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紧迫性
A. 为什么要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社会来文明进步自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民.主与法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B. 如何加强队伍管理和队伍建设 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的是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打击各类犯罪、调处民商、行政纠纷、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有序健康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审判业务素质、执法水平，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加强新时期的法官队伍建设，目的就是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工作高效、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如何加强法官队伍管理和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这既是人民法院当前司法改革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
一、法官队伍目前的现状总的来说，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纪律上、业务能力上都是过硬的，特别是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公正执法树形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教育等活动，法院的工作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不可否认，现实的法官队伍离党和人民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尚不可适应形势与发展的需要，法官贪污受贿，违法犯罪时有发生，有的法官业务水平不高，对所承办案件久拖不决；“冷、硬、横、推”的官老爷态度仍然存在，私自会见当事人，接受当事人吃请现象时有发生等等。虽然这些现象不是法官队伍的主流，但已严重影响了法官队伍的光辉形象。
二、造成目前法官队伍现状所形成的原因造成目前法官队伍执法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不健全，是造成法官不能公正执法的原因。宪法赋予人民法院崇高而神圣的法律地位，但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落实。长期以来，国家机关在权力分配和相互关系上，法院始终处于行政机关的附属地位，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其权力性质所享有的独立地位，即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的工作必须依赖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同级政府，因此法院受到行政控制在所难免。同时法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以及衣食住行等所需均掌握在政府手中，法院由于自身利益原因，不得不与行政机关搞好关系。因为法院没有充分、独立的权力保障体系，独立行使审判权自然难以落到实处，司法公正必然受到影响，行政干扰司法就不足为奇了。
2、缺乏合理的待遇结构，是造成目前现状的又一原因。表现在：一是法官政治待遇低。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一府两院”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但两院的政治级别却不明确。由于法院的地位低，法官的地位也随之降低，行政机关领导长期以来一直把法院当作自己的下属机构，把法官当成自己的工作人员随意支配。二是法官的物质生活待遇太低，没有很好的后勤保障。长期以来，法官超负荷的劳动与其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相差甚远，以致法官对所从事的职业缺乏荣誉感和自豪感。虽然国家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设立法官津贴、从优待警补助等，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一些地方由于财政紧张，相应的补救措施难以切实兑现。
3、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也是形成目前现状原因之一。虽然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都相应制定了一些执业纪律，如《法官法》中对法官的惩戒、回避制度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法官执业过程中不公正执法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就是缺乏有效的可操作的惩戒制度，目前法院的执业纪律太多太滥太原则化，缺乏量化标准，同时，缺乏执行这些监督惩戒或制度相应的措施，对监督检查法官缺乏激励机制以及人身安全保障制度，也就是缺乏保证这些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保障，因此，不少制度悬挂在墙上无人问津、形同虚设。
4、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是形成目前现状的另一原因。目前社会上请客送礼、说情风盛行，一些法官面对糖衣炮弹的诱惑缺乏党性，同时，法官面对上级部门、亲戚朋友的各种关系和层层压力，作为“平民化”、“多样化”的法官难以做到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法官也是社会上活生生的人，同样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办，也有求于人，正由于法官的“平民化”、“多样化”现状，自然使其面对神圣的职责不得不打折扣。
三、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措施
一是抓好带头作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法院队伍的作风和精神风貌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同样是一班人，班子建设好坏，工作就大相径庭。因此，作为基层法院的“一把手”，调研课题组认为，必须坚持司法为民，以对党、对人民、对法律、对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负责的态度，以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为契机，把提高班子素质，改进班子作风和增进班子团结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聚精会神地当好一班之长，做好模范和表率。同时，要求班子成员团结、和谐、干事创业，生活上知足常乐，工作上不知足常乐，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感召力的集体。
二是抓素养，筑牢队伍根基
1、要加强学习培训。知识是力量的源泉，学习是立身之本，敬业之源，强院之路。当前，要从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自身学习和各类业务培训，将“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深入扎实的推进，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法院工作实践，让学习积淀的能量转化为巨大的工作动力，以此带动各项法院工作的开展。近年来，我院始终坚持深化对干警的教育管理，加强业务培训，干警的素质得以逐步提升，院里的各项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要注重人才培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为加强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所谓“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法院工作要上新台阶，同样必须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要树立“爱才、惜才、育才、用才”和科学的人才观，在人才选拔、管理、培养和使用上，舍得下功夫，花气力。加大人才资金投入，创新育才机制，培养一支适应新时代要求综合素质高的法院队伍。针对我院人才后继乏人的状况，今年我院已将人才培养列入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提拔了一批年轻、思想品质好、事业心强、熟悉业务的二层机构领导。
3、要坚持从优待警。除了为干警营造良好的办公工作条件和学习环境外，生活环境也要创造条件进行改善，诸如通过“一次慰问、一次体检、解决干警的政治级别待遇”等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关怀和体贴，增强干警的凝聚力。
三是抓管理，依靠机制兴院
管理是推进法院工作创新发展的动力。要针对制约法院工作发展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创新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秩序，以实现向管理要效率、要素质、要质量、要成果。
1、要建立适合法院业务特点的专业化管理机制。尤如：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安等因素，推动和谐社会的创建，就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院长接待日制度，完善首办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处理涉诉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实行主办办法官办案责任制，提高庭审驾驭实战能力和水平；结合岗位目标量化，落实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不断优化队伍，提升水平。
2、要从法院工作特征和执法监督规律出发，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的业务工作流程和案件质量监督机制。我院应针对各业务部门的不同特点，将主要业务工作逐项分解，细化责任，明确从受理到结案每一个环节中的工作程序，明确庭长、办案人、后勤、行政等责任人的职责、要求、做法和办案（事）期限，从而理顺了各类案件在本部门的流程走向，避免了责权不清和办案的随意性。对执法质量，我院应采取“承办人、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考评小组”四级责任制，使干警的质量意识逐年提高。
3、要建立绩效考核机制，激发队伍内在活力。通过制定岗位目标责任制等考核制度，对干警的工作、学习实行目标量化考核，规范岗位职责，规范工作标准，使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把考核结果与干警提拔任用、竞争上岗挂钩，使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四是抓监督，营造良好环境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宗旨和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我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在法律监督实践中，在注重队伍自身发展和素质的提高上，履行好职责，把坚持“立法为公、执法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合法权益，做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我们就要全面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以不同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拓展监督渠道，保持渠道畅通，使法院工作自觉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听取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打造与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沟通联系平台，增强法院工作的透明度和信任度。同时采取在内设机构设置兼职纪监员，成立家属委员会等措施，加强对干警的内部监督制约，努力造就一批高素质的队伍，为法院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是加强和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作用。要主动、认真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积极接受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但是要坚持摒除权力机关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要将有关监督侧重于对法官素质、行为的监督，以确保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审判独立。要继续加大惩治司法腐败的力度，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纯洁法官队伍。六是加强对法官“八小时”以外监督，严格约束法官的业外活动。将监督关口前移，“八小时以内”的“工作圈”要管，“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也要管。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背的，可能影响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要引导法官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C.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
D. 旧苏联时期，为什么说司法变革影响了苏联的解体呢
旧苏联时期，为什么说司法变革影响了苏联的解体呢？
那时候，苏联试着了一个司法变革，这在全社会都产生了一股强劲的热潮。1987年，苏联以前试着了一个牵涉到青年人法、新闻法、出版法、公开化法、结社法的大的变革，而在6月份，根据了协作法、租用法、土地法等。
这时的人民却经历了从一个由列宁、斯大林再到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员的茫然当中，一部分怀念列宁时期的旧苏联，另一部分又由于权益阶级而保持日趋完善的以斯大林等领导人员创建起来的后苏联，而这类分歧在一个司法完全释放压力、人民得到挑选的状况出来了一个大爆发。
人民的选择对立面，组成了后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创新上的执政党对立面，在一个没了法律维护、人民茫然、内部结构纠纷案件的情形下，戈尔巴乔夫压根没有可以操控这一乱局的能力。
在没有了旧苏联的法律管束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部分高官早就将对苏联的后景继而向对个人得失的维护上去，这在司法上是一个“法设而没用，民望而无术”的展现。
人民高喊在街边街巷，而制订管理决策的高官却由于各种各样司法上的解放出、现行政策上的挛缩而又没有一个能快速相匹配现况的管理决策烦恼，这时由戈尔巴乔夫等人领起的为了更好地图新政策而设的司法变革本质上是作用了反动势力加速对苏联的分裂。
在这类司法变革的直接影响下，1991年9月6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单独。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员签订《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公布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公布辞掉苏联总统职位，这时，强大的苏联才宣布宣告解散。
E. 求答案！
参考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制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我国，传统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在现代法制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 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面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另一侧面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
F. 中国加入WTO对国内业务的改革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这是4000余年以前流传于中原地区的一首“复关”歌谣，唱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纺织商与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约会复关的故事，少女在缺墙上遥望复关盼情郎，望穿秋水却不见情郞的踪影，浪漫中透出一丝忧伤。自然，少女的等待和业已成为过去的中国对"复关"与"入世"的期望并没有多少可兹比较的地方。而后者所经历的这段刚刚结束的长达15年之久，"黑发谈成白发"、"有发谈成无发"的马拉松谈判却足以令人感慨万分。就在不久前的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审议通过中国入世决定。雄关已越，轻舟千里，回首来时的艰辛与欢笑，我们已然结束了漫长的等待，但当我们又一次展望未来，入世的成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充满挑战并注定会充满艰辛的新的开始。WTO将给我们未来的生活节奏、管理方式、思维模式带来的影响，也许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以往人们谈论"入世"，多聚焦于WTO将对市场和某些行业的冲击，作为法律人，我们无法漠视WTO将给我国法治进程特别是司法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法律界对WTO的关注不应来得如此之迟，大多习惯了“上命下从”的地方司法机关更在WTO扑面而来时表现出一片茫然。如果说以往中国的司法改革更多地是基于自身诸如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司法无效率等“司法危机”的压力，而更倾向于一种自我完善的话，那么今天，已处于WTO大家庭中的中国司法改革又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遭遇双重挤压之下的司法改革将会倾向于一种更大力度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仅局限于司法制度本身，而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世界司法改革潮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入世”后的中国司法改革
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审议通过了中国入世决定。15的漫长谈判期内，“入世”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我们早已听出了耳茧，学者们深入浅出的分析日益消除了民众对“入世”的恐慌。然而，对于WTO将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可能产生的冲击，人们却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要知道，WTO不仅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更是一部从实体内容到程序规范都具有鲜明特色的宏大法典。加入WTO后，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的变化，必然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WTO将在司法改革的哪些领域带来冲击，以及如何利用和遵循WTO协议并立足国情，积极创新，加快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已经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提高立法与司法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WTO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体现在从GATT到WTO协议的多处条款中，如GATT第10条，GATS第3条，TRIPS第63条等。按照“透明度”原则，WTO要使每个成员方都能对其他各成员方国内所有影响国际贸易的法律、规章和措施了若指掌。换句话说，WTO要求成员方将本国(地区)的所有有关法令，规章，司法判例，行政裁决等统统公布。对WTO而言，不论是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组织的运转，还是条约规则的有效实施和遵守，透明原则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必不可缺的价值。仅就WTO本身而言，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而透明的。不论所制定的协议文件、决议、专家组或上诉机关的裁决报告，统统公布，并收入专门文献集DISD(基本文件与补充文件)。
我国承诺履行WTO关于透明度的规定，包括对立法、司法程序和裁判文书等多方面的“透明度”要求。首先，在立法的“透明度”问题上，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一经立法机关通过就立即公布，但整体的透明度仍嫌不够。如我国仍没有承诺公布立法草案，也没有给立法提供听审程序，“部门立法”严重，立法草案和程序的不透明也使得立法过程中民间参与度不够。其次，在司法程序的“透明度”问题上，我国尚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司法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任意出台内部使用的诉讼规程，现有法律框架屡被突破，致使法制统一的原则遭到人为的破坏。这些既不“透明”也不合法的地方规程必须予以及时的清理；再次，在裁判文书的“透明度”问题上，虽然以强化“说理”为内容的裁判文书改革已被列入司法改革的议事日程并被写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但该项改革的推进过程仍十分缓慢，而且各地做法不一，不尽协调。当务之急不但应改革我国现有的裁判文书格式，更要完善裁判文书的公开方式。裁判文书应真实地再现争讼的有关情况，清楚地展示举证、质证和认证的过程，详细地叙述支持裁判结论的理由和根据。但裁判文书的公布也不应是无规则和无限制的。前不久，广东某法院出台了裁判文书的改革措施，在该院的司法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意见，包括合议庭各组成人员有不同意见的，每一位法官的意见都要记载在裁判文书中。我们认为这种公开的方式极为不妥。在裁判文书中公布不一致的意见，既不利于法院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而且，合议庭是一个法定的审判组织形式，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终的裁判采纳的是整个合议庭的意见，在裁判公开上，也应公布合议庭的集体意见。如果合议庭内部存在分歧的，应在合议庭内部解决，若只是基于更好地推行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则完全可以在法院内部的审结报告中载明合议庭每位成员的意见，但没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将不同意见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对于法院的内部卷宗及相应材料，WTO规则并无“透明度”的限制，相反，内部材料不予公开倒是各国司法的通例。
二、WTO协议在我国法院的适用
WTO协议在各成员方法院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适用，即WTO协议无需转变为国内法就可以为法院所直接引用，并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WTO协议与国内法相抵触时，法院应优先适用WTO协议。一是间接适用， WTO协议不能为国内法院所直接援引为裁判的依据，这是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诸国等在内的主要成员国的普遍做法。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不利于以对等原则保护本国诉讼主体的合法权利，而且，鉴于WTO复杂的立法背景，法院在直接适用上尚存在技术方面的困难。因此，对WTO协议的适用，应以间接适用为原则。
但同时必须指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意味着WTO协议与国内司法适用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直接适用的国际条约同样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国内法律效力（domestic legal effects），特别是能够直接影响法院对相关国内法的解释。依据已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尊重的同一解释原则（the doctrine of consist entinterpretation），当对国内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时，对国内法的解释不能与国际义务相抵触。该原则常常被用来解决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分歧，以使条约和国内法都能够得到遵守。在美国、欧盟诸国、瑞士和加拿大等不允许WTO协议直接适用的许多国家，也都普遍采用同一解释原则。因此，即便WTO协议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这也只是从法院能否直接引用其条款作为案件裁判的直接依据这一意义上来说的。而依同一解释原则，虽然在形式上并不要求法院直接引用WTO协议条款而仍然是适用国内法而判案，本质上却仍是对WTO协议的适用，只不过这种适用在过程上有所婉转罢了。WTO协议的间接适用和同一解释原则无疑将对我国的司法程序和法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然，有了间接适用和同一解释原则并不代表我们在WTO协议的国内法律适用上就高枕无忧了。对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仍应尽快解决国内法律与WTO协议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加速立、改、废，确保WTO的协议和规则在国内得到统一的实施。立法上应分清轻重缓急，按我国承诺的国际条约义务制定或修改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凡是违反WTO协议和我国对外承诺的司法解释要废止；凡是与WTO协议和我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司法解释，都要通过修改使其一致；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已作出修改的，与之相应的司法解释也应作修改；凡是我国法律、法规不明确的，需要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
三、WTO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WTO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指WTO自身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是针对各成员方国内的司法审查而言的，即：要求各成员根据有关的WTO协议规定建立或完善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国内学者多将WTO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混同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因而得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WTO的要求基本一致的结论，实则不然。尽管在最近十年来，我国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日益接近WTO的要求，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一般规则。这一差距如果不能被尽快弥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某成员国当事人认为我国某贸易法规、规章明显违反上级法律，而我国对这种抽象行政行为又没有有效的审查机制，当事人就会直接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样，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将被强制接受WTO专家组的审查，这恐怕不是我们所想见到的结果。二是在具体行政行为方面，接受审查的也只是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武断适用规则的结果，而不包括行政机关的酌处行为。三是行政终局裁决权与司法审查制度相冲突。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在三个领域还拥有行政终局裁决权，即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公安机关关于出入境的决定和政府关于土地资源确权的决定。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应迅速修改上述国内立法，取消这些不适当的行政终局裁决制度。
四、WTO解决贸易争端机制
由GATT第22、23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建立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并具体体现在《WTO协定》附件2《管理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之中。依据统一的WTO争端解决程序，当某一成员对另一成员执行世贸组织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且理由充分时，即可寻求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权设立专家组，当通过协调不能解决争端时，如果一方向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或提出上诉，对方必须接受争端解决机制对裁决或建议执行情况的监督，除非该机制一致反对。显然，这些具体的规定已使WTO司法机制取得了事实上的强制管辖，其法理依据便来源于成员方在加入WTO时的事先承诺。
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我国建立一个能迅速有效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国内法体系。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和立法监督工作，切实保障现有的立法和今后的立法符合WTO协议的要求，减少和避免因立法冲突引起的争端，将被诉减至最小限度。另一方面，我国在投诉和应诉的法律规定上都很不健全，急需从立法和机构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一整套投诉和应诉的快速反应机制。鉴于我国法律体系不尽完善的现状，入世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与WTO其他成员方冲突的多发期，依据WTO各适用协定所提起的争端将大量涌现，涉及的领域也会更广泛。而WTO争端解决机制涉及面极其广泛，内容纷繁复杂，学者们甚至将之称为“迷宫”。这就需要我们有应对挑战的充分准备和过硬的素质，同时我们也急需大批精通WTO协议的法律专业人才，只有当深入认识和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内容、程序及作用，才能更好地让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所用。
除上述问题外，WTO同时也对我国的司法官员研修制度乃至整个法学教育制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司法官员管理制度的改革，应从行政管理模式向符合司法规律和WTO要求的模式转换，以努力实现司法队伍的同质化、精英化和专业化。法学教育的改革，应不再仅仅围绕培养学生以独立、公平和公正的司法理念为目标，同时也应以国际化的标准着重培养一批熟知WTO规则的实务性法律人才。在具体措施上，可在高等法律院校内从大三起开始设立WTO方向，让有志于WTO法律实务工作的学生能在余下的一年时间内系统学习WTO规则及相应知识。在诉讼费用的收取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1条的规定，有关执法程序不应过于复杂或费用高昂。而在我国，非财产案件受理费按件征收，财产案件的受理费按争议财产的金额或数额按一定的比率征收。总的来看，我国法院征收的诉讼费用既多又滥，独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急待改造。
入世后，WTO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是多方位的，这种影响又将长期存在。对于目前步履维艰的司法改革而言，入世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作为一个过程的司法改革绝不会仅仅因入世就一蹴而就，但也必须看到WTO对我国司法改革提出了更高、更快和更深入的要求，其紧迫性自不待言。我们必须在熟知WTO协议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国情，革旧换新，趋利避害，有条不紊地采取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符合WTO要求的司法制度，为“入世”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G. 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地做好检察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各地检察机关以各种形式组织学习会议精神,部署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各项措施。广大检察干警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以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做好各项检察工作。
河北 10月27日,河北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童建明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好、领会好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好、落实好全会部署,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积极贡献。要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进一步坚定政治方向,增强政治定力,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不渝地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建设道路;主动把各项检察工作融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工作布局,切实找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黑龙江10月27日,黑龙江省检察院党组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徐明强调,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全省检察干警要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践行者,要带头学习好,带头实践好,带头落实好。就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徐明强调,一是要充分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一个目标、五个体系、六大任务”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领悟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二是要精心组织好全省检察系统的学习和贯彻工作。三是以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做好年底前的各项检察工作。
江苏10月27日,江苏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徐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徐安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工作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上来,真正担当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徐安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担当起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任。充分认识深化司法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稳妥推进江苏省检察改革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努力创造良好法治环境。要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为指引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为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福建 10月27日,福建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何泽中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四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何泽中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迅速行动起来,学深学透四中全会精神,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充分发挥好检察职能作用。何泽中强调,要联系思想实际学,认识重要意义,武装思想,坚定方向,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服务党的工作大局,自觉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联系工作实际学,把握精神实质,改进工作,切实履职,主动把各项检察工作融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找准促进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联系检察改革学,增强改革意识,大胆实践,推进改革;领导干部带头学,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严字当头,建好队伍。
江西 10月28日,江西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传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江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铁流就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求该省检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检察机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职责使命,进一步增强做好检察工作的责任感,确保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守执法为民的宗旨,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紧紧围绕全会要求,进一步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检察工作的能力,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解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善于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扎实做好当前各项检察工作,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全会精神。
山东 10月27日,山东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会议公报,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研究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具体意见和措施。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鹏飞强调,要精心安排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各项目标和要求,进一步把队伍建设摆在至大至要的位置。继续加强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坚持从严治检,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打造铁的队伍,进一步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以争先的勇气、务实的作风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加快建设法治山东,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河南 10月28日,河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蔡宁主持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会议,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就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问题,蔡宁强调,要努力学深学透,省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要先学多学、学深学透,省院机关各部门要作出安排、认真组织,引导全省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上下功夫。要突出学习重点,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总目标、基本原则、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深刻领会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要求,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
H. 高分求助“我为法院建设献计策”
推动平安建设人民法院要抓好“四个环节”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在全省建设“平安山东”的决定，努力在全省形成抓稳定、保平安、促发展的整体合力和良好氛围，是当前摆在各部门面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必须紧跟省委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实现“平安山东”建设的任务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法院参与“平安山东”建设，要突出抓好四个关键环节。
一、充分认识建设“平安山东”的重大意义，明确参与“平安山东”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省委作出建设“平安山东”的决策部署，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代表和反映了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担负着打击制裁犯罪、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做好这些工作，既是建设“平安山东”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安山东”建设任务目标的重要保障。全院干警必须充分认识建设“平安山东”的重大意义，明确建设“平安山东”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任务，牢记人民法院所担负的重要职责，积极投身于建设“平安山东”的工作实践。
根据省委建设“平安山东”总的要求，结合法院工作实际，人民法院参与“平安山东”建设中，要做到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实践“公正与效率”主题和“司法为民”宗旨，立足于法院工作实际，全面做好各项审判、执行和信访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充分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减少群体性事件，缓解社会冲突，切实承担起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司法职责，保障和促进“平安山东”建设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在“平安山东”建设中，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司法工作规律办事，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一是坚持全面发挥职能的原则。强化惩罚、保护、调节等职能并重的意识，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又充分发挥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化解矛盾、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职能作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和其他领域的综合治理。二是坚持依法履行职责的原则。坚持立足审判和执行工作，着力抓好审判执行这一主业，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公正高效地审判和执行案件；坚持在职权范围内办事，通过严格公正的司法活动，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三是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深入实践“公正与效率”主题，进一步强化质量观念和效率意识，严格适用法律，确保裁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坚决摒弃狭隘的地方和部门利益，统一执法标准，维护司法的统一和权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四是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在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办案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坚持对法律负责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公正司法与文明司法的一致性，司法形式与司法目的的一致性，实现司法功能的最大价值。
二、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打击制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建设“平安山东”的首要任务，也是人民法院参与“平安山东”建设的基本手段和首要职责。人民法院在“平安山东”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努力创造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突出“严打”斗争的重点。对各种恐怖犯罪、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以及爆炸、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盗窃、抢劫、抢夺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和经济犯罪等犯罪案件，要重点加强审判，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提高“严打”案件的审判效率。对属于“严打”范围的重点案件，凡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要快审、快判、快执行，确保对严重刑事犯罪打得准、打得狠、打出成效；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及时调整充实审判力量，确保“严打”在审判环节不贻误战机。三是严格执行刑事法律政策。在“严打”斗争中，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罚原则，依法正确地定罪量刑，确保罚当其罪；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恩威并用，既依法严惩犯罪，又依法保障人权，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依法给予从宽处理。四是积极参与“严打”集中整治行动。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与有关部门搞好配合，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本县的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走势，采取集中打击、专项斗争、专项治理、重点整治等多种有效形式，有针对性地打击突出犯罪活动，增强打击效果。
三、依法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及时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建设“平安山东”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能否处理好这些案件，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平安山东”建设。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强化司法为民的思想，落实司法为民的措施，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努力畅通人民群众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渠道；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因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建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切实保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各类婚姻家庭、债权债务、损害赔偿、劳动争议等案件，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利；加大对下岗职工、农民工、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力度，审理好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及劳动报酬等案件，制裁职业中介的欺骗行为，防止引发不稳定因素和影响稳定的事件；审理好各类涉农案件，依法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等坑农害农行为；加强刑事自诉案件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既依法制裁违法犯罪行为，又依法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加强法院信访工作，强化责任意识，及时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申诉信访中反映的问题，疏导化解矛盾纠纷。
四、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人民法院继续坚持以审判工作为依托，认真落实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一是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行使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通过审判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职能，通过庭审直播、选择典型案件公开报道、组织集中宣判和执行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大对社会关注、人民关心的各类典型案件的庭审、宣判、执行全过程的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增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正当渠道反映解决矛盾和问题。二是进一步做好司法建议工作。对审判、执行和信访案件中发现的违法犯罪或矛盾纠纷发生的形式、手段、特点及原因等，进行定量、定性、定向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规律和对策，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工作决策或制定政策方面的建议；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和改进具体工作的建议，帮助其堵塞管理上的漏洞，预防违法犯罪、矛盾纠纷和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三是做好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和帮教工作。坚持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少年法庭”审判方式，积极稳妥地开展对青少年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工作；对被判处缓管免以及两劳释放人员和少年犯进行跟踪帮教，帮助他们改过自新，防止重新犯罪。
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只要抓好了以上四个环节，相信“平安山东”建设将得到进一步推进。同时人民法院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其它政法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平安山东”建设必定能够实现。
I. 如何理解法官职业化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类社会公正的最佳方式，而法院的超然地位，高度的司法权威，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司法公正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司法公正要从抽象的理念变为客观的社会现实，既需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管理体制，对法官的权利、义务、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对法官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法官素质，是当前司法改革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法官职业化顺应了现代社会对法官专业化、素质化的要求，成为司法改革的首要问题。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是专门从事司法审判工作并具有一定权威和社会地位的特定职业和职业群体。“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承继了法院内部流行的“法官精英化”的提法，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视点转换，从一味地注重“规则因素”强调建规立制，转换为对“人的因素”的重视。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按照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2002年7月5日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说法：“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法院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
一、法官职业化的必要性
法官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要求改革必须明确总体目标，确立改革中心，有重点地推进。我国现阶段法官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整套符合法官职业特点，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有效机制，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高素质法官队伍，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法官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以推进法官职业化为中心来进行。
（一）法官职业化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对于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极为重要。审判是一种个性化极强的职业活动，法官依据自己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对法律的理解，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为此法官必须严格遵守中立性、被动性、合法性、终极性等职业要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法官的职业化地位。没有职业化的法官就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利益纠纷中排除各种干扰，裁判公正就没有保证。
（二）法官职业化是贯彻司法独立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独立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司法独立有本质的差别。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监督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干涉。司法独立分为司法权独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三个层次，司法权独立是前提，法院独立是基础，而法官独立是根本。没有法官职业化，法官不独立，法院独立就不能落实到具体的审判中，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司法独立就没有实质意义。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为法官职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法官职业化是审判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解决裁判质量不高、效率低等问题，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必须赋予法官职业化的地位，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法官没有职业化有密切关系。只有法官职业化才能全面落实法官责任，增强法官审判能力，保证审判质量，提高审判效率。
（四）法官职业化是适应我国加入WTO形势发展的新要求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履行承诺，遵守国际普遍通行的规则。法官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司法原则，联合国《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第2条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世贸组织规则也对司法公正、效率、统一、透明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因此，法官职业化适应了司法具有独立性和透明性这一世贸组织规则的基本要求，是人民法院必须履行的义务。
J. 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