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刑法史
㈠ 文景时期的刑罚制度改革对未来封建法制的刑罚制度的有什么影响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事找出一个我们虽然从史书上见不到而在实际上必然存在的改动理由。问题的关键，不用说就是当时斩右止在什么情况下施用。根据有关文献，我们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项推测：
B. 斩右止可能是作为加重处罚或针对累犯而使用的。并且一旦施加了斩右止，可能意味着罪人左止也不复存在。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决中因数罪并罚而被同时斩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过被斩左止的罪如再犯斩左止的罪，将被斩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经被黥劓斩左止，则再犯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时要斩右止。
例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庞涓妒忌同学孙膑的才能，将其召到魏国，“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又如《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时代的例子。能反映汉代情况的，是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一件汉
初案例。案情说的是：女子符逃亡，后趁自占书名数即自动到官府登记身分户籍时，隐瞒了原来的身分而登记了名数，接着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将她嫁给隐官解为妻。解原先受过黥劓，这时为隐官。隐官是指受过肉刑的刑徒，后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见的处所生活和劳动的人。
本案被提起诉讼是因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发现并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发。隐官解因为娶亡人符为妻，依律：“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解作为违反这项法律规定的人被判处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劳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它上面依次还有劓、斩左止、斩右止等几个级别。但本案受到刑罚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于解以前已受过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结果处刑是“斩左止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为隐官，以后又犯了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则将会被斩右止。这样来推测如果符合当时的情况，那么“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斩右止的一级。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积起来则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达被处斩右止的一级。即使作为加重处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种“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的情况，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达斩右止的重级别肉刑。以这种情况而论，累犯的次数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较重，应当是不多见的。
以上推论如与文帝时改革刑制联系起来看，那么张苍等人提出将斩右止改为弃市的方案，实际上可能是将累次犯有较重之罪达到斩右止的改为死刑。至于汉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斩右止的情况，现在还不能肯定，我个人的看法是倾向于没有。
受到后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规定。请看《贼盗》律中的一条律文：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这虽然只是特指盗罪，并未作为普遍原则使用，但是从疏议解释的立法目的来看，实质上是对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处刑。疏议是这样说的：“行盗之人，实为巨蠹。屡犯明宪，罔有悛心。前后三入刑科，便是怙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对唐代的这一法律规定，因为说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联系到汉除肉刑，改斩右止为弃市，倘若当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累犯应处肉刑者改为弃市，以对“屡犯明宪”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废除肉刑并规定刑期后，可能带来的对这类人处罚过轻的问题，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吗？
由于文帝改革受到后人指责的一点就是把斩右止改为弃市，在无法了解当时具体情况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大合适的做法。但改律时文帝和张苍等君臣都不以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其中一定有不为后人所知的理由。根据新出土的汉简《奏谳书》，我想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据整理张家山汉简的学者所讲，汉简“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斩左止、斩右止等，”〔4〕其中“斩右止”的相关条目对解释文帝改革有关键的意义。本文的看法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意义上的假说，希望在张家山汉简全部公布出来后，能从中得到部分验证。
二、对现行说法的反思
对汉文帝除肉刑的评价，国内比较多的一个说法，是从经济着眼，即从破坏还是保存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学者立论认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确提出了废除肉刑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以后，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现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作为奴隶制刑罚制度核心内容的肉刑，是一种残害人的肢体，破坏人的生理机能，使人终身残废的野蛮残酷的刑罚。它通过对一部分劳动力的人身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已不能适应封建个体小农阶层已成长为广泛社会基础，封建个体小农经济已构成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封建时代的社会要求，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废除肉刑的改革，不仅扩大了剥削对象，增加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恢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而且也使刑罚制度由极端野蛮残酷向相对宽缓人道逐渐过渡，从而消除奴隶制残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极影响，推动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发展。
我个人以前也曾持此说中所主张的、除肉刑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关系的看法。现在看来，如果以汉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时点来分析，我们的这一看法也许有些牵强。
文帝改革刑制的时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肉刑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提到废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这样说的：“及孝文即位，……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里谈到一年之中，断狱即刑事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当然这也许是大约的数量，但既然有确切的四百这一基本数字，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认为这不过是班固的溢美之词，恐怕还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否则难以服人。现在根据这一数字继续往下追问，就要难免出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每年只断狱四百，如果受到审判的罪人所受到的处罚包括死刑、肉刑、徒刑、迁刑、财产刑等所有各类刑罚，那么被判处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会占四百个案件中的一部分。从劳动力角度去计算，这些人和汉代当时已经拥有的几千万人口相比，不能不说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说，即使象师古注释时说这四百“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师古是有根据还是推测出此种含义），也难以和劳动力问题相联系，因为不要说重罪应包括死刑，就算四百个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罚都是肉刑，那也不过是四百而已，单纯从劳动力方面讲，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现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还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即使人们被施加了肉刑，也没有表明就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黥刑应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种，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经不很多，从劳动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至于斩止的刑罚，我们至少知道斩左止往往并处城旦的徒刑。城旦据汉代人应劭说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筑城，不论刑徒是否这样分工，起码城旦也是指重体力劳动。这说明斩左止的人即使身体活动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较重的劳动。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斩止刑罚的人，可能只是斩去脚的一部分（如果大胆地推测，也可能就是斩去脚趾，受刑者仍能双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稳）。
对肉刑本身的分析，应当说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更能揭示其实质。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都无人关心，与最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可以认为这就是肉刑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与死刑一样，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质上与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而让刑人充当贱役，可能是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难以生存，因此照顾性的给予其度过残生的谋生条件。后来认识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才逐渐发展出针对刑人的相关制度。滋贺先生对中国早期刑罚的起源还提出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即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驱逐出社会”的角度，一元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断肉刑属于严重破坏生产力，或者说废除肉刑有扩大剥削对象的意图，似乎分析的都不够到位。如果就事论事，应当承认汉文帝除肉刑的本意，还是文帝自己说的，是要实行德政，为罪人开通改行为善之路。
汉末曹操执政时期，曾经考虑恢复肉刑，但这时任少府一职的孔融坚决反对复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见是：第一是时代变了，当今与古代社会条件已不同，复古刑不合时宜。第二是肉刑残酷，容易让人联想起商纣王，纣王曾砍开朝涉者的小腿研究为何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过去，天下因此评价纣王无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脚，“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么可能呢？第三是从历史上来看，受过肉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一些人如赵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为世大患”。说明肉刑的使用并不能阻止人再做坏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他们虽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叹之处，但作为刑余之人，由于身份低贱而永远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也失去了进取的机会。“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也就是说汉除肉刑有利于受过处罚的人们不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刑罚的目的是使人复归社会而不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这些话等于为以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详尽的论据。他举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当，但是，中心论点如肉刑的残酷无道，肉刑不能阻止恶人作恶反而有时会伤害好人，以及肉刑断绝了人们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说服力，因此他的意见被听取了，刑罚没有改动。（见《晋书·刑法志》）
孔融的论点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所说的“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以及汉除肉刑是为了“开改恶之路”。滋贺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文帝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开辟改过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终身不改的，所以被废止了。废止终身劳役刑，规定劳役刑的期限，对开辟改过自新之道，同样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赞同滋贺先生的上述观点和看法。基于这些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我想做出进一步的推论：也许我们可以从“排除出常人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秦汉时期肉刑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就是说，滋贺先生重点分析的是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刑罚的起源和目的；同时又和补充，以具体研究秦汉的肉刑将会对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间接、明显和不明显的影响。 三、肉刑造成的综合性后果及废除肉刑的意义
孔庆明将秦代的黥刑归类到侮辱刑，认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标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论汉代刑罚时又将其列入肉刑之内，但又同时认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把黥劓视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会带来的“辱”的性质。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秦汉的肉刑，如果从刑徒的意义上分析，可以认为对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综合性后果。如人们所熟知并经常谈到的，第一，身体受到伤残，并且永远不可能恢复原状。第二，除奴隶外，一般还要并处劳役刑。不过，更为重要的第三点往往被我国当今的学者所忽略，那就是被处肉刑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正常人身分的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其认为肉刑是一种侮辱刑，不如说它是一种因身体受到外部伤残而同时具有的身分刑。对于他本人的影响，正象孔融所说的是“没世不齿”，或者更具体的，如滋贺先生所说的因身分低贱受到卑视，以及只能操贱役和被人视为不洁不祥之人。不过我进一步认为，可以说肉刑所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包括1、由于伴随而来的个人身分性原因，对后人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遗害子孙。2、即使被释放，个人的自由权也有相当一部分永久性地丧失。3、根据新出土的汉简所示，秦和汉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拥有的个人的小家庭也随即被破坏。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一七，谈到乐人讲因被人诬指合谋盗牛而被黥为城旦，判决后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属被收孥罚没为奴隶并被卖掉，他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也被没收。这些表明，他不仅遭受肉刑的伤残之痛和刑徒的强制劳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财两空。虽然讲后来被平反，但却因当初判决黥城旦即受过黥这种肉刑的事实无法更改，释放后不能恢复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贱的隐官。〔8〕
到汉文帝元年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时象讲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再受到附加的亲属和家庭财产被收没的处罚了。但这只是使无罪的家属不再从坐，而受过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释放，恐怕还是只能成为隐官。作为一个隐官，本人的自由显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择业，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别是行动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还不如奴隶，因为奴隶大概不会被禁止在人们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场所。前述庞涓的恶毒计谋，正是利用“欲隐勿见”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孙膑不仅永远失去进取的机会，而且永无出头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过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随终生的低贱性质。前面谈到的，隐官解娶明的隶名叫符的人为妻，如果最后我们能确认“隶”是指奴隶，那么，隐官社会地位的低贱，等于已经降到和奴隶属于一个阶层，因此才有这种婚配的情形出现。甚至象已经被齐国使者偷带至齐、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齐王重用的孙膑，当齐威王打算任命他当领兵打仗的将时，也不得不加以辞谢，原因是他所说的“刑余之人不可”。至于为何“不可”，史籍中没有说。联系到其他文献对刑人社会地位的描述，估计就是因为受过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样立于众人之前，更不要说对众人发号施令了。在滋贺先生文中曾举出《《左传》所记如下例子：齐
鲁之间交战，鲁国的臧坚受伤被齐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看望臧坚，目的是告诉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杀。臧坚一面表示拜谢，一面又因不满于齐灵公“使其刑臣礼于士”抉伤而死。可能齐灵公本来出于一种贵族风度的好意，只不过一时疏忽派了亲信阉宦传话。结果同样讲究贵族风度的臧坚，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齐君居然派来一个刑余之人，反而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联系到这一事例，我们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讲的孙膑不当将帅，不仅是考虑各种不利的表面影响（因为这些也许并非不可从权，否则齐王就不会考虑这项任命），而是和战场指挥、战争胜负等这些最实际的问题密切相关。试想，假如军中有人羞于接受孙膑这样刑人的号令，宁死也不接受孙膑的指挥，那仗还怎么能打呢？总之，“没世不齿”，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些刑人的头上，使他们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诸多的限制并且几乎是任何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的。肉刑的影响不仅及于自身，还会对后人产生影响。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不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鬻拳本来出于耿耿忠心，才采取强谏的方式。由于楚君不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用武器威胁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张去做。楚君因害怕而听从了，但鬻拳认为自己对君主犯下大罪，然后自己给自己处以斩足的刑罚。因为受过刖刑的人往往从事守门之事，所以他被人们视为头号守门人。守门如果普遍由刑人担当，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可是，他的后代也成了这种职业掌门人，不能不说是因他受过肉刑所致。
又如《史记·蒙恬列传》说的赵高的情况：“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里的“隐宫”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应改作“隐官”，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只是由于“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按当时的标准等于即有武又会文，可能才特别给予任宦的待遇。其实到赵高这一辈已经是受过肉刑之人的后代了，但还是不能免于列入卑贱。甚至到后来秦二世登上皇帝宝座，已经重用赵高，和赵高商量如何解决“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等问题时，赵高还是不免需要说到自己的身分。赵高当时回答：“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这时当上郎中令，官职已经很高，但“今高素小贱”一句，仍然表明他作为刑人的后代这种低贱的身分永远不能抹去。
肉刑这种伴随终身的身分性，以及对后代所产生的不能消除的影响，应当说对人的长期伤害才是最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只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分，才是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汉书·刑法志》记载缇萦所说的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的凄切话语，能够使文帝受到触动，难道就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许触动，而非要从扩大剥削对象等经济角度着眼，去认识废除肉刑的意义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任编辑/黄芝英)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3〕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一），《文物》1993年第8期。
〔4〕陈耀钧、阎频：《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1985年第12期。
〔5〕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页、22页。
〔6〕滋贺秀三：《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8页。
〔7〕孔庆明：《秦汉法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270页。
〔8〕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
㈡ 中国历史最酷的刑罚
千奇百怪的刑罚，比如汤镬、黥、斩、刖、刺配、笞、谪戍、杖、宫刑、凌迟，等等。
“黥；又称墨刑，其法是以刀刻凿人面（体）再用墨涂在刀伤创口上，使其永不褪色。”
死刑毕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虽然传说中凌迟要弄个三天的时间，但比起一生的屈辱来，一时的痛也许就算不了什么了。再说，在脸上雕刻，个人觉得也不会比凌迟舒服多少。
当然，现在是非常不可能再用古人的刑罚了，只不过对犯罪量刑的时候，还是很需要分寸的。
有个小小的想法，对拥挤的公交车上不个老人孕妇让座的人，统统要判刑。并不是因为让座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只是觉得，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惩罚的是扔掉这些传统美德的人。
这些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不灭的灵魂，要是都被扔掉了，民族危矣，国家危矣！！!
<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有人认为方孝孺是被腰斩的，但事实上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戚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明朝的方孝孺就是不尊崇朱棣的旨意，而被凌迟。（最终还是被灭十族！本来只有九族，朱棣就把方孝孺得一些学生和朋友一起杀了。）
<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有人说是把脚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而第三个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 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活埋应该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常用的招数。
<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鸩」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棍 刑>
即木桩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刷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先用开水浇人，再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弹琵琶>
弹琵琶十分的简单，而且易行。这里指的不是乐器琵琶，而是用利刃把人的琵琶骨（肋骨）一根一根剃下来，最早应该是在明朝使用。 检举
㈢ 西汉文帝景帝的刑制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事找出一个我们虽然从史书上见不到而在实际上必然存在的改动理由。问题的关键，不用说就是当时斩右止在什么情况下施用。根据有关文献，我们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项推测：
B. 斩右止可能是作为加重处罚或针对累犯而使用的。并且一旦施加了斩右止，可能意味着罪人左止也不复存在。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决中因数罪并罚而被同时斩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过被斩左止的罪如再犯斩左止的罪，将被斩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经被黥劓斩左止，则再犯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时要斩右止。
例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庞涓妒忌同学孙膑的才能，将其召到魏国，“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又如《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时代的例子。能反映汉代情况的，是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一件汉
初案例。案情说的是：女子符逃亡，后趁自占书名数即自动到官府登记身分户籍时，隐瞒了原来的身分而登记了名数，接着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将她嫁给隐官解为妻。解原先受过黥劓，这时为隐官。隐官是指受过肉刑的刑徒，后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见的处所生活和劳动的人。
本案被提起诉讼是因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发现并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发。隐官解因为娶亡人符为妻，依律：“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解作为违反这项法律规定的人被判处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劳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它上面依次还有劓、斩左止、斩右止等几个级别。但本案受到刑罚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于解以前已受过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结果处刑是“斩左止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为隐官，以后又犯了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则将会被斩右止。这样来推测如果符合当时的情况，那么“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斩右止的一级。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积起来则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达被处斩右止的一级。即使作为加重处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种“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的情况，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达斩右止的重级别肉刑。以这种情况而论，累犯的次数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较重，应当是不多见的。
以上推论如与文帝时改革刑制联系起来看，那么张苍等人提出将斩右止改为弃市的方案，实际上可能是将累次犯有较重之罪达到斩右止的改为死刑。至于汉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斩右止的情况，现在还不能肯定，我个人的看法是倾向于没有。
受到后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规定。请看《贼盗》律中的一条律文：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这虽然只是特指盗罪，并未作为普遍原则使用，但是从疏议解释的立法目的来看，实质上是对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处刑。疏议是这样说的：“行盗之人，实为巨蠹。屡犯明宪，罔有悛心。前后三入刑科，便是怙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对唐代的这一法律规定，因为说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联系到汉除肉刑，改斩右止为弃市，倘若当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累犯应处肉刑者改为弃市，以对“屡犯明宪”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废除肉刑并规定刑期后，可能带来的对这类人处罚过轻的问题，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吗？
由于文帝改革受到后人指责的一点就是把斩右止改为弃市，在无法了解当时具体情况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大合适的做法。但改律时文帝和张苍等君臣都不以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其中一定有不为后人所知的理由。根据新出土的汉简《奏谳书》，我想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据整理张家山汉简的学者所讲，汉简“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斩左止、斩右止等，”〔4〕其中“斩右止”的相关条目对解释文帝改革有关键的意义。本文的看法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意义上的假说，希望在张家山汉简全部公布出来后，能从中得到部分验证。
二、对现行说法的反思
对汉文帝除肉刑的评价，国内比较多的一个说法，是从经济着眼，即从破坏还是保存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学者立论认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确提出了废除肉刑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以后，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现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作为奴隶制刑罚制度核心内容的肉刑，是一种残害人的肢体，破坏人的生理机能，使人终身残废的野蛮残酷的刑罚。它通过对一部分劳动力的人身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已不能适应封建个体小农阶层已成长为广泛社会基础，封建个体小农经济已构成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封建时代的社会要求，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废除肉刑的改革，不仅扩大了剥削对象，增加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恢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而且也使刑罚制度由极端野蛮残酷向相对宽缓人道逐渐过渡，从而消除奴隶制残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极影响，推动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发展。
我个人以前也曾持此说中所主张的、除肉刑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关系的看法。现在看来，如果以汉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时点来分析，我们的这一看法也许有些牵强。
文帝改革刑制的时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肉刑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提到废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这样说的：“及孝文即位，……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里谈到一年之中，断狱即刑事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当然这也许是大约的数量，但既然有确切的四百这一基本数字，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认为这不过是班固的溢美之词，恐怕还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否则难以服人。现在根据这一数字继续往下追问，就要难免出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每年只断狱四百，如果受到审判的罪人所受到的处罚包括死刑、肉刑、徒刑、迁刑、财产刑等所有各类刑罚，那么被判处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会占四百个案件中的一部分。从劳动力角度去计算，这些人和汉代当时已经拥有的几千万人口相比，不能不说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说，即使象师古注释时说这四百“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师古是有根据还是推测出此种含义），也难以和劳动力问题相联系，因为不要说重罪应包括死刑，就算四百个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罚都是肉刑，那也不过是四百而已，单纯从劳动力方面讲，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现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还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即使人们被施加了肉刑，也没有表明就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黥刑应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种，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经不很多，从劳动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至于斩止的刑罚，我们至少知道斩左止往往并处城旦的徒刑。城旦据汉代人应劭说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筑城，不论刑徒是否这样分工，起码城旦也是指重体力劳动。这说明斩左止的人即使身体活动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较重的劳动。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斩止刑罚的人，可能只是斩去脚的一部分（如果大胆地推测，也可能就是斩去脚趾，受刑者仍能双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稳）。
对肉刑本身的分析，应当说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更能揭示其实质。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都无人关心，与最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可以认为这就是肉刑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与死刑一样，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质上与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而让刑人充当贱役，可能是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难以生存，因此照顾性的给予其度过残生的谋生条件。后来认识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才逐渐发展出针对刑人的相关制度。滋贺先生对中国早期刑罚的起源还提出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即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驱逐出社会”的角度，一元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断肉刑属于严重破坏生产力，或者说废除肉刑有扩大剥削对象的意图，似乎分析的都不够到位。如果就事论事，应当承认汉文帝除肉刑的本意，还是文帝自己说的，是要实行德政，为罪人开通改行为善之路。
汉末曹操执政时期，曾经考虑恢复肉刑，但这时任少府一职的孔融坚决反对复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见是：第一是时代变了，当今与古代社会条件已不同，复古刑不合时宜。第二是肉刑残酷，容易让人联想起商纣王，纣王曾砍开朝涉者的小腿研究为何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过去，天下因此评价纣王无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脚，“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么可能呢？第三是从历史上来看，受过肉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一些人如赵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为世大患”。说明肉刑的使用并不能阻止人再做坏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他们虽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叹之处，但作为刑余之人，由于身份低贱而永远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也失去了进取的机会。“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也就是说汉除肉刑有利于受过处罚的人们不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刑罚的目的是使人复归社会而不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这些话等于为以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详尽的论据。他举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当，但是，中心论点如肉刑的残酷无道，肉刑不能阻止恶人作恶反而有时会伤害好人，以及肉刑断绝了人们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说服力，因此他的意见被听取了，刑罚没有改动。（见《晋书·刑法志》）
孔融的论点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所说的“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以及汉除肉刑是为了“开改恶之路”。滋贺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文帝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开辟改过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终身不改的，所以被废止了。废止终身劳役刑，规定劳役刑的期限，对开辟改过自新之道，同样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赞同滋贺先生的上述观点和看法。基于这些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我想做出进一步的推论：也许我们可以从“排除出常人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秦汉时期肉刑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就是说，滋贺先生重点分析的是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刑罚的起源和目的；同时又和补充，以具体研究秦汉的肉刑将会对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间接、明显和不明显的影响。 三、肉刑造成的综合性后果及废除肉刑的意义
孔庆明将秦代的黥刑归类到侮辱刑，认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标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论汉代刑罚时又将其列入肉刑之内，但又同时认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把黥劓视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会带来的“辱”的性质。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秦汉的肉刑，如果从刑徒的意义上分析，可以认为对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综合性后果。如人们所熟知并经常谈到的，第一，身体受到伤残，并且永远不可能恢复原状。第二，除奴隶外，一般还要并处劳役刑。不过，更为重要的第三点往往被我国当今的学者所忽略，那就是被处肉刑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正常人身分的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其认为肉刑是一种侮辱刑，不如说它是一种因身体受到外部伤残而同时具有的身分刑。对于他本人的影响，正象孔融所说的是“没世不齿”，或者更具体的，如滋贺先生所说的因身分低贱受到卑视，以及只能操贱役和被人视为不洁不祥之人。不过我进一步认为，可以说肉刑所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包括1、由于伴随而来的个人身分性原因，对后人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遗害子孙。2、即使被释放，个人的自由权也有相当一部分永久性地丧失。3、根据新出土的汉简所示，秦和汉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拥有的个人的小家庭也随即被破坏。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一七，谈到乐人讲因被人诬指合谋盗牛而被黥为城旦，判决后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属被收孥罚没为奴隶并被卖掉，他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也被没收。这些表明，他不仅遭受肉刑的伤残之痛和刑徒的强制劳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财两空。虽然讲后来被平反，但却因当初判决黥城旦即受过黥这种肉刑的事实无法更改，释放后不能恢复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贱的隐官。〔8〕
到汉文帝元年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时象讲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再受到附加的亲属和家庭财产被收没的处罚了。但这只是使无罪的家属不再从坐，而受过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释放，恐怕还是只能成为隐官。作为一个隐官，本人的自由显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择业，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别是行动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还不如奴隶，因为奴隶大概不会被禁止在人们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场所。前述庞涓的恶毒计谋，正是利用“欲隐勿见”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孙膑不仅永远失去进取的机会，而且永无出头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过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随终生的低贱性质。前面谈到的，隐官解娶明的隶名叫符的人为妻，如果最后我们能确认“隶”是指奴隶，那么，隐官社会地位的低贱，等于已经降到和奴隶属于一个阶层，因此才有这种婚配的情形出现。甚至象已经被齐国使者偷带至齐、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齐王重用的孙膑，当齐威王打算任命他当领兵打仗的将时，也不得不加以辞谢，原因是他所说的“刑余之人不可”。至于为何“不可”，史籍中没有说。联系到其他文献对刑人社会地位的描述，估计就是因为受过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样立于众人之前，更不要说对众人发号施令了。在滋贺先生文中曾举出《《左传》所记如下例子：齐
鲁之间交战，鲁国的臧坚受伤被齐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看望臧坚，目的是告诉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杀。臧坚一面表示拜谢，一面又因不满于齐灵公“使其刑臣礼于士”抉伤而死。可能齐灵公本来出于一种贵族风度的好意，只不过一时疏忽派了亲信阉宦传话。结果同样讲究贵族风度的臧坚，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齐君居然派来一个刑余之人，反而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联系到这一事例，我们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讲的孙膑不当将帅，不仅是考虑各种不利的表面影响（因为这些也许并非不可从权，否则齐王就不会考虑这项任命），而是和战场指挥、战争胜负等这些最实际的问题密切相关。试想，假如军中有人羞于接受孙膑这样刑人的号令，宁死也不接受孙膑的指挥，那仗还怎么能打呢？总之，“没世不齿”，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些刑人的头上，使他们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诸多的限制并且几乎是任何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的。肉刑的影响不仅及于自身，还会对后人产生影响。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不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鬻拳本来出于耿耿忠心，才采取强谏的方式。由于楚君不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用武器威胁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张去做。楚君因害怕而听从了，但鬻拳认为自己对君主犯下大罪，然后自己给自己处以斩足的刑罚。因为受过刖刑的人往往从事守门之事，所以他被人们视为头号守门人。守门如果普遍由刑人担当，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可是，他的后代也成了这种职业掌门人，不能不说是因他受过肉刑所致。
又如《史记·蒙恬列传》说的赵高的情况：“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里的“隐宫”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应改作“隐官”，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只是由于“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按当时的标准等于即有武又会文，可能才特别给予任宦的待遇。其实到赵高这一辈已经是受过肉刑之人的后代了，但还是不能免于列入卑贱。甚至到后来秦二世登上皇帝宝座，已经重用赵高，和赵高商量如何解决“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等问题时，赵高还是不免需要说到自己的身分。赵高当时回答：“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这时当上郎中令，官职已经很高，但“今高素小贱”一句，仍然表明他作为刑人的后代这种低贱的身分永远不能抹去。
肉刑这种伴随终身的身分性，以及对后代所产生的不能消除的影响，应当说对人的长期伤害才是最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只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分，才是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汉书·刑法志》记载缇萦所说的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的凄切话语，能够使文帝受到触动，难道就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许触动，而非要从扩大剥削对象等经济角度着眼，去认识废除肉刑的意义吗？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
㈣ 古代那些各种酷刑都是在什么时候取消的
（一）酷刑之始 “蚩尤唯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日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黥，越兹丽刑。” 即指割鼻，割耳，破坏生殖器官，刺面和死刑五种刑罪。 第一种肉刑是劓，劓是割鼻。古刑乃石刃割鼻的象形。周秦之际广泛适用，汉初文帝废除肉刑，将劓刑改为笞三百。此后劓刑趋于衰止，但南北朝时期间或施用。隋后不见于律典，唯金国早期对于犯重罪者要割掉鼻子，以别于一般平民。 第二种肉刑是刵，刵是割耳朵，又称“截耳”。即以石刀割去耳朵的惩罚。《尚书 康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说文解字》：“刵，断耳也。”刵刑长期被用于军中，毙敌而割其左耳以献功，在我国历史上产期存在。“馘”字，就是此意之表。 第三种肉刑是椓，今文作官割。历代所述者甚丰，不表。 第四种肉刑是黥，又称“墨刑”。先秦时期广泛适用，汉初文帝废除肉刑，以髡钳城旦舂代替。魏晋南北朝时期间或适用，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再废。隋唐律典无此制。五代后晋石敬瑭恢复酷刑，改成刺字，并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宋沿袭，刺配盛行，林冲蒙冤刺配沧州，武松刺配孟州，可见一斑。清末法制改革，将其废除。 此外，再加上“丽刑”，即割颈的死刑，又称大辟。“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一般来说，战国以来死刑通称大辟。 除了五刑之外，五帝时期还有“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等五种死刑和“聪明”，“明畏”两种肉刑，其残酷性，对人体的危害性和“五刑”并无差别。 苗氏和三皇五帝时期施行的肉刑，是不折不扣的酷刑，虽然相较于后世而言，刑具简单，手段单一，但其对后世的酷刑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二）夏商周三代之酷刑 提及三代的酷刑，不得不提及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暴君——夏桀，商纣。此二人开启了暴君酷烈的司法习气，以“酷毙了”之姿傲然蔑视群雄，以发指之罪行，被永久的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夏桀没有任何名目，就杀死了一代名臣关龙逢，三千多年后的宋高宗深得其精髓，以“莫须有”的罪名，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杀害了一代忠臣名将岳飞，“天日不昭”；而商纣王，则为中国暴君中之“集大成者”。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醢酒侯，脯鄂侯，剖比干心，炮烙梅伯，敲骨吸髓，驱逐贤臣，囚禁贤人箕子，幽禁文王于羑里 ……可谓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凶神恶煞，穷凶极恶，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三）秦至清末的酷刑 秦奉行重刑轻罪的政策，“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 ，广泛使用肉刑，“劓鼻盈累”，“断足盈车，国之诸市，履贱踊贵”， ； 汉代虽有”文景之治”，文帝刘恒深感缇萦之孝，废除前代苛刑峻法，但新建的体系却重用了以身体、生命为内容的笞刑，简直成了历史逆流而彻底失败。武帝时，太史公惨遭宫刑，“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无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憾事。中国酷刑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及至隋唐，堪称中国历史之“黄金时代”，“天下帖然”，“人人自安”，“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而野，外产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风采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静水之下，暗流汹涌，盛世亦非白璧无瑕。武则天统治时期，上承“贞观”，下启“开元”，不可谓不发展，不可谓不进步，而亦是在此时代，暴露出了中国酷刑史上最黑暗的一面。武则天统治前期，对士大夫采用了笼络利用的手段，后徐敬业造反，基本策略就转为打击迫害。其任用酷吏，大兴冤狱，派出大批“告事”侦查士大夫言行，鼓励告密，动辄以“谋反”之罪严刑逼供，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时称“罗织”，比汉末“党锢”还要残毒。武则天出身低微，历经坎坷，熟读经史子集，但末了，一代女皇还是无可奈何，只能“威慑天下”，不知酷刑之下，大周天子那颗玲珑女儿心该如何安放？ 古代法律发展到唐代，就已经完全成熟。中华法系的几个重要特点皆以具备，《唐律疏议》更是为中国法典的楷模，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唐代以后的发展趋势是愈往后愈繁琐，刑罚愈来愈严酷，但皆以唐律为模式。宋代，“刺配”盛行，还出现了“鼠弹筝”的捆绑方法，至于神宗时期，更出现了酷刑之最——“凌迟”，“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 。与此同时也恢复了腰斩，枭首和夷族等酷刑。宋末纷争不断，蒙古灭金，灭大理，灭南宋，始建元朝，此代法制倒退，刑具野蛮，不足而论。元短命而亡，1368年，又变成朱家天下。明律之严酷，众所周知，剥皮之刑，残酷并不亚于凌迟。明代大儒方孝孺，堪称中国历史上受酷刑种类最多的一个人，明成祖手段之残酷不输桀纣，不让始皇。而明中后期，更堪称经典，十个皇帝九个痴，宦官专权，蔚为大观。中国历来“刑不上大夫”，至此，皇帝已公开在朝堂或宫门对大臣予以杖责，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手段之狠，堪称世界刑罚史之奇迹。仁礼二字何在？士大夫之尊何在？1644清军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烧杀强掠，无恶不作，此处已经奠定了清代刑罚的基调，“酷”，已成必然之选。“部族私心”与“中华利益”交织，“满蒙一家”与“文字狱”交错，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部族满足自己私利的工具，一切的残忍，一切的暴虐，已经理所当然，文化陨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四）古代酷刑的衰落 1905年4月，清朝两位修律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交《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从《大清刑律》中永远删除凌迟。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汇合后做出的第一个惊天之举，是现代法理与古代酷刑传统的第一个较量，两位修律大臣拉开架势，高屋建瓴，以仁政为坐标系，说明刑法“裁之以义”，终极目标却是“推之以仁”。而慈禧太后对其进行了批复， “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1905年4月24日清廷废除死刑中的凌迟、枭首、戮尸。历史有时是顽皮的，就在陵迟废止的前1个月，法国驻华使馆卫兵去菜市口闲逛，偶然拍摄下同天执行的3起陵迟，图片轰动了欧洲。也就是说，当凌迟在中国废除之时，这种酷刑却在欧洲出名了，顽皮的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㈤ 流刑的历史
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在五刑制的确立中，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流刑的来源虽早，然秦汉以来，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这意味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这明显与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汉以来零星出现的“流”，多将犯人流至边方，其实施的重心仍在劳役，而非流远本身，这与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并改变自己以劳役刑为重心的特征，而以把犯人流至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其中恐怕与魏晋之际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一条，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2]这可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最好的注解。
正是因为流刑进入五刑制有这样较为特殊的背景，尽管五刑制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五刑制本身从一开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惩治力度不足，与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一点在五刑制刚刚确立的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员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当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满，“有官者得复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当地，流限一般为六年，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期满，即可返回原籍。对于这种流刑的惩治力度，北宋熙宁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说：“---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5]可谓一语中的。还可以再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然“著钳若校”，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与流刑相去不远， 甚至轻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后，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为此，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 宋代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刑四等即改为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决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独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7]宋代刺配集刺、杖、 流于一身，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行用逐渐频繁，法规日见繁密，实施日见规范，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国志》载：“徒者，---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 [9]传统的五刑制下，徒刑从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 大金国志》称金代徒刑至于五年，又言五年以上为死罪，传统流刑为徒刑所代已成为事实。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谓的“新流刑”是指流远与出军。它们都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出军与流远的主要去所在素为“瘴疠”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11]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主要是“从军自效”， 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流远的罪犯似以屯种为主。原则上，除了大赦，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与传统流刑相比，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间，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 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 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 ”。 [12]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
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在这样的调整之下，传统流刑基本没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担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务的，是各朝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征创建的新的惩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确规定，以传统的五刑制为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其中流刑仍分传统的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 大明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 45条。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种。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如《刑律》“谋杀人”条规定，凡谋杀人，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 那么，《大明律》规定的传统流刑将如何落实？而最重要的，明代将如何解决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的传统流刑的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惩治如何有效实现？ 吴元年（公元1367 年）十二月，《 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时修成。关于流刑，《刑令》一条规定，“ 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14]《大明律·名例》 “徒流迁徙地方”条下也规定：“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直隶府州流陕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广西；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 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 [15]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首先，尽管法典规定了流刑三等的距离，法律在此之外却又设置了流犯具体的发送去所。传统流刑作三等的区别，本是为实际发配作标准的，这样，区别显然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再者，就规定的去所而言，两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征，即南方流犯发北，北方流犯发南。北方多为边塞之地，南方都为烟瘴荒芜之所。这与传统流刑的发配特征也显然是不符合的。这意味着，尽管在刑制中，法律规定的流刑具有传统的特征，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这种传统已经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规模之内得到实施。流犯的编发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规定的具体地理位置发送，不作三等的区别。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诏专门提到，“安置、徒流未至地方者，---并释还乡。”同月，朱元璋对刑部的诏令即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注解：“犯流徙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但定其道里远近，令于有人民处居之，以全其生。”[16]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流犯则以“输役”来代替实际的流放。输役的方式多种多样。仅《实录》的记载来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间，太祖曾有三次对刑官下达如下的处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犯人代农民力役，以赎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应流徙者，发凉州木速秃、杂木口、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俾运军需。[17]
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为了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朱元璋连续颁布了著名的四编《大诰》。为保证《大诰》的流传，在《大诰》首篇，即《御制大诰》的篇末，朱元璋明确规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诰》， 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诰》文同时也规定了，如果没有《大诰》，还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减等问题时，并未提及《大诰》加等之事，只规定“法司议罪各引《大诰》减等，若遇恩例，则通减二等”[19]。 以后，“《大诰》减等”几乎成为专有名词，“《大诰》加等”却罕有提及。[20]
《大诰》颁行之后，以朱元璋对《大诰》的重视，《大诰》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21]并应该有普遍的实施。 而洪武末年对《大诰》及相关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诰》及“减等”的命令进入了祖制的范围，得到遵奉。弘治年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其一条云，“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大诰》，有者，始许减等论罪，不可仍前概拟为有《大诰》，虚减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记载：“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数不等，俱有《大诰》减等。---问于乡之长老，始知亦制也，内自司寇部，外而诸司，但问刑者皆然。”[23]可见《大诰》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以此为前提，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大诰》减等”被编成常用的“招议之式”之一。[24]
《大诰》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笞、杖、徒刑本身分成五等，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大明律》规定，“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则均为徒三年。[25]这样，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诰》，罪减一等，则均按徒三年处置。
“《大诰》减等”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
㈥ 古代中有一种刑罚叫做流放，请问犯人终生都没有回来的可能吗
可以回来。最少可以等到大赦。例如唐代诗仙李白，和明代大学者王阳明。
唐代诗仙李白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但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而后王阳明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先后平定江西和宁王叛乱。
㈦ 中国古代历史刑罚最残酷的是哪一个朝代
其实都很残忍，如果非要从中拔尖的话那就是——商朝
商朝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朝代。这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已经有了文字――甲骨文。在甲骨文上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肉刑。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从商朝开始有了法律，也有了刑罚。
毫无疑问，商朝的法律观念即是相信法律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刑罚也就是神预，就刑罚本身而言，确信商朝有活埋、火焚、沉水、腰斩等死刑。但没有严格的刑罚制度，这时候的中国人已经表现出某种残暴性了，其表现在数量惊人的人殉和人牲，商朝的人殉人牲数量多得可怕，几十上百的非常常见。有一次商王耳鸣，就杀了三十个人取悦上帝。最多的达到了“千人千牛”，但这个记载有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是指把一千个人和一千头牛关在一起待宰，不过这也够可恶的了。而完全可信的纪录是杀三百人牲。从出土纪录看，陪葬人数也有上几百的。一次祭祀杀人纪录为339人，一座坟墓殉葬人数记录为三百六十多人（商王级）。杀人如此又多又频繁，而人牲并不属于商朝的刑罚制度――原因很简单，刑罚是针对人的， 商朝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和战俘当人看。在他们眼中那不过是一群比较特别的牲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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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古代有一个特别残忍的刑罚：坐冰凳，它到底有多残忍
谈到刑罚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满清的十大酷刑，这也是很多很多电视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刑罚。
但是说到坐冰凳就比较少见了。一般生活中冰是用来降暑或者保鲜等等，没想到还能作为刑罚。其实这种刑罚生活中就会体会到。比如小时候会把冰块放在手掌心，看着冰块融化，冰在手心时间越长手就会越疼，像针扎一样。
㈨ 历史上都是怎么惩治坏人的
历史上都是怎么惩治坏人的？
中华文明五千年，从古至今这些刑罚又是如何演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奴隶社会：太不人道，不把烦人当人看
在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前，都被称为是“奴隶制”刑罚，最为严重的当属秦朝。由于秦朝采用法家理念治国，在刑罚方面手段非常残酷。秦朝的刑罚是由死刑、肉刑、徒刑、流刑、赎刑组成了，它是一个庞大且繁杂的体系，还有财产刑、身份刑等，这包括对犯人的生命、肌体等多个角度系统的实行法律强制。
仅仅是死刑就分为戮（先示众再斩首）、磔（裂碎犯人肢体的刑罚）、定杀（就是对于有疾病的犯人选择投水淹死）、枭首（即砍头后城门示众）、族刑（刑罚波及同族）、具五刑（就是执行肉刑之后再执行死刑）。另外，据资料记载，秦朝还有凿颠、抽肋等惨无人道的刑罚。秦朝还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相关人等一并受罚。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吕后的人彘：挖鼻剜眼，熏聋耳朵，灌吃哑药，剁四肢，扔进厕所。实在是不敢想象。
历史上名医扁鹊就是遭受车裂（五马分尸），据说扁鹊的头颅被一匹马拉到河北省，当地人为了纪念扁鹊修建了扁鹊庙，当地因此取名为“神头”村。
2、封建社会：皇权下的威严
隋唐以后的刑罚体系，大多被称为“封建制刑罚”。至此废除秦朝以来的肉刑之后，也开始形成了固定的“封建五刑”---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
笞刑，也就是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分为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四十下、五十下几种；杖刑相比于笞刑比较严重，分为六十下、七十下、八十下、九十下、一百下；徒刑，包括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几种，相比于今天的十几年还是比较少的；流刑，包括一千里（差不多就是动北京到上海的距离）、一千五百里（差不多就是从北京到成都的距离）、两千里（差不多就是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几种；死刑分为绞刑和斩刑两种方式；
3、民国时期：各大势力分散，刑罚各有不同
从1911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民国时期。形式上宣告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同时也表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共和政体的诞生。
当时民国政府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以及保护华侨办法》等。还有一些社会改革的法令：禁烟、禁赌、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称呼旧制等。同时还主张司法独立、禁止刑讯，禁止体罚，试行律师制度。
虽然在当时的环境，未能完全按照当初设想来执行，但是从法律条文上也能看出明显的进步。
当时“合法”的民国政府由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也没能持续多久。一时间，各地军阀割据，都有了自己的势力。相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革新志士，在军阀执政的范围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传统严格非人道的刑罚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一些封建顽固分子对于大批革命党人是深恶痛绝的，民国革命人士大遭受的酷刑也是数不胜数。
4、关于刑罚，有几个有趣的点在这里也交流分享一下：
a、《琅琊榜》中的大理寺如神一般的存在：
电视剧《琅琊榜》的故事背景被设定为“南梁大通年间”。南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东晋灭亡之后，南朝共经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梁是南朝第三个朝代，建于公元502年，史称“南梁”，也称“萧梁”。“大通”是梁武帝时期使用的年号，即从527年3月至529年9月。
而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理寺是北齐以后才出现的机构，从秦汉时期到北齐时期一直命名为“廷尉”，到北齐的时候廷尉更名并扩大为大理寺。而北齐存在的时间为公元550年至公元577年，这么算南梁大通年间是在北齐之前的。剧中将赤焰军卫峥被夏江抓到后就放到了大理寺，按照时间来说，大理寺在剧中真是神一样的存在。
b、来说说这“一丈红”
当取刑罚之意时，主要在后宫中用来惩罚犯错的妃嫔宫人，执行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板子责打女犯腰部以下的位置，不管打多少下，直到血肉模糊为之，远看一篇鲜红才因此命名“一丈红”。这种刑罚只要执行了，那多半是残废了，如果哪个还能站起来，指定是执法的人徇私。同时后宫中只有皇上、太后、皇后以及正二品以上妃子或者太子妃才能动用刑罚。
两寸厚，按照现在的换算，那可是将近7厘米啊！拿着都费劲，别说执法了！
㈩ 古代不至于死命而比较痛的是什么刑
中国古代刑罚的发展。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 .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1、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