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负责刑法

㈠ 我国刑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罪行法定原则、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1.行法定原版则：法无明文规权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责行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

3.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基本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于一切人的合法权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护，不允许有任何歧视。

㈡ 皋陶的人物生平

舜因皋陶生于曲阜，皋陶姓赢（汉朝始误作偃姓），被大禹选为继承人，意外死亡，伯益继承之位。后来改李姓。
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高阳氏的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尧、舜、禹，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舜、禹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又被禹选为继承人，并协助禹处理领导事务。皋陶在禹之先死了，而未能继位 。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有过激行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晓之以理，不听教化，再绳之以法。“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们懂得并恪守最基本的几种关系，使人们彼此亲睦，互相谦让，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实现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赞皋陶：“汝作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五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德法结合，即道德与法律结合、德治与法治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即说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终极目标，獬豸断狱的故事实质上是神化了皋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司法活动；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等是告诫人们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皋陶帮助夏禹当上了中原华夏的大领袖。禹继帝位后，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大禹继位后，江淮诸国对禹有不满情绪，他多次巡视江淮，宣讲大禹功绩：“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一心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乐业。终使淮夷畏威怀德，一致拥戴大禹。皋陶为开创华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勋。但是，皋陶在禹帝死前就逝世了，传说活到106岁。皋陶的死，让禹又把帝位让给了伯益。
皋陶死后，葬于六，即今安徽六安市，这里古有皋陶墓，世人称之为公琴。

㈢ 刑法是如何归定卖身契的

卖身契怎样才有法律效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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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有千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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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代才会有的东西，在现代不管如何定立卖身契都不合法，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个人的人身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有关卖身契的概念解释如下：
卖身契开头，我卖身 结尾，我肯定 最后，我签名 卖身契 契，本意为刻。通常所说契约，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将事先约定的事项用刀、笔等工具，刻、写在金属、木材、纸帛等物质上，以表示对许诺事项的信守的一种凭证。 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很多，诸如：判书、质剂、傅别、分支、书契等。《周礼·秋官·朝士》中说：“云判，半分而合者，即质剂傅别分支合同，两家各得其一者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则广泛地应用于双方的买卖之中，其含义也逐渐演变为专指有关买卖的文书。如：田契、绝卖契、租约、典约等。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亦发现许多卖地契、卖牛契、卖宅舍契、卖儿契等。可见契约应用的历史之久，范围之广。 我们在浙江省绍兴县档案馆发现一件题为“舍书全福”的历史档案。乍看标题，颇令人费解，但其内容却十分清楚，这是一张亲生母亲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将儿子卖与寺庙为僧的卖身契。其文如： 立出舍书。绍兴萧山县二十三[都]四图外沙靖江殿人亲母周门沈氏，今因年岁不能丰热（熟），并无依靠，口食难肚，将三子周炳炎，年八岁，生于十一月廿八日，辰时建生，情愿挽中削发出家，于本府山阴县深云禅寺，投拜莲元大禅师为徒。拔剃之后，任凭教训。倘若夜晚山水不测，各从天命。如有亲戚哄(骗)逃拦走失，要亲母寻还归寺，两边情愿，各无悔，永远存照。丙批当付身价洋银拾元正。恐后无凭，立此并照。外加盘费洋争贰元三角。

㈣ 刑法 罪责自负原则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和学者们的一致看法，民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按照《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平等原则即“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从根本上讲，这一原则乃是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反映在民法这一部门法中的一脉，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要求和基准线;不过，这一原则，依笔者拙见，似宜表述为“民事活动平等”，从而免去“剽宪”之虞。意思自治原则，按照《民法通则》第4条的表述，乃是民事活动应以民事主体自愿为基础，也可以说，民事活动主体应当有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并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他人非法干预与控制。这一原则可以看作平等原则的深化，是民事活动以自我为主导的突显。从《民法通则》第4 条知，诚实信用原则也是调控民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与前两原则相比，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较强烈的义务性色彩，是对当事人的主观“安全性”和可信度的要求，反映出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度的保障。《民法通则》第6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规定常被视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内容和具体要求。从该条的规定看来，这一原则具有较为浓重的公法味道，置之于民事法规之中显然有些不合。二者之比较性质之比较在各自所具有的性质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是不难厘分的。首先，就法的范畴而论，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有显然的“公”与“私”分野。刑法基本原则属公法范畴是学界的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公法领域，刑法原本被视为标本，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刑法骨架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公法性质尤其难以抹杀。其中，在受制约的主体上，总的说来，可以分成公权力参与方和普通社会成员参与方，而且如所周知，公权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都处于主导，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私”的性质使得民事法律关系的“民”的成分较为显著，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地成为其主要参与者，公权力的重要性完全游离于民事关系之外。在对权力的确认与设定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倾向性也如分泾渭，判然可见。按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在赋予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权力(利)上存在不对等性，公权力机构具有诸多一般主体不具备的优势权力;而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主体权利(力)却没有如此分界，一般都是以对等设置为主，公权力极少介入民事活动中。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范畴之别还表现在，刑法基本原则作用于刑事法律关系之调控时表现了对社会效益的注重，起到的是保障社会公正、秩序、人道的主要作用，从整体上看，较少及于经济效益;而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恰恰强调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主要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从而根本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其次，二者的性质差异也表现在对权力与权利折的射强度上。刑法基本原则曲折地显示了其以公权力为重的方面，从而俾使刑法规范具有极强的强制性与制裁性、威慑力，往往不受制于个人的意志。尽管近些年随着刑法的发展及刑罚体系的改进，刑法规范也渗入了较强的民主与人道主义的色彩，但这总体上不会改变刑法基本原则的尚权力特征。与此相对照，民法基本原则却正是以权利为主导的模式，故而具有推重个人意愿与公平、自由、平等的特色，体现的是对正当合理追求个体权益之实现的倡导与弘扬;在民事纠纷排解方面，民法基本原则也重在通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主动、自愿实现;在合同或契约之下，公权力常常不发生影响，这就最大限度地将个人权利空间释放并还之于民，是以更其肯定了民事权利的神圣地位。价值之比较就法的原则的概念而论，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法律规范的根本规则，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基本原则撑起了它的根本价值体系。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平等、自由和效益。民事法律关系不论从其主体、客体还是内容上看，都是私人关系的典型，集中说明了私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并为核心要求。就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方面而言，此概念所指系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类法人组织，从法域上讲都是不具有公权力资格的主体，不存在纵的强制与接受强制的服从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或权利，而且都排除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个人无权处置的权利，这从客观对象的角度说明处理上的自由在民事法律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可处理的自由度乃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实现的源起与中心，亦即权利义务的源起与中心，而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为实现其各式权利(义务)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必定要重视义务履行及权利实现的成本，以最大限度争取所谋求的利益。这些根本内容反映在民法基本原则层面也就成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具深远意义的方向标，且对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有决定性作用。至若刑法基本原则，如笔者前面已经论述，公正、人道、秩序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也是刑法之根本价值点。不言而喻，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以公正、人道、秩序为根底，亦是由其调控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注定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罪的有无、大小、轻重及制裁、保护并及如何制裁、保护皆关乎一个“度”也就是正义和公平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当事人则必有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即人道这一根本问题，所有这些总体上又有涉于社会的整体安定有序的问题，即秩序。故此刑法基本原则必以公正、人道与秩序为价值起点。不过，二者在价值体系上虽各有侧重，仍然难免共存相交之点。正义、秩序作为全部法律部门的共产和原点，亦为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公价值”，因为法的存在意义也不能越出此界而自成天地。功能比较“我们一旦认定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独立的各种准则，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它们就在我们周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国内法中具有最显著影响力的部门法基线，必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功用可能。二者参观互较，可得出以下要点：其一，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依托的形式上看，分别之处是较显眼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主要托体于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一般与习惯无涉;而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不但在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可寻其踪，而且也会寓于习惯之中，如行业习惯、公序良俗等。这也反映出二者“刚性”方面的差异。其二，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的发挥渠道看，也别有道理。刑法基本原则发挥其功能，鉴于其较大的强制性和低明确度，一般不直接通过个人的蹈循遵依来竣其事，常须以立法和司法为中介;民法基本原则，因具较大明确度和可操作性，甚至可以作为行为人的行为尺度;而立法、司法途径则与前者共之。其三，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道德平面的高下看，情况也是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则是对社会重大恶性的节制或惩罚，同时这种被节制与惩罚的恶性易于违背道德甚至常去之甚远，而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仅是止住这种重大恶性，使之不至于为害或再为害，因而去道德的“向善”之要求自然是长途。民法基本原则却不然，它有明显的“善”的要求，如诚实信用之类，故而，从整体上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则的功能最能触及道德或护垒道德，因此最具道德“水拔”。其四，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经济利益的及身的程度看，二者也截然分道。刑法基本原则处理的是“罪”与“罚”的相关问题，最终达到的是预防犯罪、惩罚犯罪者、保护受害者，所以一般不直接与利益的得失增损挂钩，与经济利益关联尤寡;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则当然与经济利益脱不了干系，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私法性质这种法律基因所决定的。经过这样一番研究比较，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无论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还是从学理上看，都可以成其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无视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的差异而生硬搬用之弊，为突显其刑法特色，依笔者所见，可将其改作“刑法平等适用原则”。而主客观相统一，其地位固然重要，笔者以为，将其列为刑法基本原则视野并不与前文所论要求相冲突，只是嫌其与罪刑相适应有明显的重叠之迹，因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理应含有与主客观相关要求结合的内容。三.结语刑法基本原则所系重大，在整个刑法规范制定实施的过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欲将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对任何人而言皆非易事，因为无论是刑法本身还是刑法环境乃至整个法宇宙都在时刻不停地经历着各式各样的发展变化，这就使得该问题的探究的难度愈加增大，相应地，对人们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笔者以为，随着社会发展和刑法进步，刑法基本原则也会有所演变，新的刑法基本原则定然会出现，这也是法与社会相协调并进的要求。但是对于刑法基本原则的“补给”也须审慎，新出现的原则究竟属于刑法基本原则与否以及该如何判断，均应经过科学的分析;况且，一个科学的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也不应当频繁更迭或“刷新”。故此，对刑法基本原则系统、反复地探究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如此上下求索也必将有助于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系玉成，进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㈤ 帝舜任契为司徒后，契都做了哪些事情

帝舜任契为司徒，负责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伦教化，此即古代教化史上有名的“契敷五教”的典故。

契的工作比皋陶更有成效，他不以法令为先行，而以教化为先，被后人传为美谈。契开展他的教化工作的方法是，他先将5种伦常之教的要义悬挂在“象魏”上，让民众都来观看，然后亲自逐条解说，使之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

㈥ 古代有几种刑罚

最经典的是“五刑”：鞭、笞、徒、流、死，具体到各个时代会有不同。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
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
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
古代刑罚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
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
古代刑罚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
古代刑罚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第一，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
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
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
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
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
《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
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
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
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
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
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㈦ 现在卖身契还有法律效应不

没有任何法律效应，咱们新中国是没有卖身契的

㈧ 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以及违宪责任的区别在于哪些方面详细一些。

(一)民事法律责任
民事法律责任是指公民或法人因违反法律、违约或者因法律规定的其他事由而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民事法律责任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法律责任，主要为补偿性的财产责任。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是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同时，在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下，国家也是民事责任的主体。民事法律责任主要是由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引起的，这种违法行为、违约行为除了民事违法行为和违约行为外，还包括部分刑事违法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
(二)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律或因行政法规定的事由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行政法律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授权或委托的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或行政不当而产生的行政法律责任，也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等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而产生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刑事法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刑事法律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行为人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必须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法人等单位。刑事法律责任的方式为刑罚，即责任主体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刑事责任是严格的行为人个人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
(四)违宪责任
违宪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违宪通常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的某种行为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现代宪法一般都有“合宪性”的规定，即明确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因而任何一种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为都是无效的，都必须承担违宪责任。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认定违宪责任。

㈨ 什么是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与结果责任论有何区别

责任主义确立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将责任刑作为量刑的操作性基准，建立以责任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与程序，通过责任刑制约目的刑，确保刑罚不逾越责任的限度；在量刑中加入期待可能性要素。

在行为的可谴责程度与量刑结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成比例的关系，既确保量刑均衡，又实现刑罚的目的。在违法、有责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下，建立起责任、目的两大量刑情节体系，规范酌定情节的适用，确保宣告刑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结果责任，又称“原因责任”。是行为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其行为造成侵害结果即应依法承担的侵权责任。结果责任原则源自古代的同态复仇惯例，是早期侵权法上的基本原则，18世纪以后，为资产阶级民法所废弃，而代之以过错责任原则。

结果责任不同于现代侵权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前者是文明不发达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主要法律反映，体现了漠视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法律责任观念；后者则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对过错责任制度的例外或补充。

(9)契负责刑法扩展阅读：

过失责任主义与所有权绝对原则以及契约自由原则同为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近代民法法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活动的权利，原则上采用过失责任主义。这也是法国民法典等大多数民法典的核心原则之一。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达，环境污染，公害，交通事故和原子能灾害等危险的产生，过失责任主义不能给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救济，因此在这些领域内，采用无过失责任主义的立法倾向和司法操作正在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