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司法的价值

A.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B. 司法考试的价值

司法考试是一来个从事法律源行业的资格证的考评。如果你通过了司法考试，你不但有机会申请律师资格证，还有机会参加法院，检察院已经公证处等地的公务员招考。因为这些机构招收人员的要求是必须通过司法考试的！总之好处很多，但是司法考试很难考，要是能考过的话，多一条出路何乐而不为呢！

C. 什么是司法活动的核心价值

司法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司法者以公道正直的态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不偏不倚、公正公开地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公平正确地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并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高度统一的良性状态，这种正义效果不以时空和执法者的改变而改变。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制度公正、司法行为公正、司法效果公正三个方面内涵。其核心价值就是司法机关的各项制度、具体的司法行为及其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社会评价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制度性的特征。
司法公正所包含的司法制度公正、司法行为公正和司法结果公正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司法制度公正是司法行为公正和司法结果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公正是司法制度公正的必然结果。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决定什么样的司法行为和司法效果。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公平性和最有效的协调性。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司法工作目标是追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最大化，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恰恰正是司法公正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精髓。
第一、党的事业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政治性本质，决定了司法工作以良好的政治效果为司法公正提供政治保障和实现的可能。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性质，决定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我们在司法领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的繁荣进步和公平正义。一方面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确立，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服务社会大局；另一方面，在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中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司法工作公平公正地实现司法效益最大化，以此推动党的各项事业特别是司法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人民利益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司法工作必须以利民便民的良好社会效果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和动力源泉。这就要求必须把关注民生、解决民生、保障民生作为司法工作的根本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正是党的事业在司法工作中的根本体现。党的事业最终目标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把司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利用在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上。所以，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真正把察民情、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通过办案，既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既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又兼顾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普遍认同。依法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努力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以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司法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第三、宪法法律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性本质，决定了司法工作必须把追求良好的法律效果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违法者受到惩处，让受害者得到保护。以此树立司法权威，增强司法公信力，办案中既要注重实体公正，又要确保程序公正；既要坚持依法纠错，又要注重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以公正高效的司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
由此可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全面回答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本质特征和实施效果等重大问题，从政治效果的层面上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从社会效果的层面上明确了司法为民的衡量标准，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层面上规定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尺度。所以，“三个至上”科学内涵的有机统一完全体现了司法公正的核心价值。

D. 试论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我国现状为权大于法。
由李刚儿子案，跨省抓捕上访者回闹剧等可答以看出。权利机关本身没有将公正司法做为终极价值目标。我国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不断的立法和修正成效并不明显，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为权利阶层的执法者。
所以，你的提问没有意义。

E. 法理学题目 司法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

司法的功能复:
惩罚功能。我国是制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因此打击敌人、惩罚犯罪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首要功能。
调整功能。我国司法制度的调整功能主要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来实现的。
保障功能。所谓保障功能，是指司法制度对社会关系的保护作用。司法制度的保障功能是通过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的各项司法活动发挥出来的。
服务功能。所谓服务功能，是指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对活动对象所具有的服从、服务作用。司法制度的服务功能是通过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实现其宗旨和目的的活动体现出来的。
教育功能。所谓教育功能，是指司法机关的活动对公民所具有的教育、感化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司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司法的显著特点。
司法核心价值观包含“公正、廉洁、为民”三个方面，内容明确具体，结构严谨，层次清晰，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的、系统的整体。它总结了成功经验，又有新的提升概括；反映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和形成全体人民法官的共识。

F.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什么是法治的生命线，是司法活动最高的价值追求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司法活动最高的价值追求。

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内含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常规情况下，这一标准便是当时的法律。

在中国古代，“正义”、“公正”往往指道德修养，并且是没有个人之私的近乎圣的一种美德，并无作为评价制度、规则的价值内涵。1840年之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有关正义、公正的评价才开始涉及制度层面。

扩展资料

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所侧重的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

事例：

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

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

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包拯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

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饭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G. 司法确认制度的价值

司法确认制度来是人民法院运用司自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使得人民调解制度焕发出法治的光芒这项制度又为老百姓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这样可以减少诉讼，保障协议的有效执行。
司法确认程序是司法机关通过确定性的法律规则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使经确认的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
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创新，其有效地突破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软弱性”的局面，通过在保持原有的人民调解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有条件地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以使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更加完善，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H. 在司法上“无实物”如何“估价”

对于赃物已灭失的财产犯罪，已无法就实物本身进行鉴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五)项规定:“被盗物品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的，无法追缴或者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按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方法，确定原被盗物品的价值。”该条指明了无实物估价的常见依据和资料，也即失主、证人的证言、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但是上述依据并不全面，同条第(七)项还规定:“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既然在能够确定物品实际价格的场合都可以按销赃数额计算盗窃数额，那么在不能确定物品实际价格的场合，就更可以按照销赃数额定罪量刑了，因此对于赃物已灭失的案件，还可以根据销赃价格确定犯罪数额。 而且，上述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估价的方法和依据，并没有明确证明的曜迹布疵挥谢卮:对于已灭失的赃物，需要具备什么程度的证据规格才得以确定价格呢?有一些案件，虽然被害人对物品的数额和价值言之凿凿，但是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人要么矢口否认要么避重就轻，如果遵循罪疑唯轻的原则就低不就高，被害人往往难以接受。有意见认为，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对于犯罪数额的证明标准不妨适当放宽。诚然，如果犯罪数额的确定只涉及量刑的轻重，那么赃物价值的计量自不必过于严苛。但问题是，财产类犯罪的数额在我国不仅是量刑的标准，也是定罪的依据，故对数额的证明还是应该“高标准、严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在有实物的情况下，实物本身就是鉴定的直接资料，而在实物已经灭失的情况下，物品的品名、新旧等情况就要根据相关证据来加以判断，问题在于判断的主体是估价机构还是司法机关呢?如果承认司法认知和估价鉴定各自具有不同的职能定位和专业特点，那么就应当遵循“证据的判断交给司法机关，价格的判断交给鉴定机构”的原则。但是实践中出现了估价机构代行司法职能的现象，例如相当多无实物估价的鉴证报告中都提到:“由于鉴证标的已灭失，价格鉴证人员未能进行现场勘察，有关该标的情况及数据的描述均以委托方提供的询问笔录及相关证据资料为依据。”笔者认为，鉴定人员直接根据原始证据资料判断物品的状况和价值有越俎代庖之嫌，不仅有损鉴定的合法性，而且鉴定结论也容易失真，例如在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况下鉴定人员对证据的采信就有可能违反诉讼证明的原理。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由司法机关向鉴定机构了解无实物估价需要哪些参数(例如物品的品名、款型、新旧等)，然后通过审查判断证据确定上述参数并提供给鉴定机构，再由鉴定人员根据依法确定的参数估算价格。此外，前一个诉讼阶段作出的估价鉴定到了后一阶段如果遭遇非法证据排除，从而导致鉴定参数必须重新确定的话，后一阶段的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新的法律事实重新委托鉴定。(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检察院)

I. 如何理解司法三段论的特点与价值

司法三段论是一种基本的法律推理模式，也是最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一专。但其本身并属非完美无缺。首先，司法三段论无法解决事实与规范的对应问题。事实与规范二者并不存在外延的宽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具体的案件事实的外延必然窄于一般性的规范，二者毕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这里司法三段论与逻辑学发生了断裂。其次，适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实际上已经是经过了法律加工（如法律解释、证据证明）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判决之前，价值判断实际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