疗过失的判定一般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如丹麦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确，当某种医疗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只有当此种医疗措施无必要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有严重错误时，方能认定医师的过失。丹麦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医师无过失，该案中医师作了20次尝试，试图将管子插入病人的气管，但终未成功，由于病人被麻醉时间过长导致终身瘫痪。法院认为，麻醉过程过长并不表明医师具有错误，因为它是源于对极不寻常症状的错误估计。同时，治疗方法选择过程中的错误也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的产生，在这方面，法院倾向于给医师相当的自由空间。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在判断医生是否有过失方面，往往通过客观地评判医生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是否应当知道但不知道该采取何种措施，或者应当采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8.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9.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