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❶ 简答题：宣告死亡制度的构成要件
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典应沿用宣告死亡的概念和制度。因危难事件下落不明的期间与一般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间应分别规定。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宣告死亡，军人和平民要区别对待。死亡宣告申请权不应有顺序之分，可赋予检察机关申请和撤销死亡宣告权。原则上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时间为法定下落不明期间届满之日。宣告死亡判决确定的死亡日期与真实死亡日期不一致为撤销死亡宣告事由，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被宣告死亡人失踪前以住所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实质要件：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间
(一)下落不明期间根据引起下落不明的原因不同分为普通期间和特殊期间
1.普通期间。我国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落不明满4年，利害关系人可申请宣告其死亡。德国法律将普通期间规定为10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普通期间为推定失踪判决作出后经过10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为10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为5年，日本法律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规定为7年。[1]相比之下我国的期间规定较短，亦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期间加以延长。笔者认为，现今社会人们活动领域扩大，通信手段日新月异，信息的沟通交流日益迅捷；况且社会经济流转速度加快，以个体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变动频率亦日趋加速，所以规定较长期间已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不仅起不到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只能使以自然人为中心的法律关系长期僵化。我国的期间长短规定较为合理，无变动必要。
宣告死亡的下落不明期间是否因失踪人的年龄而各国和地区区别对待?德国法律规定已满80岁者下落不明5年即可宣告死亡而不拘泥于10年界限。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一般原因失踪下落不明期间为7年，而80岁以上年迈者失踪则为3年。此种区别对待看似符合客观规律，人终有生命极限，而年长者相对接近，在同样失踪情况下年长者较年轻者生存希望更为渺茫，在长期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为年长者规定较短的期间，有利于及时结束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然而宣告死亡制度并非是事实判断，而是法律拟制。在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同时，也要考虑失踪人的利益，期间长短则关系失踪人的利益保护，赋予年长者较短期间，年轻者较长期间，将两者置于不平等地位，似乎后者应着重保护，前者次要保护。申言之，如果以失踪人的自然状态不同来区分期间长短，那么患有严重疾病、视觉、听觉存在严重障碍的失踪人是否也规定较短的期间呢?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不因失踪人的自然状态不同而区别对待，而是同等保护较为合理，值得推崇。
2.特殊期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失踪人死亡的可能性与一般情况下失踪相比较大，故法律规定相对较短的特殊期间。我国法律规定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间为2年，德国、日本法律规定为1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为2年，俄罗斯民法典规定为6个月。然而意外事故当中的一些危难事件，如海难、空难、矿井瓦斯爆炸、雪崩等情况，在此类意外事故中失踪，失踪人生还的机会极其微小，经过长时间有组织搜救未果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拘泥于意外事故的期间呢?德国法律采取单独列举的方式，规定空难为3个月，海难为6个月。意大利和日本则没有区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不受民法有关宣告死亡之特别期间的限制。”此规定被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编订的《民法典总则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以下简称《建议稿》)借鉴，《建议稿》第43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从其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开始计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从战争结束之日开始计算。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第44条规定；“自然人在危险事故中下落不明时，经有关机关根据现实情况确认其绝无生存可能，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不受本法42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期间的限制。”[2]此类规定有利于迅速结束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有疑问的是“绝无生存可能”是否还属于宣告死亡的范畴。宣告死亡制度是出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目的，运用高度盖然性原理，将持续一定期间的生死不明状态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实为法律拟制，而非事实上确定，以满足现时需要。而“绝无生存可能”已经不是盖然性而是确定性的表述，另赋予“有关机关根据现实情况确认”“绝无生存可能”的事实，会制约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发挥。例如确认的作出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关机关”在不同危难事件中又表现为不同的机构，如何认定机构的公信力、权威性等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实际事故的调查、搜救，责任的认定时间亦不会短，未必能起到及时了结权利义务关系的效果。反而，时间的经过具有客观性、确定性，不会受失踪事实以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在上述危险事件中下落不明，虽然失踪人生存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只是高度盖然性，而非确定性，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对于宣告死亡制度运做的干扰，在制度设计上可以仿效德国的作法缩短危险事件的下落不明期间，从而实现失踪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
(二)下落不明期间起算点的确定
期间长短固定、期间计算起点的确定则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实现。普通期间的计算各国通常规定为知道失踪人最后信息之日计算。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自获得最后消息之日起经过10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某人停止在其住所或居所出现，且他人无其音信，被法院判决确认推定失踪，自推定失踪的判决做出10年或虽无法院判决确认失踪，但当事人停止在其住所地或居所地出现，无信息20年以上者。德国法律规定从有最后信息起算[3]。我国《民法通则》无起算点的规定，《意见》第28条规定：“一般情况下落不明，从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起算。”探悉立法者本意，似从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然表述上不清晰，何为“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况且下落不明期间失踪人一直处于音信消失状态，究竟从哪一天起算呢?《建议稿》第43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从其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开始计算”。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解决期间计算起点问题，而“下落不明的时间从下落不明的次日起算”表述不清楚，下落不明是事实状态而不是确定的日期，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犯了相同的表述错误，实践中无法掌握。另下落不明关键是被宣告人音信的有无，下落是否确定，而与是否“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无关，实践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被宣告人未离开住所地而符合宣告失踪条件的，因此时间的起算点不应与住所或者居所相联系。综上，笔者认为应直接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期间从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这样清晰、明确，易于操作。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计算。我国法律规定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从战争结束之日起算，“然在战争失踪，如战争延长，则于战争继续中不得为死亡宣告，事实颇为不便。”[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但战争、地区冲突有时在所难免，战争的长短通常难以确定(例阿富汗战争持续20余年，伊拉克战争已经5年)，若自然人在战争中某一刻下落不明，直到战争结束时才能计算，则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在失踪人最后消息到战争结束和战争结束后4年内长期持续，甚至可能由于战争的长期进行，而宣告死亡制度无法启动，对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利益保护不利。《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参加战争的军人、辅助人员和在部队中服役而在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自和平条约生效之日起经过2年，未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下，自停止敌对状态之日起经过3年可以宣告死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也对于军人给予类似特殊规定。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借鉴意义，为鼓励军人参加保卫祖国战争，稳定军心，在宣告死亡制度下落不明期间起算点的设计上对参战的军人应给以特殊保护。因此参战军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期间的起算点应为战争结束日。除此以外的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期间的起算点以最后音信的次日为妥。二、形式要件
(一)利害关系人申请
1.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受遗赠人、受赠人以及所有由于失踪人的死亡能够取得某种权利的人，遗嘱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或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可以申请宣告死亡。我国《民法通则》无利害关系人范围的规定，《意见》第24条规定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和顺序：(1)配偶(2)父母、子女(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4)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2.概括式。《法国民法典》规定任何有利害关系人和检察院可请求法院宣告失踪。《日本民法典》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失踪宣告。
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权行使是否有顺序限制，《建议稿》第45条规定：“宣告死亡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宣告人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申请宣告死亡不受前款所列人员的顺序的限制”。有疑问的是，利害关系人前加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定词，从反面推之，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上述人员则无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只能任由权利义务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立法理由中未见详细说明。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通过代理人进行申请，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仅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不表示对不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进行区别对待，此项限定应取消为妥。
检察机关能否申请宣告死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申请宣告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死亡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对其如何处理，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有些国家、地区法律确立检察机关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如意大利、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为宣告死亡的申请人依职权干涉民事活动，须有充足理由谨慎为之，至少应满足两项条件： (1)仅赋予利害关系人申请权，不足以保护所有的利益主体。申言之，只有通过赋予检察机关申请权才能弥补利益保护“真空”。(2)应严格限定检察机关行使申请权的条件。现实生活中有时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因各种原因不申请宣告死亡，致使权利义务不确定状态长期存在，从而国家利益有遭受损害的危险。如失踪人下落不明，其曾立有遗嘱将全部财产遗赠给国家，而此时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申请宣告死亡，这时如不赋予检察机关申请权，显然不利于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当然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使国家以外的利害关系人处于一种不利益状态，利害关系人享有是否申请宣告死亡的自由，而不能由他人或检察机关“越俎代庖”。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损害为国家介入的唯一理由。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提出死亡宣告，而不申请会造成国家、集体利益损害的，由人民检察院申请。”[5]较为合理，只有在国家利益遭受损害时，才能赋予检察机关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申请宣告死亡，以保护国家利益。《建议稿》第46条“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无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提出死亡申请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请”，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第429条规定“如某人消失且音信全无满两年，任何利害关系人或检察院都可向法院宣告其失踪”。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对于检察院的申请权显然赋予过宽，会导致对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的严重干涉，致使非国家利益以外私人权利义务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而发生变动，与民法私法之本质不合，实无必要。
(二)由人民法院判决宣告
宣告死亡制度的适用将导致以被宣告人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消灭，对被宣告人的利害重大，故不能由自然人或其它机关随意为之，为确保其严肃性、稳定性，只能由法院依法审查并以判决宣告。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中对于死亡日期的确定，《民法通则》无明确规定，《意见》第36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学者们对此规定看法不一，支持者在比较几个时间点优劣后，认为“死亡宣告称‘宣告’，当然应以判决宣告日最具优势，司法解释之规定可资赞同”[6]反对者认为“它使得对于被宣告人死亡的时间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来决定，极不严肃。它将被宣告人死亡时间统一规定为某一时间，忽视了被宣告死亡人下落不明的不同情况，以及有关该人在生理死亡时间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建议被宣告死亡人其下落不明满4年之日为其死亡日期，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战争结束之日为死亡日期，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意外事故消失之日为其死亡日期。”[7]笔者认为，死亡日期的确定直接影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如被继承人的范围大小，遗产的多少等。对死亡日期的确定要慎重衡量，应确定一客观事实发生时间为死亡时间，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日期确定的影响。通常下列时间点对于宣告死亡制度有重要意义：(1)最后音信之日(2)下落不明期间届满日(3)申请宣告死亡日(4)人民法院发布寻找失踪人公告日(5)公告期届满日(6)人民法院宣告判决日(7)判决生效之日。其中(3)、(4)、(5)、(6)、(7)易受利害关系人或法官左右，被宣告人何时死亡掌握在他人手中，作为死亡日期不严肃，不可采用。应在(1)、(2)中选择。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采用(1)，而意大利采用(2)。失踪人丧失音信，长期下落不明，其可能死亡亦可能没有死亡，如死亡其可能在无音信之日后的任一时间死亡，无法准确判断。“客观上，失踪人已经死亡的推定是随着时间的持续进行而逐步形成的，实际生活中，有当事人对于失踪人‘已经死亡’的认识，只能形成并强化于失踪事实的长期延续而非失踪事实之发生。”[8]因此确定期间届满之日为死亡日期，既符合人们的心理习惯，又顾及对被宣告人利益保护，客观上又避免人为因素左右，较合理。
同理，因意外事故、战争等原因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时间均应为上述相应期间届满之日。当然，因为是推定，如有反证能够推翻此推定时间，应以反证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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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物权法
作者：梁慧星
豆瓣评分：7.4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8-1
页数：380
内容简介：
本书堪为国内物权法教科书的扛鼎之作，是民法学集大成者的经典阐释，是物权法立法进程引领者的权wei解读。
本书因袭现行法的体例，分为总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以及占有五编，对物权法的内容做了全景式的阐述，并加以客观独到的评析。本次新版，作者充分汲取zui新立法、司法解释、审判实务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zui高人民法院就物权法实施中具体适用《物权法》相关问题所作的三个解释，并注入了域外物权法修订后的zui新内容，以期为读者提供准确、全面、系统、新鲜的物权法理论和知识。
全书概念明晰、阐述透彻、考据周延，理论深度把握得当，既考虑到本科教学的系统性要求，又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物权法提供了参考思路。
作者简介：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学研究》杂志主编。1944年1月出生，四川青神人。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88年晋升研究员，担任民法研究室主任；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著作包括：独著《民法》、《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研究》、《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民法解释学》、《民法总论》、《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合著《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主编《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陈华彬，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1967年11月出生，四川仁寿人。1991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博士学位。1996年1月至1998年7月，日本东海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访问学者。主要著作包括：独著《物权法原理》、《物权法研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民法典与民法物权》、《物权法》、《外国物权法》；合著《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财产法》、《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债权总则编）。
❸ 我国民法典是党的什么范例
我国民法典是党领导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范例。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内系中的地容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中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均无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扩展阅读：
相关背景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
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❹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有什么不足
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草案》第2条的规定与此大体一致，只不过是《草案》第二条将《通则》中的“公民”换成了“自然人”。
我国学者在《通则》起草中，对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通则》第2条的规定，采取了所谓“平等主体关系说”。对此条的意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民法调整对象课题具有维护民法的特殊价值，“平等主体关系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通过强调“平等主体”肯定了公民、法人为私的利益的主体身份的存在，也适应了当时恢复私人空间以及推进市场经济平等自治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回击了当时盛行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经济法理论。通过对平等主体关系的定位，维护了民法的存在范围，防止民法经济法化或公法化倾向。从学术贡献上看，“平等主体关系说”也为我国当时私法的观念和私法制度的培育奠定了基础。(p.19)
但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一条法律规定却存在最基本的语法错误。
本句前一部分已经表明了民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后面却又再强调“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显得前后重复。更为重要的是，以“平等主体”作为后者的定语来修饰，并不符合语法规范。看下面两个句子：（1）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的政权。（2）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动物的老虎、狮子、狼、蟒蛇。
句（1）中“群众”与“工人、贫农、学生、士兵”同义，二者不能相互修饰。而“革命的”则可修饰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如此，句（1）可修改为：“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政权”或“这个政权是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的政权”。如果想要传达“群众”和“工人、贫农、学生、士兵”这两个信息，完全可以在“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政权”之后，再加上一句“革命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句（2）中，“动物”与“老虎、狮子、狼、蟒蛇”等同义，二者也不能相互修饰。但“凶猛的”则可修饰二者之任何一个。如此，句（2）便可修改为：“这个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的动物”或“这个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的老虎、狮子、狼、蟒蛇。”
同样，《民法通则》第2条中，“主体”与“公民、法人”为同义语，“平等”为形容词，可作修饰语，它可以修饰“主体”，也可以修饰“公民、法人”，唯“主体”与“公民、法人”不可相互修饰，哪怕在“主体”前面加上一个“平等”。
所以仅从语法角度分析起来，《通则》第2条可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前款所称平等主体包括公民、法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很可惜的是，在此后的立法活动与大量的民法教材中，这样的语病仍在延续着。
1999年3月15日颁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若按上述分析，本条可改为：“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前款所称平等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或“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民法草案》第2条中，也完全重复了这个错误。《民法草案》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此条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比，将“公民”改作“自然人”，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措辞的不妥是原模原样的。
反观当日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关于<民法草案>的说明》，则会发现，他在提到民法的调整对象时所用的措辞与《民法草案》是有所不同的。在《说明》中，顾昂然说：“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民法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这里，他没有重复《通则》第2条与《草案》第2条的措辞错误。
当然，也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在以梁慧星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所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3条，便对此种措辞错误作出了修正。此条规定：本法调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p.1）
这样，先不论《民法通则》与《草案》第二条的实质内容是否有必要规定与规定的是否合理，单从语法角度上考察，该条的修正是必要的，同时，相关著作的用语也有修正的必要。
❺ 民法典中有关于祭奠权的论述吗
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中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均无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法于1986年4月颁布，被学者称为“准法典”[2]，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鉴于当时国情和紧迫形势出台的一部不太完善、不太全面和系统的调整我国民事关系的法律，是民事政策权宜之计的产物，但即使这样，这部法律也有着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所以《民法通则》既不是民法典，又不是民法总则，但从1986年开始，《民法通则》在我国起着民法典的作用，它和其它单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门法中有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一起调整着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事法律关系，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最终由于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存在分歧等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
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书籍
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❻ 租赁合同未经登记，能否对抗第三人
理论界与司法实务已取得共识，即合同有效。但是未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能否对抗第三人，观点不尽统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完全否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如《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15条第2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承租人不得对抗第三人。另一种是限制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租赁合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其欲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应具备一定的物权公示外观。如果租赁权没有进行登记公示，其结果有可能是第三人在买受租赁物时，不知道租赁物上已负担租赁权，第三人基于善意买受租赁房屋后，不仅要受买卖不破租赁的限制，而且要面临承租人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的风险，这种不可预测性打乱了买受人的经营、生活计划，扰乱市场交易的安全。我国学者在起草未来民法典的时候，都将登记确立为不动产公示的方法并明确了登记的对抗效力，如梁慧星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239条规定：以不动产登记簿为根据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不受任何人追夺。但取得人取得权利时知悉权利瑕疵或者登记有异议抗辩的除外。
❼ 民法典是什么东西
民法典来是指在采用成文法的自国家中，用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有的民法典会酌采习惯法作为补充规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规定以当事人间司法自治的方式弥补各种法规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7)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扩展阅读：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北京化工大学法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中国建银集团法律部等单位的26人组成。
梁慧星学部委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该草案采用德国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分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共计1947条。
❽ 梁慧星的主要著作
物权法（第5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梁慧星，2007-6-1版
生活在民法中（法学家讲演录）/梁慧星著，2007-3-1版
民商法论丛（第37卷）/梁慧星主编，2007-5-27版
民商法论丛（第36卷）/梁慧星，2006-11-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搞附理由-债权总则编/梁慧星，2006-10-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设稿附理由-亲属编/梁慧星，2006-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35卷）/梁慧星，2006-6-1版
民商法论丛（第34卷）/梁慧星，2006-2-1版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梁慧星，2006-1-8版
物权法（第3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5-9-1版
民商法论丛（第33卷）/梁慧星，2005-8-1版
民商法论丛（第32卷）/梁慧星，2005-5-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梁慧星，2004-12-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梁慧星，2004-12-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 继承编/梁慧星，2004-12-1版
民商法论丛（第31卷）/梁慧星，2004-11-1版
物权法（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2003-1-1版
民法总论（第2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梁慧星，2004-9-1版
民商法论丛（第30卷）/梁慧星，2004-6-1版
民商法论丛（第29卷）/梁慧星，2004-3-1版
民法总论（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2004-1-1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民法解释学/梁慧星，1995-1-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44）/梁慧星，2003-9-1版
民商法论丛（第28卷）/梁慧星，2003-11-1版
梁慧星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精萃）/梁慧星，2003-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27卷）/梁慧星,2003-7-1版
民商法论丛（第26卷）/梁慧星，2003-4-1版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梁慧星，2003-5-1版
合同法总则精讲（VCD)（5碟）/梁慧星，2003-3-1版
裁判的方法/梁慧星，2003-4-1版
物权法（第2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梁慧星、陈华彬，2003-1-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5卷）/梁慧星，2002-12-25版
民商法论丛（第24卷）/梁慧星，2002-10-28版
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梁慧星，2002-7-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3卷）/梁慧星，2002-6-15版
民商法论丛（第22卷）/梁慧星，2002-5-25版
民法总论（2001年版）（高等法学教材）/梁慧星，1996-8-1版
民商法论丛（第21卷）/梁慧星，2001-12-1版
物权法（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梁慧星 陈华彬，1997-9-1版
民商法论丛（第20卷）/梁慧星，2001-9-1版
加拿大国际私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2-1版
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11-1版
国际银团贷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梁慧星，2001-9-1版
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2001-8-1版
从近代民法到与现代民法-梁慧星先生主编之中国大陆法学/梁慧星，2000-10-1版
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主编之 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梁慧星，2000-10-1版
民商法论丛（第19卷）/梁慧星，2001-6-1版
民商法论丛（第18卷）/梁慧星，2001-3-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3集）/梁慧星，2000-9-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2集）/梁慧星，2000-9-1版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究集（第1集）/梁慧星，2000-9-1版
民商法论丛（第17卷）/梁慧星，2000-12-1版
民商法论丛（第16卷）/梁慧星，2000-8-1版
民商法论丛（第15卷）/梁慧星，2000-7-1版
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梁慧星，2000-9-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4卷）/梁慧星，2000-4-1版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2000-3-1版
海事国际私法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 王国华,1999-2-1版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 韩世远,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3卷）/梁慧星，2000-1-1版
民商法论丛 （第12卷）/梁慧星，1999-6-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梁慧星，1999-1-1版
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梁慧星著，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第11卷）/梁慧星，1999-1-1版
民商法论丛(第10卷)/梁慧星主编，1998-10-1版
中国物权法研究/梁慧星主编，1998-6-1版
民商法论丛（第9卷）/梁慧星主编，1998-5-1版
破产程序和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梁慧星，1995-1-1版
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8-2-1版
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8-1-1版
反垄断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6-2-1版
环境法原理（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梁慧星，1997-12-1版
物权法（九五规划教材）/梁慧星 陈华彬，1997-7-1版
民法总论（九五规划教材）/梁慧星，1996-8-1版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梁慧星，1993-5-1版
中青年法学文库：民法解释学/梁慧星，1995-1-1版 中国产品责任法——兼论假冒伪劣之根源和对策 /梁慧星，，
引文索引
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张建平,,
浅议典当的法律性质 /陈兆利,,
浅谈世界法律发展的趋势 /朱烈松,,
物权行为理论之重构 /陈召利,,
从法律行为的成立及生效要件看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及其限制 /王斌周,,
关于构建中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几点意见 /李俭,,
物权公示主义研究 /陈华锋,,
新型永佃权——开启农地制度困境的钥匙 /玄朱,,
浅议公司型基金的法律性质及其引进 /何小明,,
禁止多层次直销的立法研究 /周禅,熊焱，
再论“诚信原则”——以法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 /罗亚海，，
股权转让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除外 /罗亚海，，
论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雷云汉，，
法人独立责任之我见 /王红良，，
论精神损害赔偿/肖婧，艾阳,
《合同法》第80条关于债权转让之我见 /王 晶，，
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叶知年,,
论违约责任中的过错归责原则 /叶知年,,
民事诉讼行为与诉讼时效中断之关系辨析 /叶知年,,
《合同法》第80条关于债权转让之我见 /实用法学,,
房屋买卖中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刘京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房买卖中的适用问题 /刘京柱,,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研究 /翟巍,,
“消费者”概念之法律厘定 /张颖璐,,
道路交通事故过错责任原则探析 /翟巍,,
完善担保法若干问题研究 /廖炳光,,
引入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 /潘志国,,
浅议法律行为的条件及相关问题 /苏望,,
论电子合同 /谢波,,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巍,,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 /何旺翔,,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巍,,
论物权法定主义及物权自治趋势 /滕之杰,,
新交法“机动车负全责”解读 /胡银月,,
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唐伟元,,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 /唐伟元,,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问题探讨 /唐伟元,,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思考 /易昕,蒋津泉，
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 /宋绍青,,
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性质研究（上）---- 现行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责任的理论缺陷 /肖义方,,
不动产收益权质押贷款研究 /秦凤伟,,
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适度扩大解释——兼议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界限 /潘志国,,
试论中国物业管理制度的立法构建及完善 /冷帅,,
对现行商品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制度的反思 /王兴敏,,
产品质量问题之法律研究--附赠商品质量问题 /郝连忠,,
共有房产可适用善意取得 /邱凯,仲亚励，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刘京柱，，
从中国的监护法律制度看《婚姻法》的立法瑕疵 /郅四清，，
对民法典草案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 /王斌周，，
论对不正当利诱性销售的规制 /何旺翔，，
对中国诚实信用原则研究现状的评析 /何旺翔，，
中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论经济法的精神 /李昌麒，薛克鹏，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刘显刚,,
论网络运营商对用户隐私权的侵害 /管荣齐,,
遗失物制度研究 /蒋拯,,
典权与抵押权并存之问题分析 /赵志琴,,
试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 /倪昊,,
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金泽清,,
试析媒介消费中的民事合同关系——兼论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宋小卫,,
看民法文化的本体价值 /王晓君,,
浅谈“私法根本价值所在”之意思自治原则 /齐汇,,
对中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几点反思和建议 /支太红,,
善意取得法律要件之重构 /奚玮,,
论合同自由原则/齐艳铭,,
法析非典论古今之道 /李百琛,,
对合同生效中“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之思考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试论中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陈儒，，
沉默权的立法思考 /施国明，，
论诚实信用原则是如何被放弃以及怎样重新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孟庆凯,,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 /陈冲,,
缔约过失责任法律制度研究 /黄文强,,
诚信原则的人性检讨 /郑景元,,
论银行抵押贷款业务中的财团抵押权 /肖祖平,,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郑坤山,,
广义趋同论——从《民法典草案》的人格看经济法与民法的合一 /胡颖廉,,
典权制度的价值复兴及其发展 /杨昕宇,,
试论共同抵押 /叶明,,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对合同法相关规定的思考 /李洪奇,,
论善意取得 /田翠,,
论担保物权的竞合与实现 /马江,,
试析中国专利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徐巍,,
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梅瑞琦,,
论撤销权的性质及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梅瑞琦,,
抵押权物上追及力之检讨 /梅瑞琦,汪淑华，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 /梅瑞琦，，
论遗失物拾得 /李淑梅，郜永昌，
国内民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研究 /孙瑞玺，，
浅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李荣冰，,
论情事变更原则 /张安腾，，
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2002） /苏志,,
侵占罪若干问题研究 /李秉勇,,
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性质再评议 /刘成伟,,
民事诉讼中的抗辩和否认 /徐巍,,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梅瑞琦,,
动产抵押第三人范围研究 /梅瑞琦,汪淑华，
不动产善意取得研究 /梅瑞琦，汪淑华，
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逻辑前提之重构 /梅瑞琦,,
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之研究 /刘锟鹏,,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林曦,,
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 /吕巧珍,,
论刑法的民法化 /姚建龙,,
私法的死亡——兼论私法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私法 /涂斌华,,
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 /苏志,,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些法律问题━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的难点探讨 /焦璐,,
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陈岑,,
手机商业短信息广告合法性初探 /林岳澄,,
《合同法》与情事变更 /张照东,郭小东,
论无权处分中权利人承认的效力 /孙毅,,
目前医疗纠纷的法律误区与思考 /欧运祥,,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和不足 /卜炜玮,,
论表见代理 /饶辉华,,
遗嘱继承法律制度修正完善之我见 /李君友,,
本案中学校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一起在校学生人格权纠纷案件的评析 /唐胜,刘海涛，
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与诚实信用原则 /刘海涛，，
医患关系和医疗合同立法探析--兼谈对医疗纠纷的本源遏制 /郭锡昆，，
经济法本质新论 /郑导远，，
对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法功能的再认识－－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王继军，张钧,
论物上请求权制度（孙霞) /孙霞，，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姜朋，，
证据的属性问题研究——浅析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合法性 /王清镇,,
《合同法》中“合理”的合理性 /许凌洁,,
住房按揭法律问题研究 /王涌泉,,
关于抗辩问题的几点思考 /曹松志,,
判例的引入——“救人索酬案”引出的法律思考 /钟海华,王小红,
格式合同及其立法规制 /胡茂刚，陈元庆，
试析拾得物纠纷的法律适用 /袁江华，曲升霞，
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曹诗权,
论履行不能 /王利明,,
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下） /王利明,
完善中国违约责任制度十论 /王利明，
❾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重新启动民法典编纂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1、 形成完备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其中，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在民事及商事领域就需要制定民法典，从而使民事活动、商事活动由一整套系统的、完备的、具有逻辑体系的法律来进行规范。
2、 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依法治国需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同样意味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
3、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而民法是规范民事主体行为的规则，民事主体无论在经济活动中如订立和履行合同，还是家庭生活中如结婚、离婚，均应遵循。如发生民事纠纷，诉请法院裁判时，法院应以民法作为裁判基准 。因此，通过制定民法典，统一裁判规则，从而使民事案件审理有统一的裁判基准，进而实现“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4、对全民进行法律教育的要求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民法典规定民事生活、商事活动的行为规则，并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将现行的民法通则及各民事单行法进行科学、系统编纂形成民法典后，必将成为对全民进行民商事法律教育的教科书，也会是增强全民法治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的有效规范和指引。
二、 重新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可行性
1、 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确立，市场经济领域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和生命力。
2、 公民的法律素养在不断提高
经过“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素养在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及义务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懂法、守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3、 法学理论研究已很深厚
民法典第三次编纂从1979年开始至今已30多年，在这30多年时间里，中国民法学界以梁慧星教授、江平教授、王利民教授等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们进行了持之以恒、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及著作。对几种代表性的编纂思路和方案，以及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论证，法律研究深厚，成果卓著。
4、法学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30多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人才储备充分。
5、司法审判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中国在民商事方面30多年的司法审判，积累了大量的审判经验，也培养了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民商事法官。同时，法官对于民商事法律规则的不足及各单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6、其他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
目前已编纂了民法典的国家及民法典有：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蒙古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哈萨克斯坦民法典、吉尔吉斯斯坦民法典、土库曼斯坦民法典等。据中南政法学院民法典研究所的统计，现在世界上有113个国家有民法典。其中，欧洲32国，南北美洲24国，非洲34国，亚洲23国。此外，还有若干国家正在制定民法典。 中国在制定民法典方面，有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7、 民法典编纂已具备良好的基础
在梁慧星、郑成思、王利明、巫昌桢、唐德华、费宗祎起草的专家建议稿基础上，经过讨论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02年12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并在新闻媒体予以了公布。在此基础上，结合2002年之后中国民事、商事领域发展的实际，重新启动民法典的编纂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❿ 民法作业 求专人人士相助
精子是物权还是人身客体尚无定论：
一、主张为物权：
《物权下的人工受精子女的法律地位》指出：作为与人身分离的精子、卵子是否应视为物?其法律性质应如何界定?在王利明老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28条第2款中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作为物。”梁慧星老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94条第3款中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由此可见,与人身分离的精子、卵子并不必然成为物,而是可以将其界定为物。
在美国Hecht v Kane一案中,死者生前将自己的精子储存并指定归配偶使用,审理该案的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认为精子应属于死者遗嘱文件中可归死者生前自由支配处置的“财产”。
二、主张为人身权客体：
《生命科技背景下的人体与民法上的物》论文中指出：与人体分离的精子、卵子、冷冻胚胎可按其形式划分,第一种形式是以捐献为目的而脱离,自脱离人体起具有物权的属性;第二种形式就是基于自身的需要,暂时脱离人身,将来再回归自身,则可将其看作身体的一部分,具有人身权的性质。
1、您在案例中提到“短期内没有意愿要小孩”，但是并不等于以后不要，因为车祸阻止了甲方要回精子，说明南方将精子储存是想“基于自身的需要,暂时脱离人身,将来再回归自身”，精子属于人身权客体。
2、乙方并不是基于对甲方精子的继承权而获得精子，而是基于夫妻双方互相代理（即便甲方已经死亡，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因此消失。按照《民法通则》：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完成甲方和医院的合同，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和享有合同权利，将甲方的精子取回。
3、可以。出于甲乙为夫妻关系，即民法上可以夫妻互相代理（即便甲方已经死亡，但是代理关系并不因此消失）。乙方的代理行为（生孩子）因为得到甲方父母（乙和甲方父母均为甲的继承人）的同意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