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刑法

㈠ 宋朝的刑法是怎样规定黥刺刑罚的

北宋时，黥面之抄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罪行不同，针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排列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成一个方块形；若为杖罪，所刺的字则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叫做刺配。例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写林冲被刺配沧州牢城，陆谦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性命，特意嘱咐他们揭取林冲脸上刺字的那块面皮来复命。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他被黥面是刺在额角上的，后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来可以遮盖着被刺的字。小说的这些描写，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北宋时期黥刺刑罚的详情。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虽后来显贵，仍保留着针刺的印记，而不愿去掉它。

㈡ 宋代代表刑法是什么

宋太祖建隆四年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它是我国历版史上权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其条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变化之处在于：增加"折杖法"；收集自唐末至宋初150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209条附于律文之后；篇目仍是12篇、502条，但在每篇下设有门，合计213门。

㈢ 简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

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误较小。本书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论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规，同时还介绍了与宋同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读者对宋代空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刑法制度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法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宋初统治集团对此也十分重视，并在实际操作时更加注重“刑辅”这一手，而且，比较强调对一般犯罪的宽恕与轻刑，对谋叛、谋反及贼盗等危害到统治阶级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严惩不贷。宋朝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治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宋朝从太宗时就开始采取“守内虚外”的国策，[1]以及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采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刘太后主政以及宋仁宗亲政时期，北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开始逐渐暴露，表现为外有辽、西夏等强敌压迫，内有京东王伦、京西张海等的暴乱。同时，国家机构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无限占田而出现的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阶级更为重视立法改革，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治理国家的力度。与此同时，自宋代开始，“理学”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主流，它将法律视为维护封建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辅助儒学教化的手段，但有时，为了镇压“犯上作乱”的民众，还必须施以重刑。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理学主张振纲纪、厉风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于理学将维护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产生，为“理”服务的工具，因此，理学同时主张在据罪论刑时，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断狱听讼的原则。此外，由于理学严格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作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种“灭人欲”的工具，法中的权利因素被彻底抽空，只剩下了义务性、强制性和镇压性的功能，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进一步受到破坏，其社会地位也进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惩贼盗的国策 两宋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宋刑统》，其后所附的敕文则加重了对“盗贼”的处罚。同时，制定特别法，继续加重对“盗贼”的处罚，其中包括《窝藏重法》《盗贼重法》和《妻孥编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1}可见仁宗时即制定了关于划分“重法地”，惩治“盗贼”及其窝藏之家的特别法《窝藏重地》。神宗时制定《盗贼重法》： 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1} 《盗贼重法》的特点是：对罪犯家属的刑事处罚及赏告人的规定，与英宗时的《重法》相比，变化不大；但对窝藏之人的处罚则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论；对“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虽非重法地，亦从重处罚，这便使重法的适用范围更加扩大。 哲宗时制定，对盗贼家属的处罚作了进一步规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1} 仁宗时，“重法地”仅限于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神宗时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军，但神宗时须“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而哲宗“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又继续加重。 实行“保甲法”，严防“盗贼”。“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仅一概处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惩罚贼盗外，还加重了对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处罚。比如造祅书祅言罪。“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1}也就是说对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书祅言罪”的处罚。 三、宋代的刑罚体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制，但《宋刑统》又有所改动，创制了折杖法，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为改五代之苛，太祖时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1} 对于“折杖之制”，后人大多以为是将刑罚折轻了，是宋初减缓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认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但笔者认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滥杀，或许是一种减轻，若同唐代刑罚相比，则仍是加重。因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别是折成脊杖，对人体的损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时击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捶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认为五代时期刑罚过于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的好处，体现了省刑从轻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适用于死刑及反逆、强盗等犯罪。宋初采行折杖法，对于纠正刑罚越来越严酷的趋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种和刑等设置并不科学合理，轻重悬殊，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为了弥补折杖法轻重悬殊的缺陷，宋开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即处脊杖、刺面后发配到远恶州、军终身傅军籍，服苦役的刑罚。“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为严酷。始创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原为宽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渐突破宽贷死罪的使用的范围，后逐步用于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关法律条文也日益增多。“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种。配隶之刑特别是刺配刑的广泛适用，使宋代刑罚趋于残酷。 刺面因情节轻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时规定：“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状，因犯罪之性质和情节之轻重而不同。南宋时臣僚载论及刺配刑时，也提到：“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隶者根据犯罪情节之轻重决定远近和地点，情节严重者刺配远恶州军，无复地里之限。对性质、情节严重的犯罪及累犯，则刺配远恶州军或登州沙门岛。宋初，只将死罪减轻处罚者刺配远恶州军或沙门岛，即“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5}仁宗时规定：“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5}配隶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则配役于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宋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太平兴国五年，诏罢免之。“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5} 对配隶者，罪轻者会赦可释放；次轻者会赦可迁移近（家）州军；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时期，有不少大臣认为刺配之刑过重过滥，建议进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5} 可惜最终还是未改成，仍沿用旧制。 宁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5}对一般犯罪，限满后可予释放；对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虽改刺从正军，但仍须服苦役。 对刺配之刑，后人多有评价。这些评价，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残酷性，但对刺配的残酷性又都言之未尽。“刺配集肉刑、劳役多种刑罚于一身，刑罚苛重，而且使用过滥，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4}194-195笔者认为：刺配沙门岛，实等于死刑。沙门岛上所配隶之人数，神宗以前定为200人，以后增为300人。如熙宁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5}“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5}刺配远恶州军，也与死刑无异。如熙宁六年，“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幸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虽然臣僚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但被处刺配刑者绝大多数都是“情理巨蠹”，仍须“不以寒暑，即时上道”，故路上冻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种法定执行方法，分斩首、绞杀、凌迟、杖杀、腰斩。《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迟这种刑罚。“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体和肌肤，使之在痛苦重缓慢死去。凌迟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刑产生于五代，大辽国率先袭用之。如《辽史·刑法志》称：“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1}提出使用凌迟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责，故至迟在真宗时，宋代尚不允许使用凌迟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后，凌迟刑已经开始使用。北宋仁宗时荆湖地区出现杀人祭鬼的恶性，仁宗敕令：“有首谋若加功者，处以凌迟刑”，首开凌迟先例。凌迟的广泛适用，是宋代刑罚走向残酷的重要标志。以后，元、明、清三代凌迟之刑沿袭不变。

㈣ 中国宋代刑法有哪些

中国宋代刑法有《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时任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详定邢统》，简称《宋刑统》，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颁布《大中刑律统类》， 将《唐律疏议》的条文按性质拆分为121门，然后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文之后。这种将律、令、格、式、敕混为一体，分门编排的体例，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开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后人简称该形式为《刑统》。
《大中刑律统类》的立法模式为后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统”取代“律”，成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
宋朝沿用该立法模式，颁布了《宋刑统》，并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㈤ 宋代刑法制度

宋代婚姻形态的几个特点.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弄清了不平等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共同本质之后.现
在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封建婚姻制度发展到宋代,究竟呈现出了哪些与前代不尽相
同的新特色.
(一),禁止族际婚
我们知道,宋朝的江山是不完整的.宋从开国以来,就受北方民族的威胁,
与其并立的政权就有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这样的社会背景反
映在宋代的婚姻制度上就是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也就是禁止族际婚.这也是
宋代民族矛盾突出的重要表现.
宋代禁止族际婚据《宋史·太宗本记》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
年)八月的诏令为凭,这道诏令的内容是:"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族际之间不得通婚的禁令不仅施行于西北沿边,而且在原则上
适用于东南沿海.在这方面,朝廷身体力行,断绝了自汉唐以来与少数民族首领"和
亲"的惯例.如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屯兵幽蓟,声言南下,并派遣大臣出
使宋朝,在提出割地的同时,要求把宋公主嫁与辽兴宗之子.宋朝廷则宁肯增加岁
币,也绝不实行和亲,结果"罢结婚之仪".但在北方的辽朝和金朝则均无此禁.
辽开国初,辽太祖阿保机在如何对待族际通婚的问题上,便接受了谋臣韩绍芳的建
议,实行"许婚"政策.会同三年(公元940年),辽太宗又专门下诏:"契丹人接
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后来,辽道宗为了对付境内各族人民的起义,才改
变了这一政策,在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规定:"禁边民与蕃部为婚".[6]可是,
这已经是辽朝末年的事情了.至于金朝,对于族际通婚,比辽朝放得更开.不仅从
未禁止,而且予以提倡.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世宗为了防范在他统治下
的契丹人民的反抗,曾经采取措施.鼓励契丹族"与女直人相为婚姻"[7]明昌二年
(公元1191年)四月,尚书省为了缓和迁移到中原地区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
民的矛盾,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
宁之计."金章宗当即批准这项建议,鼓励族际之间"递相婚姻".由以上可知,女
真族在金代是可以同汉族,又可以同契丹族通婚的.因而,在如何对待族际通婚的
问题,宋朝同辽金等朝所推行的政策差别十分明显.
我国自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以来,在婚姻问题上,都不曾明文限制过汉族与
少数民族不能通婚.在汉,唐两代还大力提倡.从而减少了许多民族矛盾.但在宋
朝,有了明文规定禁族际通婚,与其之前的所有朝代都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禁
止族际通婚是宋代社会特有的婚姻制度.
(二),禁止异辈婚
宋朝是一个十分重伦理的朝代.这反映在婚姻问题上,则表现在宋代社会严禁
婚姻乱伦,反对异辈婚.所谓反对异辈婚,是指宋代十分注重辈分.辈分不可混淆
这一观念在婚姻制度上得到充分体现.为了防止"尊卑混乱,人伦失序".颁布于
北宋初年的《宋刑统》,就严厉禁止异辈为婚,在《名例律》,《户婚律》,《杂律》
中反复申明此禁.后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八月,又将其中有关禁止异辈为婚
的条文予以重申,并对起其禁止范围作了某些扩大.
异辈不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人,即使士大夫和皇帝也不例外.宋代禁止异
辈婚,比唐代严格得多且卓见成效.我们知道,在唐代尽管禁止异辈通婚的法律比
前代严密得多.但是,唐代异辈婚的现象并不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少.那是因为,唐
朝的最高统治者便立法犯法,带头实行异辈婚.皇帝与后妃辈分不合的事情简直不
胜其举.如徐坚的"长姑为太宗充容,次姑为高宗婕妤."[9]徐氏两姐妹居然分别
嫁与太宗,高宗两父子.而高祖女常乐公主,肃宗女郜国公主,代宗女升平公主的
女儿分别做了中宗,肃宗,宪宗的皇后.则是姑奶奶把女儿嫁与侄孙子.这3位皇
后分别比中宗等3位皇帝高了一辈.而在民间,唐代异辈婚的事例也不少.如据《太
平广记》卷160《秀师言记》条记载,崔昭与李仁钧是表兄弟,但崔昭竟把自己的
亲生女儿嫁给李仁钧做妻子.又据当代史学大师陈考证.大诗人白居易的父母是舅
舅与亲甥女结为夫妻.
然而,在宋代异辈婚是绝对不行的.不但普通人不可以,即使士大夫,皇帝也
不行.因而,在宋代的官场斗争中,只要抓住对方这方面的把柄,即可将其置于尴
尬的境地.仅以欧阳修为例,他先后遭到过两次这样的攻击.一次是在庆历五年(公
元1045年)八月,欧阳修的政敌诬告他与其外甥女张氏有不正当关系.这还了得,
仁宗立即下令追查,后来尽管查明并无此事,但欧阳修任然被贬官.另一次是治平
四年(公元1067年)三月,神宗即位之初,欧阳修的政敌又诽谤他与其大儿媳妇
吴氏有苟且行为,建议朝廷将他"贬窜".这一次,欧阳修可不答应,他立即杜门
不出,躺倒不干,并接连上了三道奏疏,请求朝廷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
大臣吴充作为吴氏的父亲,欧阳修的亲家,也把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上章乞朝
廷力与辨证虚实,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10]结果很快查明,此事纯属
捏造,欧阳修的政敌因此被贬官.上述事实表明,在宋人看来,长辈与少辈关系暧
昧尚且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异辈为婚了.因此,宋人是十分反对异辈婚
的,不只是朝廷限制,就连民间的舆论也不允许,在这一点上唐朝与宋朝是有很大
的区别的.
(三),废止收继婚
宋代社会重伦理,还有一点重要的表现是"废止收继婚".收继婚指的是儿子在
父亲死后娶后母为妾,弟弟在哥哥死后娶寡嫂为妻,哥哥在弟弟死后娶弟媳为妻.
当然,这是原始社会群婚习俗的残留,有着防止家庭财产不分散,劳力不外流的用
意.这种风俗风行于某些地区,与那些地方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可以节省一笔嫁
娶费用等情况有关.然这一婚姻习俗早在先秦时期,就遭到了人们了指责,被轻蔑
的称为"蒸报",并采取了"叔嫂不通问"[11]一类的防范措施.到了汉代,法律明
文禁止收继婚,倘若违犯,便属于"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12]魏晋南
北朝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也曾经"不书禁国人不听报嫂".[13]可是在实际生活
中,收继婚未见其止.就汉代而论,燕王刘定国,江都王刘建,南利侯刘宝无不与
其父亲"争妻".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最负臭名的"蒸母"者,要算隋炀帝.当隋
文帝弥留之际,"姿貌无双"的宣华夫人陈氏"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文帝
得知此事,气急败坏:"畜生何足付大事"!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力不从心,文帝
死的当天晚上,陈氏即被"太子蒸焉".此后,"容仪婉嫕"的容华夫人蔡氏"亦为
炀帝所蒸".[14]
禁止收继婚的法令,待到了唐代已经相当严密.但是唐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与法
律的有关规定相差很远.最高统治者实行收继婚的事例就不少.如唐太宗便收继了
其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而尽人皆知的武则天14岁时就做了唐太宗的才人.唐高
宗在其父死后,居然把武则天封为昭仪,最后武则天还坐了皇后的位置.可在宋代,
禁止收继婚的法律规定虽与唐代完全相同.但是,宋代谴责收继婚的社会舆论之强
烈,绝非唐代可比.北宋时,程颐就指斥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其妻则娶不正".抨
击唐太宗"其恶大",而"娶元吉之妻"即是重要证据之一,并由此发出浩叹:"唐
之有天下数百年,自是无纲纪".[15]
与前代情况不同,宋代最高统治者绝无收继婚后母,寡嫂之例.皇亲国戚并不
享有突破这一婚姻禁忌的特权.如仁宗时,洪州别架王蒙正"与其父婢霍私通",
尽管他是真宗刘后的哥哥刘美的亲家,而霍氏又并非他父亲的妻妾,仅仅是侍婢而
已.可是,朝廷发现此事,立即作为要案,进行严肃处理.不仅王蒙正本人被"除
名,配广南编管,永不录用",而且他的女儿和亲属也受到株连.又如,孝宋时,
徽宋郑后的侄子,保信军节度使郑藻"娶嫂".[16]这一奇闻一经传出,满朝大臣莫
不惊诧,纷纷上书弹劾.因此,在宋朝社会舆论与政府法令相结合,在社会上形成
一股禁止收继婚的强大约束力.而正是这样,宋代社会才会出现了"事继母孝","事
寡嫂谨"的美德.
上述种种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影响,对后世的婚姻习俗也都产生了不忽视的影
响.在今天,汉族居住的地区,异辈婚早已成为历史,而收继婚也仅局部地存在于
某些边远地区,并被看成是"奇俗".我想,这些改变要从历史上找原因的话,大
多与宋朝的严格禁止有很到的关系吧!
(四),寡妇再嫁问题
在本文刚开头时,曾说过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十分不平等.反映在婚姻上,讲
的是单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有的只是"夫休妻"的制度.而女子不管在怎样的
情况下,都是不可再婚的.如若不然,就会被社会舆论谴责,认为不守妇道.而每
当提到宋代婚姻制度的又一大特色时.人们立即想到的便是:男子可以再娶,女子
不可再嫁.虽然男尊女卑,夫主妻从由来已久.从总体上说,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已
无疑是封建礼教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不过,礼教束缚毕竟有个由松而紧的发展过
程,贞节观念终究有着从宽到严的前后演变.问题在于,这一过程的转折点何在
人们通常把它确定在唐宋之际:认为唐代礼教束缚不严,宋人贞节观念颇重.而其
主要依据是:唐代妇女改嫁者甚多,宋代极少;唐代法律准许妇女再嫁,宋代不许;
唐代社会舆论并不谴责妇女再嫁,而宋代提倡死守贞节.但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更
进一步的推敲.
其实,关于宋代妇女再嫁的事例很多.如大诗人陆游的妻子唐婉,在和陆游离
婚后而改嫁.又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王安石的儿媳庞氏,岳飞的前妻
刘氏等等.而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而人们之所以大都认为唐代的妇女改嫁较多,
宋代较少.都是从这样一些数据来看的,唐代共有公主210人,除幼年早死,出家
入道,情况不明的外,已婚公主130人.其中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改嫁公
主共30人.占全部已婚公主的23%;而宋代共有公主88人,已婚公主41人,其
中改嫁者不过2人,仅占全部已婚公主的5%.并以次作为典型材料,作出唐代妇
女改嫁多而宋代少的结论 .但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只是皇室,而是整个社会.
就整个宋代社会而言,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较多.当然,这样的结论并
不是无史料可寻的.这是有现存的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一书为例.这本书虽然取
材传闻,有似小说家言,未必事事有据,但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说,其价值未
必没有正史高.这本书中所载的妇女改嫁的事竟达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
三嫁者6人,而改嫁的时间可考者有41例.从这也说明,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
而关于唐代社会上妇女再嫁也有一本书《太平广记》,其性质与《夷坚志》相似,
这本书记载的唐代妇女再嫁的事例不过41例,比之宋朝要少了许多.
然在法律上,如果不允许妇女再嫁的话.何以宋代妇女再嫁者这么多.而且宋
皇室中公主也有改嫁.再我们来看一些宋代法律条文实行中的一些例子.如在仁宗
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寡后多年未嫁.御使唐询抓住此事,大
做文章,竟向皇上控告吴育:"弟妇久寡,不使再嫁".[17]还有在绍兴初年,鼎州
士兵周的妻子向政府报告:"夫死无以自存",请求居丧"改嫁"."令行禁止","政
以猛闻"的知州程昌寓,不止"与之钱,使殓死者",并且"从其情,准许她提前
于服丧期间另嫁".[18]不只是这些例子,在宋代的法律,《宋刑统》中,禁止的只
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但这些条文基本上抄自《唐
律疏议》.这些怎么能说唐代法律准许妇女再嫁,而宋代不许呢
再说在宋代社会的舆论上,宋代的社会舆论是否真的谴责妇女再嫁.我们也可
举例说明.在宋代所谓"节妇"当中不乏再嫁的妇女."节妇"是封建时代的道德
楷模,改嫁妇女在宋代不会因其改变而被另眼相看.只要他们做出了某种符合封建
道德规范的行为.仍然完全有资格推崇为"节妇".如当时著名的"淮阴二节妇",
便是两位再嫁妇女.一位是张生的妻子卓氏,她在绍兴末年被金军头目俘获之后,
"即与之配".不久金军溃败,卓氏趁机拔刀斩其后夫,再寻访前夫,破镜重圆.
另一姓氏无可考,只知她夫死改嫁,"居三年,生二子"后方知后夫竟是杀害前夫
的凶手.于是马上"走投保正,擒盗处官".这两位妇女,不但未被谴责,还受到
人们的称赞,赞许"此二女相望于百年间".[19]其次,在宋代业已改嫁的母亲仍然
是儿子尽孝的对象.相反,如果事之不恭,倒要遭社会舆论的非难.如在乾道年间,
孝宗还为一再嫁妇女亲自举行葬礼.试想,如果社会舆论果真普遍谴责妇女再嫁的
话.又何以有以上的事,又何以,宋代妇女再嫁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难,而是较容易.
因此,不管是从宋代的法律上,还是宋代社会的舆论上,都并非人们常说的宋
代妇女再嫁是受法律限制,舆论谴责的.但是,说宋人贞节观念颇重者也并非纯属
虚构.那是因为在宋代出了一大批的理学家.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利于妇女的观点.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程颐的那句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0]可是,
就我们所知,理学似乎并不是宋朝政府的官方哲学和主要统治思想.众所周知,宋
代学派林立,各有各的思想,是互不相让的.理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它的思想
并未能在宋代独霸社会.而对我国明,清时期的制度较了解的人都知道.理学的那
些说法似乎在明,清时期更为流行.而宋只不过是其兴起的时期.
(五),榜下择婿
宋代是个文人辈出的时代.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从来就认为,只有习武之人
才能威胁到赵家天下,而习文之人再厉害也不可能推翻一个政权.因此,他大量重
用文人.不但文官用文人担任,就连武官也用文人担任.这样可以说宋朝是文人的
天下,是读书人得志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为何宋代社会文人辈出的原因.而宋代婚
姻的"榜下择婿"就与这些文人有关.
以上说过,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朝廷大量使用文人做官.文人的地位可
以说是空前提高.文人做官的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制度比前代更
为完善.因此,文人只要通过了科考便可平步青云.而宋代所谓的"贤才","良婿",
通常指的就是考上科举的进士,只要中了进士,那就是"一日成名天下知"[21]了.
宋代是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再加上朝廷所实行的政策.使得当时的达官显贵,富
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是考中
了进士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考中进士的人十分抢手.有时,
有的大家族由于晚了,而未能招得进士为婿,后悔不已.因此,后来每逢到科举考
试揭晓的那天,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
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22]在宋代史籍中,不乏这
类记载,如真宗时,范令孙"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宰相王旦立即"妻以息女
";[23]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到欧阳修,便"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
天下",待欧阳修"登弟,及以女妻之";[24]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
上"妻以女".[25]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榜下择婿既然风靡一时,达官显贵之间势必为此展开激烈争夺.如洪皓"登政
和五年弟",正红得发紫的王黼,朱腼二人"皆欲婚之".但洪皓"力辞",[26]一概
予以拒绝.这时,软的不行,有的达官显贵便来硬的.据《宋史·冯京传》记载,
外戚张尧佐在仁宗时就对状元冯京采取过极其粗鲁的行为.另据《皇朝名臣言行录》
卷三《太师徽制傅忠肃公(察)》记载,徽宗时还发生过蔡京强逼进士傅察为婿是
事.这两件事虽然冯京和傅察最后总算是推脱了.可这样择婿,哪里的择,分明是
抢,是捉.由此,南宋人朱域干脆把榜下择婿,叫做"榜下捉婿".
宋代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无疑是直接地被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与其时
中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也关系极大.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严格的门阀政治下,
形成了"崇尚阀阅"的社会心理.婚姻"重其门第"即是"尚姓"的表现.那么两
宋时代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便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会心理,而榜下择婿即是
"尚官"的反映.宋代也确实是个"尚官"的时代,宋人把宋代社会称为"官人世
界"[27]可谓一语道破.
(六),婚嫁失时
宋代出现了结婚年龄增大的趋势.从某种角度上说,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多
多少少对其有些影响.由于宋朝对读书人的优待,使读书人都把考中科举作为自己
的目标.读书人都讲"先立业,后成家".因为只有考中了进士,便什么都有了.
即如宋真宗写的这首诗一样:"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
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
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
娶".
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有个杭州举子中弟时年逾古稀,以致友人风趣地
祝贺道:"应是穷通子有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始觉为儒贵,不著荷衣便著诽."
而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又如,在宋高宗时,有个叫陈修的"年七十三"才登科,
"尚未娶",实在是个"老大难".他本人束手无策,只能"凄然出涕".宋高宗乃
"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以致好事者大开其玩笑:新人若问郎年几 五十年
前二十三.[28]司马光在讲到婚龄时,曾经指出:"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
过此则为失时矣."[29]可见,男性读书人假若坚持"榜下娶妻",难免造成婚姻"失
时","壮年未娶".
男子婚嫁失时是由于"先立业,后成家"的原故.而女子婚嫁失时,大多是因
为婚嫁之费猛增的原因.在"风俗奢靡,日甚一日"[30]的宋代,婚嫁之费项目繁
多.光大摆酒宴一次,花费就十分惊人.榜下择婿之风,使进士"娶妻论财".如
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生的女婿,便"得奁具五百万",顿
时"花穷薄为富豪".[31]可见,在宋代要得一"佳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在当时就连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32]不得不
不向神宗伸手,预借俸料钱.因此,"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嫁
资".[33]如不早种杉作准备,事到临头不是债台高筑,便是嫁女失时.
总之,宋代社会婚姻制度的现象.还是由当时的政治决定的.宋代社会的婚姻
制度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制度不只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也对后面的社会造成
了一些影响.我们通常说到宋朝,对于这个朝代的认识,大多也只鉴于宋词,而并
非对这个时期的其他方面有更深的认识.其实说来,宋代社会的魅力不只限于宋词
上,也不只是在婚姻制度上.

㈥ 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什么

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刺配

刺配是我国唐末五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方法。北宋时, 统治者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於一身的重刑， 仅次於死刑。

(6)宋代刑法扩展阅读

北宋时，统治者又实行折杖法，以杖刑代替原来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的执行。但同时又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仅次于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轻重的不同而不同，分为刺配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及沙门岛等不同等级，刺面也分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就把字刺得很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罪行，所刺的形状也不一样。

如，宋朝曾规定：凡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后来又规定，“凡强盗抵死特货命之人”，在额头上要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颊。所刺内容除“选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刺于脸上的。

到了配所后，所服劳役的种类很多，而大量的是充当军役。服役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的，则要终身服役。

㈦ 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什么，宋代常用的刑法都有哪些

宋代统治者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刺配法，并得到了充分发展。

所谓“刺配”，就是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是指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
宋代常用的刑法：
刺配。

隋唐以后，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为此，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到了宋代，统治者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刺配法，并得到了充分发展。

所谓“刺配”，就是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是指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

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值得注意的是，刺配必须得黥刑的参与。在汉文帝改革刑罚后，后世虽偶有使用黥刑，但总的来说，以笞代黥在北朝时已形成定制。隋唐两代均不再使用黥刑。因此，后晋刺配的创制，实际上是黥刑复活的标志。刺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远远不止一个宋朝，实际上，自此以后直到清朝的各个朝代都无一例外地援用了刺配之刑。

刺配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行用逐渐频繁，法规日见繁密，实施日见规范，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

《宋史·刑法志》中说：“配法既多，犯者日众，刺配之人，所至充斥。”在《水浒全传》中，宋江、林冲、武松等人脸上都有刺字（时俗称“金印”）。因此，武松醉打蒋门神，先要用一块膏药贴住脸上的金印，以防他人识其身份。宋慈在《洗冤集录》中也谈到尸体检验时要仔细查看并记录尸体上有无刺字及刺字的内容。当时有些流配犯人采用“艾炙”或“药取”的方法消除身上可供识别身份的标记。宋慈说，用竹子打击身上炙过的地方就可以看出原来刺的字或图形。可见，当时的主法者和犯罪者都已认识到刺字对人身识别的价值。宋朝以后，历代执法者均沿用刺配法，直至清末。

“配刑”于宋代形成制度，原因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完善刑罚体系的需要。

从《宋刑统》的内容看，宋代刑罚制度沿制，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但宋初“折杖法”创设，使其刑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谓“折杖法”，据《宋史·刑法志》记载：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以上是为“折杖法”的内容。按“折杖法”，笞、杖、徒刑被折为臀杖或脊杖执行后即予释放。流刑和加役流被处脊杖后，其一年或三年的劳役刑就在本地执行，不必远徙。这样刑法典中所规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就变成杖刑（包括臀杖和脊杖）、徒刑和死刑，而且徒刑的适用范围还很窄，形成“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反重”的局面。刑罚体系轻重失衡，等级结构极不合理。

于是，宋朝政府遂在前代关于配刑规定的基础上充实其内容，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刑种，并创设编管之刑，形成了以杖刑、徒刑、编管、配刑、死刑为内容的新的、等级结构基本合理的刑罚体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各种工、杂役的要求。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劳动力的价值。又因为宋代差役制度的弊端，使百姓惟恐避之不及，因此而产生的阶级矛盾也很尖锐。为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统治者便将一些杂役，以及官办的盐场、矿坑等场务的工役交由罪犯承担。

按唐制，徒刑最多服役三年，流刑只服役一年加役流也仅服役三年，短期劳役刑对国家不断增长的工、杂役的需要无所补益。而前代已经出现的配刑则是长期甚至终身服役，可较大程度地满足上述需求，故宋朝政府着意发展了这一刑种。从现有资料看，宋代配隶所服的正是各种杂役、工役，如仁宗天圣时曾规定：“今后军人合移配者，并刺配商州坑冶。”坑冶务即官办矿山或冶炼作坊，其工役特别繁重，除服工役，宋代的配隶主要是送往厢军的本城营和牢城营服杂役。配隶中有一些人还被转充厢兵，如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诸路经略司各两千人止。”而宋代的厢兵，主要承担国家各种杂役，因为宋代厢军本身就是役兵，如《宋史·兵志三》于篇首即指出：

“厢兵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而诸州则各以其事属焉。建隆初，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

宋代配刑的适用范围极广，几乎对各种犯罪均可适用配刑。宋真宗时关于刺配的法律规定有46条，仁宗庆历时有l70余条，南宋竟多达570条。宋律规定，流、徒、杖刑都可以同时黥刺。一般作为附加刑使用，特别流刑和充军、一定要附加黥刑，而且黥刺的方法多种多样。初犯刺于耳后，再犯、三犯刺于面部。流刑、徒刑犯刺方形，杖刑犯刺圆形，直径不过五分，也有刺字的。《水浒传》中的武松，刺的是两行金印。强盗犯、窃盗犯在额上刺“盗”、“劫”等字样，脸颊上还往往刺有发配的地点。这一来，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要兼受杖其脊、配其人、刺其面三种刑罚，比唐律要严酷得多。到南宋孝宗时，到处充斥被刺配的人，全国各地牢狱达几十万人。

元明小说中有很多有关刺配充军的记载。如《水浒传》有关林冲发配沧州的记载。林冲是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梁山农民起义的杰出人物。他本是宋徽宗时汴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超群，为人正派。后因殿帅府太尉、奸臣高俅纵子行凶，助子为虐，为达到其儿子高衙内霸占林冲妻子的目的，设计陷害林冲，将其刺配沧州。又暗中命令解差董超、薛霸二人在野猪林杀害林冲。未逞，又派陆谦、富安持书信到沧州贿赂勾结管营，施行火烧草料场之毒计，妄图再次置林冲于死地。结果逼得林冲怒杀陆谦、富安和差拨，雪夜奔上梁山。林冲

，这个封建统治的依附者，一变而成为反抗封建统治的造反英雄。

林冲在史书上虽没有记载，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沧州也因《水浒传》而闻名天下，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流放地。《水浒传》有关发配的记载很多，还有如武松被发配沧州牢城营，宋江被发配江州，卢俊义被发配沙门岛等记载，可见宋代发配之频繁。

刺配刑弥补了“折杖法”实施后所造成的刑罚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劳动力。但由于刺配大量行用，其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

一方面，配刑附加刺面，毁人面目，留下终身耻辱之印记，易造成罪犯自暴自弃，不愿接受改造，从而使罪犯无由自新，如南宋时洪迈指出：“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之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无所耻也。”

另一方面，配隶太多，给不少州县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对逃亡的配隶有的地方政府故意不加缉捕，这些人则多重新沦为罪犯。宋朝的刺配法对后世有直接影响，元明清均沿袭未改。

㈧ 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刑法是什么

宋太来祖建隆四年编成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宋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刺配也是宋太祖时期复活的一种刑罚，是古代“黥”刑的复活，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
五马分尸也叫车裂，到唐末基本上已经废除干净了。

所以，刺配应该是宋代的代表性刑罚，当然，凌迟也是宋代酷刑的一种。

㈨ 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

刺配，也就是在脸上讲罪犯所受的刑罚刺上字，并附带发配到1000里外的刑罚。这是宋代最为典型的刑罚。

㈩ 宋代代表性刑法是什么

1、《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刑事法典。三十卷。宋窦仪及苏晓、奚屿、张希让、陈光义、冯叔向等人集体编纂而成。书成于宋乾德元年(963年)。它是我国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特点：
所谓“刑统”，是按照新的体隶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条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
在内容上，《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疏议》的翻版，只是作了三点修改：
第一，变更了刑罚制度。在五刑部分增加“折杖法”将笞、杖、徒、流折合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作为原刑的代用刑，表示省刑、从轻之意.比如笞十、二十决臀杖七，杖六十决臀杖十三，徒一年决脊杖十七，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死刑无此类的代用刑。
第二，增设了新的条目。《宋刑统》将《唐律》十二篇的内容全部抄袭外，又加了新条目。卷十二增加了“户绝资产”门。此门由令、式、敕、起请条组成。其中唐之《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用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宋刑统》在“臣等参详”中删去“部曲、客女、奴婢”。这说明当时部曲等已不能出卖，反映此三种人身份地位的提高。
第三，删去一些不必要或过时的文字。如《唐律疏议》每篇之首都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叙述，《宋刑统》则概行删去。又如卫禁律“宫等冒名守卫”条，删去“若朱雀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