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去行政化

『壹』 法官去行政化还有院长和庭长吗

法官去行政化改革仍然有院长和庭长，法官待遇和等级挂钩,不与行版政级别挂钩。法官可根据权任职年限、资历和工作业绩等晋升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其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级确定,领导职务不作为其待遇的依据。

『贰』 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是什么会提出的

我国司法面临的困境 当今我国司法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严重困境。 1、司法的专地方化 在目前的国家权力分配制属度下，行政权力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基本上可以维持政令的高效、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却是高度分散的，因为我们的司法机...

『叁』 去行政化的定义

高校的行政化：行政部门对于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大包大揽。在学校里是以一个权利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术为中心。
行政化不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话语权。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
6月6日颁布的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再次提到备受关注的“去行政化”问题: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据新华社6月6日电)在近两万字的纲要中，媒体显然对这一条情有独钟，很多报纸和网站都把它单独拎出来，置于头条位置。
“去行政化”，在今年两会期间和教改规划纲要公布时，曾激起激烈的讨论。多数意见都认为，过度行政化已经成为诸多教育问题的总病根，必须尽快革除。不少大学校长也直言，并不在意学校和本人的行政级别；但也有一些高校中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在泛行政化的社会环境下，高校无法单独去行政化,否则将面临无法与社会接轨的尴尬。
此次，《人才规划纲要》从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出发，重申去行政化。可见，过度行政化现象不仅在大学存在,而且在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也广泛存在，已经影响了我国的人才战略。纲要中明确,事业单位都要摘除“官帽”，表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了共识,并开始向过度行政化宣战。
不过,去行政化的方向虽然正确，但“无法接轨”的担忧也非常现实。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或许容易，但去行政化却非一日之功。
首先，长期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很多人还喜欢以“官位”和“级别”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也热衷往官本位上靠。以至于最不应该行政化的学术和科研单位，也爱上了官位。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喜欢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正处级”，还有人推导出院士相当于什么级别、主任医师相当于什么级别，真不知道是对学术的抬举还是矮化。其他诸如奥运冠军“集体当官”等信息,也在不断强化这种社会思维。
最关键的，行政化不仅是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特权。在高校、医院或科研单位，行政权力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社会自然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
其实，行政权力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大学等单位一刻也离不开行政管理。之所以要去行政化，是因为行政权力超出了一定边界，在所有领域都成了支配力量，这样的趋势很可怕。权力如果越界，不受制约，缺乏规范，就会放弃自身的服务职能，明火执仗谋取私利，甚至会成为伤人的猛兽。
《人才规划纲要》指出，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行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大家肩膀一般齐，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同时，在学术领域，还要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评价体系，让学术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出高低，以其对人类的贡献赢得尊重。这样，学术才能摆脱行政权力的束缚，“去行政化”才能获得有力支撑。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28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肆』 怎样理解“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简单地说，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

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在提到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时候，有提到去行政化的问题：

1、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2、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人事制度。鼓励地方和行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与国际人才管理体系接轨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4)司法改革去行政化扩展阅读：

各个政府单位在去行政化上的改进：

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

1、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

要去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必须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企业三类组织形态的职能定位，将相互交叉的职能剥离归位：将政府职能中对于事业单位和企业微观管理的职能剥离出来，分别还给事业单位和企业。

将事业单位承担的政策制定和监管的职能还给政府，将事业单位提供的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交由企业提供。通过职能剥离归位，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类组织的职能更加清晰明了，按照各自的职能定位履职尽责。

2、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政府机关向事业单位分权，退出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事业单位要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承接政府机关下放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监督机构，事业单位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数量、品种等拥有话语权，其代表在理事会中要超过半数。

3、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政府分权的过程还必须是问责机制建立的过程，要使政府对事业单位的分权到位、彻底，必须对下放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问责。在问责机制中，事业单位作为下放权力的承接者和公共服务主体，是必须接受问责的责任人，同时必须设立问责人，赋予其问责的权力。

并建立问责人对责任人法定的问责关系。此外，须明确问责的范围和标准,通过有效的问责机制，确保下放的权力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确保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大学去行政化

1、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

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

2、大学的行政管理必须适合大学

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三、国企去行政化

1、将国企高管纳入行政系列管理

人的行为都要追求最大化利益，可以有效促进行政效率。这里的利益不单指货币收入，也包括行政职级。给国企定行政级别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政府与国企的干部交流。

2、有助于政府与国企的干部交流

若国企行政级别被取消，高管没有对等的级别，无疑就堵住了国企与政府交流干部的通道。以后国企高管进不了政府；政府官员也进不了国企。如此老死不相往来显然对政府与国企皆不利。

3、完善治理结构

让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混合，通过投资多元化改组董事会。国企由国家控股不能含糊，但控股要分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对国家安全与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国家应绝对控股；对其他国企，国家只需相对控股

『伍』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认识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基础性的系统工程。要确保改革沿着正确轨道持续推进，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需要从把握规律、统筹协调、综合施策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司法责任制是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只有适应职能需要、符合工作规律，才能称之为科学合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性质具有复杂性，兼具司法属性、行政属性和监督属性；其具体职能具有多样性，查办职务犯罪、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具体职能虽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功能，但各自特点和运行规律不尽相同。相较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需综合考量的因素更多，更应当辩证把握，既遵循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解决当前办案模式存在的效率不高、责任不明、不符合司法亲历性要求的弊端；又体现检察权运行的特殊规律，落实检察一体化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保证上级检察院、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对司法办案工作的领导权。
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中，需要从路径选择、改革理念、制度设计三个方面来把握和体现规律。在路径选择上，注意区分检法两家在上下级关系、运行模式、审批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机械套用同一模式，不搞“捆绑式”改革；在改革理念上，慎提“去行政化”等观点，防止将“管理”标签化，把“加强管理”与增强检察工作司法属性截然对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制度设计上，处理好检察一体化和检察官独立负责的关系，兼顾不同层级检察机关、不同业务类别的性质和特点，做到符合实际、科学有效。
第二，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应当加强与其他改革措施的统筹协调。中央部署的四项改革试点任务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彼此之间又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员分类管理等改革措施为完善司法责任制提供了有力支撑，是司法责任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保障。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没有高素质的检察队伍托底，权力运行机制再科学、再精细，也难以实现司法公正。在员额制基础上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直指检察官门槛过低、人员数量多而整体素质偏低等现实问题。走好这关键的第一步，实现检察官的精英化，对于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乃至整个司法改革具有破题之意。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建立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保障。提高职业薪酬和法定职责保护，强化检察官的履职保障，实现权责利相一致，可以调动检察官的履职积极性。建立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排除干扰司法的体制障碍，可以使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更有底气。因此，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需与其他改革任务衔接配套、同步进行，以突破自身制度瓶颈和其他要素掣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等改革措施最终要落脚到司法责任制上，通过检察权有效运行来检验。人财物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为了从内外部强化和保障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个关键。[2]只有检察权运作效果显著优化，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分类标准、员额比例的科学性、有效性才能得到检验，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成效才能得以体现，提高检察人员待遇的措施方能得到社会认同。可以说，没有人财物改革作支撑，司法责任制改革难以为继；而不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目标，人财物改革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将遭受质疑。因此，检察机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前承分类管理，后启职业保障和人财物统管的“牛鼻子”，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这个中心目标聚集靠拢。
第三，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应当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的内容丰富，涉及检察机关组织体系和基本办案组织、检察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不能单兵推进，而应当形成改革的“雁阵”。根据中央及最高检改革要求，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应当包括健全基本办案组织、建立检察机关领导人员直接参与办案制度，建立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制度，实行基层院内部整合改革，优化审批审核、指挥指令，健全监督制约制度，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体系等方面。在注重各项改革措施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自身也需要围绕以上方面，完善配套政策，推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性措施，形成综合配套改革体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陆』 张保生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于推动中国司法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这是针对中国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司法行政化倾向以及司法受到多种外界因素干扰，而提出的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对司法的各种干预，使其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司法不公的现象。因此，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去除行政化，排除各种不应有的外界干扰，恢复司法本来的功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作为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由司法权的特点所决定的，其核心精神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不受来自司法外部的干预。它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这是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制度表现；二是法官独立审判，即司法依赖于法官个人的独立判断。从尊重司法规律来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这个观念和原则必须得到坚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治、组织上的领导，管方向、管政策、管干部，而不是干预案件的裁判。党中央1979年《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明确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的政策通过人大立法成为法律，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就是按党和国家、人民的意志司法，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予以尊重。因此，要从党纪上禁止任何党员干涉审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应当从法律上设立干涉司法罪，对请托者追究刑事责任。各级政法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也要改变，其底线是不得干预个案。
人大监督和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目前各级法官由人大任命，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监督，这对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人大代表过问个案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人大代表本人就是案件当事人，他们利用代表的身份对其涉讼案件施加影响，法院由于担心在人大会上“丢票”，对这些案件都要发文督办，这种做法对独立公正司法的干扰很大。因此，在完善人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方面，应明确人大监督是宏观监督，而不能对个案进行干预，特别应杜绝个别代表利用其代表身份对自己涉讼案件施加影响的现象。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这涉及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制约问题。我国检察院“身兼多职”，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还是职务犯罪等案件的侦查机关，因而当检察院在诉讼程序中身陷“公诉利益”或“侦查利益”时，如何履行其审判监督职责就成为一个难题。例如，在“章国锡案”中，检察院就遇到了这三种职能的尴尬。因此，要解决司法权的科学配置问题，有必要取消同级检察院对自侦案件的法律监督权，可以借鉴自侦案件的批捕模式上调一级，由上级检察院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控辩平等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过程中，检察院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应当与辩护方地位平等。司法权的合理配置是重构控辩平等，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求。因为，以被告人的辩护权为核心的辩护制度，是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将受刑事控告者获得辩护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权利。因此，加强辩护权，对于维护控辩平等、加强司法人权保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加强辩护权，我国下一步司法改革应当通过确立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废止律师伪证罪等措施，逐步实现辩护律师与检察官的地位平等，并由检察院单向行使法律监督权转变为控辩双方共同行使法律监督权。对于冤案的预防和纠正，应当由过去主要依靠司法机关内部控制，转变为主要依靠辩护权对控诉权的制约来实现。同时，要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护。现代法治的一个特点是，在通向定罪的道路上设置各种难以逾越的程序障碍，以便将无辜判罪的概率降到最少。律师就是这些程序障碍中最难对付的障碍之一。我国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在立法意图上是以对律师权利加以限制、对律师行为进行规范为主导的，而不是以对律师权利的保护为主导的，这可能不利于建立控辩平等的司法制度。
四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四级法院之间没有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各级法院和法官都必须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但法院系统中现在进行垂直干预的情况还很普遍，这往往导致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制”流于形式。许多学者和法官担心，人财物省级统管后可能出现纵向行政干预比以往横向行政干预更可怕的情况，因为这种系统内的干预会“更专业”。因此，省级统管后必须明确各级法院独立审判，各级法院都不得违反审级制度用行政手段干预个案审理。同时，应当废止“案件请示”或“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办案”等习惯做法。
宣传系统和新闻舆论监督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目前一些案件刚进入侦查阶段，便被一些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如“薛蛮子嫖娼案”、“郭美美聚众赌博案”，一些新闻单位的报道明显妨碍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更应当增强法治意识，加强自律，不能对法院独立审判进行干扰。同时，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
有错必纠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目前社会各界对法院刑事错案问题高度关注，但我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实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并非指“有错必纠”。因为，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这就存在错放的问题。“错放”虽然也是一种错误，但这种错误不必纠正。所以，不是有错必纠，而要坚持“宁可错放一个，也不错判一个”，真正需要纠正的是错判无辜者有罪的“冤案”。同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应该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随着我国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应该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则上不予纠正。
司法职业保障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
保护机制”。司法职业保障应当以法官终身制为基本导向：一是职业风险的终身保障，目前有的省将法官终身制理解为对法官错误的终身追究制，这是一种严重的曲解。司法权的本质是裁判权，裁判必须具有权威性，才能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应该建立健全法官的职业责任豁免制度，让法官独立裁判具有合理的空间。法官不是神，在事实认定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这可借鉴国外做法，将其区分为有害错误和无害错误，对无害错误应当不予追究，这是尊重和保护法官个人的独立判断；即使对有害错误，只要法官没有渎职或受贿的行为，而是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犯了错误，也应当尊重法官个人的独立判断，而不应予以追究。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以弹劾制逐步取代责任追究制度，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又有利于减小法官的职业风险。二是职业薪酬终身保障，可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给予法官适当的高薪酬，对退休法官给予全额退休金待遇。
“自上而下”的员额制改革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司法权的本质是裁判权，法官作为裁判者必须直接审理案件，像体育裁判一样亲临赛场，听审诉讼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过程，以实现审理者裁判。因此，法官员额制应按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理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在基层法院“自下而上”员额制改革试点的同时，要考虑到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困难，也应当同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最高人民法院、省级高院开始 “瘦身”，将其根据案卷（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移交相关法院审理，进而削减法官员额。这样，既可改变“不审理者裁判”的现象，减少法院系统内部的垂直干预，维护地方法院的独立审判，又可将一些优秀法官充实到地方法院以解决其“案多人少”的问题。
证据制度建设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因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案件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证据是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信息。某一事实发生或存在过的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会以证据形式保留下来。因此，事实认定是一个运用证据的经验推论过程。其中，举证是为了证明或反驳某种事实主张，质证旨在发现事实真相，认证是对事实认定的依据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法是规制运用证据进行事实认定的法律规范。证据法是法治的基石，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法治社会的司法原则是证据裁判，法官的权力主要体现为采纳和排除证据的权力。因此，应当把证据制度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用精致的证据规则来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这样才能实现公正司法，树立司法的公信力。

『柒』 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概念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侦查部门也归为司法机关；有的干脆只把法院列为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检察两机关。本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护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当然了这是个见智见仁的话题。
2、改革必须有突破口，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即纳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表述上，十五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报告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断、层层递进的司法改革推动路径。具体说来，这种递进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点内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会变。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决心不会小。相反，更加坚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会少。相反，更加广泛，更加自主，更加灵活。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颈问题。那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的考虑是：找准突破口，扫清内外障碍，推动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权威的法官队伍，打牢司法公正与公信的组织基础。法官的素质决定正义的质量。要保证法官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职业培养制度，把两年的司法职业训练作为进入法官职业的前置条件；二是注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法治的同盟军；三是建立与法官素质、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法院经费和法官的两级管理模式，将审判工作与管理工作严格分离，减少司法对地方的依赖和对内部的依赖。实际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长期研讨，不论是曾经提出过的全国统管说、上提一级管理说、两级管理说，其核心都是让人民法院摆脱地方干预和内部影响，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突破口，从观念上扫清障碍、消除误解，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和监督，消除人情关系、物质利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标准为主、内部标准为辅的司法评价机制，平衡司法评价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塑造和引领着全体司法人员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事业。

『捌』 法院法警什么时候改革

现在我国法院是以法官为主流的情况下，法警注定就是配角，要有成就感的话两条路，考司法考试，转为法官，再有一条就是转去当公安。目前法警的这种状态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最多就是人数上的增加和装备上的加强。

『玖』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的司法监督工作

一、人大司法监督
根据宪法以及《监督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涵盖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人事任免监督三个方面。其中，法律监督是人大对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实施宪法和法律情况进行的监督。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工作监督是指人大对人民法院开展各项工作情况进行的监督。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事任免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法院工作人员的审判职务的任命和罢免。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各类审判人员享有任免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同级法院各类审判人员享有审判职务的任免权。
人大司法监督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依法性
人大法律监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以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最终目的。它意味着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干扰、阻碍和破坏法律的执行或适用。因此,依法性是人大法律监督的固有特性,也是其内在必然要求。同时，人大对司法监督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其监督行为本身必须依法进行。
（2）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人大对司法监督的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权渊源的权威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在“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行政权、司法权都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监督权直接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决定监督权必然坚持，不可被推翻或忽略。二是监督依据的权威性。人大司法监督主要依据宪法和《监督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3）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间接性
人大的监督权主要是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侧重引导、督促和震慑作用，一般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其间接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评价性。人大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或对它们进行询问甚至质询时，通常只发表一些评价性意见，从而为“一府两院”修正错误提供“参数”。二是通告性。通告有关机关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警告它们不要再干下去。三是批评性。对有关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批评性意见，要求自行纠正其违法行为。四是督促性。要求有关机关改变或撤销违反法律的法规、决定、命令或判决。人大对那些即使明显违法的判决裁定，也不能直接宣布其无效，而只能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纠正错误，或者对他们提起质询。
二、新形势下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影响
纵观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及法治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新形势、新环境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加强。作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机关的自身建设已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人大作为集中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被党和国家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把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法治而言，司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适用活动，是法治实现的核心环节。司法现代化的水平和状况表征并制约着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实现公正司法，既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主题,也是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目的所在。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对公平正义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人大这一权力机关的重要性，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实施加重了砝码。
（2）监督法的实施及其影响
2006年8月27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根据《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的基本方式有：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与质询，特定问题的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等。该部法律对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进行扩充和细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予以固定，从法律层级上重申了司法监督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司法监督权的行使需要遵守的程序和界限。但正是由于监督法所处的较高法律层级，监督法对人大的司法监督工作也带来了不少的挑战。监督刚性不足，监督权虚置。现行宪法实施以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些监督权长期处在“休眠”状态，如“质询权”。人大提出质询后，受质询机关负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义务，如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质询案的答复表决没有获得通过，除了再作答复之外，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监督法》未对质询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削弱了质询的强制性和法律效力。再次，被监督者法律责任不明，监督权威缺失。从监督的视角看，如果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没有被人大会议通过，司法机关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监督法》没有专章规定法律责任，现行法律对司法机关责任的性质、责任的具体内涵以及具体承担责任的司法人员的范围等都没有规定。
（3）司法独立、司法体制改革的提出及其影响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关于司法独立，根据中外学界的观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宪法第126条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落实。一方面，由于法院人事、财政和职权等方面都不独立；另一方面，法院内部实行的院长负责制和审判委员会等制度在监督法官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以至于有学者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司法独立即第三种形式上的独立尚存有疑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后，上述三种层面上的司法独立均已被承认并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即实现“法院去行政化”、“法官去行政化”的背景下，省以下人民法院的人事任免权不再由对应的各级人大享有，该两级人大是否仍有权行使对同级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如果行使，其监督权的内容是否应作调整，如何调整？

『拾』 审判权检察权要去行政化确保怎么行使司法权

在中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与检察权。在西方，司法权一般仅指审判权。广义专的司法权就包括了检察权，属狭义的就只有审判权。司法权是关于法律适用的权力。在三权分立学说中，司法权是与行政权、立法权明显区分的。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继承了列宁的检察权理论，把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的权力，与审判权并列为最高权力之下的司法权。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把检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抛开意识形态，检察权本身是间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的体现了行政权的特点。检察院是上级领导下级，这和行政机关一样。总结，检察权与审判权都是广义的司法权，过分追究检察权的属性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