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司法改革

1. 法官员额制是哪年开始的

现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里面包括行政部门人员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级，但是这些人实际不办案。现在改革之后，一个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进入员额，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级，这些员额制法官才有办案资格，也必须亲自办案。其他没有进入员额的法院工作人员要么做法官助理，给员额制法官打杂，要么去行政部门做司法行政人员。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示，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一、法官员额制：
【拓展资料】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各地试点的实际操作中，也一直按此进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选留有10%的余地。贵州省采取以案定员、一步到位原则，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计算出各试点法院的法官员额，法官员额一次性控制在39%以内，并为未来留有足够空间。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分别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试点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备审判职称的入额32名，尚有9个名额空缺。空缺的名额，设计是根据案件的增长来增补法官，同时也给年轻人留出一个奋斗的目标。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额，同时为今后青年法官入额选任预留了9个名额。
②除了留下入额的希望，转岗和分流也尽量做到妥善安排。
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过渡期内出现缺额，先从表现好的法官助理中选任。即使过渡期满了，只要有真本事，还可参加全省遴选，仍有做法官的机会。

2. 司法改革分流到底是什么意思事业编和工勤编会不会被分到别单位

案多人少矛盾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繁简分流”就是简化简单案件的审理规则，达到既能对数量上占大部分的简单案件高质高效处理，又能通过分流保障有争议的复杂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的目标。

优化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是当代司法改革的目标，对案件及其处理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在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1。繁简分流是根据司法规律作出的合理选择。

由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本身繁简难易程度不一，按照司法规律，通过繁简分流合理设计诉讼程序，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资源的效益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意见》所提出的：科学调配和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依法快速审理简单案件，严格规范审理复杂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根据案件的事实繁简程度、社会影响大小、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指导意义等因素，选择适用适当的审理程序，规范完善不同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做到当简则简，该繁则繁，繁简得当，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

2。繁简分流对于我国人民司法模式具有特殊意义。

我国司法历来强调效率（如审限等规定）和便利、亲民传统，诉讼程序粗放灵活，但随着对诉讼程序的规范化要求不断提高，司法诉讼程序日趋复杂化，诉讼耗费的公共成本不断提高，诉讼案件增加带来的司法压力与追求效率的传统形成深刻的矛盾。由于各种诉讼法程序中有关繁简分流的设置不够细致明确，导致诉讼法规定与司法实践脱节：不仅法律规定的非讼程序（如督促程序）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普通程序也受到侵蚀。一些既有的繁简分流措施不具强制性和统一性，实践中往往过于灵活随意。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的背景下，法院的压力继续加大，开源节流势在必行，繁简分流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甚至与司法改革成败息息相关。通过《意见》对各种繁简分流的程序加以明确规范和指导，确实正当其时。

《意见》明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可以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等作证。

《意见》还指出，要推行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简单案件，加强说理；其他简单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简式裁判文书，简化说理。当庭宣判的案件，裁判文书可以适当简化。当庭即时履行的民事案件，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笔录中记录相关情况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

关于事业编和工勤编会不会被分到别单位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步伐的加快，各地法院、检察院的案件量持续增长，而司法机关人员编制增长却相对滞后，“案多人少”矛盾较为突出。对此，各地试点法院、检察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坚持运用改革思维，通过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整合内设机构，统筹推进诉调对接、繁简分流等措施，加强内部挖潜，从而有力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

比如，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法院通过对现有内设机构的优化组合，打破业务庭室建制，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改革后58名在编干警中，完全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只有6名，占总编制数的10%左右，其他所有在编干警则全部投入到审判一线。2015年，该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132件，结案2940件，结案率为93.90%。

云南试点检察院将原来15个至19个内设机构整合为5个至8个，西山、寻甸、思茅、景谷四个试点基层检察院完成了内设机构整合，机构总数从原来的68个精简为22个，减幅达67.6%。改革后有56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回归办案一线，办案力量增加了39.7%。

浙江在办案量大的法院，原则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的模式进行配置，其他法院原则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模式，通过强调合理调配政法专项编制、调整事业编制人员岗位、置换编外人员额度，将现有人员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于司法辅助岗位。

各地试点法院、检察院还通过创新编制人员管理机制，科学调配司法办案力量，不断优化办案机制，提升办案效率，有效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保证了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

因此，事业编和工勤编都会科学调整，优化组合，合理调配以适应繁简分流司法改革的需要。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6061.html

人民网；http://politics.rmlt.com.cn/2016/0721/433848.shtml

中国社会科学院：http://ex.cssn.cn/fx/fx_msfx/201610/t20161025_3248764_4.shtml

新浪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愉】文：

http://news.sina.com.cn/sf/news/2016-09-23/doc-ifxwevmc5278440.shtml

3. 杭州互联网法院能否助推司法公正

浙江是案件大省,案多人少矛盾突出,2014年、2015年,浙江法院分别收案113.8万件、134.4万件,名列全国第二；年和2017年上半年,分别收案149万件、81.2万件,名列全国第三。

陈国猛说,到浙江工作后,他一直在思考:在人员难以大幅增加的前提下,怎样才能让大量的案件既立得进来,又办得出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经过深思熟虑后,陈国猛拿出对策:从去年5月开始,浙江高院部署开展“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旨在借力司法改革,借力信息化建设,完善多元化解机制和繁简分流机制,将大部分涉诉纠纷解决在庭审前,以破解案多人少、司法服务不到位、群众获得感不强等难题。

率先开展网络司法拍卖,至今总成交额1654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34.45亿元。一系列创新之举,见证了浙江法院“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和信息化助推司法改革的进步全过程。

陈国猛说:“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标志着浙江法院信息化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借此东风,浙江法院愿继续当好互联网审判方式改革的‘先行者’,互联网司法裁判规则制定的‘试验田’,互联网空间依法治理的‘孵化器’。在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浙江法院将不断探索创新、争创新绩。”

4.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5.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为什么落户杭州

互联网法院为何落户杭州？这是许多人想问的。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邵景腾看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是应运而生。”

“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整个世界。”近年来，杭州不断厚植中国电子商务之都和国际商贸中心优势，在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杭州互联网企业云集，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后，不少案件涉及知名企业，会不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形？对此，杜前表示：“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排除地方因素对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影响，杭州互联网法院将严格落实中央要求，坚持公平裁判，无论当事人是什么身份、有多大规模、在什么地区，都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6. 杭州互联网法院一视同仁吗

肯定是一视同仁的。

今年5月1日起，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前身——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就正式上线“网上诉讼平台”，集中管辖杭州地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5类案件。原告使用手机号码注册账号后，在线填写起诉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勾选所需依据的法律条文，5分钟便可起诉立案。系统会自动提取电子商务平台的当事人身份信息、网上交易过程及各类表单数据，最大限度实现网络证据在线一键式引入。同时系统自动计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通过支付宝或网银缴纳。随后，系统将自动向被告送达诉讼信息，被告可以上网登录查看并提出抗辩。

截至8月15日，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共立案2605件，审结1444件，平均开庭时间仅25分钟，平均审限32天，开庭案件均实现100%在线庭审、在线判决、网上送达。“以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效率、公开、便民优势非常明显。”杜前说。

据了解，英国曾动议成立“线上法院”，酝酿了2年，至今没有实现。因此，杭州互联网法院不仅在全国是第一家，在世界范围看也是首创。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深远说，网络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刷新法律的概念、司法实践和公众对法院服务的要求。互联网的虚拟性、跨地域、在线化和去中心性等特征，对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当事人运用传统司法规则、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成本高、流程长，法院需要为公众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在线解决通道。

7.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编辑同志：当前，人们对提高司法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怎样理解司法权威？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天津读者 高志勇 高志勇同志：我们请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回答您的问题。 ——编 者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确立司法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的职能作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裁判在解决争讼的活动中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既是我们党坚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司法权威是确保司法权能够成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有力保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司法高效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之一。 司法权威的概念是抽象的，但它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则是具体的。司法权威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一是司法人员的廉洁性。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法官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他们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就能够赢得人民群众和当事人的信赖与信服，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促进全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二是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只有严格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核实证据、查明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才能确保其裁判具有法律效力。三是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司法机关的判决、裁定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就具有稳定性并应当得到切实的遵行，非由法定机关、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更改。这既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客观需要，也是保持法律稳定性的必然要求。四是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普遍认同。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能够得到社会公众和当事人的普遍认同，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而且由此树立起的司法权威更具有积极意义。 树立司法权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效率。司法不讲效率，案件久拖不决，司法公正就会大打折扣，司法权威也难以树立。二是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是司法权威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一般认为，法官的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法官一方面应当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应当具有很高的思想道德修养，一身正气、秉公执法。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法律。三是促进司法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确立司法权威，必须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实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结果公开、办案质量评价标准公开，提高审判活动透明度，使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诉讼权得到更好的保障；必须完善审判监督机制，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案件流程管理制度，使激励约束机制更为有效。四是坚持以公正树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做到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始终坚持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五是加大执行力度。推进执行公开，强化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加大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8.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认真贯彻党中央司法改革部署，坚持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一仗接着一仗打，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攻克，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人民司法的鲜亮底色。2021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238件，一审服判息诉率88.7%，二审后达到98%，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同比减少16.3%，在案件压力增大情况下，审判质效指标持续稳中向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责任体系建设，推动健全制约有效、监督到位、权责统一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细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确保院庭长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扎紧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制度闭环。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作用，推行类案检索、量刑规范化，运用司法大数据辅助办案，加强对各高级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审查，规范法官裁量权。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补齐短板，努力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坚持不懈防止公平正义因地区、城乡、行业和身份不同而出现差异、打折扣。
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庭审程序公正保障裁判实体公正。依法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改革和建设，更好实现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维护司法公正。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17.1亿条，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显。形成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报告220份，“数助决策”服务社会治理。知识服务平台涵盖类案推送、信用评价、庭审巡查等业务场景，为全国法院提供智能服务1.4亿次。智慧法院创新成果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全方位展示，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科技赋能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运用先发优势，推动技术创新、规则确立、网络治理向前迈进。浙江法院推进“全域数字法院”，福建法院融入“数字福建”，重庆法院探索“全渝数智法院”，司法紧跟数字时代步伐。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积极提供辅助引导或线下服务，帮助跨越“数字鸿沟”。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我国互联网司法从技术领先迈向规则引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司法保障，为世界互联网法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觉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贯彻到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落实审议意见和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专题调研报告意见，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公正高效审理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自觉进行民主协商，接受民主监督，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商提高涉外执法司法质效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通过召开座谈会、联合开展重点课题调研、共同举办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等形式，就司法政策进行民主协商，真心诚意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建议，努力改进工作。办好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是接受监督的重要方式，把456件代表建议、399件日常建议和153件政协提案饱含的民声民意，积极转化为公正司法的具体措施。比如，就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建议，发布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行政司法协同机制。就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建议，完善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见证执行、视察法院，让司法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6960名各级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律师在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受邀见证。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文书1.3亿份，网上观看庭审直播累计超过456亿人次。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认真听取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善于从意见建议中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回应社会关切热点，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参与司法。畅通人民参与司法决策的渠道，努力让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都充分体现民意。通过组织座谈、走访调研等形式，听取代表委员特别是企业界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意见，了解疫情下“企业想要什么”、“司法能做什么”，有针对性地出台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邀请代表列席审委会发表意见，共同研究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同命同价”、网络消费、在线诉讼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5件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138条意见建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司法的最直接形式。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扩大参审范围，落实随机抽取。全国共有33.2万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37.3万件，其中参与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结群众广泛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6670件，充分发挥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作用。
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紧紧依靠人民支持推进司法改革、破解工作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刑事和民事诉讼制度，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就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等重大改革及设立专门法院作出决定，有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31个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或出台文件，支持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支持人民法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代表委员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积极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有的直接参与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在扫黑除恶、攻坚执行难、一站式建设等一场场硬仗中，代表委员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展现蓬勃生机。
贯彻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支持配合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监督。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健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三、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法院队伍教育整顿，法院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思想作风发生深刻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轮训干警80万人次，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进机关青年干部“第一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史学习培训全员覆盖，引导干警筑牢政治忠诚，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审判成就展，推出《红色法庭百年志》纪录片，赓续人民司法红色血脉。推出15项司法为民实事清单，组织200余项办实事活动，用为民办实事的实际成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着力提升司法能力。完善法官入额、遴选、考核、退额等制度，择优选能。开展全国基层法官大轮训。加强知识产权、涉外等专业化审判人才建设。完善法官法新旧衔接政策，支持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培养双语法官2373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雄安新区）实践基地，加强援藏援疆援青干部选派，让青年干警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引导广大干警改进司法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全国四级法院院长、班子成员分别到6028个乡镇人民法庭驻庭调研，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与法庭干警同吃同住同工作，拜群众为师，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解民忧。
深入开展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刀刃向内，清除沉疴积弊，全国法院59万名干警接受革命性锻造，实现刮骨疗毒、激浊扬清、铸魂扬威。坚持问题导向，不护短、不遮丑、不讳疾忌医，一体推进顽疾整治和建章立制。坚决整治年底不立案，严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调代立、增设门槛，全国法院去年12月收案同比增长104.2%，群众反映长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到有效整治。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减假暂”案件1334.5万件，对有问题或瑕疵的5.9万件督促逐一整改，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出台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意见，决不允许“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破坏公平正义。狠抓“三个规定”落实，各级法院全部突破“零报告”，11.2万人次记录报告信息12.8万条，有干预就报告、有过问就上报形成习惯。出台近亲属禁业清单、规范离任人员从业等规定，坚决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21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06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09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刻汲取孟祥等反面典型教训，开展警示教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学习英模、弘扬正气，全国法院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好法官好干部，694个集体、596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滕启刚等24名法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法治事业的无限热爱。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周春梅法官用生命捍卫司法公正的崇高精神，努力践行“一心为民、知恩报党”，“做人清清白白，裁判坦坦荡荡”，“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正义不低头”。
各位代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看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司法能力不足，对司法实践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案件审判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基层司法能力仍需加快提升。二是司法改革还存在不到位问题，系统集成不够，司法管理存在短板，综合配套举措落实存在差距。三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既有存量、还有增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四是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9. 徐明良的2013年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

2013年12月14日，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2013年年会在浙江省委党校举行 。本次会议由浙江省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协办，会议主题为“社会转型与法律发展”，收到论文18篇。省法学会、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委党校法学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西湖区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师生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在年会开幕式上，省法学会牛太升副会长首先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司法面临的“异制与异法”、“法里与法外”、“诉讼与非诉”三种矛盾，引发了与会专家的思考。接着，年会在省委党校法学部林学飞教授、褚国建副教授的主持下，就三个议题进行热烈讨论，理论界、实务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对转型期我国法治建设相关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
在年会第一阶段的“转型、法治与产权”议题中，省法理法史学研究会会长夏立安教授以《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为题，提出我国转型时期法治进程具有“倒逼”的突出特征，强化司法公信力改革是被信访逼出来的，重视环境保护是被GDP逼出来的，人权司法是被冤案逼出来的，等等。这种“倒逼”法治，具有法律实用主义的优点，但也有被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值得研究。同时夏立安教授还介绍了自己团队在“反思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土地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封安波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何洋同学也做了相关主题演讲，并得到了省法理法史学会秘书长石毕凡副教授、德清县法院沈芳君副院长及浙江警察学院唐长国教授的精彩点评。
在年会第二阶段，会议就“转型与社会权利保障”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省委党校王晓杰副教授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生徐逍影同学做了主题演讲，对当前的政府保障体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季涛老师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方建中老师对此进行了细致点评，并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应将制度层面及实际政策层面结合权利作全方位的社会学考察。
在年会的第三阶段，就“转型与司法”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国家法官学院浙江分院吴道富院长、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公诉处处长陶建军就当下司法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司法管理体制、人员分类及审批组织改革的建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理学研究生范佳洋同学就“中国式能动司法的边界”做了主题演讲。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叶向阳、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邓楚开、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明良律师、杭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桑涛对主题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他们结合自身的实务经验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系统剖析现行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权力相互制约要优位于权力的单向集中与转移，对未来中国司法改革做了颇具针对性的分析与展望。本时段主持人袁继红教授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法理法史年会为理论及实务界法律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而充分的交流平台，法学理论研究完全能够与法律实务部门的操作密切结合，年会取得了可喜的学术交流成果。

10. 急求关于“浙江法律历史名人法律思想”资料

晚清立宪维新，寻求司法改革，一方面鼓励学生出洋游学，而出现有法科留学生；另一方面开设法政学堂，培养法律人才，使旧官绅学习新法，而成法政学堂法科生，一时社会，争相学习法律，法律人因此形成一股社会的新动力。走向共和之后，大理院的判决，彰显了法律人在立法不足的当时环境下，以司法造法方式，继续为法制改革作出具体贡献。法律人学有专精，分布在大理院以及其它司法机关，检视时代变化下，法律人在过去的杰出表现，看法律人力量的崛起，以及法律人对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其中尤其以浙江法律人更是头角峥嵘，可为法律人崛起的典型代表.

1897
汪有龄（1879-不详）
浙江钱塘
日本
法政大学

1898
钱承鋕（1882-不详）
浙江仁和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吴振麟（生卒不详）
浙江嘉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王鸿年（1874-不详）
浙江永嘉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898
章宗祥（1879-1962）
浙江吴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明治大学

1900
章宗元（1878-不详）
浙江吴兴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02
丁士源（1879-不详）
浙江吴兴
英国
新林肯大学

1902
朱献文（1872-1949）
浙江义乌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03
余绍宋（1883-1949）
浙江龙游
日本
法政大学

1904
陈叔通（1876-1966）
浙江杭州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阮性存（1874-1928）
浙江余姚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沈钧儒（1875-1963）
浙江嘉兴
日本
法政大学

1905
戴季陶（1890-1949）
浙江吴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06
包达三（1884-1957）
浙江镇海
日本
明治大学

1906
郁 华（1884-1939）
浙江富阳
日本
早稻田大学

法政大学

1906
钱 泰（1886-不详）
浙江嘉善
法国
巴黎大学

1906
谢永森（1885-不详）
浙江绍兴
英国
剑桥大学

1907
王正廷（1882-1961）
浙江奉化
美国
密西根大学

耶鲁大学

1908
余棨昌（1881-不详）
浙江绍兴
日本
东京帝国大学

1913
马文车（1889-1961）
浙江东阳
日本
法政大学

1915
陈望道（1890-1977）
浙江义乌
日本
中央大学

1916
雷 震（1897-1979）
浙江长兴
日本
京都帝国大学

1917
金问泗（1892-1968）
浙江嘉兴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1920
杨光泩（1900-1942）
浙江吴兴
美国
普林斯敦大学

1920
吴经熊（1899-1986）
浙江鄞县
美国
密西根大学

1921
赵 琛（1899-1969）
浙江东阳
日本
明治大学

1926
梁鋆立（1905-不详）
浙江新昌
美国
华盛顿大学

1927
阮毅成（1905-1988）
浙江余姚
法国
巴黎大学

1927
田鹤鸣（生卒不详）
浙江崇德
美国
西北大学

1927
祝修爵（生卒不详）
浙江海宁
法国
里昂大学

1928
刘百闵（1899-1968）
浙江黄岩
日本
法政大学

1928
潘念之（1902-1988）
浙江新昌
日本
明治大学

1930
芮 沐（1908- ）
浙江吴兴
法国

德国
巴黎大学

法兰克福大学

1930
陈公亮（1912-1984）
浙江绍兴
日本
法政大学

1930
查良鉴（1905-不详）
浙江海宁
美国
密西根大学

1930
卢 峻（生卒不详）
浙江鄞县
美国
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