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刑法典

1. 唐朝的法律是什么

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某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

2.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问：唐朝的主要立法。

答：（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问：唐朝的法律形式。

答：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令、格、式，互为配合，互相补充，构成了唐王朝完备的法律体系。

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

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问：《唐律疏议》的结构。

答：（1）律文。即法律条文，十二篇，502条。

（2）疏议。即解释律文，三十卷。

（3）问答。作者对可能出现疑问律文的疏议部分，采用问答的方式，对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4）注。作者对律文的解释比较抽象的地方，再用赎议的方式加以解释。

问：《唐六典》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答：《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问：唐朝对科举制度有何发展完善？

答：（1）扩大考生来源，参加考试的由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还有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由州、县举送中央的乡贡。

（2）增加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子八科。

问：唐朝科举制度的意义何在？

答：（1）打破了魏晋以来“门第”界限，改变了“上品无寒门”的现象，为中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仕创造了条件；

（2）为唐朝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推动封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问：唐代吏部考试科举生的标准是什么？

答：（1）体貌丰伟；（2）言词辨正；（3）楷书遒美；（4）文理优秀。

问：唐代封建制五刑。

答：（1）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问：唐代管理犯赃罪的种类。

答：（1）受财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人财物违法处断公事的行为。

（2）受财不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取财物，对所请求之事并未违法处置。在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较轻。

（3）监主受财枉法，是指官员接受下属或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

问：唐代法律规定的其他物权的取得方式。

答：其他物权的取得，除了买卖、继承、增予等方式外，还有：

（1）山野之物的取得，以先占为取得原则。

（2）宿藏物即地下埋藏物，应与地主均分。如果是古器物，须送官府，官府给一定酬金。

（3）阑遗物，应归还原主。

（4）漂流物，先招人认领，原主要给予捞的人补偿；若无人认领，捞的人取得所有权。

（5）孳息物，应归原主。

问：唐代法律规定违律为婚的情况。

答：（1）同姓不婚； （2）非同姓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

（3）不准与逃亡妇女为婚； （4）不准监临官与辖区内之监临女为婚；

（5）不准良贱为婚； （6）不得妄冒为婚，如有意隐瞒身份、年龄、身体状况等。

问：“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答：（1）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

（2）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状和财产的多少定户等；

（3）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

（4）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都取消，惟丁额不废；

（5）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

（6）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问：唐代的中央司法机关。

答：中央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迳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问：唐代御史台的组织。

答：（1）台院。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2）殿院，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

（3）察院，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问：唐律的刑法原则。

答：（1）老、幼、废疾、笃疾犯罪减免刑罚。

（2）自首减免刑罚。

（3）同居有罪相为隐。

（4）共犯区别首从。

（5）二罪以上俱发，合并处理。

（6） 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

（7）断罪无正条

（8）化外人相犯

问：唐律十二篇的篇名。

答：第一篇《名例律》；第二篇《卫禁律》；第三篇《职制律》；第四篇《户婚律》；第五篇《厩库律》；第六篇《擅兴律》；第七篇《贼盗律》；第八篇《斗讼律》；第九篇《诈伪律》；第十篇《杂律》；第十一篇《捕亡律》；第十二篇《断狱律》。

问：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1）礼刑并用。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魏征和封德彝辩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就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继承“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德礼”而设的遗风。

（2）法令简约。法令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历代统治者提出“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导原则。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罪犯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唐统治者以隋灭亡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贞观律》是封建社会对同种罪行处罚最轻的法典。

问：《唐律疏议》的篇目内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欧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律》，反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越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问：唐朝维护贵族官员及其亲属的法定特权有哪些？

答：（1）议，即八议。指八种人除了犯“十恶”罪以外，可以享受“议”的特权。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人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理，必须先将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议”的条件，奏请皇帝，由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2）请，是通过上请的程序减轻刑罚。上请者的限制比享受“议”者严格。

（3）减，指七品以上的官员及有爵位应“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减刑一等的优待。

（4）赎，指应议、请、减和九品以上的官及应“减”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铜赎刑的优待。

（5）官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罚。

（6）免官，指有品级的官员犯徒罪，通过免去官职折抵刑罚。

问：试述“十恶”。

答：“十恶”是以隋唐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规定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总称。犯十恶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为“常赦所不原”，并不得享有议、请、减等优待办法。

一曰谋反，企图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夺取皇位的行为。

二曰谋大逆，就是预谋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

三曰谋叛，图谋叛国投降敌方的行为。

四曰恶逆，指殴打和杀害尊亲属。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残忍，违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七曰不孝，严重违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亲族间互相侵犯的行为。

九曰不义，本非血缘关系，根据名分，应遵守道义，但却被弃道义的行为。

十曰内乱，家族内部紊乱人伦的行为。

问：《唐律疏议》的主要特点。

答：（1）体例完备，结构严谨。

体例完善是说一部唐律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从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结果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运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轻重缓急。纵观唐律篇目的排列顺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反映了唐代立法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采用一罪一刑，而不是采用一罪数刑的办法。

其次，唐朝处决死刑的方法比历代律典少，指有绞和斩两种。

再次，刑罚加减以从轻为原则。

最后，设立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

问：《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答：（1）唐律将秦、汉以来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经验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仅对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证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3）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朝鲜的《高丽律》和日本的《大宝律令》都以唐律为蓝本；

（4）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3. 《刑法》第20条第3款是什么

《刑法》第条第3款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刑法第20 条第 3 款是对特殊防卫权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此款，正当防卫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一、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

二、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三、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3)示范刑法典扩展阅读：

别需要指出的是，大致有以下10种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

1．打架斗殴中，任何一方对他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两人及多人打架斗殴，一方先动手，后动手的一方实施的所谓反击他人侵害行为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

2．对假想中的不法侵害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不法侵害必须是在客观上确实存在，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者推测的。

3．对尚未开始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4．对自动停止，或者已经实施终了的不法侵害的行为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5．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者本人，而是无关的第三者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6．不法侵害者已被制伏，或者已经丧失继续侵害能力时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7．防卫挑拨式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即为了侵害对方，故意挑逗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

8．对精神病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9．对合法行为采取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公安人员依法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合法行为，嫌疑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实行所谓的“正当防卫”。对紧急避险行为也不能实行正当防卫。

10．起先是正当防卫，但后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此种行为，法律称为“防卫过当”，不属正当防卫的范畴（出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例外）。

4. 国际人权公约中刑事司法准则有哪些积极意义

【正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其意义决不限于经济贸易，它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动关系略述己见。
一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遵行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国际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世界各国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毫无疑问，各国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则，这种刑事司法准则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本国的特色。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全球一体化同样会对刑事司法带来重大影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形成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刑事司法准则为各国所遵循，因而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2.刑事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与刑事有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对犯罪的惩治，因而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刑事司法活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他国是不能干涉的。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形成，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同样要受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限制。3.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并不具有对各国天然的强制性。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以便决定是否受这一公约的约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选择性。联合国通过发布为数众多的示范性和建议性的刑事司法准则，便于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适当的选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往往是经国内立法确认以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就是逐渐地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十分必要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清末，中国曾经开展过一场法律改革运动，引入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当时先进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废除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残酷的刑罚，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等体现法治的刑法观念。但这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受到当时专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它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制度的废除。但罪刑法定原则所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精神，是顽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当时的御史吴思敬就认为，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一概不予处罚，会“纵恶长奸，莫耻为甚，骇人听闻。”可见，其抵触与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正因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虽然宣告了中华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陆法系文化，而其价值内容与精神实质却并未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不能说是成功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清末历史留下的结论是：以本国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来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实质是以中世纪的宗法专制否定现代性。[1]转瞬间，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又迎来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而且同样面临是排拒还是引入世界上先进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选择。应该说，经过百年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做好了在经济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备，而且在法律上同样做好了这种准备。因此，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二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价值上的转换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仅是一种规范体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体系。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第一，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第二，控制犯罪滋长，维护法律秩序。我国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对这两个目标的不懈追求是推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体系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保持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记载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各项文件，有的侧重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有的侧重于控制犯罪和维护秩序。但是，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两个价值目标，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障机能；控制犯罪与维护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护机能。就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而言，两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地建立起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开放的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迅猛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中国目前正在面临巨大的犯罪压力。因此，控制犯罪是当务之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严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对自由与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权保障的观念逐渐地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都应受到重视。但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确认的以人权保障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同样应当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对于个人的权利是较为淡漠的，没有将其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强调保护机能而轻视保障机能，往往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维护社会秩序。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引入，中国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换。惟此，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订，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对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劳动教养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项制度。中国目前实行的劳动教养是指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关于这种措施的性质，在理论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刑罚性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劳动教养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对劳教人员实行收容关押剥夺人身自由，有时长达三年之久，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显然，劳动教养是违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任何公民被剥夺自由，必须经过司法程序，经由法院判处。而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至四年的措施，没有纳入司法程序，它名义上由各地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决定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实保护，使刑事法治建设取得的一些成果化为乌有。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我国学者提出，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改革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途径有两种选择：一是基本上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将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处罚等）；二是保留劳动教养制度，并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为“保安处分”或者“公共安全处分”，或者其他更适合的名称，先制定单行法，条件成熟后再纳入刑法典；(2)时间应缩短，一般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3)决定机关为法院，即由公安机关提出，法院经听审程序决定是否采取；(4)允许上诉，遭受错误保安处分者有权得到赔偿；(5)加强检察机关对此制度的法律监督[3]。对于劳动教养制度不宜采取一废了之的方法，因为中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数量因素，劳动教养的大多是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在世界各国一般都是作为犯罪处理的。因此，我赞同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造。无论如何改造，关键的一点就是司法化，即经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引入中国，中国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关制度都面临着需要改革的问题。
（三）规范上的更新
中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先后在1996年和1997年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同时应看到，在刑事法规范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都是不彻底的。从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来看，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学者将前半段称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后半段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这些学者认为，积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消极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涵义。[4]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正确诠释。但问题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应当包括所谓积极的内容。纵观世界各国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极意义上规定的，其基本蕴含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限制机能，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权与司法权）而达到人权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并非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含义的正确理解之上。同样，在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的内容虽然类似于西方国家关于无罪推定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规定与无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显然是对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指出：由于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法律并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因此很难说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已经完全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5]]因此，在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后，中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是刑事法规范，还需要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进行更新。
三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国先进的与文明的刑事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上达成的共识。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国际社会，不仅经济制度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认为，在正确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关系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意味着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国际标准靠拢，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毕竟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相关因素密切相联的，是根植于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色。例如，国际上对于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态度，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但在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犯罪问题，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需要适用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能采纳废除死刑的政策。当然，对于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总之，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才能使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作用。
（二）积极与稳妥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引入，实际上是一种法律的移植。在进行移植的时候，我们既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又要切忌急躁，而应当逐渐地消化。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而应当缓慢地推进。我们首先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引入那些国际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渐地提升中国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种稳妥的、适当的方式，才能使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国际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与融通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要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融通。这里的融通，是指融会贯通，因而包含一种创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资源，经过改造，使之适应刑事法治的要求。

5. 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为维护人类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人类所期望的结果，但毕竟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国际性特殊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和欧盟（European Union）等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更为浓烈，国际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编纂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同时，国际社会及时组织审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危害人类的犯罪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如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条约及协议原则等，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其现实作用。由此观之，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国际刑事实体法和国际刑事程序法的演进史，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典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发展的演进史。这一历史进程总体上沿着一条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线发展，在总体发展趋势下分析，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的发展又非同步进行。

（一）国际刑法发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从实体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犯罪的认识肇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对海盗罪（Piracy）的认识，“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2自1841年至1982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可适用于海盗罪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当时海盗罪行少有发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协议》（Nyon Arrangement）认为“海盗”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该罪行列入国际犯罪种类之内，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最早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因此，在以后界定国际犯罪种类时常以海盗罪作为蓝本，即考察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3此后，贩卖奴隶行为4和战争行为5应受国际谴责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因而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这些罪行不仅危及国家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尚未考虑从事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

从程序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474年，当时27名圣罗马帝国法官审理了皮特。冯。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许其军队实施强奸、杀害和掠夺无辜平民财产的行为，并因这种行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认定其有罪。6这次审判尝试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刑事审判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性审判或司法机构均未诞生，所以这项审判属于在“非正式”场所中进行的审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个唯一具有国际特色的非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针对平民和战犯实施的那些应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时，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受影响地区正在发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画面”，该委员会调查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及个人行为。巴尔干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事实调查团，在事后根据他们发现的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报告，并于1914年7月递交了这些报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告的作用便成为历史的缩影。7

因此，从形式上看，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程序法的认识似乎早于实体法。尽管实体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或程序意义上的国际刑法都没有进入规范化的过程，即既没有进行国际罪行实体法的编纂，也没有从事正规的国际性刑事审判，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雏形已露端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刑法完全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态势，并且努力试图形成一种集中立法和审判机构的模式。这种发展态势显示了基于国家调查和执行的多边法律文件或机构的增长，与国际领域犯罪作斗争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独立发展已经有力地说明一般国际刑法的发展。8多边公约的增长赋予国际刑法广泛的内涵，使国际刑法摆脱了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国际公约已经涉及非普通的国际犯罪、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引渡制度等，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国际政治寓意的国际犯罪。

（二）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期间是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国际刑法进入发展高潮的直接诱导因素。此时，国际刑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发展并驾齐驱。从实体上讲，人类社会认识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严重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战争罪和违反人道主义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经过多方妥协最终达成《凡尔塞条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895名应受指控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希望通过协约国军事法庭进行一次较为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即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中马顿斯条款的规定，起诉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官员以及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个人。9 尽管由于当时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协约国的审判活动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莱比锡的审判。10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的目光短浅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倾向，已经使国际刑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11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已经表明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犯罪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国际刑法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刑法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颠峰，同时也为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实体法上除了强调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以外，还肯定了灭绝种族罪等其他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纽伦堡审判12和东京审判13不仅在社会意识上获得了成功，而且满足了民众企盼和平与惩治战犯的渴望。纽伦堡法庭宪章及其审判活动，以革新的方法创制了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创设了新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著名的个人责任原则）。14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属于事后的立法行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没有依据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却毋庸质疑。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国际社会已于1928年订立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称《巴黎条约》）。在签署条约的63个国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作为缔约国对条约的内容及宗旨显然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中没有刑事罚则的规定，但纽伦堡审判恰好弥补了该公约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纽伦堡审判发展国际法的功绩所在。虽然东京审判略晚于纽伦堡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审判那些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的普通战争犯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同，而且还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审判实例，然而，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对纽伦堡原则的扩展，特别是有关“共同阴谋”进行侵略的理论，东京审判较纽伦堡审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仅把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向高峰，其深远意义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联合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问题。1948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价值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大会在审查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出结论，建立这样一个法院既值得又可行，并决定由联合国17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协会，筹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事宜，该协会于1951年提交了一份规约草案，1953年委员会第二次修订这一草案。1953年规约草案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法院，法院将对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所犯“国际法公认”的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些罪行通常认为是在《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具体犯罪）。17法院将根据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及罪犯的国籍国根据“公约、特殊协定或根据单方声明”授予法庭的管辖权来行使属人管辖。二是促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编纂罪行法典的设想总是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相伴而行，但是在两个设想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假如国际刑事法院没能建立，那么国际刑法典没有法院的建立便无处施行。通过国家之间合作或依赖地方诉讼的“间接执行”，很难化解公众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愤慨。18

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段较短的期间之所以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的一次高峰，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刑事审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进而转入呼吁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这种思维变迁业已表明国际刑法在程序上的行进步伐，在此期间进行的国际刑法典编纂工作同样说明国际刑事审判对实体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来，国际刑法学协会一直致力于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纽伦堡审判时，方始加快实现这种愿望的进程。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确认了“纽伦堡宪章和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47年联合国大会指令国际法编纂委员会（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前身）20制定一部总的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21决议授权进行工作的内容包括：（1）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中所承认的国际法的一些原则；（2）起草一部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确指出与第（1）部分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地方。22 两年后，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决议的精神开始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并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员会下设一个附属委员会，任命一名专门的报告起草人，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拟的法典草案虽然仅有5个条款，列举了13种独立的国际罪行，但是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积极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的成功进行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繁荣景象。

（三）国际刑法发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说是国际性历史事件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那么自国际社会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犯之后，国际社会似乎度过了一段虚假平和时期。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所谓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亦随之处于低迷阶段。

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国际性的刑事审判，国际法委员会仍在继续从事一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1984年的报告中所说，“委员会编纂国际刑法试图遵循的程序是：详审认为构成国际犯罪的违反国际制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犯罪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25而且国际法委员会还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将“offence”易为“crime”，26目的在于增强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认识；由于侵略罪的定义迟迟没有定论，乃至影响了整个法典的编纂进程。

这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在编纂国际法和创建国际法院方面的兴趣较低，但有关国际犯罪种类的界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转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诸如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罪等。1990年，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处理出现的两类新型的国际犯罪，即环境犯罪27和盗窃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这一时期，联合国仍在认真努力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并积极筹划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程，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已逐渐走出低谷。

（四）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也出现了灭绝种族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再次推动国际刑法朝着一个新的峰值迈进。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刑事特设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会正式通过第780号决议建立前南斯拉夫调查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继专家委员会递交第一份临时报告后，30安理会第808号决议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FY，以下简称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继前南法庭建立之后，1994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935号决议，旨在调查卢旺达内战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建立了卢旺达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调查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专家委员会。同时安理会第995号决议批准了卢旺达法庭规约和审判机制。

我们认为，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建立及运作是国际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这两个法庭的建立从本质上巩固和发展了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渊源上的进展。两个法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因而两个法庭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国际法原则。两个法庭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只由冲突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扩展为不受限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无论其为冲突任何一方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糅合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在诉讼活动中，两个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32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适用、33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与草案的通过。经过国际法委员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性机构积极努力，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和颁行工作顺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联合国综合各方提出的意见不断对草案进行分析修订，并于1996年正式通过了《法典草案》。该《法典草案》是历史上确定国际犯罪种类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种国际性犯罪。35这部法典的制作摆脱了原有国际公约不含刑罚特征的弊端，吸收了现代国际公约及国际刑法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刑罚适用的规定和特点，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应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国际犯罪等。同时，该法典还充分展示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固有特征：（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6《法典草案》的编纂与通过不仅满足了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法治需求，而且还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属物管辖的选择空间。

其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诞生。1992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根据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的建议，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出台，国际社会于是加快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1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联合国第51届大会递交了报告，请求扩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并决定于1998年完成统一的公约文本、规约和附加议定书。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外交官大会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各学术机构和国际法委员会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国渴望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从规约制定的过程及其内容上看，国际法委员会希望尽可能地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的主要法律文件，规约确立了严格的诉讼机制和行政机制，其细微之处囊括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环节。这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是国际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效结合的典范。

罪行法典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此后国际刑法将如何发展，是平稳直线发展，抑或有所振荡，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6. 高二历史问答题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详细资料看这里
http://ke..com/view/115315.htm
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7. 什么是“死刑犯不引渡”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引渡条约。条约中确定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和先例。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

有人认为，这一原则“不会对我们现行的司法框架构成威胁，相反，它只会加强我国司法钳制犯罪的能力，扩展我国司法的约束边界”；认为“纠结于某一条款当仁不让，从而延宕整个国际司法合作的进程，实属不智之举”。中西引渡条约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参赞徐宏说：“现在我们首先面临的并不是要不要判死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他们抓回来的问题。”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认为，引渡条约“作出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改变中国现行法律关于死刑制度的规定”。

笔者不敢苟同。个人认为，这是在对外司法合作史上开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先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自己确定的法治原则，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要求及引渡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死刑犯不引渡”，就是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后将被判处死刑或被执行死刑，则会被拒绝引渡。

在我国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严格依法判刑，就会被有关国家拒绝引渡要求。这与没有引渡条约或者有引渡条约而不接受“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效果是一样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承认此一原则意义不大。

如果为了能够将该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而刻意承诺或保证不予判处死刑，则将严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极有可能引起的后果是，那些自知可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从这一原则中得到“鼓励”，想尽办法潜逃国外。即使被引渡回国，这一原则也会成为一道免死金牌。同样条件下，没有逃跑出国的反而受到死刑制裁。这在普通民众看来，只要能逃跑出国就能获得一种变相的特权，这是一种恶劣的示范。这使刑法丧失了尊严和公正，失去了积极的教育和预防作用。果真如此，则刑法典的权威性、严肃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就是明显地“有法不依”。我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法治精神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对我国现行的司法框架就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在司法上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以换取少数潜逃国外的犯罪嫌疑人能被引渡回国，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司法管辖，真的值得吗？

出现这一困局的症结在于，中国存在死刑制度。姑且不论我国当下废除死刑是否符合我国的国情，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中国废除了死刑，死刑犯不引渡原则造成的引渡障碍就不存在了。

有人认为，废除死刑、保护人权，是世界潮流、国际惯例，我国也可以废除死刑。

诚哉斯言。

实行死刑的历史证明，死刑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其实并没有多强的威慑作用，他们自知罪恶深重，难逃一死，死刑立即执行却恰好满足他们的期望－－长痛不如短痛；死刑缓期执行其实就是劳动改造二十几年，就可以被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并没有起到它原本意义上的作用。

愚以为，废除死刑，不失为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有人认为，废除死刑，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笔者的看法是，对于严重暴力犯罪，中国人有一命抵一命的观念，但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法律是滞后的，但并意味着法律处处都是被动的，它可以引导和纠正人们的某些观念和意识；对于严重经济犯罪，单靠判处死刑剥夺生命的极端制裁方式，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发生和蔓延，国内腐败现象禁而不止，屡屡发生，就是明证。遏制贪腐犯罪最终取决于制度的健全和法律环境的完善。

在废除死刑的同时，可以改变刑法中规定的数罪并罚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效法美国改用多罪累加原则，并对罪恶深重者规定不予减刑或赦免。这样，死刑造成的引渡障碍自然消除，累加刑期既可以体现罪刑的轻重，也可以对严重的犯罪施以严厉的惩罚，让罪大恶极者无望地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其惩戒和威慑作用一定比死刑更好、更有效。

8. 唐朝初统治阶级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要表现为：
一、奉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况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 12 篇 500 条

2． 《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仍为 12 篇 500 条，以隋开皇律 令为蓝本作了较大改动，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 为基础 编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条。此后又对 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将律疏附于每条律文之后，合在一起称为《唐律疏议》 《唐六典》。
4． 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
内容涉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掌， 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戣（kuí）编定。所谓刑律统类即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违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论罪定刑。
2．令--是关
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3．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4．式--是国家 机关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则： ；
●唐律的刑法原则：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合并论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唐律的主要特点
（1）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2）中典治国、用刑持平
（3）诸法合体、以刑为主
（4）依礼 制刑、礼法合一
唐律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思想；其法律条
文皆“一准乎礼”。 2．唐律的历史地位 ．唐律的历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
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2）唐律对东亚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唐律关于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1．关于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严格禁止
他人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2．关于债权--唐律规定了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 担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中央最高监察 机关)。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长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机关--行政 长官兼理司法。

2．诉讼制度
（1）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2）起 诉--举劾、告发、告诉三种方式。
（3）审判--以原告诉状为准；采取“五听”的审判方式，同时也以众证定罪；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 3．监狱管理
4．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设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的违法失职 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