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摇刑法

1. 赵丽颖、杨紫、王祖贤如果同时受伤，大家会心疼谁

说到古装剧中，男女主角受伤的场景，还是挺常见的，毕竟在古代，打打杀杀什么的，都是兵家常事呀，都见怪不怪了。而赵丽颖其实也是以古装剧居多，而且都是有武功的那种，比如《花千骨》，《楚乔传》，赵丽颖在剧中的武功都挺高强的，而赵丽颖受伤的次数也是不计其数了，数都数不过来，看着赵丽颖受伤的样子，挺心疼的。

王祖贤这张受伤的样子，真的是好唯美呀，让人挪不开眼呀。

2. 东周官制的战国官制

春秋后期，中原各国由于经济发展，许多力量较小的卿大夫陆续被强大的卿大夫所兼并；原来的国君因宗族内讧、连年战争和国人(国都中的士和工、商)叛变、农民反抗，逐渐衰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因其推行的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国君(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形成了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并立的局面。七国中小者地方千里，大者数千里。七国之外，还有宋、卫、中山等小国，也都地方500里，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大国。春秋战国之际，战争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春秋前期的战争，双方动员的兵力一般不到千人；战国时期的战争，往往是十万、甚至几十万人。
为了应付大规模且频繁的战争，各国不但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调遣的庞大常备军，而且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行政机构，以便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于是，官分文武、建立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就成为新时代的要求。“官分文武、君之二术”(《尉缭子·原官》)，在中央设置由国君直接任免的相和将军，由他们负责统帅文武百官；在地方设郡县，由国君亲自任免守土治民的官员；是战国以来新职官制产生和发展的趋势。只有这样，国君才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权力，一切政令才能直达各部门和地方。
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于推行了以下四种制度(杨宽《战国史》)：
1.各国对官吏一般都采用俸禄制
当时各国俸禄的计量单位不同：如卫国用“盆”，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级(《墨子·贵义篇》)；齐、魏用“钟”，如魏文侯时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史记·魏世家》)；秦、燕用“石、斗”，秦国有50石、100石以至500石、600石以上俸禄的官，大体上以50石为一级(《韩非子·定法篇》、《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12年)，最小的官吏也有“斗食”(《战国策·秦策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11年)；燕国也有300石以上俸禄的官(《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楚国用“担”。
俸禄制的普遍推行，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雇佣劳动者，有佣客、佣夫、市佣、佣保等，因而各国任用官吏和挑选常备兵，也采用了雇佣制和俸禄制。《荀子·议兵篇》称这种办法为“佣徒鬻卖之道”，《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田鲔教其子田章则更为直白地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从此国君可以随时任免、选拔各级官吏。
2.已开始用黄金货币赏赐功臣
这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广泛流通，黄金已具备货币性质。于是，国君可以用黄金货币而不必用分封土地的办法来赏赐功臣，赏赐黄金百镒、千镒、百斤、千斤或百金、千金的事，在战国时代是常见的。俸禄制和以黄金作为赏赐，对于废除封建领主制度来说，都起着推动作用。
3.建立了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的制度
春秋后期已有用玺来封的文书，即“玺书”。到战国时，玺是权力的凭证，无论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都须用玺来封泥(在封简牍时盖上玺印的方块泥记，其作用和后来的火漆印差不多)作为凭信，否则不能生效。秦国长信君嫪毒作乱(前238年)，想征发县卒和卫卒，就伪造了秦王御玺和太后玺来行文征发(《史记·秦始皇本纪》)。王玺玉质，丞相玺金质，一般官吏的玺为铜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蔡泽对御者所说的“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揖让于人主之前”，就说明丞相是金印紫绶。凡丞相、郡守、县令等官，任命时由国君发给玺，免职时收回，官吏辞职也必先交回玺。如《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战国策·秦策三》也说：“应侯因谢病归相印。”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战国时代凡官必有玺。
符用作调发军队，形如卧虎，故称虎符，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爿由国王保管，左半爿发给将军。征发军队，必须合符。所以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救赵时，想夺取将军晋鄙率领的军队前去救赵，必先窃取魏王保管的半爿虎符。秦国曾明确规定：凡用兵50人以上，必须合符才能行动；但如果是突遇外敌入侵，不合符也可行动。
这两种制度的推行，使得国君掌控了军政大权。任免官吏以玺为凭，任免将帅以符为凭。
4.在行政管理上创立了年终考核制度
“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即“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周礼·太宰》)。这种考核制度叫“上计”，如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淮南子·人间篇》)。按规定，当时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都必须把一年赋税收入的预算数字写于木券上交国君。国君把券剖为两半，自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时，国君操右券来责成臣下，臣下必须向国君报核。这个报核就是“上计”。
上计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考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官。高级官吏考核下级官吏，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于王而听之计……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之计……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为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当是斗石)之计”。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上计”的情况。
当时官吏“上计”，采用合券计数的方法，为了明确标准和防止舞弊，就必须统一度量衡制度。所以商鞅变法把统一斗、桶(斛)、权衡、丈、尺也作为重要政策之一。秦孝公18年(前344年)曾颁布标准量器，即存世的“商鞅方升”。田齐的子禾子和陈犹为防止“左关”的官吏舞弊，决定“左关之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铸造了标准量器。度量衡器和符节契券都是当时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官吏舞弊的工具，所谓“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荀子·君道篇》)。
由于这四种新制度的创立，使得整套官僚机构能够层层控制，权力集于国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秦汉以后，各朝官僚制度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春秋战国时，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僚组织。
1.相
相是“百官之长”，多由文人充任，中原六国均有设置。在出土的兵器中，有的兵器上有“相邦义戈”、“相邦吕不韦戈”等字样，即秦相张仪、吕不韦督制的兵器。“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意为公家督造的兵器要刻上督造者的官名，可见战国时期相的法定名称叫相邦。
“相”有辅佐之意，春秋时就已经有了这一官称，当时只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礼宾官。“邦”即国，相邦即辅佐国君办理军政大事的官员。汉代避刘邦讳，改相邦为相国。先秦时如《庄子·盗跖》称宰相，《战国策·赵策三》则称丞相，都指同一官职。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作为官名的“宰”，春秋时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总管大夫一家一邑事务的家宰和邑宰。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强大卿大夫的世袭官职。
作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的相，其设置当萌芽于春秋时齐景公(前547-前490)设左、右相。相的职权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
战国最早设相是魏，继后是韩、赵，秦国置相较晚。战国初期，秦国的最高官职是大良造，掌握军政大权。所以秦孝公时商鞅由魏入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并未称相，但其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所以史称“商鞅相秦”。秦继三晋之后设相邦，有明显的承袭痕迹。最早记载的秦相是秦惠文王10年(前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2年(前309年)初置左、右丞相，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后也有只设丞相，不分左、右相。战国中期以后，秦居相邦或丞相位者多为六国客卿，如魏人商鞅、张仪、范睢，乐池初为中山相，楼缓曾为赵武灵王臣，甘茂、魏冉、芈戎、李斯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赵人；有的如张仪、魏冉且数度任他国相邦。这些人来自关东，对六国官制必甚熟悉，能结合秦国实际吸收其长处，健全秦国官制。
赵国也曾用过丞相之称，《战国策·赵策三》载建信君言“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赵国除丞相之称外，还有假相、假相国和守相等，如“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战国策·秦策五》)。假为兼理之意，守是指试用或代行官职，假相应为兼任相职，守相则是试用性质的相。此外宋、卫、中山、东周等小国也都设有相。
2.将和尉
相之外又设擅长兵法的人统兵打仗、镇守边邑，称将或将军。从《秦简》看，“将”是简称，法定官名应叫“将军”。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不过晋国六卿军政皆管，不单是统兵官。春秋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而且亲自统率宗族和私属军队。战国时，因统治范围扩大、官僚机构庞大复杂、建立常备军、推行征兵制及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改变，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文官的首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
将作为最高军事长官，地位仅次于相。如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齐威王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燕国乐毅(赵人)、赵国廉颇、魏国吴起、齐国田忌都是战国时著名的将军。
秦国初设相位时，文武尚未严格分家，秦相张仪、樗里疾、甘茂等也是统军作战的将军。后来，丞相专事文职，而大良造专为武职，如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始于昭王，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但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
春秋时晋国的上、中、下三军还设有尉，因中军地位最尊，中军的尉又称元尉(“元”意为大)。战国时各国仍有中尉一官。《史记·赵世家》载“赵烈侯使荀欣为中尉，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这和《礼记·月令》所说太尉的职责“赞桀(杰)俊，遂贤良，举长大”是相同的。后来赵国在将军之下又设国尉、都尉。秦国在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下增设国尉一级，如白起初为左庶长，继升为左更，再升为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秦国设丞相后，大良造便成了高于国尉的武官。后来秦国不设大良造，国尉便成为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秦统一六国后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一职而来的。
3.御史
御史在商周时已有设置，在战国时本是充任国君秘书之类的差事，别国使臣来献国书，往往由御史接受；国君临朝接待外宾，御史常立身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国君宴会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秦律》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这些都说明战国时的御史是保管文书档案、负责记录、侍从国君的官员。秦统一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的官，当是沿袭战国官制。
4.司寇
战国时各国均设司寇(掌管司法)，但名称不一。三晋沿用司寇之名，赵国李牧曾任此职。秦国虽然也有这个官称，但却是指一种刑徒(《秦律·司空》)。秦国掌司法的官称廷尉。廷尉之名，可能与东周的“讨奸之官”尉氏有关，是一种殿中的执法官。齐国掌司法的官称士师，《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谓蚔□(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又云：“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从孟子谈话的语气看，士师应是齐国殿中的执法官。士师一名是沿袭周朝的官称，周的士师就是司寇官属。
5.其他
赵、韩、秦、楚设郎中(职同后世郎中令)；魏、韩、齐、秦设仆(职同后世太仆)；赵、秦设内史(掌财政，职同后世治粟内史)；韩、秦设少府(职同后世少府)；齐设主客(职同后世典客)。 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已有系统地控制着整个国家，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官僚体制。除了郡守、县令，各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专职官吏，如在关津要道设关吏、津吏，在贸易中心设市令、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处设河丞等。
(1)县
县最初都设在边地，目的是为了防卫外敌、保护边疆。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九县(九指多数)。春秋后期，晋国又把县制推行到内地，在卿大夫的领地里也分别设县。战国初期，秦国还不断在东部边疆设县，公元前456年开始在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设县，公元前398年在陕(今河南陕县)设县，公元前374年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设县。
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县内有一套集中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制度，其中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以加强国防力量。如(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听了申公巫臣的话才没有答应子重的请求(《左传·成公7年》)。
战国初期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只有秦国还未普遍设县，因而普遍设县也就成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战国时县的官僚机构和中央官僚机构差不多。商鞅变法时，每县设有令(也称大啬夫)和丞，丞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相。韩、魏等国在县令之下还有御史(《韩非子》、《战国策》)，县御史在县中的地位相当于国君的御史大夫。从新郑出土的韩兵器铭可知，韩国还设有县司寇，主管县的刑法和兵器制造。
县的行政组织主要有：
1.县令(县啬夫)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属官有令史(掌文书、调查案件、率卒捉拿人犯等，属官有令史掾)。县令出缺，令史可以代理。
2.县丞分管经济和司法，包括征收粮草和审案；地位仅次于县令，其属官有丞史。
3.县尉分管县内军务，有权征发一县役卒，监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书等；其属官有尉官吏或尉史、士吏。
4.县司马属官有司马令史和司马令史掾。《秦律》规定若马匹不好使用，司马要受处罚，可见县司马与一县的马政有关，或许是专司一县马匹的征调和使用。
5.县司空主管县内工程建筑(以军事性质为主)，因建筑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又分管刑徒。其属官有司空佐史、司空啬夫、士吏等。
(2)郡
郡在春秋末年才开始在晋国设置，是在内地推行县制后设立的。郡本设在新取得的边地，因边地荒陋、地广人稀，其面积虽比县大，但地位要比县低。《左传·哀公2年》载，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垢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预注引《周书·作雒篇》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可证春秋时县大于郡。
战国时边地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因为郡的地盘太大不易管理，便在郡下划分为若干小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这一制度也是三晋最先推行，如魏国上郡有15个县(为防御秦国而设)，赵国代郡有36个县(云中、雁门、代郡为防御林胡、楼烦而设)，韩国上党郡有17个县。后来，秦、楚、燕也效法三晋的郡县制度。
战国时的郡都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国防，所以一郡的行政长官称守或郡守、太守。《战国策·赵策一》载，(韩王)令韩阳告上党之守靳□曰：“秦起二军以临韩，韩不能有。今王令韩兴兵以上党入于秦，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则有令，而臣太守，虽王与子，亦其猜焉。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阳趋以报王。王曰：“吾始已诺于应候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乃使冯亭代靳□。可见太守是由武官充任、由国君直接任免的官职，有权征发本郡役卒。
代行或试用期的郡守称假守。郡的署衙称府，郡守以下设有都尉(主管军务)及御史(负责监察)。
(3)其他
齐国设都(类似郡)。战国时只有齐国始终未设郡，但设有都。齐桓公时，管仲整理政治军事，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为五属来统洽。战国时齐共设有五都(临淄、平陆、阿、即墨、莒)，可能是从五属演变而来的，但五都已带有郡的性质，所以不同于五属。五都均设有选练的常备军(称技击或持戟之士)，因而有“五都之兵”，也称五家之兵。《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威王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又《战国策·燕策一》载，齐宣公令“子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平陆是齐的五都之一，可见都的长官称大夫。
秦国设道和都(均相当于县)。道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有道官(又称道啬夫)。都设在有王室私产和宫室的地方，有都官。不属县令管辖的地方直属中央内史，有独立的机构，属官有佐、史、啬夫等。
(4)乡、里、聚、亭
乡(县之下)在春秋时已出现，齐、宋、郑、楚等国已经设乡。乡的官吏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和税收)、游徼(掌捕盗)。
里(乡之下)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已出现。当时的行政系统有天下、国、乡、里(《墨子·尚同》)或国、邑、乡、里(《吕氏春秋·怀宠篇》)。邑有大有小，大邑相当于县，小邑则隶属于乡、里。里有里正(或称里典)，秦国充任里典的多是乡间豪强有勇力之人，即“率敖”。里的居民统称里人，以家为单位，按什伍编组，并设有伍老。编入伍的居民统称伍人或四邻，编入伍的各家男丁称士伍。
聚是民众聚居的地方，实际相当于村落。商鞅变法时，曾合并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
战国时各国在边境设亭、置亭长，以防御敌人。魏国吴起为河东守时，秦在其边境设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韩非子·内储说上》)。 战国时最高级的食封贵族称君或侯，多为王室宗亲、嬖幸和功臣。他们从国君那里得到大片封地(封邑)，其特点有：
1.封君只享有封邑租税，不占有土地及其人口。如孟常君袭父封，封万户于薛，只能派人去收租税，以供养自己及门客的生活；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2.封君要接受国君统一号令，或由国君直接委派相去监督。如魏国的成侯受封时“手受大府之宪”，受制于国君的统一法令；赵武灵王封长子章于代，号安阳君，同时又派田不礼为相。
3.封邑内只有少量用于自卫的军队。
4.由于各国大多有针对世卿世禄的变法和激烈的权力之争，封君绝大多数难以做到世代相袭。
5.封君特权较一般贵族更多，经济实力较雄厚。如楚怀王授予鄂君启错金铜节，其铭文规定：鄂君启的舟车所载商品过关时，大多免征关税；孟常君在薛放高利贷，一次就“得息钱十万”。
三晋、齐、燕大致沿袭春秋爵制，可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卿有上卿、亚卿之分，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赵国蔺相如、虞卿都曾“拜为上卿”；孟子曾在齐国做过卿；乐毅曾在燕国为亚卿，荆轲曾被尊为上卿。大夫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如魏国吴起做西河守时，曾以长大夫奖励军功；后来须贾曾为中大夫；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秦国爵制较特殊，商鞅曾分为20级，级高位尊，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相当于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相当于大夫；五大夫以上有食邑)、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或称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相当于卿)、伦侯、彻侯(相当于诸侯)。同时，秦国的官、爵不分，自大良造以下既是爵称又是官称。此外还有客卿，凡六国人士入秦得到卿位则称客卿。
秦军中，地位最低的兵叫“小夫”，无爵。步卒起爵于公士，上造可乘兵车，簪袅可驾御驷马，不更可“主一车四马”，但仍属兵卒性质。大夫以上才是军官。爵至五大夫，便可享有食邑。 从官吏的来源看，主要可分为两种：依靠才能或靠各种关系。前者是用人唯贤，后者则用人唯亲。对于将领，依据胜败进行赏罚：立有战功者，一般按军功晋升爵级；战败受罚，不仅罪及本身，还要连累家属。赵国赵括被任为将军时，其母知其不能胜任，怕战败受连累，当即向赵王声明同赵括脱离关系。
选官途径有：
1.立功仕进。如商鞅定20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韩非子·显学》)，即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
2.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一些人为博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盛，《战国策》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于策问、对策和献策的盛行，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气氛十分活跃。
3.亲亲入官。这是依靠亲属、裙带、宠幸等关系作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齐、楚尤为突出，齐国执政或将领多出于田氏，楚国重要官位多出于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国由于改革较彻底，这种陋习较少些。
4.推荐任能。魏文侯时，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都是翟璜所荐，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魏成子所荐(《史记·魏世家》)；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经齐将田忌推荐而被威王用为军师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5.召聘应征。战国后期，孔子七世孙孔顺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金帛聘以为相(《孔丛子·陈士义》)。
6.卖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官爵也被当作特殊商品由贵家豪族花钱买官(《管子·八观》)。

3. 古代“秦会”的简介

简介秦桧（hui）
生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南归后，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 宋体字的创建者，注：宋体字原为秦体字，因其政治迫害爱国英雄岳飞而改秦体字为宋体字。 生平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飞黄腾达，因此做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立张邦昌为傀儡，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不发一言。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立张邦昌，要求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言官之首），于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做出了劝降楚州宋军等系列汉奸行动。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照察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去办，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奉送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是他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如此赏识，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宝座。被罢相伺机再起，与金国签订和约。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又使他十分担心地“睡不着”。他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可轰动天下。而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只因那时赵构还怵于抗战派士大夫以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还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未被采纳，秦桧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后来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相吻合．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得忍受着暂时的挫折，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因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秦桧、赵构和挞懒内外勾结，不愁南宋不亡。
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 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请看一个昏君和一个奸相的绝妙对话；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可见，进入“挟虏势以要君”这一阶段后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孔不入了。对这样一个人而若还称之为“区区一桧”，还认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就只是被认为是有意为秦桧的各种罪恶行径进行开脱了。
宋金第一个和约签订不到一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对南宋主张用诱降讲和策略的挞懒被杀，宗弼(兀术)上台。从绍兴十年(1140年)起，金撕毁和约，以宗弼当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击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金兵将校纷纷准备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称的金帅乌陵思谋，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军到即降，金将军韩常想以五万骑兵内附，岳飞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女真族根据地)，与诸公痛饮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桧却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给金朝，命岳飞退兵．岳飞给朝廷的报告说：“金人锐气丧失，气节败坏，把装备粮草全部丢弃，疾走渡河．而我军将士听命效劳，所向披摩．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要求乘胜进军。秦桧深卸岳飞抗金意志不可夺，就先撤张俊、杨沂中的军队，而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严令迅速退兵。赵构、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举牌疾驰而过，车马行人见之，都得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传送最紧急的军令诏令），紧催撤军，岳飞愤慨惋惜地哭着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痛哭，岳飞悲泣．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实权派。他们既担心抗金战争的顺利发展会激起女真贵族的不满，也忧虑岳家军的迅速壮大，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胜利在望之际，迫令岳飞撤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想法收他们的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障碍。于是密奏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负责军国要政的)。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
宗弼得知秦桧解除三大将兵权，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就乘机一再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说，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示意，如肯顺降，须以淮水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让给金国。同时，金朝派人指使察桧，必杀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才可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间，秦桧按金人授意，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审判机关)．岳飞被捕后，秦桧加紧投降活动。十一月，宗弼派萧毅到临安，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投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着说，“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正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盲和议失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杀掉他。岳飞被捕，有正义感的臣民愤愤不平。岳飞将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满腔愤患，只得骑驴载酒绕西湖了。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 总揽大权 排除异已 秦桧除将岳飞等陷杀外，对南宋其他忠臣良将，也不放过。迫害手法花样翻新。
当时秦桧既已“挟虏势以要君”既已能把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上，则其权势之伸展和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刑法各个方面。自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单就刑法这一方面来说，则如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于秦桧死后所概括叙述的：
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罗织罪名，诬枉陷害岳飞父子和张宪而置之于死地，这就正是秦桧任凭“一时之私意”而“死则死之”的一桩典型事例。
秦桧死后不久，在赵构所发布的一道诏令中，对秦桧的擅生杀之权的事也已经加以揭露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载：
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后，三省将上取旨。
这里面的所谓“大臣”，当即专指秦桧而言；所谓“便作‘已奉特旨'”，实即“假传圣旨”亦即“矫诏”的同义语。在此诏中虽则未将岳飞狱案明确指出，但其必然把这一狱案包括在内，却是断然无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当中，就更明确地指出，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冤狱，完全是由秦桧矫诏所造成的。其文曰：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 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
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
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 此，故不备录云。
与当时的许多史实联系起来，例如，在岳飞系狱之后，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与秦桧交涉和争辩，上疏给赵构进行谏阻的人则极少，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这段叙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实际的。其中的论断，也全都十分公正。“名为诏狱，实非诏旨”，最能反映出秦桧制造岳飞父子及张宪这次冤案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研讨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便无法否认，秦桧是残害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元凶大恶。

4. 洪秀全儿子被清军抓住后说出了什么秘密，导致慈禧连夜将其凌迟处死

洪秀全政权由盛转衰，最终洪秀全儿子被慈禧抓走。提到清朝末年，不得不提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出来的洪秀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分封了4大天王，最终成为了一方霸主。但最终洪秀全政权没落，，并且导致自己的儿子被慈禧抓走了。

太平天国运动一定会没落，只因内部出现问题。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一定会走上灭亡，这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咎由自取。洪秀全在刚建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把土地分给农民，获得了大批民心，但存在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没落，主要是因为洪秀全大势的封王，竟然封了2700多位亲王，也成了历史之最。

5. 皇甫诞碑注解

下文从网上转载，

皇甫诞君碑碑文注释

随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
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制
夫素秋肃煞，劲草标於疾风；叔世艰虞1，忠臣彰於赴难。衔须授命，结缨殉国2，英声焕乎记牒，徽烈著於旂常3，岂若衅起萧墙，祸生蕃翰4，强逾七国，势重三监5。其有蹈水火而不辞，临锋刃而莫顾，激清风於後叶，抗名节於当时者，见之弘义明公矣。

1. 叔世：叔，衰，末。叔世即末世。艰虞：指艰难困苦的时代。
2.衔须：口含胡须，表示临难不屈、大义凛然的样子。《后汉书?独行传?温序》：“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
结缨：系好帽带，表示从容就死。《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3.记牒：史册、文字记录。旂常：“旂（qí）”和“常”，指王侯的旗帜，代指王侯。
4.衅：同“衅”，祸患、祸乱。衅起萧墙，指祸乱发生在家里，比喻内部发生祸乱。藩翰：指诸侯王国和大臣。
5.七国，指汉景帝时吴、楚、赵、胶西、济南、菑川、胶东七个诸侯国，因于前145年同时发动武装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三监：周武王灭商后，以商旧都封给纣子武庚，并以殷都以东为卫，殷都以西为鄘，殷都以北为邶（bèi），分别有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总称“三监”。见汉郑玄《诗经?邶鄘卫谱》。

君讳诞，字玄宪，安定朝那人也6。昔立效长丘，树绩东郡，太尉裂壤於槐裏，司徒胙土於耏门7，是以车服旌其器能，茅社表其勋德，铭功卫鼎，腾美晋锺，盛族冠於国高8，华宗迈於欒郤9，备在史牒，可略言焉。曾祖重华，使持节、龙驤将军、梁州剌史，润木晖山，方重价於赵璧10；媚川照阙，曜奇采於随珠11。祖和，雍州赞治、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胶泾二州刺史。高衢将骋，遽夭追风之足；扶摇始搏，早坠垂天之羽12。父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长乐恭侯。横剑梐枑13，威重冠军；扸瑞蕃条14，声高渤海。

6.朝那：安定郡朝那县，在今甘肃平凉一带。康熙字典解释，朝，《集韵》追输切，音株。朝那，县名。那，《正韵》奴何切，?音傩（nuó）。《说文》西夷国安定有朝那县。可见，朝那应读为zhū nuó。
7.昔立效长丘，树绩东郡，太尉裂壤於槐裏，司徒胙土於耏门：这一句涉及两个典故。
立效长丘，司徒胙土於耏门：《左传?文公十一年》：“初，宋武公之世，鄋瞒（sōu mán，春秋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国，属长狄的一支）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ér）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关于这段文字的解释，历来争讼甚多，此不赘述。从碑文意思看，于志宁是理解为司徒皇父（通“甫”）受封于耏门。上句“立效长丘”，即指“败狄于长丘”事。胙zuò，赐予：胙土，帝王以土地赐封功臣，酬其勋绩。
树绩东郡，太尉裂壤于槐里：指东汉太尉皇甫嵩受封为槐里侯。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东汉末期名将。汉灵帝时为北地太守。黄巾起义爆发时，任左中郎将，与朱儁（jùn）率军镇压起义军，后官至太尉，封槐里侯。上句“树绩东郡”，即指皇甫嵩曾于东郡仓亭大破黄巾军事迹。
8.国高：国子和高子，二人皆春秋时齐国上卿。《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杜预注：“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
9.栾却：晋国旧时的望族。
10.润木晖山，晖通“辉”。赵璧，即和氏璧，战国时为赵惠文王所得。
11.随珠，随侯珠。《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
12.高衢：大道，要路。比喻高位显职。追风：形容马行之速，此处比喻升迁。
“遽夭”，“早坠”：表示皇甫和去世较早。王昶《金石萃编》将“夭”释为“犮”应为误。
扶摇：暴风由下向上升腾。抟(搏)：凭借。此句喻仕途得志。
13. 梐枑，bìhù，亦作“梐枒”，俗谓“行马”，古代官署前拦挡行人的栅栏,用木条交叉制成。
14. 扸瑞：扸，古同“析”。扸瑞，相当于“剖符”，指受封拜官。
番条：即“藩条”，汉代州刺史以六条考察州郡官吏，后以此指代刺史之职。

公量包申伯，禀嵩山之秀气15；材兼萧相，降昴纬之淑精16。据德依仁，居贞体道17。含章表质，讵待变於朱蓝；恭孝为基，宁取训於桥梓18。锋剸犀象，百练挺於昆吾；翼掩鸳鸿，九万奋於溟海。博韬胥产，文瞻卿云19，孝穷温凊之方，忠尽匡救之道。同何充之器局，被重晋君20；类荀攸之宏图，见知魏主。斯故包罗众艺，囊括群英者也。
15. 申伯：周宣王的母舅，封于申，故称“申伯”。《诗经??大雅? 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崧，即“嵩”。《崧高》一诗，相传为尹吉甫叙申伯之功业，并为之送行而作。
16. 萧相：指萧何。昴纬：昴星，白虎七宿的第四宿，又名髦头、旄头。传说萧何为“昴星精”。后以“昴降”为称颂显贵之词。
17.据德依仁：把德和仁作为言行依循的标准。语出《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居贞体道：遵守正道，躬行正道。《易??颐卦》：“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韩非子??解老》：“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
18. 含章：包含美质。《易??坤卦》：“六三，含章可贞。”孔颖达疏：“章，美也。”表质，显示出朴素的本质。讵：岂，怎。朱蓝：朱色和蓝色。此句比喻人有朴素美好的本质，有待加以显现。碑文作反问句。桥梓：桥木和梓木，古代比喻父子。这里桥梓引申为孝道。
19.锋剸犀象：剸，割断。剑锋可以斩断犀牛和大象。
翼掩鸳鸿：比喻才能超越同辈。
胥产：春秋名臣伍子胥和子产。子产是春秋时郑大夫，治郑多年，美有政绩。
卿云：汉代辞赋名家司马相如和杨雄。司马相如，字长卿；杨雄，字子云。南朝陈徐陵《报尹义尚书》：“才冠卿云，智同荀郭。”
20. 何充，字次道（不是“永和拥卷，次道藏书”的那个宋次道），晋灊(qián)县人。俊逸而能文章，成帝时为宰相，后辅佐幼主，所任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使国家安定。传见《晋书》卷七七。

起家除周毕王府长史。策名蕃牧，则位重首寮；袨服睢阳，则誉光上客21。既而苍精委驭，炎运启图。作贰边服，实资令望，授广州长史22。悦近来远，变轻訬於雕题；伐叛怀柔，渐淳化於缓耳23。蜀王地处维城，寄深磐石，建旟玉垒，作镇铜梁，妙择奇材，以为僚佐，授公益州总管府司法24。昔梁孝开国，首辟邹阳；燕昭建邦，肇徵郭隗25。故得驰令问於碣馆，播芳猷於平台，以古方今，彼此一也26。

21. 起家除周毕王府长史：史载皇甫诞“周毕王引为仓曹参军”，碑文或有溢美。
策名：指为官献身于朝廷之事。蕃牧：指镇守边关的大将、大臣。
袨服：盛装艳服。睢suī阳：即商丘。梁孝王在睢阳建东苑（又称“梁园”、“兔园”），此园规模宏大，宫室相连，供游赏驰猎。梁孝王在其中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22. 苍精：苍帝之精。苍帝为传说中主东方之神，名灵威仰。炎运：古时五行家称以火德而兴的帝业之运。旧以“苍精”和“炎运”指西汉刘邦的兴起。此处系泛指，代隋文帝杨坚称帝。
作贰边服：边境叛乱。此句意为边境叛乱，需要有德之士前去掌守，故被任命为广州长史。
按：广州长史，《隋书》作“出为鲁州长史”。《金石录》卷23《隋皇甫诞碑》：“传与墓志皆云为‘鲁州长史’，而碑作‘广州’，则疑碑之脱漏。”事实上，鲁州，乃隋仁寿末避杨广讳改广州置，治所在鲁山县（今河南鲁山县），大业三年（607）废。隋末王世充置，唐武德四年（621）废，后复置，九年又废。可知，鲁州、广州实为一地，传、碑、墓志（今不传）均不误。若以皇甫诞所在时而言，则应以“广州”为正，故碑用之。
23. 悦近来远：使近者悦服，远者来归。亦谓远近归服。语本《论语·子路》：“近者悦，远者来。”
轻訬(chāo)：轻捷，浮躁，轻率。
雕题、缓耳：均为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
伐叛怀柔：伐叛，讨伐叛逆。怀柔，用政治上笼络的手段使之归附。
24. 蜀王：隋文帝杨坚第四子，徙封于蜀，曾任益州刺史，后为宇文化及所害。
维城：连城以卫国。《诗经·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故“维城”也借指皇子或皇室宗族。
磐石：比喻分封的宗室。
建旟：大将出镇。玉垒：玉垒山在四川省理县东南。玉垒也常作成都的代称。
铜梁：铜梁山在四川省合川县南。山有石梁横亘，色如铜。
25. 邹阳：西汉著名温士。原为吴王刘濞门客，吴王谋反，邹阳谏止而不听，遂与枚乘、严忌等离吴而去，为梁孝王门客。后被诬陷入狱，险遭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释，并尊为上客。见《史记·邹阳列传》。
郭隗wěi：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为报齐灭燕之仇，并复兴燕国，拜访郭隗求计问策。郭隗要燕昭王招纳贤士，并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燕昭王纳其谏，“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此举天下震动，乐毅、邹衍等人皆来归附燕国，燕国从此强大起来。见《史记·燕召公世家》。肇：启，开始。
26. 令闻，美好的声名。问，通“ 闻 ”。
碣馆：即碣石馆，碣石宫。为燕昭王为邹衍所建之宫。
平台：汉时梁孝王建，并曾与邹阳、枚乘等游此。
芳猷：美德。唐 白居易 《祭咸安公主文》：“承渥泽於三朝，播芳猷於九姓。”

寻除尚书比部侍郎，转刑部侍郎。趍步紫庭，光映朝列；折旋丹地，誉重周行27。俄迁治书侍御史。弹违纠慝，时绝权豪；霜简直绳，俗寝贪竞28。随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咒网泣辜，情存缓狱29。授大理少卿，公巨细必察，同张季之听理；宽猛相济，比于公之无冤30。但礼闱务殷，枢辖寄重，允膺此职，实难其人31。授尚书右丞，洞明政术，深晓治方，臧否自分，条目咸理。丁母忧去职，哀恸裏闾，邻人为之罢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辍歌32。孝德则师范彝伦，精诚则贯彻幽显。虽高曾之至性33，何以加焉。寻诏夺情34，复其旧任。

27. 折旋丹地：折旋，古代行礼时的一个动作。丹地，宫殿中涂红色的地面，借指朝廷。
誉重周行：周行，周官的行列。《诗·周南·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毛 传：“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后用以泛指朝官。（“周行zhōu xíng”还有很多其他意思，可参考汉语词典）
28. 霜简直绳：霜简，古代御史弹劾大臣的奏章。直绳，以法制裁。
俗寝贪竞：指平息了世俗的贪婪竞进之风。
29. 求衣：索衣。谓起床。《汉书·邹阳传》：“始孝文皇帝 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 颜师古注引臣瓒曰：“ 文帝入关而立，以天下多难，故乃寒心战栗，未明而起。”
恤刑：慎用刑法，尤指减刑。
咒网，通“祝网”。《史记·殷本纪》：“ 汤 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 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后因以“祝网”为帝王施行仁德之典。
泣辜：指帝王怜恤罪人。
30. 张季：张释之，字季。汉文帝时任廷尉，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于公：汉相于定国之父，曾参审“东海孝妇”案，认为孝妇有冤。传“东海孝妇”就是后来“窦娥”的原型。
31.礼闱：指尚书省。汉代尚书省设在建礼门内，又近禁闱，故称。
务殷：公务繁忙。
枢辖：指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
寄重：借重。
允膺：承当，胜任。
32. 罢社：停止社祭。《三国志·魏志·王脩传》：“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后用为对别人丧母表示哀悼之典。
33. 高曾：孔子弟子高柴和曾参，二人均事亲至孝。
34.夺情：古人父母去世，按礼当守孝三年，不能任职为官。而大臣为国家所重，由皇帝特诏在未满守制期去除丧服，称为“夺情”或“夺服”。

于时山东之地，俗阜民浇35，虽预编民，未行声教。诏公持节为河北河南道安抚大使，仍赐米五百石、绢五百匹。公輶轩布政，美冠皇华之篇；拥节观风，荣甚绣衣之使36。事讫反命，授尚书左丞。然并州地处参墟，城临晋水，作固同於西蜀，设险类於东泰，实山河之要冲，信蕃服之襟带37。授公并州总管府司马，加仪同三司。公赞务大邦38，声名藉甚，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属文帝剑玺空留，銮跸莫反39，杨谅率太原之甲，拥河朔之兵。方叔段之作乱京城，同州吁之挻祸濮上40。虽无当璧之兆41，乃怀夺宗之心。公备说安危，具陈逆顺，翻纳魏勃之策，反被王悍之灾42。仁寿四年九月，溘从运往，春秋五十有一，万机起歼良之叹，百辟兴丧予之悲43，切孔氏之山颓，痛杨君之栋折。赠柱国左光禄大夫，封弘义郡公，食邑五千户，諡曰明公，礼也。丧事所须，随由资给，赐帛五千段，粟三千石。

35. 浇：浇薄，指社会风气浮薄不淳朴。
36. 輶轩布政：輶轩，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代指出使。
皇华：《诗·小雅》中的篇名。《序》谓：“《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国语·鲁语下》：“《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於周。”后因以“皇华”为赞颂奉命出使或出使者的典故。
拥节：即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
观风：帝王或大臣到地方考察民风。
绣衣之使：即“绣衣直指”，“绣衣使者”，汉官名。汉武帝天汉年间，民间起事者众，地方官员督捕不力，因派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仗节，兴兵镇压，刺史郡守以下督捕不力者亦皆伏诛。后因称此等特派官员为“绣衣直指”。绣衣，表示地位尊贵；直指，谓处事无私。后亦称“ 绣衣使者”，省称“绣衣”。
37. 参墟：亦作“参虚”。参星的分野。当今山西、河南一带。《左传·昭公十五年》：“ 唐叔受之，以处参虚。” 杜预注：“参虚，实沉之次， 晋之分野。” 孔颖达疏：“实沉之次，晋之分野，上系参之虚域，故云参虚。”
东泰：启功先生考证“东泰”应为“东秦”之误。从文义以及骈文的对仗方面讲，启说颇为可信。
38. 赞务：协助处理事务，也指州郡长官的助理。
39. 属：恰好遇到。剑玺空留、銮跸莫反：均指帝王驾崩（这里指隋文帝为杨广所杀）。
40. 叔段：即共叔段。春秋时郑庄公封弟共叔段于京，称为“京城太叔”。后共叔段谋乱，为郑庄公平息。事见《左传》。
州吁：春秋时卫庄公爱妾所生之子，得到卫庄公的宠爱。隐公四年（前719），州吁弑卫桓公自立，后被卫人杀于濮。挻：引发；延及。
41. 当璧之兆：当璧，比喻立为国君。语出《《左传·昭公十三年》。
42. 魏勃：西汉齐王刘肥的中尉。吕后死后，诸吕欲反，朱虚侯刘章探知其谋，于是派人偷出长安报告其兄齐王刘肥，想让刘肥发兵西征，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便诛杀吕氏族人，趁机立齐王为帝。齐王闻讯后，就和他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谋划出兵。事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王悍：西汉赵王刘遂的内史。汉景帝时，吴楚反，刘遂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事见《史记·楚元王世家》。
43. 万机：指皇帝。歼良：诛杀好人。语出《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百辟：指百官卿士。丧予，典出《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惟公温润成性，夙表白虹之珍44；黼黻为文，幼挺雕龙之采45。行已穷於六本，蕴德包於四科46，延阁曲台之奇书，鸿都石渠之秘说，莫不寻其枝叶，践其隩隅47。譬越箭达犀，饰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礲48。救乏同於指囷，亲识待其举火49。进贤方於推毂，知已俟以弹冠50。存信舍原，黄金贱於然诺；忘身殉难，性命轻於鸿毛。齐大小於冲襟，混宠辱於灵府51，可谓楷模雅俗，冠冕时雄者也。方当亮采泰阶，参综机务，岂谓世逢多故，运属道消，未展经邦之谋，奄锺非命之酷。

44. 夙：早
45. 黼黻fǔ fú：原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借指修饰文辞。
雕龙：雕镂龙纹。比喻善于修饰文辞或刻意雕琢文字。
46.六本：古谓立身行事的六项根本：孝、哀、勇、能、嗣、力。汉刘向 《说苑·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陈有队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生才有时矣，而力为本。”
四科：孔门四种科目。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邢昺疏：“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后汉书·郑玄传》：“ 仲尼之门，考以四科。”
47.延阁：古代帝王藏书之所。曲台：汉时为校书著记之处。
鸿都：汉代藏书之所。石渠：西汉皇室藏书之处，传为萧何所造。
隩隅yù yú：室的西南角，借指内室。引申为学问精绝深奥之处。
48.越箭：以越山之竹所造之箭。达犀：穿透犀革。括羽：箭末羽毛，可使箭飞行更快更稳。此句语出《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楚金：楚地所产之良铁，铸造刀剑，尤为锋利。
49. 指囷qūn：《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 肃乃指一囷与周瑜。”后以“指囷”喻慷慨资助。
举火：生火做饭，引申为生活。
50. 推毂：原意是推车前进，尤特指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遇。也引申为荐举，援引的意思。《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
弹冠：弹去冠上的灰尘；整冠。比喻相友善者援引出仕。 晋葛洪《＜抱朴子＞自叙》：“内无金张之援，外乏弹冠之友。”
51. 冲襟：胸襟，胸怀。灵府：指思想，心灵。

世子民部尚书上柱国滑国公无逸，以为邢山之下，莫识祭仲之坟；平陵之东，谁知子孟之墓52。乃雕戈勒石，腾实飞声53，树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葛亮之陇，锺生禁之以樵蘇54；贾逵之碑，魏君叹之以不朽55。乃为铭曰：

52. 邢山：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南。
祭仲：春秋时郑国大夫，为郑庄公的权臣。《晋书》卷34《杜预传》：“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
平陵：汉昭帝之墓，在进陕西咸阳市西北。
子孟：即霍光，字子孟，为西汉三朝重臣，死后以帝礼陪葬于茂陵东侧。碑文作“平陵之东”，或为于志宁撰文时误记。
53. 腾实飞声：一般作“腾声飞实”。传扬名声与功业，谓使名实俱得传扬。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54. 葛亮之陇：诸葛亮之墓。
钟生：指钟会。《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钟）会径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
樵苏：砍柴打草的人。
55. 贾逵：字梁道，历仕曹操、曹丕，是曹魏政权中具有政治、军事才干的人物。《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殷后华宗，名卿胄系。人物代德，衣冠重世。逢时翼主，膺期佐帝。运荣经纶，执钧匡济。门承积庆，世挺伟人。夜光愧宝，朝采惭珍。云中比陆，日下方荀56。抑扬元辅，参赞机钧。玉叶东封，贰图北启。伏奏青蒲，曳裾朱邸57。名驰碣石，声高建礼58。珥笔宪台，握兰文陛59。分星裂士，建侯开国。辅藉正人，相资懿德60。中台辍务，晋阳就职61。望重府朝，誉闻宸极。乱阶蔓草，灾生剪桐62。成师构难，太叔兴戎63。建德效节，夷吾尽忠64。命屯道著，身殁名隆65。牛亭始卜，马獦初封66。翠碑刻凤，丹旆图龙67。烟横古树，云锁乔松。敬铭盛德，永播笙镛68。
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书

56. “陆”指陆云，陆机的弟弟，“荀”指荀隐。《晋书》卷54 陆云传：“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
57. 付奏：谓俯伏上奏。青蒲：指天子内庭。
曳裾：拖着衣襟。裾，衣服的大襟。朱邸：王侯贵官的府第。
58. 建礼：本指汉建礼门，为尚书郎值勤之处。借指尚书郎，此即指上文“除尚书比部侍郎”。
59. 珥笔：古代史官、谏官上朝，常插笔冠侧，以便记录，谓之“珥笔”。
宪台：后汉改称汉御史府为宪台。后为同类机构的通称，亦以称御史等官职。
握兰：汉 应劭《汉官仪》卷上：“﹝尚书郎﹞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兰，香草。后以“握兰”指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的近臣。
文陛：宫阙的殿阶。借指朝廷。
60. 辅藉正人：以正直之人作为辅佐。藉：借助，依靠。
相资懿德：以德行美好之人作为相理。相资：相互资助，相互凭借。懿德：美德。
61. 中台辍务，晋阳就职：指离开中央，来到地方任职。
62. 《吕氏春秋·重言》：“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 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后因以“剪桐”为分封的典实。此处借指杨谅作乱。
63. 成师构难：构难，发起战争。成师，春秋时晋穆侯之子，晋文侯之弟，晋昭侯的叔叔。晋穆侯在伐条之战时兵败，文侯恰巧降生，穆侯就给他取名仇。两年后，穆侯报仇，在千亩之战时大获全胜，仇的弟弟降生，取名成师。穆侯晚年，其弟殇叔杀死穆侯，自立为君。仇就带着弟弟成师逃跑。后来，仇杀掉殇叔，夺回君位。文侯宠爱弟弟成师，临终时委任他监国。昭侯即位后，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很多忠诚明智之人都劝谏说：曲沃为大邑，不次于晋都翼，把桓叔封在曲沃，就会形成尾大不掉，日后必为祸害。昭公认为是自己的亲叔叔，不知防备。前739年，晋大臣潘父弑杀了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退回曲沃。晋人共立昭侯之子平为君，是为孝侯。此处借此典指杨谅以兄弟名分兴兵争夺王位的叛乱。
太叔：即共叔段，见前文注释40。
64. 建德：西汉赵王刘遂之相。参前文注释42。
夷吾：赵夷吾，楚王之太傅。《史记·楚元王世家》：“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 《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中元二年，“封四侯”。集解引文颖曰：“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此四人各谏其王，无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其子。”
65. 命屯：命丧。殁：死。
66. 牛亭，《汉书》卷81《张禹传》：“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这里以牛亭借指墓地。
马獦：即马鬣。清吴玉搢《别雅》卷5：“马獦，马鬣也。”马鬣，或称马鬣封，是坟墓封土的一种形状，亦借指坟墓。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0引梁任孝恭《祭杂坟文》：“不谓纶绳所用，遂毁牛亭之基；锹锸所侵，爰伤马鬣之势。”
牛亭始卜，马獦初封，意思就是墓址已经选定，坟墓的黄土刚刚封起。
67. 翠碑刻凤，丹旆图龙：石碑上的凤形已经刻就，旌幡上的龙图已经绣好。旆pèi，古代旗末端状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
68. 笙镛：亦作“笙 ”。古乐器名。镛，大钟。《书·益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 孔颖疏：“吹笙系钟，更迭而作。” 孙星衍注引郑玄曰：“东方之乐谓之笙。笙，生也，东方生长之方，故名乐为笙也。西方之乐谓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谓之颂，颂亦是颂其成也。

6. 扶摇：杨幂饰演的扶摇当上了璇玑女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扶摇去道璇玑之后，没有想到莫名的解开了自己的记忆，让自己恢复了记忆之后，扶摇知道原来自己才是拥有凤凰灵性的那个人，而扶摇真实的身份并不是很低下的，扶摇是璇玑的女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扶摇》这部电视剧当中，当杨幂饰演的扶摇当上了璇玑女王之后，立刻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以上这个观点仅代表小编个人的见解，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谅解。

7. 《三国演义》中郭嘉、庞统、贾诩、司马懿智力比较

政治家和军事家两者有很大区别的，比如武则天是政治家，刘少奇也是政治家，但他们都不是军事家，而孙武和霍去病等就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
所以2者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必然的。
三国中被称作2家的只有曹操和诸葛亮，这是真理。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网络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其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自从极亲曹操（其实，这种所谓的“亲”也未必是真的“亲”，其目的也不外为了能引人瞩目而故作惊人之语）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CCTV-10的“百家讲坛”中狂吹了贾诩、郭嘉后，这两个人的所谓军事才能就被众多“易粉”和一些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听讲者捧上了天，这真是一个极为荒唐极为可笑的现象。我不否认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然而，既没有姓孙武那样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著述、又没有统领过军队、亲临疆场指挥打仗的人，居然就成了“军事奇才”，这岂非咄咄怪事！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其实，除了未能选择明主外，他们哪一点比贾诩、郭嘉差！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呢？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对此，《三国演义》的描写和《三国志》基本相同）。易中天为什么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尚不被称为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被称之为“军事奇才”，实在是“军事奇谈”。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更别提贾诩了。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故而袁子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希望大家都看看历史，好好考虑，不要胡言乱语的。

8. 漳州市龙文郭坑镇8月14日发生杀人案件扶摇后宅村发生杀人案件真的吧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由于生命权利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不管被害人是否实际被杀，不管杀人行为处于故意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等哪个阶段，都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究。

9. 秦侩生平事件简介

秦桧出身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父亲当过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只算得上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疾速地飞黄腾达，因此做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他要求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立张邦昌为傀儡，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不发一言。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立张邦昌，要求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言官之首），于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做出了劝降楚州宋军等系列汉奸行动。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 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由于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的，如果照察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去办，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且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统治：就等于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抵抗。秦桧奉送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是他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如此赏识，就迅速爬上了宰相宝座。被罢相伺机再起，与金国签订和约。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又使他十分担心地“睡不着”。他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可轰动天下。而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只因那时赵构还怵于抗战派士大夫以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还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未被采纳，秦桧本人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 后来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相吻合．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得忍受着暂时的挫折，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因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秦桧、赵构和挞懒内外勾结，不愁南宋不亡。
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 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请看一个昏君和一个奸相的绝妙对话；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可见，进入“挟虏势以要君”这一阶段后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孔不入了。对这样一个人而若还称之为“区区一桧”，还认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就只是被认为是有意为秦桧的各种罪恶行径进行开脱了。
宋金第一个和约签订不到一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对南宋主张用诱降讲和策略的挞懒被杀，宗弼(兀术)上台。从绍兴十年(1140年)起，金撕毁和约，以宗弼当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击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金兵将校纷纷准备投降，甚至素以狡悍著称的金帅乌陵思谋，也控制不了部下，只能下令待岳家军到即降，金将军韩常想以五万骑兵内附，岳飞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女真族根据地)，与诸公痛饮耳！”正待不日渡河，而秦桧却想把淮河以北土地送给金朝，命岳飞退兵．岳飞给朝廷的报告说：“金人锐气丧失，气节败坏，把装备粮草全部丢弃，疾走渡河．而我军将士听命效劳，所向披摩．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要求乘胜进军。秦桧深卸岳飞抗金意志不可夺，就先撤张俊、杨沂中的军队，而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严令迅速退兵。赵构、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用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举牌疾驰而过，车马行人见之，都得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用它传送最紧急的军令诏令），紧催撤军，岳飞愤慨惋惜地哭着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痛哭，岳飞悲泣．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是实权派。他们既担心抗金战争的顺利发展会激起女真贵族的不满，也忧虑岳家军的迅速壮大，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胜利在望之际，迫令岳飞撤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想法收他们的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障碍。于是密奏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负责军国要政的)。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
宗弼得知秦桧解除三大将兵权，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就乘机一再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说，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示意，如肯顺降，须以淮水为界，把淮水以北土地和人民割让给金国。同时，金朝派人指使察桧，必杀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才可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十月间，秦桧按金人授意，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甫宋最高审判机关)．岳飞被捕后，秦桧加紧投降活动。十一月，宗弼派萧毅到临安，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和约签订后，秦桧照女真贵族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岳飞被捕已两月有余，“罪状’还投编造好．一天，秦桧独居书室，吃了柑子，用手指划柑皮，若有所思。秦桧妻王氏素来阴险，看见秦桧的动作就讪笑着说，“老汉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难哪！”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写一张小纸片送狱吏。岳飞当天就死在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正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盲和议失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杀掉他。岳飞被捕，有正义感的臣民愤愤不平。岳飞将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可能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满腔愤患，只得骑驴载酒绕西湖了。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 总揽大权 排除异已 秦桧除将岳飞等陷杀外，对南宋其他忠臣良将，也不放过。迫害手法花样翻新。
当时秦桧既已“挟虏势以要君”既已能把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上，则其权势之伸展和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刑法各个方面。自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单就刑法这一方面来说，则如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于秦桧死后所概括叙述的：
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罗织罪名，诬枉陷害岳飞父子和张宪而置之于死地，这就正是秦桧任凭“一时之私意”而“死则死之”的一桩典型事例。
秦桧死后不久，在赵构所发布的一道诏令中，对秦桧的擅生杀之权的事也已经加以揭露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 1156年1月5日）载：
诏：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 今后，三省将上取旨。
这里面的所谓“大臣”，当即专指秦桧而言；所谓“便作‘已奉特旨'”，实即“假传圣旨”亦即“矫诏”的同义语。在此诏中虽则未将岳飞狱案明确指出，但其必然把这一狱案包括在内，却是断然无疑的。在《宋史·刑法志》（二）当中，就更明确地指出，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冤狱，完全是由秦桧矫诏所造成的。其文曰：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卨 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
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脏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
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 此，故不备录云。
与当时的许多史实联系起来，例如，在岳飞系狱之后，凡要搭救他的，大都是去与秦桧交涉和争辩，上疏给赵构进行谏阻的人则极少，这就可以知道，《宋史·刑法志》（二）的这段叙述，每一句都是切合实际的。其中的论断，也全都十分公正。“名为诏狱，实非诏旨”，最能反映出秦桧制造岳飞父子及张宪这次冤案的真实情况。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研讨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便无法否认，秦桧是残害岳飞父子和张宪的元凶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