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中越权行为法条

『壹』 我国符合越权无效原则的法条

一、越权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们通常在两种不同的层面上界定越权立法。最常见的是从行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即认为越权立法，就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权立法，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1]这句话中，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但学术界也在另一层面上使用该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即“有些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超越了权限”[2]。前者指的是一种行为现象，后者指的是一种规范现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为出发点，从规范的角度对越权立法进行讨论。

立法权限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法律概念。因此，当我们说越权立法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时，进一步明确立法权限概念的内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国内立法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立法权限的内涵：

首先，从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权限。比如，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4条第2款、《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不得称条例。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制定“条例”的权力。他们将这种权限称之为“表现形式”上的权限。 如果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称使用上违反了这一规定，就属于形式上的越权。

其次，从立法权力行使的时限上来界定。他们认为“立法权限范围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立法权可以和应当达到何种界限，一是立法权不能超出何种界限。从时限上说，立法权限范围，指立法权能在多大的时间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这是立法权的时限效力。”[3]立法机关超越时限制定法律规范，就属于时限上的越权。

再次，从立法事项的角度界定立法权限，即指“立法权可以和应当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加以调整，不能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发挥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权立法实属一种立法上的“低级”错误，如果过去曾经发生这类问题，主要根源在于那时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作出明确规定以后，立法者犯这种错误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时限”的越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有可能发生，西方国家就研究所谓“立法不作为”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也有关于立法时限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64条就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但既然是立法不作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规范，也就不存在规范形态的越权立法；而迟延立法又难以成为动摇法律规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从以上两个角度研究越权立法，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确定立法权限的内涵应该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入手。《立法法》是规范法的法，只有从《立法法》中挖掘立法权限的内涵并作为界定越权立法概念的依据，才对司法实践具有意义。《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56条、第64条、第71条和第73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地方人大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从这些规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项”为标准划定立法权限的；也就是说，《立法法》确定的立法权限是指立法机关对哪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规范，对哪些事项不能制定法律规范。

由此，可以把越权立法界定为：立法主体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项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

二、从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看越权立法的认定

既然越权立法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越权立法认定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确定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授权立法的立法权限由授权法律规定，所以确定授权立法权限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非授权立法权限的确定则比较麻烦，因为，规定我国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有多种，除《宪法》外，还有相关的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 ，也是确定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在诸法律渊源中，《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对立法权限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则仅就某些事项作分散的、补充性的规定，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划分，特别是划定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专属立法权，因此，它是确定立法权限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据。但从越权立法认定的角度观察，依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这给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很多困难。

首先是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的界线具有可变性。《立法法》第8条在列举专属立法事项时规定了一个兜底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这一可变的“其他事项”的规定，为基本法律和专属立法事项界限的随时和不断扩张埋下了伏笔，也为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潜在的困难。

其次是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立法权限划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立法机关、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立法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权，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试图对各自权限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这种界分却极为模糊。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时采用“地方性事务”与“全国性事务”的标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立法机关有三项立法权限，其中第二项为“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对于“地方性事务”，有关释义解释为“纯属地方性事务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一般来说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5]。但这一解释还是没有把问题澄清。某一事项究竟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中央立法机关把握可能比较容易，地方立法机关把握困难就比较大。即便是判断某一事项为全国性的事项，中央是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会立法，还是不好预见，因为立法活动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运作过程，能不能立，何时立，都是未知数。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可以“为执行法律的规定”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及其直属机构的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3条规定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制定规章。不同层次的行政立法主体都具有“为执行法律”或者“执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但各自立法权限的边界在何处却不明确。虽然在界定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时用了“执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时用了“为执行”的概念，但很难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第三，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第73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从两个法律规范的关系看，第64条规定包括第73条的规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立法权限就无法划分清楚。

上述问题使得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各立法主体尤其是“地方国家机关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项他们有立法权，哪些事项他们没有立法权，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事项都有立法权；”[6]其结果，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认定越权立法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认为，《立法法》实质上就立法权限只有划定了一道界线，即专属立法权与非专属立法权之间的界线。对专属立法事项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规则，对非专属立法事项则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等都可以制定规则。虽然在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横隔着一个“其他事项”，但“其他事项”在没有被具体事项填充之前，应该是一个空“底兜”。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法》中的越权，就是超越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可能越权的只有法规和规章，法律应该不会越权。

上面的阐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规、规章超越专属立法界限，势必造成越权；但并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规、规章只有超越专属立法权限，才构成越权。因为，前面已经阐明，规定法律文件权限的法律渊源除了《宪法》、相关组织法和《立法法》，还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规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分别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6条等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6+1”种类中，作为“1”的“其他行政处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7]这一规定，实质上也规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设置“其他行政处罚”。可以看出，具体立法权限会随着普通立法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所以，具体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必须在《立法法》的基础上，研究其他相关法律才能准确界定。

在确定了具体的立法权限后，认定越权立法需要考虑的是“设定”和“规定”这一对立法范畴。我国立法上使用“设定”和“规定”两个立法概念，自《行政处罚法》开始，后在《行政许可法》再次沿用。“设定”系指其他规范性文件尚无对某事项做出规定的条件下，该规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规定；“规定”系指在上级规范性文件已对某事项做出设定的条件下，就该设定再作具体的规定。“设定”是从无到有，“规定”是从有到有，无非更详细而已。[8]按此，越权立法应该是“设定”的越权，“规定”一般不会构成越权；“规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设定”，构成的应该是法规范的冲突，而不是越权立法。因此，认定越权立法应该以设定性立法行为为对象或基准。

可见，确定越权立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第一，确定特定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第二，判断特定立法是否属于设定性立法；第三，判断该设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该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如果超越该权限，则属越权立法，否则就不是。

当然，这样的分析过程，仅仅是越权立法认定的基本判断过程。法律规范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立法的目的和价值，所以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目的和价值属性。尤其是，根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不得违背授权目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是否违背授权目的，显然不能单纯采用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

三、从法院的审查权限看越权立法的处理

探讨越权立法认定的目的在于“发现”越权立法，但“发现”并不是“认定”的终极目的，它不过是为处理越权立法创造一个前提。发现和处理越权立法的机关不止一个，但法院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本文仅对法院如何妥当地处理越权立法的问题作一分析。法院处理越权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越权立法的性质，二是法院对法的审查权限。

从形式看，立法权限一般由国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加以规定，比如《德国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就有5个条文专门规定联邦和州的立法权限 ，其他国家如美国、奥地利也是如此。我国立法权限也主要是由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等宪法性文件规定的，虽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对立法权限有一些补充性规定。从内容看，立法权限涉及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议会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实际上关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它们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看，越权立法与有权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相重复，或者相冲突，破坏了宪法秩序。所以，越权立法应当属于一种违宪行为。

既然越权立法属于立法违宪，法院对于越权立法的处理就应按照违宪审查程序处理。具体的程序，根据法院享有的审查权限来决定。比如美国，普通法院享有对于违宪立法的审查权，但这种审查权仅限于确认和拒绝适用两个方面，即各级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一项联邦法律违背宪法或者地方州立法违背联邦宪法或法律，有权拒绝适用。[9]但美国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销违宪的法律、规章，只是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拒绝适用会导致该项法律在事实上丧失效力。奥地利是欧洲大陆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在奥地利的违宪审查体制下，普通的司法机关包括行政法院对违宪的法律、法令均没有审查的权力。当他们发现联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违宪时，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而要全部提请宪法法院裁决。 德国的违宪审查体制，受奥地利违宪审查制度的影响较深。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行政法院仅对依照建筑法典的规定颁布的规章，根据建筑法典第246条第2款规定颁布的法规，以及其他位阶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规，享有审查权。其他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全都由宪法法院垄断。除了美国和德奥模式外，有些国家，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没有审查权，由立法机关自己行使立法监督的权力。

我国奉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行司法体制下，认为法院不享有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权，基本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规章具有违法性确认权和拒绝适用权，但没有撤销权，如果要撤销规章，法院需要依据《立法法》第88条第1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以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 的规定，申请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审查。这也几乎没有疑问。但对法规，则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规的司法审查权分为撤销权、拒绝适用权和确认权三个层次的话，分歧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对违宪（法）法规享有撤销权；因为，我国《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经明确将违宪（法）法规的撤销权授予了其他机关。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依此为依据，《立法法》第88条再次把改变或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围绕法规审查权的争议主要在于法院是否可以拒绝适用违法（宪）的法规。这种争议在“河南种子案” 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法院享有拒绝适用违宪（法）法规的权力；[10]有的学者则认为，法院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而应该报请有权机关审查。[11]值得研究的是，宪法和《立法法》把法规的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是否意味着司法机关没有拒绝适用权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单从法律条文看，《宪法》和《立法法》只规定撤销权属于立法机关，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虽然《立法法》第88条规定了对于规章的改变和撤销机关，但《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还是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规章的拒绝适用权。 可见，对于规章，我国是由制定规章的上级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一般的、改变或撤销之审查权，司法机关是行使个案的、拒绝适用之审查权，两种审查权力并行不悖，从而形成“双重审查体制”。所以，《宪法》和《立法法》将改变和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并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的结论。那么，对于法规的审查是否也是一种“双重审查机制”，法院依然可以在个案中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呢？我们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依据”意味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仅享有适用权，没有审查权；“参照”则意味着人民法院对于规章享有一定的审查权；只有规章“合法”时，才可以适用。如果认为法院可以拒绝适用违法的法规，那《行政诉讼法》的“依据”和“参照”的区分就没有任何价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里《立法法》并没有列入规章，对此不应该理解为是一种疏漏。它正好说明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是和《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是相契合的。对于规章，法律适用机关可以通过拒绝适用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审查；而对于法规，当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则只能是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不能直接拒绝适用。

可见，我国《立法法》仅授予法院对于法规违法（宪）的确认权，但没有给予法院对于法规如同规章般的、个案的拒绝适用权，更没有撤销违法（宪）法规的权力。

基于以上认识，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越权立法应当作如下处理：对于越权制定的规章，可以拒绝适用，与此同时，可以申请有权机关予以撤销；对越权制定的法规，则应当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四、越权立法撤销决定对司法裁决的效力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有权机关撤销越权立法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依据《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越权立法可以由有关机关改变或者撤销，但撤销的效力究竟如何没有规定。撤销决定向将来发生法律效力，被撤销的越权立法不再作为民事活动、行政行为和法院裁判的依据，这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实发生在撤销决定作出之前，但该案件的审理尚在进行中，撤销决定对其有无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于该越权立法作出的判决已经发生效力，撤销决定能不能成为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简言之，撤销决定有没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种的程度？这就需要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一番考察。

『贰』 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是怎么规定的

法律分析：越权代表行为就是超越法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超越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和其他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等。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越权行为，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不发生效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四条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叁』 公司董事越权行为如何处理

公司董事越权行为，若是对方没有任何过错，则由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可以要求越权的董事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董事的任期是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七十六条
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七十七条
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肆』 越权行为的修正

越权行为原则从其诞生之日起其合理性就一直受到置疑，学者们屡屡建议废除它，律师们在起草公司章程 目的性条款时则尽可能广泛而详尽地罗列公司的目的或权利，法官们在审理公司越权纠纷案件时为避免滥用越权规则所造成的不公正结果，也尽可能地对公司目的性条款作广义解释，从而在事实上也就扩大了公司能力。但是越权行为原则的适用在判例法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这一原则进行改革也就显得愈加迫切。于是，近代以降，各国公司法纷纷对此原则进行修正。以英国为例，《1985年英国公司法》第 35条规定：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说，董事决定的任何交易都被认为是在公司的能力范围之内，董事为公司设置义务的权力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没有义务去调查公司的权利能力以及公司股东权力上的限制，只要没有相反证据，即被推定为善意。《1989年英国公司法》则更进一步在第108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目的事业的任何限制，都不足以影响公司具体行为的有效性。如果公司某一行为已经生效并引起一定法律义务，法院亦不得否认这一行为的有效性。由此可见，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越权原则。
由于修改法律对各国来说均非一日之功，往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而现实生活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许多国家在通过修改公司法废弃越权行为原则的同时，也通过使用一种弹性十足的目的性条款对越权行为原则加以限制，使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不致陷入越权行为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条款主要包括：
第一，一般性条款（GeneralClauses）
一般性条款仅仅宣布公司的宗旨是“从事一切合法商事行为”，对公司的权力并不具体列明而只做概括性、一般性的陈述。因而，对于第三人来说，很难准确知悉公司的权力范围。同时，一旦发生纠纷，法院必须对某一行为是否为公司章程所允许即是否是“合法”的公司行为做出判断，而这是很棘手的一项工作。英国公司法对此提出以下原则：“越权原则应合理地而不应超出常理以外来理解和应用，凡情况可视为与某些情况的发生有偶然的联系，或者是由于某些事情发生必然导致的结果，而这些事情又为立法所许可，则不能用司法解释把它判为越权。”
第二，多目的性条款（MultiplePurposesClauses）
多目的性条款是指公司在其组织章程中列入两个以上公司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的经营活动项目，作为公司进行活动的依据。这种条款一方面给予公司交易以很大的自由，避免目的性条款过于单一而陷入越权无效问题之中；另一方面又为公司开展新的交易提供方便，克服了公司在情势有异时不得不修改章程带来的麻烦。不过，多目的性条款也存在缺陷：⑴文字表述过于冗长，影响了公司章程所应具有的语言的简洁性、内容的精确性和结构的紧凑性等特点；⑵各个目的在公司法上的地位如何，其效力有无差异？这是多目的性条款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英国法院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主要目的条款”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司章程如采取多目的性条款作为其宗旨，在阐述公司的主要目的之后，还必须用一般性的词语来表示公司权力的广泛程度，而这种广泛的权力只有在必要时或与达到主要目的有关时，才能加以运用。因此，如果一家公司在其主要目的未达到时，不能把次要权力作为主要目的而继续进行经营。当然，公司可以在章程中声明，宣布其多目的性条款所载明的各种权力均为公司的主要目的，如果它们之间并无矛盾，则这种声明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混合性”条款（MinglingClauses）
“混合性”条款是指在涉及公司越权纠纷时，律师可以援用经常出现在公司组建大纲中的一项“混合”条款。这一条款允许公司从事那些对公司来说似乎与特定的宗旨有关而且能很方便地从事的业务。不过，对于这种条款，从理论界到司法实务都存在很大争议。
从各国对公司越权行为原则纷纷加以限制、修正甚至废弃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取向随着社会的进步已发生了变化：从保护静态的“享有的安全”到保护动态的“交易的安全”，从片面的公平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这种转变乃大势所趋，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对越权原则的适用由严到宽，以致逐渐废弃，正是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

『伍』 什么属于越权行为

法律分析：行政越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超越法定的权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属于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或者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及其人员在无法确定授权或委托(包括超越授权或委托)的情况下而越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 4.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陆』 越权行为有效还是无效

法律分析：需视具体情况而定，通过授权进行的法律行为通常存在代理关系。需要区分是无权代理还是表见代理，如果是表见代理的情况，通常不能违抗善意第三人，法律行为通常是有效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柒』 表见代表和越权行为是什么

法律分析：表见代表是指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超越了代表权限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相对人基于一定客观事实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没有超越代表权限的，其代表行为有效的制度。
越权行为是指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之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相关法律承认了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行为的效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捌』 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9月20日，甲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欲向某银行借款300万元。因甲公司与乙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与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私交甚好，王某允诺以乙公司的名义提供保证担保。10月10日，甲公司与某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王某以乙公司的名义与之签订了保证合同。银行如约提供了借款。但是，甲公司并未依约还贷，乙公司也未履行保证义务。某银行遂诉到法院，要求甲公司还款，并要求乙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甲公司对自己的还款责任没有异议。而乙公司提出，公司章程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议决定，否则担保无效。王某在以乙公司的名义签订担保合同时并未取得公司股东会的授权，故担保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属无效行为。
本案涉及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即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为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本文从越权行为原则的演进、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效力、《合 同法》对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效力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二、法人越权行为原则的演进
越权原则，亦称越权行为无效原则，是指公司超越章程规定的目的和权力范围所从事的行为归于无效，交易对方不得请求强制执行，股东亦不得事后追认。英美公司法学者一般认为这一越权规则是1875年英国上议院在审理“阿西伯利铁路公司诉瑞切”一案中确立的。传统英美公司法上存在两种越权行为：一是超越公司权力的行为（ultra vires the company）；二是超越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代理权限的行为（beyond the authority）。狭义上的越权行为，指的是超越公司权力的行为。本文探讨的是后一种越权行为。越权原则理论依据就是推定通知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既然公司章程已在登记机关登记存档，就等于告知了公众该公司的目的和权力范围，也告知了其对董事或代理人的授权，故推定一切与该公司交易的人都知晓该目的和权力范围。若仍与其进行目的和权力范围之外的交易，就属于咎于自取，不得以不知情而主张该交易有效。该原则的初衷，一是为了保护股东，有效地约束董事或代理人的行为；二是保护交易相对人，促使其主动查询公司的目的和权力范围，维护交易安全。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全面移植了该原则，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亦受其影响。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权原则的弊端日渐明显。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迁，市场竞争愈来愈烈，信息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而越权原则往往让董事或经理诚惶诚恐，畏首畏尾，缺乏创新精神，往往丧失商机，公司失去发展机会。同时，该原则的适用也增加了交易相对人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得当事人难以对合同形成稳定的预期，徒增交易风险。为此，各国在立法方面或抑制该原则的适用，或明确废弃该项原则。如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由董事所决定的任何交易被视为公司有能力从事的交易，董事约束公司的权力不受章程或细则的任何限制。交易相对人没有义务查询公司的缔约能力或公司对董事的任何权力限制，除非作出相反的证明，该第三人被推定为其行为是善意的。加拿大的《公司法》也废止该原则，依该法第15-17条之规定，不仅公司行为不至于因超越章程所限定的目的而无效，而且明确废除了推定通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也取消了目的外行为规则，同时，该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司对经理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3、越权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越权原则在我国主要体现在狭义越权行为上，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规定很少见。但是，自1999年合同法颁布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观。该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三、关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理解与适用
1、对“超越权限”的理解
《合同法》第五十条“超越权限”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是指超越法人经营范围，即狭义上的越权行为；二是指法定代表人虽没有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但超越了法人章程对其权力的限制；三是既包括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又超越了章程对其权力的限制。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形。
2、如何理解“知道或应当知道”
即使在国外立法摒弃了“推定通知制度”的今天，仍有人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公示作用，如同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大家知悉一样，章程一经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包括交易相对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应知悉章程的内容，从而了解章程对法定代表人的权力限制。且不说国外立法是如何的，仅从我国立法看，这种说法就难以使人信服。首先，《合同法》第五十条本身就排除章程的公示效力。假如我们猜测立法者真有此意，那么，会产生一个非常低级的立法错误——既然章程已登记公示了，就不会有人不知道了，那么何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说？其次，我国公司法仅将章程作为公司设立登记必须提交的文件，并未将之作为登记的内容。根据登记对抗原理，必须将登记的内容附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起到真正的宣示作用。比如，公司法规定公司营业执照必须载明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企业性质、注册资本等内容，而且营业执照必须置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以晓喻大家。这些都是公司与外界发生业务行为必不可少的，所以，均为公司法明令必须登记的内容。而章程约束的只是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内部自治性规定，不具有对外效力。因此，其不具有公示性。
所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指哪些情形呢？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情形：一是交易相对人即是股东、董事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二是法定代表人已将其无权代表一事告知了交易相对人；三是交易相对人从其他途径获悉法定代表人权力受限的事实。
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银行能否作为“善意第三人”？
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不能成为“善意第三人”。其理由是：审查担保公司的章程等状况，不仅是银行的商业习惯，更是部门规章的要求。商业银行作为专业化的债权人，不同于非专业化的普通债权人，在缔结担保合同时，具有更高程度的注意。实践中，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在审查贷款及担保时，都会审查其资信状况，偿还能力、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公司基本情况。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与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办理贷款担保业务时，应向银行业金融机关提交《公司章程》、有关该担保事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原件、刊登该担保事项信息的指定报刊等材料，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必须认真审核上述材料，否则，构成违规发放贷款。可见，银行不但可以获知章程的内容，从而知悉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而且，有义务审查担保公司的章程等情况。
上述观点将银行的谨慎行为与义务混为一谈，曲解了《通知》精神。固然，银行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会尽可能地了解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偿还能力，有的甚至会要求公司提供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然而，这不能成为一项义务，法律没有这项要求，合同更没有这项规定。《通知》要求的是公司提供章程，而非银行必须向公司索要章程，两者完全不同。从维护交易秩序角度看，如果将获悉章程内容作为第三人的一项义务，必将增加交易成本，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市场经济下，机遇稍纵即逝，强调交易双方保持高度的谨慎和注意，交易双方的心理负担重，交易程序复杂化，交易成本相应增加。退一步说，假如法律法规认为，第三人负有审查对方公司章程的义务，那么，该审查究竟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呢？而且，又该如何区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如果是形式审查，即只要公司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就行，而不问决议是否真实；如果是实质审查，还要审查决议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合章程？股东会成员或董事会成员签名是否真实？如果是委托，还得审查委托是否真实？相比较而言，形式审查更具有可行性，而实质审查不仅在理念上行不通，在实践中更是无法操作。因为，社会实践千变万化，人们往往不会按部就班，按常规出牌，形式上存在瑕疵的情形应是随时会发生的，如何处理瑕疵的问题又会使第三人对交易信心不足，最终可能使交易流产。所以，不论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都将给交易相对人产生巨大的心理负担，不利于交易发展。
3、如何理解“推定善意制度”
通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确立了“推定善意制度”和“表见代表制度”。表见代表与表见代理规定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前者适用推定善意制度，而后者需要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种理由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在程序方面，表见行为人地位优劣明显。同样是表见制度，为什么表面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笔者认为，两者其实没有差别，其法理依据都是行为外观主义。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表见代表制度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根据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执行机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尽管法律上对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了区分，但是，实践中，交易相对人很难区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这些就是“推定善意制度”和“表见代表制度”的法律和现实基础。按照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行为人拥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足以使人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表）权”。
4、超越权限的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的情形。
《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的越权限的行为，与表见代理行为一样，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而导致无效的情形，而且，也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否则，不管相对人是否善意，该行为仍然是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规定”系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
四、结语
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之效力认定，归根结底是法律对公司股东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当然，若越权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那就还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合同法》第五十条从维护交易安全出发，着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历史的选择，表见代表制度还有利于公司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促使法定代表人更加忠实地履行职务。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一般有效，只有该行为违反了效力性强制规定或限制经营、特许经营、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该行为才无效。就本案而言，王某的行为尽管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该规定为管理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当然导致行为无效。王某的行为也没有其他导致无效的情形，因此，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赔偿责任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