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万相林
⑴ 王银华的纵火事件
一个电话爆出15年前雇凶纵火案
导致王银华案发系宛震雨夫妇被烧死案真相暴露。20世纪90年代，宛震雨已是漯河有头有脸的人物了，王银华向宛震雨夫妇借钱后长期不还，两人因此埋下过节。1998年10月18日凌晨，漯河老街一家金店被人为纵火，在店铺内熟睡的宛震雨夫妇被烧窒息死亡，但该案一直未破。
由于此前省公安厅曾多次接到举报，考虑到王银华在漯河当地盘踞多年，关系盘根错节，省公安厅打黑办直接参与侦办此案。2013年1月5日中午，在公安部打黑办的指挥下，数名武警在王银华家中将其抓获。经审讯，王银华已向警方供认宛震雨夫妇烧死案系其雇凶纵火。
2013年2月6日，因涉黑、纵火被批准逮捕。
法院一审，王华被判死刑
8月10日上午，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华等19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放火罪、故意伤害罪等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被告人王华以其开办的华颖集团及多处赌博场所为依托，纠集、组织有前科劣迹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了以王华为组织领导者，以孙培国、方民等人为骨干，以彭来喜等人为成员，人数众多、成员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开办经济实体，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该组织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漯河市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漯河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依法判决被告人王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放火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孙培国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放火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万元；
被告人孙培超犯放火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苗会菊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被告人方民等15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至两年不等的刑罚，对其中三名被告人适用缓刑。
大河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宛振宇的刑事附带民事律师代表受害人亲属要求赔偿800万元。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华、孙培国、孙培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死者宛振宇、孙玉兰及其亲属共计200万元。
宣判后，部分被告人当庭表示上诉。
⑵ 李长轩的调查审理
位高、权重、缺少监督，工程招投标领域就要滋生贪腐行为。李长轩也没有逃过这一“定律”。
在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任职期间，利用办公楼建设、粮库仓储设施建设及改造等工程，李长轩收受建筑施工企业贿赂。判决书中认定，2005年至2011年，河南一家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某为了承揽工程和参与粮食收购，先后6次送给李长轩400万元人民币、3万美元。这是李长轩受贿案中数额最大的一桩。
据检察机关侦查，2004年，韩与李长轩相识后，找到李长轩，希望能承接各直属库粮库的仓库顶棚及外墙防水隔热工程。韩承诺，赚到钱一定酬谢，并给中储粮河南分公司8%的管理费。
此后，韩某在招投标过程中得到了“特殊照顾”由韩去找两家业绩较差的工程公司“陪标”，最后，韩的公司中标，获得了总造价上千万元的工程。为酬谢李长轩，2005年春节前，韩将100万元人民币装入一个纸箱，送到李长轩家。2006年春节前又以同样方式再次送给李100万元……
2009年3月，韩某觉得托市粮生意不好做，请求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能收购自己的粮库，于是送给李长轩一张200万元的借条，李长轩随时可将手中的借条兑换成200万元现金。 2013年7月13日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日前审结：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查明：李长轩于2002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储粮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漯河市大道谷物董事长宛振水、登封市粮食收储公司负责人王国顺等6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07.9万元、4.5万美元，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粮收购、中央储备粮调拨、人事安排、粮库建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李长轩另有人民币893.6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长轩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截止到2013年07月13日 ，判决已生效。
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和情妇也成为其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也多次帮助李一起收受贿赂，其以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个体工商户、李长轩的情妇叶晓宛同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⑶ 致检察院一封信
信人人都能写，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纪念意义，信应尽量写得精练、形象、富有时代感、饱含深情，能给人以启迪。那么，致检察院一封信要怎么写呢?下面我整理了致检察院一封信范文，欢迎阅读!
致检察院一封信范文一
尊敬的检察长：
您好!打扰您了!我公司于2008年9月4日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法人王慧光的租住地)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在合同履行中该公司涉嫌诈骗我公司274.2740万元。
为了追回这些债务，我已经追讨了6年，往返于济南和太原，辛酸苦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就是不予立案，以各种理由推脱。迫于无奈，我曾于2013、2014年间写信给山西省公安厅刘杰厅长、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求助，也曾在网上发帖求助，可还是没能追回我的血汗钱。我不想说杏花岭公安分局和王慧光之间有不为人知的交易，可是事实如此。我一个外地人，没关系没钱，却摊上这种不公的事情，我不相信就没有说理的地方，违法的人就能一直逍遥?执法部门就可以坐视不理吗?
之前做煤炭生意的资金都是我找亲戚朋友借的，如今为了还钱，我已经变卖了房子等一切财产，身无分文，居无定所，更没有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爱人和孩子只能跟着我受罪，我对不起他们啊。就这样过着每天被债主逼债，提心吊胆，饱受煎熬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我真是走投无路，人生悲催到了极点!
12月13日在山西发生了讨薪农妇被打死在派出所的事件，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农妇是讨薪，最后赔上了性命，我是讨债，虽然还活着，却生不如死。谁能替我做做主，还我公平，追回我的债务?太原市公安局汪凡局长对农妇命丧派出所事件做出道歉，并说道：谁侵害群众的利益，漠视群众的疾苦，败坏我们太原公安的形象，那么我们市局就摘掉谁的帽子，就砸掉谁的饭碗。王儒林书记也要求从严从重处理农妇命丧派出所事件，为什么就没有人来管我的事呢?难道非要出了人命，领导们才会关注吗?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就是做表面功夫，走形式?我的6年心酸的讨债经历和我现在落魄的状况已经向山西省的有关部门反应多次，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没有音信，难道就真的没人管吗?
尊敬的周茂玉检察长，您曾在“12.13”案答记者问时这样说：将“12·13”案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对我所经办的案件，我终身负责!我深信您一定是一位严格执法，公平公正的人，我真诚的恳请您看到此信，可以抽出时间来了解案情，给我主持公道，让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还给我钱，把王慧光等一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附：案情经过
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经人介绍于2008年9月4日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王慧光的租住地)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买受方为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收货单位为中国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热电厂。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由于当时煤炭紧俏，应王慧光的要求，分三次给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订金及计划费共计人民币45万元(2008年8月30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支行打款 20万，2008年9月1日及9月3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东城支行分别打款15万及10万，以上45万元均从韩曙光个人账号转入王慧光个人账户做为定金)。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通过华夏银行济南高新支行我公司账户汇款至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第一批煤炭货款人民币220万元整，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此时已超过合同期限三天，合同执行期是2008年9月4日至2008年9月30日，合同是一月三个列，但只发了这一个列)发给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电煤3453吨(合计：1450260元)。
10月5日以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谎称又有两列车皮计划已下达，要求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煤款，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公司于2008年10月8日汇款至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账户煤炭货款人民币400万元，共计货款665万元。经多次追讨，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先后退回货款244万元，分别于2008年10月29日、11月19日、11月21日退回我公司账户货款60万、5万、168万。2008年12月23日谎说又给我们发了一列煤，结果只到了254吨(合计：127000元)，之后说铁路计划下不来，矿领导调走了为由不再发煤。直至现在还欠我公司货款本金2742740元，本金加利息合计4191206.72元(截止2013年4月份)。
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光曾有前科，声称被一个叫李彬的骗走他90万元。王慧光让我公司与他一起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经侦队报案，我公司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经侦队多次报案，其工作人员推脱说是经济纠纷迟迟不予立案，我公司请他们多次吃饭后，他们竟然让我们找黑社会处理，极其不负责。无奈我公司派人于2010年2月10日又找当事人王慧光催了几次款，哪怕是把余下的煤按合同给我公司发送过来也行，王慧光却说：“我公安和检察院部门有人，钱我花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有本事你告吧。”期间当着我们的面，竟然多次给一检察长打电话，非常嚣张!
我于2010年10月份又通过找人找到太原市经侦支队一个姓张的支队长，当时请他吃饭送礼花了一万余元，第三天经侦支队回复我们说是经济纠纷，不予受理。我们体会到王慧光的确有人，听王慧光的一个朋友说：他拿着你们的钱和公安天天玩，你们玩不过他，因为你们现在没钱了，在太原公安办事，没有钱是不可能的，有钱就是爹。
2013年3月份我给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杰写了关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诈骗我公司一案的一封信。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于2013年4月份通知我去太原了解案情，当时是一个姓王的大队长通知的，因为那是我已非常困难，答应给我报销路费。由于个人原因直到2013年12月份我才过去。我认为有了厅长的批示，这次这个案子一定会落实好的，结果杏花岭公安局和太原经侦支队互相推诿，都说案子不该他们管，经侦支队一个女的说：像你这种案子多得是，我们管不过来，我们又不是要债的(有录音)。但是我说：为什么2010年我来报案时你们杏花岭公安局怎么管呢，现在为什么不管。期间我多次来往于太原公安局经侦支队和杏花岭公安局之间，直到2013年12月31日得到杏花岭公安局的通知让我过去，说案子他们受理了。当我过去的时候发现王慧光已在那里了，一个叫李凯的警官像调解民事纠纷一样给我们之间调解，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这哪是在办案。王慧光期间又说给我2010年打了50万，我说我怎么没收到呢，他说你收不到可提供证据，李警官也说让我提供证据，我说我公司所有的账目都带来了，王慧光退款我公司收据都有，就是没有他说的50万你们可以去查，李警官让我去查，我说我又不是公安怎么去查，李警官一直在袒护王慧光(有录音)。后来李警官说你是不是给刘杰厅长写信了，我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写的，他说你给再大的官写信也没有用，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也叫县官不如现管，他的这些话让人可笑。然后他给我单独做笔录，做完笔录签字时我说有几个地方需要补充一下，他说你怎么回事，这纸都是我自己拿钱的。我说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忘了说了。当时我想不管你怎么凶我只要给我立案就行。做完笔录后他说从你们提供材料上看，王慧光构不成诈骗。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王慧光是不是虚假注册公司(王的一个朋友说他没有钱注册公司就是为了和你签合同骗你的钱)，查一下他账户资金去向，他为什么给李彬90多万，他有多大的利润。李警官说这些证据需要我提供，我说这些都是你们公安查的，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查的，他说他问什么我回答就行，不问的说了也不记。录完材料后他说：你回山东吧，有事我通知你。
春节前夕，王慧光及其律师多次打电话说只要我撤案，年前给我20万。我和他说只要你有诚意，给我钱后我就撤案，王慧光说：好就和你玩到底，看谁能玩过谁，非常嚣张，结果他一点钱都没给我打。春节过后(2014年)2月17日我打电话问李警官这是否过去趟，他说让我带上我公司和电厂的合同及发票过去，我就去了太原。见面他看了我公司和电厂的合同及发票后说：我一看这东西就知道王慧光没骗你，你谎报案子、诬陷他人是负法律责任的。我说：李警官王慧光说给我煤价是640元每吨，但是我给电厂的价格才626元每吨，你认为他说的对吗，不能光听他说，公司之间都是凭发票交易的。他后来让我回宾馆等他电话，又等了三天我没钱了就打电话问他案子的事怎么样了，他说你回山东吧，等我电话。我就回山东了。
2014年3月5日我接到李警官不予立案的电话通知，我问他问什么不予立案(实际上自从他受理案子后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个结果)，他说了几个不予立案的理由：
1、王慧光让我从电厂挣到了钱。
2、王慧光给李彬的94万其中50万李彬做为活动经费及违约金扣下了(说是车皮计划下来我们不要的违约金，天哪，我们天天找他发煤，怎么会有违约，再说怎么会有50万的违约金，一列火车到我们山东才12万的运费)。
3、王慧光一直在给我们积极退款(自2010年后至今一共才给我了不到十万元，这个理由我认为不合理)。
我问了几个问题：
1、是否调查王慧光公司虚假注册?
2、王慧光为什么给李彬94万，王慧光有那么多的利润吗，他们的利润是多少?
3、是否查王慧光的资金去向，是否有挪用转移资金的行为?
4、通过杏花岭公安三个月的调查，王慧光到底还欠我们多少钱?
5、王慧光提供的费用证据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
6、王慧光是否把我们公司的钱专款专用?
7、是否查一下王慧光带我们2009年10月15左右去杏花岭公安分局报李彬诈骗的材料?
杏花岭公安分局李警官和张大队说以上几个证据需要我提供，提供不了不用说，说了也没用。我质问他们：人民公安有你们这样办案的吗，我们老百姓去哪里查，还让我们活吗。他们说你不服可向上级公安复议或向检察院申诉，可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王慧光都把那些公安早就买通了，我一介平民能奈何，求助无门啊。如果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处罚，法理何在?天理何在?让人情何以堪?检察长大人处庙堂之高，手握法律利剑，一定会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愿意对上述陈述的事实负法律责任。
XXX
年月日
致检察院一封信范文二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法院应支付我70万元的集资款一直拖着不给，我把情况反映给了(漯河市人大，市检查院，漯河市中级法院和省高院张立勇院长)在这样的情况下，郾城法院说给我10万，后来变成了5万元救济款，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写个承诺书，郾城法院何国军院长，让我找郾城工信委靳国营主任，靳主任写好草稿后给何国军院长打电话念给何听，靳主任放下电话修改了一下让我抄写. 由于我生活困难，又有人找我要账，迫与无奈，我被迫写下承诺书，我现在留有靳主任所写承诺书草稿为证!(见靳国营主任的亲笔草稿复印件)
漯河市郾城法院两位院长给我做思想工作：郾城法院王万松院长说(过了这村，没这店，这5万如不要，以后啥都没有，你要好好给我们合作)郾城法院主管院长何国军说，(省高院张立勇批示让公平解决，也没说让给你多少钱，你告到哪里，还是我们处理，就是不处理，你能怎么样，我要求看破产资金分配表，何国军不让看!说有本事你告去吧!)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出尔反尔，向漯河市人大汇报说：一定给解决，达到我满意，在下面威逼我写承诺书，“不追要集资款，不上访!”我要求同样情况，同样解决，别的几家集资款都已支付，也应把我的70万元集资款连本带息支付与我!
漯河市郾城区法院低价出让国有资产，克扣集资款，疏通法院关系就可以领取集资款，威逼我写承诺书，我70万元集资款，给我5万元救济，威逼我不能上告，不能上访，我强烈要求看破产资金分配方案，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副院长何国军不让看，这里面有大疑问!请调查解决!
第一次巡视组来漯河时，郾城区法院王万松院长，让我听他的，不要急!一定给我解决!可是巡视组走后，不解决，不见我!为什么我们同时集资的手续一样，别人可以领走，唯独我的不能领，我的70万元集资款到底在谁手中!
XXX
年月日
致检察院一封信范文三
尊敬的**县人民法院各位领导：
你们好!
我们是**市**公司的全体员工，在此谨向贵院**庭庭长***及各位法官道一声辛苦，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庭长及各位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公正、高效的服务，也感谢贵院培养了像***这样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优秀法官!
20 年 月 日，挂靠我公司经营的一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由于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巨大，责任分解时面临诸多法理与情理难以调合的实际问题，经多方调解无效后，当事人一方向贵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贵院**庭受理本案后，***庭长及各位法官极为重视，本着“主持公道、维护和谐、高效服务”的原则，无论是立案调查，还是审理调解，在每个程序中都做到了热情、仔细、公正、高效。几个月来，***庭长及各位法官不辞辛苦，针对本案中驾驶员挂靠公司经营的特殊情况，做了大量翔实的调查，同时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结合本案实际向当事人各方透彻剖析法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尽最大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认真负责地做好各方的协调工作。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庭长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如驾驶员的车辆作为标的物在质押期间，每天需支付40元的停车费，***庭长考虑到驾驶员的实际承受能力，先后多次帮助我们做协调工作，有关方面在去年春节前同意我公司先行将车辆取回，仅此一项就减少了当事人的额外损失数千元;在与保险公司协商时，***庭长还通过***县保险公司的领导层，从侧面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庭外调解工作，排除了各种障碍，为最后顺利达成调解奠定了基础。
***庭长以身为范的行为及各位法官秉公道、务实事、求和谐的工作态度，也赢得了当事人各方的尊重，在他们的多次调解下，当事人各方最终达成共识，接受了法庭调解，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高效、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各方分歧大、责任分解难的民事纠纷。尤为难得的是，当事人各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这一结局充公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理念，也为建设和谐社会树立了一个优秀的典范。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既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律的权威与神圣，也深深为贵院这个优秀文明团队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最后，谨祝***庭长及各位法官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希望贵院能培养出更多让老百姓依赖的优秀法官!
此致
崇高的敬意!
XXX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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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求 社会成员凭借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或入股、信息咨询等方式获得收入实例
转载网文几例，供参考：
（一）“环保型生物杀虫剂”已成功技术入股
发布时间：2009-11-18 10:53:36 来源： 科易网 浏览次数 349 次
核心提示：
绿色环保是当今社会人人关注的一大问题，无公害蔬菜、无公害食品等等都成为广大人民追逐健康的基本保障。为了提高人们健康生活质量，扩大健康元素，科易网技术通会员方先生研究出"环保型生物杀虫剂"，该技术主要运用于生产无公害果品茶叶，具有改善果品品质，提高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功能，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方先生为了能将该技术推广至全国，实现技术价值，因此申请科易网的技术通会员。在经过网站的多次重点宣传后，该项技术咨询的需求方较多，就在昨日，方先生表示该项技术已成功找到合作的需求方。为了了解该技术具体合作情况，科易网工作人员对方先生进行了回访。
在回访中，方先生表示：该项技术于09年10月成功转让，转让方式为技术入股，由于协议约定，因此对于本次转让的具体详情不便透露。但是该项技术现在正处于中试阶段，中试后即可进行批量生产。
对此，科易网工作人员对方先生的成功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网站会员技术也能早日实现转让。
（二）武汉新规：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比例可达七成
鼓励企业以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出资入股,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比例最高可达70%。企事业单位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可按无形资本的150%在税前摊销。今日（13日）,记者从武汉知识产权局获悉,《武汉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将于2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属率先之举。
本次出台的《规定》包括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和政策体系,共34条,充分吸收了深圳、上海等地区的先进经验,一些以往只有在沿海开放城市才能享受的相关政策现在武汉也能享受。
《规定》中还指出,由武汉市政府设立发明专利奖、外观设计奖、驰名商标奖、标准奖等知识产权专项奖励，鼓励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对于假冒或者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个人或单位，自认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不得在武汉市参加同类展会活动，不得给予其政府奖励、资助或者授予其荣誉称号。
（三）负面案例一起，也可证明个人凭借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或入股等方式获得收入
（当然以侵权方式获取他人商业秘密不宜效仿）
许继公司诉郑学生以掌握的单位技术秘密作价入股爱特公司生产同类产品侵犯商业秘密赔偿
原告：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继公司）。
被告：郑学生，男，33岁，漯河市爱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被告：漯河市爱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公司）。
1984年12月10日，原告许继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继电保护电力线载波设备许可权和技术秘密合同”，以62万余德国马克受让了西门子公司的继电保护和载波技术。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原告于1986年5月派被告郑学生等公司人员到西门子公司进行了载波机技术国外培训。培训结束后，原告组织了包括被告郑学生在内的科研人员进行载波机技术的国产化研制工作。郑学生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参加了ESB－500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的开发研制工作。1992年1月，原告的ESB－500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技术成果通过了国家机电部、能源部的鉴定，并投入生产。因产品效益显著，1995年9月6日，原告获得许昌市人民政府奖励。原告对上述受让的技术及开发研制的产品的技术资料、工艺资料和设计图等制定有保密规定，对所涉及的技术和秘密未向任何单位及个人进行过技术公开和技术转让。
被告郑学生除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参加了ESB－500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的开发研制工作外，还于1991年2月至1992年4月作为项目负责人，从事了原告YPC－500F6远方保护信号音频传输机项目的技术研制，并负责整机及原理设计。1992年3月25日，郑学生与原告签订了为期11年的“全员劳动合同”，约定郑学生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1994年10月，郑学生以其掌握的电力线载波机及远方保护信号音频传输机技术作价20万元作为股份，与漯河卷烟厂及张明亮等申请成立了被告爱特公司，并被选举为董事。在爱特公司中，除郑学生以外，没有其他人从事过电力线载波机及远方保护信号音频传输机技术研究工作，爱特公司也未对许继公司的该两项产品进行过反向工程研制。1995年2月，爱特公司利用郑学生提供的技术生产出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1995年5月，郑学生未经批准离开许继公司到爱特公司工作。1995年9月，爱特公司印制的公司通信产品报价单中，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平均价格为4.57万元／台。至诉讼时止，爱特公司共生产了该产品11台，价值50.27万元，以平均利润率37.06％计算，利润为18.63万元。爱特公司的该产品于1996年7月28日通过了电力工业部电力线载波机质量检测中心的检验。
许继公司发现爱特公司生产的产品后，经向爱特公司及郑学生要求停止侵权无效后，遂诉至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称：郑学生在我公司任职其间，掌握了我公司的电力线载波机技术。但其却在任职期间以掌握的该技术作价入股，与他人组建了爱特公司，并非法使用该技术进行生产。1995年5月，郑学生擅离职守，中断了由其负责的生产任务，造成我公司13.5万元的损失。爱特公司明知郑学生是我公司直接参加电力线载波机的研制人员，却不顾商业道德，以技术入股的利诱手段，利用郑学生非法提供的我公司技术秘密生产电力线载波机，侵犯了我公司的商业秘密。请求法院判令郑学生和爱特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郑学生赔偿因单方中止劳动合同给我公司造成的13.5万元损失，两被告负连带赔偿责任，并对我公司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被告郑学生没有答辩。
被告爱特公司答辩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事实，其没有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
审判诉讼中，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原告的保全申请，提取了爱特公司样机一台，并委托专家对当事人双方生产的产品进行了技术鉴定，结论为：爱特公司生产的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与原告公司生产的ESB－500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相比较，在机械结构上等同之处有15处之多，其中重要部件IFC中频发送插件、IFR中频接收插件的中频滤波器，AGC导频控制插件的导频显示方式等一致。爱特公司产品在机械结构及部分重要部件上使用了原告公司产品之专有技术。该院还查明，原告公司为本案花费了调查费2150元，律师咨询代理费2.5万元。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许继公司通过有偿技术转让合同，受让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电力线载波机生产技术，并对该技术进行了国产化研制，生产出ESB－500型电力线载波机产品。该原告未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出让或公开该产品技术，并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且为原告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该技术为原告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被告郑学生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此项商业秘密，违反原告公司的保密规定，在原告单位工作期间即以该技术为资本投资组建爱特公司，并将该技术出让于该公司无偿使用生产产品进行销售，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爱特公司明知电力线载波机技术为原告的技术秘密，但为了商业利益，以技术作价入股方式利诱被告郑学生将原告技术秘密带出，并使用该技术生产产品进行销售，属于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原告许继公司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要求应予支持。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郑学生因单方中止劳动合同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请求，属劳动争议范围，应另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6月12日判决：
一、被告郑学生及爱特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使用原告电力线载波机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已知悉的原告的技术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二、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3450元。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郑学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许继公司购买的西门子技术早已广为人知，构不成商业秘密。爱特公司的产品在原理上采用了三次调整技术，与许继公司的产品有不同之处。我的技术服务及爱特公司的产品与许继公司的技术秘密没有因果关系，要求改判。郑学生在上诉后，提交了河南法威律师事务所于1997年10月委托北京4位专家对爱特公司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与许继公司ESB－500X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进行对比的技术评审意见。该意见认为，电力线载波机在目前已经成为专业化、系列化通用产品，1992年有相应的专著出版。因此，市售各厂家系列产品都会有一定程度相似性。SSB－2000型和ESB－500X型电力载波机的主要技术内容相差较大，分属不同年代、不同技术特点的产品。
许继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对引进的技术经国产化研究成功，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实用性，我公司也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它是我公司的商业秘密，使用权和转让权属我公司。郑学生为我公司的技术人员，利用公司提供的各种条件，参与研制该项技术，其用此技术作价入股爱特公司并生产产品销售，怎么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除认定一审认定的上述事实外，还查明：爱特公司生产了11台SSB－2000型电力载波机，已销售6台，销售款16.8万元，获利62160元。其报价单中的“公司简介”称，其产品是在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如德国西门子、瑞士ABB）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电力系统的具体要求研制的。一审法院委托的有关专家作出的许继公司产品与爱特公司产品是否属同一技术的鉴定意见中还指出，许继公司的产品集中体现了其引进的西门子公司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后电力线载波系列产品特有的风格和专有技术，与国内其他任何类型的电力线载波产品，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电气性能原理等方面是不同的。上诉人郑学生上诉后所提交的北京专家评审依据主要有：ESB－500X型单边电力线载波机分盘接线图说明书，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技术说明书和SSB（SPC）－2000载波机实物；没有提供两种产品的全套图纸和ESB－500X型机实物；所提供的SSB（SPC）－2000型机实物，不是一审法院裁定保全时的爱特公司产品。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许继公司受让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电力线载波机技术后，通过国产化研制生产出ESB－500型产品，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技术鉴定，性能达到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其技术成果为许继公司所有。该技术成果为许继公司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并由该公司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未被该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让或公开，为该公司的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其他人未经该公司许可，不得使用或转让。上诉人原为许继公司的技术人员，利用公司提供的条件，掌握了ESB－500型机整机原理技术，其所掌握的该技术属许继公司所有，不经许继公司许可，上诉人不得为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上诉人在许继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爱特公司的组建，并违背与许继公司的保密约定，将掌握的技术作价入股，为爱特公司生产SSB－2000型电力载波机，其行为属于披露和使用许继公司的商业秘密行为，侵害了许继公司的合法权益，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爱特公司明知郑学生是许继公司掌握技术秘密的在职技术人员，非经合法受让，以技术作价入股方式利诱上诉人以许继公司的技术为其生产产品并销售，其行为是以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应与上诉人共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一审判令上诉人和爱特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是正确的。对上诉人所称许继公司受让的技术是公知技术，非其商业秘密，其技术入股和爱特公司产品与许继公司的技术秘密没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因许继公司有偿受让之事实本身就说明该技术在当时并非公知技术；爱特公司同意上诉人以此技术作价入股，也说明该技术到此时并非公知技术；上诉人将许继公司的技术用于爱特公司的产品生产，爱特公司的产品与许继公司的技术之间形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至于上诉人在上诉后提交的专家评审意见，因该评审意见依据的资料不全，没有对比两种产品的全套图纸，没有许继公司产品的实物，所提供的爱特公司产品非保全时的产品，故该评审意见缺少客观性和可比性，不予采信。一审认定爱特公司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及许继公司的损失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3月27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撤销第二项。
二、上诉人及爱特公司连带赔偿许继公司经济损失6216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
评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诉讼双方争论最为激烈、也是本案最为关键的定案依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电力线载波机生产技术是不是原告许继公司的商业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技术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等信息。这些信息若成为商业秘密，依照上述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不为公众所知悉，即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②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即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③权利人对该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
本案中，许继公司有偿受让西门子公司的电力线载波机技术，即说明该技术并非广为人知的技术；许继公司通过消化吸收、国产化研制、开发，使其产品具有特有的风格和专有技术，产品性能达到了同类产品国际先进水平，无论是机械结构或是电气性能原理，与国内其他任何类型的电力线载波产品相比，该产品有其独有的工艺特点和技术决窍，这些在国家两部的产品鉴定和诉讼中专家小组鉴定结论中都予以了充分肯定，从而决定了该技术成果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性。
该技术成果投产后，效果显著，于1995年9月获当地政府奖励，说明具有经济效益性和实用性。
在保密措施方面，许继公司制订有保密规定，对技术保密范围、保密措施做了明确规定。在与包括郑学生在内的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也都明确了保密纪律。这都表明了许继公司对包括电力线载波机在内的生产技术成果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该技术成果并未以任何方式出让或公开，完全符合商业秘密的特性，一、二审法院依法认定该技术成果是原告许继公司的商业秘密，是正确的。
二、被告爱特公司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生产技术是不是与许继公司ESB－500型电力线载波机生产技术相同这一问题，关系着原、被告双方生产技术是否同一性能认定，也就直接影响着许继公司的商业秘密是否被侵权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技术成果，是职务技术成果。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单位。”执行本单位的任务，包括在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课题；履行本岗位的职责；退休、离休、调动工作的人员在离开原单位一年内，继续承担原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课题或者履行原岗位的职责。
本案中，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看，被告郑学生在原告许继公司的岗位职责是“电力线载波通信及电子系统自动化”产品开发研究，利用许继公司提供的条件和职务便利，掌握有ESB－500型机整机技术。从其以该技术向被告爱特公司作价入股的时间看，其研制的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是尚在许继公司工作的期间进行的，研制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不但没有超出其岗位职责，而且是对其岗位职责的具体履行，其行为属“执行本单位的任务”的范畴，如其有技术成果也应属职务技术成果，依法应属许继公司所有。且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经委托专家对ESB－500型与SSB－2000型电力线载波机对比鉴定表明，爱特公司的产品基本等同于许继公司的产品，原、被告在生产技术上具有同一性。
因此，本案中的电力线载波机技术成果，无论是从商业秘密的角度，还是从职务技术成果的角度看，依法都应归属许继公司。两级法院据此认定两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
⑸ “瘫痪男杀妻案”纪实：先杀小舅子再杀妻，人心真的不可直视，后来怎样
随着《隐秘的角落》的热播，张东升的“爬山梗”火遍网络。张东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斯文、儒雅，尤其是戴上眼镜，一看就是文弱读书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谦谦君子，前一刻还和岳父岳母谈笑风生地爬山拍照，下一刻却心狠手辣地将两位老人推下山崖。
对待妻子，张东升同样有两幅面孔。他可以体贴、温柔的送别妻子，接下来又能换药谋杀妻子。
办案人员经过不懈追查，终于找到了真相。他们发现姜立春没有去北京，而是回了连云港老家。更加神奇的是，姜立春多次出门去网吧，只见他健步如飞，根本没有“瘫痪”。
原来姜立春的双腿只是暂时性神经瘫痪，没过几天就完全恢复了，可是为了更顺利的杀妻，他隐瞒了此事。
最终警方将其从连云港抓回了徐州，经过一番审讯，姜立春对于杀妻骗钱一事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谋杀小舅子张金龙的罪行。
经过审判，姜立春因故意杀人罪、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并赔偿张全忠夫妇经济损失426873.50元，赔偿张金凤各种经济损失213622.94元。
如果张金凤能看到姜立春内心想法的话，想必她会直接被吓傻。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体贴温柔照顾她的丈夫，最为亲密的枕边人，却无时无刻在谋划着杀掉她，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
仅仅是为了钱，姜立春就才如此丧心病狂，人心真的不可直视！
⑹ 村民一个月用一万三千吨水，被告上法庭，自来水公司不让他用了，你怎么看
水可以说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夏天，到处都在使用，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一个月的最大用水量在20-30吨左右。更多的话，相信很多居民会质疑水表是否坏了。但陆师傅一个月实际用水量1.3万吨，被供水公司起诉要求赔偿。最后虽然法院调解，钱也没了，但是家里的水表被自来水公司拆了，拒绝给他家供水。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
一个月用13000吨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没有漏水点。供水公司也要检查系统是否有错误，不能就这么切断人家用水！当然，供水公司觉得这种事情再发生就很难承担，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只是一点拙见。你觉得这13000吨水是怎么用的？
⑺ 致检察院的一封信
书信既可议论，又可叙事;既可写景，又可抒情。从古至今，传世的书信名篇不可胜数。那么，致检察院的一封信要怎么写呢?下面我整理了致检察院的一封信范文，供您参考!
致检察院的一封信范文一
尊敬的周茂玉检察长：
您好!打扰您了!我是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韩曙光，我公司于2008年9月4日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法人王慧光的租住地)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在合同履行中该公司涉嫌诈骗我公司274.2740万元。
为了追回这些债务，我已经追讨了6年，往返于济南和太原，辛酸苦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可是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就是不予立案，以各种理由推脱。迫于无奈，我曾于2013、2014年间写信给山西省公安厅刘杰厅长、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求助，也曾在网上发帖求助，可还是没能追回我的血汗钱。我不想说杏花岭公安分局和王慧光之间有不为人知的交易，可是事实如此。我一个外地人，没关系没钱，却摊上这种不公的事情，我不相信就没有说理的地方，违法的人就能一直逍遥?执法部门就可以坐视不理吗?
之前做煤炭生意的资金都是我找亲戚朋友借的，如今为了还钱，我已经变卖了房子等一切财产，身无分文，居无定所，更没有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爱人和孩子只能跟着我受罪，我对不起他们啊。就这样过着每天被债主逼债，提心吊胆，饱受煎熬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我真是走投无路，人生悲催到了极点!
12月13日在山西发生了讨薪农妇被打死在派出所的事件，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农妇是讨薪，最后赔上了性命，我是讨债，虽然还活着，却生不如死。谁能替我做做主，还我公平，追回我的债务?太原市公安局汪凡局长对农妇命丧派出所事件做出道歉，并说道：谁侵害群众的利益，漠视群众的疾苦，败坏我们太原公安的形象，那么我们市局就摘掉谁的帽子，就砸掉谁的饭碗。王儒林书记也要求从严从重处理农妇命丧派出所事件，为什么就没有人来管我的事呢?难道非要出了人命，领导们才会关注吗?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就是做表面功夫，走形式?我的6年心酸的讨债经历和我现在落魄的状况已经向山西省的有关部门反应多次，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没有音信，难道就真的没人管吗?
尊敬的周茂玉检察长，您曾在“12.13”案答记者问时这样说：将“12·13”案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对我所经办的案件，我终身负责!我深信您一定是一位严格执法，公平公正的人，我真诚的恳请您看到此信，可以抽出时间来了解案情，给我主持公道，让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还给我钱，把王慧光等一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附：案情经过
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经人介绍于2008年9月4日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上的山西人大招待所(王慧光的租住地)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买受方为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收货单位为中国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热电厂。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由于当时煤炭紧俏，应王慧光的要求，分三次给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订金及计划费共计人民币45万元(2008年8月30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支行打款 20万，2008年9月1日及9月3日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东城支行分别打款15万及10万，以上45万元均从韩曙光个人账号转入王慧光个人账户做为定金)。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通过华夏银行济南高新支行我公司账户汇款至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第一批煤炭货款人民币220万元整，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在2008年10月3日(此时已超过合同期限三天，合同执行期是2008年9月4日至2008年9月30日，合同是一月三个列，但只发了这一个列)发给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电煤3453吨(合计：1450260元)。
10月5日以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谎称又有两列车皮计划已下达，要求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煤款，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公司于2008年10月8日汇款至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账户煤炭货款人民币400万元，共计货款665万元。经多次追讨，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先后退回货款244万元，分别于2008年10月29日、11月19日、11月21日退回我公司账户货款60万、5万、168万。2008年12月23日谎说又给我们发了一列煤，结果只到了254吨(合计：127000元)，之后说铁路计划下不来，矿领导调走了为由不再发煤。直至现在还欠我公司货款本金2742740元，本金加利息合计4191206.72元(截止2013年4月份)。
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慧光曾有前科，声称被一个叫李彬的骗走他90万元。王慧光让我公司与他一起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经侦队报案，我公司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公安分局经侦队多次报案，其工作人员推脱说是经济纠纷迟迟不予立案，我公司请他们多次吃饭后，他们竟然让我们找黑社会处理，极其不负责。无奈我公司派人于2010年2月10日又找当事人王慧光催了几次款，哪怕是把余下的煤按合同给我公司发送过来也行，王慧光却说：“我公安和检察院部门有人，钱我花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有本事你告吧。”期间当着我们的面，竟然多次给一检察长打电话，非常嚣张!
我于2010年10月份又通过找人找到太原市经侦支队一个姓张的支队长，当时请他吃饭送礼花了一万余元，第三天经侦支队回复我们说是经济纠纷，不予受理。我们体会到王慧光的确有人，听王慧光的一个朋友说：他拿着你们的钱和公安天天玩，你们玩不过他，因为你们现在没钱了，在太原公安办事，没有钱是不可能的，有钱就是爹。
2013年3月份我给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杰写了关于山西华源运通贸易有限公司王慧光诈骗我公司一案的一封信。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于2013年4月份通知我去太原了解案情，当时是一个姓王的大队长通知的，因为那是我已非常困难，答应给我报销路费。由于个人原因直到2013年12月份我才过去。我认为有了厅长的批示，这次这个案子一定会落实好的，结果杏花岭公安局和太原经侦支队互相推诿，都说案子不该他们管，经侦支队一个女的说：像你这种案子多得是，我们管不过来，我们又不是要债的(有录音)。但是我说：为什么2010年我来报案时你们杏花岭公安局怎么管呢，现在为什么不管。期间我多次来往于太原公安局经侦支队和杏花岭公安局之间，直到2013年12月31日得到杏花岭公安局的通知让我过去，说案子他们受理了。当我过去的时候发现王慧光已在那里了，一个叫李凯的警官像调解民事纠纷一样给我们之间调解，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这哪是在办案。王慧光期间又说给我2010年打了50万，我说我怎么没收到呢，他说你收不到可提供证据，李警官也说让我提供证据，我说我公司所有的账目都带来了，王慧光退款我公司收据都有，就是没有他说的50万你们可以去查，李警官让我去查，我说我又不是公安怎么去查，李警官一直在袒护王慧光(有录音)。后来李警官说你是不是给刘杰厅长写信了，我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写的，他说你给再大的官写信也没有用，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也叫县官不如现管，他的这些话让人可笑。然后他给我单独做笔录，做完笔录签字时我说有几个地方需要补充一下，他说你怎么回事，这纸都是我自己拿钱的。我说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忘了说了。当时我想不管你怎么凶我只要给我立案就行。做完笔录后他说从你们提供材料上看，王慧光构不成诈骗。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王慧光是不是虚假注册公司(王的一个朋友说他没有钱注册公司就是为了和你签合同骗你的钱)，查一下他账户资金去向，他为什么给李彬90多万，他有多大的利润。李警官说这些证据需要我提供，我说这些都是你们公安查的，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查的，他说他问什么我回答就行，不问的说了也不记。录完材料后他说：你回山东吧，有事我通知你。
春节前夕，王慧光及其律师多次打电话说只要我撤案，年前给我20万。我和他说只要你有诚意，给我钱后我就撤案，王慧光说：好就和你玩到底，看谁能玩过谁，非常嚣张，结果他一点钱都没给我打。春节过后(2014年)2月17日我打电话问李警官这是否过去趟，他说让我带上我公司和电厂的合同及发票过去，我就去了太原。见面他看了我公司和电厂的合同及发票后说：我一看这东西就知道王慧光没骗你，你谎报案子、诬陷他人是负法律责任的。我说：李警官王慧光说给我煤价是640元每吨，但是我给电厂的价格才626元每吨，你认为他说的对吗，不能光听他说，公司之间都是凭发票交易的。他后来让我回宾馆等他电话，又等了三天我没钱了就打电话问他案子的事怎么样了，他说你回山东吧，等我电话。我就回山东了。
2014年3月5日我接到李警官不予立案的电话通知，我问他问什么不予立案(实际上自从他受理案子后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个结果)，他说了几个不予立案的理由：
1、王慧光让我从电厂挣到了钱。
2、王慧光给李彬的94万其中50万李彬做为活动经费及违约金扣下了(说是车皮计划下来我们不要的违约金，天哪，我们天天找他发煤，怎么会有违约，再说怎么会有50万的违约金，一列火车到我们山东才12万的运费)。
3、王慧光一直在给我们积极退款(自2010年后至今一共才给我了不到十万元，这个理由我认为不合理)。
我问了几个问题：
1、是否调查王慧光公司虚假注册?
2、王慧光为什么给李彬94万，王慧光有那么多的利润吗，他们的利润是多少?
3、是否查王慧光的资金去向，是否有挪用转移资金的行为?
4、通过杏花岭公安三个月的调查，王慧光到底还欠我们多少钱?
5、王慧光提供的费用证据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
6、王慧光是否把我们公司的钱专款专用?
7、是否查一下王慧光带我们2009年10月15左右去杏花岭公安分局报李彬诈骗的材料?
杏花岭公安分局李警官和张大队说以上几个证据需要我提供，提供不了不用说，说了也没用。我质问他们：人民公安有你们这样办案的吗，我们老百姓去哪里查，还让我们活吗。他们说你不服可向上级公安复议或向检察院申诉，可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王慧光都把那些公安早就买通了，我一介平民能奈何，求助无门啊。如果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处罚，法理何在?天理何在?让人情何以堪?检察长大人处庙堂之高，手握法律利剑，一定会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愿意对上述陈述的事实负法律责任。
山东凯至能源有限公司
韩曙光
2015.1.26
致检察院的一封信范文二
致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国家目前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司法系统还这样办案，真的不能让人相信。之所以这样与您反映情况，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所述事实如果有虚，可以用命补偿。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法官刘杰勾结当事人虚构拍卖事实、伪造拍卖文书涉嫌渎职犯罪一事，事实如下：
一、案件经过：2004年大连碳纤维有限公司与大连咏泽碳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金州区 以下简称咏泽)因民事纠纷引发民事诉讼案件，该案历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长达三年多的审理以败诉告终，按照民事管辖权应由大连市中级法院依法执行，但由于咏泽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丹的丈夫时任瓦房店市市长，为达到她们占有他人更多财产目的邹丹等人通过非法手段将该案件转到瓦房店市法院执行。对此公司及金州区中长村多次向大连市中级法院提出管辖异议但无果。
二、违法事实：案件执行过程中瓦房店法院法官刘杰为讨好领导及谋取私利，根本不给偿还的时间将正处于生产中的兴科公司资产予以拍卖。
1、低价评估：首先是将公司6500多平方米价值2500多万元的厂房、办公楼、锅炉房变电所及配套设备仅仅评估为792万元。而其首次委托的评估师竟然没有评估资格，经当事人提出异议后才又重新改换评估师。兴科为此多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而其不予理会。
2、虚构事实低价拍卖：由于在2002年用厂房作为抵押物向大连市农业银行金州支行贷款，该厂房第一权益人本应是农行。但刘杰等人为达到占有财产的目的竟然下达判决书宣布农行的抵押无效。之后刘杰等人先后对兴科的房产进行拍卖，由于均无人竞拍导致流派。但可怕的是不知怎么拍卖截止日是2008年9月1日，刘杰每次都在拍卖截止日前电话通知兴科及农行、中长村无人竞拍。但没有想到2009年4月26日刘杰却到兴科送达(2006)瓦民合执字第5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8年9月2日将兴科房产以641.925万元的低价予以拍卖。
3、伪造拍卖文书漏洞百出：
首先经公司向瓦房店法院及其委托的大连钧诚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诚)查阅文件确认事实如下。2008年8月15日钧诚在媒体发布的拍卖公式明确指出竞拍截止日为2008年9月1日15时。而在法院及钧诚提供的文书中均竞买人登记时间显示为2009年9月2日。登记时间在竞买截止日之后。
其次按照法律规定竞买人登记后即应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竞买保证金，如果竞买人不缴纳竞买保证金其登记应无效，本案瓦房店法院、钧诚拍卖行、竞买人始终没有向当事人提供和出示缴纳195万元竞买保证金的任何书证。
第三在法院提供的2008年9月2日成交的拍卖报告中竞买人身份证传真件上清楚的留有2009年4月15日的日期，再次有力证明所谓的2008年9月2日的拍卖是虚构的是后期伪造的。
第四瓦房店法院提供所谓的拍卖裁定文书的日期是2008年9月3日，即在2008年9月2日仅仅相隔一日法院的裁定即火速出炉。按照法律规定竞买人只有将全部竞买款项缴纳到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再将该笔款项缴纳到法院账户后法院才能够制定法律文书。而按照当时银行的流程无论如何在一天之内是不能够完成的。当公司向刘杰提出质疑要求其出示竞买人交款的证据时刘杰竟然说竞买人缴纳的是现金。将近700万的现金交易如何叫人相信?即便是缴纳现金也应该提供拍卖行和法院的收款证据吧，但刘杰等人对此正当请求根本不理会。
最为不能理解的是，大连咏泽新型碳材料有限公司在2006年11月29日下的(2006)金民合初字第500号裁定书裁定公司解散之日直十五日内由公司股东成立清算组，组织清算。也就是说2008年9月3日，申请执行人大连咏泽新型碳材料有限公司没有主体资格，没有主体资格的主体怎么能做申请人呢?
碳纤维欠咏泽债事实本身存在，可以再走评估拍卖的程序，可是他们走不了。邹丹为了把钱全部归邹丹所有，他们把咏泽在工商早就吊销了，(由于咏泽公司还有我49%的股份，权利也无法主张) 手续现在不全了。其实邹丹已经把企业欠咏泽的钱早就拿到手了，咏泽公司获得了2000万的利润，给我49%也近1000万，企业欠债也不过700万。主要目的是搞挎碳纤维在大连的发展为目的。
今年在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不顾检察院的介入，强行把企业给停工了，一百多人的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科研队伍，经过半年的时间已经支离破碎了。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瓦房店法院法官刘杰勾结当事人、拍卖公司伪造国家法律文书涉嫌渎职枉法事实确凿，恳请贵院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严惩犯罪分子。但背后的黑手更是可怕，刘杰只不过是一个棋子，为了他们的目的，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
XXX
年月日
致检察院的一封信范文三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法院应支付我70万元的集资款一直拖着不给，我把情况反映给了(漯河市人大，市检查院，漯河市中级法院和省高院张立勇院长)在这样的情况下，郾城法院说给我10万，后来变成了5万元救济款，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写个承诺书，郾城法院何国军院长，让我找郾城工信委靳国营主任，靳主任写好草稿后给何国军院长打电话念给何听，靳主任放下电话修改了一下让我抄写. 由于我生活困难，又有人找我要账，迫与无奈，我被迫写下承诺书，我现在留有靳主任所写承诺书草稿为证!(见靳国营主任的亲笔草稿复印件)
漯河市郾城法院两位院长给我做思想工作：郾城法院王万松院长说(过了这村，没这店，这5万如不要，以后啥都没有，你要好好给我们合作)郾城法院主管院长何国军说，(省高院张立勇批示让公平解决，也没说让给你多少钱，你告到哪里，还是我们处理，就是不处理，你能怎么样，我要求看破产资金分配表，何国军不让看!说有本事你告去吧!)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出尔反尔，向漯河市人大汇报说：一定给解决，达到我满意，在下面威逼我写承诺书，“不追要集资款，不上访!”我要求同样情况，同样解决，别的几家集资款都已支付，也应把我的70万元集资款连本带息支付与我!
漯河市郾城区法院低价出让国有资产，克扣集资款，疏通法院关系就可以领取集资款，威逼我写承诺书，我70万元集资款，给我5万元救济，威逼我不能上告，不能上访，我强烈要求看破产资金分配方案，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副院长何国军不让看，这里面有大疑问!请调查解决!
第一次巡视组来漯河时，郾城区法院王万松院长，让我听他的，不要急!一定给我解决!可是巡视组走后，不解决，不见我!为什么我们同时集资的手续一样，别人可以领走，唯独我的不能领，我的70万元集资款到底在谁手中!
XXX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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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麻城抢劫杀人案回顾（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犯罪集团终落网！结果怎样
自1995年至2000年，河南、河北、湖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天津、山东等10省市发生一系列诈骗抢劫杀人案。
2000年10月，警方将以师孟交为首组成犯罪集团一举摧毁，据统计，该犯罪集团以年长者为中心，以亲戚关系、主雇关系为纽带，集“诈骗、抢劫、杀人”多种犯罪于一体，在5年时间内疯狂作案35起，杀死18人，杀伤1人，抢劫财物共计700多万元。
2000年10月11日，警方在河南郾城县将涉案人员师宏涛、陈五星等人相继抓获。
⑼ 曾锦城的相关
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利用其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先后在其办公室和住处内，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人民币14．5万元，美金0．95万元以及录相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人民币8．7万余元。
1996年5月30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曾锦城受贿案立案侦查。
1996年10月28日侦查终结，移送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所收受赃款、赃物除案发前曾锦城主动退回人民币0．9万元外，其余在案发后全部被追缴在案。
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曾锦城身为领导干部，目无国法，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顶风作案，依法应予从严惩处。但鉴于其在案发后能主动交待其全部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所受贿赂已全部追退，尚未给国家、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1、被告人曾锦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2、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全部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一审判决后，曾锦城认罪服刑，没有上诉。
⑽ 级别管辖的问题改进
目前，我国的一些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受理诉讼的现象，这造成了审判实务中管辖上的无序和混乱，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严肃执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管辖无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不够完善无疑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仅就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中级别管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作些探讨。
一关于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问题
从各国民诉法对一审案件由哪一级法院受理的规定看，大体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不设级别管辖，将所有的一审案件都交给最低一级法院审理；另一种是设置级别管辖，以便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中分配一审案件。凡设置级别管辖的，都是将重要的案件划归高级别的法院管辖，把相对说来不重要的案件分配给低级别的法院管辖。由此引起的问题是如何来区分案件的重要与否，也就是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是所有设置级别管辖的民诉制度共同面临的问题。
设置级别管辖的外国民诉制度一般都是以争议标的数额作为依据划分级别管辖的，如德国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法院是初级法院和州法院。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初级法院管辖1500马克以下的一审案件和某些较为简单的案件，如关于家畜缺陷、关于法定抚养费的一切争执等。凡法律未规定由初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均由州法院管辖。[1]法国的一审民事案件由第一级法院管辖，第一级法院中又分为大程序法院和程序法院，前者受理争议标的额l万法郎以上的案件，后者受理l万法郎以下的案件。[2]日本的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简易法院和地方法院受理，简易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90万日元以下的案件，超过90万日元的，则由地方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90万日元以下的不动产案件，地方法院和简易法院共同享有管辖权。非财产诉讼，争议标的额视为超过90万日元，由地方法院管辖。
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较为复杂，它不是在两级法院而是在四级法院之间分配一审案件。找国民诉法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确定级别管辖的方法。它将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规定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利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我国的民诉法学者大多认为，采用三结合的标准比单纯依靠争议标的数额更为合理，理由是“案件的难易程度，并不决定于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大小，而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案件的性质、案情繁简以及社会的影响等，都制约着整个案件，都不能以一定的数额加以衡量。”。[4]然而，我国学者在评价这两种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时，似乎忽略了确定级别管辖的目的性和标准本身的确定性问题。确定级别管辖的目的是要为各级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划一道清晰的界线，以便一方面使原告在起诉时就很容易地知道应当向哪一级法院提出诉讼，同时也使被告很方便地判断受诉法院有无管辖权，另一方面使法院很方便、简单地确定诉讼是否属于本级法院管辖。以防止级别管辖上出现互相争抢或相互推诿。为此，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本身必须相当确定。其实，对于标准来说，确定性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任何标准，无论它多么合理，多么周密，如果本身不够确定，都不具备作为标准的资格。
大多数国家以争议标的数额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其优点正在于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确定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很容易据此标准判断某一诉讼应当由哪一级法院管辖。并且，由于标准明确，也防止了法院之间因认识和理解不一而产生管辖权争议。
我国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虽然顾及到多方面的情况，但标准的确定性却因此受到损害。首先，案件的简繁程度，如果不以争议标的的数额为标准，在接触到每一具体案件之前，是无从确定的；而如果要根据每一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其简繁程度，那无异于要等到被告提交答辩状后才能够确定其简繁程度。但是，级别管辖是起诉和爱理前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不可能等到受理后再来解决。其次，案件的影响范围，同样是相当不确定的标准。对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我国民诉理论一般解释为案件自身复杂，涉及面广，处理结果影响大，远远超出了下一级法院的辖区范围。[5]尽管有以上解释，但仍然会遇到如何判断简单与复杂、涉及面宽窄、处理结果影响大小这些困难问题。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完全可能得出彼此相异的结论。并由此产生管辖权的争议。
所以，客观地说，我国民诉法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是存在问题的，按此标准设定的级别管辖不够明确，伸缩性过大，使具体案件的管辖在很大程度上委诸法院的自由裁量，诚如一位台湾学者在比较了两岸民事诉讼管辖制度后所言：“所渭‘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一般言之，系指案情复杂，牵涉较广或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较大者而言，然此等际准，仍有高度相对性，适用时，难免滋生疑义。”[6]这已经对审判实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级别管辖的不安定和少数法院随意确定级别管辖。
按照争议标的数额划分级别管辖是世界上通行的作法，是符合处理这一问题的规律的，我国今后再对民诉法进行修订时，应当借鉴这一作法。也许有人担心，按此标准划分级别管辖会造成一些不合理现象，如有的案件争议数额虽然不大，但案情复杂，影响大，划归低级别的法院管辖显然不合适。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民诉法专门设有对级别管辖进行“微调”的条款，若遇到这类带有特殊性的案件，下级法院可以根据第39条的规定报请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也可以主动提审。
事实上，我国的审判实践在级别管辖问题上已经朝着这一正确方向迈进了。针对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规定存在的不确定性，各高级人民法院将争议标的数额作为唯一标准或者主要标准，对辖区内经济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作了明确的划分。但是，从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的规定看，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从全国看，存在着标准不一问题，各高级人民法院都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予以规定的，因此际准不统一在所难免。例如，江西省规定中级法院管辖诉讼际的金额超过30万元（南昌市中级法院为超过40万元）至500万元以下的一审案件，安徽省规定中级法院管辖40万元以上不足800万元的一审案件，河北省则规定中级法院管辖50万元至8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一审案件；其次是在一些高级法院辖区的内部，标准也不统一，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中级法院管辖的数额分成五个层次，有的为80万元以上，有的为50万元以上，有的为40万元以上，有的为30万元以上，柳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则为20万元以上。这就使得级别管辖的确定变得异常复杂；最后是争议标的金额的计算方法不甚明确。各级人民法院的规定中虽然都以金额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但均未对金额的计算方法作出规定，因而仍然留下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当本诉与反诉为同一标的物时，其金额是否应当合并计算就不明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民诉法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有改进和明晰化的必要，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以争议标的的数额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主导性标准，以案件的性质为辅助性标准。笔者还认为，对级别管辖的划分不仅应该明确，而且应当统一。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依据争议标的数额对级别管辖进行划分时，不必再区分经济纠纷案件和民事案件。将案件作上述区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这种区分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目前，我国正在起草统一的合同法，这意味着实体法中经济合同与普遍民事合同的界线行将消失。另一方面，民事案件大多是涉及财产权的诉讼，部分关于人身权的诉讼也往往会提出财产方面的请求，因此同样存在着按照争议标的数额划分级别管辖的基础：第二，全国法院级别管辖的数额应当统一，应当由民诉法作出统一的规定，而不应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分设不同的数额标准。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这对诉讼可能存在着某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大都市和小城镇，城市和乡村，争议标的的数额会有某种差别，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分别设定级别管辖的理由。因为在每一区域的每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无论是案件的数量还是每一案件的争议标的额，都是变动不居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从外国民诉法的规定看，没有哪个国家为照顾各地的具体情况，规定多样化的级别管辖的数额标准；第三，为防止对争议标的数额的理解和计算方法不一而造成不必要的争议，民诉法应当对计算的方法作出统一的规定。
二关于管辖权转移问题
管辖权转移是对级别管辖的补充和变通规定，我国民诉法第39条规定了两种情形的管辖权转移，一种是经上级法院决定或者同意，将其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交给下级法院审理，另一种是上级法院将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调上来由自己审理或者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审理自己管辖的一审案件。我国有的学者将前者称为“下放性转移”，将后者称为“上调性转移”。[7]
为了保证案件得到正确的处理，为防止下级法院在审理中受到地方的压力而作出不公正的裁判，在一定情况下将下级法院的管辖权转移给上级法院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从外国民诉法看，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原苏俄民诉法典中有上级法院有权从其下级法院调取任何民事案件，并由自己充当第一审法院进行审理的规定（第114条、第116条）。日本民诉法则规定了简易法院裁量移送和必要移送（第3l条之2、3），允许或者要求简易法院在一定情形下将所管辖的诉讼移送到所在地的地方法院。
但是，允许管辖权作下放性转移则未必合适。因为：第一，它与确定级别管辖的原理相矛盾。级别管辖将案件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为重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将前者划归上级法院管辖，将后者交给下级法院管辖。管辖权下放性转移实际上是把按照法定标准已被认定为重要的案件重新交给下级法院管辖。
第二，它与我国民诉法确定管辖所依据的原则相违背。王汉斌副委员长在对民诉法（试行）修改草案进行说明时指出“有利于公正审理，保护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是草案规定管辖问题所依据的原则之一。一般而言，高级别的法院执法水干相对来说比较高，抗御地方干扰的能力也比下级法院强，因此，将重大案件划给高级别的法院管辖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高级别法院将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给下级法院管辖或者同意由下级法院管辖的作法不能不与这一原则相抵触。
第三，它损害了当事人诉讼法上的利益。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国内民事诉讼管辖只是法院间受理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问题，如何划分管辖。与当事人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法院内部的事，可以由法院单方面决定。殊不知，管辖的改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它不仅关系到起诉、应诉是否便利，在一些法院仍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还关系到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对当事人来说，争议标的数额越大，法院处理结果对双方利益影响就越大，也越需要得到公正处理，而将大标的额的案件划分给高级别法院，正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程序上的保障。进一步说，从两审终审的角度看，法律还为人标的额的案件和其它重大、复杂的案件设置了高级别的终审法院，以便进一步强化程序上的保障，有管辖权的高级别法院受理诉讼后。以数额虽大但案情简单为理由，将案件移交给下级法院审理，实际上是剥夺了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接受高级别法院审判的权利，并有可能导致审判不公。考虑到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决定是由高级别法院单方面作出的，或者是在原告向无管辖权的下级法院提起诉讼后，该院要求上级法院同意由其管辖的情况下作出的，被告连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机会也没有，这样做就更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
第四，它给规避级别管辖留下了可乘之机，助长了管辖中的无序现象。审判实务中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不仅表现在地域管辖上，而且也反映在级别管辖上。后者的典型表现是，当原、被告的住所属同一高级人民法院辖区而分属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原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时，该中级法院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为使自己成为终审法院，故意将管辖权下放给原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通常表现为同意基层法院审理本应当由其管辖的诉讼），以规避原来的二审法院。这与民诉法未设定作出管辖权下放性转移决定的具体标准有直接关系，但问题在于，管辖权转移按其性质来说是民诉法赋予法院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既不宜也很难为它设定具体标准。因此，只要法律仍然允许管辖权作下放性转移，不当行使此项权利，甚至滥用此项权利的危险就难以避免。
最后，从比较法上看，外国民诉法一般部只规定上级法院可以将下级法院管辖的案件提上来审理或者下级法院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移送给上一级法院审理，而未规定上级法院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给下级法院管辖。例如，日本民诉法在“简易法院必要移送”中规定，在一方申请移送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时，简易法院一般应当将自己管辖的诉讼的全部或一部移送其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第31条之3）。但未规定地方法院可以将其管辖的诉讼下放给简易法院。此外，外国民诉法一般部对上级法院审理属下级法院管辖的诉讼持宽容的态度，但不允许下级法院超越其级别管辖权限审理属上级法院管辖的诉讼。如德国民诉法在“对事物管辖的违背”中规定，“对于州法院的判决，不得以其属于初级法院管辖为理由而申明不服”（第10条）。日本民诉法在30条第1款中规定法院应当将不属其管辖的诉讼移送于管辖法院，在第2款中则规定地方法院受理其辖区内简易法院管辖的诉讼后，可以不顾前款规定，自行审判。外国法的这些规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由上级法院审理属下级法院管辖的诉讼无论是对案件的正确处理还是对当事人的利益都有益无害，而下级法院越级审理上级法院管辖的诉讼则可能对这两方面都造成损害。应当承认，这样的考虑是有充分道理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在考察管辖权下放性转移在实际运行中的效用的基础上，对民诉法第39条关于管辖权转移的规定加以修正。修正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对下放性转移添加限制性条件，以防止其滥用。另一个是删除下放性转移的规定。鉴于下放性转移既涉及到诉讼当事人，又涉及到转移前的二审法院（中级法院将其管辖的一审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理实际上就是取消了高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的权力），所以，可以考虑从两方面作出限制：一方面，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将当事人不提出异议作为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前提条件，即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提起诉讼，上级法院将案件主动移交给下级法院审理，需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被告向无管辖权的下级法院起诉，上级法院同意由已受理诉讼的下级法院审理，须被告无异议。另一方面，上级法院将其管辖的诉讼下放给下一级法院前，须经其上一级法院同意，如中级法院将其管辖的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理，应经高级法院同意。这种双重限制虽然可以有效地阻止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滥用，但实施起来相当烦琐，难免损害诉讼的效率。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删除下放性转移规定的方案。
三关于规避级别管辖的问题
审判实务中一些法院突破级别管辖权限受理诉讼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初始的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即法院受理诉讼时争议标的数额等就明显超出其级别管辖权限；另一种是后发的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即在受理诉讼时，原告主张的争议标的数额在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内，但在开庭时，由于原告增加或变更了诉讼请求。争议标的数额发生了变化，超出了受诉法院的级别管辖权限。
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是民诉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原告若是正当行使此项权利，本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原告利用此项权利规避级别管辖。按照争议标的额，诉讼本应当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但原告为了使下一级法院能够受理其诉讼，起诉时故意将争议标的额降低到下一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权限内，等到法院开庭审理时，原告再要求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原告这样做有几重目的，首先是使下一级法院能够合法地受理其诉讼，其次是使管辖权异议的规定无法发挥作用，最后是将二审法院由原来双方共同所在行政区域的法院变为自己所在地区的法院，以求得本地法院的“特殊保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告的这种做法通常是在得到下一级法院默许后进行的，甚至是原告的律师事先同受诉法院的法官共同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当被告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时，法官往往以答辩期已过为理由不予理睬，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
原告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能够得逞固然是由于受诉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但另一方面，不能不归因于民诉法对级别管辖的规定不够周密，给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从实践看，受诉法院级别管辖错误可能发生在起诉受理阶段，也可能发生在受理后的阶段。在开庭审理中，原告有权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有权提出反诉，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这就完全有可能使争议标的的数额超出受诉法院级别管辖的权限。对如何处置后发的级别管辖错误，外国民诉法大多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德国民诉法第506条在（以后发生的事务管辖错误）中规定，“在反诉或诉的扩张中提出屑于州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依第256条第2款申请确定属于州法院管辖的法律关系时，如当事人一方在下次的本案言词辩论前就此点提出申请，初级法院应以裁定宜告管辖错误井将诉讼移送于管辖法院……日本民诉法第355条对由于反诉简易法院应当将诉讼移送至地方法院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匈牙利民诉法第27条则规定。诉讼请求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其审理权限要根据增加后的数额来确定。”我国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所以留下法律中的盲点和空隙，使得原告和受诉法院得以通过或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来规避级别管辖规定。
笔者认为，为了堵塞立法上的漏洞，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我国民诉法有必要借鉴德、日等国民诉法处置此问题的方式，明确规定由于原告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等而致使诉讼超出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时，受诉法院应当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将诉讼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一级法院。若受诉法院拒绝移送，当事人有权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一旦提出异议，法院就应当中止诉讼，按照处理管辖权异议的程序，先进解决级别管辖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