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刑法典

A. 数罪并罚是指什么，数罪并罚有哪些原则

1、对于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采取吸收原则；2、对于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采取限制加重原则；3、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即对判处附加刑的，采取附加刑与主刑并科的原则。

B. 外国刑法强奸罪相关规定

《意大利刑法典》 第十二章侵犯人身罪第609-2 性暴力中规定，“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或者通过滥用权力，强迫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行为的，处5年至10年有期徒刑。” 法国刑法典》 [20] 第一卷第二编第三节第一目第222-23条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强奸罪，处15年徒刑。” 1997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 [21] 分则第十八章侵害性不受侵犯权和个人性自由的犯罪中规定有：强奸①即对受害人或其他人使用暴力或使用暴力相威胁，或利用受害人孤立无援的状态与之实行性交的，处3年以上6年以下的剥夺自由；②……。” 英国刑法《1956年性犯罪法》 [22] 只是简单地规定，“男子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1976年性犯罪法》以制定法的形式确认了上议院在检察长诉摩根一案中作出的关于强奸的普通法上的定义，现在的《1956年性犯罪法》 [23]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男子强奸妇女或其他男子即构成犯罪。 综上有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立法所述，对强奸罪的直接主体限制为男子和对象为女子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加拿大、原西德等；对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和对象均无限制的国家有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对强奸罪的直接主体限制为男子而后把对象从单一的妇女增加为“妇女或其他男子”的国家有英国。同时亦可说明，从国外的刑法立法例来看，强奸罪的直接主体未必是男子，亦可是女子；强奸罪的对象未必一定是女子，照样可以是男子，包括男子强奸男子；另外，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和对象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增加的趋势。

C. 如何区分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犯罪中止等犯罪状态

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 犯罪预备 犯罪既遂 刑事责任 犯罪构成要件犯罪的中止和未遂是两个概念，它们均属于故意犯罪的形态类型，极易混淆。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并不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因而如何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犯罪形态要区别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我们首先要了解犯罪的四种形态，即：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1、犯罪预备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犯罪预备的特征：（1）、主观上为了犯罪。“为了犯罪”是指为了自己实行犯罪和为了他人实行犯罪。（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行为”包括准备实行犯罪工具与制造一切为实行犯罪的条件。（3）、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包括“预备行为没有完成而不可能着手实行犯罪”和“预备行为虽已完成，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两种情况。（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为或者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中止。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2、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犯罪中止具有：中止的时间性、中止的自动性、中止的客观性和中止的有效性四个特征（1）、中止的时间性；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犯罪还没有形成结局，既不是未遂，也不是既遂。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后也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2）、中止的自动性；即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犯罪意图。（3）、中止的客观性；（4）、中止的有效性。犯罪中止，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的犯罪结果，否则就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3、犯罪未遂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犯罪未遂的特征：（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2）、犯罪未得逞。通常表现为没有发生犯罪结果，但并不是凡是发生了犯罪结果的都是犯罪已经得逞。（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种情况：抑止犯罪意志、抑止犯罪行为和抑止犯罪结果。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犯罪既遂犯罪既遂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既遂的类型又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对故意犯罪的既遂犯，应当直接按照刑法分则所规定条文的刑罚规格量刑处罚。需要说明的是，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上述犯罪形态，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形态，也就没必要肯定其有犯罪既遂，对它们而言，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二、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在了解了故意犯罪的四种形态之后，我们再来探讨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即判别犯罪中止或是犯罪未遂的根据是行为人是否自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1、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立法区别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的考虑。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大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①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未遂犯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②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宽宥的处罚呢？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相似的路程。从刑罚目的论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志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处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其意志产生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制约。所以，犯罪人应该对本人意志产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立法中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规定是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和对刑事政策的考虑，判别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应该如何定性呢？从注释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的障碍，他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种“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与犯罪人误以为有障碍（但实际上这种客观的障碍并不存在，乃是其认识上的障碍）妨碍其犯罪行为实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点是犯罪人因为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了犯罪行为，违背了犯罪人真实意图的，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放弃犯罪意图，也无悔罪的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形应该定性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应该将这种情形定性为犯罪未遂。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犯罪人感到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放弃犯罪的行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诚悔悟和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的犯罪行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设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相比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则是因障碍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现的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基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规范、保护和教育的功能。犯罪是一种由行为人心理支配的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与制约的行为活动，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一门研究犯罪活动与心理学关系的学科，虽然对《犯罪心理学》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法律工作实践使笔者认为，犯罪与心理学的关系如同疾病与发病机理。通过这门学科我们知道：失衡的心理导致犯罪。反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中止与未遂作为故意犯罪的两种形态和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唇齿相依。在撰写这篇论文时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我认为，虽然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论断，但我本人认为：几乎所有这些论断仅仅是从表象，以各国刑法典对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所做出的定义之间的比较上，以一种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的模式作出论断，而忽视了犯罪作为受行为人意识支配的活动的心理基础。虽然通过对各国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立法规定可以探寻出两者不同的立法本意，但我认为：寻求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探索两者在“法的性格”上的不同，因为犯罪的产生是以行为人为基础的，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许这种平行于其他学者论断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探索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新思路并不完善，但我本人更愿意以一种“投石入水观涟漪”的心态期待着这样一种新的观点能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帮助。我国刑法第 2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 24 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因此，我认为从心理角度出发：犯罪未遂成立的前提依赖的是犯罪行为人所面对的客观因素阻碍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且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和存在不能使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和意识进行主动地支配，而且也不受其心理和意识地支配，这种客观的因素包括实施犯罪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现实结果以及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中遇到的心理上对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现实结果的认识障碍、错误评价等。犯罪行为人此时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一种完全主动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被动接受客观因素出现或者因客观因素出现后而改变其初衷的情形；但犯罪中止成立的前提依赖的却恰恰是犯罪行为人本身所拥有的主观因素，而这种主观因素是受行为人心理和意识支配的。此时的犯罪行为人是一种以主观意识支配而自主地停止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主动改变其犯意的情形。显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为人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时拥有的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心理状态也必然对犯罪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含义。通过比较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行为人心理上的区别，我们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中止制度设立的鼓励向善的立法本意，还能将其应用于一些不易定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以前面所举例的故意杀人为例：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从现场的实际情况而言，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所不能控制的受害人的假意许诺造成的客观因素成为了致使犯罪人无法完成犯罪行为认识上的障碍，也就是说犯罪未遂所依赖的阻碍犯罪实施的客观因素的成立，另外也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行为人原本的主观意识。所以该案应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定性。再来讲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犯罪人本欲实施犯罪行为，但碰巧受害人正是犯罪人的熟人，这种情形是出乎犯罪人的意料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出现使得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并且由于犯罪人感到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而改变了其原本要实施犯罪的主观意识。再以一起故意杀人为例：犯罪人持刀将被害人砍成重伤，犯罪人自知实现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意图所必要的行为尚未实行完毕，被害人尚未死亡而且也不是必死无疑，他完全可以将杀死被害人行为实施完毕，即此时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但是，被害人这种情形若得不到及时抢救，极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在这种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要成立犯罪中止，就不能仅仅停止杀人行为的继续实施，而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主动积极的行为来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实践中，只有避免被害人死亡的发生才能认定行为人犯罪中止的成立；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停止了犯罪行为，不去积极地避免被害人的死亡，或者自认为被害人不至于死亡而未采取抢救等避免死亡的措施，使得被害人死亡，那么行为人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这不是对犯罪人成立犯罪中止的苛求，而是犯罪中止制度所应有的本意。如果在本案中，犯罪人将被害人砍成重伤后认为被害人必死无疑而离开现场，但却没有料到被害人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活了下来。那么，依据本人的观点，该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未遂）罪，因为被害人没有死亡的结果并不是出于犯罪人的本意，这种结果也是行为人在心理上不得不被动接受的现实。无疑，在司法实践中以“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为标准来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是十分便捷有效的。但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如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而且我国也一贯坚持“慎杀”的政策，所以当这一标准与具体行为相比较而显得模糊或行为性质模糊使得很难判断犯罪行为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鼓励之处时，我们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以一种新的模式去衡量，因为人们建立的概念系统的灰色永远不能穷尽生活的色彩。

D. 什么是“刑法人类学派”什么是“刑法社会学派”谢谢大家。

刑事人类学派

它是首先攻击刑事古典学派教条主义研究方法，而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犯罪的学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创始人是意大利都灵的一名法医学教授C.龙勃罗梭，继之而起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学者E.菲利（1856～1929，以后又转向刑事社会学派）和R.加罗法洛(1851～1934)。这个学派又称龙勃罗梭学派，因为上述3人都是意大利人，所以也被称为意大利学派。
龙勃罗梭的成名著作是《犯罪人论》（1876）。他用解剖学的方法对一部分囚犯的生理构造进行统计归纳研究，认为犯罪原因存在于隔世遗传和病理关系两个方面。所谓隔世遗传指犯罪人的身体具有先天的动物特征，例如有巨大的颚、高颧骨、发达的眼巢弓、很强的犬齿等，这些都是肉食动物及野蛮人的特征。所谓病理关系指犯罪人身体发育上的缺陷和疾病，特别是癫痫性的疾病。他认为上述两个原因是先天的。具有这两种先天特征的人，有犯罪的必然性，同“自由意志”没有联系，于是提出“天生犯罪人”的结论。他还论证这种天生犯罪人在犯人中约占1/3，是侵害社会安宁的罪犯队伍的主要部分和最有害的部分，因此主张预先对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予以隔离，从而进行预防。
上述论点在理论上完全背离法制原则，在政治上为帝国主义统治服务，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在龙勃罗梭和R.拉斯基合著的《法律及刑事人类学关系中的政治犯罪与革命》(1890)一书中，作者竟力图证明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都是“天生犯罪人”。

刑事社会学派

这一学派认为犯罪与社会环境有关，但又采用刑事人类学派的部分理论。1869年，比利时人A.凯特莱（1796～1874）著《社会物理学》一书，强调犯罪的发生和消灭、增加和减少，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观点为德国人 F.von李斯特和菲利等人吸取。进入19世纪90年代，李斯特、菲利协同A.普兰(1845～1919)、G.A.van哈默尔(1842～1917)等人组织国际刑法学会，刑事社会学派的主张就由这个组织代表。他们主张犯罪是犯人的个性与自然，尤其是社会环境(指失业、贫困、通货膨胀、居住条件恶劣、酗酒、娼妓等)的产物。他们虽也承认经济的影响，但拒绝从社会制度去探究犯罪原因。
刑事社会学派虽不承认天生犯罪人理论，但断言有一种人，由于生理或心理上存在某种缺陷，而处于犯罪的“危险状态”，特别容易受社会上的“犯罪传染病”的传染。因此主张对这些不能矫正的“危险状态的承担者”采用不定期刑。这种“危险状态”论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曾风靡一时，流派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在美国有R.庞德主张的“预防刑法论”；在德国有李斯特、M.利普曼(1869～1928)主张的“教育刑论”等。名目虽多，但异曲同工，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制定镇压人民的刑法制造理论根据。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废弃了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意大利刑法典》和希特勒修订的《德国刑法典》，就是典型例子。
墨索里尼在1930年制定了新的《意大利刑法典》，在刑法史上第一次把保安处分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不论是否实施了犯罪，只要是法官推定为“对于社会有危险性的人”，就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希特勒也对德国1871年《刑法典》进行了多次修改，使之日益法西斯化。如1933年在第1章后面补充了“第一章之一”，规定系统的“保安和矫正处分”，在其 7项措施中，就有“去势”（即消灭生殖机能和性机能）一项，并且不规定保安处分的期限。1935年又把原第 2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改为：“任何人，如其行为依法律应处罚者，或依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人民的健全正义感应受处罚者，应判处刑罚。如其行为无特定的刑事法律可以直接适用者，应依基本原则最适合于该行为的法律处罚之。”所谓“人民的健全正义感”，是由忠于法西斯主义的法官裁定的，其结果无异于取消刑法。这一时期的德国还颁布了大量的特别法，法外制裁更难以数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受到人们的深恶痛绝。一些国家对刑法进行了改革。1962年，美国由法律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标准刑法典》草案，促使联邦和州的刑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1966年美国国会建立的全国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于1970年提出了一个研究草案，经过 9年的工作，它已于1979年由参院通过。在英国已经通过了几个重要的改革（包括盗窃法、性犯罪法、非预谋杀人法），而且英国法律委员会正在从事编订刑法典的工作。这些改革使英美法系成文法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联邦德国也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改革，特别是1969年，通过了修改总则的法律，1974年通过了修改分则的法律，最终形成了一部新的《刑法典》，在1975年1月1日生效。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巴西、日本等，也都对刑法进行了改革。
以上这些国家在刑法的改革中大致有以下一些倾向：①恢复传统的资产阶级观点，认为在理论上刑法是超阶级的。例如联邦德国H.-H.耶舍克(1915～ )就认为，刑法是全民的而不带有阶级性质，因为它不是保证某个阶级利益的工具，而是保卫由自由的人组成的整个社会。②在立法上恢复资产阶级传统的一些民主原则，重新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 1条宣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犯罪的原则。《奥地利刑法典》（1975年1月1日生效）第1条规定，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日本《刑法修正草案》、美国《标准刑法典》草案都有类似规定。同时，“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减轻刑罚、废除死刑的适用等，也在一些国家的刑法改革中得到体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却又制定许多特别刑事法规，排除了普通刑事法律中某些规定的适用。如1975年10月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关于激进分子的法律，规定了广泛的法律加以禁止的职业。同时，在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仍保留保安处分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仍保留不定期刑制度。

E. 什么叫黑社会

尽管黑社会犯罪已经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组织并未给黑社会以确切定义，绝大多数的国际组织都视黑社会犯罪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然而，不少国家为打击黑社会犯罪的需要，先后规范了对“黑社会”的定义。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不同，黑社会的表现形式也各不一样，因此各国对黑社会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众所周知，寄生于欧美国家的黑手党是目前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组织最严密、结构最完整的黑社会组织。因此，欧美国家的犯罪学家们在“什么是黑社会”这个问题上也最早提出他们的看法。迄今为止，黑手党组织比较活跃的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德国等，不是在法律法规中对“黑社会”的含义作了规定，就是由犯罪学家对其加以界定。

黑手党的发源地意大利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在法律中明确了黑社会概念的国家。在意大利并不存在“黑社会”一词，由于当地黑手党势力的猖獗，从政府机关到民间组织，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市民都对其印象深刻，因此“黑手党”很自然地成为“黑社会”的代名词，在法律规定中也不例外。意大利刑法典中对黑手党的定义事实上就是对意大利境内黑社会的定义。意大利刑法典第416a条规定：黑手党类型的非法结社，是指参与者意图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得非法利润或利益，利用该结社的胁迫力量，以实施犯罪行为，致使他人屈从或保持缄默，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控制所有权让与、授权、公共契约与服务等经济活动，或意图在选举期间妨害或限制他人投案自首之自由，以为他人或自己争取选票者。

20世纪初，意大利黑手党开始向往遥远的自由国度——美国。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曼哈顿地区以及芝加哥，黑手党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某些行业，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美国的犯罪学家开始注重对黑手党的研究。1965年的牡蛎湾会议上，专家们指出：黑社会是衍生不断的犯罪通谋，不择手段地（包括正当的与不正当的、合法的与非法的）从社会中攫取超额利润的产物；它在恐吓和腐败中得以生存；它在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的方面达到某种高水平；它在组织中实行集权制；其生存方式是，头面人物们为了规避被刑法和起诉所引起的危险，对那些从事肮脏工作的属下执行严格的纪律。

除黑手党活动最为猖獗的意大利和美国外，法国和德国也有学者对黑社会作了深入研究。法国的著名犯罪学家安德鲁·博萨就曾给黑社会下过一个定义。他认为，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在合法团体外围，有自己的章程、组织、等级和严厉的纪律，利用一切手段实现他们的目的，即最大利润。他还提出，要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黑社会，必须看它是否符合以下四个要素：即持久性、组织性、严格的等级分工和秘密性。

与博萨一样，德国著名犯罪学家凯泽也对欧美的黑手党及其类似组织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多人组成旨在盈利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对成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另一方面以宽松的行为方式笼络犯罪分子；犯罪行为的有计划和分工合作；在合法经营的同时，也从事适合当时居民需要的非法经营，灵活的犯罪技术和选择犯罪方法上的多样性，剥削威胁、勒索、暴力、强制保护、恐怖主义制止贿赂，而在实施贿赂时，暴力退居次要地位，多采用各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压力；国际性和灵活性。

F. 意大利刑法典第634条是什么

以暴力干扰对不动产的占有罪

G. 盗窃游戏币能定盗窃罪吗

在目前司法环境下，网络虚拟财产不宜纳入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中“财物”的范畴，盗窃网络虚拟财产不认定为盗窃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依其他犯罪处罚，如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从我国刑法来看，作为盗窃罪的“财物”不仅限于有体物，还包括无形财物，如电力、燃气等。不论是有体物还是无形物，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即一般社会公众均认同其具有价值，且价值能够被客观衡量。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2009年6月4日施行的《文化部、商务部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通知》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作出了界定：由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游戏用户使用法定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间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外，以电磁记录方式存储于网络游戏运营企业提供的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位表现的一种虚拟兑换工具。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用于兑换发行企业所提供的指定范围、指定时间内的网络游戏服务，表现为网络游戏的预付充值卡、预付金额或点数等形式，但不包括游戏活动中获得的游戏道具。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网络虚拟财产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价值特定性，一定的网络虚拟财产只能存在于特定服务器运行的游戏中，不能置于其他游戏中，脱离特定的游戏即无任何价值；价值虚拟性，没有实体物，其经济价值是否存在依托于玩家主观上是否认定其具有使用价值及实际是否能在同一游戏的不同玩家之间实现交易；价值差异性，对不同玩家而言其价值大小不一，对非玩家而言并无价值。
从我国刑法来看，虽然作为盗窃罪的“财物”不仅限于有体物，还包括无形财物，如电力、燃气等。但不论是有体物还是无形物，它们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即一般社会公众均认同其具有价值，且价值能够被客观衡量。相比而言，网络虚拟财产明显不同于我国刑法盗窃罪中的“财物”，其不符合公众认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公私财物的概念。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实则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一种虚拟的兑换工具，不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此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能作为犯罪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对象的不能成为犯罪对象。目前，我国刑法及历次关于盗窃罪相关的司法解释均对“公私财物”作出明确规定，但并未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盗窃罪的对象。
再从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和属性看，网络虚拟财产的实质法律属性是电磁记录，即电子数据。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构成，适用该罪名足以客观、全面评价该行为的性质。
■司法观察
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难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如何认定的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没有统一的、能够被普遍认可的计算标准。
首先，目前司法解释并未有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认定依据，无论如何认定其价值都会存在争议；其次，在客观意义上而言，网络虚拟财产本身并没有价值，其价值大小只能于玩家交易时商定，难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加以认定；再次，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服务器与特定的玩家中，脱离了特定的服务器并失去了所谓的价值，对不同玩家其价值存在不同，难以有统一的计算标准；最后，如按照服务器运营商因盗窃行为支付的修复费用或者预期收益作为价值认定的依据，并不能做到客观。
因此，将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界定为盗窃罪将会给数额的认定带来一系列问题，在目前尚没有统一、客观的数额计算方法而又可以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的情况下，不宜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盗窃罪中的“财物”。
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有将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意大利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均不承认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构成《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盗窃罪，其遵循体例解释的原则，禁止对“财产”进行扩张解释包含信息数据。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意大利刑法典》在传统犯罪后设立了分条。虽然日本刑事司法实务中存在对骗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的判例，但其是通过在传统的诈骗罪后规定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这一特殊罪名，日本刑法的通说也认为虚拟财物不属于《日本刑法典》规定的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法典在2003年修正时删除了1997年将电磁记录设为动产的规定，对窃取电磁记录的行为规定适用专门的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来处理。
综上，根据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性质，其并不具有刑法意义上财产的属性，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不能认定为盗窃罪，而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理，能做到罚当其罪。

H. 能而不阻止者，有罪

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 （法）罗瓦塞尔

法国法学家罗瓦塞尔曾有句名言——“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

这是法国法学家罗瓦塞尔的一句名言,转引自(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

I. 为什么有的西方国家的量刑竟然会高达几千年

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死刑 当烦了很大的罪是 就是判处很长时间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