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商法

A. 海商法的第56条对货物损失按每件或每个货运单位为666.67计算单位是怎么计算的

嗯？不太清楚你问的什么啊
计算单位就是一种综合的货币单位，因为在实务中汇率是在不停变化的，甚至会在某些时候发生大的波动，再加上通货膨胀等的影响，所以为了保证赔偿限制比较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咱们就规定一种新的货币单位，是由国际货币组织给出的，叫特别提款权，我学的时候是以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的市场汇率为基础，按照各占42%、19%、13%、13%、13%的比例换算出来的，现在换成欧元就把马克和法郎替掉，换新的比例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我理解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B. 为什么说海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

海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海洋运输活动之初。我国现代意义的海商法立法活动始于清朝末年的清末修律，而新中国的第一部海商法是1992年制定，199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海商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它起源于古代欧洲，并随着海上贸易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演变成近现代的体系。海商法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最早载有船舶碰撞规则货物运输规则及水上航运规则的法律，是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随着地中海地区航海贸易的发展，罗得岛成为该地区的航贸中心，并形成了一些调整航海贸易中发生的共同海损和海上保险的习惯规则，即“罗得海法”。关于罗得海法存在的直接证据来自于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罗马律师保罗斯在其所著的〈保罗斯言论集〉（sentence of paulus）第二集中就列有罗得海法的规则：“如为减轻船载，而投弃货载者，其因保全共同利益而受之损失，应共同分担之。”这一规则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共同海损规则。罗得海法在地中海地区有极大权威性，不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调整该地区的海上贸易，而且为以后所有海事立法奠定了基础，被称做海商法的萌芽。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地中海一带的航运业仍然十分发达，尤以地中海。大西洋及北海沿岸港口城市为甚，这一时期产生了各种海事习惯法，并相继由私人编纂成册，形成独具特色的私人编纂海事惯例时期。其中对后世制定海商法影响最大的是中世纪的三大海法：
（一）《奥列隆海法》（LEX OLERON）《奥列隆海法》是法国大西洋海岸一带商人海事法庭的判例和所适用的习惯法的汇集，其主要内容涉及船舶。船长。船员。海难救助以及船长出卖运送品之权能等。该法在大西洋一带影响广泛，它为欧洲海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康索拉朵海法（LEX CONSOLATO）“康索拉朵”原意为“裁判官”，因此该法又称为《海商裁判例》，它收集了14世纪流行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事判例。习惯和学说，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被称为当时最完备的海事法，对以后的欧洲航运界影响深远。
（三）维斯比海法（laws of wisby）.维斯比海法是公元15世纪在瑞典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城编纂的，并因此得名。它主要继承了奥列隆海法。阿姆斯特丹法。波罗的海汉萨城镇 卑克法的传统，盛行于波罗的海沿岸及北海南岸，德国。瑞典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海商法受其影响较大。
上述三大海法被认为中世纪海商法的三大基石，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三大海法区域性强，且大多为私人编纂的惯例，其效力是极为有限的.

C. 几个概念

1 反托拉斯争议:反托拉斯法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以规范经营行为、从而维护市场竞争为基本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者相互协商的反竞争行为的控制,二是对在某一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单个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控制,三是对企业兼并、收购等导致产业结构过度集中化行为的控制。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一些防止恶竞争，促进公平交易的法律法规及贸易规则。

2 海商法是指调整海上商业航运中发生的以及与船舶有关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对于海商法学术上存在两种解释。(1)把海商法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海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海商法两种(如：日本)。形式意义上的海商法指以法典形式规定的海商法。实质意义上则指以海商企业，特别是以海上商业运输企业为对象而制订的各种私法规范，以及直接关系到海商企业正常秩序的各种公法规范。因此实质意义上的海商法除包括商法典有关规定外，还包括其他有关国内立法，参加的国际公约和认可的航运惯例。(2)把海商法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如：法国)。广义海商法是有关海上航行的各种法规总称。狭义海商法则专指商法中的一部分，是用来调整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以及其他各有关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为解决海上客货运输合同以及与之有关合同的法律问题。海商法属于国内立法，但在一国法律体系中海商法应归属哪一部门，各国的学说和立法颇有岐异。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对海上运输行为属于商业行为还是生产行为认识不同，二是各国法律体系结构有差异。对此主要有3种观点：(1)海商法是商法的特别法。凡制订商法典的国家，都将海商法作为商法特别法纳入商法典中，如《法国商法典》，《德国商法典》和《日本商法典》。(2)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在未制订商法或采取民商法合一的国家，如意大利、波兰都主张这种观点。(3)海商法是海法的特别法。这是大陆法系国家部分学者提出的观点，只有原苏联把海商法列为海法的一个部门。海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船舶、船员、引航、海上运输合同，定期租船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上救助，共同海损，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海事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海上保险和海事争议的处理等部分。其中既涉及民事法律规定，又涉及行政法律及其它部门法的规定；不仅包括实体法规范，也包括程序法规范。所以，海商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规范。

3 海事

1.泛指一切有关海上的事情，如航海、造船、验船、海运法规、海损事故处理等。

2.指船舶在海上航行或停泊所发生的事故，如触礁、失火等。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所称船舶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海商法以商业和民用为目的，军事和政府公务船舶不适用。20吨以下的小船不适用，只适用于大船。

德国海商法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用于海上及与海相通的水域的航行工具及浮动和固定的设施”。日本海商法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以进行商业行为为目的，供航海使用的船舶”；原苏联海商法规定，“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机动或非机动的浮动装置”，但“不适用悬挂海军旗的船舶”，狭义的船舶与广义的船舶相比，概念的内涵相同，在外延上作了某些限制。

海商法所规定的船舶定义的范围

1、可航性，即在海上及与海相通水面或水中，具有自航能力的海船或海上移动装置。

2、总吨位在20吨以上的船舶；总吨位是指船上所有围蔽空间以100立方英尺为一个吨位的丈量总和。

3、该船舶为商业或民用目的，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不适用。

E. 区分国际货代两种法律地位的标准有哪些

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地位及识别标准：
货代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化、复杂化的趋势使其法律地位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代理人，而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到货物运输过程中。法律地位的不同会使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产生变化，因此对货代法律地位的正确定性是解决相关纠纷的基本前提，而国际和国内立法尚未对此形成统一的识别标准。本文拟从民法理论和行业实践的角度，分析货代法律地位入手，对其识别标准作一初步探讨。

国际货运代理（以下简称货代）源于英文单词“the freight forwarder”，国际上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就其经营范围而言，是指在国际货运市场上处于货主与承运人之间，接受货主委托，代办租船、订舱、配载、缮制有关证件、报关、报验、保险、拆装集装箱、结算运杂费，乃至交单议付和结汇等业务。加入WTO后，我国货代企业自身的经营发展和外部环境均会发生剧烈变化。一方面，外贸进出口量的急剧增长，扩大了对货代服务的需求，为货代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加入WTO的承诺及中央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均将货代列为开放经营和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四年过渡期后，我国会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国际货代业务，这将对目前大量的中小货代企业带来严峻挑战。为适应这种环境，扩展业务范围显得十分必要。货代的法律地位将随着参与经营范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也会相应变动，因此识别货代的法律地位对于货代业务中的当事各方均有重要影响。

一、货代法律地位及责任分析

（一）结合合同法与民法的委托、代理制度分析货代的法律地位。

根据货代在办理国际货运业务时，使用名义的不同，货代的法律地位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以委托人名义，为托运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这是货代最原始的状态，他以单纯的托运人代理身份出现，产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民法上最普遍的直接代理，各当事方地位简单清楚。其法律关系如下图所示：

委托 以代理人身份
托运人————→国际货代——————→第三人

（被代理人）（代理人）
但在适用民法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时，应注意到民法和商法的冲突。比如禁止双方代理的规定并不当然适用于货代业务，特别是考虑到提单流通性和标准化的特点，法律在认定此法律关系效力时应作变通解释。

2、以自己的名义，为托运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这时货代能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其前提是他和托运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依据该合同性质，是委托合同还是运输合同，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⑴托运人与货代订立的是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运输合同
托运人————→国际货代————→第三人

如上图所示，国际货代根据自己与托运人的委托合同，经由托运人授权，得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货运。这里根据货代在与第三人交易时是否披露自己作为受托人的身份，又可以分为：①货代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货运，但表明其代理人身份。这时只要货代公开了自己的法律地位，无论是否披露委托人是谁，根据英国代理法专家鲍斯泰德的观点“只要第三人在进行商事活动时意识到有一个被代理人的存在，而不认为自己是单独和代理人打交道，被代理人的身份就算是公开的。至于被代理人究竟是谁，被代理人的姓名是否告知第三人，第三人能否查清被代理人的姓名都无关紧要” 均可以构成代理关系，其法律地位仍等同于民法上一般意义的代理人；②货代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货运，但不表明自己代理人的身份。这种情况构成英美法系的未披露本人的代理，与民法中一般意义上的代理不同的是在因第三人或委托人的原因致使货代无法向相对方履行义务时，货代才有义务披露该法律关系，并产生第三人的选择权，委托人的介入权，但并不因此而当然排除货代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和承担责任。

⑵托运人与货代订立的是运输合同。

如图所示，这时货运过程中存在两个运输合同：
运输合同A 运输合同B
托运人———→国际货代———→第三人
（实际承运人）

在合同A中，货代对托运人而言充当了承运人的角色；在合同B中，货代对实际承运人而言又充当了货主的角色。两个合同形成一个关系链，货代在其中分别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生纠纷首先要确定争议存在于哪一个合同中，再确定货代的角色与责任。这种法律关系特别是在货代充当无船承运人或多式联运经营人时更为常见。

另外，货代在实务中还可能以实际承运人（如在多式联运的部分区段实际承运货物）的身份出现，此时货代的法律地位已经突破了代理，成为当事人，不再由民法代理制度或合同法的委托制度调整，这里不作分析。

（二）结合货代行业实践分析其法律地位

货代参与不同业务的经营，处于不同法律关系时，其法律地位有很大差异，可以分为狭义代理、独立经营人以及综合服务提供者三种情况，其业务性质与作用也相距甚远。

1、传统意义上的货代的法律地位。

“货运代理”一词虽然在国际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在很多权威机构、国内立法、法律辞典的定义解释中均体现了传统意义上货代的法律地位，即货主的代理人，连接货主与承运人的中间人，并不参与实际运输——这也是货代的基本性质所在。

传统意义上的货代主要义务是接受托运人指示就有关货物的运输及相关环节提供服务，合理谨慎的代理托运人安排运输、选择承运人，只要履行了这项义务，就无需对所安排运输的货物的货损货差承担任何责任。此时货主与货代的关系受民法和合同法有关代理、委托制度的调整，是单纯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法律关系。

2、作为独立经营人的货代的法律地位

信息化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货代纷纷拓展业务范围，由“中间人”向独立经营人转变。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运代理行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也在第二条中规定：“国际货代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代业务”。作为独立经营人的“货运代理”已经突破了民法中“代理”本意，处于相对独立于货主的地位，一方面接受货主的指示，为实现货主的利益而服务；另一方面在履行委托义务时也会为自己利益计算。一般来说，作为独立经营人的货代应具备以下法律特征：①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或代理人的委托；②可以签发运输单证；③有义务履行运输合同，承担承运人责任；④收取运费及服务费。

作为独立经营人的货代，因业务经营范围的不同，法律地位也会有所差异：

⑴作为无船承运人的货代。随着巨型集装箱船大量应用，货运业务量增长，传统意义上的货代利用自己不经营船舶，在经营投入、管理成本、风险负担以及揽货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承担了责任转化器的功能，发展成为无船承运人。从业务经营特征来看，无船承运人通过拼箱拆箱，将不同托运人的货物组合成货物组（通常为集装箱）与实际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将货物交付运输。

作为无船承运人时的货代，是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之间特殊类型的中间人：对于托运人来说，是承运人，签发运输单证（即货代提单，House B/L），承担运输责任，并按照自己的运价本向托运人收取运费；对于实际承运人来说，是托运人，接受实际承运人签发提单，并按照实际承运人的运价本支付运费；此时在货物运输中存在着两个运输合同：货代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与货代和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这种背靠背式的合同简化了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也使法律责任的承担更为直接。

在责任承担上，货代此时作为双角色的扮演者，一方面对货运中的货损货差或是延迟交货，会首先依据自己和承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追究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再对托运人承担有关责任；另一方面，应就托运人的基本义务内容向实际承运人负责，比如保证提供或申报货物的基本情况，提供货物规定的包装，及时交付运费等等。

⑵ 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货代。实践中，作为独立经营人的货代更多出现在多式联运经营中，充当契约承运人，甚至是实际承运人，此时货代与承运人已经没有太大区别。特别是在由船公司、航空公司、铁路运输部门设立的货运代理（如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实际承运人和货代实质上已融为一体。如果说作为无船承运人的货代突破了单纯代理的身份，作为多式联运人的货代则由单纯的代理人、兼负代理人和经营人的双重身份正式发展为独立承担运输责任的当事人。此时货代已不再是托运人或参加联运承运人的代理，而是多式联运的当事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对于托运人来说，此时货代是货物的承运人，以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身份同货主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签发联运单证，收取全程运费，负责货物“门到门”的全程运输；对于区段分承运人来说，货代是货物的托运人，与分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接受分提单，向各区段承运人支付运费。托运人与区段承运人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

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货代，无论是否有自己的运输工具，是否实际参与运输，都要适用海商法关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规定，承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一方面负有合理谨慎选择和监督区段承运人的责任；另一方面需要照管运输期间的货物，履行多式联运合同，负责全程运输。
3、从事综合业务经营时的货代的法律地位

以混合身份从事综合业务活动的货代是指在业务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和责任，有时作为代理人，有时作为承运人，有时作为仓储保管人或其他独立经营人，从事经营活动，业务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进出口货运，而是最大限度地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服务，可能涉及到多种法律关系。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从事物流业务的货代，如我国最大的货运代理企业——中外运。这类从货代业务做起的企业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以货物运输为主业，运贸、运工、运技相结合，集专业化、多功能、综合性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这时货代的法律地位是当事人，而不是其他服务提供者的代理。服务的内容发展为集运、存货管理、分拨服务、加贴商标、订单实现、属地交货、分类和包装等等，已经完全突破货物运输而成为了提供客户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如果再使用“货代”一词似应作扩大解释，如将货代服务定义为“指各类与运输、拼装、积载、管理、包装或分拨、国际快递、仓储、物流配送相关的服务，以及相关的辅助和咨询服务” 。

此时货代承担的责任应当结合具体行为的性质、活动身份和业务情况，按照各行业相应的法律规范综合加以确定。

二、货代法律地位的识别标准：

货代在国际货运中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在具体经营中认定其法律地位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除了通常情况下识别当事人法律地位的一般标准，如合同明示或默示约定，推定当事人意思，行业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间先前交易惯例等等，笔者以下着重分析货代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如何从其经营方式、提供服务内容来识别其法律地位的标准：

1、签发运输单据标准。

在Troy v. The Eastern Company of Warehouses 案中，Bankes L.J.法官认定“尽管一方当事人将自己描述为货运代理，尽管在特定场合他确实可能只是作为单纯的代理而存在的。但是……通过签发联运提单，他已经在本案这一特定的交易中明确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作为一个运输合同的独立的缔约当事人而存在的”。的确，运输单据对运输合同具有证明作用，货代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运输单据，并在承运人一栏中签上自己的名称，一旦货主接受了这种运输单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货主与货代的运输合同关系的存在，这时货代所承担的应该是承运人责任。这里提到的“相反证据”是指如果货代想保持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在单据上的签章表明货代只是作为代理签发单据（as agent only）或者委托人承认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这种承认只能约束委托人本身）来表明货代只是作为代理人出现，这种情况下尽管货代签发了运输单据，但仍不视为承运人。

FIATA标准规则第7.1部分对货代作为承运人的责任规定如下：“货代作为承运人所承担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直接使用自己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从事承运人的业务），而且在于如果他签发了自己的运输单证，就已经明示或默示的做出了承担承运人责任的承诺（作为契约承运人）”。NSAB标准条款也规定“货代在以下情况应被认为具备缔约承运人的地位：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运输单据……”。这里提到的货代所签发的“提单”是前文所述的货代作为无船承运人时签发的HBL，与一般提单不同：HBL是用来结汇而非提货的，因此在收货人、通知人、适用运价本等方面有很多区别。依据HBL的签发，可以断定货代作为缔约承运人的身份；如果货代实际参与到运输中，签发运输提单，则进一步会被视为实际承运人。

2、依据货代实施行为的标准。

该标准是判断货代法律地位的实质性尺度。即使合同中已对法律地位有明确约定，如果货代在货运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实际参与程度与这种约定有所不一致的，也应以货代实际实施的行为为准。

传统意义上货代的义务只是遵守被代理人的指示，忠实和合理谨慎的选择承运人，辅助安排运输工作，自身并不参与运输。

货代一旦参与到货运过程中，则会被视为运输的当事人。德国运输法（HGB）规定：货代在组织几种不同来源的货物以同一运输工具进行运输时应被认定为承运人。美国海关经纪人和货代企业协会标准条款（NCBFAA）认为“货代在占有货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承运人、仓储人或包装人，从而对货物承担相应责任。在其他情况下，货代依据本标准条款作为代理人出现”。总结来说，货代占有货物（包括仓储、包装）；或是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包括车辆、集装箱）；或是对不同货主的货物的集运，都可能造成将货代认定为承运人的结果，承担运输中货损货差以及延迟交货的责任，而不论提单上的规定如何。在当前货代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仓储一体化以及不同来源货物集运常常发生的情况下，这一标准在实践中作为判断货代是否处于承运人的法律地位的依据尤为重要。

当货代提供的服务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货物运输，跨行业的向客户提供一种综合服务则需要依据货代所从事的具体服务内容来分别断定其法律地位。

3、货代收取报酬性质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倾向于将货代收取报酬的性质以及构成作为确定他是承运人还是代理人的关联因素之一。

货代从货主手中取得的报酬包括两种形式：包干费用和代理佣金。这里“包干费用”在货运市场上表现为由货主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包括货物的运费和装卸费、货代的营业利润、再委托其他承运人运输的运费差价以及办理相关事宜的代缴费用。货主通过支付包干费用将运输的一切事宜委托货代安排，其中包干运费部分成为认定货运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之一。收取包干费用这一事实如果再加上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货代的利润来源是自货主与承运人之间获取运费差价，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货代与货主间存在着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货代视为具有承运人的法律地位。HGB中规定：货代如果收取固定费用，就其权利义务而言，将被作为承运人对待。

如果货代所收取的费用是以代理佣金的形式出现，则应认定其为代理人。这时的货代是根据委托合同取得报酬，对于报酬请求权的取得、丧失均适用委托制度的规定。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很少有货代只收取佣金而不赚取运费差价，所以根据货代的利润来源是代理佣金还是运费差价确定货代法律地位的标准只能作为关联因素，而非决定因素。上海海事法院于2002年做出的一份判决中就表明了这种态度。该案中原告买方与被告货代企业在1999年缔结了一个包干费用的合同，但合同并未声明货代是以代理人还是契约承运人的身份行事，最终法院认定货代并不因为这份包干费用合同而成为承运人。判决的解释是，在货代和买方之间缔结的包干费用合同中，虽然货代收到总付运费并赚取可能的运费差额收入，但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此时货代是契约承运人而应对内陆运输中引起的灭损负责。作为货代行业的贸易惯例，包干费用常是货代预先向货物利益方收取的一定金额，以便履行代理义务，如支付分包人、关税代理、内陆承运人等履约费用。包干费用可能包括代理人的佣金，同时代理人也可能承担他所收到的与付出金额之间的赤字。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货代作为代理人的法律地位。

认定货代的法律地位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问题，需要具体要考虑到个案一系列事实以确定当事人意图并将之与合同的实际履行进行比拟。司法实践中，法院及仲裁机构往往会把合同约定、提单签发和货代具体业务活动内容视为实质性认定标准予以考虑，而将其他因素定性为辅助因素，确定货代的法律地位，合理分配各方的风险和利益，使国际货运代理工作更好的为促进国际贸易与航运的发展服务。

F.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参照什么订立

我国海来商法主要是参照自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结合我国实际来制定的，总则是是因为我们基本采用德国民法的总则分则模式，关于船员的规定里面有一部分参照了STCW公约；关于船舶物权的规定参照了《船舶抵押权公约》等国际公约，同时结合了中国实际，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船舶的规定；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参考了《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都是部分吸收；旅客运输一块吸收了SOLAS公约的相关规定；拖轮这一块还参照了流行的拖轮合同标准格式；碰撞这一块主要是参考1910和1989年的碰撞公约；共同海损是参照《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海上保险部分参考了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赔偿责任限制参考了国际公约，也部分结合中国实际，并于小船进行了衔接；最后的一部分关于法律适用等，都是通行的国际私法规则；海上救助也是参考国际公约的。当然，立法过程中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立法，尤其是英美和北欧国家等的立法。

G. 德国商法典都包括哪些内容

德国现行的商法典制定于19世纪，1897年公布，1900年1月1日生效。这部法律已经被修改了几十次，其中确立的许多规范经济生活的基本私法框架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商法典共有905条，但因其系从港口城市的城市法发展而成，因此其中有将近一半的条文是海商法，一般在编纂法律汇编时都不列入这部分内容。1985年以前的商法典除去最后一编海商法外，共有三编，即：
第1. 编商业户籍，包括商人、商业登记、商业名称、商事簿记、商事代理权以及商事经纪人等内容。
第2. 编商业公司，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公司等各种公司形式。
第3. 编商事行为，包括总则和几种具体的商事行为。
后来，德国商法典的结构发生了两项改变，一是1937年，将股份公司和两合公司从第2编中分离出来，以单行法的形式颁布。二是1985年，欧共体为协调各成员国公司结算方式颁布了《结算指令法》。为贯彻该指令法，德国商法典的有关条文重新归类，增加了一编即现在的第3编“商事簿记”，原第1编中具有相应内容的条文被撤销，新增的这一编对商业上的会计帐簿和商事记录以及结算审核和公布作了详细规定。原来的第3编商事行为相应后移，成为第4编。这样完整的商法典便由四编变为五编。
德国是民商分立体系，民法规定私法中的基本规范与原则，是私法中的基本法。相对于民法而言，商法如德国学者所说，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商法典是民法的补充，并且有其限定的适用范围。德国商法典是以商人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因此德国商法典首先规定商业户籍，先确定什么是商人，商人的分类，商人应当以什么形式明确身份，以及商人的代理人有什么权利等。商人的身份确定之后，才有后边的商业公司、商业行为、商业簿记等规定。由于，德国商法典以商人为核心和出发点，为规范的严密准确起见，对商人概念的确定以及归类颇为复杂，因而一直引起争议和批评。但是，迄今为止，德国商法典仍是德国的商法或者说广义上经济法领域中的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律，其中规定的商业登记制度、商业簿记制度和商事行为规范在今天德国的经济生活中仍被严格遵循着。

H. 海商法体系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同之处，就算是英美法系中英国与美国在某些问题上也是有争议的，比如demise clause的效力，英国承认而美国不承认。不过主要还是以英美为主的判例法系与德国法国为主的大陆法系，其中，英国法系在海商法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I. 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的不同点是什么

一、承运人的基本义务： 1.海牙规则：（1）适航义务（开航前和开航时）；（2）管货义务；（3）不得不合理绕航； 2.汉堡规则：对灭失、损坏以及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3.海商法：同海牙规则 二、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1.海牙规则：钩至钩 2.汉堡规则：收到交 3.海商法：（1）集装箱：收到交；（2）非集装箱：钩至钩 三、承运人的免责： 1.海牙规则：17项免责，包括航行过失免责在内 2.汉堡规则：取消了航行过失免责在内 3.海商法：同海牙规则 四、迟延交付责任 1.海牙规则：无 2.汉堡规则：迟交货物应付运费的2.5倍，但不超过应付运费总额； 3.海商法：未在约定时间交付，赔偿相当于运费 五、承运人的赔偿限额 1.海牙规则：每件或单位100英镑； 2.汉堡规则：（1）每件835SDR；（2）每公斤2.5SDR；（3）高者为准； 3.海商法：（1）每件666.67SDR；（2）每公斤2SDR；（3）高者为准； 六、货物 1.海牙规则：无仓面货，活牲畜； 2.汉堡规则：有仓面货，活牲畜； 3.海商法：同汉堡规则 七、诉讼实效 1.海牙规则：1年 2.汉堡规则：2年，双方协商可以延长；对第三者的追偿诉讼还有90天的宽限期 3.海商法：1年；对第三者的追偿诉讼还有90天的宽限期 ——其他相关知识点： 1.海牙规则的17项免责中，最重点的是: （1）检疫限制； （2）救助或企图救助海上人命或财产； （3）由于货物的固有瑕疵； （4）性质或缺陷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5）包装不当； （6)标志不清或不当 2.钩至钩即承运人从装船开始到卸船为止的期间对货物负责；收到交即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间，包括货物在装货港、运输途中和卸货港处于承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 3.此外，维斯比规则在考试中也会涉及，重点是： （1）承运人的赔偿限额：每件10，000金珐琅； （2）诉讼时效：（1）1年，双方协商可以延长；（2）对第三者的追偿诉讼还有3个月的宽限期 4.金珐琅为含纯度为900/1000的黄金的计算单位；SDR为特别提款权，按15金珐琅计算；
问错地方了

J. 海商法中关于船长职责内容的分析

贴篇论文~搜的~

下船长法律地位略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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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得懿（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6）
关键词：海商法 船长 法律地位

摘要：本文在分析综述现行《海商法》下船长的各种职能，明确船长法律地位的基础上,讨论了《海商法》对船员范围的界定，并提出了相关见解。

Keywords: China Maritime Code Shipmaster Legal Status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distinguish of the Shipmaster and Crew under the China Maritime Code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to the functions of shipmaster,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ster’s legal status.The author’s own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hipmaster’s legal status also are put forward for improvement accordingly.

Title: On the Shipmasters Legal status Under the CMC

一．引言

一些相关国际公约和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立法或专门法律法规都对船长特别是远洋船长的法律地位予以界定，以便从法律的高度促进和保障船长在航海活动中更好地履行其职能。这是由船长极富特色的身份决定的。同样，以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CMC：China Maritime Code，以下简称《海商法》）在相关章节中集中地规定了船长的职能、权限以明确其法律地位。不仅由此，纵观《海商法》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船长的法律地位问题。
船长的法律地位通过其在不同的海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船长兼有指挥、管理、准司法、公证、代理等多种职能。船长在航海实践中的职能决定了船长处于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而且处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这就决定了船长具有多重的法律地位。总之，船长多重的法律地位，渗透到《海商法》诸多法律制度之中，这正是船长颇具特色的法律地位的魅力之所在。
二、《海商法》在明确界定船长法律地位的同时，也昭示了船长作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必然性。
主体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有意义，因此，主体是第一位的，客体是第二位的。1在讨论《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船长是不是《海商法》中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毫无疑问，《海商法》明确地将船长视为诸多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船长作为船舶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与海事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表明了船长处于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的必然性。我国海商法学者也认为：公民是指与海上运输和船舶管理有关的人，特别是船长、船员、引航员或国家航运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2 《海商法》第32条规定：“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机员、报务员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人担任。”这表明，从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看，《海商法》明确了船长是海事关系的主体。同时，也有人按照经营的业务划分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船长视为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
之所以有人认为《海商法》中虽然明确了船长的法律地位，但却忽视了或淡化了船长在《海商法》中海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色彩，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受外国有关法律的影响。有的海运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否认了船长是海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认为船长应是船舶所有人的辅助人员。在英美有关海事立法中，认为船长与作为海事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的船舶所有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其次，是囿于《海商法》对其调整对象的界定。《海商法》第1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由此看来，我国《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海上运输关系，主要是指有关海上运输合同关系、海上侵权关系以及海上特殊风险产生的社会关系。而船舶关系，也就是与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主要包括船舶的法律地位、船舶物权、船舶安全、船舶管理诸多关系。可见，《海商法》在规定其调整对象时并没有直接地大量地提到与船长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其实，这丝毫不能动摇船长作为海事法律关系地主体。首先，《海商法》调整“船舶关系”的内涵及于船员管理上，主要是指船长、船员证书的管理与船舶安全的管理。其次，船长独具特色的法律地位，才使船长的权利义务表现在诸多海事法律关系之中，包括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目前有一种观点或立法倾向，认为应该将与船员制度、船员管理等方面有关的海事法律法规纳入到海上交通安全法律体系之中。至于这种观点是否科学，从我国目前的海商法体系及航运实践上看，是值得商榷的。
三 从公私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
从公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问题，主要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船舶进行管理而产生的职能，进而明确船长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船长处于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法律地位、行使准司法权的法律地位、公证人的法律地位。《海商法》赋予船长以一定的准司法权。《海商法》第36条对船长的这种准司法权予以明确地规定，进而使船长处于极富特色的行使准司法权的地位。这完全是由航海活动的特殊性及船舶作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所决定的。行使司法权职能本是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所行使的职能，但由于船长在航海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法律便赋予船长能代表国家机关行使一定的司法权。与船长具有行使准司法权的法律地位一样，船长在特定情形之下，也处于公证人的法律地位。这也是法律赋予船长在特定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有特色的法律地位。公证职能本是国家公证机关所行使的职能，《海商法》赋予船长一定的公证职能，使其处于公证人的法律地位。
从私法的角度看《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在航海活动中，船长为了维护船舶所有人、船上人员以及船载货物的安全或利益，作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聘任或雇佣的船长在一定情形下所行使的处分权和代理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船长处于处分权人的法律地位和代理人的法律地位。
《海商法》规定了船长在船舶沉没不可避免情况下可以弃船等对船舶财产的处分权的职能。《海商法》第38条继续规定：“但是，除紧急情况下，应当报经船舶所有人同意。”这是对船长行使处分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在航海实践中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值得商榷的。原因之一，什么是“紧急情况”，船长的判断标准和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判断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原因之二，在实践中，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船长来说，当然是在紧急情况下才做出弃船的决定的。一般是不会轻易弃船的。原因之三，即便是船舶所有人最后有权做出是否弃船，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的弃船决定也是建立在船长对当时紧急情况的判断的基础之上。因为一般情况下，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不随船的。可见，《海商法》赋予船长一定的对船舶财产的处分权是由航海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对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也同时说明船长的素质高低是多么的重要。
不仅如此，《海商法》在其他章节中也对在一定情形下的船长的处分权进行了规定。船长处于处分权人的法律地位，显示了《海商法》下船长这个角色的法律地位是多重的，是有特色的。
《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了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第175条第2款规定了遇险船舶的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订立救助合同。根据海商法理论上的通说，或者大部分的海商法教科书，一般将以上视为船长的代理职能，船长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在现代海商法中，可以查到的船长代理权，一般仅限于签发提单和签定救助合同。3 将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货物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视为代理权的观点很普遍。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船上财产所有人订立救助合同的权利，是法律赋予遇险船舶的船长的法定签约代表权。4根据此项法定权利，船长在行使此项权利时，无需经过有关所有人的委托授权。究竟哪一种观点更能准确地说明船长在此情形之下的法律地位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代理权和代表权是不同的。在民法上，相对于法人主体而言，法人的代表及其成员对外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因此代表的行为不适用代理制度调整。法定代表人形式上与代理颇相类似，实则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主体资格不同、行为性质不同以及行为的法律限制不同等方面。5
我认为，船长在此情形之下是处于代表人还是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主要是取决于大陆法上和普通法上代理理论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海商法》一般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故大多数人是按照民法理论来分析船长在此情形之下的法律地位；而我国的民法理论一般认为属于大陆法系。而问题的关键是大陆法上对代理的界定和英美法上对代理的界定是有很大的差距。两大法系代理理论在思维特点、司法传统、理念、概念与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海商法》中船长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船载货物的所有人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是参照《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1989）有关条款而制订的。这样自然会产生由于两大法系上代理理论的不同与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上关于代理理论以及作为国际公约对代理制度的立法思维的冲突。
无独有偶。与船长具有签订救助合同的权利一样，《海商法》也赋予船长签发提单的法定权利。一般地认为这也是船长的代理权。6 但我们仔细研究《海商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发现与我国民法理论中代理的特征是不相吻合的。因为《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换句话，即使承运人没有委托船长签发提单而船长擅自签发了提单，法律认为船长代签提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和承运人亲自签发提单产生的法律效果一样。显然这与我国民法上代理理论是有差别的。
以上关于船长处于代理人的法律地位的问题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但在航海实践中，一般不会影响到船长的职能。其根本原因是船长具有多重颇具特色的身份，能够有效地维护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使当事方的利益达到一个平衡点。
四 我国《海商法》对船员范围界定上，进一步分析《海商法》下船长的法律地位。
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船员范围的海商立法或相关立法，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合并式的规定方式，将船长、船员合并界定为船员；另一类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分开规定方式，将船长、船员分章规定，而且视船长不同于船员。我国《海商法》关于船员范围的界定属于前者。究竟我国《海商法》应以哪种方式对船员范围的规定更为科学，更符合法理和航运实践？目前，很少有人在理论上对此问题深入研究。对此，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我认为，无论从海商法理论上，还是从航运实际上，我国《海商法》似乎更应该将船长和船员分开规定，而且从法律明确船长不属于船员。
1、如前所述，《海商法》明确了船长处于十分重要的法律地位，处于各种法律关系中，具有其他船员所不具有的职责，而且是颇有特色的职责。诸如船长的管理和指挥船舶的职能、公证职能、应变职能以及代理职能等。可以说，正是由于如此富有特色的职能集于船长一身，才使法律对船长这个独特身份进行单独界定成为必要。在航海实践中，无不渗透着作为人的因素的船员作用，而船长的作用更体现了人的因素。船长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影响着对国家主权和人身财产的保护程度；影响着航运安全生产和航海活动的实施和完成情况；影响着防止海损事故发生的力度；同时也影响着诸如运输成本高低等重大问题。这些都与船长这个身份息息相关，船长的作用与其他船员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故《海商法》不宜将船长视为船员，而应从法律高度上明确船长的特殊性。至于船长具有准司法职能和公证职能，更能说明船长这种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法律只是赋予特定国家机关享有司法权和公证权的职能，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来执行司法权或公证权。《海商法》考虑到航海活动的特殊性以及作为船员活动载体的船舶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船长的这种职能，不能不说是很有特色的规定。船长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其执行使准司法权和公证权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样《海商法》对船长进行不同于一般船员的精心界定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在航运实践中，为了使船长行使此项权利与法律理论相衔接，相一致，《海商法》对船长进行不同于船员的规定，是非常必要的。由此看来，《海商法》有必要对船长进行不属于船员的界定，是由法理和船长在航海实践中的特殊职能决定的。
2、船员立法由福利型向资格型转变的世界海事立法趋势，对船长的资格、法律地位的审视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在航海上的应用，船舶逐渐智能化、集装化、自动化和大型化，这种变化要求船长必须具有集技术、管理、经营、法律于一身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船长的职能。为了提高船长的业务素质以便使船长具有上述综合素质，《海商法》应该明确界定船长与其他普通船员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同。
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但明清以后闭关锁国，特别是清朝后期国力孱弱，航海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日趋下降，更为可悲的是明清实行的“禁海”政策，余毒流传至今。今天一部分人特别是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谈起航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情形与我国作为世界航运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样有必要提高船长的社会地位，从法律上保障和提高船长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位，鼓励人们认知认同航海，尊重航海从业人员，教育人们海运业对于我国经济贸易和军事上的战略意义。
我们知道，英国一个具有尊敬航海从业人员传统的国家，虽然这与英国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特征有关，但也无不与英国有发达的法律来明确界定船长的法律地位有关。被称为“船员宪章”的《1970年商船航运法》（Merchant Shipping Act,1970）便是一例。今天中国已是世界航运大国，有必要从法律高度进一步明确船长的法律地位、提高船长的社会地位。
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当然会涉及到海运业。为了搞活航运市场和与国际接轨，我国国有航运企业在船员劳动和任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船员聘任制向船员劳动合同制（雇佣制）转变。这也是目前国际船员劳务市场的基本运作方式。随着上述转变，船长在航运实践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实务中，一般都是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与船员或船员劳务公司签订船员劳务合同（Crewing Agreement）。这种合同极其重要。它是保障船员合法权益，规定船员权利义务，而且是关于解决争议和赔偿依据的法律文件。此时船长处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为了使法律与实务的一致，《海商法》有必要在界定船员范围时，对船长进行不同于普通船员的规定。
五 我国《海商法》下对船长法律地位的界定，显示了船员制度成为《海商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代作结束语。
在航海实践中，船员包括船长和作为其生产活动载体的船舶，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生产要素。在航海生产活动中，无不反射出船长、船员作为人的因素对于航海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海商法》中诸多独特的法律制度中，无不展示船长、船员这一特殊主体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而作为一项世界范围服务业的海运业来说，更需要有一部完美的海商立法或相关立法与之相适应。一些发达航运国家的相关立法在这方面对我们是有启迪的。虽然目前我国的《海商法》规范与国际海运公约或航运惯例已接轨，《海商法》内容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尤其是作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海商法》，有待随着航运市场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本文正是本着以上认识，在分析我国现行《海商法》下对船长法律地位的界定基础上，结合笔者的航海经历，粗浅地谈了一点看法。其目的是使作为船员制度基本内容的船长法律地位问题在《海商法》下得到一个更加科学界定，更好地指导航运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3.贾林青主编《海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於世成等编著《海商法》，法律出版社
5.江帆著《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6. 张丽英主编《海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吴焕宁主 编《海商法学》，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