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33条
『壹』 商法主要内容
商法包括以下几类主要内容:
（一）组织规范与交易规范
大体上可以回说，在本课程包答括的六门法律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属于商事组织法，票据法、证券法和保险法属于商事交易法。
（二）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1、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在稳定性、一致性和灵活性3者之间取得平衡。要求法律具有超越时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可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保证安全。
2、另一方面，除了强制性规范外，任意性规范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商法又必须本着自由原则，设立任意性规范以保留意思自治的足够空间。在商事法律中，自由原则主要体现为法律中直接的任意性条款，包括授权性和选择性的条款。
（三）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
商法中的实体规范主要是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条件、限制和行为方式的规定。
有些商事法律也包括了程序性的规定。
以上就是商法的主要内容，是从三个方面介绍的：第一，组织规范与交易规范，第二，范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第三，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相互交融在一起。
『贰』 中国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公司法的百抄年发展袭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
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叁』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于1904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还制订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相关法规。
《公司律》共分十一节，共一百三十一条。第一节，公司分类及创办呈报法；第二节，股份；第三节，股东权利各事宜；第四节，董事；第五节，查帐人；第六节，董事会议；第七节，众股东会议；第八节，账目；第九节，更改公司章程；第十节，停闭；第十一节，罚则。
清末《公司律》确立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公司制企业模式组织、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经济民主理念的、专门规范生产经营组织的法律，从而开启了中国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与《商法调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钦定商律》颁行之后，《公司律》部分制定、颁行事出仓促，缺陷不少。修订法律馆曾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于1907年起草编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当时各商会以修订法律馆所编《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与国情不合，于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宪公会发起商法起草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商情、商事习惯，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自行编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开第二次大会时已完成《商法总则》与《公司律草案》两编，经大会讨论通过，呈请清政府施行，并附《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与《商法总则调查案理由书》，农工商部再加以修订，定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总则和公司律两编)，相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远比已颁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当《公司律》修定接近尾声，并即将付诸资政院通过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该草案也未得颁行。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国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条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条例》。1914年的《公司条例》分为总纲、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及罚则共有6章、251条，其内容和篇幅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较大的变动和增加，并于同年9月起实施。
《公司条例》(共251条)不仅在内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条)详尽，而且在法理上也较《公司律》上了一个台阶。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而《公司条例》则规定，“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第一次对公司概念作出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并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征，体现了现代公司的根本属性。再如，在公司分类方面，《公司律》将公司分为“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类，因分类标准含糊，因而各种“公司”概念界定不严，相互重叠。《公司条例》则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公司理论关于公司的分类原则。在其它具体条款方面，《公司条例》的规定相对都比较准确、可行。但该条例中将公司的类型规定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条例》将1904年《公司律》中“合资有限公司”(实为有限责任公司)删除，这与当时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总体而言，民初的《公司条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国民政府又主持修订了《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和《破产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规[7]，初步形成了民国初年较为完备的公司法律体系。其中《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在中国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
这部《公司条例》在颁行时并没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农工商部呈请大总统批准颁布。《公司条例》颁布后，经过二次修正，分别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间，虽然于民国五年，法律编查会由余棨昌和日本学者岩谷孙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条)，但未经立法机关颁行。所以，《公司条例》是民国北洋时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参酌德法等国《公司法》，于1929年11月拟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中国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院即拟定了“公司法原则草案”，在原有4种公司类型外增加了“保证有限公司”，以后在修订过程中又被否决。
1929年(公司法)颁行之后，南京政府又先后颁行了《公司法施行细则》、《公司登记规则》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公司法》施行的具体程序。另外，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记规则》，分通则、规费、呈请程序、附则4章46条，对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设立登记应缴纳的各种费用等加以规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记规则》和《公司法》一起，于1931年7月1日同时施行。
抗战期间，在1940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予以补充。按该条例，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机关组织、准许本国人民或外国人认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国民党立法院商法委员会依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修正公司法原则”，随后训令商法委员会修正1929年公司法，经商法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立法院讨论研究，修正后的公司法于1945年9月29日通过，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义”、“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和“附则”10章、361条，篇幅大为增加，规定更为详细，内容大为丰富。为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后的1946年《公司法》，与前几部公司法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概括了一切有关公司的法律、条例、规则，形成十章的编制，除第九章纯为程序的规定外，前面各章都属实体上的规定，用整章规定登记手续置于实体规定章节之后，使该法呈现出浓厚的集实体、程序规定于一身的特点。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鉴英美公司法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强了法律弹性，减少了官厅干涉，力图使立法精神从大陆的干涉主义趋于英美自由主义，该法的许多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引进有限公司制度。为此，194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东人数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于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资力者组织有限公司，”至于“其他资力较薄须集合多数人方能经营者”，则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1929年公司法重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原则，1946年公司法则通过一系列规定维护了大股东利益。
最后，1946年公司法为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进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规定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须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设董事长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应有一人有中华民国国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设外国公司一章，规定凡在其本国设立登记的外国公司，可向中国官署申请认许，从而在中国境内营业或设立分公司，外国公司经认许后，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中国公司相同。将外国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在中国公司立法中属首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当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变化，台湾当局于1966年对该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正。此后，公司法又进行了7次修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2005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9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凡32条，1951年又公布了《实施办法》，凡105条。根据上述条例和实施办法，私营企业有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规定的五种公司形态。
政务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规范的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名称上不再称为公司，但其实质内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征，因为它确认公私双方的股份，并确定合营企业股东的有限责任（第5、8条），并规定合营企业的法人机关为董事会和私股股东会会议（第20、21条）以及盈余分配办法（第17条）。
1956年第一季末实现全国全行业私合营后，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告完成，从此私营公司不复存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同时失效，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随之消失。根据1956年2月10日国务院的《关于在公私合营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及7月26日《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私有股份变为债权，私有股东不复存在。这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所规范的有限公司也归于消失，此后23年，中国的企业全部转为国营、集体企业，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开始按照行业归口、产品归类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按行业组建了各种专业性公司。这种公司虽然名为生产性专业公司或销售公司，实际上其本身并非一种从事经营性的公司，而是国家对同行业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质，事实上这些专业公司后来又转变为各种行业主管机关。从所有制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全面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法制，企业组织形式逐渐演变为国营、集体企业两种公有形式，而且这两种组织形式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联合投资的情况。由此，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国不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亦销声匿迹。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作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的公司制度逐渐开始重新恢复，有关公司立法也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我国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与丰富为中心的，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关于三资企业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于1990、2001年两次修正）的颁布，标志着大陆公司立法在停顿23年后又恢复了。这部法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公司企业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点。这一法律的颁布，开创了新中国法律确认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后，全国人大又分别于1986、1988年过《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在2000年修订）。此外，经过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经在三资企业领域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而且成为我国公司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关于经济联合
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并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而要坚持自愿原则。这一规定可谓是企业联合经营和资本流动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为后来企业联营式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关于私营经济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公司三种形式。依该条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这样，法律就实际上规定了以国内法人、自然人作为股东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新中国企业公司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首先因为，虽然这一法规本4、关于公司的清理整顿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一股“公司热”。公司滥设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挂名公司”，严重阻碍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国家随后开始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为此，国务院陆续发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间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确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规范内容包括：（1）公司不拥有行政管理职能；（2）公司设立采许可主义，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3）公司必须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不得少于法定最低额；（5）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规范化
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活动始于1980年初期。1983年国家经委和体改委开始着手起草公司法。但当时显然不具备制定统一公司法的实践基础和外部环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论问题也未得到解决。1985年8月，由国家经委主持起草工作，并于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又分别拟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送审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送审稿）。1987年，两个条例的草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在研究这两个条例时认为股份公司尚属试点性质，不宜在全国以行政法规形式加以规定，有限公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也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可以先行通过。1991年国务院法制局与国家体改委以送审稿为基础，会同有关部门反复修改，于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由于有限公司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关系，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列入等问题未予解决，未获通过。后有关部、委、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份制企业发展声速，为适应规范化的需要，后决定先由国家体改委（1988年国家经委被撤销，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转由国家体改委主持）以这两个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一行政规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而先加以公布。这样，1992年5月15日，《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一道由国家体改委正式发布。《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1章79条，《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2章119条，以大陆法系的公司制度为蓝本，在全面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设立、公司治理、资本（股份）、合并与分立、解散与清算、财务会计、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其后，相关部、委、办也相继发布了十余项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极有特点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同一时期，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性公司法规也对公司制度予以规范。最早的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责任公司暂行规定》。之后，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继颁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规。这些地方性公司法规、规章的制定，不仅规范了本地公司的行为，也为全国统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一时期，在以两个《规范意见》为核心的一系列规范性立法文件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它是以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为主构成的制度体系；其次，与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该制度体系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复次，它既汲取了台湾地区和国际上的通用准则，又特别反映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实际需求；再次，它总结了我国公司制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最后，这一制度体系具有试点和过渡性质。总之，上述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两个《规范意见》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我国公司立法逐渐走向规范。
（五）1993年《公司法》
两个《规范意见》发布后，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公司法的呼声很高。这里有一个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规范意见》所规定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方面的问题，加之它们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适用效力有局限性。随着这一时期各项市场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国有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也纷纷组建公司，国家迫切需要制定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效力位阶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计划，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并获原则通过。7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依该说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在不打破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确立的企业立法体制的基础上，定位于：在中国境内由二个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出资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有限公司仍适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并参照本法执行；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之间相互联营或同其他企业联营而举办的有限公司，参照本法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认为，草案确立的调整范围太窄，没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进行企业立法的作法，太迁就了立法现实，并提出应制定一部覆盖面更宽一些、内容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会议闭幕后，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较完整的公司法。此后，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有限公司条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资料之基础上，广泛参考其他国和地区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该草案历经1993年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993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三次审议，最终于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于此，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为两种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都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根据各国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为弥补此项不足，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和1999年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于合伙与个人独资作出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为非法人商事主体，注册资本无最低资本额限制，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设立程序较公司为简便，条件限制较少，设立较易。
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实际应用中问题颇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增设和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应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做出相应修改。此后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答复，但随着《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这一意见稿并没有最后出台。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进行了修改，但仅仅删除了一款“股票采用溢价发行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定，基本上仅仅是涉及到技术层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会议上，数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项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公司法。随后，《公司法》的修订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要审议的立法规划。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2004年1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历经三次审议之后，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订后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分为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 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和附则。
这次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修订，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当然有些是属于文字上的修改。这次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顺应了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实践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当然任何修订都只是阶段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还会适时加以修改，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要求相适应。
『肆』 中国企业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于1904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颁行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还制订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相关法规。
《公司律》共分十一节，共一百三十一条。第一节，公司分类及创办呈报法；第二节，股份；第三节，股东权利各事宜；第四节，董事；第五节，查帐人；第六节，董事会议；第七节，众股东会议；第八节，账目；第九节，更改公司章程；第十节，停闭；第十一节，罚则。
清末《公司律》确立了“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司律》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公司制企业模式组织、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经济民主理念的、专门规范生产经营组织的法律，从而开启了中国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与《商法调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钦定商律》颁行之后，《公司律》部分制定、颁行事出仓促，缺陷不少。修订法律馆曾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于1907年起草编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当时各商会以修订法律馆所编《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与国情不合，于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宪公会发起商法起草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商情、商事习惯，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自行编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开第二次大会时已完成《商法总则》与《公司律草案》两编，经大会讨论通过，呈请清政府施行，并附《公司律调查案理由书》与《商法总则调查案理由书》，农工商部再加以修订，定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总则和公司律两编)，相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远比已颁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当《公司律》修定接近尾声，并即将付诸资政院通过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该草案也未得颁行。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国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条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条例》。1914年的《公司条例》分为总纲、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及罚则共有6章、251条，其内容和篇幅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较大的变动和增加，并于同年9月起实施。
《公司条例》(共251条)不仅在内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条)详尽，而且在法理上也较《公司律》上了一个台阶。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而《公司条例》则规定，“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第一次对公司概念作出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并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征，体现了现代公司的根本属性。再如，在公司分类方面，《公司律》将公司分为“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类，因分类标准含糊，因而各种“公司”概念界定不严，相互重叠。《公司条例》则将公司分为“无限”、“两合”、“股分有限”和“股分两合”四种，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公司理论关于公司的分类原则。在其它具体条款方面，《公司条例》的规定相对都比较准确、可行。但该条例中将公司的类型规定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条例》将1904年《公司律》中“合资有限公司”(实为有限责任公司)删除，这与当时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总体而言，民初的《公司条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国民政府又主持修订了《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和《破产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规[7]，初步形成了民国初年较为完备的公司法律体系。其中《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公司保息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在中国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
这部《公司条例》在颁行时并没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农工商部呈请大总统批准颁布。《公司条例》颁布后，经过二次修正，分别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间，虽然于民国五年，法律编查会由余棨昌和日本学者岩谷孙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条)，但未经立法机关颁行。所以，《公司条例》是民国北洋时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参酌德法等国《公司法》，于1929年11月拟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现代中国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法院即拟定了“公司法原则草案”，在原有4种公司类型外增加了“保证有限公司”，以后在修订过程中又被否决。
1929年(公司法)颁行之后，南京政府又先后颁行了《公司法施行细则》、《公司登记规则》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公司法》施行的具体程序。另外，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记规则》，分通则、规费、呈请程序、附则4章46条，对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设立登记应缴纳的各种费用等加以规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记规则》和《公司法》一起，于1931年7月1日同时施行。
抗战期间，在1940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予以补充。按该条例，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机关组织、准许本国人民或外国人认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国民党立法院商法委员会依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修正公司法原则”，随后训令商法委员会修正1929年公司法，经商法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立法院讨论研究，修正后的公司法于1945年9月29日通过，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义”、“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和“附则”10章、361条，篇幅大为增加，规定更为详细，内容大为丰富。为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后的1946年《公司法》，与前几部公司法规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它概括了一切有关公司的法律、条例、规则，形成十章的编制，除第九章纯为程序的规定外，前面各章都属实体上的规定，用整章规定登记手续置于实体规定章节之后，使该法呈现出浓厚的集实体、程序规定于一身的特点。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鉴英美公司法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强了法律弹性，减少了官厅干涉，力图使立法精神从大陆的干涉主义趋于英美自由主义，该法的许多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引进有限公司制度。为此，194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东人数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于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资力者组织有限公司，”至于“其他资力较薄须集合多数人方能经营者”，则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1929年公司法重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原则，1946年公司法则通过一系列规定维护了大股东利益。
最后，1946年公司法为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进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规定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须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设董事长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应有一人有中华民国国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设外国公司一章，规定凡在其本国设立登记的外国公司，可向中国官署申请认许，从而在中国境内营业或设立分公司，外国公司经认许后，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中国公司相同。将外国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在中国公司立法中属首次。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当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变化，台湾当局于1966年对该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正。此后，公司法又进行了7次修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2005年）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9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凡32条，1951年又公布了《实施办法》，凡105条。根据上述条例和实施办法，私营企业有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规定的五种公司形态。
政务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规范的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名称上不再称为公司，但其实质内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征，因为它确认公私双方的股份，并确定合营企业股东的有限责任（第5、8条），并规定合营企业的法人机关为董事会和私股股东会会议（第20、21条）以及盈余分配办法（第17条）。
1956年第一季末实现全国全行业私合营后，标志着社会主义改造已告完成，从此私营公司不复存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同时失效，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随之消失。根据1956年2月10日国务院的《关于在公私合营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及7月26日《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私有股份变为债权，私有股东不复存在。这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所规范的有限公司也归于消失，此后23年，中国的企业全部转为国营、集体企业，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开始按照行业归口、产品归类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按行业组建了各种专业性公司。这种公司虽然名为生产性专业公司或销售公司，实际上其本身并非一种从事经营性的公司，而是国家对同行业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质，事实上这些专业公司后来又转变为各种行业主管机关。从所有制角度看，这一时期我国全面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法制，企业组织形式逐渐演变为国营、集体企业两种公有形式，而且这两种组织形式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联合投资的情况。由此，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国不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亦销声匿迹。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作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我国的公司制度逐渐开始重新恢复，有关公司立法也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我国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与丰富为中心的，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关于三资企业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于1990、2001年两次修正）的颁布，标志着大陆公司立法在停顿23年后又恢复了。这部法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公司企业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点。这一法律的颁布，开创了新中国法律确认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后，全国人大又分别于1986、1988年过《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在2000年修订）。此外，经过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经在三资企业领域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而且成为我国公司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关于经济联合
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并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并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而要坚持自愿原则。这一规定可谓是企业联合经营和资本流动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为后来企业联营式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关于私营经济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公司三种形式。依该条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这样，法律就实际上规定了以国内法人、自然人作为股东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新中国企业公司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首先因为，虽然这一法规本4、关于公司的清理整顿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一股“公司热”。公司滥设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挂名公司”，严重阻碍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国家随后开始了“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为此，国务院陆续发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间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确立规范的公司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规范内容包括：（1）公司不拥有行政管理职能；（2）公司设立采许可主义，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3）公司必须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不得少于法定最低额；（5）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规范化
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立法活动始于1980年初期。1983年国家经委和体改委开始着手起草公司法。但当时显然不具备制定统一公司法的实践基础和外部环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论问题也未得到解决。1985年8月，由国家经委主持起草工作，并于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又分别拟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送审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送审稿）。1987年，两个条例的草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在研究这两个条例时认为股份公司尚属试点性质，不宜在全国以行政法规形式加以规定，有限公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也已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可以先行通过。1991年国务院法制局与国家体改委以送审稿为基础，会同有关部门反复修改，于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由于有限公司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关系，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列入等问题未予解决，未获通过。后有关部、委、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份制企业发展声速，为适应规范化的需要，后决定先由国家体改委（1988年国家经委被撤销，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转由国家体改委主持）以这两个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一行政规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而先加以公布。这样，1992年5月15日，《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与《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一道由国家体改委正式发布。《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1章79条，《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共计12章119条，以大陆法系的公司制度为蓝本，在全面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设立、公司治理、资本（股份）、合并与分立、解散与清算、财务会计、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其后，相关部、委、办也相继发布了十余项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极有特点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体系。
同一时期，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性公司法规也对公司制度予以规范。最早的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责任公司暂行规定》。之后，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继颁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规。这些地方性公司法规、规章的制定，不仅规范了本地公司的行为，也为全国统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一时期，在以两个《规范意见》为核心的一系列规范性立法文件基础上形成的公司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点：首先，它是以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为主构成的制度体系；其次，与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该制度体系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复次，它既汲取了台湾地区和国际上的通用准则，又特别反映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的实际需求；再次，它总结了我国公司制的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最后，这一制度体系具有试点和过渡性质。总之，上述规范性文件尤其是两个《规范意见》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标志着我国公司立法逐渐走向规范。
（五）1993年《公司法》
两个《规范意见》发布后，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公司法的呼声很高。这里有一个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规范意见》所规定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方面的问题，加之它们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适用效力有局限性。随着这一时期各项市场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国有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也纷纷组建公司，国家迫切需要制定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效力位阶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计划，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并获原则通过。7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关于该草案的说明。依该说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在不打破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确立的企业立法体制的基础上，定位于：在中国境内由二个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出资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有限公司仍适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并参照本法执行；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之间相互联营或同其他企业联营而举办的有限公司，参照本法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认为，草案确立的调整范围太窄，没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进行企业立法的作法，太迁就了立法现实，并提出应制定一部覆盖面更宽一些、内容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会议闭幕后，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较完整的公司法。此后，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有限公司条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资料之基础上，广泛参考其他国和地区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该草案历经1993年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993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三次审议，最终于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于此，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为法人，分为两种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都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根据各国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为弥补此项不足，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和1999年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于合伙与个人独资作出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为非法人商事主体，注册资本无最低资本额限制，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其设立程序较公司为简便，条件限制较少，设立较易。
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市场发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虽然有230条之多，但条文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诸多不足，在实际应用中问题颇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增设和对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应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做出相应修改。此后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答复，但随着《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这一意见稿并没有最后出台。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生效，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进行了修改，但仅仅删除了一款“股票采用溢价发行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定，基本上仅仅是涉及到技术层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会议上，数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项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公司法。随后，《公司法》的修订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届要审议的立法规划。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2004年1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历经三次审议之后，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订后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条，分为总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公司债券， 公司财务、会计，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法律责任和附则。
这次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修订，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当然有些是属于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订后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规定，包括较大幅度地下调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扩大了股东可以向公司出资的财产范围；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募集设立方式；将“一人公司”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允许一个自然人或法人投资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对其依法加以规范；等等。这些修改和补充，为公司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有利于鼓励投资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第二，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包括完善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制度，充实了股东会、董事会召集和议事程序的规定；增加了监事会的职权，完善了监事会会议制度，强化了监事会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规定；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责任，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修改和补充，对于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有效管理，推进国有企业继续进行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维护出资人权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第三，充实了公司职工民主管理和保护职工权益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更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公司立法的社会主义特色。
第四，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包括为保证股东的知情权，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的规定；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规定；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的规定，在公司符合分红条件而长期不向股东分红等情况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出资，退出公司；增加了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当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侵犯了公司权益，而公司不予追究时，股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司和自身的权益。这些修改和补充，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积极性，增强投资信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五，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或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修订后的公司法在为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宽松条件的同时，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必须严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动摇公司有限责任的基础。修订后的公司法,设置了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安排，至于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还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严格掌握的原则，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这次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顺应了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实践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当然任何修订都只是阶段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还会适时加以修改，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要求相适应。
『伍』 法律对股权质押是怎样规定的
一、股权质押的概念
在此需要指出，《担保法》第75条第2项及第78条法条表述颇有不妥之处。首先，“股份”这一概念使用不规范。第78条第3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可见，《担保法》该处所用的“股份”，是仅指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份额。对股份这一概念，尽管世界上有些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在其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中，均统一使用，即不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均称为“股份”。然而，在这两个国家，其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资本，也如同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分为数额相等的份额”。(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但在大多数国家，股份这一概念，仍然特指公司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如日本《有限公司法》中称“股东份额”(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53页。)，日本《商法》股份有限公司一章则称“股份”(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我国《公司法》及我国公司法颁布以前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仅称“股东出资”或“股东的出资额”，对股份有限公司才称“股份”，从未混同使用。可见，在我国，“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有概念。《担保法》对此概念的不规范使用，实为立法技术上的一大缺憾。其次，对“股份”和“股票”两概念并列使用不妥当。股份，从公司的角度看，是公司资本的成份和公司资本的最小计算单位;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是股权存在的基础和计算股权比例的最小单位。而股票，是指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持有股份的凭证。股份是股票的价值内涵，股票是股份的存在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灵魂和躯壳。(注：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因而，股份与股票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不应并列使用。我个人认为，上述《担保法》的两条文中，对“股份”和“股票”应统一改称股权为宜，或至少应与公司法相统一。
二、股权质押标的物的分析
股权质押的标的物，就是股权。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受财产利益的，具有转让性的权利。(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80-281页。)一种权利要成为质押的标的物，必须满足两个最基本的要件：一是具有财产性，二是具有可转让性。股权兼具该两种属性，因而，在质押关系中，是一种适格的质。
(一)作为质押标的物的股权的内涵
关于股权的内容，传统公司理论一般将股权区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自益权均为财产性权利，如分红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出资)转让权;共益权不外乎公司事务参与权，如表决权、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请求权、对公司文件的查阅权等。而在一人公司中，共益权已无存身之地，股东权利均变成一体的自益权。因此，有些学者主张，与其继续沿用共益权和自益权的传统分类方法，不如将股权区分为财产性权利与公司事务参与权。(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76页。)还有学者认为股权包括财产权的内容和人身非财产权的内容。(注：毛亚敏：《担保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据以上对股权内容的划分，有人断言，股权质押，仅以股权中的财产权内容为质权的标的。(注：毛亚敏：《担保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对此意见，我个人不敢苟同。首先，股权从其本质来讲，是股东转让出资财产所有权于公司，即股东的投资行为，而获取的对价的民事权利(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不论股东投资的直接动机如何，其最后的目的在于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股东获取股权以谋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终极关怀。既然股东因其出资所有权的转移而不能行使所有权的方式直接实现其在公司中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必须在公司团体内设置一些作为保障其实现终极目的的手段的权利，股东财产性权利与公司事务参与权遂应运而生，即两者分别担当目的权利和手段权利的角色。而且，两种权利终极目的的相同性决定了两者能够必然融合成一种内在统一的权利，目的权益就成为缺乏有效保障的权利，目的权利与手段权利有机结合而形成股权。可以说，股权中的自益权与共益权或财产性权利与公司事务参与权或目的权与手段权利，只是对股权具体内容的表述。实质上这些权利均非指独立的权利，而属于股权的具体权能，正如所有权之对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诸权能一样。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权利和权能性，方使股权成为一种单一的权利而非权利的集合或总和。(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因而，作为质权标的的股权，决不可强行分割而只承认一部分是质权的标的，而无端剔除另一部分。其次，股权作为质权的标的，是以其全部权能做为债权的担保。在债权届期不能受到清偿时，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处分作为质押物的股权以使债权人优先受偿。对股权的处分，自然是对股权的全部权能的一体处分，其结果是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如果认为股权质押的标的物仅为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而股权质押权的实现也仅能处分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而不可能处分未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公司事务参与权。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二)作为质押标的物的股权的表现形式
如前所述，股权是股东以其向公司出资而对价取得的权利。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拥有股权是以其对公司的出资为表现，出资比例的多寡决定并且反映股权范围的大小。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拥有股权是以其拥有的股份为表现，股份额的多寡决定并且反映股权范围的大小。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是其拥有股权和股权大小的证明，但出资证明与股票不同，它不是流通证券。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的证明是股票，股东持有的股票所载明的份额数证明股东拥有的股权的大小。股票是股权的载体，即股票本身不过是一张纸，只是由于这张纸上附载了股权方成为有价证券，具有经济价值，股权才是股票的实质内容。股票是流通证券，股票的转让引起股权的转让。所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又常常用出资转让或出资份额转让的称谓来代替，而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则多以股份转让或股票转让的称谓来代替。(注：如股票转让。日本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称份额转让，对股份有限公司称股份转让。)因此，股权质押，对有限责任公司，又常被称为出资质押或出资份额质押，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则称股份质押或股份质押。(注：前已述及，我国担保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称股份质押，对股份有限公司称股票质押。日本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称份额质押，对股份有限公司称股份质押。)
(三)对股权质押标的物的限制
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1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设立质押。可见，可转让性是对股权可否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唯一限制。首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质，遵照《担保法》第78条第3款，应“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我国《公司法》第35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作了明确规定。参考该条精神，可以认为：(1)股东向作为债权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设质，不受限制;(2)股东向同一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设质，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该同意必须以书面形式即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作成(注：《公司法》第35条第10项。);(3)在第(2)情形中，如果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又不购买该出质的股权，则视为同意出质。该种情形，也必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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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法理论，之所以将法律行为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1](P266)虽然近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民商事立法、学说及判例，对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无因性见仁见智，争议颇大，但票据行为却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
但是，从“有因说”到“绝对无因说”，人们从票据法律制度在实务中的应用，痛苦地发现仍然无法解决票据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在票据的使用安全屡遭破坏的现状面前，不得不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应有内涵以及该原则的具体应用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于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逐步萌发，成为思考票据法律制度的新视角。本文试图从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历时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应有内涵及具体适用时的“射程距离”[2](P148)等问题。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缘起
(一)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创设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创设的无因性概念和理论，不仅对德国近现代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德国学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据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债权行为无因性思想中的无因债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票据无因性原则从无因债务范畴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他认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创立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着世界上最早的票据法——1848年德国票据条例的颁行，几乎所有的德国法院均认识到票据“结算”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应当与债务原因相分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德国学者巴尔(Bahr)在其著作《关于以承认作为债务负担的原因》中，在对传统的否定无因性思想的“否定主义”表示质疑的同时，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无因债权契约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思想，将票据无因性原则发展成为私法的一项基本理论，并逐步为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学说及实务所公认。
萨维尼和巴尔生活在19世纪中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信用经济始见成长却未臻成熟。他们之所以能够极具超前意识地抽象出法律行为无因性原则，是与当时市场竞争迫切要求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权契约中保护“所有权之移转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债权行为下使债权人的权利顺利实现。票据行为作为具有显现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功能的“个别的法律行为”，更被赋予了无因性。因为“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托收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对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事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票据行为自身法律逻辑的必然产物，是法律为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特别创设的，是立法技术的处理结果。所以，无论是从票据行为的对外效力阐释无因性的概念与原则，还是从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内部的抗辩机制阐释无因性概念及原则，都离不开无因性理论的创立宗旨。
(二)票据无因性的基本涵义
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英美法系的票据法理论注重票据的流通作用，且强调“对价”和“正当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结合票据流通、支付对价及善意取得三个方面，对票据无因性的内涵进行解释。英国学者杜德莱•理查逊就将票据无因性解释为：票据作为一种权利财产，其完全的合法权利可以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票据来转让。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5](P15)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理论，虽然承袭了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但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阐释较德国票据法更为详尽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6](P177)台湾学者李钦贤进一步解释到，票据法律关系虽因基础法律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决非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于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为创设另一新的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因此，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系个别独立存在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7](P299)梁宇贤更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含义总结为：“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上之权利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8](P11)
我国大陆的票据法理论及实务基本上继受了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理论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理解。认为所谓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9][4][10]
从上述各国对票据无因性概念涵义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理论是以民法上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是民法的无因性理论给了票据无因性思想以发轫、形成和独立的空间。但也应该看出，正是由于民法传统无因性理论的影响，一般多仅从无因性原则的外在效力阐释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无因性原则应当是指法律行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的统称。它不仅仅是指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独立于产生该法律行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发生及存续皆不受后者的影响(外在无因性)；也是指产生法律行为的原因从该法律行为中抽离，不构成该法律行为的内容，当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债权人应当行使的权利(内在无因性)。[2](P138-139)我们对票据无因性的理解也应该从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两方面入手。具体说来，票据无因性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票据的无因性实际上是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即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其与所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和所由产生的基础关系(特别是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票据无因性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关系的解释。(2)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3)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二、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射程距离的思考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及
无论是确定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还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围，均要以票据无因性的涵义及其创设目的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划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
1.对通行观点的检讨。依我国票据法学界的通说，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上的一个重要体现或曰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权人的抗辩，使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即所谓的抗辩切断。[4][8]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票据债权与原因债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原因债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合同、清偿、赠与)等而产生的民事权利，票据债权则是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票据权利。或者说，虽然票据行为是为了实现原因行为的目的才进行的，票据行为本身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但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所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当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人为清偿原因债务签发票据给债权人，债权人又将该票据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给他人时，其转让的只是依原因关系债务人的出票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债权，原因债权并未随之移转。这样，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的原因关系的抗辩也就并未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转让给受让人。于是，票据债务人当然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如A为清偿对B的价金债务，签发票据给B，B为清偿对C的债务，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C。此时，B转让给C的只是票据债权，其对A的原因债权并未转让给C。由于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存在于原因债权之上，依民事权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权利存在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所以，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即不得作用于受让人。
只是如此说来，既然不得以一权利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存在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两种不同的权利。如前述在A、B之间同时存在价金债权及票据债权两种民事权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呢?依台湾学者陈自强的观点，A亦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的票据请求。但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抗辩、权利滥用的抗辩或目的限定的抗辩，间接予以对抗。如此一来，这时的抗辩就已非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可以说是对票据债权行使上的限制。那么，就可以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移转。[2](P143)只是如果这样的话，票据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极大的阻碍，有违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证票据流通简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国票据法第13条明文加以限制，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据无因性的内涵，此种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并无直接联系。
票据法第13条规定的另一种抗辩限制是票据债务人不得以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一般发生在以汇票清偿原因债务的情形。如A为了清偿与B的价金债务，签发汇票给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对该汇票进行付款，付款人C对该汇票进行了承兑。此时票据并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进行转让，也就无所谓保护票据流通的问题。但是为了保证票据的支付和信用，票据法同样对此种票据债务人C可以行使的抗辩进行了限制。两种抗辩限制虽然目的不同，但同样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即可解决。
在出票人A签发票据给持票人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进行付款时，存在着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A、B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个是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间并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为而产生某种法律关系。是C的承兑行为，才在B、C之间建立了票据法律关系，才产生了B对C的票据债权。根据我国票据法第38条的规定，C的承兑行为并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托的契约行为，而是C表明承担票据债务的单独行为。可见，B、C之间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与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必然的牵连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债的相对性原理，C固不得以与他人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票据债权人B。[1](P145)
既然抗辩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原理并无直接联系，或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决。那么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法律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虽然票据的基础关系可以分为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一般仅体现于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中的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11](P41)并最常发生于票据的转让过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于促进票据流通、减轻持票人的审查义务、降低交易风险的立法目的，票据法才特别规定了无因性原则。所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力体现在：
首先，即使票据发行或转让的原因不存在或者无效、被撤销，只要在票据上所为的票据行为依法成立，票据行为人就须承担票据义务，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据权利。
其次，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依票据文义，即使票据上的记载内容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
再次，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当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张票据债权时，无需证明原因关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据上的记载内容即可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反之，如果票据债务人欲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则需举证证明存在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足以对抗权利人权利主张的抗辩事由。
可以说，上述三种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也是无因性原则射程所及的距离。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之间，毕竟具有经济上的一体性，而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独立请求权。特别是在票据尚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之前，并不存在对善意交易相对人的保护问题，那么，票据债权的行使，是否丝毫不受基础原因关系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即使票据债权业经转让，基础原因关系就一定不影响票据关系吗?这就涉关票据行为到底是绝对无因，还是相对无因，亦即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
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现有的论著、文章和讲义一般认为惟有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存在抗辩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据的无因性法则加以排除，此外，别无他论。[12][13]其实，概括说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由于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牵涉票据转让的第三人的问题，又无关票据的流通。为体现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减少讼争，节约诉讼成本。所以当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同时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票据债权人以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事由进行抗辩。
2.持票人取得票据未给付对价或未给付相当对价的，票据债务人可以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来源于合同对价，但由于票据是一种极具流通性的证券，所以为保护交易安全，票据法只以善意持票人为保护对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给付相当代价的持票人。所以，票据对价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对价，它要求，第一，票据对价不仅要真实，而且要与持票人所获得的权利相对应。支付明显不对等的代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法推定为恶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债务或责任，可以构成票据的有效代价；第三，票据对价实际上是票据基础关系中持票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可以是现在的债务，也可以是过去或将来的债务；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据，法律原则上就推定其已经支付了对价，票据债务人如提出无对价的抗辩，应负举证责任。
持票人有无给付对价原属票据原因关系上的问题，票据的取得亦不以对价的存在为必要条件。但作为原因关系的对价还是会对票据权利发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说来，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给付了对价，就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即使其前手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亦会受到票据法的保护。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没有给付对价，原则上不享有票据权利。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如因继承、税收、赠与)而取得票据，则不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我国票据法第11条)。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所达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互牵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据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得对该持票人提出“恶意抗辩”。在票据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诈、偷盗、胁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据，或因重大过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据转让的，该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提出此种抗辩时，应负举证责任。这一方面是票据无因性的体现，同时亦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
4.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的完成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由于持票人享有该权利的前提是票据权利已罹于票据时效而消灭，因此，该权利不属于票据权利。此项权利的行使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中的民事权利义务，这又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的一个例外。
以上，通过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中的体现及其例外情况的逐项“扫描”，这一原则的射程距离及轮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处正是其是否具有绝对性的最好体现。我们正是通过对其效力不及之处的明确，来探寻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适当方式的途径。
(三)票据无因性原则相对性的思考
虽然票据法的制定和发展，更多的是出于促进票据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的技术上的考虑。票据法本身亦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法律。固然基于这种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票据法将“方便”、“快捷”、“效率”置于比“稳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规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视对公平和诚实信用的追求，忽视对票据使用所需“稳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台湾学者钟兆民所言：“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按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14]故为追求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该原则的效力不及之处；在对该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即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原则，才能实现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
『柒』 抵押优先受偿权有法律规定吗，股权质押的标是什么意思
您好，一、抵押优先受偿权有法律规定吗？
抵押优先受偿权，在我国《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法律中规定均作出明文规定。如《民法通则》第89条第（二）项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担保物。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担保法》第33条规定“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34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二、股权质押的标是什么意思？
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份额；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又称股单，我国《担保法》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但是，有限责任公司毕竟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股单不属于流通证券，不像股票那样具有流通性和自由转让性。依照我国《公司法》第35条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股单虽可质押，但应受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以向本公司的出资为自己对本公司的债务提供质押？公司能否接受本公司的股东以其拥有的本公司的股权出质，对此，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是允许的。如日本《商法》第210条、德国《有责任公司法》第33条。
但我国法律绝对禁止股东或投资者将其拥有的股权质押给本公司。如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投资者不得将其股权质押给本企业”。
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向该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设质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但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以其出资向其他股东质押的，则不受限制。但是，股权出质毕竟不同于股权转让，适用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股东不同意向非股东出质，那么应如何处理呢？” 有学说认为，如果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不同意出质的股东应当购买该出质股权；若不购买则视为同意出质。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捌』 什么是一商法
一商法指的是传统的货物销售方法。以柜台的形式出现，物品摆放在柜台里，等待四面专八方的顾客前来购买。
还有二属商法，三商法。二商法中，销售主体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从全国各地招来大量的员工为其销售货物，公司与员工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三商法中公司与员工是合作关系。是一商法的进步二商法的升华。
(8)商法33条扩展阅读：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玖』 股权质押的条件
股权质押的标的物，就是股权。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受财产利益的，具有转让性的权利。（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80-281页。）
一种权利要成为质押的标的物，必须满足两个最基本的要件：一是具有财产性，二是具有可转让性。股权兼具该两种属性，因而，在质押关系中，是一种适格的质。
中国《担保法》第75条第1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设立质押。可见，可转让性是对股权可否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唯一限制。
首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质，遵照《担保法》第78条第3款，应“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中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第71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作了明确规定。参考该条精神，可以认为：
⑴股东向作为债权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设质，不受限制；
⑵股东向同一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设质，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该同意必须以书面形式即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作成；
⑶在第⑵情形中，如果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又不购买该出质的股权，则视为同意出质。该种情形，也必须作成股东会决议，并且应在股东会议中明确限定其他股东行使购买权的期限，期限届满，明示不购买或保持缄默的，则视为同意出质。
其次，对股份有限公司，参考《公司法》第141条之精神，可以认为：
⑴发起人持有的该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设立质权；
⑵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在其任职内不得设立质权。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质押，仅指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以其拥有的股权为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遵照《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
⑴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以其拥有的股权设立质押，必须经其他各方投资者同意。若有一个股东不同意，便不能出质。不同意的股东即使不购买，也不能视为同意出质。
⑵投资者用于出质的股份必须是已经实际缴付出资的。
因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授权资本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在企业成立后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或核准的期限缴付出资。所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股权的取得并不以是否已经实际缴付出资为前提。
⑶除非外方投资者以其全部股权设立质押，外方投资者以股权出质的结果不能导致外方投资者的比例低于企业注册资本的 25%。
另外，公司能否接受该公司的股东以其拥有的该公司的股权出质，对此，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是允许的。如日本《商法》第210条、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3条的规定即是适例。中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接受该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投资者不得将其股权质押给该企业”。可见，中国法律绝对禁止股东或投资者将其拥有的股权质押给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