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法
《民法通则》属于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中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条。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誉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它承继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变法图强以复兴中华民族的理想，开启了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为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与依据。
近二十年来，社会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法通则》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缺陷，并且越来越突出，可以这样说，《民法通则》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从《民法通则》中的种种缺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则》已非常迫切，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法”，比无法的危害会更大。
立法机关对《民法通则》起草的进程计划明确，争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个问题意见的基础上，由起草小组成员分工尽快写出条文，由起草小组集体讨论后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后，再修改。在起草过程中，民主与集中交叉反复，集思广益，《民法通则》最终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见。
为了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全社会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论界的专家们都应共同努力，应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论的研究，同时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论证，将《民法通则》的种种缺陷予以修改，删除掉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符内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补充、完善国外科学的、先进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先进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法典。
《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据，为司法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法通则》颁布后，经济体制改革有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共200条。法官和学者简称其为“二百条”。
产生的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1985年6月法工委召开的座谈会的名称是民法总则座谈会，在座谈和起草过程中，有了改变名称的建议，提出了民法通则、民法总纲、民法纲要三个名称，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点是内容要超出民法总则的范围，解决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当时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法律已经有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总则、物权和关于侵权责任的立法，物权法的起草难以提到立法议程，于是就决定起草以总则内容为主，兼顾分则内容的民法通则。从《民法通则》的内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总则方面的规定，对民法分则的问题都涉及到了，但详略有很大不同。对物权和债权的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规定；将人身权单独规定一节，突出了对人身权的保护；民事责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权责任。另外，监护问题当时还没有法律，规定得就详细些；对知识产权作了提示性规定。《民法通则》还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如此突出借贷关系，是因为实践中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当时有法官建议简要规定借贷问题，即使规定一条，也便于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作司法解释，使裁决借贷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则》第90条关于借贷的规定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重在巩固改革成果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民事主体，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起草时也有不同意见。从民法原理上难说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民事主体，立法机关主要是从政策上考虑问题。当时农村承包经营已在全国实行，个体工商业有很大发展，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应当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民法通则》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者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和责任关系，这样规定就为解决有关纠纷提供了了法律根据。讨论的结果是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规定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节。
二、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当时的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形式繁多的经济组织，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从民事主体角度看，归结起来不外是独资、合伙和法人三大类，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如何规定并不简单。在立法上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合伙的法律地位。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合伙为民事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合伙是合同关系。立法机关的主导意向是规定个人合伙重在体现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民事主体的理论问题，以后由学者继续研究。最后确定将个人合伙规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节。
问题之二，是否规定合伙的财产归合伙共有，这在民法上本来是个常规性问题，但是对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作规定，而是规定为：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32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将共有误解为公有，影响人们投资经营合伙的积极性。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实际效果和共有没有根本区别。
问题之三，如何区别个人合伙与雇工大户？当时已经出现了个体工商户雇工一二百人的情况，当时对此称为雇工大户。《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劳动。规定合伙人共同劳动，就排除了雇工大户。当时对雇工大户在政策上还看不清楚，就没有作规定。
三、规定法人联营重在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民法通则》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节有三个条文（第51－53条）规定联营问题。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三种联营的基本形式，一是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半紧密型联营，实际上是共同出资，建立合伙性质的企业，三是松散式联营，实际上是建立长期的合同关系，学者对此分别称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民法通则》第51－53条规定的就是这三种联营形式。用传统民法观点看，这三条规定的性质分别是法人、合伙与合同，按照常规不应当规定在一起。对《民法通则》这样规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规定联营反映了改革的现实，使联营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发生纠纷时有法可依。第二，将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分别规定，就排除了个人和法人之间的合伙，这是因为对个人和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合伙，关系到重大决策，需要慎重，暂不作规定。第三，在讨论《民法通则》草案时，有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联营是经济法问题，《民法通则》不应当规定联营。立法机关坚持在《民法通则》中规定联营，实际上是肯定了联营是民事法律关系，不是经济法律关系，这样就在法律上进一步划清了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国一贯的立法指导思想，在1985年12月召开的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期间，彭真委员长和彭冲副委员长都讲了这个问题，指出：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根据；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要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2、既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又要借鉴外国的立法。
3、经济关系由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分别调整，不能由某一个法律部门统一调整。
4、内容要简明，文字表达要在准确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备，但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制定《民法通则》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点内容的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图册
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
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一个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如何确定，对这个问题前苏联学者经过长期争论，最后在1961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中明文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在改革开放不久就讨论民法的调整对象，接着发生了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有不同观点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现在被称为“大经济法”和“大民法”两种对立的主张，主张大经济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纵横统一说，该说认为经济管理关系（纵向经济关系）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应当由经济法统一调整。主张大民法的理论上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关系说，该说认为商品所有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应当由民法统一调整。《民法通则》起草时，肯定商品关系由民法调整无异议，不同的意见是，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否仅限于商品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基本参考《苏俄民法典》 ，财产关系以平等划线，人身关系限于用民法方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据此形成了《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的：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条规定和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的表述和内涵都不同，该纲要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为：“苏维埃民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苏俄民法典》第2条用4款规定民法典调整的关系，其中第三、四两款规定，行政、税收、预算方面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劳动关系、土地关系都不由民法调整。与《苏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则》包括了婚姻家庭关系、监护关系、土地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但是对已经有单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则性的规定。
法人原则上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规定和德国、苏联等国家的规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而且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这个规定直接涉及私人经济组织能否取得法人资格，是个政策性问题，这样规定便于实践中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二是无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此外国法有不同的态度，起草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这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则上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企业法人部分明文规定企业法人的条件之一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41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第48条），这样规定是留有灵活掌握的余地。
《民法通则》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民法通则中是否沿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用法律行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为，三是用民事行为。主张用民事法律行为的理由是，法理学上已经使用了法律行为概念，扩大了法律行为的内涵，用民事法律行为是为了与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相区别。另外，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是为人们树立一个行为标准，这个标准体现在《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主张用民事行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为代替法律行为概念，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内涵相同。用民事行为的理由有二：一是为了明确行为的民事性质，与行政行为相区别。二是为了避免传统民法理论上将法律行为归于合法行为，同时又将无效的法律行为归于法律行为的缺陷。后来在《民法通则》中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概念。
“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则》是否使用物权包括用益物权概念，起草时进行了讨论，学理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对在《民法通则》中是否用物权概念作了斟酌，达成了共识。鉴于当时人们对物权概念比较生疏，担心因为物权概念问题影响《民法通则》通过，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定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是个立法技术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国情吧。
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确立
《民法通则》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条规定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反映，改变了过去使用的经营管理权概念，去掉管理二字与否具有质的差别。国有企业的经营权问题是民法问题，还是经济法问题，是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的问题之一。有的主张大经济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不是民事权利。还有学者说：国有企业姓“国”不姓“民”，经营权应当放在经济法中。主张大民法的学者认为经营权产生的根据和经营权本身不是同一个含义，经营权是民事权利，具有物权性质。有一次讨论《民法通则》修改稿时，有位学者强调说，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坚持《民法通则》要有“经营权”这个概念来的。最后，立法机关采纳了民法学者的意见，落实在《民法通则》第82条。
专节规定人身权
《民法通则》第5章为民事权利，其中第4节为人身权。起草时有学者提出，应当突出人身权，应当写具体些，理由是我们国家过去对人身权保护不够，发生过不少随意侵犯人身权的情况，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第4节有8个条文，应当说在当时条件下写的比较细致。在第6章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对侵害人身权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
过去民法学界长期否定并批判西方国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起草中对是否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讨论，主流观点是肯定的，但是在条文中没有直接用“精神损害赔”概念。《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规定的赔偿损失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
八专章规定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否独立成章，有不同意见。反对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论上不成体系，与整个民法不协调。赞成独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责任独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责任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人们也容易理解；二是责任与义务的性质不同，将责任独立出来理论上没有问题。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则》座谈会上，有的法官说法院很欢迎这一章，能解决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
这一章规定的违反合同的责任，不限于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总括性，有的条文更能体现商品经济的要求，在讨论民事责任时分歧较大的问题是，违约责任是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除了不可抗力以外，违约的都要承担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违约责任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三款，后来学者对这一条的理解不同，有的学者认为从综合分析三款的内容看，违约责任是过错责任，有的学者认为是严格责任。
诉讼时效概念的沿用与内容的变革
《民法通则》借鉴了《苏俄民法典》的诉讼时效概念，没有借鉴《德国民法典》的消灭时效概念。参考《苏俄民法典》，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内容与《苏俄民法典》不同，《苏俄民法典》规定，国家组织关于返还被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社会团体或者公民非法占有的国家财产的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第90条第1款第2项）。《民法通则》没有作类似规定。对这个问题，起草中没有不同意见。
『贰』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四次调整分别是，
十月革命后至今，苏俄共产生过3个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第一是不对称平行线说，即民法调整财产关系、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这种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历史开始于1922年《苏俄民法典》，但它无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正面规定，仅从反面规定民法调整对象，在第二条里面规定排除三种关系不调整，即“土地关系、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关系、家庭关系，都由专门法典调整”。第一个家庭关系与商品经济无关，第二个土地关系也与商品经济无关，因为在十月革命后颁布了法令规定全部土地都归国有，所以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权，土地只能划拨，属于公法关系；第三个是劳动关系，强调劳动保护也有很多属于公法调整，所以也排除在外，其它传统部分仍然由私法来调整。到了1950年代，苏联民法学界开始正面讨论民法调整对象问题，得出的结论体现为布拉都西和坚金分别主编的《苏维埃民法》的典型表述，前者谓：“苏维埃民法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与此相关系着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后者谓：“苏维埃民法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不过也“调整某些人身的、非财产的关系”。
『叁』 简述社会主义民法
社会主义民法
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实行的民法。调整社会主义条件下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及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它既具有一般民法之平等、等价有偿等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如强调维护公有财产权，注重民事关系与国家计戈的协调和衔接，切实限制或禁止对社会有害的产品及本质上不能作为商品的客体的买卖流通。在财产继承制度中贯彻男女平等、非婚生子女和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平等的原则等。社会主义民法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17～1918年间，苏俄颁布法令将土地、矿藏、森林、水流以及银行、邮电、交通、工业企业等收归国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制度。为配合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流转，使国有企业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开展活动，1922年在列宁指导下制订了第一部《苏俄民法典》。同时期苏俄还先后制订了《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土地法典》和《劳动法典》。到30年代末，前苏联法学界始确认这些法律从民法中分出，各自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30年代前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形成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出现了公有制国家，其中有些仿效苏俄民法典制订了适应过渡时期要求的民法，有的则修订并继续沿用前政权实施的民法典。60年代前苏联更新民事立法，制定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二部《苏俄民法典》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法典，将30年代以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关系和具有商品货币性质的经济流转关系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团体所有权、集体农庄农户之共同财产权、供应合同、农产品定购合同、基本建设承包合同、信贷和结算关系、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保护民事主体的名誉和声望等新的内容。一些东欧国家在60～70年代也更新了民法，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制定了旨在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的民法典。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到1978年以后才逐步得到完善，主要由《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构成。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在民法上也有所反映。如前苏联于1986年颁布了《个体劳动活动法》、1987年颁布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1990年颁布了《所有制法》、《苏联企业法》等，允许个人拥有生产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将土地永久租给农民，使国营企业在完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和自治的基础上从事活动；中国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法人联营等内容，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企业破产法(试行)》等反映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等等。
『肆』 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代表为 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国家
1、法系的概念和类别
法系是在对各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历史渊源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当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个：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其他的法系还有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犹太法系、非洲法系等。对资本主义法影响最大的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2、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它以强调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德国法系是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利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典型。
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法国、德国外，还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包括曾是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这一法系。
大陆法系的特点：
（1）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了许多罗马私法的原则、制度，如赋予某些人的集合体以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有权的绝对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某人享有他人所有物的某些权利；侵权行为与契约制度；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结合制度等。还接受了罗马法学家的整套技术方法，如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私法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分类，所有与占有、使用收益权地役权以及思维、推理的方式。
（2）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
（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
（4）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学创立了法典编篡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如自然法理论、分权学说、民族国家理论等，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任务由法学家来完成。
3、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首先起源于11世纪诺曼人入侵英国后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普通法。
英美法系的范围，除英国（不包括苏格兰）、美国外，主要是曾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缅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中国香港地区也属于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特点：
（1）以英国为中心，英国普通法为基础；
（2）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遵循先例；
（3）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性，“向后看”的思维习惯；
（4）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
（5）体系庞杂，缺乏系统性；
（6）注重程序的“诉讼中心主义”。
4、两大法系的比较
首先，法的渊源不同。
其次，法的分类不同。
第三，法典编纂的不同。
第四，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
最后，在法律术语、概念上也有许多差别
『伍』 这也叫民法典吗苏联为何公私法不分 契约自由 财产自由不是民法核心原则吗
那是现代法理的原则，中国的民法通则是80年代的
『陆』 苏联破坏法制现象得到纠正是在什么时期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提出“加强法制”的口号，并采取实际措施，进行平反和恢复 名誉、整顿国家安全机关、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后来又广泛建立人民志愿 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等群众组织，以协助国家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赫鲁晓夫时期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人们知道，斯大林领导时期 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许 多严重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肃反扩大化，违反法制，冤枉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之所以发 生这样的错误，有各方面的原因。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有错误，认为越 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负责肃反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则权力过大，不受党 和国家的监督，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应有职权受到限制和削弱。当时的立法对某些违法产 为的刑事责任规定得过严，许多重要立法又没有及时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够健全；所有这些 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在贝利亚垮台之后，便立即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些材料说， 当时“法院里堆放了几百万份上诉书，要求对仍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的案子重新进子 复查，或亲属要求为死者平反、恢复名誉。” [1] 人们看到，在法制方面实行某些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针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提出“加强法制”的口 号，并反复加以强调。1953年4月6日，在为“医生案件”平反之时，《真理报》发表题为 《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论，谴责国家安全机关违反法制，滥用职权。1955年4月12日， 《真理报》又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社论，指责贝利亚等人采用恐怖手段迫害无辜的人们，强调采取重大措施来加强法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加强法制”。他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国家安全机关“放在党和政府之上”，并“造成目无法纪的专横状态”，宣称“党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很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 在强调“加强法制”的同时，赫鲁晓夫等人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措施。
一、恢复名誉，释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复名誉
斯大林刚刚去世，“恢复名誉”的工作就已开始。1953年4月4日，内务部发表通告， 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1954年，苏共中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的工 作。这个委员会在1954—1955年间为了千多人恢复了名誉。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的 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她们对三十年代以来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审查。1957年5月14 日，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见美国学者时就说： “过去二十五年来所有被判处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经加以重新审查或者正在重新审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经释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够完全恢复名誉。最高苏维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派代表驻在各个劳动改造所， 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不必请示莫斯科便在当地恢复囚犯的名誉。”
2．大赦和提前释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复名誉的同时，苏联还集中地进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对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进行大赦。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获得释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没有对国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还采取措施提前释放在押犯人。如苏联最高苏维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规定，不满18岁时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后可提前免除以后的刑罚或缩短他们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规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后，可从监禁场所获得假释，或用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来代替剥夺自由。
究竟释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苏联未曾公布数字。有人估计，仅三次大赦，就“使好几百 万人免除了刑罚”。 [2] 据前面提到的苏联副总检察长1957年5月14日的谈话说：苏联自斯大 林逝世以后(还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内)，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释放，西伯利亚的劳动 营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 [3]
二、整顿国家安全机关
1．撤换干部
从1953年到1955年，苏联先后处决了一批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干部，共20多人。 这些人留下的重要职位，由赫鲁晓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干部，也大都离开了国家 安全部门，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轻的下放基层做其他工作，另从党团组织中选派大批人马来 充实国家安全部门。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谈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改组， 机构大大缩减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职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党派了一支庞大的 党的、苏维埃的和共青团的工作者队伍到这些机构去工作。”
2.限制职权
苏联内务部原本有许多司法特权。其中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叫“特别会议”，一个叫“特 别程序”。内务部“特别会议”，是一个非诉讼的特别机构，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 民委员会1934年11月5日的决议设立，它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行逮捕，并处以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等刑罚。内务部“特别会议”在各边疆区和州还曾有过相应的机构——“三人小组”。1953年9月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了内务部“特别会议”，并责成 法院调查这个机构过去所判处的案件，对被监禁的人加以释放或减轻刑罚。此后，规定非经 法院判决，不得对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采取任何刑罚措施。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决议还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 侦查和审理可以采用“特别程序”。其中规定：侦查在十日内终结；起诉书在法院开庭审理前 一昼夜送交被告人；审理案件无须当事人到庭；不准上诉；被判枪决者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1956年4月19日，苏联颁布法令取消这种“特别程序”，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也 应遵守正常程序。
3.调整机构
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时而独立存在，时而隶属于内务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把国家 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权力非常集中。贝利亚垮台后，苏联重新 把内务部一分为二，于1954年3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分开后的内 务部，变成一个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权力大大缩小。1956年秋，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 部直属局和民警局，被改组为统一的州(边疆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内务局，由内 务部和当时苏维埃执委会实行双重领导，不再象过去那样只受内务部领导。这样一来，便打破 了内务部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加强了党政机关对内务系统的监督。1960年1月13日， 干脆撤消了苏联内务部，将其职权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8月30日，俄罗斯联 邦把内务部改名为“社会治安部”，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改名为“社会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随后也相继改了名。
至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虽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组织，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职权仍然赶不上过去的苏联内务部。它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 导和监督，也不能包揽逮捕、侦查、审理、执行判决的司法全过程。它不再象过去那样凌驾 于党和国家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谢罗夫说过，在贝利亚事件之后，苏联“根本 改变了国家安全机关的状况，结束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复检察机关的职权
在赫鲁晓夫时期，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检察长的监督权虽然 在宪法上有所规定，但这种权力被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内务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实 际上被取消了。甚至没有一个规定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全联盟的立法文件；贝利亚事件 后，苏联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于1955年5月24日颁布了《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条例 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检察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它规定检察机关要对一切机关、 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准确遵守法律实行监督。还专门规定要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实行 监督， “使任何一个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无根据地追究刑事责任，或在权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这一条例的颁布，提高了检察 机关的威信，恢复并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职权。
2.加强审判机关，扩大地方法院的权力
取消内务部“特别会议”，规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决，这本身就是加强审判机关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苏联还采取了其它许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专门法院。1953年9月1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内务部队的军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将其职权划为地方各级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国和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在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从而“就有可能使 绝大多数案件都在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法院得到最后解决”。 [5]
第三，撤消苏联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颁布法令撤消苏联司法部，将其 职权分别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司法部和苏联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颁布法令撤消边疆 区和州的司法局，授权边疆区和州法院对人民法院的活动实行检查和监督。
第四，明确苏联最高法院的职责。”57年2月12日颁布的《苏联最高法院条例》规定， 苏联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的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而只审理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作为第一审审理过的案 件。 [6] 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审判机关，扩大了地方法院的权力。
3．重建律师制度；
过去，律师的地位被削弱，权利受限制。律师往往由于为公民作辩护而遭到纪律制裁。 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25日，俄罗斯联 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过去许多立法进行了审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减轻轻微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一是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与 此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别是全联盟的立法纲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规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 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根据这一精神，苏 联在几年内修改了相当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减轻了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例如，取消了 孕妇堕胎的刑事责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货车的刑事责任，取消了关于售卖、交换、挪用设备 和材料的刑事责任。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规定取消职工对自动 离职和无正当理由而旷工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废除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来完成最低限额的 劳动日、城市职工逃避参加农业工作的动员等等所负的刑事责任。1956年9月1日，苏联部 长会议作出决议，从铁路、海运、河运、民航工作人员纪律章程和《渔业监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为处罚措施的规定。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进一步强调对轻微违法行为采取预防和教育措施。谢列 平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就说，应当考虑让社会团体“保释那些误入歧途而罪行较轻的人，以便 使他们有机会在集体中改过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
在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他们通过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对危险犯罪 行为的刑事责任，特别是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关于死刑，苏联有一个从废除到恢复乃至 扩大适用范围的过程。1947年5月26日，曾颁布法令，规定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则颁布法令，允许对祖国叛徒、间谍和反革命破坏分子适用死刑，作为最高刑罚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颁布法令，把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行。 1960年颁布的《苏俄刑法典》，进一步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死刑可适用于“背叛祖国 罪、间谍活动罪、恐怖行为罪、武装破坏罪、武装伙匪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以 及“其他特别严重的犯罪”。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的一、二年内，苏联的审判实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去，他们对一切犯罪行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都适用剥夺自由的刑罚；现在，则 对危险的犯罪行为也不适当地减轻刑罚，过于宽大。针对这种情况，苏联从1961年起陆续颁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的犯罪行为。例如，196l午5月5日颁布《关于加强同特别危 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颁布《关于加重破坏外汇管理规则的刑事责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颁布《关于加重侵害民警人员和人民志愿纠察队员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为的责任》和X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颁布 《关于加重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等。根据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 维埃1962年7月25日通过《关于修改和补充<苏俄刑法典)》的法律。这一法律进一步扩大 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增加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概念，加重了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还新规 定了十一种罪行的刑事责任。
3.颁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纲要
1957年2月11日，苏联颁布一项法律，修改1936年宪法第14条，将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诉讼法典等等的权限划归加盟共和国，全联盟只负责制定各种立法纲要(，原则)。 195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系列立法纲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纲要》、《刑 事诉讼纲要》、《法院组织立法纲要》等等。当时的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波利杨斯基作报 告说： “现行的刑事立法纲要以及三十年前通过的其他许多刑事法律在许多方面都已过 时”，必须作“相应的修改”，目前这些法律的通过，“是苏联完善立法的一个“新的重要阶 段”。
1961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许多立法纲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纲要》、《民 事诉讼纲要》。人们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属迫切需要。旧的民法典还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规定公民有权创设工商企业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过时。这一年的12月14日，俄罗 斯联邦司法部长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说，最近几年对于苏联立法来说是“恢复青春 的年代”。
五、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
1．提出“国家职能转交”论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 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其中特别说到： “现在的问题是使维持社会秩序和社 会安全的职能，除了由民警机关、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担负外，同时也由社会团体来担负”； “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人民纠察队、同志审判会以及诸如此类维持社会秩序的志愿组织”； “人民志愿纠察队应该负责维持本地社会秩序”，同志审判会“主要应当是防止各种违法行 为”， “它不仅要审理生产问题，而且还要审理生活和道德问题，审理集体中的成员违背社 会秩序的不正当行为”。 此后，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便在苏联各地广泛建立起来。
2．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
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一些城市曾出现一些由工会和共青团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团体，参 咖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共青团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纠察队”，有的叫“共青团巡逻 队”，有的叫“民警协助队”。工会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工人民警队”，有的叫“人 民纠察队”。
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9年3月2日作出《关于劳动人民参 加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决议，决定“在企业、建筑单位、运输单位、机关，国营农场、集 体农庄、学校和街道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并批准了《人民志愿纠察队暂行 条例》。决议和条例规定：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它要在所负责的 地区内“巡逻、抽查、布岗、值班”；纠察队员“由进步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学 生和退休人员”组成，区(市)要设立指挥部。 [7]
根据决议和条例的规定，各地开始大批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将近二千个人民志愿纠察队，拥有队员将近九万人；俄罗斯联邦组织的人民志愿纠察队，拥 有队员一百三十万人。 [8] 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员扩大到近四百万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发展到三千个，队员扩大到二十四万人； [10]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愿纠察队二千一百个，拥有队员二十三万六千人。 [11]
3.广泛建立同志审判会
同志审判会这种组织，在斯大林时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职权也不太明确。1961 年7月3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同志审判会条例》。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街道、集体农庄、农村居民点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预防违 法行为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用说服和社会制裁的方法来教育人们，建立一个不容许任何反 社会行为的环境”。同志审判会有权审理下列案件，违反劳动纪律，酗酒闹事，不尊重妇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责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间五十卢布以下的财产纠纷，不引起刑事责 任的其他反社会行为，等等。同志审判会有权采取下列制裁措施：责成犯错误者向受害人和 集体公开道歉，给犯错误者以警告、舆论遣责、社会申斥，处以十卢布以下的罚款，建议单位 领导对犯错误者调任低报酬工作或降职，责成犯错误者赔偿五十卢布以下的损失费，等等。 [12] 此后，同志审判会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建立起同志审判会九 万个， [13]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个。 [14]
赫鲁晓夫原来设想，通过广泛吸收劳动人民参加维护社会秩序，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从而可以消灭犯罪现象，实现“国家消亡”。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尽管人民 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也决不能 消灭犯罪现象。而且，由于这些组织本身成份不纯，许多成员自己就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加之不少组织纪律松散，活动流于形式，因此很难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规定的那种有效作用； 总的说来，赫鲁晓夫时期在法制方面实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得到多数人的 拥护。这或许是赫鲁晓夫时期所有各种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项。但这种改革毕竟是有限的， 不彻底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现危及自己统治地位的群众事件，赫鲁晓夫就 凶相毕露，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1956年3月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爆发的群众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尔塔乌卡拉干达冶金企业发生的工人罢工以及随后引起的群众示威，1962年 6月在罗斯托夫发生的群众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镇压，死伤了不少人。这看来是赫鲁晓夫时期 的政治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
『柒』 《民法典》为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捌』 苏俄民法典 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苏俄民法典》 1922年10月3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九届第四次会议通过，1923年1月1日
起施行。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关于民事立法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法典。共436条。内容包括：总则、物权、债、继承各
篇。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通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保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
国家财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对调
整社会经济关系及推动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据
1961年1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的《苏联和各加盟
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俄罗斯联邦于1964年10月1日
颁布并实施新的《苏俄民法典》。取代1922年通过的《苏俄
民法典》。新的《苏俄民法典》共8编，42章，569条。包括总
则、所有权、债权、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继承权，以及
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权利能力、外国民事法律、国际条约
和国际协议的适用。
『玖』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内容简介
本法典是俄罗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实现第三次民法法典化的标志。法典第一次确立了私法的精神和原则，抛弃了过去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调整方式，为俄罗斯形成和调整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准则。
历史上最早的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法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在1917～1918年期间，公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将土地、矿藏、森林、水流以及工厂、银行、交通、邮电等资源和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形成了以国家为唯一的和统一的所有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苏联又颁布了一系列集体化法令，在劳动人民自愿的前提下组成了集体农庄和其他集体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以上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产生的归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生活需要的消费资料。
适应上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苏联规定了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私人）不同种类的所有权（1922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2条）予以区别对待，并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法既给予企、事业单位以独立民事主体的资格，同时确认国民经济计划对于民事活动的指导地位，以利于通过经济核算制实现经济计划。如重要物资的供应合同、基本建设承揽合同、大规模的运输合同等，大部分都是企、事业单位之间根据计划指令而签订的。在继承方面，公民所继承的财产通常限于储蓄、住宅以及其他生活资料，法定继承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家庭在经济上的消费职能，在同一继承顺序中贯彻男女平等、婚生子女与养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一律平等的原则。同时给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处理其遗产的权利，但其遗嘱不得违背法律的规定，不得剥夺法定继承人中未成年、无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而生活困难的人的必继份。
『拾』 为什么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实施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被替代。
为何它被称作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社科文献与新华媒体创意工场联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话”栏目为大家解读民法典。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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