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法典

⑴ 商行为的规制方式

由于各国商事立法的理念不同，对商事行为的规制方式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也称折中主义，即以折中立场，以概括方式和列举方式相结合确定商事行为。即把商人概念与商事行为概念同时视为商法典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事行为，一方面，一些商事行为是根据商人的经营方法，在营业的场合才加以确认，另一方面，将各种商事行为分类列举，根据其行为内容来确定商事行为的性质。《日本商法典》和修改过的《法国商法典》是其代表。《日本商法典》第503条第1款规定：“商人为其营业而实施的行为，为商事行为。”同时在第2款中又规定：“商人的行为推定为为其营业而实施的行为”。[3]
以上三种立法方式，由于其产生的背景不同，各有其特点。其差异主要在于，商事行为是商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还是一般主体所从事的行为。概括方式有较强的概括性，但缺乏应有的明确性。列举方式揭示商事行为的范围，明确清楚，但客观存在的商事行为举不胜举，难以完全包括。折中方式的出现，结合二者优点，克服了二者的不足，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商行为的规制方式，在各国立法中都不是唯一和绝对的，现代各国商法一般都是吸收概括方式和列举方式的长处，而避其不足，尽管对商行为规制的方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例如，《法国商法典》第631条也承认主观商行为，将零售商、批发商、和银行经营者相互之间的一切行为归入商行为，而不问其内容。另外，商法所承认的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一切行为都是商行为。尽管德国立法采取概括方式，但原《德国商法典》第1条，仍列举出各种主要的商行为。另外，理论上，商行为属于推定法律行为，在商法实践中也往往要借助于法律推定规则。许多国家的商法就明确规定，只要是商主体实施的行为就可推定为其营业实施的行为，从而成为商行为。由此，商行为规制方式的差异对于商法人并无很大的实际意义，其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对个体商人法律行为的评价。

⑵ 国际商事惯例的构成条件

国际商事惯例是在长期的商业或贸易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于解决国际商事问题的实体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它具有以下特点： 国际商事惯例（一）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而形成 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即开始自行制订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不断扩大，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 （二）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国际商事惯例，都不是以正式国际条约这种国家之间的协议法形式出现的，而是由地区、行业、国际组织（通常是民间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商业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归纳成文，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公布于天下。国家对国际商事惯例的认可，即意味着国家赋予它任意性法律的性质。 （三）具有确定的内容，针对性很强 目前，世界上普遍适用的国际商事惯例基本上都是成文的，大都是由某些国际组织或某些国家的商业团体根据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制订的，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内容十分确定，是判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有关当事人的争议，处理索赔、理赔案件的重要依据。 （四）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规则，运用起来十分灵活 尽管国际商事惯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不同于国际条约之于缔约国及其国民，也不同于国内法中的某些强制性规定，它对有关国家和国民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它不具有直接的普遍法律约束力。通常，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某些惯例时，当事人才受该惯例的约束，该惯例才对该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它仍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飞跃发展，其变化速度在加快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径 国际商事惯例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可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间接和直接两种途 国际商事惯例径。 1.间接途径 这种途径是指国际商事惯例通过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间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径。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样，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就因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承认当事人的选择而被间接地赋予法律效力。这一途径已为一些国际条约所规定。 2.直接途径 直接途径不以当事人协议为条件而是直接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法律约束力。 (1)国内立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适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采用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和惯例。特别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全盘移植到其国内法中，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普遍约束力。 (2)国际条约的规定。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撇开当事人的协议，直接认可惯例的约束力：“当事人还须受一般人在同样情况下认为应适用于契约的惯例的约束。”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从而直接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 （二）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1.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2.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3.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⑶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立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外，还颁布了一些临时、个别的为促进某一方面企业发展和采取某种措施而制定的“促进法”、“振兴法”、“助成法”、“特别措施法”、“临时措施法”等等。如《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1959年）、《稳定特定不景气行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等，从扶持、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对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立法仅仅是一个方面，执法才是关键。日本的企业法大约有85%是由执行部门起草的，官员草拟法案前先和企业代表及大众商议，商议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会，或是由各个部门召开正式的咨询会议。由企业代表、研究机构专家及公益团体会员组成的各种咨询会议在日本多达数百个。经过多方面的协商，获得通过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较容易执行，因为立法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界与政府间信息和观点交流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法在起草时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企业法，增强企业活力，仍需进一步努力。

三、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努力，不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进和保护，而且还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导。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开的，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转变而来，政策为法律实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在颁布一系列企业法的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搞活企业起到了保证和促进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从政策上规定了以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以及试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着重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着手。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于1991年9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制定了20条措施，其中有12条措施就是为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1）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2）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3）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4）适当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基金；（5）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6）适当降低贷款利率；（7）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8）进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双保”工作（即国家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条件，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9）继续抓紧清理“三角债”；（10）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11）治理“三乱”，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这12条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除了改善外部条件的12条措施外，国务院还提出了搞活企业从企业内部方面着手的8条措施：（1）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2）继续贯彻《企业法》，健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3）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4）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5）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6）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8）切实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国务院还专门发出通知，将1991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进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此外，为了减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劳动部提出，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根据其需要及时输送合格的劳动者，采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镇劳动力和企业待业人员就业，不再向企业“塞人”。

始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股份制企业，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企业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的试点企业约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5%以上。⒁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大体有四种类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这四类股份制企业各有特点，各地主要进行第一和第二类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第三类只限于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第四类则只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规一时不具备出台条件的情况下，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2年陆续颁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规由三个层次共15个文件组成：第一层次，是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等部门联合颁布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2年5月15日），对股份制企业试行的目的、原则、组织形式、股权设置等作出了规定，确立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次，是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5月15日），是关于公司的法规性文件。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股份制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劳动工资管理、税收问题、审计、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等12个方面的暂行规定和有关制度。另外，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为企业股份制的试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也为发展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提供了依据。

日本政府把由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和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与有关的经济计划结合，保进企业的振兴。

1949年，以编制特别会计预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废止政府补贴、全面停止复兴金融公库的贷出活动、确定一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为目的的“道奇计划”，以及尽快制定稳定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产量等措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实施，使战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业诊断制度》（1948年）是政府为指导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运用设备、资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据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各种角度就企业的现场设备、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经营方针、经营内容等加以调查和“诊断”，提出有益于改善技术与经营的劝告，必要时给予指导。由于“诊断”效果显著，接受诊断的企业不断增多。政府除了通过“诊断”来协助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从财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还通过淘汰、合并和“系列化”对企业进行整顿，以确保增强大部分企业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钢铁、煤碳、电力、合成纤维等部门正为其部门合理化而进行设备投资，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1951年）、《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1958年）。1955年，政府运用对重要机械和合理化机械实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免税、对重要机械的进口免征关税等特别措施，推行产业合理化以求搞活企业。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纤维产业的五年计划，1955年7月制定出对石油化工部门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于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提高，使日本工业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以及日本发展中长期积累而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开始激化、表面化，这给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为此开始转向引导企业发展那些能够抵挡资源冲击、适应性强、技术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在增加对国内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同时，指导企业将公害大、耗能多的企业转向海外，并要求节省能源和资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规定》（通产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气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1979年）等的颁布实施，就是为了推行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通过国家强制手断实施的不景气对策措施，引导和协助企业摆脱了困难，从政策上为搞活企业提供了保证，也为日本经济朝加工业、轻工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可见其产业政策转变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产品为钢铁、化纤和机械；七十年代为汽车；八十年代初、中期为家电；八十年代后期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产业下策遭到了靠重工业，化工业发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大量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是随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这些政策既解决了一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难以解决的新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根治它经济上的弊病。

四、企业增强活力的经营管理措施

企业立法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搞活企业提供了好的外部环境。企业能否增强活力，关键还在于其内因——企业依据法律和政策所进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国家今后将只对核电、铁路干线、邮电通信、粮食、石油等少数行业企业和产品经营和管理，而对于一般企业则完全由企业自主经营。

中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就花大力气进行内部整顿，广泛地考察和学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依据企业法和有关搞活企业的政策，企业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搞好管理：（1）在观念上：摒弃过去完全靠国家计划的“产品经济”观念，树立起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观念；摒弃“大而全”的封闭、分割观念，树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观念。（2）在内部领导体制方面：逐步完善和发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企业新型内部领导体制。（3）在企业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建立起反映资产经营成果的指标体系，完善激励、风险、强化约束等机制，切实搞活经营。（4）在资金方面：开展挖潜革新、开源节流、严抓产品质量等活动。（5）在职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在人员管理和工资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业“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18.4万个企业单位建立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制度，⒂为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学者对日本企业充满活力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大多归结为“日本式的经营”。这一结论尽管不够全面，但也说明了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颇具特色的。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宝”。（1）终身雇佣制。这是劳资之间一种不成文的默契。职工一般都下决心在企业干一辈子，无特殊原因决不会中途离此而他就；雇主招工后不会轻易解雇，即使在经济极度困难时也尽量说服雇工共同渡过难关，把解雇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但现在企业中年轻人“跳槽”的现象增多，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年功序列工资制。即职工的工资随年龄的增长和在一个企业里连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龄和工龄在学历、能力和贡献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决定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3）企业内工会制。本企业的正式职工（被解雇、退职和离职者均失去工会会员资格）无论何工种均混编在一起，工会享有充分独立的自主权。“三大法宝”使得企业有稳定的熟练工人，也培育了员工们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工会在“劳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把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奉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管理制度、工艺流程和新的自动化机器都比较容易在日本企业中实行使用并推广。例如1931年美国人始创的“质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后发展成为不仅包括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而且囊括计划、开发、总务等各个部门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业的决策、执行机构的统一以及“U型决策方式”（却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战略性的大方向，让下级进行讨论，并将方案顺次地收集到上级组织中，最后由最高领导者批准或决定这一方案），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职工在参与“TQC”或“U型决策”活动时最无偿的，完全凭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把质量关和成本关，自觉地献计献策，为生产作出贡献。

“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搞活企业的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⒃。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⒄日本企业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动和“U型决策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很多企业采取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业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统一，也可借鉴。但日本企业的每年春季为增加工资的劳资之间展开的“春季斗争”，也反映了日本企业与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其特殊的情况，因而内部实行的是厂长、职代会、党委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领导体制，对于存在诸如承包的短期行为、厂长权力得不到根本落实、管理人员素质低等影响增强企业活力的因系，通过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个方面、一两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条件，企业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业约束机制的法律措施比较

企业要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竞争、联合，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关系。由于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往往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这一角度出发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而政府则是从整体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预经济时，对企业的行为就要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一般由确定企业的义务、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有机组成。

一、企业的义务

在中国，企业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具法人资格，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1）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并使之增值，自负盈亏；完成国家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保障国家固定资产的正常维修、改进和更新设备；依法上交利润和交纲税金；遵守有关财务、劳动工资及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2）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搞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讲求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3）企业对职工应尽的义务：维护生产秩序，搞好劳保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加强政治思想、法制、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支持和奖励职工的科研、发明、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企业如果不履行企业法中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它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支付违约金等。（2）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经济处罚等。（3）直接责任者的刑事法律责任。

在日本，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一般地，企业法中多以扶持、鼓励企业的发展为内容；而在民法等中则有罚则的规定。企业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纳税义务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近来年围绕公害、环境污梁和物价滥涨以及石油危机等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的主张。就法律上的企业责任而言，主要有：（1）企业的民事责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如侵权行为责任或合同责任；商法中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中关于经营者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等。（2）企业的行政责任。如商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干预时可采取向法律提出请求，法院依据该请求发出解散令。（3）企业的刑事责任。如商法中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罚则，发起人、董事等的特别渎职罪（商法第486条）、超量发行罪（商法第492条）等等。

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

对企业的管理，既有约束、监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务的一面。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的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机关通过对厂长的委派来实施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从1980年始在少数企业开始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在《厂长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加以规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已从过去的直接插手其经营到依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对企业进行协凋、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分别行使对企业考核、审查、审计，决定或批准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和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拍卖和批准企业的被兼并和破产申请，决定或批准企业厂长的任免和奖惩等职责。同时，政府还采取一定的措施转变管理职能，为企业提供服务。

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指导、监督、检查等行政管理外，有关部门也依法对其行使产品质量、商标、物价、计量、税收、劳动、外汇、广告、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时各地区的企业协会或组织，或者按行业组织的企业联合会也进行着必要的服务和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加上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混乱，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连年亏损，使一些企业陷进困境，不但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国家的资产不断地被蚕食。为了打破以前那种“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状态，除企业自行决定外，国家对长期亏损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加快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实施管理。

金泽良雄指出：“对企业的国家管理，是以国家的权力，全面地限制（或约束）私人企业活动，从而使其服从于国家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企业约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企业曾实行国有化或对企业设备征用。而以后则以综合性的限制来实施国家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战后，日本的企业在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普遍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权经营原则，即大企业将经营权层层“下放”，赋予基层企业以一定的主动权，以期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1）自由控制。政府授权私人企业自己去完成发展目标，同时实行自我管理。（2）国家统制。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国家的目标优于企业的目标，企业服从国家之需要。这种方式主要体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公营企业。（3）官民协调。这种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国家统制相结合的折衷，企业自己掌握着所有权与经营权，而政府仍然对企业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政府在制定有关的企业法或经济政策、计划前，采取多种形式征求企业的意见，在官民协调之中实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另外，如贸易振兴会、经济团体联合会、行业联合会等许多私人或半官方机构也分担一部分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职能。政府各职能部门如海关、财政等对企业也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措施

企业对外的经营活动主要体现在竞争、联合及合同关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正当的竞争和联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对企业不正当的竞争和龙断性的联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中国和日本两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企业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在具体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过去的产品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企业处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既要竞争，又要联合，要与其他企业发生各种各样的合同关系。不讲竞争体现不出市场经济的规律，否定联合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合同关系就无法使企业与其他的经济主体发生商品经济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法律之下、带有协作性的竞争。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约束是必要的。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禁止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规定，并将逐步完善起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还有一系列合同条例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另外，《商标法》、《专利法》及有关广告、物价、卫生等管理条例都对不正当竞争、垄断性联合、不正当的经营活动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如果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为使债权人得到清偿，使无能力的企业退出竞争市场，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应的企业破产制度。虽然1986年颁布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它体现了破产还债、破产淘汰的特点，也是从最后的措施上对企业的经营、竞争作了约束和限制。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宪法的《禁止垄断法》颁布于1947年，它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后，美国认为以四大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通过控股公司等各种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解散财阀的措施。1947年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蓝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并参照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该法。针对四大财阀以外的一些大企业，日本还颁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对一些大企业实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颁布有《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因为当时日本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依公约之要求，公约的参加国应制定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所以该法的范围较窄，仅针对侵犯工业产权行为的限制。1956年为了防止大企业凭借经济实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费、修理费等，故意压价、任意中断承包关系等形式欺负下承包的中小企业，为维护公平竞争而颁布了《下请代金支付延迟等防止法》。1962年为了制止企业以赠送礼品、发彩票、对商品质量或效用作夸大宣传和虚假表示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颁布了《不当赠品与不正当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竞争法体系中，《禁止垄断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的过度集中，排除以联合、协定的方式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不正当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从而达到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使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编作了原则性规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产法》历经十四次的修改，同时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和议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还有1946年颁布、为了禁止超过政府规定价格的买卖、禁止不正当高价和暴利行为的《物价统制令》，另外还有1959年的《商标法》、《专利法》和《广告法》等等。

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有关法规之外，有关行业的企业协会也组织全行业或该地区行业参加，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本行业的公正竞争规约，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后即成为参加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对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补充，也是企业贯彻执行竞争法规、遵守正当竞争秩序的体现。

五、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得出的启示

中日社会制度、国情及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两国的企业立法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间不能单纯地移植和全盘照搬。但我们可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对我们有用的好做法，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和提高立法水平。综观中日企业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企业立法

经济的发展，客观要求企业有生产、经营、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在法律中得到保护。因此，企业的法律地位需要确立、权益需要法律保护，而国家则要以法律的手段来引导和管理企业。当今，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

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现，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较为完善的企业立法，以巩固改革的成果。以《全民

⑷ 商主体的界定

各国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该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商人者，以商行为为业者。这一规定强调了商主体资格对商行为的依存，创立了通常所说的规制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原则。
（二）德国。德国旧商法仍以商行为来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国新商法典则确立了“商人中心”原则，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法典意义上的商人是指从事商事经营的人。”它以商人构成要件来界定商主体，而不管商主体以何种类型出现，将商人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其他人为之则适用其他法律。这确立了规制商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
（三）日本。日本现行商法典第四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它以行为标准为核心，兼顾名义标准和职业标准，一方面从一定的行为自身性质将其视为商行为，另一方面又列举出另外一些行为，仅在特定条件下视为商行为，并将行为人视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监护人进行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营业活动时，经过登记的，可以认为是商人。这种做法融合了客观主义原则和主观主义原则，因而被称之为折衷主义原则。
（四）美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主体没有严格限定，范围很广，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从事某类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他方式表现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做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标准中，以日本商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原则将概括主义与限制列举主义有机结合，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较为合理，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我国在制定商法典时也应以折衷主义为界定商主体概念的原则。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适合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统一使用“商主体”这一概念。

⑸ 我司和本公司这两种称呼，怎么用

一般来来说使用“我司”需自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1·必须是国家行政执法类机关。
2·级别上必须是司厅局级的行政执法类机关单位。
而“本公司”则非常简明易懂，就是我们公司的缩写而已。
本公司是通知、通告、声明等面向社会人群或组织使用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也更加广泛。

资料拓展：

公司是依照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它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指企业的组织形式。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高度发展。我国在建国后对私营公司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工、商、建筑、运输等部门中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营管理组织和某些城市中按行业划分的专业管理机构，也通称公司。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享有法人资格的各种公司纷纷设立，按章程从事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

⑹ 商法的特点

商法的特点：商法调整行为的营利性；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规范较强的技术性和易变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国际性。

商法的原则：商主体法定原则（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则（地位平等、诚实信用）；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交易简便、短期实效、交易定型化）；鼓励交易原则（维护交易的有效性、对于有过错的交易行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过其他原则如短期实效、意思自治等原则） 。

(6)日本商法典扩展阅读

商法的种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号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⑺ 清 第一部商法

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律》、第一部破产法——《破产律》

⑻ 代理与股东投票权相关的代理是指什么

股东表决权又称股东议决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地位享有的，就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议案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股东表决权作为一种固有权、共益权，是股东权利的主要体现，与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居于股东权的核心。表决权的亲自行使表决权可由股东亲自行使。在股东持有无记名股票的场合，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定日期将其股票交存公司，以使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在股东持有记名股票的场合，得以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则为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若转让人将记名股票转让于受让人，但未将受让人名称记载干股票并将受让人之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簿，则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公司可不承认该受让人的股东身份，从而该受让人不得行使其表决权。但此与股份转让契约的效力无涉。在以股份设定抵押之场合，抵押权设定人与抵押权人谁可行使表决权，颇值研究。对此，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法国为代表，认为股票为用益权(usufruit)之标的，应由用益权人(Usefrutier)行使表决权，《日本商法典》第207条亦同之；另一种则以德国为代表，认为抵押权人不得妨害股东表决权之行使，应将作为抵押权的股份交付于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银行或股东的代理人，经该股东之同意代为行使，违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抵押权属担保物权之一种，股票的抵押权人只能就股票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而不能妨碍抵押权设定人对股票的用益权能，故应以德国立法例为妥。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由于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多数股东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小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行使表决权所花之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遂应运而生。《公司法》第108条亦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自解释论而言，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代理人的资格《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由于公司就自己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自身不得担任本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又由于公司就相互持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亦不得就被排除表决权的股份作为代理人行使表决权，均属理之当然。问题在于，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仅限于本公司股东，此种条款是否有效?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规定为强行法规，将代理人限于股东弊大于利，应解为无效。至于股东之外第三者扰乱股东大会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方式予以预防和救济。股东的表决权行使代理人既包括委托代理人，亦包括法定代理人。2、代理人的人数为防止数个代理人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不少立法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和台湾省《公司法》第177条第3项)将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数限定一人。《公司法》亦应作如此解释。若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发生重复时，应以公司最先收到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决定代理人，但股东声明撤销前一委托书时不在此限。这样既可避免数个代理人之间的不必要争执，又可尊重股东的意思自治。至于一个代理人能否代理数个股东行使表决权，应作肯定解释。但为防止个别股东乃至股东外的第三人借表决权行使之机，操纵公司决策权，中国立法上应限制代理人同时代理两名以上股东行使表决权在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表决权总数的百分比。3、代理权之授予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时，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由此可见，股东对代理权之授予应采书面形式，而不能采取口头形式，且此种委托书应由公司统一印发。股东在向代理会授权时，必须在委托书中载明其授权范围，即对股东大会议案表明赞否的意思表示。为防止少数人不正当地操纵股东大会，《公司法》应规定股东对代理人之授予须于每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分别为之，不得授予包括的代理权。为便于股东调查股东授权委托书之真伪及其表决权数，《公司法》应仿《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第6项之规定，规定公司董事应自股东大会终结之日起一定时期将股东授权委托书备置于公司住所。4、委托书劝诱的法律问题⑴委托书劝诱的意义及其形态所谓委托书的劝诱，又称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劝诱，是指当股东不能或不愿出席股东大会，亦未选任适当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时，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含股东)将记载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表决权的民事行为。委托书的劝诱，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后一场合又称“委托书的收购”。如果说在一般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向代理人提出要约，则在委托书劝诱的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劝诱者向股东提出要约。委托书的劝诱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公司为使股东大会之召开具备法律规定的定足数或使董事会提出的议案得以被通过而向公司股东进行委托书之劝诱，在此场合下由于公司自己不能代理行使表决权，故一般由第三人特别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代为行使表决权；二是公司之外的人(含股东)为争夺公司的经营权而竟相进行委托书之劝诱，竞争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激烈的委托书劝诱大会战(Proxyfight)。⑵委托书劝诱的法律规制委托书的劝诱，虽可被用于确保股东大会的应有机能以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但亦可被少数投机钻营分子所利用以掌握公司经营重权，从而谋取个人私利。而且，若不对委托书的劝诱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势必扭曲表决权的本来意义，致使众股东的真实意思无法在股东大会中体现出来，即使劝诱者对被劝诱的股东给予一定的甜味剂，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公司的众股东们。为使委托书之劝诱服务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增进，保护被劝诱的股东免受不必要的损害，《公司法》或《证券法》需对委托书劝诱予以有效的规制。立法应严格规范委托书之劝诱。首先，委托书劝诱应向证券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对不合格的劝诱行为应予取缔。其次，劝诱者在劝诱的同时或在此之前，必须将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相关的参考文件提供给被劝诱者，参考文件中必须载明法定的必要事项，以便被劝诱者在信息灵通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同意劝诱、如何决定授权范围的决策。第三，劝诱者对被劝诱者提供的委托书用纸，必须使得被劝诱者可就决议事项中的各个项目明记其赞成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其四，劝诱者在劝诱过程中向被劝诱者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的，既应向被劝诱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亦应承担刑事责任。表决权的书面行使1、表决权书面行使的意义前已述及，当股东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大会时，股东可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但难以避免代理人不按本人意思行使表决权。因为，即使代理人的表决与本人的意愿相反，也仅是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不妨碍代理人与公司间的关系，不影响表决的效力。为纠此流弊，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应运而生。所谓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又称书面投票制度，是指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投票用纸上就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有关事项表明其赞成、否定或弃权的意思，并将该书面投票用纸在股东大会之前提交公司以产生表决权行使效果的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是以股东大会的召开为前提的，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的书面表决制度有别。2、表决权的书面行使与代理行使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在股东自身不出席股东大会的前提下，使股东的意思得以在股东大会上反映出来。区别有二：首先，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通过代理人的行为将股东的意思反映于股东大会决议，一旦代理人投票时违反本人的意思，则股东本人的意思不能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而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使股东的意思直接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其次，在股东大会进行中提出动议的场合，若代理人就此种动议享有代理权，则出席股东大会的代理人可就此行使代理权，而进行书面表决的股东由于自身未出席股东大会，故不能就此反映其自身的意思。《公司法》规定了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但未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自解释论上而言，这并不妨碍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鉴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与书面行使的区别，公司可从中任选其一，亦可同时采用3、书面投票用纸书面投票用纸，又称书面表决票。采行表决权书面行使制度的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召集通知中，附有书面表决票以及关于表决权行使的法定参考文件。书面表决票中必须就每项议案设有记载股东赞成、反对与弃权一栏，以确保股东意思能准确地体现于书面表决票之中；且必须记载一定的必要事项，以确保股东的知情权。若股东以其书面表决票丢失为由，私自制作书面表决票，其表决权之行使应为无效，这是由于书面表决票理应由公司制作，并记载法定的必要事项，但并不妨碍丢失书面表决票的股东向公司请求重新交付书面表决票。4、书面表决权行使的方法和效果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表决票上记载必要事项后，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若股东大会进行中对原议案提出了修正案，则赞成原议案的投票作为反对修正案的投票对待。以书面行使的表决权数应当算入出席股东的表决权数。

⑼ 急啊!高手帮忙啊~ 法国民商法与德国民商法的区别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试图撇开感情因素，谈谈对这个问题,并做个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⑽ 股东名册的其他信息

各国公司法都对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做了规定，且各国的规定基本相同。
《日本商法典》
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23条第一项规定：“董事须制作股东名册，并记载或者下列事项：
1、董事的姓名及住所；
2、各股东持有的股份的种类及数量；
3、就各股东持有的股份发行股票时，其股票的编号；
4、各股份取得的日期；
5、发行附转换预约权股票时，第175条第二款第四项之5所列的事项；
6、发行附强制转换条件的股份时，第175条第二款第四项之6所列的事项。
中国台湾《公司法》
中国台湾《公司法》第169 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名簿应编号记载左列事项：
一、各股东之本名或名称、住所或居所。
二、各股东之股数及其股票号数。
三、发给股票之年、月、日。四、发行无记名股票者，应记载其股数、号数及发行之年、月、日。五、发行特别股者，并应注明特别种类字样。”
中国《公司法》
中国《公司法》第33条和第134条也对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作了规定。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第134条规定：“公司发行记名股票的，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各股东所持股份数；
（三）各股东所持股票的编号；
（四）各股东取得其股份的日期。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公司应当记载其股票数量、编号及发行日期。”由上可见，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名册记载事项的规定与其他国家公司法的规定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主要是中国没有对特别股作出规定。
鉴于《公司法修改稿》第165条保留了现行公司法第135 条的规定，即“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票，另行作出规定。”而该条规定按照学者解释，实际上应当就是特别股的规定，只是没有明确概念而已。从立法的科学性出发，虽然国务院还没有规定“其他种类的股票”，但是公司法修改应该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中对“其他种类的股票”预先作出规定，以求完备。另外，在公司法律实践中，股东名册一般还须记载股权质权、股权信托等事项，而这些事项的记载又是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的，实践中也是必须的。因此，公司法修改中应该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中增加：“其他与股东权益有关的事项”。这样实践中的一些做法才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股东名册的封闭和股权登记日
股东名册上的记载随着股权的转让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或者决定盈余分配时，必须保持公司股东的确定性，以便股东大会得以顺利召开，分配方案得以确定并顺利实施。股东名册的封闭和股权登记日制度就是保持公司股东确定性的两种方法，在此一并讨论。所谓股东名册的封闭，是指公司为确定得参加股东大会的人选，或者其他可行使股东权或质权的权利人，而在一定期间停止股东名册的记载。所谓股权登记日，是指公司为确定得参加股东大会的人选，或者其他可行使股东权或质权的权利人而规定的“某个日期”，股权登记日结束时的在册股东为公司股东。
股东名册的查阅
股东名册查阅制度在公司法中意义重大。例如查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股权托管机构制作的股东名册可以确定股权归属及变动等信息；而股东查阅公司制作的股东名册则可以获悉其他股东的姓名、名称和住所，这样股东才可以与其他股东共商公司经营事务，例如请求征集委托书、讨论派生诉讼、讨论管理层提出的建议，等等。股东名册查阅制度的内容应区别不同的股东名册置备主体而作相应的规定。置备股东名册的主体不同，股东名册查阅制度的内容也应有别。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股权托管机构制作的股东名册而言，因为这两个机构的登记是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权利变动的生效要件。一经登记，即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的法律后果，并且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股权托管机构的登记实际上就是股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因此，由这两个机构置备的反映股权登记状况的股东名册理应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公开。任何人只须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股权托管机构缴付必要的费用，就可查阅这两个机构置备的股东名册，且无须说明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作的反映有限公司股权状况的文件，也是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应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公开，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