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人刑法

㈠ 断头台 发明者

断头台为一执行死刑之器具，用以将犯人的头斩去。在法国废除死刑前，以断头台斩首是该国执行死刑之唯一合法方式。
提起断头台，人们常常会把它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当时，一个名叫约瑟夫·伊尼亚斯·约吉坦的人发明了这种执行死刑的机器。在当时，断头台不是一种残忍，反而是一种进步。
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处决死囚往往用车裂之刑。这种刑罚极其残酷，令人惨不忍睹。制宪议会议员约吉坦医生在议会中慷慨陈词，要求改用新的刑具，免去受刑人的痛苦。议员们很受感染，改用新刑具的决议很快被通过了。新的行刑方式为绞刑，但它也不能让犯人无痛苦地死去。刑具还需要改进，约吉坦便亲自担负起这个任务。
1790年4月的一天，约吉坦同夫人在巴黎木偶剧院观看了一场木偶剧。当看到剧中有一个机器飞快地砍下一个布袋木偶的脑袋时，他深受启发。1791年5月3日，议会又在他的倡议下通过了改用斩刑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约吉坦为制造一种新的斩首机器，专门请来德国的能工巧匠多皮亚斯·施密特。他很快制作了一台快速斩首机，斩首机在用几只活羊实验成功后即投入使用。
但是，这种斩首机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就是斩刀很容易卷刃。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闻讯后，马上召见有关人员。他建议将斩刀改成三角形，还亲自在图纸上进行了修改。也许他想得更多的是，将来可以用它来对付自己的反对者。
1792年4月25日，经过改进的断头台正式启用。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亲自过问、参与了断头台改进工作的路易十六，后来竟也成为走上断头台的人。路易十六表面上拥护大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背地里却阴谋复辟君主专制，最后他以通敌叛国的罪名被处死，于1793年1月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著名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也由于严酷的政治斗争被推上了断头台。
据统计，断头台从问世到“退役”，历时约200年，总共砍下了5000个人头。1981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取消死刑，断头台从此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个大革命时代的产物，仍然让人不寒而栗，看见它，人们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气息。
编辑本段历史
早期的断头台
最早的断头台至少可追溯至14世纪。爱尔兰曾于1307年以机器砍去一名犯人的头颅。在此之前，英国、德国及意大利都有使用类似机器的文字记录，但其确切性无从稽考。
英格兰的 Halifax 曾长年设立一座断头台，直至1648年以后停用。另外苏格兰在1564年起亦有类似的器材。
上述的断头台都是用来替代斧头的，所以它们的切割器呈斧状。
法国大革命
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国会开始研究新的刑法。当时其中一位本职是医生的议员吉约坦 （Joseph-Ignace Guillotin） 提出六点有关建议，认为死刑应以快速及人道的方式执行，而且应对所有人施同一刑罚以提倡平等。他的选择是斩首。值得留意的是，吉约坦本人是反对死刑的。
1791年，法国国会通过以斩首作为唯一合法的死刑执行方式。
1792年，由吉约坦参与设计的新型断头台正式面世，并以他的姓氏命名。这种断头台参考的是剑的设计。它的刀刃本是与地面平行的，但在正式使用前被改成斜的。同年4月，断头台进行了第一次处决。受刑者是一名强盗。
1793年1月，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同年10月他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也被断头台处决；至1794年为止三年内，断头台斩首反革命份子保守估算超过六万人。
断头台在拿破仑时代传入德国，到纳粹时期仍有使用，主要是对付判死刑的罪犯。若对付政敌则多用毒气、绞杀、枪杀，例外者为白玫瑰为首成员六人，包括萧尔兄妹，1943年2月22日受审后数小时遭受断头台处死。
吉约坦在1814年因肩膀生疽而过世，非如传说中的死在源于其姓氏的断头台。他的后人更改了自己的姓氏，以免和断头台扯上关系。
后期发展
断头台在1870年再次被改良。主要的改动在刀刃方面，用意是减少刀刃冲力所造成的损耗。
1939年6月，一名犯下六宗谋杀案的犯人欧仁·韦德文 (Eugene Weidmann) 被断头台处决后，法国政府认为群众反应过于强烈，于是禁止公开行刑，改为于巴黎一所监狱中进行。韦德文的受刑情况曾被拍成纪录片段，直至现在仍于互联网上流通。
1977年9月，断头台最后一次在法国处决犯人。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后便废除了所有由断头台执行的死刑。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死刑并没有被废除，但这些死刑是以枪决执行的。
编辑本段设计
以下资料是根据法国的标准。
断头台的刀呈梯形，刀刃斜向，重约四十公斤。其木制支架高四米。
断头台设有木条以固定犯人的头部。刀刃落下时的落差为二点三米，确保能快速斩断犯人的颈项。
刀刃斜向的作用是使切断的效果更佳。这个设计被盛传是由法王路易十六亲自设计，因此有人认为路易十六是死在自己设计的刑具上。然而，当时有一位法国医生安东尼·路易 (Antoine Louis) 也有份参与建造断头台，有些人认为他才是提出斜向刀刃设计的人，因为这种事一般不会引起国王的注意。
编辑本段立场
约吉坦最初引入断头台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更人道的方法去执行死刑，很多人也认为犯人的头颅在被切离身体后很快便失去知觉。但这个观点曾被质疑及引起争议。在1905年，有人便声称经过实验得知，一颗被断头台砍下的人头能反应达三十秒。
编辑本段日常用语
现在中国很多人都以送上断头台比喻给予严重的惩罚。
断头台的英语 guillotine 也被用来形容“突然截止对某议案或法案的辩论”。

㈡ 秦朝的所有刑罚及发明者

司马迁在《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和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里有详细阐述

秦朝的法制是从秦孝公开始的 史称 ‘商鞅变法’

希望对你有用

㈢ 为什么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摘 要：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结合型三种。从现实选择上，我国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未来走向上，尽管各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但分散型立法模式应当是我国大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因为，“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行政犯以及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等特征都决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来的恰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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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它造福于人类，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还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拟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略作探讨。

一、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纵观世界各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则没有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当今世界较为普遍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均采用这种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权的刑法立法中，英国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规定在《著作权法》第107条中；美国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规定在《版权法》第506条中；德国则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集中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刑法典没有设置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任何刑事处罚条款；意大利则由《版权法》第171条至第174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并进行了数次修订的《著作权法》第l19条至第124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称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规定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多以此类立法方式为主。例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87条、188条分别规定，没有经专利所有权人或让与人的许可而生产属于专利的产品，利用属于专利产品的程序与方法，进口、出口、出卖、推销或者以出卖为目的隐藏、接受侵犯专利的产品，并把非专利权作为自己的专利权而进行工业生产的，分别处以拘役或罚金。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则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中，显然也属于这种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结合型立法模式

结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识产权法中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例如，法国关于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在《法国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商标法》第27条至第34条中，援引了《法国刑法典》第422条和第423条的规定。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现实考察

（一）立法演进：立法模式从分散到集中

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

从1949年到1979 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期间，整个经济社会的调控模式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这种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反杰出人物论”（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识资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因此，当时我国基本没有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空缺版权制度。替代知识产权法的是事实上运行无效的奖励制度。1979年我国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此后，我国改革开放日渐全面深入，为了保证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可能性，我国需要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但同时面临来自技术先进国家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压力，为了顾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在内外压力下，我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并逐步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体系。

1．以单行刑法模式保护商标权和著作权

1982年，我国通过了保护商标的专门法律——《商标法》，该法第40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并处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3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订后的《商标法》第40条关于商标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了两种具体行为方式：一是伪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二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商标法》修订的同时，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单行刑法，即《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权法》都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盗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能以投机倒把罪加以处理。如1987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117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118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1）项的规定。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弥补了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属刑法模式保护专利权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专利权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该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用附属刑法的方式明确了假冒专利行为的刑事责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但并没有对侵犯专利权的刑事条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定相当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除了刑法典之外，还包括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这导致1979年刑法典分则中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已被各种决定和补充规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由于此次修订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刑法实施十七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侵犯知识产权罪被集中规定在现行刑法典分则第三章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之中。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发展成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优孰劣：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优点：第一，我国现行刑法将许多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的内容，纳入刑法典中并设立专章，这有利于增强刑法的科学性、统一性和体系性，有利于增加刑法的威慑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渊源集中统一，有利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化、集中化，有利于充分揭示知识产权犯罪的共性特征，便于综合比较分析各种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协调个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节，增强个罪之间的协调性，从形式上有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当然，采用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产生立法滞后，不能及时有效适应司法实际需要。由于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会复杂多变，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个包罗万象和永恒使用的法典，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滞后性，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飞速变化的情况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如果及时修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内容，则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稳定性；但如果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定因不能及时进行调整而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与皮分离的现象。[②]

相对于集中型单轨制的立法模式，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个利弊共存的选择。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具有适时性、灵活性的优点，立法者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及时予以制定颁布，因此，这种立法模式最能适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因此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比如，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分别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1983年制定颁布的《商标法》则在1993年和2002年进行修订。其次，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规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种法律责任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构建完整的法律制裁体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立法内在体系的科学性。最后，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状的描述可以细致化，便于司法实践和操作。同时也使知识产权法规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紧密地与权利、义务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地强化了知识产权法规的社会效果。[③]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体系性，容易让一个国家的刑法渊源四处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理论之争

由于知识产权的两种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统一体，因此，关于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集中型模式说认为，在我国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为合理，因为随着现行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完备、统一的刑法典已经成为立法者现实的价值追求并已客观物化。因此，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立法和立法传统，采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为合理。[④]

主张结合型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采用德国、法国等国结合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结合型模式，在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同时，能够兼顾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从而合理地组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无疑更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值得我国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认为，我国当前采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议“将有关刑事规范分散规定在单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时完善对罪状和犯罪行为的表述，科学设立与犯罪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即采用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来规定知识产权犯罪。[⑥]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未来选择

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选择集中型立法模式，还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结合型立法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点来选择适用。因此，我国刑事立法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过附属刑法规范规定知识产权犯罪。其理由是：

1．“结合型”不利于实现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

由于知识产权犯罪都以违反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为前提，因此，相应的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往往会导致知识产权犯罪内容的变化。如果采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识产权法中都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结合型立法模式，则不仅可能导致立法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在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罪状与法定刑，这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修改后，需要按照犯罪处理的情形可能会因为刑法典没有及时修订而得不到及时处罚。于是，任何知识产权法的修改都会导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时，也必须修改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中的规定；否则，就容易导致各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理解上的歧义。

据上所述，结合型立法模式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和刑法的修订必须“同进同出”，特别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现在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立法修订特别频繁，采用结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规定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共进退”，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刑法典的稳定性价值，而且也会浪费立法资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导思想难以实现

由于1997年修订现行刑法典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将刑法（1979年刑法——笔者注）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⑦]从此开始，我国刑事立法基本上朝着集中性、统一性方向发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体表现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类型与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属刑法，除了一个单行刑法外[⑧],没有再制定单行刑法。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立法方向选择的既定现实，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十多年的适用情况来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应当是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方向[⑨]。

第一，“统一完备”的立法指导思想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立法者之所以会雄心勃勃要通过一部法典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为一网打尽，可能一方面在于我们过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价值，以为制定内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劳永逸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所有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于我们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为发挥大陆法系国家对生活经验进行归纳抽象的特长，就可以穷尽生活的全部。但从现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来的情况看，目前为止已经有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或者增加，这充分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犯罪的类型会越来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实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稳定性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价值。相对于实现刑法典完备价值的难度，稳定性更应当是刑法典追求的价值，因为“刑法典是规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关系到国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属于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稳定性。对刑法典的频繁增删，虽然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却影响国民的基本生活，妨碍国民的行动自由。因此，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价值，真正让刑法典“垂范久远”，今后刑法立法的方向应当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将属于行政刑法或经济刑法的内容，如知识产权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否则“将本应由行政刑法、经济刑法规定的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中，会造成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矛盾：要么因为频繁修改，导致刑法典丧失稳定性；要么为了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而不能及时规制知识产权犯罪。

3．知识产权犯罪是行政犯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种类的关系上，一般而言，对于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单轨制）立法模式无疑是更佳的选择，因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有利于保证刑法典的稳定性。但由于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胁的法益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因此分散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稳定性。

从犯罪种类而言，知识产权犯罪毫无争议地属于行政犯。这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犯罪没有明显违背伦理道德，而且还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授予性特点。传统的物质财产权的设定或取得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不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认可或核准。但是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取得，在一般情况下，却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经由主管机关的认可。例如发明人完成发明后并不能自动获得对发明的专利权，而必须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向国家专利行政主管机关提出专利申请，经由国家主管机关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发明人才能取得该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又如商标权的获得，也是只有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标权。知识产权这种授予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典型的行政犯，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以违反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行政犯具有变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在立法模式上应该更适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识产权的开放性特征更适合分散型模式

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规定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订。因此，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而且新技术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说，知识产权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也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11]相应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范围，在短时间内也会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由于规定知识产权的法规变异性大，如果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则容易出现刑法规定严重滞后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

5．完善附属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适合采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过附属刑法规定知识产权犯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对某种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附属刑法的重点不在“刑法”上，而是体现在对刑法典的“附属”特征上。这种“附属”刑法被证明有诸多缺陷[12]，因此，必须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变现行的依附性规定为独立性的罪刑规范。具体而言，就是在《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中，具体规定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可以描述得详尽具体，法定刑也与之贴切，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则，附属刑法规范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就不能独立，就可能因为立法修订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分歧。以著作权为例，中国现行刑法中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有四种[13]，但是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却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方式扩充为八种[14]。由于刑法典没有及时随着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而《著作权法》中又没有独立的法定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出现了许多争议疑难问题，最终只能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也属于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15]。但是，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通过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中与知识产权犯罪有关的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规定具体的罪状和独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发挥附属刑法规范的作用，提高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创新性和及时性，确保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代化的实现。来源：http://www.szcid.com

㈣ 武则天时期有种刑法叫"旱鸭凫水"有多狠毒，你怎么看呢

旱鸭凫水，听起来并不可怕，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到底有多残酷呢？

行刑前，先将犯人绑到刑床上，四肢固定好，脱去犯人的鞋和袜，然后开始操作。

但是，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前，也许严酷的刑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毕竟可以压制不同的声音。

只是，武则天的大周仅仅是武则天一个人的大周，武则天晚年意识到“还政李氏”才是最好的结局，否则武家人可能会被灭族。

武则天临终前，太子李显害怕夜长梦多，发动了神龙政变，就此上了皇位，这就是唐中宗。从此后，那些酷吏，不再受重用。

㈤ 知识产权是否包括非专利技术如何认定非专利技术/专有技术

不包括，知识产权的内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

在知识产权中，一般拿专利和专有技术作比较

专有技术与专利的区别在于，专有技术与专利虽然都含有技术知识的成分，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但是在法律上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专有技术与专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利是公开的，而专有技术则是秘密的。按照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权时，必须把发明的内容在专利申请书中予以披露，并由专利主管部门在官方的《专利公告》上发表，公诸于众。但专有技术则尽量保密不予公开，一旦丧失秘密性，就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2、专利权有一定的保护期限，如前所述，按照各国专利法的规定，其有效期一般为15年或20年。但专有技术则无所谓保护期限的问题，只要严守秘密，没有泄露出去，未为公众所知，就受到保护，不过，一旦被公开，则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因此，在专有技术许可证中，一般都订有保密条款，要求被许可人承担保密义务，不得把专有技术的内容透露给第三者。

3、专利权是一种工业产权，受有关国家专利法的保护，而专有技术则是没有取得专利权的技术知识，它不是依据专利法的规定求得保护，而主要是根据民法、刑法、不公平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取得法律上的保护。

㈥ 炮烙最早发明者是夏桀夏桀和商纣罪状很像

炮烙，古史传说和史籍上说是殷纣王所为，也就是说，是发生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朝末年的事。炮烙，古代酷刑，用炭火烧热铜柱，将人绑于铜柱上烧死，即坠炭上烧死。后来泛指用烧红的铁烧烫犯人的刑具。
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荀子·议兵》：“ 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裴駰集解引《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隋书·刑法志》：“若纣能遵成汤 ，不造炮烙，设刑兼礼，守位依仁，则西伯敛辔，化为田叟。”
史书上没有夏桀发明炮烙之刑的记载

㈦ 职务发明的专利涉嫌抄袭，那发明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职务发明的专利涉嫌抄袭的，发明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依照《专利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对发明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专利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 【假冒专利罪】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条 【单位犯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㈧ 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的区别是什么

(1)法律性质不同。国家秘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代表和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全国人民整体利益。权利主体是国家，归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它的使用和处置；商业秘密关系特定权利人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它的范围仅限于与科研、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和经营信息，代表和体现权利人或个人意击；权利主体是某一技术；信息的发明人或持有人，归某一权利人所有。任何合法取得和独立开发商业秘密的人都可以成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2)立法意图不同。"国家秘密"在《保密法》中提出，本意是要求一切组织机构和全体公民在接触国家秘密，利用国家秘密时；均应遵守《保密法》的规定；商业秘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提出，本意是告诫所有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 (3)确定程序不同。国家秘密事项的确定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商业秘密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确定程序；商业秘密的确定视权利人的意见而定；只要权利人有保密的意图并且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商业秘密即受法律保护； (4)转让条件不同。国家秘密具有不可转让或限制转让性，商业秘密则可进入市场自由转让。 (5)法律保护水平不同。由于二者的权利主体不同，代表的利益不同(泄密后违害的对象)，所以对保密措施的要求亦不同。国家秘密反映国家意志，具有强制力，要求任何有权接触、使用国家秘密的人必须承担保密义务；商业秘密则不同，权利人可根据需要进行保护或自愿公开。国家秘密一旦泄露；损害的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商业秘密泄露；损害的是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以及市场秩序。国家秘密由国家秘密载体的产生和使用单位依法管理，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依法进行检查、指导和监督；商业秘密没有具体主管部门，而由商业秘密权利人自行管理。国家秘密的保密措施，法律有严格规定，密级越高保密措施的要求越严格；对商业秘密，法律是要求权利人具有保密意图并采取了当时当地条保下合理的保密措施，法律不要求权别人采用某种具体措施；而由权利人自行决定； (6)泄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国家秘密一旦泄露，除应承担行政责任外，构成犯罪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商业秘密一旦被侵害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分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