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民法

❶ 女子偷情时老公回家，情夫吓得从四楼跳下摔死，丈夫需要负法律责任吗

摔死，活该！其实这样的案例，不需要根据法律规定就可以判断是非的。男方回家，是否要考虑媳妇正在与他人约会？是否要告知自己的媳妇让情夫安全离开？是否要在自己家窗户下放个安全垫？这肯定不符合常理的，对吧！

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些，有类似法律问题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快回复大家。“四哥有法说”愿意做大家的知心朋友！

❷ 法学本科考研考民事诉讼法方向 那个学校的排名 老师比较好，说请说详细点

西南政法大学：常怡他们，目前国内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江伟。 第二。
清华大学：张卫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错。

❸ 李浩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浩（1951.11-） ，1951出生，江苏吴江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同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师从常怡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1985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代司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强制执行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研方向: 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著有《举证责任研究》；合著《中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际》、《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论》、《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等著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法学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诉讼法与律师制度》的编写。曾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九五”规划“民事证据法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事证据立法”的研究。《民事证据立法与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一文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法原理》一书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一书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一文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一文获安徽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曾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正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正义”。 所获奖励： 1997年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其中1998年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1年获安徽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2006年获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2005年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❹ 谈如何做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但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本文将探究在新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功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事调解制度。
一、搞好法院调解工作的意义
（一）它能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和合作，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心理对抗。避免在诉讼中加剧和对方的隔阂和敌视。纠纷的发生，本身已表明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对抗，这种对抗假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即使在诉讼终结后也无法消除。实践中往往出现“打一场官司、记一世冤仇”的现象，正是这种对抗未能消除的集中体现，假如调解工作做的好，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增进团结。
（二）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活动主要是陈述事实和理由，审判人员的活动主要是查明事实和进行法制宣传，在当事人充分陈述的基础上以案讲法，进行法制教育，促进当事人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和提高办事效率。假如通过调解解决了纠纷，有利于消除矛盾，避免双方当事人意气用事，促进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能彻底解决纠纷。同时，由于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不发生上诉新问题，这就减少了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从而可以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改进调解制度的措施：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调解制度。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摘要：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进行；一种是调审分立式，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一种是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具体设想是摘要：将诉讼程序分为庭前预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两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前预备程序中，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分而设立。庭前法官负责主持调解不参和庭审程序，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审理，不参和庭前程序。之后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在庭审程序中，法院不再进行调解，而是依法做出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在和将调解权和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另外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评估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
（二）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为使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实现，应明确规定在庭前预备程序中，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另外可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为提高诉讼效率，应规定调解期限，调解期限以10日为宜。
（三）规范法院的调解方式。我国民事诉讼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节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院和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和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禁止“背对背”调解，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调解操作中应注重的新问题
（一）在调解之前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在调解之前由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政策、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变更或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使当事人了解调解的好处，讲明义务，划清责任，实事求是提出诉讼请求，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二）抓住当事人的心理特征，并把握他们的性格特征。在调解时应善于抓住当事人的心理特征，调查当事人的诉讼目的。把握当事人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当事人的性格特征，根据当事人性格差别，采取不同的调解方法，有效地做好调解工作。这样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将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三）调解时双方当事人必须到庭。假如调解时当事人不出庭公开表示对调解的拒绝，就不能体现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但是假如当事人由于身体有病等非凡原因不能出庭，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请求调解”等诉讼行为。如因非凡情况不能出庭，就应向人民法院出具表明本人真正意思的书面意见书，表明对上述新问题的态度。
（四）制定调解计划。为了使调解工作具有针对性、科学性、计划性，可以在调解之前，先根据案情制定调解计划，确定调解工作的重点和调解的具体步骤，并经合议庭探究，发挥集体聪明，保证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❺ 根据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论述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认识

举证责任倒置立法完善的构想

我国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含糊不清所引发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与误导表明：目前我国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上并不理想，存在许多法律中的缺陷及漏洞并由此引发了实务过程中的种种与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的现象，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完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竟相研究及探讨的热点问题，正在起草的《民事证据法》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制度的立法走向。

举证责任倒置将何去何从，正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说法彻底地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建立一套与长期以来理论及实践中均被普遍认同的举证责任倒置相异的，不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概念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还是保留现有的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完善，明析原本含糊的概念的界定，结合本土法律文化的特点让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获得重生？笔者认为，尽管当前举证责任倒置的内涵及适用的范畴仍然含糊不清，既然它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普遍运用的一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那么理性的及与现行法律实践具有连续性的选择不是全盘否定举证责任倒置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理论上探讨如何在既定的对举证责任倒置认识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使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更为科学。如前所述，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走向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完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对策。

一、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法律选择

举证责任倒置如何在法律上予以完善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在证据法草案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争论也层出不穷，杨立新所总结的《中国民事证据法研讨会讨论意见综述（三）》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讨论意见综述部分大致总结了如下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草案中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抓住了主要的问题，总结了司法实践和理论讨论中的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办法。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的正常的举证责任，在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将举证的责任反过来规定。这就是，正置的举证责任是从主张的事实上来的，即证明权利成立的要件，由主张的权利人承担；倒置的时候，只能是部分事实的证明，是对某些事实的证明实行倒置。在这个问题上，草案说的还不够清楚。

第二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倒置的是什么，可以用概括的方法规定，不一定要规定得那么清楚，也不用规定得那么细，只要说明了倒置的后果责任就可以了。要明确规定侵权的领域、合同的领域、医疗事故的领域中，可以举证责任倒置，再加上一条弹性的条款，就可以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涉及到当事人的根本的诉讼利益问题，不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一定要规定好。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意见中，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不清楚的，没有体现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基本精神，在实践中引起举证责任适用中的混乱，很多审判员在审判中滥用举证责任倒置，造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明确规定。但是，也不能对每一种情况都作具体的规定。按照民法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要明确规定这样几条：一是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案件中，对推翻加害人过错推定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二是在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案件中，对于推翻因果关系推定的证明，由加害人承担；三是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的时候，对于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证明，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四是在合同责任中，对于合同责任的过错，因为合同责任中的过错是推定过错，所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推翻过错推定的责任；此外，再规定一个弹性的条款，概括上述这些规定没有规定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即可。

第四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不是诉讼法规定的内容，而是实体法规定的内容。世界上，只有印度、匈牙利和我国台湾的立法在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其他国家都是规定在实体法中，因此，不应当在证据法这种程序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对此，有的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制订的证据法，就是要对有关证据的问题进行完整的规定，要有所突破，不管是实体法的证据问题，还是程序法的证据问题，都要规定进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情况，就是要在实体法的规定中抽象出来，整理出条文，规定在证据法中。

第五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不明确，就应当直接叫做被告举证，清楚明白。再具体规定被告举证的情形。一定要详细，不能概括，以便于操作。

以上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立法的争论，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立法取向上的分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设置的法律选择应遵循规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属于诉讼法及相关的实体法领域，不是纯粹的诉讼法规范或实体法规范，认清了这一点，才能认识到那种将举证责任倒置规范完整无缺地规定于民事证据法中的构想太过理想化，严格的法定主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设置而言，无论如何完善总免不了会挂一漏万，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会随着新类型案件的出现及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而难以援引明确的法律条文来判案，而法谚言：“法官不能因没有法律而不判案”，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设置中应贯彻法律明确规定为主法官自由裁量为辅的基本精神，同时，自由裁量赋予法官相机行事的一定权力，而这种权力类似于英美法上的“衡平”，正如丹宁勋爵在其著作《法律的界碑》中写道的：“衡平法是一种不好把握的东西，对法律来说，我们有一个标准，知道应该相信什么。衡平法与一个人的良心是一致的，这个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宽，衡平法就有多宽，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们确定了衡量标准，也只有这么一种，我们称其为‘大法官的脚’”为避免法官过分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否可以在我国推行判例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虽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当今两大法系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判例法的适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趋扩大①，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里，无论是法官判案，还是律师代理业务，很多情况下也都把过去的案例当成参考。判例法是法官的法，法官通过审理案件创立法律原则，判例就成为法律。因此，法官要有很高的法理素质才能搞判例法。基于法官目前的素质，我国搞判例法还不合适，一旦时机成熟，我国也不是完全不能搞判例法，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法律选择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判例的指导意义考虑在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确定判例法的一席之地，以此来弥补立法中的滞后与缺失，但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举证责任倒置规范设置的立法选择还不能将判例法纳入在内，所以只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基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为辅助的模式。

民事证据法草案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为第七章当事人举证由李浩、汤维建拟，具体为民事证据法草案“第240条（举证责任的倒置）下列民事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被告就其未使用原告的专利方法制造产品负举证的责任。2、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3、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无过错负举证，责任。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5、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被告就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6、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诉讼中，由被告就医疗得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失负举证责；7、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可见民事证据法草案并未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所有类型的案件涵盖在内，仅罗列了现实生活中较为典型的几类，并以一弹性条款“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被告承担举责任的”作高度概括的灵活性规定，而这一草案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对长期以来不明析的举证责任倒置内涵在法律上予以明析，仍然避免不了举证责任倒置范畴含糊不清的局面，其次，从该草案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来看，难免会让人误以为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某些特殊侵权行为的情形，而不包括合同领域中的某些违约行为，再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体现，草拟者既想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予以罗列，但显然草案中的罗列并不理想，从正统的德国式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学说来评价，这一条款既不是法律要件说也不是危险领域说的体现，而是两者的混合物，并且从该草案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判断，草拟者并不想依赖证据法中的规定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范畴总结完全，还得结合其他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完整的体系。此外，该条款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演变。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原则与立法构想

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完善与其它法律一样，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从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功能等各方面的论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将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中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个：

1、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原则；正因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能纯粹地归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规范的立法应贯彻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原则，纵观各国的司法实践及立法经验，正如一些证据立法的专家学者所说的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多见之于实体法，只有少数国家将之规定在程序法中，基于我国立法的特殊的法律传统，对举证责任倒置可以采取法定主义的方法，在程序法中作原则性与概括性的规定，毕竟在法官判案的过程中程序法的规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案件的是非曲直还须在实体法中寻找根据，通常实体法对责任承担的法律要件的规定，从根本上便确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所以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过程中应理智地认识到不可能靠证据法解决所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的设置，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任务。

2、公平原则；公平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同样须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在诉讼中法律应均衡地保护当事人各方，自从1991年我国经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公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就民法无明文规定的医疗损害、交通事故之损害、商品瑕疵之损害以及环境公害等事件，在适用一般侵权行为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同时，大都另以各种特殊情况的事实存在，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方法，从而将上述类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就加害人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及因果关系的事实，由加害人负举证责任②，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公平目标的实现。

3、诉讼经济原则；诉讼中对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直接或间接地会影响到对诉讼制度的选择，诉讼经济原则就是要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就预期目标的理性选择，从而将省下的资源花费用于这一系统的其他领域，合理的举证方式的配置可以实现以更少的诉讼资源获取同样的诉讼目标，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设置，可使举证资源得以在当事人之间能有效地均衡分配，不至于使当事人中的某一方的举证负担过重，导致诉讼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地降低当事人的胜诉机会，正如丹宁勋爵所说的“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同时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也可以自行收集证据④使法院在判案的过程中大大减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耗费，法官不是侦探，他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探清争议的事实，而在于对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及相关的证据作出判断，这又是建立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设置上的，其中举证责任倒置这一举证责任中的例外情形的设置是重中之重。

4、保护弱者原则；在设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保护弱者原则应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与归责任原则相关，而归责原则的演变又是与保护弱者的精神相关，如前所述在古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其二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⑤，后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依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机率越来越低，为保护这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设置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法律公义追求的必然，据此，增加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害人的保护，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举证责任倒置是实行法律要件分类说下的特定现象，并有其局限性，但对弱者的保护是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基本精神与原则。

除了以上几个原则外，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的过程中还应遵循其它一些原则诸如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依诚实信用原则设置举证责任倒置，立法时还可依盖然性原则、危险领域说、经验法则等为参考，完善举证责任倒置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与纰漏。基于以上几个原则，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不仅仅指《民事证据法》）证据距离的远近、举证难易的程度、是否有利于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作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范围的基本思路，从民事证据法草案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可知，在该草案中试图将司法实践总结出的更具操作性及指导性的司法解释也纳入确定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规范的范畴，以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适用上的灵活性，但这一选择应以诚信原则为指导，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案件胜败结果，这对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司法解释不应超出实体法及和程序法所确定的基本立场与方向，只有在立法出现缺失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才能依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对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充，并且不得违背立法精神，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定也应遵循这些限制，从诸多的立法实例来看，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完善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于立法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赋予其法定内涵及意义，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定分止争，避免在是否应该称之为“倒置”的问题上的纠缠不休。

其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纲要性地规定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类型，并通过立法技术的利用增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的灵活性及法律弥补的即时性，因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类型远远不限于如民事证据法中所罗列的几种案件类型，而且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会产生更多新型的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

其三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应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予以充分的重视，毕竟诉讼法对举证负担的规定通常较为原则，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均在实体法中对举证责任作出规定，如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典》、此后的《德国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等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存在这种立法模式⑥，我国《民法通则》尽管许多条文条款较为原则，但仍然注意到举证责任分配事项，而且主要集中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情形，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等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此外《专利法》、《海商法》，《合同法》均存在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部分规定，这些实体法的内容不可能在程序法中面面俱到地予以详尽规定，所以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还应依赖于实体法，所以在我国学者中就有人（如毕玉谦）主张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确定不宜事无具细地规定于法律中而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载量权以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⑦。

最后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合理地在当事人之间配置举证资源，并可以适当地确立判例的指导地位，以弥补现行法滞后的不足。例如，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新闻法》，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难点乃是举证责任问题。按港台诽谤法，在实体法中即已规定了举证责任：新闻真实应由被告证明，如果不能证实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大陆新闻侵权法既然在实体法中将新闻虚假和失实列为诽谤或侵权之构成要件，那么按相应的程序法原则原告就负有证明新闻虚假、失实从而构成诽谤或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虚假或失实，就不能认定诽谤或侵权。然而对此在学术上和实务中均存在强烈争议。在学术上，上海资深新闻工作者贾安坤教授著文认为，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严格按民事诉讼法一般的举证原则办理，即原告举证，有些地方实行“谁报道、谁举证”于法无据，而且有些目击性新闻报道要新闻记者举证也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北京李大元大法官则明确主张对新闻失实的证明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履行证明新闻属实的责任，否则即由被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理由也很实在，因为原告是无法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的，他将因此而丧失保护自己名誉权之可能。在实务中，如北京市高级法院规定，对于起诉报刊侵害名誉权的，应由原告举证，经审查确有证据方予立案。上海市高级法院规定，起诉侵害名誉权应提供认为侵权的报刊所登内容不是事实的证据。也有以原告举证不足以推翻新闻事实而判决原告败诉的。但更多的情况是要求新闻媒介或作者履行证明新闻真实的责任。如有一件揭露某税务专管员敲榨商贩的新闻涉讼，法院即以记者提供的采访笔记和录音不能作为证据故不能证明新闻真实为由而判决记者败诉⑧。如何纠正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抵牾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是理论与实践急需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并不是一个承认判例法的国家，所以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并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尽管如此，为保障法院及法律实现的权威性，法院判决的一致性在法律明文规定缺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考虑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如前文所述的新闻侵权的情形，在诉讼过程中就可以以判例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明析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当然，这判例作用一问题还有且留作他论。

参考文献：

①《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刘静，国家法官学院，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四期更复杂的争议与分歧。

②《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69页。

③[英]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⑤《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毕玉谦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89页。

⑥《民事证据研究》叶自强著，第17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毕玉谦著，第510页。

⑧参阅魏永征著：《祖国大陆新闻侵权法的发展与台港诽谤法之比较》。

❻ 结婚协议书有法律效力吗

结婚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协议结婚，指的是只要事先签订并遵从协议，男女就可以同去登记结婚，开始“名誉夫妻”的生活。

协议结婚虽然在结婚证的取得和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内容却是空洞的，违背了夫妻生活内容必须真实、自愿的原则，所以这一纸证件没有法律效力，只是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不合法的目的。

结婚协议书的注意事项：

1、双方在平等、自愿前提下签约

2、双方在协议中须体现各自的真实意愿

3、遵循法律，不得有违法律做出的禁止性规定

4、讲究道德，不得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原则

5、不得损害善意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6)李浩民法扩展阅读

结婚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的原因：

婚姻法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编制方法也不尽相同。古代法律多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不论中国、外国，都没有独立的婚姻法。

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一般都包括在内容庞杂的统一法典内。长时期中,婚姻立法不够完备，因此，伦理规范和宗教教义在调整婚姻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立法形式上，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把亲属法编入民法典。英美法系各国的亲属法，一般是由多数的单行法规构成的，如婚姻法、家庭法、已婚妇女财产法、离婚法等，名称不一，但它们都是各该国家民法的组成部分。

❼ 李浩的主要作品:

《民事证明责任研究》（专著）；
《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专著）；
《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专著）；
《中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际》（合著）；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论》（合著）；
《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合著）等。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主持科研项目1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中国法学会部级重点研究课题、司法部课题等。
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诉讼法与律师制度》的编写。曾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九五”规划“民事证据法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事证据立法”的研究。
《民事证据立法与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一文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法原理》一书获2002年度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一书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一文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一文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一文获安徽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
曾获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❽ 请介绍我国在民商法知识产权法方面的【司法政策】.附例/出处链接最好，谢谢

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我国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战略

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励发明，创新知识，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促使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经济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才能产生价值。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94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第十回合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TRIPS》协议同时生效，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议也当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2.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
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都将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市场出口；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向外国市场提供产品；第四阶段，外国生产，向母国市场出口。从发达国家角度说，当处于产品周期的二、三阶段时，它会极力支持自由贸易；而当到了第四阶段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为进口产品所替代时，该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开始衰落，其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此时，它会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政策中会极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通过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设法减慢产品周期的步伐。这对在技术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这样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贫富差距愈加严重。

二、当前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绩。但从我国社会还正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几万个项目，而申请的专利数却不到10%，企业较为重视有形资产的保护，却忽视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 。所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山西老陈醋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因此，在大力保护国外的驰名商标时，应加强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

2.知识产权人才缺乏
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识产权知识的人才不多。企业万一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权谈判及分析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

3.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我国有些法律和TRIPS相关法律还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许多空白。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一些跨国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竞争实现其垄断地位。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反垄断法进行制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这样，我国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争端时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动状态，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对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在国外市场上遇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

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真正从国民意识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就目前看，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实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
(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 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巩固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以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工作。
(4)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和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重点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将打击盗版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其中媒体盗版是重中之重。同时，它们根据现代标准改进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特别是刑事惩处手段，包括通过修订及更新美国签署的双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条约，让盗版者及伪冒者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也应注重在寻求传统知识资源的联合保护。当发达国家对全球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基本完成后，我们的“传统知识”便成为新世纪圈地运动的新目标。中国应当积极运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国际联合集团式的保护。

2.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树立品牌 ，增强意识。知识经济时代,品牌之“名”越来越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之高,企业应保持产品在知识含量上的优势来谋求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企业掌握了过硬的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推出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更应该树立品牌保护意识,洞悉跨国集团在我国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品牌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更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进行跨国经营,使我们的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化品牌。由于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早些年没有商标保护意识,大量的国内驰名商标被在国外抢注,例如“同仁堂”“青岛啤酒”等,使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否则无异于在扼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之路。
(2)加强申请，促进保护。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表明,每年新技术发明创造的90%以上都会在专利文献中检索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专利资料库,对相似技术进行排查并通过专业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侵权分析,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的研发人员了解本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
（3）加大创新，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田晓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及应对策略[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2]黎 奔 刘路遥 卢鹏论:WTO框架下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1）
[3]丁永刚 张海鹏: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

其他相关文献：

1.《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刘力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3.《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南振兴 中国书籍出版社
4. 《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 洪银兴著 人民出版社
5.《WTO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6.《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浩 《国际贸易问题》2005/11期
7.《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式跨越》刘勇 《国际技术贸易》2005/3期
8.《跨国集团在华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吕文举 《国际技术贸易》2005/4期
9.《知识产权保护的“西学中用”》 《国际技术贸易》2006/1期
10.《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郑成思 《新华文摘》2006/15期
11.《知识产权-民营企业出口绕不过的壁垒》 夏瑞林《对外经贸实务》2004/6
12.《建立大类出口商品技术标准预警机制的建议》 江榕 《对外经贸实务》2003/9
13.《广州市大类出口商品技术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及改进》 江榕等 《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11期

❾ 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区别

1．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同。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权收集公诉刑事案版件证据的机关是国家侦权查机关，侦查机关要全面收集证据，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收集证据；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则只是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2．收集证据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证据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是法庭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而民事诉讼证据是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以便通过确认这些损害而从被告处获得赔偿的目的。

3．证人作证的态度不同。对国家机关收集证据，证人一般能严肃对待，所反映的情况真实性较高；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证人当庭作证外，民事诉讼原告或代理人收集证据时，证人可能受其要求、利诱、威胁、恐吓等原因，所作证词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证据的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不同。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代理人认识法律较偏颇，往往断章取义地理解法律，因此双方所收集的证据易产生差异。

❿ 什么是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

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证据的高度概率和举证责任分回配的规则作裁决的做法答。
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
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般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描述,就是：“对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