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文章
A. 法律方面论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
1.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内在容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2.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
4.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
5.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
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
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
谢谢，请采纳！
B.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C. 论司法独立
论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义。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
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
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
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
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
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
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
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例如，美国《联邦宪法》
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
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1]正因为如此，司法
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
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
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包括公安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
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
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
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
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
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
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
与激情。[2]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
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
“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
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3]宪法从审判权
（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
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
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
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
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
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
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
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
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
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
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4]正因为如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
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5]如德
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
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
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
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
程序。[6]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
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7]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
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
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
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
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
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
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
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
“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
要及主张。”[8]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
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
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0]为保证具有
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
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
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
“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
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11]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
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
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
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
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2]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
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
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
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
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
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14]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
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
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
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
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
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
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15]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
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
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
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
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
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
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
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
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
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虽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行政部门不仅具
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
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故
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6]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正
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
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17]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
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
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
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
的危险局面。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章武生，吴泽勇
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
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
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
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2.高级法院
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
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
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
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
院。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3.中级法院的改
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
派出机构。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
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
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
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18]这种构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前述方案
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
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19]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
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
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
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
鉴这样的制度。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
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
之忧。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
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
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二是建立
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
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
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
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
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我国宪法
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
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
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现
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
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
为的直接指导，[20]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其
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
约束。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
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尤为重要的是，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
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
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
实现纠错的功能。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因
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
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审
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
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
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
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
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
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
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
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
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
意。[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
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
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
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严重的是，由于
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
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
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
报就随意作出判决。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
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
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
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我
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
这是不争事实。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第二，经验
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
养的人少。[22]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
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也许正是
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
官之间无法平等。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
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出现这些情况确
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等级有别
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
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
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
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
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
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
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23]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
的经验和智慧。“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
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
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败可想而知。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
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
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
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
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
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
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
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
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
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25]新闻自由发挥推
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
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提高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
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只要使
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
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
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
得。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
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
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
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
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而在法律报
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
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
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
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
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
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
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
响司法独立。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
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
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
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D. 急需一篇社会安全感的论文
公众安全感，就是社会大众基于特定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及保护程度的综合意识反应，也就是社会治安的满意率，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治安的肯定程度及相应的生活态度。
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没有群众的安居乐业。因此，各级干部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提升公众安全感的要求，以更高昂饱满的激情、更加有为的状态、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安全感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它的形成过程有多个渠道。
一是直接遭受刑事犯罪侵害或亲眼目睹刑事犯罪发生，群众感受最深，反应也最强烈。
二是亲属、邻里、同事、朋友等亲近人员遭受不法侵害。
三是道听途说发生的刑事案件或者媒介的误导。社会宣传工具出于吸引观众和增加发行量等考虑，加大对犯罪及打击犯罪细节的宣传，往往起到负面的影响。
四是整体破案率不高。案件发了破得了，公众安全感就能得到维护，案件发了又破不了，随着数量的增多，公众就会失去安全感。
五是外来流动人口密集。据跟踪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过多一直是居民感觉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六是执法、服务质量还有差距。执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现象仍然存在；服务群众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是基层警力相对不足，群众见警率不高，使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安全缺乏保障的感觉。
至于如何提升公众安全感，结合公安部对公众安全感调查成果及实际，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一）要强化责任，要强化治安巡防，加强街头巡逻警力，健全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三、抓住重点，严厉打击，夯实基础，着力整治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全力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平安就在身边。要把杀人、绑架、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努力提高破案率，把犯罪造成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
（二）司法机关和公安人员的形象和地位是影响公众安全感水平的重要因素。为此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扩大司法公开，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不断充实警力、提高素质、规范执法、改进作风，树立政法部门的良好形象。提高司法机关和公安人员的执法、服务质量。积极推进宪法和法律实施，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满意率。
（三）要切实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城市中的外来人口之所以倾向于组成基于地缘与业缘的团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要依法保障我市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从制度及心理层面消除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并切实解决其实际困难，是实现治安好转、公众安全感提升的重要途径。
（四）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从公众安全感的形成渠道以及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媒介对于公众安全感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日常的宣传报道，特别是对社会治安、刑事案件的报道中，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宣传媒介的正面作用，注意防止进行个案炒作，消除负面影响。
（五）建立犯罪被害补偿制度。长期以来，刑事司法由于自身特点所限，注重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而忽视被害人权利保障，这些往往使被害人在受害后处于无助状态，导致其安全感急剧下降。因此，从提高公众安全感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建立犯罪被害补偿制度。
（六）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犯罪互动规律表明，犯罪往往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应通过宣传、教育、警示等各种有效方式而使公众明白预防犯罪的有效途径，并在生活中有意的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以防被害。要切实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七）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法治理念教育学习培训班，引导广大政法干警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宣传造势，营造氛围，提高群众对平安浮梁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 。要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平安建设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总之，我们一定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展经济，着力改善民生，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群众的满意度和人民的幸福感。
E. 试析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法律观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现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司法思想
发布时间: 2005年3月9日 阅读次数:307 默认字体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它始于明代中叶（如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华传教），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西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渗透（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及价值观念等），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进而刺激了政治上的变法运动。本文将主要考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维新派”（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与革命派（以孙中山和章太炎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维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理论家，梁启超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须打破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的传统。他提出了“司法独立”的口号，主张在中国建立宪政必须“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1。他强调说：“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政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也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2为此，他积极呼吁改革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191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呈请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认为在肯定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还应对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审级需要改正；第二，审理轻微案件应该省略形式；第三，应当确立审限；第四，应当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应该设立法官养成所（培养法官）；第六，必须严格限制律师资格；第七，法院经费应由国税支付；等等。
另一位维新派健将严复（曾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扬三权分立理论，鼓吹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审判只能。他说：“所谓三权分立，而刑权之法庭无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要求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认为在这样的政体下，司法独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并依法独立审判，使公民受损的权利得到司法救济。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参与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员（或学者）集团，以沈家本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丰富的理论素养，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
沈家本(1840-1913)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影响，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响。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有关"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以及"刑罚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并落实到其修律实践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学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这一原则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中得到确认，并为后来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所继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时也采纳了这一原则，如该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承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必须反对比附类推的原则，这是西方刑事古典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沈家本也采纳其说，反对比附断狱的司法传统。他在《历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于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这是说，法律允许比附(即类推)断狱，无异于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与司法混而不分，这就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百姓无所适从，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国古代本有依律断狱的传统，明代以前虽有比附，但法律予以严格限制，他很赞赏西晋学者刘颂提出的"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的观点，认为这与西方罪刑法定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至明清时期，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比附断狱之风泛滥，如清律公开主张"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结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时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漫为比附，株连无辜，骇人听闻。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为法，即此一狱可推而知矣。"为此，他把"删除比附"作为修改旧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个宗旨，这也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司法思想。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1738-1794)极力提倡刑罚人道主义，认为罪犯的人格尊严应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罚手段制裁罪犯，主张废除死刑（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并尽可能减轻刑罚。这种刑法思想对沈家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从罪名和刑名两方面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刑法，认为"中重而西轻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评中国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为了使中国刑法合乎人道主义原则，他主张删除旧律中凌迟、枭首、戮尸三种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斩决、绞决、监侯三种；反对株连无辜，缘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宽免；革除刺字（类似于墨刑）之法；禁止刑讯逼供，废除笞杖之刑，并改良监狱等等。
沈家本还从中国历史上考察，认为治平之世均表现出了司法宽和的特点，三代圣王及汉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对重刑治民。《唐律》以"宽平"著称，使当时"民乐其安，重于犯法，改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而"汉文废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评历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义，实行"非法之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认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会使天下大乱。许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计穷"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强调用重刑威吓百姓，相信"重其刑诛可禁奸止暴"，结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无益于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种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总地教训时也深有感悟："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为威。"沈家本谓此语可以后世治国者借鉴。
沈家本还主张，量刑轻重须有"限断"，"法必有限断，若任意轻重，即属非法。今之人辄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设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则法必有时而穷，不加则无以副人从重之意，并无解于向者之加重也。法无限断，其弊必至于是。"这就是说，量刑必须以法为准，不能任意轻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节重于此者则更应加重，如此必然导致法穷而不止，法律的权威也将受到损害。沈家本认为，任意从重的刑法即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必须禁止这种"非法之法"。他还主张，司法官应做到"以恕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断狱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得以体现出来。
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刑罚平等"的司法思想对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刑罚平等的思想主张刑罚不能因人而异，即不能根据犯罪人种族、性别及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沈家本也明确主张刑罚平等，反对同罪异罚。他猛烈抨击了清律中有关"官员打死奴婢仅予罚俸，旗人故杀奴婢仅予枷号"的规定，认为这"较之宰杀牛马，拟罪反轻，亦殊非重视人命之义"。针对清律对旗人与汉人同罪不同罚的规定，沈家本提出了"一体同科，实行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张，是由于他认识到"法不一则民志疑……故欲安民和众，必立法之先统于一法，一则民志自靖"。沈家本的这种要求法律统一、刑罚平等的主张，无疑是对封建等级特权法的一种否定，尽管这种否定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确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为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罚目的在于保卫社会的主张，强调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改造罪犯，使其适应社会生活并重返社会。这种被后世刑法学界视为 "教育刑"的观点对沈家本颇有影响，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说就是明证。他认为"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监狱是进行感化教育的场所，故必须改良监狱，"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尤其是对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强调对其进行教育，通过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会并无害于社会。这也反映了沈家本对司法人道主义的追求。
从司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通过道德高尚的法官来从事司法实践，才能使法律的人道价值得以实现。他说：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册俱在，徒虚器耳。4
在他看来，光有善法而执法者不善，则善法也形同虚文。他举例说，《唐律》号称轻重适中，得古今之平，无疑是封建社会的一部“善法”，贞观时期，执法得其人，结果天下一年断死罪仅有数十人，刑轻而犯少，四海升平。而武则天当政时，因任用周兴、来俊臣之徒，大兴酷狱，导致民怨沸腾。开元时期，号称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罗希奭、吉温之徒，复起大狱，滥杀无辜，结果盗贼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的结论。
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颇为相似，梁启超在1911年发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说：“治国非独恃法也，法虽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则不肖者私便而贤者束手焉。无论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为治。”5这是说，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要以为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的实施或司法实践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来执行的，法律再好，没有品德高尚的人执行也形同虚设。上引沈家本的言论也反映了他对司法实践问题的重视，在其看来，司法者的道德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轨道上运作，而品德败坏者执法无异于毁法，法律将成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权威也将随之丧失殆尽。
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指出：“吾独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为立法之人，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实施。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项大权，若皇帝不带头守法和严格执法，法律的权威则很难树立，法律也就很难实施。皇帝带头守法或不守法，与其个人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道德修养高的皇帝不仅能带头守法，严格执法，而且会立善法，这种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为宗旨，体现出一种仁者之风。
他批评秦法之严酷，并引《汉书·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他感悟道：“观于斯言，则重刑之往事大可鉴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杀为威，而深体唐虞钦恤之意也。”7为此，他主张废除旧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斩决而止，反对刑讯逼供和株连无辜等等。他又说：“……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这点明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应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应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这一点。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9这又说明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善政有善法，恶政有恶法。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上书中说：“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10照这种说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础之上的，它以轻刑化为基本特征，体现了一种仁爱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对中国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体制进行了抨击。他说：“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中国由州县而道府而司而督抚而部，层层辖制，不能自由。”又说：“政刑丛于一人之身，虽兼人之资，常有不及之势，况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长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长于治狱者，未必为政事之才。一心兼营，转致两无成就。”上述分析，可谓切中肯綮，阐明了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沈家本又把司法独立提到了实施宪政的高度来认识，称“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对司法独立的极端重视。
沈家本还提出了改革诉讼与审判制度的主张：第一，区别实体法与程序法；第二，实行公开审判；第三，区别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第四，禁止刑讯，不以口供为必要证据；第五，不许羁押证人；第六，建立律师制度。显然，上述制度来源于西方。
他还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政”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义法律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律观，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张，对后世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的进步人士放弃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个新的阶层——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严刑重罚、刑讯逼供，主张司法宽和。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等法令，严禁使用残酷的肉刑。他说：“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毁。”11他还提出了“四级三审”的审级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的诉权。另外，他又主张建立律师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司法保障。
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与监察权）的主张，并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司法为独立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并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法官必须独立审判、法官不得被减俸、转职和解职（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资格必须通过考试来获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独立的鼓吹者。他认为，要保证司法独立，须采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权不能由官府和豪门来行使，而是应由精通法律、通晓历史、了解民生的人来行使，法律制定后任何人（即使身为总统）都不许违反，否则将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从豪门中选任，而应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从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与豪门影响，独立行使司法权。13他还指出，“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途径”，由此而“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14。可见，章太炎的司法独立说也反映了一种以司法保护民权的司法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护人权的司法理论的影响，而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正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诸如司法独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宽和、审判公开、改良狱政、反对刑讯逼供以及建立律师制度等主张来，从而使其对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从中国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寻找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传统），并将其与来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司法改革主张。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思路。
F. 听说明年开始司法考试要改革了，有谁知道是怎么改吗
根据司法部颁发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规定，现在的司法考试模式将在2011年截止，之后是延续老办法还是出台新规定，受到了广大考生和业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可以肯定的贫困地区照顾分数线将会取消之外，目前一些网上及业界流传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不准确的，那么未来的司法考试到底会进行那些变革呢?
根据我们掌握的各种信息综合判断，司法考试改革将在2012年开始，预计有如下变化：
一、确定的变化
（1）报考条件中的学历条件，一律提高到本科文凭。
切不可小觑这一变化，报考人数和通过率都会大幅下滑的，估计会比以往下滑20%—30%，甚至更多。2010年报考40多万人，那时报考人数能有30万就不错了。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报考条件变化所致，并非司法考试本身改革的实质变化，对于持有本科学历的朋友参加考试并无影响。但是具体到放宽学历地区的朋友，如果把握不住2011年的机遇，特别是在修自考本科课程的，什么时候能报考都是未知数了。自学考试本科段的学习，2年能修完毕业的，算是优秀的了，一般人会考个3年、4年的，社会考生考个5年、6年也很正常。想想吧，要到2014—2018年才符合学历文凭的报考条件（那时报考条件是否会更严格呢），那时估计司法考试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也许已经实行两考了，又要几次才能通过司法考试呢？
（2）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分类仅有A证、C证。
根据现有政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分为A证、B证、C证三类。其中，取得A证的条件：1）本科学历报考；2）达到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一般是360分）。取得B证的条件：1）法律专科学历报考（放宽学历报名地区）；2）达到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一般是360分）。取得C证条件：1）可法律专科或本科学历报考；2）达到国家放宽地区录取分数线（一般照顾地区为315分，西藏地区为280分）。由此可知，2012年及以后不再存在B证的问题了，C证的构成亦有了变化。
二、不确定的变化
（1）自2007年以来宽松的司法考试政策，随着2012年取消2007—2011年实行放宽地区报名学历条件的政策而收紧，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状态。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将由最近5年的20多个百分点回落至10来个百分点。
（2）一年实行两考制度。司法体制改革是近几年及之后几年的中央着力的大政策方针，司法考试亦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近几年，关于司法考试改革的文章、座谈会、论证会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些会议的报道在华夏考资网首页的司考动态栏目都可以看到，2012年，正赶上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10周年之际，是否会应景推出新的司法考试政策，实在难说。但是就最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实际情况而言，每年都会从试题结构（主要体现在卷四）、内容、试卷答题要求上所有变化，时刻在尝试、完善司法考试。
（3）2012年停考，为2013年实行新的政策做准备。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了，因为有了2001年的前车之鉴，应该不会再出现为了改革而停考的事情。
对于不确定的变化，并非本人臆测。本人所了解的培训机构的保过班协议中，即有2012或2013年司考改革，如何履行协议的条款。
三、2011年必须练就“一剑封喉”的本领
综合目前的信息来看，2011年政策比较稳定，会延续07年以来的做法，2012年很有可能会是风起云涌的一年，所以有志于法律职业的朋友们，是时候了，平时多训练，战时少流血，该起航了……2011年，要一剑封喉、一考中的！
G. 试论关于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及对策
[内容摘要]：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常见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必须加以整治。文章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主客观原因，并从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讨具体的治理对策。努力营造“不想犯”、“ 不敢犯”、和“不能犯”的氛围。
[关键词]：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对策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它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点，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对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有效防治这个“政治之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
（二）从“高干”到 “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
（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2.4亿元，受贿67.5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
（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代理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155.9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161.7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
（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91.8%.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4.7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 ，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 ，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 ，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高官落马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纳入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个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多学习、少应酬”，“活到老、学到老”，要把党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
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形成网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使领导干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和抑制，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问题。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1、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职务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是应然之选择。具体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和《反贪污贿赂法》；二是在刑诉法中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容；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项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
2、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如何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这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处罚，即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之后，附加限制其在刑满后一定时间内，或者管制、缓刑期间，不得担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减少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期限，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分子。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分子。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但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是考虑到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1、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贯彻实施《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加大考试力度，公开竞聘，择优录用，营造学习型机关，培育专家型领导。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职。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公开向社会招考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共有4000多个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社会反响良好。大家希望今后加大考试力度，减少考核干部的数量。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实施政务公开，从源头上堵住“审批腐败”，让“权力寻租”没有市场；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条件、程序、收费、审批时限以及审批结果等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让公开、透明原则及制约机制，为政府行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中出现灰色地带而带来腐败。
3、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职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人民陪审、审判公开等相关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5、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治理犯罪。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建立完善相应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从源头上治理经济职务犯罪。同时建立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个案联系制度，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做到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惩治经济职务犯罪。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其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这个“政治之癌”。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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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第一版。
H. 司法独立的意义是什么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专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属人的干涉。”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I. 帮忙写个论文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J. 我国法律是如何维护我国社会有序运行
社会主义法治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只有以法律手段来治国理政，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依法治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控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依法治国。
(一)、依法治国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法律保障。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如果社会动荡不定、秩序混乱、矛盾激化，人们就不可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冲突和分歧、裂痕。法治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
(二)、依法治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支持。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法律的形成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依法治国为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创造有利条件。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我国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使得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如果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得以调整和解决，就会在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造成对立，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并对生活困难群众给予救助，就能维护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
(四)、依法治国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环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和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法治社会可以创造诚信友爱所需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心的宽容、谦让和互助友爱地相处。
(五)、依法治国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宽松氛围。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依法治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创业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成果，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鼓励人们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来看，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必须加快依法治国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
(一)、强化法律宣传，营造法律至上、敬畏法律的社会氛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高扬民主和法治的旗帜，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把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拓宽渠道，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要继续在全体公民中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树立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维护法律尊严、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强化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立法的领域、数量、质量等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差距，必须下大力气研究解决。应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是加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以法律制度维护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强化机制创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逐步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按照司法权的权属性质，合理划分和科学配置司法权，形成良性的制约监督关系，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其次，应确立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全力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有效平台；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提高司法效率，把效率和公正有机统一起来，及时化解社会冲突。
(四)、强化打击力度，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法机关要坚持"严打"方针，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严厉打击杀人、抢劫、绑架、伤害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努力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依法惩治各类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积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五)、强化综合治理，发挥社会管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管理是篇大文章，经济越是发展，越要重视和加强社会管理。一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要充分尊重流动人口对于人际关系需要，加大对其居住地的安全防范力度，认可他们对于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安全感"。二是要加强对各种社会人的管理。研究加强对社会人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责任和单位、社区、企业法人责任，确保无上级主管单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职工、流动人口、下岗失业人员、民营高校学生等不脱管失控。三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当建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同时，要依法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管理。
(六)、强化执法监督 ，促进司法公正。一是加强党委、人大对司法工作监督。二是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三是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发检察建议、出庭支持公诉、抗诉等法定程序，对诉讼活动实行全程监督，还有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通过这些做法，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把立法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变成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对法律的尊崇和守法的自觉性。
(七)、强化人权意识，更新司法理念。一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法律创制和实施的先决条件，只有把人民主权、保障权利、制约权力、法制统一、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等社会主义微观法治理念贯穿到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牵引动力。只有首先推进法治理念的现代化，培植和构筑先进法治的社会根基，才能推动法律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二是树立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维护公平正义，既要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要保护公民和个体私营、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尤其要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妥善审理涉及进城务工人员、低保失业人员利益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促进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用法律手段保障中央关于解决分配不公、消除城乡和地区差距、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措施得到落实。二是树立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还要逐步扩大不捕、不诉、减刑、假释、缓刑的范围，总结推广"社区矫正"的经验。要扩大调解的范围，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纠纷处置机制。要加快研究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有限再审等诉讼观念在我国的改造运用问题。要把适用刑罚的过程看作是教育人、挽救人的过程，看作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过程，通过采用人性化的执法方式，不断扩大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
总之，和谐是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推动力则是依法治国，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加迫切的需要依法治国顺利进行，也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