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通论

①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② 写一篇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关于用益物权的。请高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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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益物权的内容

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

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

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

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

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

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

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

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

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

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

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

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

注释：

[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

其它相关：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7466
论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ct.free.8113507.1/
论用益物权的效力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③ 存疑读书法 作文

存疑读书法，应该是边看书，一边对不懂的地方进行提问，同时对与文章有关的，感兴趣的地方进行了解，这样，自己懂得就会越来越多，知识面就越广。这样，运用到作文中就会更加灵活，还有五步读书法，向你推荐一下：

浏览：这是读书的第一步，当拿到一本书后，首先应概要地读一读该书的提要、目录，以便以该书有个大体的了解。

发问：这一阶段，要读书中各章节的标题以及章节承上启下的内容，一边粗读一边提问。这样可以激发学习兴趣，促进自己的钻研。（就是你提问的存疑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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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讲述 法律关系分析法 这一民法案例分析方法的书

关于法律关系，可以参看拉伦茨的《德国民法通论》下册，全都是法律关系。龙卫球的《民法总论》也有相当大的篇幅介绍这一理论。专著方面，德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一些，不过国内不一定好找。德文如弗卢梅的《法律关系》（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Band Ⅱ，Das Rechtsgeschaeft），日文如冈松参太郎的《法律行为论》、 山下末人的《法律行为论の现代的展开》，意大利文的如贝蒂的《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Emilio Betti，Teoria generale del negozio giuridico）等等。这些对深化法律关系的认识很有裨益。
至于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是民法解释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知具体需要哪方面的内容。只是关于请求权基础吗？这方面我见过几篇博士论文，如段厚省等人的。

⑤ 邵建东的主要学术成果

1、《德国新史》（与陈晓律合著），香港开明书局1991年版，台湾1993年重印。
2、《竞争法研究》（与戴奎生、陈立虎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丁邦开、戴奎生共任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竞争法》，独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Unternehmensgruppen und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in China: Empfiehlt sich eine Regelung nach deutschem Modell?》,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6、《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中德法典编辑与法律继受》（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0、《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1、《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律师职业》，编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17则评析》，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德国的康采恩与康采恩立法》，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3年第4期。
2、《从德国康采恩法看中国企业集团的法律问题》，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3年。
3、《论德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和社会约束原则》，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创刊号。
4、《析德国竞争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控制》，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
5、《论德国民法中的可撤销法律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秋季号。
6、《德国康采恩法研究》，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
7、《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中德民法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8、《德国环境责任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4年第5期。
9、《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载《法学》1994年第8期。
10、《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4年。
11、《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载《法学》1995年第2期。
12、《德国竞争法对中小企业的特殊规定》，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3、《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应采推定过错责任》，载《法学与实践》1995年第2期。
14、《德国反垄断法对卡特尔的规定》，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3期。
15、《论意思表示的发出与送达――德国法的启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16、《Irrefuehrende Werbung als unlautere Wettbewerbshandlung im chinesischen UWG》, in: GRUR Int. 10/1995.
17、《论意思表示的解释》，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
18、《德国法学教育制度漫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
19、《德国民法中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
20、《论雇主责任》，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春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并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民商法学》1997年第9期全文转载）
21、《德国民法典与中国民事立法》，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6/1997合刊。
22、《规范企业合并――德国反垄断法的启示》，载《国际贸易》1998年第4期。
23、《论旧中国民法继受德国民法的原因》，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
24、《外国反垄断法对名牌商品的特殊保护》，载《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5、《中国法律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6、《Zur Aufnahme des BGB im alten China》, in: Juristenzeitung 2/1999, S. 80-86. Besprechun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vom 11. Februar 1999 (Vorbildlich). （本文题为《旧中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作者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作该领域的专题报告。文章发表在德国著名法学刊物《法学家报》(Juristenzeitung)上。对于本文，德国最大的全国性日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99年2月11日作了专题评论，影响甚广）。
27、《论德国民法中的让与担保制度》，载《外国法学研究》1999年第1/2期。
28、《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
29、《竞争法方案――德国新招标投标法介评》，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
30、《论正当竞争权》，载《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论德国商法的最新修订》，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32、《Die juristische Ausbilng in China》, in: Newsletter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Juristenvereinigung, 2/2000
33、《卡特尔——自由竞争的天敌》，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8月16日理论版。
34、《中国继受德国民法的实际效果与历史功绩》，载《中德法律继受与法典编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最新修订》，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全文转载，收录入《中国经济法学精粹》2001年卷）《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6、《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7、《德国民法的百年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2000年12月5日在人民大学作报告，报告内容登载在《中国民商法网》(China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salon/lawfore/04.asp)。
38、《德国竞争法如何规范比较广告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
39、《包机合同纠纷案研究》，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总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0、《善良风俗――德国法界分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一般标准》，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
42、《论折扣与不正当竞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3、《中国竞争法应当从实体上规范打折行为》，载《海峡两岸经济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1卷），徐杰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比较研究——以中国和德国竞争法为考察对象》，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5、《中国学习借鉴德国民法经验之我见》，载【台湾】《月旦民商法》2003年特刊。
46、《中国不应当对德国民法说“不”》，论文，载《法治时代》2003年秋季号。
47、《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论文，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12期全文转载）。
48、《论私法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9、《宪政与民法》，载《唯实》（江苏南京）2004年第1期。
50、《中国大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及其完善》，载【台】《社会文化学报》（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学报）2004年春季号。
51、《德国法学教育最新改革的核心：强化素质和技能》，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1、【德】松尼曼编：《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和经济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
2、【德】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德】帕拉斯著：《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德】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至第4期。
6、《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 民法书籍推荐

一、民法史与概述

1、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总则

（一）教科书

1、王利明：《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版

2、[德]哈里·韦斯特曼等：《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汉斯·布洛克斯：《德国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体系书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专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 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释书

13、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权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1、[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权法

（一）教科书

1、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远：《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体系书

6、[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专著

10、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

13、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圣平：《担保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释书

1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书

18、程啸编著：《物权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债法总则

（一）教科书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 7 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体系书

4、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书

1、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体系书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释义书

10、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书

11、程啸编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权与损害赔偿法

（一）教科书

1、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尔温·多伊奇等：《德国侵权法（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体系书

4、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专著

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规则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释义书

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书

13、程啸编著：《侵权责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论

（一）入门阶段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

4、[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学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级阶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九、法经济学著作

1、[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等：《民法的经济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维尔：《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兰德斯、波斯纳：《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维与案例分析

1、王泽鉴：《民法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⑦ 拉伦茨的著作

著有 《法学方法论》，海德堡 ， 1960
《德国民法总则教科书》， 慕尼黑， 1960
《德国债法总则教科书》， 慕尼黑， 1953年第一版等
《德国民法通论》，慕尼黑，1967年第一版

⑧ 民法中的相对权与绝对权有什么区别

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分的民法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200042）

【摘 要】绝对权与相对权是民法学上民事权利的重要分类，传统民法体系下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权利类型，对民法的立法和适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权利，这些权利能否确定无疑地归入绝对权和相对权产生了疑问。从绝对权相对权本身概念入手，与新兴民事权利相结合，继承传统思维，又赋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时对民法典体系的编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绝对权；相对权；民法体系

权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对于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学来说，民法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诞生新兴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关于权利的研究与学说一直是理论的热点。其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分类由来已久，这对概念从宏观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结构，影响深远。

一、定义

（一）德国法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起源于德国民法，一般认为，至迟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绝对权与相对权之间的区别。如康德认为，物权或对物权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占有人对该物进行私人使用的权利。萨维尼则从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出发建立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种诉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不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相对人，也就是说，对物之诉可以对抗一切第三人、一切占有人，而对人之诉则不能；由此，对物之诉所代表的对物权，就以其对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区别于对人之诉所代表的债权。所以，一切权利都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分为两大类：“对抗一切人的权利”与“对抗特定个体的权利”。[1]在此后的学术发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顿法学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构成了权利的一种主要分类方式之一。

（二）中国法

我国学者以及承袭德国民法学说体系的台湾地区对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定义表述也很多，较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据利人可以对抗的义务人的范围，民事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如所有权、人身权。由于绝对权的权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张权利，可以对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称为对世权。相对权是指义务人为特定人，权利人必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债权。由于相对权的权利人只能向特定的义务人主张权利，他对抗的是特定的义务人，因此又称为对人权。” [2]

2、“权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权指对于一般人请求不作为的权利，如人格权、身份权、物权等。有此权利者，得请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权利，故又称对世权。相对权指对于特定人请求其为一定行为得权利，如债权。有此权利者，不仅得请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权利，并得请求其为该权利内容的行为，故又称为对世权。” [3]

（三）区分标准

与上述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基本上都认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是基于义务主体是否特定以及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做出的。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此区分标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认为“在划分的过程中，没有将这个标准贯彻到底，而是发生了嬗变”，在我们利用这个标准定义绝对权时说绝对权得对一切人主张，主张的内容是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害绝对权和妨害绝对权行使的义务，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为义务主体，义务主体的义务是消极义务，实际是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定义绝对权；在定义相对权时，说相对权是指权利人只能够请求特定的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义务是积极义务，实际上是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定义相对权，也就是说，从积极效力的角度定义相对权，从消极角度定义绝对权，逻辑上是混乱的，再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界定一个事物应当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义，我们只能说某事物是什么，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是什么；只能说某事物怎么样，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怎么样。[4]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论者从出发点上力求实现概念的统一和科学性，这无疑对于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和辨析事物有着重大帮助，但也不免过分吹毛求疵，从历史发源和后来的继承看，我们对于绝对权和相对权有了大致统一的定义，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对于大部分的权利，我们能够比较直接迅速把其归入绝对权或是相对权的范畴，并且绝对与相对是作为一对反义词存在的，在定义时做讲一方是什么，相对应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么，这样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较总是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区分事物，过分的统一有时难以把握。

（四）新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活和学说理论的发展，新的权利出现，很难把它们绝对归之于绝对权或相对权，学说具有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特点，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以后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学说也需要有开放性，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也应当是开放的。要准确地认识这些权利的本质，才能进一步对其划分类别。首先对于债权物权化、物权债权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争议，虽然很多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也有人主张，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物权就是物权，债权就是债权，民法的基本体系不能改变。根据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绝对权和相对权差异的根本意义没有因此改变，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些表现出债券化的物权只是例外，由法律单独做规定。这样的区分是明晰的。同样对于少部分的相对权效力的绝对化，由于牵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须由法律做出明文规定。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也争议较多，我国新近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没有采纳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概念，不可否认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要明确债权始终是相对权，从根本上说，债权的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而不依赖于第三人不侵犯法。并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债权场合，债权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责任，而通过直接追究债务人责任获得救济，如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是例外，法律应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否则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不正当限制，因为此时公民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太高。

二、外延：绝对权、相对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在传统的民法体系划分下，物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那么绝对权等于对物权，相对权等于对人权，这样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学呢。

其实对于对物权与对人权，在提法上并不严谨，霍菲尔德在其经典著作《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对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深刻批评，指出“对物权并非针对某物的权利”，“一切对物权皆系对人。这可不是在几个同样有效的表达方式或定义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逻辑上的同一”，因为对物的提法很容易让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联想：“我们若在字面上理解‘对物’一语，并在头脑将权利因之而存在的那个物当成能够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某种法人，则我们只能永远糊涂下去”，对物一词表达的是权利的范围而非对象，即该权利针对一般人，而非对某物的权利，许多对物权要么针对或者关于某人，要么根本无对象可言，对物权或者不特定权利中有直接与物体有关者，有直接与人身有关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权利，也有与有体物或人身无直接关系者，比如隐私权；此外，霍菲尔德还进一步提出“对物权只与一人的一项义务有关，而非与不特定的一大类人中所有成员的多项（或一项）义务有关”，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诉讼时原告与被告总是特定的人，“义务”一次恰当地表达了特定人对谁负担债务以及谁负担此项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必须皆输确定，义务才能存在，他认为“在义务的影响范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多物权”。[5]庞德也认为“所有权不只是包括一项权利而包括若干独立又有区别的权利、权力和自由，且每一种权利都与一种义务相关联”，同时‘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间很难做出清晰的划分，对于一部分人的对物权相对应的就可以看作是对剩下那部分的对人权。其实不管怎么样，如同我们在上文所说，争论的最后我们依然要肯定“对物权”和“对人权”划分的合理性，因为它至少抓住了两者的核心区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和完美的，总有一些例外的存在，庞德也赞同Holland的一句话“虽然这些词语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们却得以广为流传，这本身值得推荐。并且，它们也许并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词差。” [6]

三、区分的意义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不只是权利分类学说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发源私法的一对概念，其对于民法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可以采绝对权和相对权二分法的体例，这是抽取了物权和债权二元结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以使得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纳入其中，虽然这二者也难说到底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但大体上不影响划分，我们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围的内在。这样我国的民法体系可以是：总则、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侵权、亲属、继承。并且这样的统一还可以带来民事责任方式的统一，比如对于绝对权的侵犯，其救济方式可以物上请求权为参考，权利人可以直接基于客体的损害要求恢复原状，而相对权以债权的违约责任为参考，采取较为统一的损害赔偿金方式。同时，侵犯绝对权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它与人格利益相关，侵犯相对权则要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绝对权与相对权微观上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赋予绝对权更完整的诉讼保护，可以直接基于物上请求权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险，而相对权只能依赖义务人特定的给付才能实现，并且绝对权较之相对权具有固有的优先效力，如物权的优先效力或者优先受偿权等；第二，如拉伦茨指出:“绝对的支配权和相对的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还表现在破产的情况”，[7]如果债权人对破产的物拥有绝对权，那么这个物可以从破产财产中分离出来，或者从变价财产中分离出来；相反，如果债权人仅享有的是一个相对权，那么只能按照一般破产原则按普通债权份额的分配方案得到偿还。这一点在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中也有体现，比如破产取回权，别除权等都属于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权利，可以在破产财产之前优先受偿，而一般债权只是相对权，按照一般债权分配。

【参考文献】

[1]金可可.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6.

[3]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5.

[4]张宏武.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标准[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

⑨ 学习民法应读那些课外著作

民法总论：王泽鉴《民法总则》、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物权回法：谢在全《答民法物权论》、王泽鉴《民法物权》、王利明《物权法研究》
债法总论：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史尚宽《债法总论》
合同法：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崔建远《合同法总论》、韩世远《合同法总论》
侵权法：王泽鉴《侵权行为法》、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杨立新《侵权法论》
民商法体系书：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江平《民商法学》
民法方法论：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梁慧星《民法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