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述宋

㈠ 求简答题：简述宋朝监察制度的特点。

浅析宋朝监察制度
李晓东
[摘要]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相对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监察网络，其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内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并提炼出其对当今的借鉴之处
[关键字] 宋朝 行政监察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元丰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杂事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专门掌贰台政。殿中侍御史领导殿院，“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则统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奏劾，小事则举正”，监察御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负责对吏、户、刑、兵、礼、工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这显然是皇帝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以进一步巩固皇权 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的规定，可以佐证这一点。
此外御史台内还设有主簿和检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务，启封文书，监督失责，审核簿书等事宜；检法则负责检核法律条款，有时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 两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属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长贰辟举，仅哲宗时一度变更旧法而到了崇宁初年又恢复原制 南宋时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尔会出现御史台正副长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变通情形。主簿和检法虽然在行政编制上只是属吏的身份，但是由于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补者”，因此，也颇为时人所重视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这两个职务当成是日后升迁的基石
为了确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这在宋以前的历朝法律中是没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没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奏弹百官，奏弹失实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每两个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谓之“风闻弹人”。至宋仁宗时设例限制风闻弹人，且奏弹失实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宋初还在唐朝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但其主要职掌不是规谏君主，而是举发臣下的不法行为和对政府各部门的措施提出“谏正”。谏院和御史台并称“台谏”随着御史职权的加强，也兼负起规谏之责，逐渐产生了台谏合一的趋势。
2.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是相当重视的。为防止地方势力扩大，重生藩镇之祸，宋朝多次削减地方权力如减少地方财政权，收回地
方司法权，集中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最后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权力均由皇帝统管，地方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为了牵制州郡行政长官，宋另设“通判”一职通判系州监察官，专门从事监察地方官员及其所属的部吏。
宋朝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则采取监司出巡，按察州县的制度。北宋时，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致使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路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北宋诸路转运使的职掌。设置与理事特点与唐代巡院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因其职在 问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称监司。宋代监司并不像唐朝那样是单一的体制，而是多元监察体制，各路四司互不统属，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监察职能，互相牵制，互相监察。一些设在边镇要塞之处的路则设经略使或安抚使，乃为军事区，均高居于州县之上
监司的职能广泛，但以刺举为主。刺举的对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职能主要包括刺举贪赃枉法者，察举不尽职不尽责者，察举昏庸无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务者，举劾税收中的违法行为，按劾残害百姓者，负责部内官员的考课，荐举官员，参预并监督地方刑狱案件的审理，参预管理和监督地方财政，向朝，参预地方防灾 救灾和兴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务，督促外州县官劝农民及时耕种，还要负责镇压本路的农民起义等 各监司机关两年内要巡察所辖地方一遍，后改为一年一巡，遇到灾荒还要不时奉诏出巡 监司出巡还订立了种种约法，以免与州县官勾结或利用出巡之机向百姓肆意勒索。
3. 行政监察立法及行政监察思想
宋朝的行政监督立法因随巩固皇权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同时还有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包括《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它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监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举纲纪，纠弹奸邪”，表现在宋朝的监察范围大而广，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在全国铺织了上下纵横严密的监察网，对违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其二是“制衡相权，防范臣下结党”，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对地方官员的严厉监察不难看出这一点；其三是“重视纳谏，以广圣聪”，宋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为谏诤君主者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
二、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
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
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
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
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
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对现在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
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
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
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
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著:《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宏彬著《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

㈡ 宋代的政府组织是怎么样的

甲、宋代中央政府

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转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乙、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成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职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接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制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他说，财政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民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说到用人：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这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丙、君权之侵揽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但历史演变，其间也不能仅归罪于一切是黑暗势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在后周时，原是一个殿前都检点，恰似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因缘机会，一夜之间就作了皇帝，而且像他这样黄袍加身作皇帝的，宋太祖也并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几十年中间，军队要谁作皇帝，谁就得做。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试看五代时，又哪几个皇帝获得像冯道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呢？然而皇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反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讲到皇帝诏书，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亲揽了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御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后，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子，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再说，政府的一切重要指示，本来也并不全要有皇帝诏敕行之的。在唐代，政事堂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宋初还有此制，当时并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但后来便有诏禁止，中书不得下堂帖，于是改用??子指挥。其实??子也还如堂帖。后来有一地方官，不服中书处分，把原??封奏，太宗大怒，令公事须降敕处分，即用??子，亦当奏裁。这不是宋代一切政令之决定权便全归了皇帝吗？这一制度，到神宗时，还是废了，仍许用??子。据此诸点，可证宋代宰相之失职。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联想到像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宋初有一件故事，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浆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我们讲到这一故事，还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却已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即就前讲故事便可见。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般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那时相权虽低，我们仍该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自己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已快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还激起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我们此刻只根据历史来说宋不如唐，所谓宋代宰相失职，一切仍是制度问题。并不是只有皇帝专制，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现在再讲到宋代的检察官：其先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故就职权分配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则帮他监察。那时宫廷和朝廷，既是一体受宰相之节制，自然监察权也要内及宫廷了。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便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还是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谏官也远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之属，在汉属光禄勋。就其官职名义，便是专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光禄勋乃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则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及到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和前面讲过掌封驳的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很受政府尊重。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官虽小，却可向皇帝讲话。“拾遗”如东西掉了重新捡起，这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他可以提醒他。“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总之正名定义，他们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候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长得随从宰相参加列席。这因宰相有时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却可让这些小官口里讲。皇帝若生气，也无法直接对宰相。他们讲的对，固然好，讲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他们的名义就是谏官，本来要他们开口讲话。他们人微言轻，阶位不高，讲差话也自可愿。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当然也由于一种理想之需要而生。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皇帝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监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谏官也看作是检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检察官，应分台谏两种。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这一制度，到宋代又变了。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变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否则怎叫谏官，怎算尽职呢？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而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还是些人事，而非属于制度。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后来皇帝读了书，懂得历史，懂得政治，社会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互相水火。而当时的谏官，又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去，去了名更大。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张，继续反对。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这一制度，这一风气，实在是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求去。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不合作，自然是一原因。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局面。连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只要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戊、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级仍是县。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些勋臣武官，也在长期混乱中厌倦了，觉悟了，不再争持。他们仅拥一官号，中央替他们在首都供给了大的宅第，丰厚的俸禄，叫他们安住下来。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则是一位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市，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来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而暂去管某州某府的事。严格说来，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度。但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正式官名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岂不更不合理吗？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这在唐代已讲过。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平常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象。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㈢ 求问唐宋时期的司法原则是什么

唐律特点:①礼法合一
②科条简要，宽简适中
③用刑持平
④语言精炼明确，立法技术高。
宋律特点：①内容沿袭唐律，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的敕、令、格、式；
②体例上取于《大中刑统》、《大周刑统》，“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以下转载于法律教育网，
司法考试法制史笔记：唐宋时期的法律（lz网络搜索一下就能找到那个网页，我不能复制网页，因为网络知道里回答问题不允许为了增加流量而故意引导他人到某个网站或论坛……咳咳..没办法，我把它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放下面了，上面的可能就是你要的答案吧，仅供参考。
唐律：

一、唐律的修订过程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年间命令臣下裴寂等人以《开皇律》为依据，修订律典，是为《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

2.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以后，在贞观年间参照隋代《开皇律》，修订完成了《贞观律》。《贞观律》增设了加役流制度，缩小了连坐处死的范围，规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的制度，奠定了唐律的基础。

3.《永徽律疏》的制定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令臣下对《贞观律》作慎重修改，颁布《永徽律》。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长孙无忌等大臣历时1年，完成“律文”的疏议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并附之于律后，称为《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现在被称之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继承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与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罪名与刑罚

（一）五刑

1.死刑。唐律只规定绞、斩两种死刑，较前代轻缓了很多。

2.流刑。唐律规定流刑有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规定加役流刑，除流三千里外，还要居作三年，用以替代某些死刑。

3.徒刑。即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杖刑。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

5.笞刑。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

（二）“十恶”制度

是指严重威胁专制君主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血缘伦理关系的犯罪。唐律“十恶”按性质划分，可以归为三类：

1.威胁、损害皇帝人身、权力、尊严的犯罪。主要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以及大不敬。

2.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手段残忍的犯罪。主要包括：不道。

3.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主要包括：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三）六杀

唐律区分了杀人罪的六种情形，即谋杀（预谋杀人）、故杀（临时犯意）、斗杀（斗殴中激愤杀人）、误杀（因为种种原因杀错杀人对象）、戏杀（以力共戏，杀人）、过失杀（由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而杀人）六种情况。根据杀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表现等，唐律给予不同的处罚，反映了唐代刑法的完备和立法技术的进步。

（四）六赃

就是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包括（1）受财枉法：收受财物枉法。（2）受财不枉法：收受财物，即使不枉法，也要处刑。（3）受所监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管辖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财物。（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隐秘手段窃取公私财物。（6）坐赃：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职权收受财物的行为。

（五）保辜 法律 敎育 网

对于手足伤人和器物伤人等犯罪，唐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对于伤害后果不是能够立即显现的，特别规定了保辜制度。也就是规定一定的观察时期，在限定的时期内死亡的，伤人者承担杀人的责任；在规定的期限外死亡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死亡的，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责任。唐律规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仍然是一个进步。

三、法律适用原则

（一）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二）自首原则

（三）类推原则

（四）化外人处罚原则

四、司法制度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在中央机构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的司法职能。

（一）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刑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二）刑部

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刑部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三）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

（四）“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

唐代还建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五）死刑三复奏

唐律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最初由中央司法机关上奏皇帝核准，临刑前复核三次。唐太宗为慎重人命，将刑前三复奏改为五复奏。即处决前一日两复奏，处决日三复奏。

（六）刑讯与仇嫌回避原则。

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等。

《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

五、唐律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达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礼法合一。唐律将礼教伦理精神与国家刑罚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2.科条简要。唐律全篇仅为12篇，502条，宽简适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3.立法技术完善。唐律在继受前代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具有结构严谨，用语概括、规范等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公罪、私罪，化外人犯罪等原则和概念。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唐律在中国古代法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袭了秦汉立法的成果，吸收了汉晋律学的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并且深深影响了宋元明清的立法。

同时，唐律不仅在中国古代法律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的《高丽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的《大宝律令》、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借鉴了唐律，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宋律：

（一）《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刑统》的编纂体例可以追溯至唐宣宗时颁布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编纂上，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

（1）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

（2）《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

（3）《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

（4）《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

【记忆口诀】刊印颁行宋刑统，篇下分门体例新。

2.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

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神宗时设有专门的编敕机构“编敕所”。

3.律与敕的关系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二）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

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源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太祖时偶尔用之，仁宗后成为常制。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关键词记忆：刺配、刺面、太祖、仁宗）

3.凌迟。

（1）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

（2）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

（3）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大清现行刑律》废除。

（三）契约与婚姻法规

1.契约立法。

（1）债的发生。宋代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多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之债的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维护家长的支配权。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

①绝卖为一般买卖。

②活卖为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

③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金。

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契约。

①对房宅的租赁：“租”、“赁”或“借”。

②对人畜车马的租赁：“庸”、“雇”。

（4）租佃契约。宋代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5）典卖契约。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

（6）借贷契约。

①借指使用借贷，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

②贷指消费借贷，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

2.婚姻法规：

（1）婚姻的缔结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

①婚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

②血缘

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

③州县官员

《宋刑统》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2）离婚：仍然实行唐“七出”与“三不去”，但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6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

3.继承。

（1）宋代除沿袭以往的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财产继承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2）绝户财产继承办法。

①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

②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

a.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

b.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

（3）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

①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3/4+1/4）

②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为官府所有。
（1/3+1/3+1/3）

【记忆口诀】

家无男子称绝户，绝户也需继承人。夫亡妻在是立继，夫妻俱亡命继称。继子地位不如女，若有女儿未出嫁，四分财产占其三，独留一份给继子。若有女儿已嫁男，女、子、官府三三三。

（四）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宋沿唐制，在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职能。但宋代在司法机关设置方面的特殊之处在于：

（1）宋代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神宗后，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2）审刑院

宋审刑院是太祖时为加强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设立的，使“狱讼之事，随（审刑院）官吏决劾”。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另外，地方上报案件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详议，交由皇帝裁决。这一制度虽有助于司法集权中央，但也加剧了审判的复杂化。神宗时裁撤审刑院，恢复刑部与大理寺的原有职能。

（3）宋代的地方司法机关

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

2.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与证据勘验制度

在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称“翻异”），事关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另一司法机关重审，称“别勘”。两宋注重证据，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重视现场勘验，南宋地方司法机构制有专门的“检验格目”，并产生了《洗冤集录》等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㈣ 简述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及其意义和影响

1、“杯酒释兵权”。
2、设立禁军。
3、文官为主，武将为辅的地方吏治。
4、制钱谷和设立转运使。
5、中央加强皇权，削弱相权。
6、地方设通判，掌监察。
7、边关兵将轮换制，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8、范冲淹的庆历新政跟王安石的变法。

㈤ 中国法制史试题 宋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一、单项选择题

1．夏朝的法制观是
A.奉"天"罚罪 B.威侮五行 C.禹刑 D."昏、墨、贼、杀"

2．商朝思想政治范畴的罪名是
A.腹非罪 B."乱政"、"疑众" C."好党" D.妄言罪

3．赎刑作为一个制度始于
A.夏 B.商 C.西周 D.春秋

4．春秋时期，首次公布成文法典的国家是
A.郑 B.晋 C.齐 D.楚

5.战国时期，提出"刑无等级"法治主张的是
A.韩非 B.商秧 C.李俚 D.吴起

6．秦时主张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是
A.李斯 B.韩非 C.商鞅 D.李俚

7．《盐铁论》称之为"论心定罪"的司法审判方式指
A.文字狱 B.春秋决狱 C.秋审 D.三司推事

8．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是
A.《九章律》 B.《傍章》 C.《泰始律》 D.《唐律疏议》

9．科举制首创于
A.隋 B.唐 C.元 D.清

10．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官史选任采取
A.任子 B.察举 C.九品中正制 D.征召

11．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活跃的时期是
A.秦 B.唐 C.宋 D.元

12．封建五刑和"十恶"最早规定于
A.《北齐律》 B.《晋律》 C.《唐律疏议》 D.《开皇律》

13．汉朝提出一套唯心主义"君权神授"理论的思想家是
A.董仲舒 B.班固 C.蔡邕 D.叔孙通

14．唐律规定，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构成
A.不孝 B.恶逆 C.大不敬 D.不义

15．首创以程朱理学为程式的经义取士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元 D.清

16．元朝地方官吏编制的一部法律汇编是
A.《元典章》 B.《大元通制》 C.《经世大典》 D.《至元新格》

17．元朝中央最高行政机关是
A.理藩院 B.宣政院 C.大宗正府 D.中书省

18．充军作为正式刑名，始自
A.宋朝 B.明朝 C.清朝 D.元朝

19．明代中央的审判机关是
A.大理寺 B.都察院 C.刑部 D.御史台

20．首创市舶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明 D.清

21．清朝特别创立的刑罚有
A.发遣 B.充军 C.枷号 D.刺字

22．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是
A.《大清律集解附例》 B.《大清律例》 C.《大清新刑律》 D.《大清会典》

23．清朝在广州设立的对外垄断代理商行称
A.申明亭 B.十三行 C.官本船 D.市舶司

24．清末立法中带有商法总则性质的是
A.《商人通例》 B.《公司律》 C.《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D.《大清商律草案》

25.首次规定废除帝制、确立共和制的立法是
A.《临时约法》 B.《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C."天坛宪草" D."贿选宪法"

26．《临时约法》规定的立法机关是
A.立法院 B.参议院 C.参政院 D.国会

27.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法院的审级制度为
A.二级二审制 B.三级三审级制 C.四级三审制 D.四级四审制

28.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时间最长的宪法性文件是
A.《中华民国宪法》 B."五·五宪草" C.《训政纲领》 D.《训政时期约法》

29.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
A.党中央 B.参议会 C.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D.人民代表会议

30.新民主主义时期，规定少数民族自治权的立法是
A.《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B.《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
C.《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D.抗战施政纲领

二、多项选择题
1．《九章律》在《法经》六篇基础上增加了
A.《傍章》 B.《户律》 C.《兴律》 D.《厩律》 E.《张杜律》

2．唐律规定的赃罪有
A.受财枉法 B.受所监临 C.强盗 D.窃盗 E.坐赃

3．元代科举包括的级别是
A.乡试 B.差遣 C.会试 D.殿试 E.致仕

4.明初"刑乱国用重典"的内容包括
A."重典治史" B.镇压"犯上作乱" C.德主刑辅 D.治乱世用重典 E.推行法治

5．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篇目包括
A.总则 B.债 C.物权 D.亲属 E.继承

三、名词解释

1.宗法制
2.编敕
3.朝贡贸易
4.地丁合一
5.三三制

四、简答题

1．"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什么？
2．简述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
3．简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五、论述题

1．试论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
2．试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及意义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B 3.C 4.A 5．B 6．A 7．B 8．C 9.A 10.C 11.C 12.D
13.A 14．B 15．C 16．A 17．D 13．B 19．C 20．A 21．A
22．B 23．B 24．A 25．B 26．B 27．B 28．D 29．B 30．C

二、多项选择题
1．BCD 2．ABCDE 3．ACD 4.ABD 5．ABCDE

三、名词解释
1．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周初系统地确立了宗法制。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受封的诸侯对天于是为小宗，但在本诸侯国则为大宗，以下的卿大夫同理。对于异姓贵族，通过联姻也纳入宗法关系。全国上下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形成了竞相拱卫的等级体制。

2．编敕--是宋代编纂历年所颁敕文的立法活动，由此所产生的敕文集也称编敕。编敕属于一般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

3．朝贡贸易--明朝官方允许的一种对外贸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性贸易。通商国家要受明朝的册封、经明廷发给朝贡"勘合"方可来华朝贡，同时允许附带与中国商人贸易，这一阻碍海外贸易的落后制度一直被明坚持。

4．地丁合一--雍正年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即以省为单位，将已固定的丁银数额平摊至田赋银之上，使丁银成为田赋银的附加税。丁银的征收与田赋银的征收完全合一，总称"地丁银"，也被称作为"地下合一"。地丁合一制完成了唐两税法以来赋役合并的演变，是中国赋役制度的重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意义。
5．三三制--为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规定，在政权建设中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四、简答题
1．《晋律》第一次将之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封建礼制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的远近关系，共有五等，即"五服"制。按五眼制的标准，愈亲近者，卑犯尊，处罚越重；尊犯卑，处罚越轻。愈疏远者，卑犯尊，处罚较亲近者为轻；尊犯卑，处罚较近者为重。这一原则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

2.1902年，清廷命沉家本等为修律大臣，并下达下谕，规定修律的指导思想是："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此后又陆续发布上谕，反复强调其指导思想，表示绝不能动摇"三纲五常"这一"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

3．宣布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确定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的土地分配方法；确认农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乡村农民大会、贫民团大会、区县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确定保护工商业原则。

五、论述题
1．（1）唐大宗继位前夕，确定了"安人理国"的总方针，初唐法制的指导思想，便是这一总方针在立法、执法上的体现。（2）唐初的法制指导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强调治国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二者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德是根本的、主导的，刑是辅助的、派生的。其二，立法要宽简、划一、稳定。宽，是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其基本点是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于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的处理；简，是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方面，其基本点是简明，使百姓通俗易懂，使官吏便于掌握。立法划一是保证断罪量刑准确的必要前提，不但要将律文统一，还要将律条的解释统一，还要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其三，执法要求审慎。强调办案必须严肃、慎重，审断应有证据；对于死刑的执行尤其慎重。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特点是，试图从各个方面限制和防范袁世凯的复辟，巩固

辛亥革命的成果。其中包括：第一，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防总统之独裁"；其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加强国会对总统的监督；其三，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以防袁世凯随意撕毁约法。（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文献，其主流是好的，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其旨在约束反革命力量，却又拱手交出政权，没有涉及土地问题，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而最终被袁世凯所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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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指导思想
1、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
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3、强调慎法，法贵力行
4、义利并和，通商惠工
二、立法概况
1、刑统：《宋刑统》，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编敕：将皇帝若干年内所颁的针对一时、一事、一地的无普遍适用效力的“散敕”进行整理，删除重复、矛盾及无普遍指导意义者，分类汇编，经皇帝批准后颁布。
3、编例：由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编集的判例汇编。
4、条法事类：《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淳佑条法事类》
三、法学成就
宋慈：《洗冤集录》，是中国乃对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医学专著。
四、宋朝法制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宋朝刑事法律
一、定罪量刑的原则
重法地与《盗贼重法》：对一些重要地区的盗贼犯罪论以重法。
二、刑罚制度
刑罚的变化：①折杖法；②刺配；③凌迟。
三、罪名
新设“天地坛非执事辄临”与“盗剥桑柘之禁”罪名
第四节 宋朝民事法律
一、民事法律关系
二、物权：义庄
三、债权
四、婚姻家庭与继承权
第五节 宋朝行政法律
一、行政组织
二、监察制度
三、官吏管理制度
第六节 宋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新设审刑院
二、诉讼审判制度
1、大案奏裁制
2、鞫谳分司制
3、翻异别推制
4、务限制度
5、理雪制度
三、监狱制度

㈥ 简述北宋初年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1．集中政权.应解决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
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
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权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权为路、州、（军、监、府）、县三级[军设于军事要冲之地,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府设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设,路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为十路,[至道三年（997）为十五路,宋仁宗时为十八路,宋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宋徽宗时为二十六路.]路的长官为“使”.下设四司,一为“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掌管该路财政大权,并能面谒皇帝报告地方情况.二为“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使,掌管该路诉讼司法工作,“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7）具有监察职能.三为“帅司”,长官为安抚使,掌该路民政、军事,其长官不固定.四为“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四司长官各自向皇帝负责.另外,在路又设通判一职,“职掌倅（Cuì,副）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以闻”（《宋史》卷167《职官志》7）因而路使的财政、司法、军事、行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为州（府）、县,长官是“权知军州（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削弱其权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节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属京师”,称为“强干弱枝之术”；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县.另设各级通判,“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 续通鉴长编》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县）的权力.
这样,地方事权的分散解决了唐末五代由于地方行政、军事、财政权集中而造成藩镇割据的弊端,但同时也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3）官、职与差遣的分离
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担任的“差遣”职事之前加“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等名.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今举一例：“刑部尚书[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集贤殿大学士[职]兼枢密使[差遣]晏殊罢为工部尚书 [官]知颖州[差遣]”（《宋会要辑稿》卷106）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职官志》）,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
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
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
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 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5．北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将行政、军事、财政、用人权收归中央,其积极作用是：（1）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2）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但是,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有自身的许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费”.这样,北宋国力不强,内外战争胜少败多,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可见,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虽然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但对宋代历史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㈦ 简述宋朝法制的严厉化及调节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2、《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二）十恶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书仪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三）六杀、六赃与保辜1、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于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出罚。戏杀则减斗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2、六赃。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于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罚徒刑2年。持凶器是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授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四）五刑与刑罚原则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后要在当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斩、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1、“礼法合一”的特点。2、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统》与编敕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二）刑罚的变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帐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处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行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单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2、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3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三）契约与婚姻法规（一）《大明律》与《明大诰》。（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布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①吴天年《大明律》。鉴于元末法制败坏的教训，朱元璋曾说：“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这是最早拟定颁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其“篇目一准之于唐┅┅┅分为三十卷”。仿唐律12篇体例，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后又因条例“增损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废中书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袭800年的法典结构至此一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术上较唐更为精细，体例也更趋完备和科学。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从初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积极与慎重态度。（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瘃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会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煦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煦、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一）司法机关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1）大理寺。（2）刑部与审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一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3）明代都查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4）地方司法机关。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4、延杖与厂卫。（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任命亲信“提督”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二）诉讼制度三，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一）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清政府对旧的诉工提和审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仅流于形式。表现在：1．清末司法的变化。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2．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工制度，实习感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二）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1．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又称“治外法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确立于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1）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公依被告原则；相同领事裁判权国家公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公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公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悲哀高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2）审理机构。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二审上诉案件有3各国建立的上诉法院审理；终审案件，则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3）后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进行各种犯罪的护身符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工具。2．观审制度。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韵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筏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它的确立，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㈧ 什么是司法诉讼

诉讼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内下，依法解决讼容争的活动。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发生经济纠纷提起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解决纷争。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依法进行下列工作：

1、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对公诉案件的审判，一般都应依法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并依法确定1人为审判长。在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时，还应确定书记员人选。

2、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对于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3、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审判，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

4、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

5、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㈨ 试述宋代的监狱管理制度

第一 宋代的监狱体系完备，规模庞大
那时，监狱既是刑事被告、未执行犯人和干连证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决犯的羁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场所；既是协助审判的司法机关，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设置了自上而下完备的监狱体系
（一）中央监狱，是指设在京师而隶属于中央官署的监狱，主要有：“御史台狱”，是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下辖机构，主要关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时，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将中央监狱移至御史台，时称“台狱”。御史台狱专门拘押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实质上成了皇帝惩办臣僚的御用书房。“大理寺狱”，宋初太祖改唐旧制，不设大理寺狱，宋神宗继位后，恢复大理寺狱，负责羁押“在京三司，诸寺监官吏犯徒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狱与御史台狱并存的局面。“开封府狱”。宋在首都开封设置监狱，兼具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双重职能。还有四排岸司狱和同文馆狱，属于行政官署的监狱；殿前司狱及马步军司狱就是军事机关的监狱。
这些直属中央的监狱规模比较大，据北宋曾肇《曲阜集》卷三《重修御史台记》载，御史台设东西两监狱。《宋会要.职官》二四载，大理寺设左右两狱。开封府也分为府司狱，左右军巡院狱和左右厢巡狱，仅左右军巡院便有狱房百余间。据《长编》卷三四九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当时大理寺和开封府囚禁犯人达千人以上。由此可见，开封府诸狱的容量不会少于五六百人。关于三司监狱的规模，真宗咸平元年（998），一次释放所禁之囚达三千人左右。即使考量到狱房的超负荷及狱外关押的情况，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央监狱规模也是很大的。
（二）地方监狱，宋在州县两级设立监狱。宋朝地方行政机构有路、府（州、军、监）、县，路是指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非一级政府，一般不设监狱。但是，各路设立提点刑狱使司（又称宪司），掌一路下辖州县的刑狱之事。《宋史.刑法志》记载：“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由此可知，宋在诸州设司理院狱和马步军院狱，司理院狱是民狱，马步军院狱是军狱。县狱仍行旧制，无军事监狱和非军事监狱之分。
各州监狱的规模也相差很大，每州一般设两处监狱，即为州院狱和司理院狱。一些重要的大州，司理院又分为左右或东西两院，共有三狱。如南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所载《广州狱空道场疏》便提到广州“三院空虚”。有的僻远小州，因为案件不多，却只设一狱，有的即使设了三狱，最后也要合并。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月十一日，丹州地方就上言：“本州僻山，管宜川一县，每有公事，止于司理院当直司勘鞠，乞并州院人司理院。”从之。
关于县级监狱的规模，南宋雷孝友《新昌狱记》载，刚修葺完毕的新昌县狱，“凡为室六，储廪湢浴以至治狱之具，皆料理中律。”按此记载，新昌县的监狱，具有六室的规模，显然县狱的规模要小的多。
第二 宋代监狱与囚犯的管理制度完善
监狱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宋代在沿用前代规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以保障羁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囚及舞弊现象发生。
（一） 门卫及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严密
宋代监狱的门卫制度很严。凡收押犯人，由负责者填写案状，犯人入狱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金刀若酒及纸笔、钱物、瓷器、杵棒之属，一律皆不得入。《宋会要.职官》卷九五载：对向犯人提供违禁器物的人，视后果予以处罚；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也要杖一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伤或伤他人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杀，杀他人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要逃脱，虽无杀伤他人的情况，也要处以二年徒刑。但是，还规定监狱管理人员不得擅自搜抄犯人随身携带的合法物品，违者，“杖八十，因而盗取，以自盗论。”
另外，对监狱看守也有较强的纪律约束，以保证监狱的安全。狱中每间牢房有专人负责，收禁犯人，须逐牢差定狱子，分明交与人数，不是狱中防守人，不得入狱中。每天晚上，由两三狱卒轮流值班，对该值班而不坚守岗位者，依法杖八十。为了督促狱吏坚持岗位，狱官不定时查岗，索牌点视，使当值狱吏尽心尽责。”
在严加看守的同时，宋代更加注意用惩罚来防范狱吏失职，对越狱，劫狱和盗囚的制裁尤其严厉。犯人如果在狱中出现意外，狱吏也要受到惩处。《庆历条法事类》卷七十五《刑狱杂事》规定：“诸囚在禁故自伤残者，吏人、狱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二等。”
由于监狱所禁主要是未决犯，所以宋代严防走漏狱情和串供。不准狱中犯人与狱外人接触，亲友送来衣服食品，必须由看门人交给里面的狱卒，再由狱卒转给犯人。在押往受审地点的途中，犯人不得纵与外人言语，亦不得于店肆暂住。《宋会要.刑法》也设有专条法律，严防他们泄露狱情。“系公人漏泄狱情，杖一百。”又引《大观开封府六曹通用敕》规定：“诸左、右狱内只应人（指狱子、行人、产婆、医人之类，但可传达漏泄者皆是）并三人为一保，如通言语漏泄者，情重者，杖罪，五百里编管；徒罪，配千里牢城，同保人失觉察，各杖八十，勒停，永不收叙，即经停而别投名者，许人告。条法仍有告获似此之人，赏钱五十贯。”
为了减少泄露狱情的可能性，宋代还就狱卒的使用作了一些回避规定。《宋会要.职官》卷二四载：看守若同犯人有亲戚关系，必须另行派人代替。规定 “大理寺手分、狱子，令本寺于外州军差拨。”
对越狱行为，《刑统》卷二八《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规定：“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伤人者加役流，杀人者斩，从者绞。”“私窃逃亡，以徒亡论”，即依流徒犯在服刑期间逃亡论罪，按日计刑。“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
对劫狱和盗囚制裁更严。《刑统》卷一七《劫囚》规定，“诸劫囚者，流三千里，伤人及劫死囚者绞，杀人者皆斩”，而且强调“但劫即坐，不须得囚。”至于窃囚，如果成功，窃者与囚同罪。“如果未能得逞，即未离禁系之处，窃者也需减囚二等科罪。窃死囚未得，徒三年；窃流囚未得，徒二年半。因窃囚而故意杀伤人者，构成抢劫事实，按劫囚法论处。”
（二） 狱具使用制度日趋规范
宋代正规狱具主要有枷、杻、钳、锁和盘枷。《历代刑法考.刑具考》卷一载：枷是一种束颈狱具，分二十五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种；长五尺至六尺，颊长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阔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径三至四寸。锁是一种脚镣，长八尺至一丈二尺。钳也是一种束颈狱具，重八两至一斤，长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作用与枷相似。宋代，盘枷的使用广泛。“县送徒至州，州送囚于他所，催理官物，督责赋税，锢身千里之外，荷校连月之间，”都要使用盘枷。
关于狱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术性规定。上狱具之前，囚犯须经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情况，如果是女犯，还要检查是否怀孕，再决定是否戴上狱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宽的熟铁片和厚生牛皮各两道；轻囚只用铁片两道，再用软麻绳把枷身缠紧。带长枷的重囚，夜间枷上，还得用长索串连，并在索上系响铃。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书大字写上犯人姓名，并且三、五日一换标签，使字迹清楚可辨。不同犯人，使用不同狱具。同时，宋代仿效前朝，对一些特殊犯人在狱具的使用上实行减等或散禁。犯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者，以及废疾、孕妇和侏儒之类，实行散禁---即不戴狱具关押。属于议、请、减范围，以及可用官当罪者，虽为流以上罪，也只锁禁；如果所犯徒罪属于公罪，一律散禁。
对违犯狱具法规的行为，《刑统》卷二九《应囚禁枷锁杻》还规定了制裁标准：“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而应枷而锁，应锁而枷者，杖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如果犯人自行脱去及更换狱具，也按上述条文治罪。对依法不应用狱具而随意施用狱具者，杖六十。
（三） 拘押和分类监禁制度完备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应具备什么条件和履行哪些手续，监狱方面才能收押的制度。宋代规定，凡是将被收押的囚犯，须先有狱官写明犯罪事由，办理登记手续，然后由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妇女是否怀孕，并且严格检查犯人随身携带物品，不符合规定的物品严禁入内。最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类收押。
我国早期监狱，多是无限制的混羁杂居，这是狱制混乱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载：唐朝初步实行“囚徒贵贱，男女异狱。”宋代不仅沿袭唐制，而且实行“轻重异处”。宋《狱官令》规定：“妇人在禁，皆于男夫别所，仍以尽可能杂色妇女伴守”；“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可见宋代不但男女分开关押，而且有病也另行关押。
另外，对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担心串供，也要分开关押。但也有例外，为了和解纠纷尽快息讼，也有把当事人双方关在一起，便于融通感情。据南宋《叶适集》载：宁海县知县周淳中就这样做过，效果很好。有叔侄二人因财产诉讼系狱一年多，周淳中将其叔侄系于一室，并晓以亲义，最后叔侄二人相泣而息此讼。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意识到禁系方式对审判的影响，并利用这种影响协助审判活动。这表明，封建统治集团的司法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 法内施恩的悯囚制度
悯囚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组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体现了他们“布德恤刑”的思想。不过，宋代更重视从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面来体现其悯囚愿望。
（一）衣食供给制度
对于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细节规定，如凡有家属者，由家属负责供给衣粮。无家属或贫困不堪者，官府供给，管给衣粮，每日每人二升（相当于当时社会标准口粮）。当然，要求自备衣粮，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无告的穷人以狱中衣粮为生计。
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曾记载苏轼在狱中的情况：“苏子瞻元年间赴诏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
这是“乌台诗案”的一件有名轶事。但是，并非每个囚犯都有条件由家人供送衣食，有的因离家遥远，有的因贫困难支。对前者，《刑统》卷二九载：“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对后者，《宋会要.职官》卷五五载，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诏：“禁囚贫乏无家供送饮食，依法官给。”当时的盐菜津贴标准是，临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标准定额的一半。
特殊情况犯人的口粮，尽管有规定可执行，但实际上很少兑现。在州一级，官府还有一定的财力，可在常平仓或义仓内支给，但在县一级，情况就十分凄凉。《通考.刑六》载：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上言：“窃见县狱苦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于运司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于推狱，私取于役户，分甘于同禁之人。箪食入狱，攫拿纷然，极可怜悯。” 宋政府只得再次规定，《宋会要.刑法》卷六载：县囚之粮“申州就于平米支拨，岁终州县实支数申提举司出豁。”为了保证囚犯的口粮供应，嘉定八年（1215），进而建“囚粮历”，“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不愿支者，亦明书何人馈饷，俾随禁历月申提刑司以备参考。”
（二） 病囚管理制度
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监狱医药卫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宋史.刑法志》载：“诸狱皆厚铺席褥，夏日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药救疗，重病者脱去枷锁钮，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待”。为加强对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颁发“印历”，各监狱狱官将囚犯病状，负责医治的官吏，医人姓名及治疗结果填写明白交本州长官签押，每年一换，以备检查。如果囚犯死亡，须经验尸后查明死因，方允许收葬。
设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种重要方式，后唐长兴年间即有这方面的敕令，宋初编《刑统》时也继承了后唐的规定，在州府一级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治疗”。宋代的狱医，称为“医人”，由懂医民户轮充，为宋代职役之一，官府建有医人名册，对其进行管理调用。如果有病囚，在册狱医须随叫随到，不准他人代替，并由当职官亲自点检。
保外就医是管理较轻罪犯的一项措施。北宋时期适用于杖以下罪犯，南宋时期适用于范围有所扩大。《宋会要.刑法》卷六载：“虽犯徒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恶者，即行责保知在，州委元差押医，每三日一次看验，如委实病损，即时申所属，却行勾追赴狱听候断遣”。还有“邸店养疾”，是适用于无人作保的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还建立“安济坊”之类的慈善部门“以居病囚”。
为了督促狱官重视病囚，对病囚的生死负责，宋代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狱官责任制。神宗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诏：“应诸州军府、军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司、狱子杖六十，每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
《宋会要.刑法》卷八载：孝宗淳熙元年（1174），又颁布“州官连坐法”，各州监狱管理不善，死亡人数过多，其狱官，令佐、守卒“悉坐其罪，不以去官赦原。”另一方面，对病死囚犯少的地方官吏，中央予以褒奖。《宋会要-刑法》卷六载，绍兴五年（1135），“宣州上收禁三百五十五人，及无病死人数，以最少去处当职官各转一官。”由此，官员得到了提拔重用。

㈩ 宋论述宋代“翻异别勘”制度内容拜托了各位 谢谢

宋代重视口供，翻异别勘是宋朝的一种诉讼审判制度，指在诉讼中，犯人推翻原来的口供（翻异），事关情节重大，一般由另一法官或其他司法机关重审（别勘）的制度。别勘分为差官别推（换法官审理）和移司别勘（换司法机关审理）两种。宋代，当犯人不服判决临刑称冤或家属代为申冤时，则改由另一个司法机关重审或监司另派官员复审。按照法律规定，翻异可三至五次。妄行翻异叫冤者，别推时加重处罚。这种制度就其实质来说，是司法机关自动复审，虽有时会因多次翻异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审判效率，但从总体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是宋朝统治者慎刑精神的表现。 为了防止囚犯利用故意"翻异别勘",拖延时间,宋代沿用唐代的三推之限,一般情况下,囚犯只要经3次翻异别推后,再翻异即不再复推,强行判决.南宋又改为5推.宋还严格规定复审时必须选差"无干碍官";官吏在别勘时发现冤抑,则要受到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