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基层司法
Ⅰ 求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及复习资料。
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推荐书目
一、推荐原则
本书目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来推荐学习书目。其推荐原则分别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对知识产权的入门学习，在侧重于实务运用。
硕士生：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再依个人诧异为实务运用、理论研究两个方向的深入发展作实质、方法上的准备。
博士生：侧重于方法论的学习、四位方式的开拓与知识产权理论研究。
二、推荐书目
（一）本科生：
1、邓晓芒、赵林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玉敏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泽鉴著：《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泽鉴著：《法律思维玉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编：《知识产权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晖著：《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汤宗舜著：《专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识产权局条法司著：《信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户办社2004年版。
23、程永顺编：《知识产权四法十二条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奥地利]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护文学禾艺术作陪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罗马公约和录音只怕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罗东川、马来客主编：《知识产权名案评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学军、宋鱼水主编：《知识的力量：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十年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谭筱清主编：《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判解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许海峰主编：《知识产权诉讼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3、许海峰主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硕士生：
1、[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上午印书馆1976年版。
2、[英]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午印书馆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论》，叶启芳等译，上午印书馆1964年版。
8、[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午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
9、[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等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上午印书馆1959年版。
1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9、王泽鉴：“民法丛书》系列（《民法总则》、《民法物权1、2》、《债法原理1、2、3》）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8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张玉敏著：《走过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2、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新世纪的若干研究重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冯晓青等著：《知识产权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吴汉东等著：《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亚•利普希克著：《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陈明汝著：《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黄晖著：《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5、张晓都著：《专利实质条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顺主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实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张玉敏主编：《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张耕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张广良著：《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编：《知识产权经典判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新1版。
3、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
1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约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洁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17、[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
18、[美]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20、[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劳森、拉登著：《财产法》（第二版），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性质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6、[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魏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谢铭洋著：《指挥财产权之基础理论》，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思想的未来》，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李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著：《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扬等著：《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军著：《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响著：《美国版权法：原则、俺案例及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原则、理论基础与具体构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吴汉东等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8、刘茂林著：《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彻男著：《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维斯著：《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识产文丛》系列，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 《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系列，刘春田主编，商务印书馆。
3.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系列，郑胜利主编，法律出版社。
4. 《网络法律评论》系列，张平主编，法律出版社。
5. 《知识产权研究》系列，唐广良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6. 《知识产权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黄武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Ⅱ 推荐几本增强法律修养的书
苏力的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刘星的《西窗法雨》
这些都比较容易看的
Ⅲ 推荐一些与法律相关的书籍或影视剧
相关书籍：复
制1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苏力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西窗法语》
刘星 著 | 法律出版社2013年
3 《论犯罪与刑罚》
切萨雷·贝卡里亚 著 | 黄风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为权利斗争》
鲁道夫·冯·耶林 著 | 郑永流 译 | 法律出版社2012年
5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埃德加·博登海默 著 | 邓正来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任东来 等著 |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7 《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王泽鉴 著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著 | 中华书局2003年
9 《洞穴奇案》
(美)彼得·萨伯 著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0 《最好的辩护》
（美）艾伦·德肖维茨 著 | 唐交东 译 | 法律出版社2014年
相关影视剧：
袁文杰的《流氓律师》，《法网伊人》，《壹号皇庭Ⅰ，Ⅱ，Ⅲ，IV，V》等。
Ⅳ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epub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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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送法下乡
作者：苏力
豆瓣评分：9.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348
内容简介：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江苏，生于1955年愚人节。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1984年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任教。《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道路通向城市》《法律与文学》等独著，《法理学问题》《超越法律》《无需法律的秩序》等译著以及论文、书评百余篇。
Ⅳ 急需关于为人正直的故事
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骂皇帝荒淫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为腐败官场所不容的刚直不阿的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
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其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贪污腐败的高风亮节，在明朝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任了将近四年的县学教谕，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四十六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此事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一厘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名为《治安疏》(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著名奏章。海瑞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他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民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其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有100多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10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成立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高官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高官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采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江南高官云集的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第三个、也是其唯一的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子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自杀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十五年后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海瑞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真正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的是江南的黎民百姓。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船走了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一百里！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
Ⅵ 哪位大神有《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电子版书籍百度云盘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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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是2010年10月28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苏力。
Ⅶ 苏力教授《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喜欢于苏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于学术问题的讲求真理的精神及宽阔的思维领域。如果冒用恩格老的一句话，就是他（马克思）的头脑就象是一艘整装待发的军舰……《制度》文一篇很好的以具体案例说一般规律的文章。之所以不忍心说是论文，是因为论文听起来就是非常艰深。而此文尽管曲尽其致，却非常之引人，以至于我禁不住对其中相当部分作了笔记（尽管我的电子文档的收藏中已经有了他的几乎能找到的所有文章）。文章主要反驳或部分否定了一种观念，即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在起源和形成中也是“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的展开”[1]。首先，苏力在某种意义上限定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和创造意义，从而引出历时性在制度形成中的地位。其次，点出了制度是“形成的”，而不是“共时性”地构建出来的。在这其中，作者用了河流和河水的比方，很大程度地肯定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构者本身等“构成性因素”对于制度产生和形成的作用。由此看来，文中指出的那种对于制度的错误认识，现在仍存在于人们之中，并在实践中体现为，热衷于从逻辑上（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去建构一个庞大的制度、机制或制度体系，而对执行这一制度或制度体系却缺乏热情。一旦时过境迁，制度就仅仅成为制度汇编中的泛黄纸页。哈耶克说，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变成活的行动，没有在社会实践这一“河床”的约束中奔流，并对河床产生影响的“制度”称不上真正的“制度”，只能说是一些规定的集合。之所以出现制度无法付诸实践的情况，仍然需要从制度的“构成性要素”上去找。苏力教授的分析给了我们分析的方法。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制度本身的原因，也许所制定的制度无法真正解决实践面临的问题，这里的前提是促使制度出台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解决”不仅仅是在逻辑上、观念上、或者说是应然范畴内的解决，而是在考虑以现实的诸多限制因素下的解决，如同闻一多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也即，制度的逻辑应当与现实生活的逻辑保持同一，才能顺利“接轨”，否则，制度就会被生活的逻辑抛弃，无法付诸实施。其次，可能是社会生活的原因。社会生活是客观的，但它也可能造成制度无法实施。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生活并没有产生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制度要解决的是一个“假问题”，如同用箭去射水中的明月。这种现象听起来有趣，在现实中虽然不多，却仍然存在着。二是社会生活发展太快，使制定出来的制度迅速过期，如针对某项活动的制度，因为制度的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段，等到制度出台，活动已经过去，制度自然就束之高阁了。三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宏观性使制度显得拘谨、虚弱，制度总是面对问题，而任何问题都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制度的制定者往往只是处于社会的局部，在权力和视野上均受到局限，因此，一个具体的制度往往只能规定或调整问题的某个侧面或者说是重点。而其他方面如果不解决，往往使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制度不配套的问题。再次，可能是制度执行者的问题。制度的目的就是尽量排除人为因素。但是，制度还是需要人来执行，关键的执行者的风格往往决定了制度的命运，正如马歇尔及其后那位大法官的个人风格实际决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命运一样。制度的执行，需要执行者的激情、执著、个人魅力，需要执行机构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需要时时在执行中对其进行丰富和修正，才能始终保持制度的活力。 -------------------------------------------[1]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是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Ⅷ 是法官素质决定了案件上诉率吗
-----读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第十一章有感 近日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文中有许多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因才疏学浅终不能写下更多的理解。现就此书第十一章发表一点看法，这也是我跟室友争论了很久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我顽固不化吧，一直有种不吐不快之感，故勉强写点感受，不枉我读过一次。在第十一章《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素质——从民事一审判决上诉率透视》中，作者采取了最初步的统计分析方法，根据基本由基层法院法官审理判决的民事案件上诉率在10年内的变迁，分析了中国法官的专业水平。其结论是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满意作为司法公正的标准来看，中国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一直在逐步提高，这种状况表明中国法治的良好发展。对作者由一审判决上诉率下降推出中国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在逐步提高的观点，本人不以为然，具体原因如下：第一， 法官素质的提高只是上诉率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基层法院法官素质的提高，导致法院作出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使双方当事人有中“这个判决是公正的”的感觉。在苏教授的文章中也对这一部分作了大量论述，他有个假设为“当事人认为判决是否公正是决定案件上诉率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如果上诉率持续上升，那么就意味着对诉讼当事人来说初审判决公正性不断降低；如果上诉率持续下降，那么就意味着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初审判决公正性不断提高。”所以，提高判决的公正性就意味着降低上诉率，而提高判决公正性的因素在法官，取决于法官素质。第二， 上诉率下降的原因之二是当事人法律素质的提高。因为“任何司法，即使完全公正，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上诉，总有一些人会认为自己的理由更为充分，对判决表示不满，甚至双方对判决都表示不满。”这种“认死理”的当事人也影响了案件的上诉率。因此，减少当事人的这种思想，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诉率。由此可以看出，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高，也会影响到判决上诉率。而近年来的普法活动和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正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使那些因“认死理”上诉甚至上访的案件大量减少。第三， 法官素质太低导致当事人对法律失望，不想再采用上诉的方法来维权。由于司法腐败在社会上形成的负面影响和初审法官在一审中的具体表现，导致当事人对法律失去信心，丧失了基本的法律信仰。一审的失利结果使他们有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失落感，致使上诉率不正常的下降。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幅加快，许多人开始注重效益，他们不想因为上诉花费更大的精力、财力、时间和感情。所以，这些当事人虽然心理对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不满，但却不愿上诉，也会导致上诉率下降。综上所述，我认为一审判决上诉率的降低并不能说明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就一定在提高，这里面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值得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以及有许多案件被基层法官不择手段的调解掉了等等，咱以后再慢慢谈。
Ⅸ 作为法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哪些入门级的书籍值得推荐
如果想要学好法学，需要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从而形成扎实的理论功底。如果理论功底不够深厚，那么对法学专业的学习是很吃力的，在看许多专业书籍和期刊论文的时候会很不适应。作为法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可以阅读一些理论比较浅显的书籍，这一阶段主要是培养对法学专业的兴趣，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
Ⅹ 急求苏力的一篇叫《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的文章
一、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要一领净席, 等我窦娥站立; 又要丈二白练, 挂在旗枪上, 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 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 都飞在白练上者。⋯⋯如今是三伏天道, 若窦娥委实冤枉, 身死之后, 天降三尺瑞雪, 遮盖了窦娥 尸首。
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 从今以后, 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面对着行刑的刽子手, 满腔冤愤无处可申的窦娥发出这种令天地、百姓战栗的誓愿。苦命的窦娥, 三岁母亡, 七岁时父亲将她卖给蔡家作童养媳; 长大成亲两年后丈夫身亡, 窦娥本一心伺候婆婆, 谁料大祸天降, 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她婆媳同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婆, 不料毒死自己的父亲。张驴儿以“公休”要胁窦娥“私休” ———顺了他的淫欲, 窦娥不愿。到官府衙门, 张驴儿恶人先告状。为保护蔡婆婆不受刑讯, 窦娥委屈地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之父, 被判死刑。面对死亡, 坚贞的窦娥发下了这三桩誓愿。此后, 竟一一实现。两年后, 做了大官的窦娥之父窦天章, 巡视楚地, 窦娥冤魂告状, 冤案得以昭雪。
这个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 引发了历代观众、读者的诸多同情。现代以来, 许多《窦娥冤》研究都利用剧中一些细节(例如, 审理此案的太守桃杌收取了“诉讼费”) 强调窦娥或窦娥之类的冤屈是官吏贪污腐败、刑讯逼供和昏庸无能造成的。窦娥在剧中似乎也有类似的概括: 在全剧结束前, 窦娥的冤魂希望父亲“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 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 。通过这种概括, 窦娥的形象因此被阐释为一种反抗的形象。
然而, 这种概括未必是关汉卿的看法, 而更多是现代语境中学者有意无意的创造。我们必须足够精细, 将剧中(哪怕是作者偏爱的) 主要人物的观点同作者本人的观点区分开来。如果仔细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窦娥之冤与“无心正法”的“滥官污吏”其实关系不大。
首先, 从剧中情节来看, 窦娥之冤与官吏的“贪污”无关。不错, 审理此案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场诗是“我做官人胜别人, 告状来的要金银”, 并且称“但来告状的, 就是我衣食父母” , 后人很容易将此理解为贪污腐败; 但这是一种基于今天的语境对历史误解, 把韦伯定义的、更多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的、领取固定薪俸的官僚制视为一种无条件普适且应然的制度。据学者考察, 至少在元代初期, 军官甚至州、县官吏都是没有俸禄的, 官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收取诉讼费来维持生活甚至机构的运作。而且, 即使把这种自谋生路的做法界定为“贪污”, 戏剧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甚或细节暗示判定窦娥死罪是因为桃杌收受了张驴儿的钱财。而且, 最重要的是, 为女儿窦娥平凡昭雪的窦天章也仅仅是认定“州守桃杌, 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 ———一种事实认定上的错误, 从来没有认为桃杌是因为收受了钱财而徇私枉法。
其次, 窦娥之冤也很难归结为官吏昏庸无能的产物。确实, 同传说中其他廉洁、睿智的官吏———例如包拯、况钟———相比, 这位楚州太守桃杌确实能耐不大, 未能明察秋毫。但是, 由于制度的限制, 由于天才人物的罕见, 像包龙图这样有特殊才智的官吏是可遇不可求的。最重要的是, 关汉卿在剧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因此也是更有意义地———展现出, 即使像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窦天章, 一位廉洁、刚正的官员, 如果不是有窦娥的冤魂以及冤魂的执著,如果窦娥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仅就证据而言, 他对窦娥的案子也会做出与桃杌相类似的判决。
与上述两点相联系, 第三, 一些学者牵强附会地拔高窦娥的觉悟, 认定这一悲剧根源于封建统治。一段最经常引用的唱词是: “有日月朝暮悬, 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 只合把清浊分辨, 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 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许多学者鉴于在传统中国“天”有时或往往同皇权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认定窦娥在反抗封建统治, 特别是反抗皇权。抽象来看, 这种解释也有根据; 但是这种解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天”在传统社会中是专指, 是专有名词。而事实并非如此, 否则, 与关汉卿同时代的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就会是一首反诗了。
事实上,《窦娥冤》本身就表现了窦娥对自己的悲剧根源有冲突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解。除了前面的引文外, 临刑前, 窦娥对蔡婆婆说, “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 不明不暗, 负屈衔冤” ; 之后, 在向父亲申冤时, 窦娥公开声称“不告官司只告天, 心中怨气口难言” , 又说: “本一点孝顺的心怀, 倒做了惹祸的胚胎” , 似乎是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为免除婆婆受刑讯而委屈认罪) 的后果。
窦娥的三个誓愿也不是在反抗封建秩序, 而主要是希望借助超自然的、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向整个社会证明窦娥无罪。如果其中有强烈的谴责和抗议的因素, 那么也并非仅仅甚或主要针对皇帝、衙门或官吏, 而是针对着整个社会。因为, 受“亢旱三年”之苦的并不仅仅是官吏,而是楚州当地百姓。这是一种社会的“连带责任”或“集体责任”。从心理学上看, 只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冤屈和放逐的人才可能对社会有这种强烈抗拒和挑战, 才会这样愤世嫉俗。这种辨析其实并没有降低《窦娥冤》的意义。相反, 在我看来, 恰恰因为关汉卿(或者是这一故事原型的记录者或创作者) 没有像同时代的一般文人将类似的冤案仅仅归结为官吏的贪污无能,《窦娥冤》(以及故事原型) 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获得了一种真正悲剧的崇高感(我在这里使用的悲剧是古希腊意义上的, 即人努力也无法避免的命运) , 才使得它得以在大量元代公案剧中显得格外醒目。当然, 我并不是说关汉卿已经洞察了这一悲剧发生的社会根据。他甚至还多少有将悲剧归结为坏人(张驴儿) 作恶的道德主义倾向。但是关汉卿毕竟没有把窦娥之死归结为官吏的贪赃枉法, 没有把对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的批判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上, 因此,他的作品才为我们留下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切入, 深入思考一系列有关法理学和法律制度重要问题的空间, 也因此, 更为深刻, 更有力量, 更有生命力。
二、谁的话更可信?
窦娥之怨是一个典型的司法悲剧。这不仅因为窦娥是被司法制度处死的, 而且是在桃杌并无作恶动机的情况下处死的。从法理的角度来看, 《窦娥冤》提出的深刻问题是, 在一个相关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都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 案件审理者能通过并且应依据什么来获得一个基本正确的判断? 该剧表明,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 司法很难处理像窦娥这样的案件, 这种悲剧实际上不可避免。
在窦娥的案件中, 案件审理者楚州太守桃杌及其吏典并不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也不熟悉张、窦、蔡等人的背景。但出于职责他必须审断此案, 而核心问题是, 究竟是谁毒死了张驴儿的父亲? 张驴儿和窦娥相互指控, 但双方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在没有充分信息的条件下, 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 谁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获得相关的证据, 审理者只能依据程序动用刑讯获取口供———但并不是如今天的一些学者所言, 是“不管青红皂白地逼供”。
如果从桃杌或其他非该事件经历者的立场上看, 即从陌生人的立场上看, 张驴儿在公堂上提出的证据和理由都更有道理。最重要的一点是, 死者是张的父亲。一般说来, 儿子毒死亲生父亲的可能性尽管不是没有, 但这种可能性要比窦娥或蔡婆婆毒杀张父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正如张驴儿所言: “我家的老子, 到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 人也不信” , 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张驴儿准确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理, 知道所有的普通人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吏, 在这一点上, 首先会更倾向接受自己的指控。
其次, 张驴儿的“法庭辩论”在普通人看来也更言之成理。在公堂上, 张驴儿称蔡婆婆是自己的后母, 窦娥否认, 但仅仅是否认而已, 窦娥并没有提出任何有证据支持的辩驳。张驴儿的证据是“大人详情: 他自姓蔡, 我自姓张, 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 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这种逻辑推论很有道理, 更有窦娥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支持。
第三, 张驴儿声称, 窦娥也承认, 毒死张父的汤是窦娥做的。尽管这并不能证明窦娥下了毒, 但毕竟表明窦娥完全有机会下毒。尽管张驴儿也有机会下毒, 但机会小得多(时间上少得多) 。这一点也不利于窦娥。
最后, 尽管是出于利他主义, 窦娥为救助蔡婆婆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变成对她不利的证据。 窦娥首先受到严酷刑讯, 但窦娥挺住了, 坚称不是自己下的毒药。这时, 窦娥实际上已经渡过死刑的威胁———楚州太守已经称: “既然不是, 你与我打那婆子”。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 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 就要对张驴儿拷刑, 或只能“取保放之”。 但这时, 窦娥称“住住住, 休打我婆婆, 情愿我招了罢, 是我药死公公来” 。窦娥不仅承认自己下了毒, 而且承认张父是自己的公公, 这与她前面的矢口否认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突然的转变, 尽管很高尚, 在窦娥本人看来也合乎解救婆婆的逻辑; 但是在常人看来,则不很近人情。因为在这里, 这种利他主义的风险太大: 为了免除一个并无直接血缘关系的长者不受刑讯(刑讯尽管痛苦难熬, 但由于法律的限制, 一般不会有死亡的威胁) , 窦娥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却不大明智的行动, 超出了一般人, 包括今天的一般人可能理解和接受的情理范围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 楚州太守认定是窦娥投毒杀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但显然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 因为当时可以被认作证据的一系列信息都不利于窦娥, 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看来, 这些信息是非常不充分的, 值得辩驳的。
三、证据问题
因此, 有必要讨论一些关于证据和举证责任的理论问题。
铁证如山。在我们看来, 按照今天的标准, 此案中提出的不利于窦娥的证据并非“铁证如山”, 并非“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例如, 窦娥就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质疑, 即“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 。但严格说来, 这并不是一个反驳对方证据的证据, 而只是要求对方提出更强有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在古代社会中, 这可能会引起一个更有司法经验的审判官吏的注意, 促使他深入调查, 取得更多、更强有力的证据。但是, 在讨论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时, 在证据问题上, 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
首先, 当我们要求铁证如山时, 我们假定中国传统社会对这种重大刑事案件或涉及死刑案件, 采用的证据原则也是或应当是“铁证如山”或“没有合乎情理的怀疑”。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仅仅从法条上看, 甚至当代中国各诉讼法采用的证据基本原则的文字表述(与实践并不相等) 也都笼统是“以事实为根据”。
其次, 要求铁证如山的前提假定是,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搜集到如山的铁证。但是, 任何有实际经验的司法人员都知道, 这是一种愿望创造出来的神话。作为理想, 值得追求。但即使在今天, 即使不考虑财力资源的制约因素, 在任何国家, 至少在某些案件中, 无论调查人员如何努力, 都不可能获得“铁证”, 有时甚至完全无法取得基本的相关证据。
第三, 甚至不能简单地说存疑判决就是有罪推定。现代哲学认识论和司法经验显示, 绝对的、本体论上的客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 司法审判可能获得的只是一种交流意义上的确信无疑。 正因为这种确信仅仅是交流意义上的, 不同的人对同一些或同一个证据也常常没有统一的判断, 甚至会有相反的判断。此外, 即使获得这种交流意义上的确信无疑, 也未必能保证其正确。因此, 在司法实践上, 没有哪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判决要求排除一切怀疑。即使是最强调无罪推定的美国刑事司法, 要求的也仅仅是“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 ( beyond reasonabledoubt) , 而不是“不存在任何怀疑” (beyond all or any doubt ) 。事实上, 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会有某些问题因各种原因查不清, 或可以提出可疑之处, 但是只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裁判者就可以也应当作出判决。这些判决也可以说是存疑判决; 如果说这就是变相的有罪推定,那么, 这就意味着许多法学家津津乐道并视为无罪推定之典范的美国的刑事证据标准, 竟然也还是有罪推定!
还必须注意这里的怀疑主体, 因为这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经常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人们对证据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情况下, 法律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确认无疑, 而是把认定证据和有罪无罪的权力交付给特定的有权决定的人———在欧陆法律中, 这就是法官, 强调的是法官自由心证; 而在英美法中, 决断者则是法官和———在有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因此, 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都只是对法官或陪审团而言, 并不要求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 更不是要求刑事被告没有质疑。这就再一次印证波斯纳法官的洞见, 在司法中, 证据的认定虽然有认识论的因素, 但是最终的标准却是政治的, 其中有政治合法性的权力。 毋庸讳言, 这种权力的配置确实给法官或陪审团滥用权力留下了某种可能; 但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 这一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则就完全无法运作。
更重要的是(这肯定会引起许多当代法学家的不快) , 严格说来, 历史上只存在过作为举证责任转移制度意义上的有罪假定和无罪假定, 并且总是两者同时存在, 其功能仅仅是为了分配举证责任。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 只要运用适当, 同样可以有效保护刑事被告的权利。事实上, 作为制度而言, 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今天为法学家激烈抨击的那种想象的有罪推定, 即只要事先假定了被告有罪, 就一定会判定被告有罪; 或者是, 只要被告没提出或提不出强有力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就一律认定有罪; 更不存在单一的、制度化的有罪推定或无罪推定。
自贝卡利亚以来, 许多中外法律家都振振有辞, 认定近代之前的世界各国或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都采取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制度, 认为有罪推定必然导致对刑事被告权利的侵犯。这已经成为一种通说, 成了当代法学的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美国有些法学家甚至认为只有英美法是无罪推定, 认为当代欧洲例如法国的司法制度也采用了“有罪推定”。也有中国法学家指责英美国家的一些为了解决举证责任的做法为“有罪推定”, 违反了他们心目中神圣的永恒真理。 然而, 有这样一种司法制度吗?这只是一个稻草人, 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我们不应当迷失在语词构建的迷宫中, 而只要看看一个简单、常见的事实就可以推翻这种意识形态的神话。这个事实就是, 无论古今中外,各国、各个时期的正式的司法制度都设立了某种形式的上诉制度; 而上诉制度的设立, 如果还有任何其他意义, 那就是要对下级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予以某种方式或某种程度的审查; 其前提就是承认下层法院的判断可能有错, 初审中被认定有罪的人有可能无辜或罪不那么重。在这种上诉或申诉制度下, 即使上诉人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 也往往(尽管并不总是) 会引起上一级案件审理者对案件的重新调查、审查或审理, 并因此纠正了一些冤错案件。如果当今的通说真的成立———近代以前的司法都是有罪推定, 都是不供认就刑讯, 都是不能证明其无罪就认定其有罪, 那么上诉就只可能是有条件的, 即只有在提出了新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时, 才允许初审被定有罪的人上诉; 或者, 即使形式上允许“上诉”, 最终结果也只会是千篇一律地肯定或确认初审或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 而不会有仅仅因上诉或申诉就启动的案件重新调查、审查和审理。而这种没有结果的“上诉”实践将很快消灭任何上诉, 因为人们会很快知道这一上诉制度的实际后果, 不会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为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命运改变的行动花费额外的代价。
有一种做法常常被视为“有罪推定”的实践。例如, 当代中国的“文革”时期根据家庭成分或历史经历判定某人有罪, 并施加惩罚。但是, 严格说来, 这也不是有罪推定, 而是在当时“裁判者”看来,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或以往“罪恶历史”就是此人“有罪”的充分证据了。但是, 这里所涉及的还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与社会共识相关的证据标准, 而与有罪推定的原则无关。
这种状况在历史上, 特别是社会动荡时期曾多次出现。例如, 在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 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就仅仅因为某人是贵族出身或曾同贵族有过性爱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尽管法国的《人权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写入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这种做法的极端形式今天已经被摈弃了, 至少是在法条上; 但与此相类似的做法, 在今天许多哪怕是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也都在一定程度内存在或允许。例如, 允许直接或间接地用被告“前科”或先前的某些行为作为证据, 通过影响陪审团或法官, 支持对被告受指控之罪的认定。 严格说来, 这就是允许用一个人先前行为所展现的态势来影响对于受指控行为的认定。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由于这种做法有很大的风险, 出于审慎和权衡利弊的考虑, 我原则上不赞成; 但从智识的角度看, 你很难说, 这种做法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人们的行为确实有一种稳定的基本态势; “一岁看小, 三岁知老”的说法未必都是唯心主义。
因此, 如果从智识上看, 今天许多法学家批评的所谓的“有罪推定”其实更多涉及对证据的判断。其中包括对具体证据的认定, 即这个证据本身是否可以作为证据; 以及对诸多证据的综合判断, 即这些证据是否构成“充分且没有合理怀疑”的证据, 足以认定犯罪。经常发生的争议是, 比方说, 有多位可靠证人看到被告在案件发生前后曾在现场出现, 并且在现场发现了被告之指纹。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就足以证明其是罪犯了; 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这还不充分。他们的判断可能同样是真诚的、无私利的。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是非常正常的, 与有罪推定无关,而与个人的判断力, 与个人的气质和性格(多疑或轻信) , 与经历、训练, 以及与塑造判断力的社会的科学知识或有根据的常识信仰有关。但是, 如果其中持任何一种意见的人(或者双方)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 认为自己的判断不可质疑, 就很容易走上“诛心”之路, 真诚地指责对方搞“有罪推定”或“纵容罪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具体判断上的分歧上升为原则的分歧, 试图用当下社会中更具政治合法性的语词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试图从意识形态上(也称原则问题上) 战胜对方。这就变成了一种求政治正确的手段。
最重要的是, 这种原则或言辞上的正确并不一定导致司法判决上的正确。由于各人的判断总是会有差异, 因此, 一个法官个人可能在原则上真诚接受“无罪推定”, 却仍然可能在实践上被同行认为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比方说, 一位真诚信奉“无罪推定”的热血青年, 对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判断非常自信, 痛恨犯罪, 因此, 在证据的实际认定上, 他就会有更多———在一些更具怀疑主义精神的人看来———“有罪推定”的倾向。相反的情况则可能出现在一个不那么坚信“无罪推定”但多疑慎重的人身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从社会角度看来原则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是因为判断是一种实践理性, 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才可以看出你是否真的有这种“知识”或能力。这就如同游泳一样。了解一个术语或把一个原则从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 并不能保证在实践中做得好。这也就是霍姆斯法官指出的, 在司法中, 一般原则并不决定(dictate) 具体的判断; 这也是“纸上谈兵”的故事最重要的教训。
四、证据问题的背后
桃杌轻信口供和不慎重也不完全是, 甚至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气质、智力和品格问题。在他的决定背后有更大的制约。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司法问题主要与法律有关, 但在具体的一个个司法决定中最重要的仍然是“事实”。如果对事实有足够的了解, 包括对判决的可能后果有足够的了解, 那么在许多普通的案件中, 哪怕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现实中的司法判决都是由凡人作出的, 他们尽管智力有差别, 却都是理性有限的, 对事实的发现和了解都是有限的。也正因此, 才运用了各类法律(包括程序性) 规则来减少判决对事实的需求, 而减少判决对事实的需求也就是减少判决的信息费用, 减少为发现、搜集事实而必须耗费的有限资源。但即使如此, 规则在判决中的作用也会有个限度, 判决的最终基础仍然是一些由证据和相关信息构建起来的有关案件的事实。没有这些“事实”, 司法机器的实践话语就会卡壳。
但是, 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没有与刑事司法相关的科学技术因此无法运用这些技术支撑司法运作的近代以前, 要发现司法所必需的基本事实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极为困难。除了目击者或行为人的证言和偶尔可能发现的明显物证外, 传统社会没有其他获得可靠、可信证据的基本手段。没有指纹鉴定技术, 没有足迹鉴定技术, 没有笔迹鉴定技术, 也没有其他获取或记录物证的技术, 没有化学检验(例如对毒品) , 没有物理检验, 没有或者很少死亡解剖, 也基本没有这种专业人士。 在这种条件下, 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也无法获取今天看来数量足够并可靠的犯罪或未犯罪的证据。
然而, 一个社会不能因为有这些困难就不惩罚犯罪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否保证该社会人们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如果它不能, 而社会中其他个人、机构、组织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类似的“产品”, 或以同样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 那么这些个人、机构、组织就可能部分取代(例如家族、黑社会) 甚至全部取代(改朝换代) 国家, 这就意味着统治者权力的弱化和丧失。因此, 无论什么政权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它必须在现有的技术和其他资源条件下尽可能准确地发现罪犯, 惩罚罪犯。传统社会面对这个难题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方面是确定一个较低的证据标准, 包括什么算作证据的标准, 什么是充分证据的标准。因此, 可以再次看出, 司法上适用的证据标准从来都不是一个认识论标准, 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常规标准。另一方面, 就是运用一切该社会许可并可能的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信息, 其中也包括某些举证责任的调整。在这种社会条件下, 当没有利益无涉的、可信的证人证言或其他明显(这也是由社会常规界定的) 证据时, 要判断一个被告有无犯罪,或是要从一些嫌疑人中判断谁是真正的罪犯, 裁判者可能依靠的就只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