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心得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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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读后感300字

如果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那么刑法就是法律的底线；如果说其他法律还有告诉才处理或者不告诉才处理的余地，那么除了虐待罪以外，刑法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余地，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告诉，司法机关一样有权力处理。
刑法就是这样的法律，定罪尤其需要谨慎，量刑尤其需要慎重，执行尤其需要严格的法律。它以对犯罪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进行痛苦性的剥夺为手段，它以一副冰冷决绝的面容而出现，它以对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严厉惩处为方法，它以恶魔的身姿来把天使的愿望实现！这就是刑法，自始至终铭刻着“底线”两个字的刑法。
刑法是宽容的，罪行法定原则明确指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构成犯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明确规定：不构成犯罪的，不得适用刑罚。能放且放，得放且放的刑法，在自己残忍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面前，退缩着，忍让着，因为它太知道一旦触及自己这道高压线，随之而来的决不是当事人侥幸逃脱的意外结局，而只能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被绳之以法的因果报应。这一天对犯罪人来说总是来得太早，对被害人来说总是来得太迟，对刑法来说总是迟早要来！刑法是严厉的，我国刑法追诉时效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也就是说要么是自己主动丧失犯罪之前的一切快乐生活，藏匿起足够法定刑的时间自我惩罚，要么是自己被动丧失犯罪之前的一切快乐生活，被司法机关执行惩罚，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
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喜欢刑法，因为它下达底线的宽容；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赞赏刑法，因为它义无返顾的决绝；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敬佩刑法，因为它为捍卫苍生之太平不惜忤逆心愿舍身举屠刀；在这一点上，和我们的军人多么相象啊，离家正是为了保家，武力捍卫正是为了守和平。

3. 刑法学课堂笔记

一、概述
1、指针对特定犯罪人的刑罚因法定书由而归于消灭，制罚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
2、法定原因：（1）刑罚执行完毕 （2）缓刑考验期满（3）假释考验期满 （4）犯罪人死亡（5）超过时效期限 （6）赦免

二、时效
1、指经过一定的期限对犯罪不得追诉或者对所判刑罚不得执行的一项制度。

2、追诉期限：（1）法定最多刑不满5年，经5年。来源：考试大
（2）法定最多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的有期，经10年。
（3）法定最多刑为10年以上有期，经15年。
（4）法定最多刑无期、有期，经过20年。
来源：考试大
3、期限计算：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连续的为最后一次。

4、时效中断：时效延长
（1）受理条件以后，逃避侦审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2）应为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三、赦免

国家对于犯罪分子宣告免予追诉或免予执行刑罚的法律制裁。

大赦：一定或不特定种类，不特定的犯罪人，赦其罪、赦其刑，再犯不构成罪犯。

特赦：特别的犯罪人，只能赦其刑，再犯符合案犯条件，构成案犯。我国只规特赦。（没有规定大赦）

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发有特赦令。

刑法各论概述来源：考试大

罪状、罪名、法定刑

罪状：刑法则条文对犯罪特征的描述，根据描述方式不同分类。

罪状描述方式：
1、简单罪状：即在刑法分则条文只简单地描述具体犯罪的基本特征。
2、叙明罪状：即在刑法分则中详尽描述具体犯罪的基本特征，具体描述，对犯罪构成条件有严格的限制，刑法分则绝大数用此。
3、室白罪状：即在刑法分则不直接叙明犯罪的特征，而只是描出该犯罪行为所违反的其他法律、法规。
4、室白与叙明并存形式
5、引证罪状：即引用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款来说明某种犯罪的特征。
（口诀：空其他、引自己）来源：考试大

罪名：对犯罪的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学习笔记

一、定义
危害国家安全罪编辑
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一个概括性罪名，是对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共同特征的概括。各种具体罪名则各有其具体构成要件和特征，分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一章中的12个条文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是中国刑法中规定的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因此，刑法分则在第一章就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了规定。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严惩杀人、抢劫、爆炸、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严重刑事犯罪，严惩编造散布虚假恐怖信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犯罪，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二、犯罪客体

犯罪侵犯的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指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安全。具体是指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团结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基本制度及国家的其他根本利益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是指中国的主权独立、团结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及其他国家根本利益的安全的总和。

三、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机构、个人或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是《刑法》第102条至113条所规定的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四、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犯罪主体，且多为一般犯罪主体。对于大多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来说，不论是中国公民、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只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年满16周岁，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其主体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如背叛国家罪、资敌罪的主体只限于中国公民；叛逃罪的主体只限于中国公民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类犯罪，实际承担刑事责任而被刑罚处罚的只能是自然人。

五、犯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故意，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一）特征

1、这类犯罪所危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的主权以及现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领土完整。就具体内容而言，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受颠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不受破坏；国家的经济发展、科学进步、文化繁荣不受侵害；对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平等互利的交往和交流不受干涉和阻碍；国家秘密不被窃取；国家机构不被渗透；国家工作人员不被策反等等。总之，国家安全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方面的侵害，都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犯罪。

2、这类犯罪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行为
对行为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法律惩罚的是其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活动，没有实施具体行为，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不一定都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有的只要是已着手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表现为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投敌叛变、叛逃、充当间谍、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战时资敌等行为。

3、这类犯罪的主体通常是中国公民或者外国籍人、无国籍人，也可以是境内外机构、组织
勾结外国或者勾结境外机构、组织、个人背叛国家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等的犯罪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
4、这类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因此，刑法分则第一章对具体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刑法分则第一章中，共有12条，涉及12个罪名，根据刑法的规定，除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和叛逃罪外，对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其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最高刑都可以判处死刑。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刑罚还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

（二）惩罚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所指的“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下列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一、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四、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五、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没有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处罚，刑法第一百零六条对此作出如下具体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章（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各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罪具体是指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武装暴乱罪、策动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刑法规定犯上述各罪的，依照第一百零三条、一百零四条、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在各条规定的法定刑的上限范围内处罚。

（三）分类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煽动分裂国家罪
4、武装叛乱、暴乱罪
5、颠覆国家政权罪
6、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7、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8、投敌叛变罪
9、叛逃罪
10、间谍罪
11、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12、资敌罪
上述12个罪名可分为3类：
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罪。包括前7个罪名。
叛变、叛逃罪。包括投敌叛变罪、叛逃罪2个罪名。
间谍、资敌罪。包括最后3个罪名。

（四）法律条文

1979年刑法：反革命罪，1997年刑法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修改的原因如下：
1、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不宜作为法律概念使用；
2、反革命罪需要具有反革命目的，而反革命目的在实践中不易认定；
3、反革命罪作为一个罪名与一国两制不相符合；
4、反革命罪这一名称不利于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也不利于对犯罪分子进行惩处；
5、反革命罪与刑法分则体系不协调。
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零二条 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 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剥夺政治权利。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四条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五条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第一百零六条 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各该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零七条 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八条 投敌叛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一百零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一百一十条 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家安全的：
（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五）其他

（一）为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化的需要。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立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不宜以“敌国”、“敌人”的概念来评判相互之间的矛盾。
（三）打击外逃犯罪人的需要。反革命罪被视为政治犯罪，根据国际惯例，政治犯不引渡；而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不当然都是政治犯。
（四）为贯彻“一国两制”的需要。承认港、澳、台同胞在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政治见者可以不同，“革命”与否只能作为共产党对其成员的政治评价标准，不能适用于所有人，否则，违背“一国两制”精神。
（五）为完善刑法科学体系的需要。以是否具备“反革命目的”作为一类犯罪，不仅分类标准不统一，而且，因为“目的”是主观的东西，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5. 在观看过罗翔说刑法后，你都有哪些体会

有的人他真的能闪闪发光。罗翔老师吸引人的不仅是知识量，有趣的课堂风格，还有他的三观。

偶然刷到好友的朋友圈刷到一个学化学，正在立志考教师资格证的朋友分享的罗翔老师讲课截图，有被惊到。惊讶我的不是截图的内容，不是有关张三的一千个小案例，而是这个朋友和我一样学理，高考填志愿时我有一个院校里选了法学专业，遭到了她的极力劝阻，她给出的原因是，学法要背的东西太多，发际线容易和学计算机一样撑不住，而且，要背的东西那么多，整本书都是密密麻麻的字，一定很无聊。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促使她积极主动的寻找法学相关课堂来看，而且像看综艺、追剧一样看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的向周围朋友安利。

6. 中国刑事责任学读后感

学习刑法的心得体会一：学习刑法的心得体会

经过对刑法分则近两个月的学习，我了解到、体会到更多刑法的乐趣，揣摩到更多属于刑法的真谛。上学期通过学习刑法总则，开始接触到什么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知道那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对抗犯罪分子的法律，分清了违法与犯罪的根本性区别等。犯罪是指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对犯罪的定义体现了罪刑法定的思想，犯什么法、量什么刑，都要依据法律——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基于我的简单理解就是犯罪人应负担的法律责任，负责任就有承担惩罚的义务。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利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我是这样理解的：犯罪是特定的行为——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的侵害；刑罚是制裁的方法——是国家对犯罪分子的严厉惩罚。刑罚也是恶，直观的看是“以恶制恶”。所以“制恶”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安定，是为了保护大众的平等的权益不受侵害，所以我们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刑罚是“以恶制恶”，于是我们又强调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个别化等等。

读着这一步步从中间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法言法语，当时即对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学期的刑法分则学习，让我更清楚的意识到，刑法真正的魅力所在并非那些真实的却曲折离奇的案件，也不是电视剧上那虚构的狗血剧情，而在于刑法在各大部门法之中，唯一一个与犯罪有关，且关系无比密切的法律。同时，犯罪，作为一个与暴露人性丑恶有关的行为动词，集心理、伦理、医学以及科技等于一身。更准确的界定如下，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一犯罪概念是对各种犯罪现象的理论概括，它不仅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而且阐明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内容，从而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供了原则标准。

7. 学习刑法心得和对刑法的认识

刑法规定的任务，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法制建设的要求决定的。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惩罚犯罪。对触犯刑法所规定的任何犯罪行为，都要依照刑法的规定予以追究，对犯罪分子判处一定的刑罚，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通过惩罚犯罪分子，一方面可将犯罪分子改造过来，另一方面对社会也起到警示、教育作用，达到维护社会正义、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保卫国家安全、巩固国家政权。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刑法，其首要任务应当针对那些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这是刑法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第一章就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该章总结了建国以来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对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作了明确的规定。

（三）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国家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公民个人的财产，是公民生活、从事生产等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刑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将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作为刑法的任务之一，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基础，保护个人合法财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公民依照法律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等各项民主权利，以及劳动、学习、创作等相关权利。为了同各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刑法对这一类犯罪及其处罚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五）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生产、工作、学习、科研等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尽管犯罪所针对的对象、行为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些犯罪，直接目的就是扰乱一定的社会秩序。运用刑法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刑法的目的。

8. 关于刑法文章的读书笔记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读了张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这本书于2002年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4千字。按照本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法，本书旨在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等。

在通读全书之后，总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刑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且从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讨论具体的疑难问题。在论证自身具体观点的合理性时，非常注重前后立场的一致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和谐，避免出现立场对立的具体结论。这在国内刑法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学者在研习刑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观点，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显得模糊而杂乱，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刑法立场。张明楷教授在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响比较深，注意总结自己的根本出发点，重视对刑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相对成熟之后即表明自己的理论倾向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论的归宿，这在刑法学界是领风气之先的。当然，是否需要明确的理论立场，在研究到什么阶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刑法学界是否象德日那样需要有对立的刑法学派，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在读过了张明楷教授的书之后，我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结合几年的学习经历，隐约感到，一个刑法学者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是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反复的思考的，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恐怕能总结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学者不会很多，应该是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少数资深学者。对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来说，似乎不宜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下主观主义或者是客观主义的框架，这样可能会束缚手脚，反而不利于开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认同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学界的旧派与新派的比较和分析。同时，作者对中国刑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特点作了必要的论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声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事实上却与重视主观内容与心态的主观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论当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在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从我国新旧两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变迁来看，旧刑法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而新刑法则有意的向客观主义倾斜。作者对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立法态度表示了赞赏，同时对传统理论当中包含的比较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提出了学理上的批判。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如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作者全面论述了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实质的解释论的立场。在作者看来，实质的解释论侧重于犯罪的本质，有利于确定犯罪的合理范围，这样研究时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从作者前后的刑法立场来看，作者提倡实质的解释论，这与作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之间，显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比较和分析。因为作者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法益侵害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理所当然地会选择结果无价值论。作者认为，提倡结果价值论，有利于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断正当行为是否成立时，其客观的危害结果是重要的判断指标。在紧急避险当中，受到损害的法益和被避免发生损害的法益相同时，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样的结果是法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对于传统理论当中一直主张按照犯罪未遂处理的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认为，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客观危害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法益受到损害，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与主观的未遂犯论。作者认为，从实质上看，新刑法采取的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作者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客观的未遂犯论，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观点。作者主张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观行为，特别是实际的危害结果和危险性的要素，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传统理论差别很大。

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作者论述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表明了自己赞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作者认为，在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犯意同时对某一法益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重合部分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与实际实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与共犯**性。作者论述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的含义，并且评价了中国刑法学界某些学者主张的共犯从属性与**性两重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刑法的从属性理论和**性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论上坚持既非**性，也非从属性，更非两重性的立场。

本书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刑罚的基础理论。作者论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并合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体现的正是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

读完此书之后，我认为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论述基本理论问题时和谐统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大局观。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统一的严密的基本立场作基础，就足以保证具体结论的科学性。事实上，在作者为说明基本立场而列举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抽象理论指导下的简单推理，这就直接影响了最终结论的科学性。这些现象主要出现在作者简要论述的一些问题中，而对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细致的，经得起推敲。

从我自身的理**底和学术心得来看，对本书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各种刑法基本范畴，虽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还没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确信的所谓基本立场，在考虑具体问题时常常在两级之间摇摆，以求实现某种体现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实现？因此，就我自身的学力而言，只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评论，这些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平时也曾经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在作者论述的各个刑法基本范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极力推崇法益理念，将其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直接指导刑法解释的推理过程，甚至在诸如工具不能犯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法益理念。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性的问题，深感理论界对客体，特别是个论中的具体犯罪的客体研究得很不够，而且在研究构成要件诸问题时一般也很少考虑法益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宣扬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值得提倡的。张教授在书中写道：“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第128页） 我觉得，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轻视法益的风气。司法实务界轻视法益，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实务中依据的是现有的规范，自由发挥的空间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过于抽象，理论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规定，所以难于取舍，只好敬而远之。而刑法理论界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多从法益的角度考虑具体问题，似乎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诉讼欺诈问题，理论界讨论的比较多，在研究究竟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时，似乎更多的是依据惯常的思维方式，先找出可能构成的犯罪，然后在分别分析是否符合其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方式在实务部门中是很有效的，有利于快速的解决具体的案件。

但是，在作纯粹的超然于立法之外的学理研究时，不妨先从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会关系，然后对这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作出权衡，根据重法益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经过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败诉一方的财产所有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行为人的虚构事实、编造伪证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应当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对民事诉讼中的诬告和伪证行为，也许现有的条文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但这是立法完善的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其犯罪性质的依据。[1]当然，我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恐怕经不起推敲。

当然，对张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甄别，其中一些结论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论述紧急避险中的法益衡量问题时，张明揩教授认为：“当价值一百万元的甲利益与价值一百万元的乙利益发生冲突，保护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损害乙利益时，从整体上来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避险行为对法益实际上没有造成新的损害。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与民法上的责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段论述从推理的过程到最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张教授倡导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应当是具体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承担者，这是不能抵消的事实。提倡法益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正是充分保护社会个体的具体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对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作总体的评价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紧急避险中，最终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同时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认为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因为作为无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侵犯其法益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犯罪。紧急避险最终不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外施恩，这是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容忍。因此，牺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实质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时的行为是刑法难以容忍的，既然损害他人法益并不能在总量上减少损失，为什么还要损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样的损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并不充分，原则上还是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只不过在处理时从轻发落。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处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权利时其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一个人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杀死另一个人，难道不是犯罪吗？被害人的生命难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什么权利将死亡的结果转嫁于他人？如果此时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紧急避险的话，被害人就无权对杀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了，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在这本书中，让我比较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张明揩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论。这种理论以犯罪共同说为基础，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第262页）。这种学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时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和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最终罪名不一致时的刑事责任问题。我从总体上对部分的犯罪共同说持否定态度，下面分别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说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人同时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情形。“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262页）这种行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时犯。按照传统理论，同时犯由于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数个行为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似乎不能表明这种共同侵害的严重性，也不利于打击实践中的趁火打劫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可部分犯罪共同说。我认为，应当运用犯罪共同说对同时犯进行全新的审视。所谓的同时犯，可分为事先预谋的同时犯和临时起意的同时犯。对于有预谋的同时犯，虽然数个行为人没有就某种具体犯罪达成共同犯意，但是对对方的意图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实施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对其的帮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实施一罪的同时构成另一罪的帮助犯，除非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即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相互帮助的实际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构成要件的数个犯罪，肯定是具有这种关联性的。此时行为人对帮助他人的结果所持的心态，应当是放任的。这样，在每一个行为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犯罪，本罪的实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帮助犯（间接故意），成立想象竞合。对于没有预谋的同时犯，也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形成帮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帮助犯；或者是为了实施自己决意下的犯罪行为而放任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此时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对片面帮助之罪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在最终的罪数形态上，有可能构成想象竞合。

实际上几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行为人实施的本罪是最终的定罪罪名。区别在于推理过程不同，罪数形态不同。当出现不同于典型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时，差别就表现出来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打击丙，甲朝丙的头部重击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击，击破股动脉，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甲的行为实质上是杀人未遂，乙的行为实质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两罪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为只导致了轻结果，轻行为却导致了重结果。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伤害（排除致死结果）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可是这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对甲和乙来说都不合适。我认为，还是认定为甲构成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和杀人未遂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比较合适。

2、存在转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犯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那么，甲与乙便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甲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甲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第269页）对此结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说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犯罪共同说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不仅可以表现为最终的定罪罪名，同样可以表现为犯罪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共同犯罪形态。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帮助行为和甲的实行行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无论从主观方面的共同盗窃故意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的共同盗窃行为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最终没有认定为同一罪名，是因为甲在构成了共同盗窃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先前的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行为。从发展过程来看，甲的入室盗窃行为与乙的室外望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后实施的暴力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单独对此承担责任。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实行过限导致行为人成立数罪，对因实行过限行为而转化为重罪的则少有论述。而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盗窃罪与抢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实际上是把甲的先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和乙为协助甲盗窃而望风的行为看成是两个**的行为，否认客观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盗窃的事实，然后在抽象意义上比较两个罪的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进而认为两者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是不符合案件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此外，判断两个罪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盗窃与抢劫仅仅是行为方式不同，不能简单的得出盗窃加暴力等于抢劫这样的结论。

3、教唆未遂的情况下。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与之有关之罪。“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便在两罪性质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对教唆犯不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另一方面，对教唆犯应当适用刑法第29条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83页）作者认为，甲教唆乙盗窃，结果乙在盗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则抢劫包含了盗窃，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甲认定为盗窃罪，乙认定为抢劫罪。我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认为依据传统的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理由与上述第2种情况相同。由于在乙的行为发展到盗窃阶段时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内容得以实现，对此时的甲乙都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尽管最终甲乙两人被认定的罪名不同，仍然应当认为乙曾经实施过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对甲不能适用第29条第2款。

反过来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实际所犯之罪的话，如何处理呢？根据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被包含的实际所犯之罪的范围内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对实行犯以该罪论处，对教唆犯则认定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抢劫罪，而乙仅犯了盗窃罪，那么，虽然也可以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乙的行为并不包含抢劫，故对甲仍应适用第29条第2款。”（283页注1） 我同样同意这样的结论，但不认可论证的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所说的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任何依据，已经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础。从主观上看，双方没有就盗窃达成共同的犯意，客观上，仅仅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甲对此毫不知情。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何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张明揩教授依据的仅仅是观念上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同犯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而且会产生许多矛盾。既然认定甲和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对两者都以盗窃罪论处，同时又因为甲教唆的是抢劫罪，所以对甲认定为抢劫罪。那么甲身上的盗窃罪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仅以抢劫罪论处？在甲的身上只有一个抢劫教唆行为，根本不存在盗窃向抢劫转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甲似乎应当构成抢劫与盗窃的想象竞合，这样的结论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可见，部分犯罪共同说中所指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观念上的，虚无飘渺，有时可以决定教唆者的具体罪名，有时又可以决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单独的以教唆形式构成的此罪和以单独实行行为构成的彼罪，对教唆犯应当适用第29条第2款。这也是该款规定的初衷，第1款规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第2款规定的就是个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教唆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没有本质联系，不具备构成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为符合了该罪的修正构成而成立该罪，适用第29条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过于理想化，只考虑不同犯罪之间构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忽视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实际过程；二是认定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部分有时难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很难取舍，此外，说抢劫包含盗窃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之间，又是怎样的包含关系呢？恐怕一时之间很说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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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我也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在诈骗活动中，常见的是被害人与实际控制财物的人是同一的。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认为，要成立诈骗罪，必须在财物的实际控制人和受骗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或者是类似的人身关系，使得他们形成利益集合体。也就是说，实际占有人按照被骗人的指示交付财物，自身不承担损失或者有权向被骗人索赔，或者与被害人共同承担损失。诉讼欺诈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法院依据国家强制力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实际上就是受了行为人的欺骗凭借自己的公权力强行剥夺被害人的财产权。而法院并不实际占有财物，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和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偿还并不存在的欠款，并发出威胁，最后强行从丙处取走财产，这恐怕很难被认定为诈骗罪，因为受骗的甲和受损失的丙处于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管理财产的委托关系，财物与其说是被骗走的，不如说是被受骗的人抢走的。

[2] 此时的停止形态，我认为应当是教唆之罪的预备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该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来看，教唆他人就是寻找共同犯罪人的过程，是在为犯罪创造条件，理应认定为犯罪预备。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也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近似，只是略严，不能免除处罚，不妨将其视为刑法对以教唆形式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的从严处罚的特例。所以应当仅适用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不必再适用第22条第2款关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

9. 学习《刑法》的体会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在这个月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我主要对司法考试教材中的刑法学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法律解释对我启发很大，现在我就把这一解释向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