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目的

㈠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㈡ 如何认识司法责任制改革

您好 ，检察机关实行司法责任制，主要目的是通过构建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机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必须围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明确的改革目标任务，推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明确各类办案主体的职责。主要是合理配置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及各类检察辅助人员在案件办理中的职责任务，明确检察长、副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理职责。第一，明确检察长、副检察长的司法办案职责。与审判机关办案模式不同，检察机关实行上命下从的一体化工作机制，检察权行使带有一定行政性，检察长、副检察长的指挥审核和决定本身即为办案方式的一种。因此，检察长、副检察长办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办案中依法行使指挥、审核和决定权；二是以其本来的职务身份直接参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承担侦查、讯问、出庭等具体办案活动。第二，明确检察官的司法办案职责。检察官经检察长授权，依法履行办案职责，对授权范围内事项有权作出决定，并承担相应责任。检察官负责办案组织工作，带领和指导检察官助理等辅助人员履行职责，办案组成员应当服从检察官的指挥。第三，明确检察官助理的司法办案职责。检察官助理一般应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根据检察官指派，依法参与办理案件，协助检察官开展讯问(询问)、出庭、调取证据、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草拟案件审查报告、有关法律文书以及检察官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工作，但没有案件决定权。第四，明确书记员等其他人员的司法办案职责。书记员承担案件的记录工作，负责案件的收转登记、归档和法律文书的收发传递、各类工作材料的管理以及检察官交办事项等职责。检察官根据办案工作需要，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可申请司法警察和司法技术人员参与执行办案相关任务。第五，明确检察长、检委会、部门负责人等主体的司法办案管理监督职责。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办案中监督、指导检察官办案工作，业务机构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司法办案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协调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的司法办案工作。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㈢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是什么意思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版皮书表示，权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3)司法改革目的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㈣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如下：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会议精神，以目标为导向进行改革。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本应是一个社会最为持重稳定的力量。15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司法改革却像进行了一次轮回，并且俨然已经冲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线，类似于先锋角色。

因此，中立和公正的司法裁判，已经是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重大课题。过去多年人们呼吁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比如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对司法的地方干预等等，都被纳入了此次司法改革要解决的范畴。

㈤ 清末司法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首先，中华法系两千年的发展贯穿在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礼对法律的影响逐渐增大，从西周时期创制周礼，到西汉时期董仲舒进行春秋决狱改革，开始引礼入法，再到唐朝时期真正确立中华法系礼法合一的特征，礼在中国法律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现的礼法之争的主要争论就在于礼教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礼法分离。中国的法律发展开始向西方看齐，开始向法律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诉讼法，这两部草案是以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为基础的，是中国法律开始近代化的一个标志之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程序法草案，意味着诸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开始走向瓦解，中国法律中开始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分。有助于人们司法观念的形成，并为中华民国时期诉讼法的修订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再次，清末司法体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与司法合二为一的传统与体现专制主义的审判诉讼制度，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并确立了一系列司法机关的新职能,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社会的监察体系，拉开了中国近代司法的序幕，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虽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却为民国时期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近代意义的诉讼审判制度的缔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拓展：

清末司法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改革司法体制内的弊端为主要任务，并没有触及到传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官制入手，全面移植西方的司法体制，以实现预备立宪的目的。本文主要选取第一个阶段《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制订过程和第二个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叙述。通过这两个事件真实地再现清末司法改革的原貌，并着重讨论改革中出现的争议。

㈥ 司法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

法律分析：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法律在维护国家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司法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从国家层面来看，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一项重要活动，为确保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是司法改革最首要的目的。司法体制改革还为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提高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为促进社会公平主义、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更是体现了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的重要理念。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不动摇地把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因此，法治建设依然显得尤为重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把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起来。我们更要用司法改革的方向来达到我们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为构建公平、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贡献力量！

从我们个人层面来看，司法改革提高了审理案件的效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让群众一起分享中国文明进步的丰收，让中国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也大大解放了法官检察官的司法活动受束缚的处境，提高了司法人员的相应待遇，让更多的司法工作人员更好更公正地做好司法工作。

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司法公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更是体现了司法公正的决心。司法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为中国法治事业迈向新的台阶，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作出了更好更大的贡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㈦ 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赋予司法体制改革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载起探索依法治国条件下在法治轨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1、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2、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

㈧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国家推进司法改革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推进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的战略以及司法的公正

㈨ 如何评价司法改革提出的员额制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员额制。司法的正义与公平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让司法的正义回归每一个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在司法责任制度改革中，各项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各级检察机关探索的新的司法处理机制，使处理案件的主要责任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律本来就是用来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权利不被侵犯。

㈩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句话是哪位法学家说的该如何理解

西方法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法谚反映了正义的时效问题，也就是说正义本身具有时效的内涵。迟来的正义没有实际意义，对于渴求正义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不正义的东西。

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所谓“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是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它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司法裁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法裁判的结论必须是公正的，而司法裁判的程序性也必须是公正的。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及时做出司法裁判并将这个裁判告知当事人。过迟做出裁判，或者过迟告知当事人都是不公正的，因此也是非正义的。
在司法领域，迟来的正义会为当事人造成各种法律上的损害。法乃公器，自当体现出公信力，然而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案件由于司法程序上的人为因素或者法律本身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公民的维权成本增加，使得法律的公信力大大降低。
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司法的内在追求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审判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公正和效率的提出，使司法改革的大目标得以确立。它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思路已经变得更为成熟，从过去单一性的追求，比如对于抗辩制和程序正义的简单摹仿，发展到更深层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思考；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公正与效率目标的确立，不仅是一个口号和观念的提出，而是在认识到司法工作的性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本身的深层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将迫使我们把司法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从而避免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零打碎敲状况。
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虽然公正和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地视为一体。我认为：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效率是通过司法实现公正的最佳状态。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内在追求之一。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当然，在司法效率普遍低下的时期和地区，效率作为第一位的追求，也是应该的。
公正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补充的密切关系是主导方面，也就是说，两者密不可分。我们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正义而不顾效率会真正实现法治；反过来，也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效率而不顾正义与否是正常状态。可见，没有效率的正义是延误或虚幻的正义，而没有正义的效率则是恣意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这对“孪生子”也会产生争执。在建立这一矛盾最佳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设立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寻求两者的结合点，也要认识到，上述标准和结合点并非一种僵死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因时因事而异的、需要创造性的裁量权灵活处置的原则指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和效率的侧重也有不同。因此公正和效率说起来容易，真正从理论上论述清楚，从实践上建立各种保障制度，以求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长期任务。
三、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保障
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必须要有具体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在这一意义上，公正和效率可以成为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统领原则，可以用来检验各种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设立。只有在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公正和效率才能真正实现。
此外，运用制度和程序的人也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法官的素质已经在一定程序上得到了提高，但从新时期的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看，其素质水平仍然亟待提高，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亟需通过人员分类分层分责的方式得到改良。
除了法官的专业素质外，他们的道德素质也到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步。我认为：制定法官道德规范，健全法官道德监督机制和相应的惩戒制度，是当前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具体道德规范的时候，应当主要考虑法官职业的特性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具体规范。概括而言，法官的道德规范应当围绕以下原则考虑制定。（1）法官应当具有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观性。（2）法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3）法官应有精英意识和对于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整体上的把握和洞察力。（4）法官应当具有超然性，也就是要甘于寂寞，不求声名，最好成为实施正义的“看不见的手”。（5）法官应当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在一定程度上，法律的权威是靠法官的信念和行为，甚至是自身为代价来实现的。（6）法官应具有高度自律性，不受诱惑，洁身自好。
司法公正和效率是司法的最高境界。它们的实现需要全体法官和司法人员的努力和奉献，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