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根据

① 根据刑法81条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死缓犯减刑后假释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几年

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内，执行原判容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
但是要注意不能假释的几种情况：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一，是要暴力性质的犯罪；二是这些犯罪被判了十年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② 根据刑法70条和71条解释先并后减和先减后并

6年是复新罪被判处的刑期，8年是指10-8+6得来制，即把原罪处罚的剩余刑期2年（判10年，已经执行了8年，还剩余2年-----“先减”）加新罪判处的刑期6年相加（-----“后并”）。 先并后减一般适用于数罪中已经处罚了其中一部分，在执行时发现有漏罪没有处罚，因此先把罪犯所犯的罪都判处刑期，然后相加，此为“先并”！为什么要“后减”呢，因为罪犯已经在服刑了，服过得刑期得从总刑期中减掉，此为“后减”！ 前罪处10年刑期，后罪处6年刑期，所以最低刑期为10年，最高刑期为16年。 两种计算刑期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处刑规则，鼓励罪犯坦白交代、加重犯新罪的处罚力度，威慑服刑人员。“先减后并” 方法主要适用在服刑期间犯新罪的情况，“先并后减“主要适用于漏罪的处理。 新问题：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犯新罪，需要判处有期徒刑；还被查出有漏罪没有处理，也需判处有期徒刑，该如何计算该倒霉罪犯的刑期？如果你能熟练地解决，司法考试中这个考点你就顺利通过了！

③ 故意损坏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是否触犯刑法安全生产法和两高司法解释根据哪一条

一般违法，按照《消防法》第六十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个人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三十三条：[故意毁坏财物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二）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三）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④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民法和刑法中的体现是什么详细一点，答辩用！

一，民法。

新《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释义】本条是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的规定。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以充分确凿的事实作为判案的根据，用法律这个尺度来衡量，以法律作为定案的准绳，才能做到不枉不纵，公正无私，保证公正的审判。
本条的规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1.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切忌主观片面性，依照法定程序认定案件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一是要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二是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主动调查收集;三是对于作为认定事实根据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双方出示，经过当事人双方质证、辩论，由人民法院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客观尺度来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不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也不能主观臆断，任意曲解法律为我所用。
总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相互联系的。以事实为根据是公正审理民事案件的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是正确解决民事纠纷的依据，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查明案情，正确作出裁决，公正地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刑事。
《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规定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同时该原则也被我国宪法确定为进行诉讼的原则。该原则体现了我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依法办案的诉讼法制精神，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以事实为依据，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刑事案件中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决定时，必须以查证属实的证据和依据这些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基础，而不能以主观臆断或者推测想象等作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具体指查证属实的证据及根据这些证据认定的事实，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和程序法上的事实。实体法上的事实是指构成犯罪的事实以及证明犯罪惰节轻重的事实，如犯罪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过程和危害结果等。程序法上的事实，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理程序问题的事实，如羁押期限、回避、强制措施等适用的事实。
以法律为准绳，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所作出的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方面的决定，必须以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为标准。也就是说，刑事实体问题，要坚持罪行法定原则；刑事诉讼问题，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事实是前提，是基础和依据，法律是处理案件的标准尺度，离开了正确认定案件的事实，就缺乏定案的根据，更谈不上适用法律；反之，离开了正确应用法律；也就谈不上对正确认定的事实作出正确的处理。所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正确进行。
贯彻该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1)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刑事诉讼中，要求办案人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2)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3)有助于保障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白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贯彻执行，将能够带动其他原则的实现，从而实现诉讼任务。
正确贯彻该原则，首先，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善于查明事实真相；其次，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最后，司法人员应当不徇私、不枉法，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忠于事实，忠于法律。

其他参考资料：论刑事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http://www.docin.com/p-346589076.html

⑤ 刑法里的＂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原则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古代的唐律中曾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叫做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

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是指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要想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就是说一个轻的行为在刑法当中都规定为犯罪，你这个行为比它重，即使刑法没有规定，也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

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指的是一个行为刑法没有规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

意思是说一个重的行为刑法都明文规定不是犯罪，那么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通过这两种方法就使得法律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的行为能够分别按照罪或非罪来处理。

(5)刑法解释根据扩展阅读：

当然解释是根据立法目的、条文语义和规则逻辑扩大或限制刑法条文的适用，但这种扩张或限制应局限于词义的可能含义之内；

类推解释是在具体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在词义可能包含的含义之外作出的解释。一言以蔽之，当然解释是法的解释，类推解释是法的创制。以上的定义似乎是清晰的，然而事实上由于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在思维方法上的同构性，两种解释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并不容易区分。

因为“刑法条文的可能含义”“能否纳入法律条文解释的范围”这些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如，发动大型车辆（如挖土机）等方式参与聚众斗殴是否属于“持械”条文可能包含的含义？认为构成“当然解释”的论者认为，大型车辆属于交通工具，即机械的一种，因此将其解释为“持械”属于条文可能包含的含义。

认为构成“类推解释”的论者则会认为，大型车辆与其典型的对象如刀具、棍棒差异明显，即与“械具”的核心词义相差甚远，因此超越了该刑法条文词义的最远射程。

为了辨明各种刑法解释方法，中外刑法学界发展出了多种区别技术，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基本标准，即“语义最远射程”标准和“国民可预测”标准。所谓“语义最远射程”，意为刑法解释可以超越条文词义的常见范围，但不能越过词语可能包含的含义。

例如，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其中“妇女”一词即使达到词义最远射程也不包括“男人”，因此“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男人”如果被解释为强奸罪，就是类推解释。

所谓“国民可预测”，就是指对某个刑法条文的解释没有超出一般公众的心理预期和接受范围。例如，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制造枪支罪中的“枪支”，其通常含义的核心范围包括各种枪械如手枪、冲锋枪、机关枪等，但不包括机关炮，如果把“机关炮”纳入“枪支”范围之内。

事实上超过了“枪支”的日常含义，但没有超越其词义的可能范围，因为将“机关炮”包含在“枪击”范围内是一般公众可以接受的概念，并不会令人大吃一惊。

刑法解释的正确路径：以械为例

在刑法视野中，刑法解释的边界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的所有解释方法中，目的解释最为重要，即根据刑法规范目的解释条文词义。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出现分歧时，就要靠目的解释来引导方向。

然而，单靠目的解释本身也可能出现类推，这就需要使用前文所述的“语义最远射程”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作为检验工具。总之，既不要偏离刑法的规范目的，又必须保证解释范围限定在公众可以预见和接受的范围之内。

按照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种合理的解释路径：首先将案件事实与最接近的相应罪名的典型行为模式进行比对找出异同，将不同之处与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进行对比，查明是否符合规范目的，如不相符，就必须禁止解释；如果符合，还要看是否突破“语义的最远射程”或者国民的预测范围，如果没有，就可以进行当然解释，从而与类推解释得以区别。

⑥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定义，怎样解释盗窃和扒窃的关系

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专私财物的行为。扒窃属：是盗窃的一种行为，是指从别人的身上偷窃（财物）。扒窃行为一般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秘密窃取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广场等公用建筑及公用场所设施；二是秘密窃取的对象通常为被害人贴身放置的财物，如餐厅顾客放在座位上的包袋内财物，或是挂在座位椅背上的衣服口袋内的财物。如果行为人趁顾客短暂离开座位时行窃，或是窃取乘客放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等非贴身位置的财物，一般可认定为普通盗窃行为。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有参考价值请采纳）

⑦ 200分悬赏 毕业论文 刑法的 根据我的思路应该怎么写 题目是什么

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

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
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
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
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
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

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
二、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
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
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
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
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

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
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
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
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
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

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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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根据刑法70条和71条解释先并后减和先减后并

分别是我国刑复法
第七制十条
和
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第七十条规定的是
先并后减
也就是漏罪的并罚方式
其适用的条件是:
判决宣告以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发现
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的罪没有判决的,
应当对新发现的罪做出判决
,然后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并罚规则)
决定刑罚.
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即用新判决决定执行的刑期
减掉已经实际执行的刑期.

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是
先减后并
也就是新罪的并罚方式
其适用的条件是:
判决宣告以后
刑法执行完毕以前,
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
犯罪分子又犯罪
应当把新犯的罪作出判决
把前罪还没执行的刑期和后罪判处的刑罚
根据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并罚,
执行刑罚.

⑨ 根据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本案存在哪些程序上的错误

本案中程序上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无证搜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本案不符合此种情况，所以无证搜查是错误的。2、检察人员执行刑事拘留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拘留决定后，应当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3、先扣留后办理拘留决定书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四）项或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拘留手续的，可以先行将犯罪嫌疑人带至公安机关，同时立即办理拘留手续。4、没有惊动任何人暗自搜查也欠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5、对于李某要求聘请律师，检察院以没有明确对象置之不理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6、二天后才进行询问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1条规定：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7、不让李某妻子知道此事也错误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0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后，人民检察院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因有碍侦查，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并将原因写明附卷；无法通知的，应当向检察长报告，并将原因写明附卷。8、以需要保密为由，不准会见不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9、拘留半个月后不批准逮捕而变更为取保候审是错误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0、保证金不应当交检察院。根据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一般是公安机关，特殊情况可以是国家安全机关）统一收取。执行机关在指定的银行设立专户，委托银行代收。11、如果李某不构成犯罪，而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应当撤销案件，而不应当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

⑩ 根据刑法的规定,以下哪些是毒品犯罪的从重情节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十个新变化
2008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新纪要》），经过认真阅读后，发现纪要出现了多处与2000年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原纪要）、2007年高法、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最高法院判例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值得司法实践人员注意：
1、对于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上的变化。
《原纪要》规定：“关于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适用法律和量刑的问题。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
《新纪要》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这就意味着以后需要同时适用总则和分则的规定，体现了对毒品犯罪从重打击的趋势。
2、在立功线索来源的问题上的变化。
最高法院领导曾经认为“立功不问来源”，认为被告人非法获取的立功线索确实节约了司法资源，被告人也应该成立立功，在实践中也被法院所采用。（以上观点见最高法院熊选国副院长《刑法与刑诉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一书）
《新纪要》规定：“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3、在居间介绍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明确了标准。
在94年的最高法院的毒品犯罪司法解释中曾经认为：“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无论是否获利，均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但是97年刑法通过后，该司法解释是否能适用争议很大。
《新纪要》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这里面最要害的话是明知他人实施犯罪。后面的其是代词，代指这个实施毒品犯罪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为实施犯罪的人居间介绍的构成犯罪。换句话说，帮助吸毒者的行为不是犯罪。
现规定，符合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理论。这是因为吸毒不是犯罪，仅仅帮助买家购买毒品实际上实施的是吸毒者的帮助行为，不是贩卖毒品者的帮助者。所以，居间介绍中，只有帮助贩卖毒品者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单纯的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者不是犯罪。
4、对于立功是否从轻、如何从轻树立了标准。
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规范性文件中出现了“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
这是最新的提法，也就是说以后立功是否从宽有了明确的参照标准。
另外，《新纪要》对于不共同犯罪的立功予以了细化和明确化。同时，对于不同的立功明确了不同的从轻方式，使之操作性更强。
5、在判断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推定问题上增加了标准。
《新纪要》与2007年11月份高法、高检、公安部下发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比多了两条推定是明知的条款：“（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其余8条主观推定明知与原来的《意见》完全相同。
6、在毒品的犯罪管辖上对于犯罪地的认识上更换了个别概念。
《新纪要》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比较有了两个重大改变，一个是增加了“运输途经地”属于犯罪地，另一个减少了《意见》中“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是犯罪地的认识。
无论从法理角度而言，还是实务操作角度而言，显然现在的《新纪要》规定更具有合理性，因为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作为犯罪地显然超出了国民对法律文本的预测可能性。如犯罪嫌疑人在外单纯的旅行时（就是与毒品犯罪无关）被抓获或者是上网被追逃时在异地宾馆被抓获，很难让人接受这个单纯的旅游地、住宿地属于“犯罪地”。而犯罪嫌疑人在运输毒品的过程中被抓获，无论抓获地是否为贩卖毒品、运输的目的地，理解为犯罪地都可以被接受。如贩毒分子自北京向上海运输毒品，在苏州被查获，苏州属于犯罪地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贩毒分子在运输至上海盈利后心情大好而到苏州旅游，在苏州因形迹可疑被抓获后交待了不久前贩毒的事实，此时将苏州理解为犯罪地显然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但是，另一个方面《新纪要》只是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显然不能否定原来司法解释的效力，这样一来，《意见》与《纪要》冲突，如何执行则值得商榷。
7、对于死刑的判决明确了标准。
《新纪要》的明确规定减少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具有可预见性，法律工作者都能够明确被告人死刑的适用标准。
8、对于运输毒品犯罪区分为两种情况：（1）事实清楚的运输毒品犯罪，认为“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要求从轻处罚。
（2）对于事实不清而存疑取轻的情况下认定的运输毒品犯罪，认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9、明确了制造毒品的范围。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掺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分装也是制造毒品的认识（以上认识见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刑法学》）。《新纪要》规定：为便于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制造毒品的行为。
10、针对犯罪中特情引诱的不同情况建立了多层次的从轻标准。
明确了针对犯意引诱、双套引诱、数量引诱等不同特情介入方式，明确是否从轻、从轻幅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