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商法典全文

⑴ 未及时报案保险公司能否拒赔，保险公司拒赔怎么办

我国《保险法》对这种情况虽有规定，但未规定具体该如何处理。《保险法》第22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不幸的是，《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聪明”的保险公司纷纷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做出如下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采取必要合理的施救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并及时（48小时内）通知保险公司。否则，对因此而导致的损失扩大部分以及保险公司无法核查的损失，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这样一来，只要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之后没有及时向交警或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总能找出理由拒绝赔付。
在被保险人未及时报案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究竟能否拒赔，我们先来看看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规定：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规定：“投保人知悉保险事故发生后，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履行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免除给付义务的约定，其已依照其他方式及时知悉者，不可以主张”。依照这一规定，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但《德国保险契约法》在第6条第3款对这种情形又作了限制，该款规定：“免除给付的规定系以保险事故发生后违反对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为由者，若该违反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则不生该规定的效力。重大过失违约者，若不影响保险事故的确定且不影响保险人责任的确定或范围，保险人仍应负给付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德国保险法上，因一般过失未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向保险公司报案，假如该未报案不影响保险公司确定责任或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规定：“保险合同人或者被保险人、保险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已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向保险人发送该通知”。第2款接着规定：“因保险合同人或者被保险人、保险受益人怠于第1款之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保险人不承担补偿该被增加的损害的责任”。
《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2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或事件者除外”。
可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规定，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即不予赔付。相反，如果我们认真解读这些规定，不难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应当赔付。也就是说，如果事故确属保险事故，对事故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赔付。第二，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导致损害增加，保险人对增加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亦即，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始损害，另一部分是增加损害；原始损害部分，保险人应当赔付，增加损害部分，保险人不予赔付。《澳门商法典》中所云：“保险人所受之损害”，以笔者度测，应做增加损害之解。
上述“奥迪剐蹭雪弗莱案”中，处理纠纷的关键在于，剐蹭之后造成的原始损害究竟是什么？原始损害是否包括奥迪变速箱受损？如果奥迪变速箱的受损属于原始损害，保险人应当赔付。如果属于未及时报案造成的增加损害，保险公司可以不予赔付。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究竟是由被保险人来证明变速箱受损属于原始损害，还是保险公司来证明变速箱受损不属于增加损害？笔者认为，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讲，应当由保险公司来证明变速箱受损不属于增加损害，如果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则其应当赔付变速箱受损的损失。保险公司主张被保险人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保险人已在48小时内向其报案，符合保险合同的规定。
本案折射的问题是我国《保险法》关于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之法律后果的缺失。笔者以为，《保险法》第2条应增加一款，该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的，对因此造成的增加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⑵ 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笔者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撇开感情因素，对这个问题做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⑶ 我想问一下 退股或出让出资后的股东有哪些责任

毋庸置疑，合理的股权转让制度可以保证有限公司股东回收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有限公司具有人合兼资合的性质使其股权转让制度也相对独特，制度设计颇为错综复杂。目前采用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日益活跃，有关其股权转让的纠纷在我国也随之增多。我国公司法的相关制度却相当模糊，给实务界带来相当困惑。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除了在第36条第2款中明确股东首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之外，其他方面并未涉及。所以这对解决实务中出现的股权转让纠纷并没有提供更加清晰明了的法律依据，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仍旧如“潘多拉的魔盒”。笔者在这里主要从比较法的视觉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制，希望对公司法立法有关股权转让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 人合兼资合 内部转让 外部转让
【正文】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制度设计的法理基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与资合两重性
所谓有限责任公司是指“两个以上的股东出资组成，每个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1】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法理基础植根于有限公司不同于其他公司组织形态的特殊属性。在大陆法系公司法体系内，有限公司是在19世纪末首先由德国为了满足中小企业经营之需要，通过简化股份有限公司，并揉入人合因素而创造出来的。在后来的制度演变过程中，有限公司兼具资合与人合两种属性的质素结构并未改变。正是有限公司股东之间这种既“资合”又“人合”的关系，使得其股权转让制度呈现出既不同于作为纯粹资合性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又不同于作为纯粹人合性公司的无限公司的复杂特征。在人合公司中，法律注重投资者的个人信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友情结合的特征，投资者的出资被掩蔽在公司商号的光环之下，因此法律一直允许投资者退股，也允许公司基于法定理由对特定投资者除名。相反，在资合公司中，公司的存续并不依赖于投资者的个人资产与信誉以及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公司资本被看成是公司惟一的信用根基。因此，法律虽不允许股东退股，但允许股权自由转让。而在有限公司中，由于股东之间同时具有人合与资合的关系，股东回收投资或者退出公司的行为就要受到两种法律关系的约束：一方面，人合性和封闭性使其股东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那样可以自由转让股份；另一方面，资合性使其受到传统公司法理论上资本维持原则的约束，股东不像纯粹人合性公司那样允许退股。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与人合性，其人合性的特点决定了对股东转让出资应进行限制，这是保障公司股东的稳定性和公司健康运行所不可缺少的。”【2】这样，一旦有限公司的股东谋求回收投资时，法律就艰难地在这种人合与资合的夹缝中为其寻找退出公司的途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实质就是在保证股东回收投资与维持公司的人合兼资合属性之间作出平衡。考察大陆法系有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立法例，我们发现制度的安排和演变大致都遵循这样一个思路。
目前学界的主流理论将有限公司称为“人合兼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介于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伙企业之间，兼具资合性和人合性”【3】但是笔者认为，更准确地界定，它应当是一种具有人合性的资合公司（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例如甘培忠在企业与公司法新论中有类似的看法）。与此相适应，大陆法系公司法都通过有限制的股权转让这样一种受到人合性限制的资合性方式来实现股东对资本的回收。这种有限制的股权转让构成了大陆法系公司法关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理论指引。但是，由于对公司法的强制性理解不同，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股权转让对公司人合性影响的看法不一，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订立的基本框架也不尽相同。
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立法，【4】由于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不像外部转让那样必然导致新股东的加入，不会动摇基于股东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公司之人合性，因此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立法的结构模式上，大都区分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内部转让）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外部转让），并对两种转让分定规则，即对于股权内部转让法律多采自由主义，允许股东依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则办理；对于外部转让多采限制主义，要求须经股东或公司同意，以维护公司的人合基础。当然，也存在一些异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就不以转让对象为标准划分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而是以出让股东是否为董事为标准，将股权转让区分为一般股东转让和董事股东转让，并对后者施以较前者严苛的限制。此外，还专门规定因法院强制执行而导致的股权外部转让的特殊规则——法院依据强制执行程序，将股东出资转让于他人时，应于20日内通知其他股东，按出资转让的规定指定受让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让人不依同一条件受让时，视为同意转让。德国法则将股权转让区分为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对于全部转让，原则上由股东自由为之；对于部分转让，原则上须经公司同意。
我国《公司法》采大陆法系的一般模式，亦区分内部与外部转让，并分定规则。考虑到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各自关涉的利益确有差异，“以转让出资之受让人是否股东而异其待遇，颇充分把握有限公司之特质”【5】有限公司制度的产生满足了小规模投资者对于投资的风险控制要求，但出于维护资本管制而建立的封闭式环境和维护股东间信任合作的需要，对投资者转让股权的自由就应当施以必要的限制。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公司维系发展的必要基础，也是公司债权人利益实现的某种间接的保障。股权在股东之间转让，即使导致一人公司，法律也应当顺从股东的意愿；而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法律不能不直接介入设定适当的规则以巩固制度的基础和平衡各个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因为商事活动的过程以及结果涉及到了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调整这种活动的法律规范就必须表现出适度的强制性。
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转让应该以自由转让为原则，并可以公司章程设限
关于内部转让，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笔者认为该条款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股东这时转让的不是“出资”，用“出资”这个概念明显没有表明股东转让股权的法律性质！因为这时候的股东并不限于公司设立之时的发起人，可能是公司成立后加入的股东。另外股东此时转让的也并不局限于其出资，也可能包括其从其他股东那里已经继受取得的股份。因此笔者建议用“股权”这个概念代替“出资”，在王保树先生、沈四宝先生等起草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中也采纳了同样的观点将出资改为股权！
其次公司法现行条例第35条虽然基本上采纳了大陆法系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基本精神，即“自由原则”，但笔者认为该条规范的表述不符合我国公司治理能力欠缺的实际情况（由于公司法35条的规定过于简单，实务中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的内容往往只是简单地照搬公司法的条文，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容易导致公司僵局，比如公司章程往往规定股东股权转让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缺乏引导性的表述。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的公司法修改中第35条应该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公司治理现实，适时增加“引导性的表述”不致使实务中出现那么多的股权转让僵局！制度具体如何构建，须从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说起，并考察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例。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受到公司性质的限制。“为了维护公司内部的稳定性，保持股东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股东在转让出资时，应该首先考虑在公司现有股东间进行！”【6】由于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并不导致新股东的加入，相关法律规则也主要以“自由”为基调，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对内部转让的立法中，宽严程度仍具体不一。
《日本有限公司法》最为宽松。该法规定：股东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除此授权性规范外，别无他限。【7】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法对内部转让采自由主义态度，但这种立法例并不意味着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而是授权由投资者自主决定是否对内部转让附加条件和附加何种条件。内部转让会引起公司股东原有股权格局的变动，作为资合性很强的企业组织，股东之间的股权比例是决定股东们在公司中的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因素。笔者认为日本立法例将如此重大事项交由公司股东自行处置，不仅反映了对股东自治理念的尊重，而且更多的则表现出立法者对股东自治能力的信任。 “基于投资者均为“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法律相信他们能够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作出合理的认识、判断和相应的理。”【8】然而这也为中国在法律移植埋下了伏笔，充分体现在公司法35条完全模仿日本的立法例欠缺本土化改造！
德国法不区分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在全部转让的情况下，有限公司的股权可以自由转让，但是公司章程可以对转让股权附加其他条件，尤其可以规定转让必须经公司批准。（《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第5款。）这种立法例一方面确认了转让自由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提示投资者具有通过章程自行安排股权转让规则的权利。
法国法比德国法的规则更为详尽。《法国商事公司法》一方面规定股份在股东之间自由转让，另一方面又提示投资者可以在章程中对内部转让约定限制条件。为了保证在章程约定了内部转让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出让股东的转让意图仍可顺利实现，该法还规定：章程含有限制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方案被公司搁置表决或否决时，出让股东可以通过推定同意、指定受让、强制收购等补救措施得以脱身。【9】
《韩国商法》第556条规定，社员相互间的股份转让，可不需要“社员大会”的同意，以章程作其他规定。见【10】这种规定首先区分了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适用不同的规则（外部转让见该条第1款）其次规定对于内部转让原则上只以章程设限！
在台湾地区公司法上，股权内部转让适用与外部转让相同的规则，即必须受其他股东同意制度的约束。该法规定：股东非得其他全体股东过半数之同意，不得以出资之全部或一部，转让于他人。根据上下文，此处转让人应为非董事股东，而接受转让之他人，既包括股东也包括股东以外的人。对于台湾地区公司法的内部转让制度，多数台湾学者认为内部转让亦须以其他股东同意的法律安排过于严苛。区分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已成为多数台湾学者的见解。他们认为，内部转让与有限公司之不公开性和闭锁性并不相违，实无获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必要。
我国《公司法》第35条第1款是内部转让制度的核心条款，该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这显然是仿效日本立法例。“按理说，第35条第1款作为我国《公司法》中少有的任意性规范本应备受呵护和表彰，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迄今尚未见到对此条款的积极评价。”【11】笔者也赞同对我国《公司法》进行以股东和公司为本位的变革，商人自治，减少公共权力的不必要干预，但是，笔者同样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制度的确存在与国情不符之处，对作为一种区域性知识的法律规范的移植，应当考虑本土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文化氛围。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7项将“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列为有限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而《公司法》第35条第1款又是一个授权性规范。据此，投资者完全可以自由约定有关内部转让的限制条件并将其通过章程固定下来。但是，在公司法律实践中，投资者往往对公司章程这一实现股东自治的基本法律工具的契约属性缺乏认识，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经常是完全照搬《公司法》的相关条文，根本不能达到通过章程实现其利益安排的特别意图。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35条第1款所确定的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规则过于简单。在王保树先生领导的“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起草的公司法修改草案里也只是将35条第一款的“出资”改为股权，即：“股东之间可以转让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而没有更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创新！学界有观点主张，对内部转让也适用《公司法》第35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即内部转让也适用转让同意和不同意股东的强制收购制度。也有观点主张应采德国立法例，即在一般规定股东之间任意转让股权的同时，明确规定股东得以公司章程另行约定转让条件。笔者认为，有限公司股权的内部转让并不影响公司的人合性，因此不必规定与外部转让制度相同的严苛制度。即使需要设计细化的规则，也主要是“资合性”问题；而外部转让由于新人的加入对股东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挑战，是“资合性”加“人合性”问题，因此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应相同。故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上对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适用相同的规则的做法不宜效仿,而《法国商事公司法》尽管确认了内部转让自由的原则，但是一旦章程对内部转让设限，即适用外部转让规则的做法，事实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资合和人合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也不足取。
鉴于我国目前股东自治能力的现状，德国法也仍嫌对股东利益欠缺细致的关怀。笔者认为应当在肯定内部转让自由的原则下为内部转让设计更为详尽的规则。
就内部转让，首先，应确认股东自治原则，即确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
其次应该充分允许有限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里就股东转让股权进行限制的内容安排。首先公司既存股东由于持股比例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其在公司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其利益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其实无异，因而都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12】其次，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缺乏像股份有限公司那样的退出机制，在特殊情况下股东欲退出公司或公司内部出现僵局欲回收股东所拥有之出资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可操作的规则，十分不利于公司发展和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另外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如前面所述，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也是承认可以对有限公司内部转让施加限制条件的。比如在法国，股份在股东之间自由转让，但章程可以规定需要得到股东集体同意或受某些限制，只是规定的条件不得比向第三人让与更为严格。”【13】
笔者认为在考虑将来公司法对第35条修正时，首先可以大胆地“引导”股东在公司章程里就股权转让内容尽量做出详尽的合理性安排，比如提示股东在公司章程中引入“默示同意”制度，“不同意转让强制收购”等制度并且鼓励股东明确将该制度写进公司章程，因为如果没有写进公司章程，由于默示同意并非一项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在公司章程里没有明示条款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股东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就推定他同意转让，这样做缺少公司法上依据！尽量避免公司僵局的出现，以导致司法的不必要介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经济稳健运行！
其次，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的国情，《公司法》除了应当明确告知股东可以通过章程安排内部转让规则之外，还需进一步设计最佳具体规则供其选择。另外对于股东在公司章程里就股东转让的内容安排，只要不违背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则，都应该承认公司章程的效力。（至于公司法当中哪些是强行性规则现在学界争论很大，也是公司法修改时始终遇到的困惑！详细参考江平《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载财经法律评论05年第一期。）《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作者，耶鲁大学教授在政法大学讲演时认为“涉及管理人员内部问题应该更多是任意性规范，比如选举方式、表决方式等，但如果涉及第三人利益尤其是债权人利益时应该更多是强行性规范”据此笔者认为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内容安排应该享受极大的自由空间，公司法应该原则上承认股东在公司章程里的股权安排，即便有“违反公平原则”等情势的存在，法律也不轻易宣布这种公司章程中的内容安排无效。这正如王小能在谈到商法分支学科票据法的时候讲到，票据法具有“技术性而非伦理性，即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技术一种交易方便繁荣市场的技术上的考虑，非仅凭一般法律常识或者道德观念便能理解”。
综合上面所表述，笔者认为未来公司法修改时第35条第1款具体可表述为：“股东之间得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其转让方式、比例、作价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在章程中约定默示同意的，公司法准其约定。股东之间就转让股权发生争议时，其他股东得以相同条件并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加权计算后受让。” （在我国公司法上那些规定是强行性规范尚且不明朗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条款到底是任意性条款还是强制性条款还存在很大争议的时候，笔者在考虑在公司法修改以后紧接着可以出台一个司法解释或者立法解释，具体说明股东到底可以在公司法章程中就股权转让安排享有多大的自由空间。比如是否可以约定在有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时约定资本多数同意制度，默示同意的期间应该至少不能少于多少天等。）
三、股东向外部转让股权公司法必须予以一定的限制
（一）现行公司法关于外部转让制度叙论
我国公司法第35条第2、3款是关于股东向外部转让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该购买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起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规定了转让同意制度，“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该购买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规定了强制购买制度，“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规定了优先购买权制度。在笔者看来该条立法至少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没有明确公司可否依章程或股东决议等形式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即没有明确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限制条件有什么样的效力。“我国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采取“法定限制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之一。”【14】这种立法给实务操作带来很大的困惑，导致实践中约定限制所产生的纠纷解决起来十分困难。
其次，对于股东做出同意表示和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我国公司法的这一条款也未明确规定。这势必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容易使其他股东拖延同意，使欲转让出资的股东丧失最佳转让时机;二是股东在较长时间内怠于行使同意权、优先购买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国家的公司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日本有限公司法》和商法典的相关条款规定，股东将其份额对外转让请求公司同意的场合，当不同意转让时，公司须在该请求之日起两周内向该股东书面通知公司的意见。在此期间内未通知的，视为同意转让。《法国商事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和保护出资转让双方当事人权益的角度出发，我国公司法似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对同意期限和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做出规定。
再者，复次转让统一表决机制的冲突。第35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的转让同意制度在表决机制上系仿效台湾地区“公司法”，采股东人数主义。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10项和第41条的相关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是有限公司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股东会作出决议时，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样，就出现了表决机制中的“股东人数主义”与“资本比例主义”的冲突。笔者认为，这事实上是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导致的技术瑕疵。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技术上进行弥补，如可在第41条中加上“本法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即股东会会议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后，缺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考量！据笔者观察，由于我国目前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规定在2-50人，现在我国绝大部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实力相差不会太悬殊！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一些类型比较新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往往技术人员的股份与以资金入股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相差悬殊。（现在一些高科技公司往往从大的投资基金引进了不菲的资金，这些资金相比公司其他一些股东的股权力量对比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意的股东同时也无力购买则往往只能视为同意，结果可能把“狼”引进来！要防止把“狼”引进来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以公司或股东共同制定第三人购买。现行公司法欠缺公司或股东共同指定第三人购买的条款。这项条款的缺失可能导致反对转让出资的股东因无力购买而不得不放弃优先购买权，从而无法抵御恶意第三人的进入，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法国商事公司法》、《日本有限公司法》对此都做了规定，具有其合理性，值得我国借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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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韩国上市公司的收购方法及监管制度单

摘要 在交易流程上，通常，并购交易双方仅需通过谈判和协议完成私有公司股权、业务和资产的转让。通常交易各方的性质和交易本身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私有公司并购的流程，然而在竞价的情况下，交易流程须按特定步骤进行。《韩国商法典》规定了韩国公司并购的一般制度，包括股权并购、资产并购、公司合并和公司分立等交易结构。同时，并购交易还需遵守《垄断管制与公平交易法》、《外商投资促进法》、《外汇交易法》等法律。

⑸ 商业伦理包括哪些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商业伦理文化主要包括德、智、美、情四个方面，其具体为：
1.德是回指商业道德，答是商人应具有政治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
2.智就是智力、智谋。
3.美就是完美无缺、漂亮。指的是心灵美、仪表美、商品美、包装美、服务设施美、环境美、商业陈列广告美等。
4.情。即情感、友谊。指的是商业工作在人事交往中的和谐、友善、协调、理解的人际关系。德、智、美、情是商业伦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德在这个伦理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指导智、美、情的活动。

⑹ 保险事故的保险事故性质的立法界定

何者谓“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之“事故”性质为何？各国家或地区保险法上之界定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的性质，为少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882条将保险事故定性于“灾害事故”。该规定是从保险事故发生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保险事故尤其是财产保险事故之性质。但是，灾害事故之后果为一种“不幸事故”，而现代社会保险事故并非皆为“不幸事故”，7例如，人之生存险。所以“灾害事故”不能揭示保险事故之全貌和性质。
第二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原因”入手揭示和界定其性质，并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但具体界定上却不一致。例如，日本《商法典》第629条将其定位于“偶然事故”；韩国《商法典》第638条将其定位于“不确定性事故”；我国《保险法》第2条及澳门地区《商法典》第962条将其定位于“可能性事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条规定为“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笔者以为，上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保险事故之本质，即客观上可能存在的偶发事故或称不可确性事件；虽然表述上不尽一致，且是否足以完全反映、揭示或涵括保险经营上的保险事故之性质或范围，不无疑问，但其立法本旨则是共同的：通过直接限定保险事故之范围，而间接地“排除被保险人通过自己意志或行为左右保险事故之发生”。

⑺ 什么叫责任保险的请求权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保险的第三人，是责任保险单约定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责任保险的赔偿，取决于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被保险人受到第三者的赔偿请求并只有在损害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才承担对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前引案件所引发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是，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是否能够超越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代替被保险人之地位直接对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对此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仅存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而保险人之责任，须至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方能发生。故第三人只可对被保险人作请求，不得对保险人求偿，因为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且在被保险人支付前，保险人之责任尚未发生。因此，第三人原则上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上之请求原

因，在于第三人之请求，保险人之赔偿责任，实质上即对第三人赔偿责任。因此，第三人应当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前述两种观点没有考虑责任保险的复杂性，片面地理解了责任保险制度，其见解不尽合理。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代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应当说，当代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责任保险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给予了特别的尊重。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风险保障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化的机制，实现分配正义。目前，各国都比较注意通过采取一系列利益保障机制，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够在责任保险中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保险具有了很强的公益性，成为保护受害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机制。

从立法模式看，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保护受害人第三人利益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插

第一，直接保护方式，即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受损害的第三方享有并取得被保险人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第三方因此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将责任保险的第三人直接纳入保护范围。目前，只有极少数立法例，如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纽约州等全面推行直接请求权制度，准许受害第三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以请求赔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适用范围通常局限于某些强制保险，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环境责任保险等，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责任保险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为了切实充分地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同时，也兼采下列两种制度：(1)禁止向被保险人给付：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于第三人由被保险人应负责任事故所致之损失，未受赔偿以前，不得以赔偿金额之一或全部给付被保险人，(2)直接向第三人给付：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得经被保险人通知，直接对第三人为赔偿金额之给付。
第二，间接保护方式，即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从各国立法来看，在责任保险领域维持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普遍做法。从法理上分析，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责任是派生于保险合同，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一般是侵权责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和保险合同赔偿关系的区分是明显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混淆。原则上，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与保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能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赔偿。从域外立法来看，在责任保险领域维持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普遍做法。因此，除少数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外，因被保险人的行为而受损害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没有直接请求权。但为了更好地维护第三人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督促被保险人尽快履行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这种做法的本质是通过让保险公司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间接地对责任保险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韩国商法典》第72条规定：“对因可归责与被保险人的事故而发生的损害，保险人在第三人接受被保险人的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额的全部或部分”。根据法律的规定，责任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先付条款(或称“不得起诉”条款)，在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前，被保险人应当先行给付第三人损害赔偿金，被保险人非经第三人诉追并已支付赔偿金额及费用后，不得对保险人请求赔偿。

纵观域外立法，责任保险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是有限制的。除非法律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第三人不能随意行使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准许第三人不加限制地行使直接请求权，主要的弊端是：

第一，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从法理上分析，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根据是责任保险合同，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一般是侵权责任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只有合同的缔约双方才能主张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责任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种协议，第三人原则上不能主张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第二，加重了保险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无原则地扩大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允许任何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则将造成直接请求权制度的滥用，保险公司将卷入众多的民事赔偿案件中，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并最终加重投保人的负担，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第三，不符合国际保险诉讼惯例。从各国责任保险的诉讼情况看，一般都尊重合同的相对性规则，除机动车强制保险等少数险种外，一般不允许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提出请求权，并取得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

总体来看，我国的大多数立法要求责任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虽然肯定保险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直接向第三者给付保险金，但并未明确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正在制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立法，也倾向于继续沿袭这种模式。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9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强制保险的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交通事故的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的立法例下，第三人原则上对责任保险人无直接请求权。

当然，责任保险发展的潮流是以保护第三者受害方的利益为目的，责任保险的公益性也日渐突出。因此，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正在逐渐扩大。目前我国的立法已显示出这种趋势。《民用航空法》第168条规定：在经营人破产等情形下，受害人可以直接对保险人或者担保人提起诉讼，但是不妨碍受害人根据有关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的法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的权利。同时，保险人或者担保人对受害人依照本章规定提起的直接诉讼不得以保险或者担保的无效或者追溯力终止为由进行抗辩。该条款规定了第三者受害方对保险人的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7条规定了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提出。该法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删白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它人提出”。根据前述特别法的规定，受害第三方均可直接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因此，我国法律采取的是一种稳健(或者说相对保守)的立法模式，即：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应当维持责任保险合同的相对性规则，第三人不得对保险公司提出直接请求权。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这一做法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保险业的发展情况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片面扩大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错误倾向，法院主动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或者被告，并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案例并不少见。此外，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也存在这种倾向。该司法解释第31条(责任保险人的诉讼主体)规定：“在第三者起诉被保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列为第三人”。这里笔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是为便利第三人行使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而做出的程序上的规定。然而，考虑到我国只有部分特别法规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前述司法解释是否能够普遍适用尚值得商榷。因为，在第三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前述司法解释可以有效地解决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但是，在受害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则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一方面，直接将保险公司列为诉讼当事人，将会使保险公司被迫应诉，增加了其诉讼成本，并最终增加了社会公众的投保成本，另一方面，受害人如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其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前述司法解释不区分情况，而整齐划一地从程序上直接规定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值得商榷。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前引案件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仅存在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保险人与受害人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而且，有关的特别法也没有规定原告享有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受害人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直接向
其支付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是对我国《保险法》的误解，其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然，从长远来看，在我国保险业实现做大做强的宏伟目标后，保险的保障功能将更加突出，完全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立法将顺应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不断扩大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范围。在公众责任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等领域，赋于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在多数责任保险合同中，仍然应当继续维持责任保险合同的相对性规则，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行约定，责任保险的第三者不能直接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⑻ 商行为的一般商事行为

一般商事行为与特殊商事行为是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学理论研究中使用的一对概念，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事行为的分类。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一般商事行为和特殊商事行为并不是从商事行为本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从商法对商事行为特别调整的共性和个性的角度提出来的问题。一般商事行为是指在商事交易中广泛存在的，并受商法规则所调整的行为。其中有些行为不仅是商事领域共有，在民事领域也存在，但它们均受商法规则调整。
对一般商事行为的范围，学者们意见纷纭，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其包括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商法上的债权行为、商事交互计算；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以缄默形式所为的意思表示、商事留置权、善意取得和约定利息的请求等；也有的学者认为一般商事行为包括要约与承诺行为、给付行为、交互计算等；本书阐述的一般商事行为是指商事活动中具有共性并受商法规范所调整的行为，主要包括商事代理行为、商事债权行为、商事物权行为及商事交互计算等方面。 商事代理以民事代理关系为其法律关系的构成基础，但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商事代理行为是是最基本的商事行为之一，不同国家对其又有不同规定。在采用主观主义（商人法主义）原则的国家，特别强调代理商的资格；而在采用客观主义（商事行为法主义）原则的国家，则尤其强调行为的营利性。在民商分立国家，除了在《民法典》中对民事代理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外，通常还在《商法典》中对商事代理制度做出特别的规定，如德国、日本等。中国在立法上没有区分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在实践中，有关商事代理问题适用中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与民法上的代理行为相比，商法上的代理具有其独自的特点：
第一，非显名主义。在商事活动中，商事行为的代理人在实施其行为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是为本人（即委任人或被代理人）进行，但其行为对本人和相对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非显名主义作为商事代理的一个特征在一些国家的商法中得到了承认。但是，当本人的对方当事人不知道代理人的行为是为本人所进行时，也可以请求其代理人履行。中国《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即反映了这一特点。
第二，本人的死亡不影响代理权的存续。根据民法的规则，被代理人（本人）的死亡将引起代理权的终止。商法的规定与之有所区别。一些国家的商法规定，商事行为的代理不因本人的死亡而消灭。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如个体工商户一样，即使其本人死亡，其营业也并不马上消灭，而是让其商业使用人的代理权继续存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停止营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符合商法保护交易安全的要求。
第三，代理人的权限范围较广。在民法上，代理人应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超出授权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但是，在商事行为的代理中，代理人的权限范围要比民事代理的广。许多国家的商法都承认只要商事行为的代理人在不违背被代理人授权本意的范围内，可以实施未被直接授权的行为。 商事债权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形态，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债权行为。债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商事债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以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基础，同时适用商法的特殊规定，这些特殊的规定在法律效力上优先于民法的规定。在西方国家的商法典和商法学理论中，商事债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商事合同缔结过程中要约和承诺的特殊性上，具体涉及对意思表示之缄默和缄默之错误的特殊性规定等内容。
一般来说，缄默作为一种消极的行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不具有意思表示的效果，如中国《合同法》第20条的规定。但在例外情况下，如双方已有约定或法律有明确规定，则缄默可当作对要约的承诺。 物权首先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规定在民法典之中。在商事活动中，涉及到物权问题，可以适用民法中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一些特殊商事行为，在民法之外，商法中又有特殊的补充性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对于商事行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由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商事物权与民事物权在法律上的差异。
（一） ；商事流质预约的认可
在民法上，流质预约被禁止。出质人和质权人不得在合同中约定，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此项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利用其有利的地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但在商事活动中，由于商人自己能够计算其经济利益的得失，同时，也为保障商事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信用交易的公平，多数国家的商法都承认商事交易中的流质预约。例如，《日本商法典》的515条即规定，民法关于禁止流质预约的规定不适用于因商行为债权二设定的质权。《韩国商法典》亦有类似的规定。
（二） ；商事留置权
商事留置权是指在双方商事行为情况下，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占有债务人的标的物，在其不履行义务时，变卖或对标的物折价以受偿其债权的权利。商事留置权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商业习惯，并在德国商法典中得到明文规定。
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不同，它不强调留置的标的物与被担保债权的个别关联性，而只要求二者之间的一般关联性，即在商人之间，因双方商行为发生的债权在未受偿之前，债权人可以留置其因商事行为已经占有的债务人的财产，而不要求该财产属于被担保债权本身的标的物，不要求二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的这一区别在许多大陆法国家的商法中都有所体现。 商事交互计算，是指把在一定期间内由商事交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一次性结算的特殊商事合同。它实际上是一种活期账务结算。它通过双方的约定，以结算结果和结算后所产生的余额的确定来实现债务了结。在这种债务了结方式中，借助于定期结算，交易双方当事人在商事业务往来中形成的债权和债务不断得以清算，从而避免了单方面独立的债权和债务的生效。
在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及罗马等国，商事交互计算就相当发达。后来随着银行的出现，商事交互计算逐渐完善起来，并在各国商法中被普遍采用，《德国商法典》第355条、《日本商法典》第529条等都对交互计算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些国家的商法典对于商事交互计算的概念、方法、原则，交互计算关系的形成条件，交互计算的法律效力，交互计算中的担保与抵押以及交互计算关系的解除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商事交互计算的特征在于：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商人；交互计算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必须有经常性、持续性的交易关系。例如，运输业者之间、保险公司与其代理商之间在一定期间内存在持续性交易时，交互计算就得到承认；就一定期间内由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总额进行抵消，对余额进行支付；商事交互计算根据合同、特别是持续性合同的终了而停止。但是，当事人随时可以就在将来对交互计算合同的解约告知对方。

⑼ 古代到现在各国比较重要的成文法典

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诞生于公元前世纪，原碑现藏巴黎罗浮宫。比汉穆拉比更早的现存法典还有制定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叙利亚）发现的古档案中的泥版。

欧洲现在的民法体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人的早期法典《十二铜表法》，而罗马法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法典是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可是这两部法典都有局限性：《十二铜表法》只概括了基本法律原则，而实际执行的法律则是由法官从这些原则上推断出来；查实丁尼法典虽然在后世影响巨大，但在当时只在东罗马有效执行，在西罗马没有发展成法律传统。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败，这一传统在欧洲也失去了影响力。欧洲近代的编纂运动始于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欧陆国家开始把发展独立法制视为主权的象征。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几部重要的欧陆法典相继问世，包括《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

在东方，中国的近代法典的源头是公元七世纪的唐律，其后各朝基本循唐制，而法典最终发展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成为全面、完整，囊括现代刑法和民法的法典。直到近代，中国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大多受中国法典影响。日本是最早编纂西方式法典的亚洲国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推行了以德国民法为模范的《日本民法典》。辛亥革命前后，受西方法学影响，中国开始改革法律体制，编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并从此逐渐发展为大陆法系或社会主义法系国家。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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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一部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产生于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

1901年在伊朗发现，为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圆柱，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端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

汉谟拉比法典将人分为三种等级：

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无公民权的自由民
奴隶
王室奴隶
自由民所属奴隶
公民私人奴隶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B0%9F%E6%8B%89%E6%AF%94%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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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人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并派人赴希腊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补充二表。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铜铸成，故习惯上称作《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在战火中铜表全部被毁，原文散佚，现在只能从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见梗概。

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等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于贵族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4%BA%8C%E9%93%9C%E8%A1%A8%E6%B3%95&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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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或《国法大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一部汇编式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该法典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新律。最后完成于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内容为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权威的法学家对于法律的解释，还有给法律学生当作法学的入门教材等。

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6%B3%95%E5%A4%A7%E5%85%A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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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称拿破仑法典，是法国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曾名为《拿破仑法典》，但1870年以后，人们一直称之为《民法典》。

该法典是根据法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命令，由特龙谢(Tronchet)、马尔维尔(Malleville)、普雷阿梅纳(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为《法国民法典》。又被后人称为《拿破仑法典》。

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结构体系，除序章外，有3编2281条。3编的名称分别为“人”、“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形态”及“所有权取得的各种方式”。
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但是，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该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学说加以大幅的修正，也进行过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别法的制定。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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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于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称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简称BGB），是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编，分别为总则（Allgemeiner Teil）、债务关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权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继承法（Erbrecht）。该法典不同于法国民法典之处在于，将规定债权关系的条文移至物权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债权法理念。该法典对于同时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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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1646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满语:， Daicing gurun-i fafun-i bithe kooli）是大清帝国的法典，草创于顺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为基本，再加以修饰。前后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才定型。及后《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图内奉行，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宪法》推行为止。不过，部分《大清律例》的条例在清朝灭亡后依然继续在香港通用。这奇特的现象是由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之后，基于香港跟随英国奉行习惯法，使部分法例在没有其他法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继续成为唯一的参考对象。直到1971年，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后，《大清律例》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但在1971年前依《大清律例》订立的妾侍仍然在世，她们、她们的子女与后代仍然有承继权（但承继权分摊比例少于妻子），仍然受到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法律按《大清律例》给予承认。从1646年到1971年，总共经历过325年。

根据《大清律例》开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记载，在清朝入关以后，由于“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所以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员在朝廷上商议，对哈纳等校订，并以《大明律》作参考，多番修订之后才得以成书付梓刊布，并命名为《大清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册（1函），律文458条。首冠世祖御制序，继载刚林疏，吴达海疏，对哈纳疏，《大清律总目》。总目之后是顺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

《大清律》的特点是“集解附例”，希望透过各种案例作参考，使官吏能够作为量刑的依归。

顺治律颁行后，惟于律外增修条例，而于律文未尝更易。康熙九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校订刻本传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于发现后立之新法与原有之旧法有所冲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又再作修订，但直到康熙驾崩时，修订还未完成。于是继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员继续完成修订，“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从雍正元年八月开始，到三年八月完成，并于九月初九刊行。此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订，这些订正增删改并，合计有1456条之多。

于光绪三十四年修订，宣统二年版，又名《大清现行刑律》。宣统律共有389条，并连同附例1327条。

自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之后，英国一直奉行习惯法。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于1841年登陆香港岛后宣布华人仍依当地习惯治理。所以，在当时的香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同样的谋杀罪，若罪犯为欧洲人，则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会被判处缳首死刑，但若罪犯是华人的话，就会被杀头。即使在清朝覆灭后60年，原来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华人社会当中依然通行。在197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着手将所有参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编写成为成文法。与此同时，亦利用合适的法例来取代过时的旧法。例如：1971年颁布的《婚姻法》就结束了香港男性借《大清律例》为挡箭牌而为自己纳妾及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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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在日本国内施行的主要民法规章。现行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明治31年）开始施行，由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富井政章，穗积陈重等三人起草而成。共分为总则，物权，债权，亲族和继承五编，共有1044条。

日本民法典最初的版本是由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博瓦索纳德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起草的财产法部分（被称为“博瓦索纳德草案”）与日本人起草的家族法部分构成。该草案于1890年（明治23年）公布，即“旧民法”，基本结构与法国民法典相近。后来，由于该法典的家族法部分与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形成了很大的冲突，遭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反对，并引起了一场法典论战。结果是，旧民法并未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起用上述三位日本民法学者起草新的民法典。这部新的民法典于1898年开始施行至今，又被称为“明治民法”。

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律，受到了法国民法典和同时期起草的德国民法典的影响，也对此后东亚地区的民法典编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韩国民法典》等法典在编纂过程中都有日本民法学者参与，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法典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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