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参考文献

1.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如果参考文献的内容和知网的一些论文中的文献内容一致，算是抄袭么

不算的，毕业论文有个抄袭率的检查，你参考的那些没事，但是全屏参考那肯定过不了不是。

2. 论文关于刑法参考文献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

（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

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

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

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

（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

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

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

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

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

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

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

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

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

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

（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

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

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

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

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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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

[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

[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

[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

[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3. 我国法律对溯及力问题实行的原则是什么

从旧兼从轻原则。张明楷《刑法学》

4. 犯罪集团参考文献，必须要有[M],[J]这样的格式，15个就可以了，谢谢！

[1] 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 赵秉志.《集团犯罪下主从犯认定———以职务犯罪为视角》〔J〕. 中国法学，2004.
[3] 赵秉志、肖中华.《有关集团犯罪若干问题探讨》〔J〕. 检察日报, 2009.
[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5]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6]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 张明楷.《刑法通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8]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9]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3.
[11]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12] 马克昌.《刑法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3] 谢治东.《犯罪集团问题深究——以共同正犯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4] 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5] 林山田.《刑法通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6.
[16] 韩忠漠.《刑法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7] 杜国强.《集团犯罪研究》〔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8]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 刘明祥、王昭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 参考文献中法律文献格式怎么写

参考文献的编写顺序是按照论文中引用文献的顺序进行编排，采用中括号的数字连续编号，依次书写作者、文献名、杂志或书名、卷号或期刊号、出版时间。

国家标准GB 7713-87中有关论文格式、参考文献格式：

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S——标准，P——专利；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序号]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 起止页码。

[序号] 专著作者．书名[M]．版次(第一版可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序号]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序号]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一般来说，引用法律条文的，不列入参考文献，但如果需要解释的，可以在脚注中标注，如:《民法通则》第XX条第XX项第XX款规定:「条文内容」等。

(5)刑法参考文献扩展阅读

1、文献中的英文名字不可进行缩写，一定要写正确的人名称呼。

2、中文和英文参考文献书写并不相同。中文的作者一般是“姓+名”；而英文参考文献是采用“姓,名.”的方式。

3、如果引用的中文文献作者有多个，一般是采用前三位作者署名，第三位作者后面添加等字；英文文献则采用，“姓,名,and名姓”的方式进行书写，除第一位以外，都按照正常顺序写。

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注意无意间的空格，尤其是在书写英文的参考文献当中。

5、参考文献要按照论文引用文献顺序依次书写，这样论文的整体比较严谨，也不会混乱。

6. 论文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过失犯罪，指在过失心理支配之下实施的、根据刑法的规定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类型。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区别
1．过失犯罪行为本身蕴涵着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可能性，它是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
2．过失犯罪行为本身是错误行为，即属于不适当的、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
3．一般情况下，过失犯罪只有在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刑法才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才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表现在主观意志上，而是体现在客观效果上。
定性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区别
1．主观方面明显不同。
2．结果在定罪时所起作用有所不同。
3．从处罚方面看，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明显低于故意犯罪。
由于过失的主观恶性明显小于故意，所以刑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不同于故意犯罪，具体如下：
A.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而故意犯罪并非一概要求发生危害结果。过失犯罪情况下，行为
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追求，也不放任，而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
主观上根本反对发生这种危害结果，因而主观恶性较故意犯罪要小得多
B. 刑法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责任”，“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
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过失犯罪只有当行为已经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的情
况下，才能构成犯罪。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不存在过失犯罪
C.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了较故意犯罪轻得多的法定刑。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分则条文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才能负刑事责任。如果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无论某一过失行为危害程度如何，都不能构成犯罪。

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行为人本来应该也能够正确地认识一定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而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避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但他却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从而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因此，国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支配之下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7. 急！求一篇刑法学论文，参考文献最少十篇，

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
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
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
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
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
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
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
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
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
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
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
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
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
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
“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
的。
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
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
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
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
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
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
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
然选择。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
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
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
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
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
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
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
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
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
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
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
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
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
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
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
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
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
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
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
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
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
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
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
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
感觉。”⑤
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
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
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
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
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
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
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
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
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
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
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
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
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
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
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
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
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
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
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
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
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
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
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
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
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
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
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
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
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
对人性的过高期待。
（三）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
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
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
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
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
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
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
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
（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
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
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
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
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
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
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
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
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
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
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
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
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
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
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
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
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
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
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
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
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
行，虔诚地信仰。
注释：
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7] 乔增芳. 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 2003,(02)
[8] 李凯, 周晓艳. 服务为主 关爱为辅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 新长征 , 2005,(06)
[9] 张迁.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8. 急求刑法论文的英文参考文献

我可以帮你下，我从学校下载是免费的

9. 请介绍几篇有关刑法的外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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