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挑战
❶ 我要参加辩论，我的辩题是推行阳光司法挑战大于机遇，我要参加攻辩，帮我想几个提问对方的问题。
以下言语都是站在您的攻方立场：
1.对方辩友您好，您认为推行阳光司法机遇大于回挑战，那么我答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为:您已经断定中国大陆目前的司法体系存在优越性，不需要具有或者说不存在适时改造的方面或机会点，（点的儿化音稍微拖长，嗯，停顿1.5秒为好），那么自然也就不需要挑战，更不用说机遇？......（这时候面向观众），请大家想想，如果按照对方辩友这种理解，国企岂不是不用改造？政府岂不是不用精简？。。。。。。
2.以上只是一个例子，只是想告诉您：辩论会开始前多查资料，像您这样悬赏100分的做法我就很赞同，呵呵，另外，您得分析“推行阳光司法挑战大于机遇”这个论题，一个一个来分析：推行为什么不是执行或试行？阳光说明现在的司法还存在少许黑暗，挑战大于机遇，说明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论题，而是一个协调发展的论题，千万不要陷入评委的陷阱里，请您在网上搜索相关辩论的帖子和视频
3.社会也是黑暗的，注意挑选辩论队员的时候，长相不要太突出，当然太对不起观众也是不允许的，因为长相太突出，评委会考虑：将最佳辩手给予该人，而胜出者给予对手，而对不起观众，您知道的，这在哪里都是大忌！希望对您有帮助！
❷ 怎么看司法“闹访”和威胁法官的行为
法律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生活。中国的司法制度一直在努力健全，现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已经逐步的完善，这一点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世界上也得到认可。法律法规人人需要遵守，有一些个别的人，想要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阻碍法律，威胁法官，这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近一些时间，我注意到一些新闻，有些地方出现司法闹访和威胁法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坚决的予以打击，特别是违法犯罪分子必须进行严厉的惩处，这样才能维护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方面国家应该有专门的针对性保护方案，对于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人员进行保护。
出现一些闹访和威胁法官的事情，说明有些人对于法官和司法工作者的工作不认可，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事情，根本不顾国家的法律法规，更不顾司法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此类人对于社会的危害极大，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适当的处理，保护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的工作者，应该审判案件期间，将每一步做到公开透明，让当事人立即具体的情况，稳定当事人的情绪，处理好当事人关切的细节，这样当事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案件审理情况，对于司法工作者和法院的审判能够理智起来，一些法院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耐心解释，不给当事人一个透明的办事的过程，这也是矛盾激化的原因。
我们的社会法制工作者，要积极的宣司法工作，让老百姓了解司法工作的步骤，了解司法工作的基本职能，知道法院工作的一些程序，这样可以让社会明白司法工作的具体情况，老百姓才能理解司法工作者的行为，现在一些司法工作者高高在上，根本不屑联系群众，这也是引起矛盾的一个关键点。
❸ 执法不规范对司法公正的挑战
法律分析：认真梳理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在司法执法理念、司法执法机制、司法执法行为、司法执法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保障司法公平、公正、公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制度机制，组织对政法机关执法为民公开承诺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和明查暗访。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完善邀请群众旁听案件庭审、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等司法公开机制，推动健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司法运行机制、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着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司法执法中不规范、不公正、不廉洁等问题。加强司法执法活动监督，全年共考评行政和刑事案件1185件，发现和纠正执法问题218个，执法预警2期。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提出纠正意见32件，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收监执行16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第四十四条 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人民警察机关作出的与公众利益有直接有关的规定，应当向公众公布。
❹ 在案件中鉴于表情符号含义的模糊性，在网络时代给司法者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网络时代带来了越来越多新的情况，尤其是司法者如何判定谁是案件的起因，如何判定网络时代的一些网络语言，甚至是表情符号，它本身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谁是这个案件的起因，谁就应该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网络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关于法律执行这方面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事故理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理解有所不同，然后不同群体的人对于不同的事情理解也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也不同，有偏差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误会，如何规范这些网络用语，如何构建一个非常畅通的沟通环境，这是平台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
❺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❻ 如何准备把握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工作新形势，必须坚持全面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和进步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但是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利条件很多。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极工作，在维护稳定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五是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司法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为做好司法行政工作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从国际形势看，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题，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总体上也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和谐稳定。
二、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形势，必须坚持联系观点：从国际因素看，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来负面影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和平、发展的影响和威胁。从我国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看，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还不少。很多问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演变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和不良后果。通过从内部与外部的相互联系、从各种矛盾相互联系认识和把握形势，才能把握本质、抓住要害，从而重点突破，解决矛盾。
三、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形势，必须坚持发展观点：要深入分析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认真总结和探索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不断适应社会新形势对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提出的新要求；不断适应新形势下违法犯罪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新挑战；正确面对新形势下经济安全和经济秩序问题对社会稳定的直接影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望。着眼发展，把握大局，认清规律，开拓创新，不断推动司法行政工作上新台阶。
司法行政部门要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工作大局，适应发展要求，既要充分认识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又要清醒看到复杂形势和不利因素；既要看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也要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既要看到形势的静态特点，也要在动态变化中科学预见发展趋势；既要看到客观存在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也要看到工作中不适应的问题，才能真正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信心和决心，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研究总结新形势、新使命和与之相适应的对策和措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❼ 新形势下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给我们司警专业的学生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担心，不管怎么说国家司法。是一个。法治的。治安管理体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行就需要治安人员来管理。不用担心。
❽ 保障司法公正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加强司法公正的方法
（一）、司法公正的根本制度性保障是司法独立
由于法治国家的司法权威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司法权能的价值与作用早已认同和接受，其公信力已确定无疑，因此不存在人们随意诋毁和怀疑司法权威与价值的问题，但在法治欠缺或法治不发达的国家，由于司法机关地位偏低，并同国家不健全的体制及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司法不公及司法腐败就往往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何克服和解决司法不公进而实现司法公正呢？本人认为，司法公正不单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政治体制之问题，包括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等系列问题。本人赞成一些学者的观点即“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制度性保障。“中国司法中的腐败行为制度性根源不在于法院和法官接受的监督不够，恰恰相反，是独立性不够。”据此我们认为，司法独立性问题是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司法独立问题不解决，要实现司法公正是相当有限的，理由是司法倘若不独立，则法院和法官面临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就很大，审判程序及实体适用法律就有可能依非审判者的意志而作出，法律只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居中裁判的法定标准，即使许多情形下法院和法官依程序和实体公正做出判决，但由于社会和人们因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而不信任其裁判的公正性，这样，司法公正的价值及权威就永远无法确立。
（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坚定不移地走法官的精英化之路
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具有优良法律职业素养和品质的法官群体的恪尽职守和不懈的努力追求，加强法官教育培训，提高法官素质，促进法官司法观念的转变，是新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法官做为社会正义的化身，其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不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娴熟的裁判技能和宽厚的人文素养及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应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以及自觉以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判断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法官在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应当加强修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法官应树立科学的职业道德观。同时必须加强廉政建设，作廉明法官。
（三）、完善监督机制
从法院自身来讲，当前要把着力点放在强化、完善内部监督上，增强办案人员公正执法的责任意识，约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理顺监督关系，坚持对案件监督和对执法人员行为监督相结合，在纠正错案的同时要追究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使监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提高监督水平，改善监督方式，强化运用程序法的监督，及时纠正程序违法现象；对实体方面的监督，要着重解决适用法律错误及明显判决不公问题。同时，检察院作为法定法律监督机关，也要依法加强对法院的监督。从法院外部来讲，要在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群众及新闻部门的舆论监督的同时，大力推进和深化审判公开，增强执法办案的透明度，为公正执法打下基础。
司法公正的实现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有序运行，民主政治得以制度化、法律化，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权利与义务观念的自觉守法公民。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司法公正的实现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需要观念的更新。制度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观念的变革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观念的变革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反映着我国文明进步的程度。
❾ 司法的特点是什么
司法的特点：
1、中立性
中立性是司法权的第一特性，这在中美两国的司法理念中没有差别。如果将法官比作裁判，司法权的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像有些球类裁判那样满场跑，满场奔跑的裁判难以处于中立地位，不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有些球类裁判判罚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为什么时常容易引起怀疑的主要原因之一。排球裁判却不一样，他站在场地之外，立于场地的正中间并高于球网，运动员触网或过网击球时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居中裁判者却能明察秋毫，判罚结果也很少引起质疑。因此，法官就要像排球裁判那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力求不受立场限制地做出准确判断。裁判者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我国法院的院徽是由一柱华表支起一架天平来表现其中立性，美国的司法文化中也不乏蒙眼的正义女神手执天平的比喻和图像。 此外，两国法院还通过建立回避制度和严格的诉讼程序规则来保障法院和法官的中立地位。 司法权的中立性的另一个层面是其消极性，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最后的，但不是惟一的手段，通过谈判和解、调解和仲裁解决民事纠纷应是当事人的首选方式，不到最终不要随便动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去解决民间纠纷。美国法院甚至将调解和和解的理念应用于刑事诉讼之中，建立了辩诉交易制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检察官与辩方律师或刑事被告在法庭之外达成交易，和解结案，大量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司法权的消极性还具体表现在司法机关不应该主动出击，而应被动地等待，一般来说就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官不能主动地挑起当事人去打官司。
2、独立性
司法权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要。马克思早就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法官以服从法律为天职。”但是，两国在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上的差异使司法权的这一特性在两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美国作为“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的代表，通过“司法独立”原则保障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他们的司法机关不仅完全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而且还享有违宪审查权，可以撤销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政行为。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也就是对当事人的独立，因为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诉讼中成为法院的当事人，社会团体和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担任”法院的当事人。但是，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我国的审判机关只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目前尚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尽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过上述承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而无权对立法机关的行为，包括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司法审查。 审判机关不仅要保证对外独立于当事人，内部也要相互独立。内部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维持审级独立。因此上级法院不能在下级法院没有审结其所管辖的案件时对下级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进行干预，除非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下级法院逐级呈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请示案件的批复就成为了新的司法解释。美国法院则是绝对禁止上级法院在任何时候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时，上级法院才能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维持的决定。
3、统一性
统一性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司法权由法定机关统一行使，其他机关不能分享；其二是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判例统一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裁判尺度。司法权的统一性在两国之间没有司法理念上的差别。在我国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可以具体地规定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实施标准，比如刑法上涉嫌犯罪数额的“较大”、“巨大”或“特别巨大”等概念，就需要用司法解释统一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裁判尺度。美国作为案例法国家，主要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类似案件的审判做出指导，以求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的统一。 在司法权的统一性保障方面两国共同面临的大敌是地方保护主义。不过美国在当初制宪时就预见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干预的可能性，因而在设计管辖权制度时就明确规定，跨州之间的案件不能由原被告所在州的任何一方州法院管辖，而是交由联邦法院管辖。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 从世贸组织的主要成员方的司法实践来看，入世以后，他们都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案件实行了专门管辖或集中管辖制度，如美国设有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法国的商事法庭也从普通法院中独立出来，英国伦敦的高级商事法院则专门受理国际商事和海商案件。因此，从2002年3月1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决定对涉外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即只有省会城市、少数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国际商事案件的管辖权。 实行国际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有利于遏止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而且有利于集中优秀的审判力量专业化审理国际商事案件，提高审判质量，还有利于这些审判员的集中培训和提高。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并全面履行作为成员方所承担世贸组织的义务。当然，由于实行集中管辖后，受理国际商事案件的法院数量会受到限制，边远地区的涉外商事案件还要跑到省会城市或其他大城市去审理，因此会给当事人带来诉讼方面的不便。但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国际贸易仲裁机构的实践表明，在可能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当事人宁愿远涉万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远的国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不愿意就近解决纠纷。由此可见，只要能保证公正的裁判结果，当事人是不会计较路途遥远的。更何况一次性地公平解决纠纷给当事人带来的是时间上的节约和免除不断上诉、申诉的困苦呢？ 在去年两会期间，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很好的提案、议案和建议，其中最有分量的之一是关于设立跨区域民商事法院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应该在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华东、西北、西南地区设立七个跨区域民商事法院，专门审理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民商事纠纷，另成立两个高级民商事法院审理上述七个跨区域法院的二审案件。如果这一提案得以实施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权行使不统一的问题。
4、专业性
专业性作为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特点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尤其如此。美国法院的法官不仅都受过严格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而且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初审法院的法官大都是从优秀的律师中产生，上级法院的法官也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从而保证了法官队伍的高度专业性。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这一特点几乎完全被忽略。因为当时法院的职能主要是办理刑事案件，凭经验办案足矣，民事案件大都仅涉及婚姻家庭问题，基本上没有商事案件，也不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即使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民商事、行政案件已占法院工作量的90%，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仍然存在，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人当法官的现象在基层法院还比较普遍，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没有一个正规法律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学教育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多年，分配到法院工作的正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很少，很难支撑起法院对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现在法院受理的股票和期货案件、涉外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不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当法官是有危险的。现代社会里，法官掌握着法律赋予的生杀予夺大权，法官的专业性要求不会比医院低。医院的医生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医疗人员，让未经过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水平认证的人当外科医生，我看谁也不敢拿性命去开玩笑。 随着我国法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的加强，法官非职业化的现象正在改变。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高级法官和大法官中的法学博士生导师就有了5～6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法官有50人左右，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有160多人。
5、公开性
司法权的公开性也可以称为民主性，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也没有司法理念上的不同，但做法上有区别。美国在审判程序中通过陪审团制度来提高司法权行使的透明度和人民大众的参与性，陪审团的成员都从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公民登记册中任意选任，不过陪审团只能对法庭审理的有关事实做出裁定，比如对刑事被告是否有罪做出裁判，而由法官对适用法律和具体量刑做出裁判。我国则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让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判权。 在接受社会和新闻媒体监督方面，两国的人民大众、法学专家和新闻媒体都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如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等各种新闻媒体栏目展开大量的司法评论，在进行法制宣传的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工作的关注与监督。但不同的是，美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度很高，人民大众的法律意识也很强，因而新闻媒体对司法判决的尊崇率也很高，很少对终审后生效的裁判结果做负面评论。 在公开审判方面，两国的差别也不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原则上所有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与案件有关和无关的民众都可以持有效证件到法庭旁听。但美国的法庭不允许电视现场直播，仅有的一次现场直播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也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批评，认为现场直播会影响法官的公正判决。但是，两国的法官都认为，公开性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现象，阳光下的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的民主价值。
6、权威性
权威性作为两国司法权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前面几个特点所决定的。这就是说，司法权的中立性、独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和公开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权威性。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威，行政机关具有行政权威，司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施行者和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者更需要权威。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司法权威显得尤为突出。当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僵局时，最后还是靠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定乾坤。与美国的司法权威相比，我国的司法权威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从审判机关内部来看，对司法权威挑战最大的是法官队伍的素质，即司法权的专业性有待提高。从司法权行使的外部环境来看，司法权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还需要更有效的保障。
❿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甚至突破了现有的法律框架，制定什么
刑事和解的价值与局限
目前，有关刑事和解的争论愈演愈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反对者则认为，刑事和解事实上放纵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实施，系为富人量身定做的政策。
所谓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受害人和加害人在调停人的主持下就经济赔偿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处理的诉讼活动。刑事和解源于西方刑事恢复的理论。在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刑事和解的法律称谓及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的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个别的法律条文中已有类似于刑事和解的规定，如刑事自诉案件允许自诉人行使或放弃诉权；提起刑事自诉后，允许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并从而撤销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甚至突破了现有的法律框架，制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轻伤害犯罪嫌疑人，在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下，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既不是所谓的公平正义，也不是所谓的司法效率，而是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对被害人而言，因获得加害人的自愿赔偿和真诚道歉，财产受到的损失得以补偿和救济，身心受到的摧残受到慰藉与抚平；对加害者而言，因对被害人自觉进行经济赔偿和忏悔，对其行为加以救赎，再犯的社会危险性降低，同时因刑事和解未受到法律的追究或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为其重返社会建立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铺平了道路。
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认识到刑事和解客观存在着消极性和局限性。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在于降低了刑法的预防和惩罚功能，在部分人群中会潜在的引发“以金钱换刑期”的预期心理。摩擦、纠纷、轻微的违法行为可能会增加，从而造成社会新的不稳定、新的不和谐。由此，刑事和解必须局限地适用在无社会危险性，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过失、轻伤害、未成年人等犯罪群体。
我们认为，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及法律制度的设定，必须贯彻党和国家历来主张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刑事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又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充分顾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长期形成的传统心理。因此，对西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法律制度，可以借鉴，但绝不能全盘照搬。（林东品）
海外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
依照严格的话语环境，西方慎用“刑事和解”（criminal reconciliation）一词，而更多是使用“刑事调解”（criminal mediation ），因为较之于民事和解，刑事和解中的参与人并不是民事纠纷中的争议方，他们不需要妥协与让步，他们之间的“罪”与“非罪”是不可商量的。所谓刑事的“和解”指的是受害人接受了加害人的真诚忏悔和加害人知悉了被害人受到的无比创伤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心理和解”。笔者担心，我国刑事司法话语中滥用“和解”二字有可能与民间久已有之的利益交换式的“私了”混为一谈，从而误导舆论。
刑事和解制度自于1974年在加拿大开始实施以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美国于1978年开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1994年正式得到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支持。目前从全球角度上看，刑事和解制度普及率最高的是新西兰，已经做到了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其次是德国、美国和英国。首倡刑事和解制度的加拿大反而没能继续在司法思潮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我国澳门地区已经开始着手立法，准备全方位推行刑事和解制度，香港曾于2003年尝试立法，但没有成功。
海外刑事和解制度一般都具体附着于基于社区并旨在支持修复性司法的调解项目，简称为VOM项目（Victim & 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me 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项目）。项目运作的资金得到社会、政府及宗教团体的支持。据对美国近300个VOM项目的调查，42%的VOM是由社区基金会支持的，23%则靠教堂资助，17%则得到了政府缓刑和矫正部门的拨款，3%则通过受害者基金来运作。由于项目运行时间冗长，花费高昂，没有来自社会和公共资金的强力支持，和解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除了资金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方面是市民的参与。各个国家对刑事和解的参与人的规定有所不同，如以色列强调除了合格的调解员之外，还应有社会代表出席被害人与加害人对话。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2%市民表示愿意参与VOM项目，而参与了VOM项目的91%以上的人士表示他们的参与纯属自愿未受外界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制度运行能否持久和良好还取决于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程度。
从理论上说，可纳入刑事和解的犯罪应该不受限度，不过，事实上，大部分接受VOM项目的犯罪只是与财产犯罪和轻微的人身伤害犯罪有关，从年龄段上看，未成年人犯罪更容易得到VOM项目的积极扶持。一份来自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刑事和解几乎与重罪犯和成年犯罪无缘：美国所有的VOM项目中，光是只受理未成人犯罪刑事和解案的项目就占45%，而只受理成年人犯罪的仅占4%.所受理的VOM案中，30%为财产有关的犯罪，27%为伤害罪，25%为侵犯人身自由罪，7%与侵犯名誉案有关。
从海外经验上看，大部分VOM项目的启动不是由被害人或加害人请求启动的，57%以上的案件是经司法部门或相关机构启动，而一旦受害人或加害人任何一方表示拒绝加入VOM项目，刑事和解就得停止。这就是自愿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进入实践，但整体的司法依然以复仇性司法为特征，用修复性司法的选择适用来完善的。
由此可看出，刑事和解制度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其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许多法律内和法律外的制约因素。（和静钧）
和谐社会呼唤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可以放弃的是其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不能放弃他无权放弃的东西。
实践中已经出现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从轻处罚的判例，对于刑事和解，部分人存在诸多的顾虑和担心，如在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赔钱则从轻，是否属于赔钱减刑；富人犯罪，富人可以用钱达到刑事和解的目的，而穷人只好加入刑事惩罚的行列，这无疑会对司法的公平性形成严峻的挑战，是否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首先，应当认识到“赔钱减刑”的表述存在误区。根据法律规定，自首和悔罪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量刑的情节。《刑法》第61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被告是否赔偿原告，并取得原告的谅解，在定罪量刑时可以作为量刑酌定情节的综合因素加以考虑。特别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鼓励被告人或其近亲属主动地赔偿受害者一方，并将被告一方在民事部分的积极表现，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纳入刑事审判的量刑环节，是刑事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其次，刑事和解的合理性不容忽视。刑事司法和解是一种通过恢复性手段，实现恢复性结果的处理案件的方法。从注重人权、强调人性化办案的思维出发，达到矫治犯罪，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原状，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具体地说就是刑事和解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参与处理过程，办案机关是中立性的，不强迫任何一方作出决定。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决定是否和解，如何和解。刑事和解追求案件真实基础上的公正，关注被害人的意愿，发挥被害人的作用，避免受害者的家属由于加害人的行为，生活陷入困境。加害人对其行为主动承担责任，受害人从社会、情感、经济方面得到满足，可以修复犯罪给社会、给受害者以及其家庭的创伤，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总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社会的代表（调停人）积极参与、协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恢复行动，体现了“由个人解决冲突”的价值理念，使得正义的实现途径不再是刑罚与服从，而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