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读本有感

1. 河南初一男孩在午休时间沉浸式读《刑法》，此男孩身上有哪些可贵品质

非常专注于看书、刻苦学习、对新的知识有求知欲、涉猎面广泛、积极主动等可贵品质。

2. 罗翔说刑法：2021，感悟与共勉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过去一年的陪伴，在新年开端和大家分享一点感悟。

我经常说一句话： 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 对于刚刚经历2020年的我们而言，或许更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人不可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但又希望能够找到相对确定性的局面。

在线性的时间中，每一个特定的时刻都具有了特定的意义。所以在新年伊始进行回忆和总结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不应该是一种痛苦的自怜，也不该是一种炫耀的自恋，而是让我们展望将来，在今后的人生选择中不至于误入歧途。

2020年春节，我为自己制定了很多激动人心的计划，要写作，要看书。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所有的计划。我和很多人一样，充满恐惧、愤怒、抱怨，后来才慢慢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些消极的情绪？

其实这完全源于我无法接受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太习惯掌控人生，只要有手机有WiFi有电量，就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厌恶一切破坏计划的意外，意外让我们陷入对未来的恐惧，而且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恐惧，让一切行为都失去意义。

但很多时候，这些意外其实是一种人生常态。我渐渐觉得，与其生活在抱怨、愤怒、指责之中，不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毕竟只有去做才能对抗内心的恐惧，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来对抗明天的不确定。

我们作为个体真的非常渺小，没有哪一个人仅靠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活下去。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才能够破除那种恐惧。疫情期间，很多同学都困在家中，我当时就觉得也许可以靠阅读来对抗这种恐惧，所以组织了一个特别的读书活动，邀请学校里的老师一起来带领大家阅读，当时我在公众号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过去的几天，也许各位和我一样都不时处于恐惧和担忧之中。我们为疫病的蔓延忧心忡忡，我们为身处灾区的民众涕泪叹息，我们为医护人员的英勇担当感慨不已。

我们知道不应该恐慌，但知道和做到存在巨大的鸿沟。

然而，人类从来没有远离各种风险的威胁，在人类 历史 上瘟疫此起彼伏，不断提醒人类的有限性。人们对于无法掌控的事物总是会心生恐惧，人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因此，面对疾病，我们要积极应对，做好必要防护，剩下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接受一切，不要因为恐惧而忘记了自己日常的各种事物。

也许你每天都在刷微博微信，为各种信息所牵挂忧心，但却无能为力，虚空度日。

我们邀请你一起来读书，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日。

孟德斯鸠说过：读书对于我来说是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的最好手段。没有一种苦恼是读书所不能驱散的。

来，拿起书，与人类伟大的灵魂对话，超越我们日常的忧虑和有限，清心从容的接受人生中的一切挑战。

所以，在春节的特别读书活动中，我们读了四本书。

第一本是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偶然的事情，但却又是必然。也许生命中没有偶然，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命定。

第二本是加缪的《鼠疫》。人生看似荒谬，但如何能够在荒谬的世界中寻找到生活的勇气，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第三本书是孔飞力的《叫魂》。在一个缺乏法治保障的 社会 ，无论身居何位，都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渴望分享权力及其残羹冷炙，底层互害必然是一种 社会 常态。

第四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不知这本书能不能让你从超人哲学、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所谓进步观点中抽身而出，认识自己自己内心的幽暗，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令人恐惧的时刻。二战期间，英国伦敦的荷兰屋图书馆（Holland House library），经过德国空军袭击，已经被炸成了废墟，钢筋、水泥、瓦砾遍布。结果在硝烟弥漫的时候有三个绅士在废墟中静静地阅读。

Harrison for Fox Photos Limited,1940.10.23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大家会发现越是艰难的时候，精神性的追求就变得越为重要。 只有当你意识到当下要做的事情，也许就能对抗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

2.

2020年，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剧本，开设了B站的帐户，被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和关注。

当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最初的感觉是猝不及防，然后你才会开始寻找这件事情的意义，并承受它带来的后果。

柏拉图告诉我们，每种职业都有职业本身特有的追求。当你追求职业本身的初衷时，它的附随结果可能会带来名和利，但是一个人不能为了得名得利而去做一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件事情本该有的意义。

医术高明的医生，如果把名和利当做一生唯一的追求，可能最终富可敌国，但医术也许就停滞不前，不再被认为是好医生。

我一直定位自己是一名老师，职业生涯最大的期待就是被称为一名好的老师，或者更大更高一点的期待成为一名好的法律人。作为老师，对我的一个挑战就是有教无类。我经常自省小时候也挺笨的，但我的老师也愿意花时间教我。有教无类很难，但要尽量做到有教无类。

我时常在想，苏格拉底、孔子，这些人类最伟大的教师如果生活在今天，会不会开账号成为UP主呢？

大家经常听我提一个人叫爱比克泰德，他是罗马的一个奴隶，有人说他生下来就是跛子，也有人说他的腿是被奴隶主掰断的。爱比克泰德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做好该做的事情，最后成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

18世纪的著作中绘制的爱比克泰德（Επίκτητος）形象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这一生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不可改变的东西，我们保持乐观；对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我们要保持谨慎。

在过去的2020年，我发现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名人，在机场有人认出我，在宾馆办入住也有人跟我打招呼。老实说，这种感觉很奇特，有一种极度的虚荣感。我总是会想起《魔鬼代言人》里的一句台词：虚荣是魔鬼最喜欢的原罪。

Vanity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sin

每当我虚荣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我外公的教导，“你当自卑视己，切勿狂妄自大”。

其实，很多外人看来的春风得意，只有自己知道苦楚，而且是无法对别人说的。也有人问我2020年的糟心事是什么？我说能够对外人说的糟心事都不叫事，真正的糟心事你只会对树洞说，对最亲密的人说。

当这种至暗时刻来临的时候，其实一切的掌声，一切的荣誉，一切的荣耀都变得毫无意义。

只有在那种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无助。你会感到人生的艰难，每天都是度日如年，但是你依然希望能够有继续前行的力量。

所以非常感恩的是，当我痛苦的时候，总是有朋友有亲人能够依靠，他们可以赋予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所以我也希望在别人无助痛苦的时候，能够像别人一样去给予帮助。

人生真的不容易，只有经历了黑暗，你才能感恩生活中一切的习以为常。一切平凡的幸福，真的就是极大的幸福。

在湖南耒阳话中，“昨日，今日，明日”发音是“差日，艰日，良日”，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今天是艰难的，但是明天就会更好吗？

当我们说明天会更好，其实只是在欺骗我自己。明天不一定会更好，因为对很多人而言，你把希望寄托在明天，只会让希望一次一次地破灭。于是你会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

我们没有能力去控制明天，我们只能努力地活好今天。人越专注于明天就越害怕明天，以至于对现在都失去了过好今天的信心和动力。

在普通话中，“今”跟“精”发音也很接近，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是艰难的，但是今天也可以是精彩的。线性的时间中，每个今天都可以听到永恒的回声。活好当下，做好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

在我的职业追求中，做一个称职的老师就已经足够。作为一个称职的法律老师，能够真正地传播法治的理念，让法治的种子真正埋在大家的心中，真的就已经足够。虽然人生有很多责任，但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

我现在依然站在普法的舞台上，就希望能够演好这个剧本，并且把这个接力棒传递给千千万万愿意成为法治之光的朋友。

最后，献上我新年的祝福，同学们经常听我引用《功夫熊猫》的那句台词：“昨天已经成为 历史 ，明天还是一个未知，但今天是一个礼物。”

我们都在借来的时间中生活，每个当下都是一个礼物。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把如此宝贵的礼物送给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在滑向终点。

希望我们都能够诚实地对待每一个当下，

用每一个当下去触摸永恒，

用每一个当下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用每一个当下去爱你身边的人，

用每一个当下去传递温暖，

尤其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

祝各位新年快乐，工作顺心，平平安安！

谢谢各位。

3. 急用刑法学感悟！

一、我国刑法三大原则为：罪行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
关于罪行法定原则有人提出其含义是“法律有规定的就要按照法律规定处罚，无规定的就不要处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罪行法定原则的出发点是从“疑罪从无”的角度提出的，而不是从有规定的就按照规定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不然，罪行法定原则会蜕变成“疑罪从有”。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严格来说不能作为刑法的原则，因为这原则是我们法律的原则，而不是刑法特有的原则，刑法中的原则应当是刑法特有的原则。资本主义刑法也有三大原则，是罪行法定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而刑罚人道主义不是我国刑法的原则。
三大原则的根本精神是有利于被告。

二、刑法的溯汲力
我国的规定是：从旧兼从轻；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一致的。台湾地区规定“从新兼从轻”，其结果与我们的一样，但是价值取向不一样，从新兼从轻无法体现罪行法定原则。

三、犯罪客体
1、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抢劫罪的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所有权利，我国刑法将该罪的主要客体定为财产所有权，所以抢劫财产未到手，是未遂；但是财产虽未到手却致被害人死亡的，却是既遂。
2、任何犯罪都使犯罪客体造成侵害，但是不一定对犯罪对象造成损害。
3、任何犯罪都有犯罪客体，但是有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如脱逃罪。

通过司法考试，究竟是一种释放还是一种回收？

4. 在二十二世纪的刑法下读后感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目前，风险刑法观已经成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刑法思想。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将刑罚的目的从消极的一般预防论转变为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即为了消除风险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极度的不安，保障社会安全，立法者就大量采用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的做法。前者表现为刑法干涉范围的扩大，将许多过去由行政法规调整的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之内；后者是通过采用处罚抽象危险犯或者将预备犯独立成罪的方式，将处罚的重心从引起结果转移到实施行为本身上去了。
笔者认为，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处罚提前化明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加重刑法的惩罚力度。众所周知，刑罚在具有强烈的保护法益作用的反面，也会造成许多弊端。因此，刑法应当尽量慎用。在使用民事救济或者行政制裁等其他手段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应将该行为作为犯罪而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在风险刑法的名义之下，大量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将一些传统上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处罚的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对象，显然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二是违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宗旨。在刑法明确地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基本原则的当今，应当说，刑法的最基本任务还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消除人们的不安感。虽说西方国家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自由为安全让路的时代，但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熏陶，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在这种现状之下，贸然提倡风险刑法，大力扩张刑法处罚范围，可能会出现物极必反的效果。
三是为侵犯人权提供借口。风险刑法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以刑法创制和形成新的规范意识，让大家相信和忠诚于法律，从而达到社会安全的效果。用刑法手段创制和形成新的规范意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混淆法律和道德的调整范围的界限。不仅如此，还极有可能将人们的内心思想作为判断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最终使得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
（黎宏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载于《人民检察》

5. 在观看过罗翔说刑法后，你都有哪些体会

有的人他真的能闪闪发光。罗翔老师吸引人的不仅是知识量，有趣的课堂风格，还有他的三观。

偶然刷到好友的朋友圈刷到一个学化学，正在立志考教师资格证的朋友分享的罗翔老师讲课截图，有被惊到。惊讶我的不是截图的内容，不是有关张三的一千个小案例，而是这个朋友和我一样学理，高考填志愿时我有一个院校里选了法学专业，遭到了她的极力劝阻，她给出的原因是，学法要背的东西太多，发际线容易和学计算机一样撑不住，而且，要背的东西那么多，整本书都是密密麻麻的字，一定很无聊。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促使她积极主动的寻找法学相关课堂来看，而且像看综艺、追剧一样看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的向周围朋友安利。

6. 读《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感作文400字

学习《〈中华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心得体会 3月份,我校组织全校老师学习了<<中华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从2006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一部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部法律将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力求创建一个和谐、稳定、发展的中国。通过对这部法律的学习，得到以下体会: 一、学会自律 学法律，就要首先做到知其文晓其意。《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就很好地区分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

7. 老师让读一本书关于法律的书，并写读后感，不少于1000字(越等就可以）

脑中的革命——《法律与革命》读后感[“外国法制史”读书报告选登（之六）]
时间:2006年11月29日 作者：叶昊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 来源:学术批评网

哈罗德??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著，不单是指其书本厚度而言，更是指其思想之深度与探究之广度，实在是大大拓展了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视野。对于这样的著作，我自知没有能力进行评价。这里是对其书第一部“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的读后感。

一、无无源之水

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无因即无果，这是正理。但我们于学习时却经常犯一步到位的错误，不考虑事物的原因就全盘接受一些概念。比如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封建”概念，稍微一动脑筋，谁都能明白“分封建制”是这个词的内涵，而再稍微一思考，就懂得我们中华的历史上自秦以降就再无大规模的封建制度。但出于教育的缘故，我们还是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明显错误的观念。在伯尔曼的书中，一切概念皆有其源头，很难从逻辑的角度对他的立论产生质疑。这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作者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背景——民俗法开始，分别论述西方法律传统的三个起源——教皇革命、大学和神学，继而详细介绍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再分析教会法律体系的结构要素，环环紧扣，结构紧凑，没有任何地方给人以突兀的感觉。

“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一个人的思想、内心和灵魂，而人间法官只能知道外部表现出来的行为，‘教会对隐秘的事物不予裁决’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即仅仅是犯罪准备（即使到了装配犯罪工具的地步）尚不能受到惩罚……” 学习刑法时大家都明白犯罪预备不构成犯罪，且不进行惩罚。但到底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到其神学的渊源，即便是无信仰的中国人，也能够理解了。虽然这并非伯尔曼的发现，我却用它来证明本书极强的紧凑感……即其中每一事件必有其原因，这实在需要进行耐心的考证和拥有严谨的态度。从以前的阅读中，总是想当然地假定西方法律传统乃是启蒙运动时期，从诸位伟大的头脑中自然蹿出来的。而在读本书中，时时汗颜，从前对中古时期的不屑和太过想当然的进行联系，已经使自己的无知蔓延。不过幸好，及时读了本书，避免了更加可怕的自大产生。

二、精神之法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础。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四、关于大学

有关大学的起源这一部分是写的很有意思的。从波伦亚大学的出现和历史来看，由学生掌控权力，到教授们力量渐渐增强，整个过程值得人玩味。就现在的国内大学来看，行政权竟然是首要的，而教师和学生无法与行政抗衡。按理来说，甚至从大学的历史来看，都绝然应该是学生主导，或者教授控制学校的领导权力。因为学生是大学出现的原因，而教授是大学存在的基本。为何现在看到的皆是，学生维权无用，德高望重的教授终身住一小破楼房，这样一些违背大学本意的现象。或许我们的大学确实不能算真正的大学吧。扯远了。大学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方法基础，还有一大批人才，但并非唯一的渊源，这仍是与大学在当时的地位有关。

五、道德之底线

欧洲人对法律的依赖与信任，是与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的功劳，这也是本书第一部中一直讨论的内容。出于上帝对他们精神领域的掌控，他们宁可相信法律——这样一个诸多原则来自于神学的制度——能够成为他们最终的救济渠道。那么这种信任，在东方是否存在呢？答案是不的。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这样一个信仰基础，而是直接建立在皇权之下，从而使国人对法律的敬畏源自对皇权的敬畏。那么现在没有了皇权，法律的权威性如何体现？无源之水终将干涸，这是个实际问题。由于对“罪”的神学解读，使西方人在做事时有一道德底线，即为死后考虑，为最后的审判考虑，这令其恶能得到限制。而我们的这种限制已经磨灭了。现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无数“潜规则”正在日益浮上台面，见得天日，再这般下去，以这些所谓“潜规则”代替了原有的道德规范，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六、其他

本书还有一个令我震撼的方面，是引用。引用之多、广泛和丰富，实在令人咋舌。全书600多页篇幅的正文，竟有150多页的注释。这与其他某些专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引用不但说明了作者的阅读面之广博，也说明了他极其认真的学术态度。有这许多的引用，在读的同时一可令人大大放心创作部分的质量，二可方便读者翻阅相关的资料，不至于以偏概全。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法律在书中革命，书在我脑中革命。单是本书的第一部，就在我脑中进行了一次革命。对从前各种知识的重新排列，偏见的解除，实在是令人畅快。作者严密的写作结构和流畅的字词句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要看第二部了，相信这会是另一次革命。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06年11月29日 读《法律教育读本》有感

2.张老师经常用综合实践课，让我们阅读《法律教育读本》，让我受益匪浅，以前我经常听人们说法律的事，可总是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上了这几节课后，让我懂得了法律的真正概念，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而不是虚无缥缈的。

这本书介绍了很多未成年少年的犯罪经历，其中有许多原因，可能因为父母的教育错误；也可能因为父母没时间去管孩子，造成了孩子长大后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有可能父母没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但我们可以自觉，不一定要靠别人。

这本书十分有趣，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来启发我们，故事后面还有采访犯罪少年的真实谈话，还有相对的法律条文。

法律是真实的，它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这些犯罪少年大多自律能力十分低，在他们犯罪之前，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都有可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但他们没有控制住自己……。

我们不能重倒他们的覆辙，要学会自觉，也要抽空适当的阅读一些与法律有关的文章。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抗击犯罪.

8.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什么感想

呵呵，希望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刑事诉讼立法建言献策，为推动中国法制进步作贡献啊！
制度立法层面，个人感觉有不健全之外，但这是与当前公民法治理念与社会各层矛盾关系，即中国特色因素造成，需逐步完善。但更重要的应是实践中严格落实现在法律规定的问题，其实现实中很多不良执法或社会不公很大程度上是以权代法、不严格依法办事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也许一方面要唤醒民众法治理念，一方面要加速现代科学立法步伐。
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正义的意义和价值
正义的实现有两种途径，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前者通过配置权利、义务的内容，而后者则通过设计获得正当性结果的步骤与方式。实体正义是一种结果的正义，其正义是由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而程序正义是一种过程的正义，其正义是由程序建立或保证的。
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需要重视程序正义，是因为：首先，程序正义是以保护人权为追求目标，凡是被怀疑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都有权要求侦查、公诉、审判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使职权，以避免有权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刑法作为实体法，因社会情况变化等，自身存在着导致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而通过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实现，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判决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再有，程序正义也有助于增强法律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从而最终实现司法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
但是当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时，应该以程序正义为先。正义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正义的结果，其只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和推定出实体结果的正义。因此，在追求刑事诉讼价值时，难免要发生冲突，由于程序正义要求的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此在个案中，对程序正义的要求有时是以实体正义的丧失为代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般情况下，正义的程序比不正义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正义的结果，因为如果放弃程序正义而追求实体正义的话，没有了程序对人权的保障，可能就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有的处罚，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这样就会使受到惩罚的无辜者和知情的民众必然会对法律的正义产生质疑，法律的权威也受到挑战，这对于人们树立法律信仰是极其不利的。而如果优先追求程序正义，有可能放纵了犯罪分子，但侦查机关仍可继续追查，一旦有新的证据发现，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如果错误地追究了无辜者的刑事责任，一旦发现错误，将会出现两难选择：纠正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纠正错误，来掩盖当时的错误追究，这样也许能够维护部分人<对冤假错案有责任的人)心目中的所谓的“法律权威”。我们应该牢记法律权威是建立在神圣的正义基础上的，这种知错不改的行为，只会亵渎法律正义和权威，一旦为公众所知，后果不堪设想。

9. 武装押运人员学习宪法.刑法的心得体会怎样写好

提纲：
1、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武装押运，押运过程如何
2、武装押运需要注意哪些方内面。比如要注意哪些安容全？按照怎样的步骤来？发生紧急情况要如何处理等等。
3、你在押运过程中严格地遵守了了规章制度，没有过一丝懈怠，每次都严格要求自己，圆满完成任务等等。就是写自己的实际押运情况
3、你对武装押运这一行的看法。比如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它有何等的重要性，它对于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何重要意义？等
4、写一写干武装押运工作对你自己的影响。比如它让你更加坚定了维护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决心，让你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更对像你这样的人，让你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提高了你的斗志和责任感……
5、写一写你觉得武装押运还有什么不足，有什么改进建议？最后稍微抒发一下情感
搞定！

10. 关于刑法文章的读书笔记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读了张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这本书于2002年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4千字。按照本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法，本书旨在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等。

在通读全书之后，总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刑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且从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讨论具体的疑难问题。在论证自身具体观点的合理性时，非常注重前后立场的一致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和谐，避免出现立场对立的具体结论。这在国内刑法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学者在研习刑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观点，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显得模糊而杂乱，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刑法立场。张明楷教授在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响比较深，注意总结自己的根本出发点，重视对刑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相对成熟之后即表明自己的理论倾向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论的归宿，这在刑法学界是领风气之先的。当然，是否需要明确的理论立场，在研究到什么阶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刑法学界是否象德日那样需要有对立的刑法学派，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在读过了张明楷教授的书之后，我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结合几年的学习经历，隐约感到，一个刑法学者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是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反复的思考的，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恐怕能总结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学者不会很多，应该是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少数资深学者。对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来说，似乎不宜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下主观主义或者是客观主义的框架，这样可能会束缚手脚，反而不利于开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认同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学界的旧派与新派的比较和分析。同时，作者对中国刑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特点作了必要的论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声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事实上却与重视主观内容与心态的主观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论当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在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从我国新旧两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变迁来看，旧刑法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而新刑法则有意的向客观主义倾斜。作者对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立法态度表示了赞赏，同时对传统理论当中包含的比较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提出了学理上的批判。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如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作者全面论述了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实质的解释论的立场。在作者看来，实质的解释论侧重于犯罪的本质，有利于确定犯罪的合理范围，这样研究时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从作者前后的刑法立场来看，作者提倡实质的解释论，这与作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之间，显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比较和分析。因为作者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法益侵害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理所当然地会选择结果无价值论。作者认为，提倡结果价值论，有利于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断正当行为是否成立时，其客观的危害结果是重要的判断指标。在紧急避险当中，受到损害的法益和被避免发生损害的法益相同时，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样的结果是法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对于传统理论当中一直主张按照犯罪未遂处理的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认为，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客观危害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法益受到损害，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与主观的未遂犯论。作者认为，从实质上看，新刑法采取的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作者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客观的未遂犯论，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观点。作者主张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观行为，特别是实际的危害结果和危险性的要素，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传统理论差别很大。

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作者论述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表明了自己赞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作者认为，在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犯意同时对某一法益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重合部分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与实际实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与共犯**性。作者论述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的含义，并且评价了中国刑法学界某些学者主张的共犯从属性与**性两重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刑法的从属性理论和**性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论上坚持既非**性，也非从属性，更非两重性的立场。

本书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刑罚的基础理论。作者论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并合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体现的正是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

读完此书之后，我认为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论述基本理论问题时和谐统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大局观。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统一的严密的基本立场作基础，就足以保证具体结论的科学性。事实上，在作者为说明基本立场而列举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抽象理论指导下的简单推理，这就直接影响了最终结论的科学性。这些现象主要出现在作者简要论述的一些问题中，而对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细致的，经得起推敲。

从我自身的理**底和学术心得来看，对本书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各种刑法基本范畴，虽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还没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确信的所谓基本立场，在考虑具体问题时常常在两级之间摇摆，以求实现某种体现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实现？因此，就我自身的学力而言，只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评论，这些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平时也曾经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在作者论述的各个刑法基本范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极力推崇法益理念，将其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直接指导刑法解释的推理过程，甚至在诸如工具不能犯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法益理念。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性的问题，深感理论界对客体，特别是个论中的具体犯罪的客体研究得很不够，而且在研究构成要件诸问题时一般也很少考虑法益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宣扬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值得提倡的。张教授在书中写道：“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第128页） 我觉得，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轻视法益的风气。司法实务界轻视法益，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实务中依据的是现有的规范，自由发挥的空间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过于抽象，理论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规定，所以难于取舍，只好敬而远之。而刑法理论界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多从法益的角度考虑具体问题，似乎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诉讼欺诈问题，理论界讨论的比较多，在研究究竟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时，似乎更多的是依据惯常的思维方式，先找出可能构成的犯罪，然后在分别分析是否符合其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方式在实务部门中是很有效的，有利于快速的解决具体的案件。

但是，在作纯粹的超然于立法之外的学理研究时，不妨先从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会关系，然后对这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作出权衡，根据重法益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经过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败诉一方的财产所有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行为人的虚构事实、编造伪证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应当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对民事诉讼中的诬告和伪证行为，也许现有的条文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但这是立法完善的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其犯罪性质的依据。[1]当然，我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恐怕经不起推敲。

当然，对张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甄别，其中一些结论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论述紧急避险中的法益衡量问题时，张明揩教授认为：“当价值一百万元的甲利益与价值一百万元的乙利益发生冲突，保护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损害乙利益时，从整体上来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避险行为对法益实际上没有造成新的损害。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与民法上的责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段论述从推理的过程到最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张教授倡导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应当是具体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承担者，这是不能抵消的事实。提倡法益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正是充分保护社会个体的具体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对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作总体的评价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紧急避险中，最终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同时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认为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因为作为无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侵犯其法益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犯罪。紧急避险最终不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外施恩，这是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容忍。因此，牺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实质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时的行为是刑法难以容忍的，既然损害他人法益并不能在总量上减少损失，为什么还要损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样的损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并不充分，原则上还是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只不过在处理时从轻发落。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处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权利时其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一个人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杀死另一个人，难道不是犯罪吗？被害人的生命难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什么权利将死亡的结果转嫁于他人？如果此时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紧急避险的话，被害人就无权对杀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了，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在这本书中，让我比较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张明揩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论。这种理论以犯罪共同说为基础，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第262页）。这种学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时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和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最终罪名不一致时的刑事责任问题。我从总体上对部分的犯罪共同说持否定态度，下面分别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说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人同时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情形。“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262页）这种行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时犯。按照传统理论，同时犯由于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数个行为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似乎不能表明这种共同侵害的严重性，也不利于打击实践中的趁火打劫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可部分犯罪共同说。我认为，应当运用犯罪共同说对同时犯进行全新的审视。所谓的同时犯，可分为事先预谋的同时犯和临时起意的同时犯。对于有预谋的同时犯，虽然数个行为人没有就某种具体犯罪达成共同犯意，但是对对方的意图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实施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对其的帮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实施一罪的同时构成另一罪的帮助犯，除非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即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相互帮助的实际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构成要件的数个犯罪，肯定是具有这种关联性的。此时行为人对帮助他人的结果所持的心态，应当是放任的。这样，在每一个行为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犯罪，本罪的实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帮助犯（间接故意），成立想象竞合。对于没有预谋的同时犯，也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形成帮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帮助犯；或者是为了实施自己决意下的犯罪行为而放任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此时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对片面帮助之罪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在最终的罪数形态上，有可能构成想象竞合。

实际上几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行为人实施的本罪是最终的定罪罪名。区别在于推理过程不同，罪数形态不同。当出现不同于典型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时，差别就表现出来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打击丙，甲朝丙的头部重击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击，击破股动脉，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甲的行为实质上是杀人未遂，乙的行为实质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两罪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为只导致了轻结果，轻行为却导致了重结果。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伤害（排除致死结果）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可是这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对甲和乙来说都不合适。我认为，还是认定为甲构成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和杀人未遂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比较合适。

2、存在转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犯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那么，甲与乙便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甲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甲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第269页）对此结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说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犯罪共同说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不仅可以表现为最终的定罪罪名，同样可以表现为犯罪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共同犯罪形态。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帮助行为和甲的实行行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无论从主观方面的共同盗窃故意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的共同盗窃行为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最终没有认定为同一罪名，是因为甲在构成了共同盗窃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先前的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行为。从发展过程来看，甲的入室盗窃行为与乙的室外望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后实施的暴力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单独对此承担责任。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实行过限导致行为人成立数罪，对因实行过限行为而转化为重罪的则少有论述。而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盗窃罪与抢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实际上是把甲的先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和乙为协助甲盗窃而望风的行为看成是两个**的行为，否认客观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盗窃的事实，然后在抽象意义上比较两个罪的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进而认为两者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是不符合案件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此外，判断两个罪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盗窃与抢劫仅仅是行为方式不同，不能简单的得出盗窃加暴力等于抢劫这样的结论。

3、教唆未遂的情况下。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与之有关之罪。“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便在两罪性质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对教唆犯不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另一方面，对教唆犯应当适用刑法第29条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83页）作者认为，甲教唆乙盗窃，结果乙在盗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则抢劫包含了盗窃，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甲认定为盗窃罪，乙认定为抢劫罪。我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认为依据传统的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理由与上述第2种情况相同。由于在乙的行为发展到盗窃阶段时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内容得以实现，对此时的甲乙都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尽管最终甲乙两人被认定的罪名不同，仍然应当认为乙曾经实施过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对甲不能适用第29条第2款。

反过来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实际所犯之罪的话，如何处理呢？根据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被包含的实际所犯之罪的范围内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对实行犯以该罪论处，对教唆犯则认定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抢劫罪，而乙仅犯了盗窃罪，那么，虽然也可以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乙的行为并不包含抢劫，故对甲仍应适用第29条第2款。”（283页注1） 我同样同意这样的结论，但不认可论证的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所说的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任何依据，已经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础。从主观上看，双方没有就盗窃达成共同的犯意，客观上，仅仅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甲对此毫不知情。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何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张明揩教授依据的仅仅是观念上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同犯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而且会产生许多矛盾。既然认定甲和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对两者都以盗窃罪论处，同时又因为甲教唆的是抢劫罪，所以对甲认定为抢劫罪。那么甲身上的盗窃罪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仅以抢劫罪论处？在甲的身上只有一个抢劫教唆行为，根本不存在盗窃向抢劫转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甲似乎应当构成抢劫与盗窃的想象竞合，这样的结论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可见，部分犯罪共同说中所指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观念上的，虚无飘渺，有时可以决定教唆者的具体罪名，有时又可以决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单独的以教唆形式构成的此罪和以单独实行行为构成的彼罪，对教唆犯应当适用第29条第2款。这也是该款规定的初衷，第1款规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第2款规定的就是个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教唆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没有本质联系，不具备构成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为符合了该罪的修正构成而成立该罪，适用第29条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过于理想化，只考虑不同犯罪之间构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忽视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实际过程；二是认定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部分有时难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很难取舍，此外，说抢劫包含盗窃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之间，又是怎样的包含关系呢？恐怕一时之间很说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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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我也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在诈骗活动中，常见的是被害人与实际控制财物的人是同一的。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认为，要成立诈骗罪，必须在财物的实际控制人和受骗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或者是类似的人身关系，使得他们形成利益集合体。也就是说，实际占有人按照被骗人的指示交付财物，自身不承担损失或者有权向被骗人索赔，或者与被害人共同承担损失。诉讼欺诈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法院依据国家强制力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实际上就是受了行为人的欺骗凭借自己的公权力强行剥夺被害人的财产权。而法院并不实际占有财物，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和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偿还并不存在的欠款，并发出威胁，最后强行从丙处取走财产，这恐怕很难被认定为诈骗罪，因为受骗的甲和受损失的丙处于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管理财产的委托关系，财物与其说是被骗走的，不如说是被受骗的人抢走的。

[2] 此时的停止形态，我认为应当是教唆之罪的预备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该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来看，教唆他人就是寻找共同犯罪人的过程，是在为犯罪创造条件，理应认定为犯罪预备。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也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近似，只是略严，不能免除处罚，不妨将其视为刑法对以教唆形式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的从严处罚的特例。所以应当仅适用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不必再适用第22条第2款关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