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萌芽

⑴ 在法国封建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的发展出现在什么时期

在法国封建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的发展出现在等级君主制时期。

等级君主制形成于西欧封建制度确立以后。11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复兴和商品经济的活跃，12世纪后英、法等国的王权呈逐渐加强之势，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和新兴市民阶层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力图携手打破封建割据局面。

1、罗马法复兴是欧洲11～15世纪主要以意大利为中心而发生的重新研究、鼓吹罗马法的高潮。

2、欧洲中世纪时期，商法经历了从商人习惯法到成文法的飞跃，并在中世纪晚期以法国1673年的《陆上商事敕令》为标志进入了近代商法典时期。

(1)商法的萌芽扩展阅读：

罗马法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西欧的法律状况同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极不适应，而罗马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调整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最完备的法律，这一法律遗产可以满足当时西欧各国一般财产和契约关系的发展变化的需要。

经过罗马法复兴，以研究《国法大全》为突破口和中心，法学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改变了教会僧侣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这就为把罗马法运用于实践准备了条件，从而为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

⑵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商法在我国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根本的依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所谓“特
定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商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否不同于民法、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商
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全被民法和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包容，则商法就没有自己的特定的调整对象
，商法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从研究商法的调整对象入手，研究其
“特定性”，并且分别将商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相比较，从而划清商法、民法
和经济法三者之间的界限。
一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
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
。
由古及今，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代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近代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
市场经济阶段。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即古代
简单商品经济产生了民法，近代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了商法，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
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
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的私法，
后世称为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
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
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上说，已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从交易空间上说，已超出了国界；从交易时间
上说，也不仅仅是现货交易；从交易范围上说，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无形商品，从实物商品市场扩展到技术、金
融、劳务等多种商品市场。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1 〕民法，显然已
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尽管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
“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2〕。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
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
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
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
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
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
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例如，商事行为在形式上，只要交易行为当事人相互同意，其
契约即可成立，不必履行特定的方式，目的在于谋求交易的简便；在商事代理中，通过不署名的方式避免一系
列中间环节，简化交易程序；在时效制度上，通过短期时效与交易形式的定型化、权利的证券化等制度，缩短
交易周期，实现交易的敏捷；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由交易的确定性与安全性的要
求所决定，商法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
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
定而非普遍现象。例如短期时效、外观主义等制度均是如此。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
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
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
”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
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
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
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
。首先，我国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如民事主体，商法不作调整；即使对非营利性主体偶
尔从事的营利性行为，商法也不作调整。因此，商法调整的前提是营利性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营利性主体就是市场经济主体。从商法角度讲，这种市场经济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实施营利性行
为；第二，必须以实施营利性行为为其经常性的职业或营业；第三，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依法取得法定资格，
领取营业执照。因此，凡是取得法定资格，领取营业执照，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主体即商主体，接受商法调整。现代商法中，这种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现代
商法也就是对个体商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特别是公司企业进行系统调整的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
代商法乃是现代企业法。其次，我国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
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
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
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
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二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
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在这一点
上法学界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
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目前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
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
，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
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
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和谐和协调。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
，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
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
理职能发生联系，如与税收、结算、工商、金融、财政等等国家管理部门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
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如在公司登记以及公司、票
据、海商、保险等商事法规中对商事犯罪的规定。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现象，被称作“私法公
法化”；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调整手段即“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
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具体表现如下：（1 ）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
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2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技术
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
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3 ）商事法律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
性规范很少。（4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易变性。商事法律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5 ）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
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
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
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
三
为什么政企不分在我国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
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
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
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
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
己的调整对象。〔3 〕由此可见，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
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如国家对市场、价格、信贷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的干预，均采用了强制
性的公法调整手段，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
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
在我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后，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调
整为主，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调节为主，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
范围的扩大。表现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如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
，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即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
主权，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
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4〕因
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 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
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
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
有所调整，如国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所以会出现对同一对象，商法和经济法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调整的现
象，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例如《企业法》，由于企业在其组织和行为中往往发生多种社会
经济关系，从而应由多种部门法调整，其中商法调整企业内部关系和企业与外部各平等的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
济关系，而经济法则调整企业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于是在同一部《企业法》中就包含应分属于商法和
经济法的不同的法律规范。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中，一般地，我们将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
划归于商法，因为这些法律中含有商法规范的成份多。而一些具体的领域、特殊的部门和企业，必须由国家进
行统制管理，则经济法的成份占主要部分，应将这些法律划归于经济法。例如破产法、农业法、森林法、邮电
法、铁路法、银行法都属于经济法。
总之，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不可缺少的两种法律保障机制，商法是保障市场调节
即“无形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则是保障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两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商法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强调商法，因为强调商法，坚持市场主体权
利能力平等，有利于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端，有利于企业迅速转换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根据上述对商法调整对象的具体研究，以及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不同的调整对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如果将社会经济关系分成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么
，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平等的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商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之间的
经济关系则由民法调整。而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对市场主体进行间接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
则由经济法调整。因此，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一起共同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⑶ 为什么说海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

海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海洋运输活动之初。我国现代意义的海商法立法活动始于清朝末年的清末修律，而新中国的第一部海商法是1992年制定，199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海商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它起源于古代欧洲，并随着海上贸易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演变成近现代的体系。海商法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最早载有船舶碰撞规则货物运输规则及水上航运规则的法律，是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随着地中海地区航海贸易的发展，罗得岛成为该地区的航贸中心，并形成了一些调整航海贸易中发生的共同海损和海上保险的习惯规则，即“罗得海法”。关于罗得海法存在的直接证据来自于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罗马律师保罗斯在其所著的〈保罗斯言论集〉（sentence of paulus）第二集中就列有罗得海法的规则：“如为减轻船载，而投弃货载者，其因保全共同利益而受之损失，应共同分担之。”这一规则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共同海损规则。罗得海法在地中海地区有极大权威性，不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调整该地区的海上贸易，而且为以后所有海事立法奠定了基础，被称做海商法的萌芽。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地中海一带的航运业仍然十分发达，尤以地中海。大西洋及北海沿岸港口城市为甚，这一时期产生了各种海事习惯法，并相继由私人编纂成册，形成独具特色的私人编纂海事惯例时期。其中对后世制定海商法影响最大的是中世纪的三大海法：
（一）《奥列隆海法》（LEX OLERON）《奥列隆海法》是法国大西洋海岸一带商人海事法庭的判例和所适用的习惯法的汇集，其主要内容涉及船舶。船长。船员。海难救助以及船长出卖运送品之权能等。该法在大西洋一带影响广泛，它为欧洲海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康索拉朵海法（LEX CONSOLATO）“康索拉朵”原意为“裁判官”，因此该法又称为《海商裁判例》，它收集了14世纪流行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事判例。习惯和学说，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被称为当时最完备的海事法，对以后的欧洲航运界影响深远。
（三）维斯比海法（laws of wisby）.维斯比海法是公元15世纪在瑞典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城编纂的，并因此得名。它主要继承了奥列隆海法。阿姆斯特丹法。波罗的海汉萨城镇 卑克法的传统，盛行于波罗的海沿岸及北海南岸，德国。瑞典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海商法受其影响较大。
上述三大海法被认为中世纪海商法的三大基石，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三大海法区域性强，且大多为私人编纂的惯例，其效力是极为有限的.

⑷ 近代民法的概念和商法的地位分别是什么

• 近代民法的概念

近代民法，是规定并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单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民法一词既可以指民法典，也可以指民法部门，包括《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婚姻法》等法律。

• 商法的地位：

首先，主张民商分立的。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是与国际化接轨的必然要求。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分别各自调整社会关系中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首先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众所周之，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从马克思列宁主意的基本理论来看，市场经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典型特征之一。在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实践证明，虽然现在深度的问题还没有浮现，矛盾也未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确是大有帮助的。因此这一制度势必要长期存在和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势必需要统一成型的法律去规范，例如《商事通则》，以应对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只有六十几年的时间，立法历史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短暂。以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民法典为例。德国《民法典》从制定到施行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尚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法典。
不得不说，我国的商事立法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了。意图通过制定民法
典解决商法和商法总则欠缺的问题并不可行。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可能囊括商法总则的内容，更不可能包括商法分则中庞杂的全部内容。由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形成“私法一元化”的局面，而司法一元化是我国某些学者所追求的理念，在此我不敢苟同。
民法（尤其是亲属篇等）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而民族和伦理都有着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现实，换言之，每个国家的民族和伦理都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性。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再次，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杂，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如果不妥善解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是极其不利的。接着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民商分立这一问题。
世界本是分隔的，由于经济的一体化而使世界连在了一起。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商法内容上的国际化和统一化趋势是当今商法立法的必然走向，法国的童克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他指出，商法的国际性“可能带来根本的变革，对此我们应有所准备”。
民法在国家中受到民族习惯和伦理的局限性，当今世界的变更速度比较快，而且所衍生出来的民法和商法范畴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当今民商法立法趋势是越来越细致，而且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商法属于特别法，其中所规定的法律范畴的局限性很强，比较符合立法细致化趋向，如果民商合一，因为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商法的不健全或者无法健全。
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商务贸易中不仅需要精通国际私法，同时本国内也应当制定统一的，规范国内商事主体的法律，里应外合，才是我国今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
我国应当制定统一的独立于民法之外的《商法典》。但是，民商分立也是有弊端的。比如究竟哪些主体可以归结为商事主体，在民法和商法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有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等等。
因此，建立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才是解决商法统一，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立法实践的最佳途径。在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体制下制定《商法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等到时机成熟，再将这些单行法律法规纳入《商法典》之中，达到商法独立统一之目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繁荣，国家才能昌盛，法制才能完善，人民才能富裕。

⑸ 民商分立的根源

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
首先，在近代各国制订、颁布民法典之前，民商分立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存在。
自罗马法以来，虽然各国尚未制订民法典，但民事法律规范一直在主导着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阶段，由于存在公法私法的划分，因此民法的称谓只不过被私法而取代。与此同时，由于商人阶层的存在和特殊利益，商人团体的自治规则和私法中的商事规范逐渐发展起来。这便出现了民商分立的萌芽。从法典化的进程来看，在不少国家，商法典要比民法典颁布得早。但为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商法规范远不如民法规范那样为人们所重视呢?有的学者分析认为：民法国家在适用中需要一部清楚、权威的商法表述，然而商法正文里没有这些内容，这是因为商法没有达到私法其余部分的同等程度，私法的其余部分是建立在以继受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这样正宗的基础之上的，并经历了数世纪的学术评价、注释和发展，而商法规范，在法典化之前，却不容易为人所知。
其次，民商分立也是由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的特殊差别决定的。
民法规范基本上来源于罗马私法，在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凡是平等主体之间所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规范调整。因此，民法规范是平等地保护一切民事主体，而不是保护某一特殊阶层的利益的法律。这一特点是近代民法与近代商法的重要区别，因为商法尽管与民法同属私法范畴，但它主要表现为商人阶层的法律，这就使得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具有一些重大的差别。在传统上，直接源于罗马法的许多制度一向被认为属于民法规范，如物权、法律行为、债和合同、继承、婚姻等；而随着商事关系的发展而在商人团体之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如无限责任、有限责任、票据背书等，则构成新兴的商法规范的内容。
第三，在中世纪的商业关系中，由于贸易倾向于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因此商法的自立及与民法的分立便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
在罗马法中，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融合为一，商法规范其实就是民法规范。在近代法典化浪潮中，按理说衍生出一部可以全面调整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民法典即可，但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可以与民法典分庭抗礼的商法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商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能为民法所调整的关系，这就是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及所产生的商事关系。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国家对贸易采取了特许的政策，因此，商人成为这一特许政策的受惠者和执行人。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民商分立的一个更深入的理由是，在中世纪，贸易倾向于严格的特许主义，而且通常只有那些被赋予特权的社团里的成员，持许可执照从事这项活动”。基于此，商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阶层， 而不能普遍适用于社会，这便为商法典与民法典分立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著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法典化运动是大陆法系国家近代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的特有现象。在法典化运动中，民法典的诞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艾伦·沃森所指出的：“民法典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整个民法法系都因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典型的近代形式的民法典面前，先前的法律荡然无存”， “民法典以新姿态昂然走上历史舞台，取代了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以来的法规”。 另一方面，民法典的诞生给商法典的另立创造了前提条件。尽管在民法典诞生之前，在法国等国家，已经具有商事条例、海事条例等商事法规，但由于近代民法、近代商法都处于孕育发展过程中，因此尚谈不上民商分立问题。法国在制订民法典时，并未将商事、海事等方面的规范予以包容进去，因此给日后的商法典制订留下了十分有利的空间和机会。一些法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立法上的“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疏漏”。分析这种“疏漏”的原因，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商人和商人团体抱有严重的敌意态度，因此民法典中必然不能包括保护商人利益的特殊法律制度，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缺乏适合于贸易和商业阶层需要的法人制度。同时，在民法典颁行后，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以往的单行商事法规的消失或效力的终止。
其二，“民法典里没有商法的简单原因是商法没有被当成民法来看待，商法已形成它独特的法律传统，它没有明显的与罗马法有关联的祖先。一句话，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里没有它，从而法国法理论里也没有它。这一原因同样能解释奥地利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里为什么疏漏商法”。。这就是说，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

⑹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商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指由营利性主体从事营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⑺ 古代最有影响的海商法

（一）海商复法萌芽阶段制
公元前9世纪，罗得人（Rhodians）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s）即开始在欧非亚三洲从事海上贸易。当时的罗德岛是地中海航海贸易的中心，许多海事案例都在此地解决，形成了一部习惯法，称“罗得法”（LenRhodia）。其中包括有关海损分担和海上保险的规定。这标志着古代海商法的萌芽。
（二）海上贸易管理阶段
中世纪是海商法显著发展的时代。形成的惯例和习惯对近代海商法影响较大的有：
1．《奥列隆惯例集》（Lex Oleron）
2．《海事裁判例》也称《康索拉度法》（Lex Consolato）
3．《维斯比法》（Law of Visby）
4．《海上指南》（Guide-Line of the Sea）
5．《英国海事黑皮书》（Black Book of the Admiralty）

⑻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山东

商法在我国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根本的依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所谓“特
定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商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否不同于民法、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商
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全被民法和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包容，则商法就没有自己的特定的调整对象
，商法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从研究商法的调整对象入手，研究其
“特定性”，并且分别将商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相比较，从而划清商法、民法
和经济法三者之间的界限。
一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
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
。
由古及今，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代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近代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
市场经济阶段。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即古代
简单商品经济产生了民法，近代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了商法，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
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
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的私法，
后世称为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
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
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上说，已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从交易空间上说，已超出了国界；从交易时间
上说，也不仅仅是现货交易；从交易范围上说，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无形商品，从实物商品市场扩展到技术、金
融、劳务等多种商品市场。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1 〕民法，显然已
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尽管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
“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2〕。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
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
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
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
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
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
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例如，商事行为在形式上，只要交易行为当事人相互同意，其
契约即可成立，不必履行特定的方式，目的在于谋求交易的简便；在商事代理中，通过不署名的方式避免一系
列中间环节，简化交易程序；在时效制度上，通过短期时效与交易形式的定型化、权利的证券化等制度，缩短
交易周期，实现交易的敏捷；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由交易的确定性与安全性的要
求所决定，商法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
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
定而非普遍现象。例如短期时效、外观主义等制度均是如此。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
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
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
”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
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
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
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
。首先，我国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如民事主体，商法不作调整；即使对非营利性主体偶
尔从事的营利性行为，商法也不作调整。因此，商法调整的前提是营利性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营利性主体就是市场经济主体。从商法角度讲，这种市场经济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实施营利性行
为；第二，必须以实施营利性行为为其经常性的职业或营业；第三，必须具备以上条件，依法取得法定资格，
领取营业执照。因此，凡是取得法定资格，领取营业执照，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主体即商主体，接受商法调整。现代商法中，这种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现代
商法也就是对个体商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特别是公司企业进行系统调整的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
代商法乃是现代企业法。其次，我国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
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
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
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
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二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
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在这一点
上法学界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
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目前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
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
，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
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
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和谐和协调。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
，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
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
理职能发生联系，如与税收、结算、工商、金融、财政等等国家管理部门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
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如在公司登记以及公司、票
据、海商、保险等商事法规中对商事犯罪的规定。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现象，被称作“私法公
法化”；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调整手段即“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
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具体表现如下：（1 ）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
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2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技术
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
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3 ）商事法律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
性规范很少。（4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易变性。商事法律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5 ）
商事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
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
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
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
三
为什么政企不分在我国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
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
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
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
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
己的调整对象。〔3 〕由此可见，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
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如国家对市场、价格、信贷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的干预，均采用了强制
性的公法调整手段，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
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
在我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后，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调
整为主，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调节为主，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
范围的扩大。表现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如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
，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即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
主权，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
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4〕因
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 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
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
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
有所调整，如国家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所以会出现对同一对象，商法和经济法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调整的现
象，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例如《企业法》，由于企业在其组织和行为中往往发生多种社会
经济关系，从而应由多种部门法调整，其中商法调整企业内部关系和企业与外部各平等的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
济关系，而经济法则调整企业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于是在同一部《企业法》中就包含应分属于商法和
经济法的不同的法律规范。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中，一般地，我们将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
划归于商法，因为这些法律中含有商法规范的成份多。而一些具体的领域、特殊的部门和企业，必须由国家进
行统制管理，则经济法的成份占主要部分，应将这些法律划归于经济法。例如破产法、农业法、森林法、邮电
法、铁路法、银行法都属于经济法。
总之，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不可缺少的两种法律保障机制，商法是保障市场调节
即“无形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则是保障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两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商法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强调商法，因为强调商法，坚持市场主体权
利能力平等，有利于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端，有利于企业迅速转换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根据上述对商法调整对象的具体研究，以及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不同的调整对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如果将社会经济关系分成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么
，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平等的营利性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商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之间的
经济关系则由民法调整。而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对市场主体进行间接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
则由经济法调整。因此，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一起共同调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