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警察防疫

A. 毒品犯罪预防的主要策略

毒品犯罪特征及侦查策略
上世纪80年代毒品犯罪在我国死灰复燃后，各地禁毒专业队伍作为新的警种随毒情形势需要应运而生。随着缉毒斗争的逐步深入，毒品案件侦查的策略研究和理论化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禁毒司法实践中，笔者感到，研究毒品案件的侦查策略和方法，必须首先以毒品犯罪的特殊规律为切入点。

一、毒品犯罪的特征

贩毒犯罪活动是目前毒品犯罪的主要行为方式，属刑事犯罪的范畴，但与一般刑事犯罪相比，又具有其独特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被害人的不特定性。毒品对人体乃至社会都有极大危害，这也是我国刑法将毒品犯罪列入严重刑事犯罪的原因。但对毒品交易而言，危害的对象却不是直接的、特定的人，而是潜在的。毒品买卖行为双方在明知犯罪的前提下，秘密地自愿交易，没有一般刑事犯罪意义上的被害人。因此，毒品案件一般没有目击证人和报案人。即使有些案件是经群众举报侦破的，但群众也只能提供某些可疑情况，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这与普通刑事案件有质的区别。

危害的滞后性。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即时的，而毒品犯罪首先是跨地区将毒品大宗贩运至某地区，经批发、分销，最后零包卖到吸毒人手中。从这个意义讲，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现在时”，而毒品犯罪的危害是“将来时”。种毒犯罪、制毒犯罪危害的滞后性就更为明显。

现场的模糊性。一般刑事案件的现场是明确的，现场会不同程度地留下某些可证实犯罪行为的证据，如血迹、指纹、脚印、毛发及其它痕迹等。贩毒犯罪的行为形式一般为“贩运”、“携带”、“交易”，是随毒品的流动和分散来实现的，没有特定有意义的现场，一般也不会留下痕迹，这就决定了毒品案件的“取证难”。

行为方式的隐蔽性。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其行为也可能是隐蔽的，如预谋杀人、盗窃、抢劫等，但其行为方式的违法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而毒品犯罪不同，它是通过毒品买卖赚取巨额差价实现的。随着打击力度加大、刑罚加重，贩毒人员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科技手段，又采取了钱货分付、人货分离、临时改变交易地点、汇款付账、地下钱庄洗钱等多种逃避打击的方法，其行为方式的隐蔽性更为突出。

二、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策略

毒品犯罪的特征决定了毒品案件侦查具有与一般刑事案件侦查相区别的特殊性。

侦查的主动性。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是在犯罪行为或危害结果发生后，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经立案后，随即开展侦查活动。侦查活动相对于犯罪活动而言是“过去时”，是被动的。而毒品案件一般没有特定的投案人、被害人，大多是从获取有关情报、线索开始侦查活动的，即侦查的起点是情报。侦查的目的是追踪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并设法抓捕嫌疑人制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相对于犯罪活动而言，这种侦查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毒品案件的发现和侦查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动进行的。

侦查效益的双重性。侦查效益是指通过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所达到的社会效益。一般犯罪侦查都具有打击和预防双重效益，但并不是每一种犯罪都会不断地继续和重复，所以其预防作用具有突然性。而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和周期性特点，毒品的种植、生产、制造、运输、贩卖具有连续性，只要毒品或犯罪人没有打掉，必将导致犯罪不断进行和延续，直至引发吸毒并催生其它违法犯罪。因此，及时侦破毒品案件，抓获嫌疑人，及时收缴毒品，具有直接预防后续犯罪作用。其打击和预防的双重作用较其他案件侦查更为突出。

破获案件的时机性。毒品案件侦查中破案的适时性(时机性)是指正确把握破案时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战果，争取一网打尽。由于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周期性、连续性特点，犯罪环节多，一案能否将嫌疑人和大宗毒品全部收入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尽量在毒品分销前收网，否则一旦毒品分销进入零包贩卖状态，就很难控制，会从多途径很快落到吸毒者手中，形成现实危害。

缉毒侦查的协作性。毒品案件的流程性、周期性以及跨国、跨区域的犯罪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侦查必须充分依靠协作。缉毒协作的范围十分广泛，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地区间协作，包括跨国的国际侦查协作和国内跨地区协作。二是职能部门间协作，包括公安、海关、边防以及铁路、交通、林业、民航、药监、卫生、邮政等部门的协作。三是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的协作。侦查协作是情报交流、融合与传递的有力支撑，是缉毒侦查的最有效手段。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毒品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可取证的现场，无法用因果关系排查和进行“同一认定”，实践中最有效的侦破方法就是“控制下交付”。“控制下交付”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诱惑侦查”或“警察圈套”。一般是指侦查机关在初步掌握一定的犯罪线索后，为获取充分的犯罪证据，派侦查员与犯罪嫌疑人联系，在用谋略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交易时，对其实施抓捕，达到人赃并获的目的。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允许采用这种侦查手段，但仅限于侦破走私、贩毒、贩卖军火等“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且都对其合法性加以严格限制。因此，笔者认为，侦破毒品案件中，合法的“控制下交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贩毒犯罪意图必须是自发的，即携有毒品，准备脱手并正在积极寻找买主，而非被诱发产生的，否则就是引诱犯罪。换言之，“假买”的前提必须是对方主动要卖。第二，“控制下交付”的执行者必须是公安机关禁毒部门。第三，“控制下交付”只能“假买”，不能拿毒品进行“假卖”，否则无异于贩毒。掌握上述原则，是保证运用“控制下交付”方法有效获取毒品犯罪证据的前提。（陈鑫 谢安业）

问题与对策

B. 被害预防与犯罪预防的关系

在犯罪原因的理论研究当中，犯罪是由于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不能只研究犯罪关系当中的一个方面。因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是一种互动模式，二者各自以其被害原因或加害原因为作用力，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对推动犯罪的互动进程共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在这种互动模式当中，犯罪和被害都是动的概念，犯罪过程就是二者从开始都结束的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而非一种静止的状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又体现了另些方面，犯罪人和被害人又都是积极的主体，并非只是犯罪人单方的积极行为。也就是说在犯罪过程中，即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二者都处于动的状态当中。犯罪的过程就是二者二元互动的过程，不仅表现为互动发生之前各自原有的被害和加害原因，还包括互动过程中各自新增加的被害和加害原因。
所以犯罪在处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互动模式之下，来研究犯罪的预防上，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思想。从过去那种当从犯罪人的研究的思想转到了从被害人和犯罪人两方面来研究犯罪预防。而且在研究当中你会发现，被害人本身的特征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从被害人方面着手犯罪预防，有一种从本源上预防犯罪的效果，当然这里要排除一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在犯罪预防中，如果针对犯罪人来直接防控难度大，所以才被害人着手进行犯罪预防有着重大的意义。二、被害人和犯罪之间的关系
被害人对犯罪有很大的影响力。“被害性是被害人本身的一种特性, 是诱发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的一种带有主动诱使和强烈刺激的因素, 或者是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时可以利用和必须利用的有利条件。”[2]所以，在我们认识犯罪事实和判断犯罪事实的时候，如果还是将所有的犯罪原因都归加在犯罪人的身上，那势必会引起司法的不公正及对犯罪人的不公平。
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都是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加害与被害的整个过程中, 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也总是处于运动而不是静止状态。犯罪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受行为人个人思想意识支配的主观意志的表现。当犯罪人犯罪意图和采取某一犯罪行为的决定形成之后,便进入怎样行动阶段。但能否即刻采取行动, 并不完全以犯罪人的意志为转移, 还要受其行为对象，即被害人及其所有物的状态,以及实施行为时的时空条件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自身的因素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制约或推动就起着很大的作用。被害人自身的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三类[3]：
（一）“状态性的被害因素”：是指被害人的个人素质、自然特征、日常活动，如被害人的年龄、性别、相貌、财产、身份、独处、身单力薄等。状态性的被害因素对犯罪的引诱性是单向的，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状态，无法预料犯罪后果。虽然由于被害人的因素诱发、推动或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但从整个犯罪原因上，属于犯罪条件，而非犯罪原因。
（二）“行为性的被害因素”：这是因为被害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如轻浮、妄动、暴虐、过分逞能、道德败坏等。由于被害人先前存在具有一定伦理、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的不道德的言行或不法的挑衅行为，犯罪人本是正常的社会心理从而逐渐演变为犯罪心理，诱使其用犯罪行为进行反击。被害人的言行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起着不断推动和强化犯罪人犯罪动机并实施犯罪行为的作用。
（三）“心理性的被害因素”：比如被害人的胆小怕事为犯罪人创造了机会，又如被害人贪图小便宜导致上当受骗，及其好奇、赌气、疏忽大意为犯罪人所猎取，从而被害。
（四）“冲突性的被害因素”：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有着长时间的互动关系，一方侵害，另一方被害，角色常常互动。“在真正的冲突模式中，罪犯与被害人之间常常互换角色，被害人有时扮演了犯罪的角色，反之亦然。这在一些激情状态下发生的斗殴和家庭暴力案件中，广泛存在。在后三种因素中，被害人不仅仅是犯罪的客体，也与犯罪人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从被害人的致罪性了解被害人的相关特点尤为重要。根据被害人的责任有无可将被害人分为无责任被害人与有责任被害人，我们主要分析有责任被害人。根据被害人致罪性的程度大小又将有责任被害人分为有过错的被害人、有责的被害人和有罪的被害人三种[4]。
1.有过错的被害人。被害人有过错是指，在整个犯罪与被害的过程中，被害人的过错有可能引发或引起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过错对犯罪的产生和进程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具有因果制约性。也可以说，没有被害人的挑唆和诱发，犯罪行为就不会发生或不可能即刻发生。有过错的被害人自身都具有被害性，而正是该被害性诱发了加害行为，“造就”了加害人，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加害人的犯罪决定过程，起着积极作用。尽管被害人的过错对案件的发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其过错属于道德范畴，与犯罪人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被害人有过错而减轻犯罪人的责任。
2.有责的被害人。被害人有责的行为主要是指与犯罪发生有直接关系的过失行为和有罪过行为。即没有被害人的先行行为犯罪就不可能发生。通常犯罪人与被害人是利害冲突而相互伤害，只是被害人在最后的客观后果上成了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被害人有一定责任，因此在确定犯罪人罪责时，因充分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双方应按各自在犯罪过程中实施的行为来承担责任。
3.有罪的被害人。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起到引起、促成、决定犯罪的作用，反而被犯罪危害的人。这时的加害人和被害人角色进行了互换，位置发生了转化，最初的被害人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者”，而原先的不法行为实施者倒成了整个犯罪行为的被害人。最典型的就是正当防卫的“被害人”，就是犯罪者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受到被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正当防卫而被害。此类被害人虽然受害，但其罪行要比加害人大，其最初目的也是为了侵犯他人的权益。故犯罪的只要责任仍需由其承担。三、犯罪预防理论
英国的犯罪数量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增长之后，终于出现了下降或稳定的态势。英国在强调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作用。目前犯罪的增多，具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有犯罪动机扩张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弱化方面的因素；加强警察在犯罪预防中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在公安机关建立犯罪预防规划、指导部门。警察在犯罪预防工作中的潜力尚未得以充分的发挥，在指导和协调社会各界进行犯罪预防方面，警察大有可为；在犯罪预防问题上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促进犯罪预防决策的科学化。
美国是一自由化的国家，追求行为的自由性。他们认为犯罪是无法从根本上去控制的，犯罪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之，只能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来预防。因此美国犯罪预防主要冲情景预防上来防止犯罪的发生。其预防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犯罪。首先，增加犯罪困难。增加犯罪困难主要是增强行为难度与行为风险。目标加固也称强化目标，即通过对可能的犯罪目标配置特定设施或对目标本身进行物质性强化来增加侵害目标时的难度，使犯罪人因不敢或不能而放弃犯罪。如：防盗安全装置，主要指含有技术成分的报警装置；坚硬屏障，即从物质材料上对目标进行外部坚固。其次减少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回报措施的理论基础是前面述及的“理性抉择理论”，当犯罪回报小于甚至等于犯罪困难与所担风险时，犯罪分子就有可能选择放弃犯罪。其一，转移目标；其二，降低目标被侵占后价值。最后减少犯罪机会。没有机会，行为设计的再为无缝也无处可施，因此减少犯罪机会是犯罪预防中的重中之重。目前，该项措施主要着眼于增加监控的频度与广度、减少监控死角上，世界通行做法是进行全方位、多种类的监控，主要有：正式监控、职员监控、监控、居民巡逻和邻里守望。
新加坡是一个以儒家思想武装的国家，整个国家都是一个以道德思想迷茫的土地。新加坡推崇，廉政思想和高薪制度，再加上严密的立法，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的一个奇迹。其犯罪低是从思想上教化犯罪人和受害人，这种文化式的犯罪预防是和一个民族的本身文化特征和国人的文化素养相关的。新加坡正式以这中文化统治保持这很多国家所无法媲美的安全过度。
各个国家的犯罪预防政策各异，各自有各自的特色，这是和各国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色相关的。英国的司法控制式和其本国的历来就崇尚国家力量分不开的，他是依靠不断的警务改革来是现代的，通过强化警察力量的职能和作用来达到犯罪控制和预防的。美国的自由化思想和人权思想很浓厚的国家，为了最大化的保障人权，推崇自由，不是注重依靠对人的管理来进行犯罪预防，而是通过对犯罪机会的减少和增大犯罪成本，来预防犯罪的发生。新加坡的犯罪预防政策和其本国崇尚道德，提倡廉政有关。其总统李光耀以身作则，呼吁全国，以道德养身再加上去严密立法在控制犯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预防。各国的犯罪预防政策各异，手段多，成为各国借鉴的典范。四、被害人预防措施
通过对犯罪预防的一些理论的分析，我们既可以加强警察管理，通过警察的管理来使被害人意识的提高犯罪预防手段的提高来预防被害，也可以使被害人通过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来预防自身被害，还可以通过一种文化凝聚力，使潜在的被害人形成一个团体共同和犯罪做斗争。
从被害人角度来犯罪预防从多角度来避免犯罪的发生，某种程度上是和减少犯罪机会相关。在被害人减少和犯罪人的互动时，使犯罪人和被害人分离，或至少削弱和犯罪人的动态状态，从而达到犯罪的减少。但是被害人预防不是一中单一的犯罪预防方式，也是属于综合的犯罪预防方法。被害人犯罪预防不仅通过加强对被害人自身一些因素的强化，或者对其自身的一些薄弱的地方进行弥补，还对可能使其可能受害的一些环境进行强化或者对可能受害的环境进行避免。这种被害人犯罪预防的方式，即注重对被害人自身素质和意识的加强，还包括对情形的预防。
根据以上被害人犯罪预防理论，可以做出以下具体的被害人预防措施：
（一）个体被害预防意识强化。被害预防意识其实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形成警惕意识、防范意识、观察意识、应变意识，目的是社会成员围绕自身安全，在遭遇特殊事件、处于危险场合、应对敏感人物时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迅速应变力和高度的戒备心理。社会成员个体被害预防意识的形成需要观念更新。既有社会治安体系中的社会成员参与都贯穿着集体防卫理念，并没有刻意突出个体被害的保护，只有在强调集体防卫的同时倡导个体防卫和自我救助才能从根本上塑造个体被害预防意识。
（二）个体预防知识宣传。个体的保全首先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预防意识，而预防意识的形成得宜于防范观念的更新和预防知识的掌握。预防知识包括对常发治安案件类型的知晓，治安混乱区域的了解，时下多发治安案件类别，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措施等等。预防知识具备两重功效：一促进社会成员强化自我被害预防意识，二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治安范例，提高他们应变技能。当然光凭借讲授预防知识还无法应对严重的治安事件，预防知识的学习必须结合防护技能的训练，必要的防护技能将大大减少社会成员的受害机会。防护技能不限于体能的训练，还包括防卫手段、防卫策略，和基本的防备技巧。
（三）治安相关信息的透明化。治安信息是否透明化是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犯罪的人认识和是否具有强的预防意识。在当今世界，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是政府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府的公共活动要求民众的积极的实质性参与，并加强民众了解获知政府的相关信息，而加强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和量，使公众摆脱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公安机关的消息根据类别分为协助性消息、警示性消息和指导性消息。其中警示性消息是公安机关以社会成员安全为目的，将近期发生的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危害事件、案件予以发布，以警醒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意识的各种消息。如最近路面飞车抢夺案件频发，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发布警示性警方消息将该类案件的多发地段和时间段、作案手段、应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等告知公众，使公众有所警惕并加强防范。
（四）行为性的被害预防。这是因为有些被害结果是由被害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如轻浮、妄动、暴虐、过分逞能、道德败坏等。由于被害人先前存在具有一定伦理、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的不道德的言行或不法的挑衅行为，犯罪人本是正常的社会心理从而逐渐演变为犯罪心理，诱使其用犯罪行为进行反击。被害人的言行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起着不断推动和强化犯罪人犯罪动机并实施犯罪行为的作用。所以要预防被害，首先要从被害人自身做起，平时一些行为要谨慎，控制自身的一些不良行为。
（五）心理性的被害预防。这里所指的心理预防是被害的心理预防，是对犯罪有一种积极的推进作用，这种心理经常被犯罪人所利用。比如被害人的胆小怕事为犯罪人创造了机会，又如被害人贪图小便宜导致上当受骗，及其好奇、赌气、疏忽大意为犯罪人所猎取，从而被害。因此，加强被害人的自身素质和贪利心理的校正培养也是某些犯罪预防的重要内容。
（六）冲突性的被害预防。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有着长时间的互动关系，一方侵害，另一方被害，角色常常互动。“在真正的冲突模式中，罪犯与被害人之间常常互换角色，被害人有时扮演了犯罪的角色，反之亦然。这在一些激情状态下发生的斗殴和家庭暴力案件中，广泛存在。在后三种因素中，被害人不仅仅是犯罪的客体，也与犯罪人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七）改变生活和活动环境的预防。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很大，犯罪的类型和发案率大小总是与具体的时空条件相联系，特定时空条件对于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诱发或刺激作用。犯罪是由犯罪动机、合适目标和缺乏犯罪抑止物互相作用的结果，而且社会的变化可以使一些犯罪机会发生重大改变。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本身具有预防作用的对居民和潜在犯罪都有影响的建筑模式，进行减少死角、加强监控并降低逃脱机会的防卫空间设计。包括强化被害人生存生活环境，和避免可能的犯罪环境的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是环境预防达到优化。
（八）被害人亚文化建设。被害人自身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此不防把其当作一个亚文化群来研究，在这一亚文化群中，成员都存在被害可能。因此整个具有相同被害地位的群体之间就可能形成相当的凝聚力，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同预防犯罪。中国古代的什伍制度和西方的邻里守望制度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关于被害人亚文化群的建设不能局限与被害人之间的看得见制度的建设，被害人间的意识形态建设也至关重要。
总之，被害人犯罪预防不是一个单一的犯罪预防，是一种综合的犯罪预防措施。虽然其基点是从被害人的角度，但是预防方式却是多样化的。

C. 芝加哥犯罪预防计划的倡导者是谁

是克利福德·肖和亨利·麦凯 。
芝加哥警察局的项目开始于 2009 年。当时，国版家司法研究所提供了上权百万的资金，资助警察部门发展预测犯罪系统。芝加哥警察局成为大赢家，获得了 200 万以上的资金。摩托罗拉员工 Miles Wernick 参与了项目开发。他和团队开发了犯罪地图，用以判断城市那些区域有犯罪上升的趋势。他将此比作是天气预报或者计算机辅助下的疾病诊断。这可以帮助警方了解潜在的危险区域。
随后，Miles Wernick 的技术还用来生成一份名单，标出了芝加哥最危险的 400 个人。在这份名单中，不仅包括已经有犯罪前科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未曾犯罪的人。这些人所在的社交网络是有潜在犯罪风险的。参与预测犯罪项目的警官 Steven Caluris 说，“如果你出现在名单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对该项目熟悉的人对 Verge 网站说，在“热门名单”的 400 人中，大概有 60 人被警方拜访过。

D. 国际刑警组织于哪一年成立了预防犯罪行动基金工作组

国际刑警组织于1983年成立了预防犯罪行动基金工作组。

国际刑警组织内与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应容开启国际司法合作新篇章，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新威胁。作为全球执法司法合作的两个重要国际组织，应加强领导层面的战略合作，共商全球安全执法重要事项，讨论制定应对重大跨国犯罪工作方案，定期会晤，共同发声。

同时，国际刑警组织拥有覆盖全球的加密通讯网络，丰富的警用数据库资源，以红色通报为代表的各类通报制度，“国际刑警组织愿将上述资源更好地转化为服务全球执法司法合作的安全产品和安全方案。”

(4)司法警察防疫扩展阅读：

国际刑警组织介绍如下：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表示，新登录的非法武器记录将有助于确认非法武器交易者身份及交易路径。斯托克认为，此类行动显示了各国齐心协力、共同打击非法武器的力量。

丰富了国际刑警组织设立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非法武器记录和追踪管理系统数据库。行动前，数据库仅有13项该地区警方提供的非法武器记录，行动结束后这一数字增至5．8万多项。

E. 如何加快检察预防工作专业化建设

在日益要求提高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的今天，如何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是摆在各级人民检察院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此，笔者试就从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和途径谈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新形势下，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近几年来，人民检察院在抓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同时，通过深入扎实地开展集中整顿、争先创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形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教育活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队伍整体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检察队伍的现状离党和人民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1、加强检察机关队伍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而且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党的十七大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赋予的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已经不只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和条件，更是一个涉及国家全局，关系民族未来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方面，在强化法律监督、促进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最大的希望就是司法公正，对司法机关最高的要求也是司法公正，要想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官队伍，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检察队伍。

2、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现代法治国家应当具备的共同条件

现代法治国家都要求法律职业具有特殊而鲜明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特征。“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司法的权力如果经过无知和盲从的非职业者之手，那么再神圣纯洁的法律也会变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法律人才的专业化素质对实现法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布伦南爵所说的：“法治只有在体现其真正的意义时才能发挥作用，这需要精通法律的人来做到这一点。”由此，不难看出，检察队伍作为从事检察工作的这一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工作的群体，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复杂、利益结构更加多元、产生纠纷的概率日益增加，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技术，使得来自社会的影响、压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信息网络时代的突飞猛进，又使得这种复杂性有增无减，检察官依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排除外界和自身的影响，做到司法公正，能否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答案只有一个，必须走专业化建设的道路。

3、加强检察官专业化建设是检察工作的内在要求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承担着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打击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处以及申诉、国家赔偿和民事撤诉等重要职责，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任；这就需要检察官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具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必须接受统一的专业化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二、实现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途径

如何加强检察机关队伍专业化建设？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检察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检察官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绝非虚无飘渺之物，而是实实在在反映在我们的检察工作中的。只有具备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才能胜任这份工作，这里所说的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的人，就是要求检察官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方向，将四项基本原则扎实地贯彻落实到人民检察的各项工作中去；坚定政治信仰、信念，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政治意识、观点成熟、善于从国家大局和检察院中心工作去认识、分析和解决检察中存在问题，并时刻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政治水平觉悟较高、政治敏锐性和感悟力较强，工作中善于处理法律政策的关系，严格执法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作为人民的检察官，必须认清自己的政治使命，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现在，有的检察干警不太重视政治思想素质的培养，或认为只要业务素质够用，能办案子就行，政治素质是软任务，可抓可不抓，或认为抓政治素质过时，跟不上形势；片面理解为要求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自相矛盾，妨碍司法的公正性，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极为有害的。究其实对检察官来说，只有在坚定的政治立场指导下，才能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才能通过公正的行使检察权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要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着力解决检察人员中存在的司法腐败，违纪违法等问题，通过理论学习，将全体检察人员的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增强理想信念，强化服务意识，更好地献身检察事业，能够为了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尽职尽责，公正执法，正确行使检察权，才能够紧守岗位，奋力拼搏，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2、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检察官职业道德是指检察官在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主要包括加强四个方面：首先，要忠诚。对检察官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检察工作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它是一门需长期研习和实践的职业，其本身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只有对党忠诚，对人忠诚的人才能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正确行使检察权，自觉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二要公正。“公正”是执法者事事处处以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最高原则，是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的体现，体现在具体的检察实践中，就是自觉地把“加强法律监督”贯彻落实到各项检察工作中去，把“依法办案”作为检察工作的一项重指标，把“从严治检”作为检察机关严格自律的手段，把“服务大局”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目的。三要清廉。则要求检察官一身清白，两袖清风，自觉过好“权力、金钱、美色”关，正确处理好法律与权力、以钱卖法，做到不贪于财，不徇于情，不苟于利。四要严明。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高效执法。

3、加强专业培训。当前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与公正执法的高标准、严要求还不相适应，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大培训力度，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了320多种部法律以及有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平均每年就有10多部。国务院颁布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平均每年就有30多部，同时，有不少法律法规或被废止或被修改了。我国加入WTO以后，对立法和执法工作都会产生影响，提出新的要求，检察工作涉及面广，涉及许多知识领域、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不通过学习增长知识，没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能力和水平，是很难做到公正执法的。比如，检察机关查办反渎职侵权案件，许多新罪名案件还没涉及，这虽然有立法完善和司法解释没有及时跟上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干警对有关领域的知识了解很少，工作缺乏主动性所致。因此，各级检察部门要加大培训力度。一方面鼓励干警在执法实践中提高能力和水平，进行灵活多样、贴近实践的岗位练兵活动，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边实践边总结提高。另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干警自学，通过参加大专、本科自考司法教育以及在岗研究生学习，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和检察机关的学历档次。再次要全面推行主办检察官、主诉检察官制度，从而突出检察官办案地位，提高检察工作效率。

4、要严把进人关。录用高素质的、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入检察机关是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的基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地把好进人关，有的放矢地加以培养，才能造就出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检察队伍。

严格建立检察官准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检察体制本身存在的原因，检察机关的人事、编制、工作经费都隶属于地方管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说穿了只是业务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状况造成地方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享有绝对的决定权，在进人、录用、班子配备等人事审批和把关方面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虽然上级检察机关在进人审批也有严格规定，但仍然是地方享有绝对权，上报、审批只是履行程序而已。通过领导班子调整的调人、军转干的进入、政法部门的内部交流等形式进入检察队伍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状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检察官走专业化道路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严把检察人员入口关，严格进入程序。要成为检察官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在年龄、学历、专业等方面符合检察官法的要求，检察官的录用必须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选用，否则为了新录用的人员参加司法考试，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也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由于司法考试的门槛过高，通过率极低，大量的新进人员只能“望司兴叹”，年年考，年年筋疲力尽，其结果，就是“断层”、“青苗不接”，基层院特别是地处偏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层院更是叫苦不迭。同时应制定有关检察人员录用的身体条件，如应当规定身高、视力等，便于完成检察工作任务。

5、科学管理。检察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检察机关还应结合不同岗位工作量实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等规定，建立符合检察官职业特点的管理模式，结合不同岗位工作量实际，分别核定，检察官、书记员、法警、检察技术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的职数，在确定职数的基础上，结合岗位实际，分别制定录用条件，引进懂经济、懂科技的各类专业人才，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6、合理使用。一是要合理定位。要按照各个部门、各项工作的专业要求，结合干警的专长、潜力来安排岗位，达到用其所长；二是要深化竞争，要通过实施竞争上岗等激励机制为干警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利于专业化队伍的健康发展。三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要不断研究探索完善检察官的考核晋升制度，把检察工作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干警工作实绩档案，坚持能绩与干部使用相结合，把干部的工作实绩作为选拔和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

7、建立完善的检察官职业保障机制。一是要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包括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保障检察官依法享有的特殊职权。二是要严格按照《检察官法》保障检察官的职业地位。检察官一经任用，除正常的工作变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职或处分。三是要建立与检察官相适应的待遇制度。当前，基层检察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其他行政机关相距不大，甚至偏低，这与检察干警面临的任务重、压力大、要求高的工作性质不相适应，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检察职业特点的工资福利体系。

8、完善检察官监督机制。一是要加强对检察官内部的监督。重点监督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违纪违法案件，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枉法，接受当事人请吃和钱物，特别是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案件，以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重点解决好执法办案中的乱抓、乱扣、乱拿以及执法不公、不严等问题，对检察官违纪违法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是要拓宽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通过检务公开、听证会、人民监督员等形式，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断增强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F. 如何预防犯罪

钱 鲲
【内容提要】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各个部门法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罪的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不同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G. 反贪、反渎、预防划归国家监察委,检察院的法警要划入吗

国家监察委成立后，检察院还是存在的，不可能把检察院的法警全部划过去

H. 如何完善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制度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少年司法制度完备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制定的《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了大量的实体法律保障;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少年司法制度完备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制定的《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了大量的实体法律保障;《刑事诉讼法》中也有部分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原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但是，当前我国的少年审判判制度仍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在审判管理上不利于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从事少年审判的队伍不稳定，公、检、法三机关配合不协调，少年审判范围过窄，少年审判的诉讼操作缺乏科学性等等，这些弊端的存在，说明我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制度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与发达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实乃当务之急，笔者在此略陈管见。
一、 少年审判制度的宗旨。
我国少年审判制度的宗旨，首先应着眼于对少年儿童的救助与保护，其次在于预防和减少少年儿童犯罪，以保护社会。关于前者的理论依据，不仅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主要基于“少年儿童不能预谋犯罪”这一罗马法的古典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少年司法就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年儿童不是惩罚的官吏而是最高监护人”这一衡平法原理。本来，父母是少年儿童的当然监护人，但根据衡平法原理，国家则是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父母如果不能履行抚养和管教责任时，国可依法予以干预，并可行使对少年儿童保护的职责。美国的犯罪与违法少年委员会法官咨询委员会，曾就少年法庭的宗旨作过如下阐述：“基于社会法学而设置的少年法庭的良好作用是治疗与预防性的，而不是惩罚和刑罚性的。预定的宗旨，是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和把他从永久性的犯罪记录中解脱出来。为此，法庭所定的目的及所采用措施应有效地使少年改恶从善，减轻失去抚养和无人照管儿童的痛苦。”①对于后者，则是出于保障更高意义上的人权的需要。
二、 设立专门的少年法院。
当前，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日渐增多，我国各级法院现有的少年法庭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首先，从目前少年法庭的机构形式看，多数法院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合议庭。由于审判力量相对不足，少年合议庭的法官往往还要审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使少年审判工作处于从属地位或流与形式，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其次是由于受机构编制的限制，一些法院在机构改革中将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撤消了，使少年法庭工作出现了滑坡。三是一些法院领导对少年法庭工作重视不够，使其显得可有可无。四是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法官调动频繁，稳定性差，很难造就一支政治素质高、少年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队伍。同时，当前的少年法庭仅局限于审理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对侵犯少年合法权益的各种民事行为无法进行制裁，不利于全面地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建立专门的少年法院已成为时代之必需。从国际上来看，虽然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将未成年人的案件与成年人案件予以区分。可以说，建立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潮流。况且，我国十多年来的少年审判实践已为建立专门的少年法院奠定了基础。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2001年3月24日印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因特殊需要设置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少年法院即为特殊法院，只需经最高法院批准即可设立。根据我国幅员辽阔，差异很大，大城市少年犯罪较农村数量集中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在大城市设立少年法院，中小城市可视情况设立，农村及边远地区可仍将少年审判放置地区法院。当然，少年法院宜按基层人民法院设置，受理一审涉少年案件，在二审法院内设立专门的少年审判庭，负责二审。特殊案件须对犯罪少年处无期徒刑或对侵害少年的被告人需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移送中级法院一审。
三、 案件的管辖。
少年法院管辖下列案件：1、刑事案件。依照刑法规定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少年犯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以及对少年儿童实施犯罪，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如抢劫、奸淫、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的案件，教唆未成年人卖淫、盗窃等案件。2、少年有轻微罪行，需拘留、收容教养的少年案件。该类案件目前由公安部门处理，为了统一对违法少年的执法尺度，对犯有轻微罪行的少年采取训诫、警告、拘留、收容教养措施的决定，应统一由少年法院行使，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对少年处罚的格局进行调整。3、民事案件。侵害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情节较轻，不符合犯罪构成标准，但需进行赔偿、处罚的案件以及监护权争议案件。
四、 案件的审理。
少年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方式，应体现下列特点：1、与普通法庭分开;法庭气氛和谐，不应使少年感到可怕;闲杂人员不得入内。2、出庭人员的限制及要求：在审理少年案件时，如果该少年儿童是在5岁以上，则应出庭。即使他因生病或意外事故不能按时出庭，少年法庭也不能缺席审理，只能作延期的审理该案的决定。在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可以出庭的人员有：少年法庭的有关人员;起诉人、证人、律师及别的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善意的报刊及新闻机构的代表;法庭特许的出庭人员(例如实习的社会工作者及有关研究人员等);少年本人及父母或监护人等。3、对少年的名誉保护。禁止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传媒报道少年的姓名、住址、学校及可能辨认出该少年的任何资料。
关于少年的权利。可请律师;同律师商谈;拒绝回答某问题;供述自愿等。
关于案件的调查。根据需要，法庭可要求有关部门提供对该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医学及精神病学的报告、少年在学校表现的详细报告及其他任何供审理的情况与资料。此类报告一般由地方当局、警察、少年原所在学校及有关卫生医疗部门提供。
少年法庭决定审理案件后，应将审理案件的时间、地点等事项书面通知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等有关人员。必要时，为了使少年及其父母能准时、安全出席法庭、法庭可以向他们发出传票甚至拘传。
五、审理原则。
审理少年案件的总原则是保护和矫治。具体来说，可分为下列五项：
1、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可塑性大，为此，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要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以使大部分失足的未成年人能够认罪服法，改邪归正，增强重新做人的信心。对必须判处刑罚的，严格按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四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我国各地法院坚持寓教于审，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庭前、庭中、宣判、延续教育的做法，在审判实践中是卓有成就的，值得提倡。
2、各施其责，互相配合的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现象，受多种因素制约，单靠一、二个单位是不行的，只有形成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以及教育、改造、帮教、安置等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工作体系、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及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人应尽的教育、挽救的责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才能达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正是规范各部门互相配合的原则体现。同时，教育、改造、帮教、安置等非诉讼问题，亦可予以相应配套的法规规定。建立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核范围，大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开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新局面。
3、保障辩护原则。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有权聘请律师代理或辩护，如果无力聘请律师。则法庭应为该少年被告指定律师进行辩护。律师的参与，其作用在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少年被告的诉讼权利，并且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避免少年被告受到不公正的处置。
4、全面审查原则。所谓全面审查，是指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年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性格特点以及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进行彻底的社会调查、心理学、精神学等方面的分析，全面了解和审查未成年人、家长、监护人或有关家庭成员的人格、素质、经历等情况，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了解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根据全面审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以便“对症下药”取得最佳效果。
5、有限度的公开审理原则。审理涉少年案件时，未经特许的公民或单位，不允许旁听。各种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涉案少年的姓名、年龄、住址、照片或其他重要资料。

I. 浅谈如何预防办案安全事故

检察机关如何全面预防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办案安全零事故，使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近年来，检察院机关在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同时，坚持从执法文明、保护人权、维护检察机关形象、爱护干警政治生命的高度出发，加强了办案安全防范工作，实现了由过去的事后监督、预防转移到案前预防、案中预防和案后检查监督上来，笔者就如何加强办案安全防范，促进规范执法谈几点自己的认识。当前办案安全存在的问题 安全防范意识淡漠。一些办案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对安全防范在思想上还认识不到位，对一些基础的办案事故认为纯属偶然，如果处处提防办案安全问题，会束缚办案人员的手脚，影响办案效率，错过办案最佳时机；有的办案干警容易因案件突破放松警惕，使看管工作出现疏漏。 安全防范机制不健全。一些检察院将办案安 全预案模式化，对办案中的办案安全个性问题不加以研究落实。看审制度落实不到位，经常是以检代警，没有专门看管人员，边审边看，而检察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因审讯分心容易忽略犯罪嫌疑人情绪和身体变化。 硬件设施不规范。有些检察院在硬件方面投入过少，没有达到高检院和上级院有关规定，在办案中发生突发事件的安全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检察院配备了相关硬件设施，由于人员和使用水平的缺乏而不使用。办案安全的应对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责任。对办案安全，领导要高度重视，健全完善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对各个办案环节出现安全事故有明确的追究对象，防止相互推诿。做到办案安全工作与业务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总结，保证办案安全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开展办案安全防范警示教育，进一步提高干 警的思想认识。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文件，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进行案前、案中、案后的安全教育，做到警钟长鸣，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检察工作的顺利进行。 完善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规范管理。要全面实现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办案工作区规范化建设和办案工作区准用制度；办案工作区管用分离、看审分离、审录分离制度；建立办案医疗保障协作机制；加强对侦查活动内外监督机制建设；构建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办案安全防范工作机制。 强化硬件，提高安全办案的科技含量。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和脱逃事故的发生，应从物防、技防、人防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高科技的现代化侦讯设施，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办案工作区建设为核心，强化安全防范设施的硬件建设。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检察院王岩）作者：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检察院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