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终结性

① 终结执行有几种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申请人撤销申请的;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具体如下：
一、申请执行人撤销申请;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
六、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
七、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在执行实践中，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是人民法院经常使用的一种执行措施。扣留和提取是紧密相联的两个执行措施，扣留是临时性措施，是将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暂扣下，仍留在原来的单位，不准其动用和转移，促使其在限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如超过期限仍不履行的，即可提取该项收入交付申请执行人。
执行终结，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使执行程序无法或无需继续进行，从而结束执行程序。其特征是
(一)发生了特殊情况，执行程序没有必要和不可能继续进行;
(二)执行程序永远停止;
(三)以后也不再恢复执行程序;
(四)终结执行的权利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
执行终结的作用：
执行终结，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实践中，不是所有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都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执行完毕，这并非法律或司法的缺陷，而是正常的风险。为了更好地完成民事执行工作的目标，我们有必要对那些不能继续进行或没有必要继续执行的案件，裁定终结执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 执行终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② 司法的最终性要求

A、司法的最终性要求？不太规范吧，你问的应该是司法终极性原则
1、司法终极性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两个方面，即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终极性地位与司法裁判应当具有既判力（已经作出的裁判不允许随意改变）
（一）司法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终极性地位
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形成了自决、和解、仲裁、调解、行政裁决、诉讼（司法审判）等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冲突解决机制。在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当中，司法居于中心和终极的地位。
（二）司法裁判应当具有既判力
表现于司法裁判本身的不可轻易更改的终局性。具体而言，判决的既判力是指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
2、努力方向
司法终极性原则的确立和实行，不仅涉及到诸多制度的改革问题，而且需要国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予以配合。举其要者，至少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1）扩大司法机关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强化其解决社会纷争的能力。（2）在制度上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使其能够在不受外界影响和干扰的基础上独立、公正地裁判案件。（3）构建公正的、科学的司法程序。（4）切实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减少错案和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5）培育和提升公民对司法权威性的信仰，使公民自觉尊重法院裁判的既判力。

B、必须依题意的话：司法的最终性要求，就是司法追求的至高境界——实现司法的人民性。就是说，司法权要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能沦为特定阶级或集团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③ 中国的法院审级制度是什么

制度是：两审终审制度。

我国的审级制度：就审判程序而言是两审终审制；就人民法院体系而言是四级两审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由它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以后，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就是第二审的判决或裁定。根据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或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3)司法终结性扩展阅读：

采用此制度的原因：

1、符合我国国情。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国家。县、地区、省三级法院相距甚远，不宜把过多的案件集中到省级法院终审。如果实行三审终审，一个案件从县、地区、再到省里，势必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席法庭，来往奔走，长途跋涉，影响生产和工作。

2、便利群众。

实行两审终审制，使大多数案件可以在县、地区两级法院得到解决。一般来说，县与地区比较靠近，办案人员依靠群众进行调查核实案情，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接受询问，出席法庭都比较方便，也有利于审判公开，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接受群众监督。

3、有利于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既保障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又简化了诉讼程序，减少了重复审理。

当事人的上诉，不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包括对一审判决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一些法律问题，都能一起得到正确解决。案件的及时处理，对惩罚犯罪，纠正错误都有利。

④ 审级制度的我国现状

公正和效率两败俱伤
主流观点将我国目前的审级制度称为“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但立法者在制定这一制度时，同时对这一审级制度能否有效运转怀有深深的疑虑。为了保证两审终审制能够有效运转，立法者又寄希望于中国特有的死刑复核程序与功能强大的审判监督程序。正如上文所述，立法者以及主流观点认为这些制度能够保障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有效运转，但事与愿违。立法者的担心还是发生了――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无情地击碎了立法者的美丽幻想。现实展现给我们的不是前文主流观点所称颂的既能惩罚犯罪又能保障当事人权益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而是“以两审终审为主体，以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为补充”的审级制度。并且，更让立法者难堪的是，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审级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仅仅成为“话语描述”，而不能成为现实运作。
目前中国审级制度的运行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审终审无法终审，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审判监督程序导致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终审不终，导致公正和效率两败俱伤。
（一）两审程序：流于形式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一审判决之所以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的判决、裁定，主要在于人们普遍相信，法官的认识能力属于有限理性，作出的判决、裁定不可能完全正确。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救济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程序吸收当事人的不满，达到消弭纠纷的目的。各国普遍设立上诉制度，力图建构完备的审级制度，使得下级法院作出的可能错误的判决、裁定能够通过上级法院的复查得到纠正。
审级制度要求上级法院作为上诉审法院要承担“勘误”的职责，要审慎地对待下级法院作出的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要通过司法权运作的过程达到纠错与救济的双重功效。但事与愿违，审级独立的缺失使得中国的上诉审法院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司法独立是现代化司法运作的核心理念。根据其包含的内容,可将司法独立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司法权的独立。这是近代司法独立的最初含义。近代司法独立概念源于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权力分立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各新兴国家得到实践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司法独立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法院的独立。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司法权的独立体现为司法机关也就是法院的独立。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的理论,也就通过法院获得不受立法、行政机关控制的地位而得以实现。司法独立的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的独立。司法过程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只能依赖法官个人的独立判断,公正才可能实现。因此,一些国家对司法独立的规定直接表述为法官的个人独立。
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它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以及同级法院之间保持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法院独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一个“隔音空间”，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能够产生“间离效应”，以发挥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的双向制约作用，给当事人提供最大化的审级利益。
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终审的判决和裁定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即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也就是终审。但目前在初级法院与中级法院的关系上，存在的是等级化的行政关系。这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无情地击碎了立法者力图通过审级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的努力。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关系，但目前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行政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这主要源于体制建构之初对法院功能认识不清以及对司法特性的认识不清，没有遵循司法体制建构的普遍原理来设计我国的法院建构体制，将中国的司法体系设计成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去甚远的统制型的司法体制，使得法院走向了行政化或官僚化的道路。遵循行政化的方式来建构司法体制，使得法院行政机关化，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层级化。上诉审法院成为行政意义上的对下级法院实行单向监督与控制的“上级”法院，初级法院基于法院司法等级制的定位使得其甘于从属的地位。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建构，导致中级法院权力过大不受制约以及基层法院自决权丧失，审级独立荡然无存，司法独立更是无从可言。
这种司法体制下的下级法官为了自己的生计、升迁，不得不放下“法官”神圣的尊严，与上级法官进行所谓的交流、沟通，希望上级法院能够提供“指导意见”。上级法院基于权力欲也乐于为下级法官提供指导，这样上下沟通、未决先请，使得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实际上成了上下级法院“合谋”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错案追究制”加剧了这种司法运作中的“潜规则”，这导致下级法院法官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当事人有可能上诉的案件时就不得不向无论才学还是经验都有可能远逊于自己的上级请教，尽管极不情愿，但迫于无奈其还是屈尊、迎合。
我们不能苛责甚至不能指责下级法官或者上级法官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法官， 而在于统制型的司法运作体制，是这种体制造成了上级法院法官权力膨胀，造成下级法院法官权力限缩、谨小慎微。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的非司法化的关系已经给上诉制度存在的实效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粉碎了当事人试图通过审级来获取正义的念头。
与法院审级的行政化相伴而行的是法院的地方化。目前，地方法院已经蜕化为地方的法院。依前文分析，司法独立、司法权独立要求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处于独立的地位。而中国法院行政区划式的设置使得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结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地方党政机关控制着法院的人事、财政体制，法院的生存、法官的升迁系于地方。在审判实践中，地方权势部门往往利用各种正当的或者非正当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院的审判活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很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尤其是在当地影响重大的案件，其判决往往取决于地方领导的基调。如若省级法院或者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则可以利用身处高层，对地方复杂的熟人社会中的人事关系有一定距离的特点，摆脱干扰、促进司法公正。
（二）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
2002年轰动全国的陕西“枪下留人”案， 随着枪声响起，也尘埃落定。但它却留给我们巨大的反思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审慎地思考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取向和存在的意义。
死刑复核程序，是对判处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如果仔细分析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我们认为这一程序的主旨在于强调“审查核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一程序的内核在于“监督”未生效的死刑裁判。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初衷在于控制死刑数量，统一死刑适用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死刑复核程序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流于形式。
第一，目前，普遍存在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而为一，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复核部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以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案件。实践中，这两类案件往往是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的，高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当中级法院作出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上诉，那么高级法院就启动二审程序，同时也就启动了死刑复核程序，由同一审判庭进行二审与死刑复核，两个程序合而为一。这样立法者希望通过死刑复核程序来“复查核准”死刑案件的愿望也被实践中的对策无情地粉碎了。
第二，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少部分死刑案件（如最高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死缓的案件）外，都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但实践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而被告人不上诉的案件才有幸得到真正有效的复核。因为，其他死刑案件都被上文所述的“合而为一”的二审程序消化掉了。这样就使得大量的死刑案件名义上进入了死刑复核程序，而实质上并未得到复核。
第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是行政化的，其审理方式是书面审、秘密审。这种行政审批式的运作方式难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司法不同于行政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司法强调多元参与，强调“看得见的正义”，而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中当事人却无从参与其中，律师也被排除在外，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公众更是无法得知程序的具体运作。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282条之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然而，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最高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时是否提审被告人没有作出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书面审的方式进行死刑复核；并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告人享有比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被告人享有更多的权利。
当然，我们必须充分地肯定死刑复核程序这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使得诉讼效率大为提高，满足了司法机关快速打击犯罪的目的，但公正却难以保障。
（三） 再审程序：功能扩张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两审终审制能否保障判决公正的质疑，主流观点往往将再审作为反驳的有力武器，认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完全可以纠正两级审判中的错误。殊不知这种观点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再审程序只能作为生效裁判的救济程序，相对于二审、三审来讲是非常救济程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备而不用，克服裁判不公，纠正错误判决应当在审级制度中解决，动辄就使用非常救济程序，就会使非常救济程序演变为普通救济程序。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判监督工作中人民法院敢于面对错误，勇于纠正错误，这无疑需要巨大的自我否定的气魄。但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程序却备受质疑，因为其违背了诉讼法理，如司法的被动性、应答性，“法院不得对当事人未有所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等。 这使得司法机关苦苦追求的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也是重要的动力之一。而与人民检察院――控方角色相对应的辩方――被告人却仅有与之明显不对等的申诉权（不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再审权）。人民检察院抗诉带来的是再审程序的必然启动，而当事人的申诉往往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司法之不公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毕竟申诉权还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只要申诉，案件就有被再审的一线希望。再审的制度设计激发了当事人缠讼求胜的欲望，为了实现“为权利而斗争”的权利，申诉者们如愚公移山，生命不息，申诉不止。 这就源于救济机制不畅，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缺失所致。
为了应付或者为了稳定民心，予民以救济，无奈之下，程序外的救济大行其道。各级人大、信访部门以及党的政法委员会设专人从事申诉接待工作。如果申诉者万幸，得到领导关注或者媒体曝光，案件就有被再审的机会，否则当事人只能继续在漫漫的上访、申诉道路上前行，长此以往，或许有些当事人基于对司法制度信心的丧失就会真正“无讼”，那将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莫大悲哀。
再审功能的极大扩张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更为恶劣的是，经过再审的案件也无法终结。终结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司法是国家为解决社会冲突、保障社会主体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原理假设了这个活动的权威性并依规律设计了保障其裁判正确的司法程序， 如果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被随意否定，社会将无正义可寻。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据此确立了“一事不再理” 原则，自罗马法以来就被作为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再审的频繁发动，这一原则在我国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再审发动的任意性，司法终局性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司法权威的丧失。司法界权威人士指出“司法无终审权，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可能树立司法权威。最高法院的裁判可任意申诉，其权威性如何体现。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权威，从历史上来看，已降到了最低点，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设计，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误读、对实体公正的盲目崇拜，再审制度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自我否定，因为根据我们的申诉和再审制度，任何判决都可动摇。当然，精神可嘉，但司法绝不应当适用这种精神。况且，司法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即使案件经过再审也未必能够保证质量，未必能够做到司法公正。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时候并不能解决裁判不公的问题，相反其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裁判不公、资源浪费。

⑤ 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的特征

法律分析：司法的终局性是指法院对认为应由其管辖的所有司法性质的争议享有最终裁判权。

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司法机关和法官作出的判决，除了由上诉法院经过二审程序或再审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程序依法撤销的以外，具有终极效力，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撤销该裁判，终止其效力，即司法裁判的既判力，禁止人们随意宣告终局裁判无效和擅自加以改动，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撤销该判决，再以新判决加以取代。二是指在解决争议的诸多方式中，只有司法裁判是终局性的，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纠纷的解决，只要走完了司法程序，就再也没有别的途径可走了，即解决纠纷的其他裁判形式都不具有司法的这种终局性。这意味着将纠纷转化为诉讼，建构为受司法规制的法律辩论对象之法律问题后，当事人就要接受司法判决的终局性权威。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⑥ 简述司法的特征和功能

法律分析：1、司法的特征

独立性：在组织技术上，司法机关只服从法律，不受上级机关、行政机关的干涉。

被动性：司法程序的启动以及裁判范围，要以当事人的诉请为前提。

交涉性：各方参与，相互论辩。

普遍性：最普遍的纠纷解决方式，最主要的纠纷解决主体。

终极性：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终局性。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诉讼活动即告终结，也是终局性的体现。

2、司法的功能

应然功能：定纷止争、实现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校正正义等。

实然功能，包括：司法具有解决纠纷的直接功能。我国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要延伸到案结事了的程度，强调实体效果。

调整社会关系、解释和补充法律、形成公共政策、秩序维持、文化支持等间接功能。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四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⑦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体现

1、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

小股东所占公司股份较少并且比较分散，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无法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占据优势。因此，当小股东期望通过公司决议来解散公司以实现自我权利救济时，其目的往往难以达到。此外，公司的由建筑于投资回报率与风险承担系数相一致的基础上，就使那些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缺失限制的权力下，小股东的权益必定暴露在大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恶性驱逐下。公司司法解散是通过立法或判例，给予小股东在无法实现其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的司法救济手段。

2、有利于对公司僵局问题的解决。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过程中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管理层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公司运行机制失灵，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各个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履行职责，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形成有效的经营决策的一种描述。公司正常运营的对立面，主要表现有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司这一形式来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利润。因此在公司僵局的情况下，股东借助司法救济制度解散公司就成为股东退出公司、收回投资有效途径。

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每个股东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还是依靠公司内部的协商解决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旦问题扩大化，既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公司财产流失，公司信誉受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长此以往，不但公司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是对社会整体资源的一种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处于闲臵状态，无法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因此，股东诉诸于外部司法救济手段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外部司法手段救济不仅维护公司本身和股东的利益，也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井井有条，健康发展。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呈现了司法性、强制性及终结性特征，司法解散制度，其实质是个人权利即解散请求权和社会权利即企业生存权的拉锯战。司法解散制度的初衷是是为了解散公司僵局，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一旦解散，将不可逆转的消失，其是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对公司还是股东都是两败俱伤。要软化这项维护权利方法的激烈本性，法庭应有权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另一舒缓措施。从各国公司法的情况看，可供替代公司司法解散的其他救济措施包括命令变更公司章程、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或行为，派生诉讼和允许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份。

3、实现投资者的合理期待。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为小股东保护自己的权益提了法律依据，使小股东在请求公司解散时不仅只有内部解决机制更有外部司法途径来解决这类问题，使得原本的制度更完善。

⑧ 一审、二审、三审、终审都是怎么回事

没有三审。

1、一审是指法院对案件的最初一级审判。一审的程序可以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在中国，普通的第一审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性质较严重、问题较复杂、影响较广大的第一审案件，按其不同程度，分别由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就是终审。

2、二审又称上诉审程序，是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就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时，所应当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3、终审是法院对案件的最后一级审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二审案件，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都是终审，当事人不能再上诉。

(8)司法终结性扩展阅读

我国两审终审制的现状：

第一，基层法院本身的法官素质结构的组成不合理，还要承担大部分的案件审判，难以符合现代审判的精神。例如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案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由本院审理的案件。也就是说，我国四级法院均有权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是通常由基层法院来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上诉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使到当事人的正义需求的具有程序局限性。

⑨ 民事诉讼执行终结的情形有哪些

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程序终结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类：

(一)因申请执行人的原因而致执行程序终结

1、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的。强制执行程序，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依当事人的申请撤回而结束。撤回执行申请与放弃权利撤销执行申请，都是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执行法院应予尊重。所不同的是，撤销执行申请，是权利人抛弃自己的实体权利，致执行程序实体终结;而撤回执行申请，权利人抛弃的仅是该次执行程序性权利，结束的也是只是本次执行程序，其实体权利和强制执行请求权并未消灭。

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应以书记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表示撤回申请的，应记入笔录附卷。

2、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权利人享有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的权利是基于其与义务人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关系，这种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享有的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因此，享有追索“三费”权利的权利人死亡后，其专属享有该项民事权利亦随之消灭，被执行人无需再对任何他人继续履行该项特定义务，人民法院因而应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3、作为权利人的公民死亡，没有继承人的。作为权利人的公民死亡，除该项权利是专属于权利人本人的之外，按照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其享有的权利可由其继承人行使，其继承人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人。但是权利人死亡，没有继承人的，其权利则无人承受，被执行人也就失去了履行义务的对象。此时，执行已成为不必要，人民法院应依法终结执行。

4、作为权利人的法人终止后，无权利义务继受人的。这类案件也因无接受执行人履行义务的主体，而依法终结执行。随着我国企业法人制度的健全，这类情况最终将不会存在。

(二)因被执行人的原因而致执行程序终结

1、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依照法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所负的债务也不能被免除，而应以其遗产偿还债务，或者由其义务承担人作为被执行人来履行义务。但是，如果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即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时，执行程序则无法继续进行，执行法院应及时依法结束执行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无遗产”，包括没有现实存在的财产，也包括没有将来可取得的财产和第三人的债权，否则，应继续执行。

2、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终止后，无遗留财产可供执行，又没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对这类也应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理由同上。随着企业法人制度的健全，这类情况也将不复存在。

3、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被依法宣告破产还债，其财产在被各债权人分配清偿后，剩余债务被豁免，没有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因此，在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后，执行程序不能继续进行，执行法院应裁定结束执行程序。

4、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虽未死亡，但其既现实的财产可供执行，又失去了潜在的偿还能力，实现上永久地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执行程序根本无法进行，执行法院应终结执行，以使双方当事例都得到解脱。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对此作了一个限定，即“无力偿还借款”，也就是说，除借款外的其他债务，不能终结执行。这一限制，显然与债权平等原则相悖。执行终结，是因为被执行人已永久地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不论是借款，还是其他债务，被执行人都根本无力履行，执行也都毫无实际意义。所以将被执行人的债务只限定在借款上，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也是不可行的。

5、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执行不足清偿债务，经债权人同意或由执行法院依职权发放再执行权利凭证的。这种情况是指经实施强制执行无效果而言，据此终结执行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虽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执行所得金额，不足清偿其债务。这里被执行人已经执行法院强制执行是前提，未经强制执行的，不适用终结执行。二是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或由执行法院发给再执行权利凭证后，始得终结执行。再执行权利凭证是权利人日后申请重新执行的执行依据，发放债权凭证应遵循当事人自愿为主，执行法院依职进行为辅的原则。

实施强制执行无效果，在执行实践中经常遇到，如何解决，实是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因为“强制执行，原则上以债务人之财产为标的，拘提管收，权为强制之手段，并非强制执行之目的。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虽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所得数额不足清偿债务者，强制执行之目的，实际上已无从实现，虽用其它方法执行，亦无实益。然而因此免除债务人之义务，亦非事理之平。”[2]为此，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执行法院“经债权人同意，得命债务人写立书据，载明俟有咨力之日偿还”。“如债权人不同意时，应于二个月内续行调查，经查明无财产，或命债权人查报而到期故意不为报告，执行法院应发给凭证，交债权人收执，载明俟发见有财产时，再予强制执行。”[3](台湾强制执行法第二十七条)。

我们认为，台湾地区关于强制执行无效果时，由被执行人写立再执行书据或由执行法院发放再执行凭证后，终结执行程序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建立强制执行无效果，发放再执行权利凭证，终结执行程序制度的益处有三：首先，保留了申请执行人私法上的强制请求权，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债务人的不豁免原则和继续执行制度，即离债权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其次，有助于解决“抓人质促执行”等执行乱问题，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有助于减轻法院未执案件居高不下的压力，缓解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三)因执行依据的原因致执行程序终结

1、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生效法律文书是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执行依据被撤销，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归于无效，执行法院尖停止对该法律文书的执行，裁定结束执行程序。执行依据被撤销包括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经审判监督程序被撤销，也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被仲裁机关或公证机关撤销。

2、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的。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律文书只能是仲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不适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收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即失去了法律效力，其所确定的内容亦归于无效，执行法院应在不予执行裁定生效后，即裁定结束该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