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建议

❶ 商法通则

一、 正本清源：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

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细究之，此种概括欠全面、准确，失之于偏颇，且有以讹传讹之嫌。在本人看来，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应当指出的是，此种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学者们视为民商合一，并被归纳概括到民商合一的体例之中，而实际上立法机关从未做出这样的划分和确认，这种归纳概括也并无任何法源依据。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二、学说评析：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即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事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业已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发人深思的是，面对合一论和分立论的激烈论争，我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的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注：此种立法模式既不是所谓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对于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与分立论，本人认为论者都没有说出令人信服的必须合一或必须分立的充足理由，其正确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其所持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现，其实质在于以超级民法来全盘取代商法，这不仅抹煞了商法与民法的区别，违背了法律部门划分的科学法理，就是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分立论虽然对于昭示商法的独立和厘清商法的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典编纂的可行性角度观之，似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综上所述，在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和分立论都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且都与我国的立法实际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在研讨我国的民法典制定时，无论是合一论者还是分立论者都应放弃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且持续下去仍可能是没有结果的学术成见，应该更加理性地而不是理想化地面对现实，另辟蹊径，为正确处理民商关系做出明智的选择。

三、模式创新：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本人持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主张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

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论《商法通则》之设立必要性
任江 青海民族学院法学院
上传时间:200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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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法；立法模式；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事通则
内容提要: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虽然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为我国众多法学学者所推崇，但随着我国对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商法国际统一化趋势的日渐明显，商事法律独立性的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其自身的弊端却使其难容于我国现阶段私法体系。因此，作为第三种选择的“商法通则”模式，理应为我们所重视、采纳。

任何国家之国内立法模式选择，均不应脱离本国国情和本国法律传统。我国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也应先充分考察我国商事立法模式之传统，再结合现阶段国情及法学研究现状，并从中撷取经验教训，以此为基础，最终选择一条正确之路。

一、我国商事立法沿革

商业贸易虽然在中国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多是农民从事贩运性商业，一无发达的城市商业，二无形成专门从事商业的独立的阶层，因而也没有发展充分的商事惯例。” [1]而到了清朝末年，自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欧风东渐，洋商蜂拥而入，纷纷在华开设洋行，建立工厂，国人亦加入其间，创办民族工商企业，中国近代工商业由是以兴，同时，华、洋商人涉讼事件亦日益增多。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均认为，缺少必要的商事法规已成为严重阻碍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工商业的落后则又是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发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烦多”。要“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于是,从1904年制定和颁布《钦定商律》入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进程。因此，《钦定商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法典”。 [2]《钦定商律》颁布于1904年1月21日。名为商律,实则仅包括作为商法总则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两部分内容,其他各商事法规均付阙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布《破产律》69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聘日本人志田钾太郎帮同编订商律，至宣统元年（1909）完成，定名为《大清商律草案》，内容包括总则、商行为、公司、海船、票据，共计1008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商法典（草案），但由于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该法未及颁行。

从清朝商事立法过程中可发现，我国商事法律从出现伊始即以单独法典形式立法，借鉴当时德国、日本例，通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调整上是法律关系。鉴于“中国之属于德国法系已经是既成事实” [3]，仿德国例采“民商分立”之模式有其可取之处。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商事立法有所发展，先后公布了《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1月）、《商人通则》（1914年3月）、《公司条例》（1914年公布、1923年修正）、《商业注册规则》（1914年7月）、《证券交易所法》（1914年12月）、《物品交易所条例》（1921年3月）、《商标法》（1923年5月）等商事法律。这一时期，虽然商事单行法续有制定颁行，但仍然延续着清末编纂独立商法典的体例。修订法律馆“曾有民商合编之拟议，终以改编之业，繁而难举，非假以岁月不克事，而当力图改进司法,收回法权之际,又未便将此等关系重要法典，置为缓图，故仍分别修订”。因此,1922年修订法律馆法国顾问爱斯加拉起草了《商法法典》，时人称“草案之条文，不啻将中国旧有之习惯，及各国立法上之经验，合为一物也”。 [4]法典虽称良善，但并未付诸表决通过，仍然是一个草案而已。至此中国统一商法典编纂之路就此结束，“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宣告失败。

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成果最为丰富，只短短几年时间便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六法体系。但在商法编订体例上，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反清末以来制定统一商法典的传统做法，在编纂民法典时，将通常属于商法总则内容的经理人及代办商、商行为部分的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营业、承揽运送及隐名合伙均并入债编，其他具有特殊性质的商事法如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不能合并者，则分别制定单行法，即实行所谓的“民商合一”。在当时，主张民商二法统一的理由主要有：（1）民法与商法，同属私法，均为私人相互间法律关系规范，没有分别制定之必要；（2）商法本为商人阶级立法，中国近代商业发达较迟，商人并无特殊地位，强行划分，反失近代平等之世界趋势；（3）商法过重商习惯，其效力优于普通民法，商法存在，商人常较普通人保护为优，所以商法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4）民法商法并存，审判官关于审判管辖诉讼方式及举证方法等，会产生适用上的困难，易生实体规定冲突。通过一部分学者与立法界人士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认为“民商法对立之理由,完全由于历史相沿、积习使然”,没有理论上的根据。在土耳其、暹罗、苏俄先后颁布民法典之后，制定民商合一法典似成一种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亦不能独立于世界大趋势之外。(2)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向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提议编订民商统一法典。同年6月，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通过决议编订民商统一法典。从1929年开始,民法典各编陆续制定颁行。仅就形式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商合一法典，尽管债编占有整个民法典的重要篇幅，其内容仍较瑞士债务法规定的范围为窄，关于商业登记、商号、商业账簿等项未有规定，而不得不准用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人通例》中的有关规定，而公司、保险等仍要制定单行法。因此，编入民法典中的仅为商行为及商法总则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他大部分内容并未形成合一之法典，对民法仍处于特别法的地位。“实际上所收效果,竟与以商法为民法以外之一法典者无异,或且更甚。” [5]名为合一，实未能成合一之民商统一法典。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法律体系在大陆完全废止，新中国完全在空白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商事法律的建设。但是，由于我国建国后在经济体制上全面学习苏联，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民商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再加上从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法制遭受否定，商事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几乎处在空白的状态。可以说，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我国“对于商品经济与商事法的清除,历史上没有比此一时期更为彻底。” [6]

由以上论述可知，自清末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事法律法规，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百余年间，商事立法从最初的编纂统一商法典，到建立“民商合一”体制，编纂涵盖商法内容的民法典，至几乎完全清除商事法律法规，经历的是一条曲折的、自我否定之立法历程。但是，无论在以上哪个历史时期，或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政治背景影响，或受到立法水平的局限，独立的商法典抑或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均未曾在中国出现或起到应有之作用。独立之商法典、“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在我国商事法律发展过程中都缺乏历史土壤。我国商事法律关系更多的是依赖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和商事习惯来调整。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新的商事关系、商事主体层出不穷。而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门的愈加开放，国际商事习惯、商事法规等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尤其在我国加入WTO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我国商事立法的缺失和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事立法速度苛待加强。
6. “如果采用民商分立的话，究竟采用商人主义立法还是采用商行为主义立法，不易取舍。各国商法典的内容极不一致。另外，法典一般订有总则，以纲举目张、贯串全体，但商法则不能通过总则统领和贯串整部法典。在具有单独商法典的国家，商法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但最重要的买卖契约，仍多规定于民法，而民法中的营利性社团法人，仍须准用商法。除了一些特别的制度外，民商法重复交叉的地方太多，分别立法不易划清”。 [1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民商合一模式的合理性，并以此得出“民商分立”，编纂独立的商法典的必要性理由:

1.商人阶层作为特殊阶层虽已消失，但企业这种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的商主体仍然存在，而且在现今商品经济社会中，企业早已成为最重要的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即等于商人。而传统商“人”的自然人属性也逐渐被企业的团体属性所取代，这与民事主体属性有着极大的不同。商行为也因必须有一方是商主体或通过商主体始能发生及其本身的营利性特性而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明确区别。

2.任何法律一旦以法典的形式出现，其修订程序都远远难于以单行法为形式的法律法规，其滞后性也远远大于单行法。这是由法典编纂的严肃性和法典结构的严谨性所致。伴随着社会分开的日益细致，生产力水平的急剧提高，生产关系的日趋复杂，商事活动呈现出“日益现代化和复杂化，商事法需要以不断革新的面孔适应其需要”。 [11]由此可见，商事法律的灵活性和益变性远大于民法，难于通过修改民法典的办法来满足商事法律的变化。

3.民法与商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其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两者在立法的价值取向、调整对象、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有极大不同，不能因两者存在的共同性而否认商法形式上的独立性。同时，“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有局限性的，需要国家以社会的名义进行整体调节”“政府对于私法关系逐渐改变以往的放任注意态度”,“这就是所谓的‘私法公法化’”， [12]这种调节方式与民法有着显著的不同，难融于民法典中。

4.竭力推行民商合一的国家，或者是地域小、人口少、经济关系并不十分复杂、法律体系比较单一的国家，如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或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仍处于不发达状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矛盾表现得很不充分的国家，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蒙古以及已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苏联。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仍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而《美国统一商法典》更是商事法律立法的典范。

5.在奉行民商合一的国家中，民法与商法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一，即将商法典的内容附加到民法典之中。这种简单的合并，在立法技术上和法律适用上衍生了许多问题，它不但未能解决实体商法的独立性，反而给民法本身的协调增添了许多问题。就商法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而言，民商合一会妨碍商法的发展。商事活动从古至今就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尤其到了现代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使商法重新从国内化的侄桔中摆脱出来。正如英国法学家施米托夫所说“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自行完成。各国商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的国际贸易法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国际性也决定了商法无法完全融于属国内法的民法典中。至于究竟采用德国主观主义、法国客观主义抑或日本折衷主义，可随着我国商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结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方向，进一步探讨之。

通过比较“民商合一”论和“民商分立”论的各自立法理由，我们很容易发现，两种立法模式都有着充足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立法理由，但也都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而且，此两种理论针锋相对，彼此互为矛盾，难于以充分的法理彻底驳斥另一方理论。如果就此持续争论下去，不仅难于得出最终结论，而且也无太多实际意义，对于我国商事立法活动反而有巨大的阻碍作用，影响我国商事活动的快速发展。因此，跨越此两种理论的第三种选择也就孕育而生: 在不影响以现有民法为核心的我国“一元私法体系”框架下，不编纂独立之商法典，利用现存已立之大量商事单性法律法规，构建脱离未来民法典的《商事通则》。即，以《商事通则》为核心，以大量商事单性法律法规为主干，通过民法典中相关制度加以补充，构建我国民商事法律法规体系。有的学者称此种主张是折衷主义学派的观点。

三、制定《商事通则》之理论优势

商事通则（有学者称之为商法通则，应属同一含义），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一般性规则。它指导其他单行商事法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破产法等的适用，同时又区别于这些单行法律，可以单独适用。 [13]需要指出的是:商事通则和“商法总则”是不同的概念，有成文《商法典》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典的总则部分内容各不相同,不过一般涉及商事主体(商人)身份、商事登记、商号、商事簿记、商事代理及经理权、商事辅助人(如代理商、经销商、行纪商等)；而商事通则概念,大致相当于这些《商法典》的总则部分和商行为部分的总称,比“商法总则”概念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原则上,可以认为商事通则的内容基本相当于国内商法学研究中“商法总论”的内容。而且，目前国内高校法学专业开设的“商法总论”课程以及相关教科书，其内容也大致与上述对商法通则的界定近似。(3)

关于设立《商事通则》之必要性，有学者持怀疑态度：“制定诸如商人、商行为、商事代理之类的总则性规范没有必要。所有的特别法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主体适用主体的规定,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一般代理的规定。”(4)这一理解有待商榷,对于商事主体和商事交易的需要显然注意不够。虽然诸如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物权制度、一般债法制度等，都是民商法共有的。其中对一般民事主体和一般民事法律行为都适用的制度，当然地适用于商事主体和商行为。这也是在民商分立国家,凡《商法典》中没有特别规定,就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的原因所在。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所有商事交易中的法律关系都可以被《民法典》所包含。实际上,由于商事法律关系的营利性特征,使它除了具有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之外,还有很多特性存在,而这些特性体现在实然法的规则上,即为各商事法律的内容。如果淡化这些差异，忽视民、商法中不同性质的相似法律规范，必将导致较为严重的立法和实践问题。而只要在商事通则性的立法中体现出商法对这些制度的特殊规定,这种由民、商法差异所引起的问题就至少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更由于商事主体资格、商事登记、商号、商事簿记等纯粹属于商法特有的一般性制度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民法典》和特别商事法律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法空白,这一空白需要通过商事通则性的立法来填补。

设立《商事通则》，以其为商事法律法规之一般性法律之理论和实践优势在于：

1.有利于我国理论界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无休止的争议。纵观我国商事立法史，自清末和民国初期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格局以来，至南京国民政府力主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学者对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优劣就一直争议不休。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第一编总则公布后，由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民商统一法典的提案，政治会议审查通过了该提案，并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采用民商统一法典的理由， [14]这对我国法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大陆学者又陷入了“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旷日持久的争论，其实，现在主张“民商合一”观点的许多学者，其论点、论据并没有超过该提案的八点理由。我国如果制定了《商事通则》，就会结束理论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无休止的争论，使理论界集中精力研究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的现代化和协调发展问题。

2.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 [15]而通过设立商事通则，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以其统领商事单行法，形成我国商事法律的有机系统。同时，与编纂涵盖商法内容的民法典或是独立商法典相比，结合我国现有商事单行法，仅编纂商事通则，其立法成本要大大减少。

3.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 [16]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 [17]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 [18]这一系列商事法律法规内在价值属性客观上要求商事法律体系必须是独立的部门，也必须存在统领商事单行法的一般性法律以明确规定商事法律的独有价值追求。

4.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而制定《商法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这种一举而三得的立法动议，理应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采纳。

5.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不仅是商事法律外部立法选择的客观要求，更是商法内在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知识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内，经济飞速增长，新产业、新技术层出不穷，商业关系日趋复杂、多样，扩地区、跨国商业往来与日俱增，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作为调整商事活动的商事法律法规更是呈现出与以往更为显著的巨变。其发展趋势主要呈现出：(1)动态化趋势；（2）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相互渗透；（3）国际化与统一化趋势。(5)这些发展趋势使得各国商事法律法规不断修改、不断变化，而世界性的商事条约、商事规定、商事组织规章也日益增多，这些国际性法律法规成为国内商事法律的重要法律渊源。而在国际法向国内法的移植、融合过程中，必然要求存在基础性法律来统领本国原有的法律传统、法律价值等核心要素，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法系之法律融合能够做到协调发展，也只有《商事通则》在商法发展过程中能起到这一重要作用。

至于制定《商事通则》的具体内容、结构等立法实践问题，当前虽也存在颇多争议，但这不应影响我国立法机构选择制定《商事通则》这一正确商事立法模式。

❷ 对民商法研究生有什么建议

以下是由启道考研为你收集和整理，关于法学概论，张光杰主编的《中国法律概论》必须细细地看，但是近年出题风格有所变化（估计出题者有变），仅仅看这本基础教材是不够的，一定要注意学科的前沿动态和热点事件的法律评析。我买了杨心宇主编的《法理学导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法理学研究：基础与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这两本书的内容有不少重复，我买这两本书是因为注意到有几道往年试题可在这书中找到一些信息，如2000年的论述题“论法律全球化的成因及利弊”能在《法理学导论》第十六章第三节法律全球化的思考中找到相关论述。这两本书有时间的话可以翻翻，并非一定要买。无论是法概还是专业课，都要大量的阅读论文，出题的趋势越来越灵活。法概各科的复习不要平均用力，一定要分重点，比如说法制史和国际法在法概卷里所占比重不大，教科书翻翻记一下就可以了；而法理学、民商法、程序法等比重大，不能局限于教材，特别是程序法考得越来越灵活，论文和前沿一定要关注。行政法的热度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行政程序法。我个人喜欢刑法，相对而言刑法要学好是蛮难的，但刑法作为综合卷的一部分不会涉及较深的理论（经阅读各校考题所得结论），所以法概的卷子刑法部分不会很难，比如说绝对不会考刑法的价值构造之类，只需复习刑法基本理论即可。现在有通过案例来设计考题的趋势（我猜测是受司法考试影响），这种考察方法比较活，复习时要注意。在答题技巧方面，不要答得罗里罗嗦却不得重点，一定要有层次有逻辑，论述要有一二三，比如说回答概念及基本理论的来龙去脉，因何而被倡导，在实践发展遇到什么困境有哪些不足应如何完善，在中国的应用如何等等。这样的卷子哪怕观点偏颇至少也能打动考官。遇到不懂的题目不要慌张，知道概念写概念，依着概念再延展，总之尽量地答。有前辈建议多上复旦BBS，我上去逛了几次，发现有关考试的信息量很少，所以后来都不上BBS了。

复旦民商法学专业课的必备教材包括：
《民法总论》王全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债法概论》王全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物权法》梁慧星主编，法律出版社
《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合同法原理》胡鸿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以上教材对于应试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补充教材，我建议看魏振瀛主编的《民法》，崔建远主编的《合同法》，余延满的《合同法原论》，张广兴《债法总论》，这些教材都是基础教材。还是老一句，要留意出题者的论文著作，必须大量阅读论文，比如梁慧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近五年的法学期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卷和商事卷、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等等。有条件的同学最好去旁听复旦法学院硕士生课程，没有条件也不要紧张，我也从来没去听过课。至于辅导班，我的宗旨是：如果有时间去也只去由法学院老师主持的“官方辅导班”。但是据我了解，复旦法学院并没有这样的辅导班。

❸ 谈谈你对商法的认识

商法分为人情商和利益商,利益商是很客观的,你想了解的可能是人情商吧?不过这个一下子也讲不完.不过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一本卡耐基的成功学颠峰之作---<<人性的弱点>>(他的:<<美好的人生>><<美丽的人生>><<人性的优点>>你也可以看,不过有重复的)

❹ 对建设法治中国三点建议

市场自由、市场秩序和法制建设的缺位

在我看来，自由和秩序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或者是对于一个市场来说，法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自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话，就失去前进的动力。记得我第一次到德国去，了解到德国有一个《反卡特尔法》(《反垄断法》)，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马列主义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怎么不保护垄断，还要反垄断呢？我就问德国同行，他们说，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的动力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国家垄断也好，私人垄断也好，只要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一律都要反对。我们提倡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竞争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秩序则是一个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果人身没有安全保障，市场没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是两个保障，一个是保障自由，一个是保障秩序。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准则。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均存在欠缺。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建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经历了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历程，所以当后来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过度了，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国家调控市场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说，我们的市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缺乏：第一种缺乏就是，没有西方那种发达的成熟的市场自由，或者说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中的暴发户式的自由；另外一种缺乏就是，我们的市场并不是全面开放的，很多交易活动还处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在美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机，是因为幸亏我们没有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期货、期权，及我们刚刚起步的股指期货，都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市场交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概也只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是刚刚发展为小汽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没有进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保障市场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之内，注意到了市场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我们现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在内的一些法律，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市场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中国18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闻，[1]表明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和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记得当时谈到企业上市，都用包装这个词。所谓包装上市，就是把企业本来亏损的部分篡改成盈利，这明显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我们在美国上市的部分企业，更是下大力气在包装上市上，甚至连美国的会计公司都感觉很为难，如果不给中国公司包装上市，那就没有市场，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场，就必须冒违反商业道德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做假账在中国的企业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难怪朱铭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以此直截了当的白活“不做假账”作为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企业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如伪劣产品、欺诈行为横行，在中国市场上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表现在世界很靠后。中国市场经济混乱的情况给中国丢了很大的脸，包括上文说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被停牌和摘牌，中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誉蒙受损失。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很严重，函待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目标，一个是给市场充分的自由，一个是给市场安稳的秩序。如果这两个目标没有做到，就表明我们的法制建设，离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由，没有秩序，那就会缺乏安稳的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会形成一个有了秩序，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这一对矛盾里面，应该说自由主要是通过私法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经相对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存在。私法讲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作主，决定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而市场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畴了，公法的范畴就含有管理和强制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刚开始起草的《信托法》包含了私法的内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内容，也就是说钊言托法》草稿不仅包括了信托各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信托财产的地位，还要包括信托公司怎么成立，信托业怎么管理，信托的风险怎么回避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发现，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比较好写，但是涉及到信托业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较复杂。所以当初帮助我们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专家，主张应该将《信托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开写。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专家的建议。最后，《信托法》起草的时候，由于信托的公法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出台了纯私法性质的《信托法》。但是问题也出来了，不久前在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大家深深感到，信托产业光有私法还不行，虽然有国务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公法，就没有办法保障信托业安全的实施。所以从这点来说，立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配套。我们立了《信托法》，但是我们没有《信托业法》，也没有《税法》。信托业怎么上税？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国家设立信托公司的要求，信托公司设立有哪些条件？它的保证金在运转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安全？这些都没有。

应该说，一个国家从侧重市场自由到市场自由与秩序并重这个局面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法》保障市场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捎带讲讲市场秩序的问题。随便举买卖关系为例。过去的时候也有欺诈，但是最早的时候，对待欺诈的办法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合，谁买东西谁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欺骗你，是因为你不了解买卖的规则。但是后来逐渐发现这个规则不对了，不能仅仅要求买者小合，还需要追究卖者的欺诈行为，所以规定了对于欺诈的一些措施。德国《民法典》里面有个帝王条款，比如诚信就是《合同法》里面的帝王条款，买卖双方订合同，首先要根据诚信原则，不诚信怎么行？这些应该基本上是在民事规范里面解决的。

第二个阶段，解决在《商法》里面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拿最典型的《证券法》为例，《证券法》是解决商事规则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们把《证券法》写在商法里面，而台湾地区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规范里面，这是一个公法范畴。因为在《证券法》里面，不仅要保证证券交易双方的自由，而且还要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我们后来的商法里面，很多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阶段，应该说是经济法的体系出现了。以美国为例，美国1890年通过了《榭尔曼法》，该法就是以反垄断著称，本来两个企业合并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两家很大的企业相互兼并，就会损害别人，因为侵吞了过多的市场份额，会把别人的市场挤掉。所以在这一点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作为经济法出现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还包括《反欺诈》等等这样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