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学会年会综述

㈠ 王兰的主要著作

主要论文 16、《商主体设定规范结构研究——基于法的现代性考察》，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评为2011年全国商法年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15、《商事登记与市场准入关系的法经济学辨析》，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2期。
14、《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13、《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的法律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民商法律网转载。
12、《私法视域下商事登记的重新解读》，载《河北法学》2009（6）。
11、《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发表在《商业研究》2008（5）。
10、《论公司法对若干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发表在《太平洋学报》2007（4）。
9、《从美国次贷的风险控制谈中国住房融资优化》，发表在《财会月刊》2008（6）。
8、《公司代理成本监督：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发表在《华侨大学学报》2008（3）。
7、《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机制分析及优化》，发表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7（4）。
6、《私募基金：走向自律的监管》，发表在《渤海大学学报》2008（4）。
5、《减少贴现：商事登记制度的法律经济分析》，发表在《东方法学》2007（5），人大法律信息网转载。
4、《中国传统商会纠纷解决机制之功能分析》，发表在《仲裁研究》2007（12）。
3、《集权与分权：人大组织运行的维度剖析》，发表在《人民政坛》2007（8）。
2、《论有限公司会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制度》，发表在《私人有限公司的百年论战与世纪重构——中国与欧盟的比较》，吴越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论物权行为理论下的权益衡平》，发表在《现代法学》2004年增刊

㈡ 王艳梅的主要论文

1、《论空白票据的善意取得》，《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论日本民法上指名债权转让的规则》，《日本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3、《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三论》，《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第10期全文转载）
4、《信用研究的商法视角》，《中国商法年刊》（第二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获2002年中国法学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5、《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综述》，《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
6、《健全信用机制的商法保障》，《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
7、《信托——一种有效的资本运营的制度安排》，《中国商法年刊》（第三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荣获2003年中国法学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
8、《信托的功能》，《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
9、《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2年学术研讨会综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0、《股东有限责任制否认的理论与实践探讨》，《思索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11、《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2、《论票据法上的权利外观理论》，《行政与法》，2002年第12期。
13、《利益衡平视角下的抵押物转让规则》，马新彦主编：《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4、《商法精神——一个现代性的解读》，张文显主编：《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15、《再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6、《劳动关系契约化的法哲学探析》，《当代法学》，2005年第1期。
17、《企业概念的法律分析》，《中国商法年刊》（第四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
18、《商法学课程改革研究》，《高教研究与实践》2005年第4期。
19、《百家争鸣传争锋之智，百花齐放展学术风流》，《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
20、《票据行为性质的阐释》，《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21、《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实现》，载于莹主编：《法学微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㈢ 王艳梅的对外交流

1、2001年11月20日——24日参加“教育部《商法》课程骨干教师培训班（北京）”，获得“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培训证书”。
2、2002年11月8日——11日参加“教育部2002年高等学校经管法类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培训班”，获得“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培训证书”。
3、2002年8月参加中国法学会商法学2002年年会（长春——吉林大学），提交论文《信用研究的 商法视角》，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题报告。论文获得2002年中国法学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4、2003年9月参加中国法学会商法学2003年年会（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提交论文《信托——一种有效的资本运营的制度安排》，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题报告。论文获得2003年中国法学会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
5、2004年8月参加中国法学会商法学2004年年会（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提交论文《企业概念的法律分析——兼驳“商法是企业法”》，在小组讨论中作主题发言。
6、2005年4月参加中国法学会商法学2005年年会（扬州——扬州大学），提交论文《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信托的生长》，在小组讨论中作主题发言，在大会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7、2008年10月参加中国法学会商法学2008年年会（南昌——江西财经大学）。
8、2009年1月——2010年1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曼彻斯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㈣ 2022民商法年会将在哪里举办

亭湖法院
4月6日下午，亭湖法院召开民商法研究会2022年度第一次会议，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罗涛主持会议，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蔡云刚及全体法学会成员参加会议。

㈤ 儒家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综述
吴晓梅
1997年5月22—24日,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古城开封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日本以及美国的四十余位学者、专家聚集一堂,就“儒家思想与现代道德和法治”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本次年会的情况综述如下:
经过2500余年历朝文化的冲撞及各种思想的融汇,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至深。有的学者从宏观方面作了论述,指出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国传统法制以刑律为核心,融道德、习俗、家规乡约为一体;在法律思想上强调礼治、德治,实行人治;在法律观念上是缺乏权利意识,认为法即是刑,君权高于法律、官吏享有特权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学者从记录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基本文献历代《刑法志》入手,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学为主,综合道、法、墨等名家学流的精华。具体表现是强调以仁义治国,提倡亲亲尊尊,主张德主刑辅,甚至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儒家经典。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儒家宗法论理及等级名分观念的影响,私有制度在我国虽早已确立,但健全的个人财产权的观念和事实却未能形成。地封建家族内部,不仅子女卑幼不享有独立的个人财产权,封建家长也只是代行家族的财产所有权,其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在家族外部,又有皇权的干预和习俗势力的影响。个人财产权观念的不健全,导致我国公民私权利意识薄弱,而我国古代法律也没能完成从身份到契约,向近代法律转化的过程。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也是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为此学者们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有的学者指出儒家历来强调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经过二千多年的丰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对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借鉴意义。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以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中华民族敬老尊长的美德就是吸收了传统孝道中养亲、尊亲的合理因素,在对传统教道进行传统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如由儒家“亲亲、尊尊”思想所衍生出来的宗法家族观念对现代道德也存在着正负两面的影响。一方面它能促使族人遵纪守法、尊长敬老 自尊自爱、讲信义、重义务,维持社会稳定,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宗法思想中的家长制、保守主义、独断专行、及家国本位的观念,又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因此,对传统的宗法观念与宗族组织,也应因势利导致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位香港学者指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可资借鉴。尤其在香港回归之后,更应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纽带,广泛团结港、澳、台及全世界的华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以德治见长,重礼重德的传统法律的控制手段不再显得单一,它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与会代表的一致观点是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扬弃,充分发挥德治之长,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客观存在,它沉淀在现实生活中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对儒家思想在现代法治中的作用问题,与会代表观点不一。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法治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对传统法律文化应持积极的态度,加以批判地继承。有人将儒家强调的“诚”“信”与当代民商法中公认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了比较,指出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与西人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中国人对诚、信的崇尚绝不弱于西人,可以说儒家学说中的诚信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两者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是由中西方历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的。从诚信规范的双重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人们在现代法治建设中,既要利用为人们熟悉和长期认可的价值标准,又要针对其不足予以调整。
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是否一定要继受移植西方法律提出质疑,认为单纯的法治不一定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径。有人分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法律的直接原因,认为这些引进均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伦理变迁的要求,因而收效甚微。法律的接受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特质和道德伦理契合,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中国在建设现代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力量,以其作为沟通现代与传统的桥梁。但由于秦朝“专任法治”和汉朝“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的不同,同样的制度却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见,法律思想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以德治为长,法治为短,当务之急在于扬长补短,而不能弃长用短或扬长避短。另外,从中国近代史看,法制变革总是不了了之,而最初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最后往往又复归传统,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很难在中国实现。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一方面实践证明法治并非万能。中国应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它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在借鉴传统与引进西方两者中,当以前者更为重要。
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哲学基础的不同;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略的不同;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的不同;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的不同;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的不同;家庭归责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的不同;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的不同;君主民本与主权在民的治国主体的不同。各个冲突之间相互联系,归根到底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冲突。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时数千年,至今影响不息。如何在这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认识和发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寻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会上代表们观点纷呈,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对儒家思想首先要进行分解,对那些仍富于现代价值的材料经过改造后可以吸收为新的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儒家强调德治,其着眼点在于抑制王权,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保民靠民。道德实际上构成对统治者权力的一种约束。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它能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儒家德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即通过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方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成为约束权力的一种辅助力量,与现代法律相得益彰。
又如儒家素重个人修养,它同司法要求结合就形成了古代中国对司法官的伦理要求,包括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体恤民情等。借鉴经验,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可将个人修养同法律运作相结合,建立现代中国的司法伦理原则。包括提高自身人格修养、日常生活中保持行为庄重、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力求司法公正等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其许多概念已深入人心。对古代有价值的观念作新的解释,在最合理的意义上予以继承,是顺利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捷径。民本之“民”是子民,民权之“民”是国民,民主之“民”是公民。子民社会唯君权,无民权,其法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国民社会限君权伸民权,其法文化以国家为本位,公民社会废君权兴人权,其法文化以个体公民权利为本位。民权一词介于民本和民主之间,是以儒家文化资源为本根,在西方民主文化的刺激下,由中国人创造并喜闻乐见的新词,它起到了接引西方民主文化和促进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转化的作用。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在现代社会,它经过吸收和扬弃,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一位日本学者就认为现代中国解决纠纷不仅在于发挥民间调解的优势,调解在官方诉讼中也被广泛采用。体现为诉讼中有调解程度,判决的执行中重视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等。调解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纠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司法和执法量的不足。
儒家思想内容宠杂、气象万千,学者们在讨论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几天的探讨,大家互通有无,对儒家思想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

㈥ 学习商法的好处

商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有一条脉络的,这条脉络以《个人独资企业法》为始(外商投资相关法律不论),经《合伙企业法》,到《公司法》,再到与《公司法》千丝万缕关系的《证券法》,到《保险法》,到《海商法》。学界争议很大的一个论点涉及到是否需要编纂一部商事的法典的通则。这就体现了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之下,学者之间对于商法的认识存在不同。自然,持赞成的观点的一方认为商法虽然外表琐碎复杂,但是内核里面是可以利用数学上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实现对于商法原则的一个提取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商法是一门很“俗”的学科,商法往往不像民法那样容易出大家,商法往往很难出大家,但是也体现出商法接地气,他没有那么多高大上,没有那么多公平正义,他帮我们认清现实。商业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温情的社会,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而往,商法的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上商法的同时阅读相关的书籍,往往在学习实体法的时候,课外的拓展和学习也是学习乐趣的一个重要部分。读过《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原来荷兰才是最早开设证券交易市场的国家,哦,不是英国。你才会发现早在几百年前荷兰就发生了郁金香事件,就发生了金融泡沫。

㈦ 郭玉军的学术论文

1．《美术作品保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2003 年第 4 辑。
2．《欧盟 B2C 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研究》（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2003 年第 4 辑。
3．《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 ADR ）研究》（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2003 年第 5 辑。
4 ．《网上仲裁的现状与未来》（第一作者），《法学评论》 2003 年 2 期。
5 ．《 开拓国际私法新理念 完善国际私法新体系 》（第一作者），《武汉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1 期。
6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非国内化理论》（第一作者），《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年第 1 期。
7 ．《网络案件中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第一作者），《中国法学》 2002 年第 6 期。
8 ．《美术作品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问题》（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 1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9 ．《美术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 2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6 月。
10 ．《美国网络案件管辖权研究》（第一作者），《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 3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11 ．《论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的法律问题》（第一作者），《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02 年卷）法律出版社。
12 ．《 2001 年国际私法学会年会综述》（第一作者），《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02 年卷）法律出版社。
13 ．《回顾中国国际私法之历程，展望中国国际私法之前景》，《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1 期。
14 ．《欧盟〈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例〉介评》（第一作者），《法学评论》， 2002 年第 2 期。
15 ．《欧盟电子消费合同管辖权问题研究》（第一作者），《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3 期。
16 ．《美术作品国际买卖中的法律问题》（第一作者），《华中美术》 2002 年第 1 期。
17 ．《论美术、摄影作品著作权和肖像权的冲突与协调》（第一作者），《华中美术》 2002 年第 2 期。
18 ．《与高技术产业有关的反垄断法》（个人），《民商法论丛》 2001 年第 1 号第 18 卷。
19 ．《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准据法备忘录》（个人），《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20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01 年年会综述》，《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21 ．《论仲裁第三人》（个人），《法学家》 2001 年第 3 期。
22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协调化、统一化》（个人），《武汉大学学报》 2001 年第 2 期。
23 ．《美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显然漠视法律》（个人），《法学评论》 2001 年第 2 期。
24 ．《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第一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3 期。
25.．《附具理由的仲裁裁决问题初探》（第一作者），《荆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4 期。
26．《美国商事仲裁中仲裁协议对未签字人的效力》（第一），《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1 年第 3 期。
27．《谁拥有谢里曼黄金》 （第一作者）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2 期。
28．《重新仲裁若干问题刍议》 （第一作者） ，《中国仲裁》 2001 年第 6 期。
29．《论美术作品著作权与原件所有权》 （第一作者）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3 期。
30．《美术作品的国际刑法保护》 （第一作者）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4 期。
31．《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 ADR ）介评》，《中国法学》 2000 年第 5 期 , 第一作者。
32．《国际私法上的名誉毁损》，《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00 年卷。
33．《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1999 年年会综述》（第一作者），《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00 年卷，第一作者。
34．《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第一作者），《比较法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35．《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裁决》（个人）《法学评论》 2000 年第 1 期。
36．《研究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问题，推动我国涉外仲裁制度改革》（第一作者），《武汉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37．《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国际私法》（第一作者），《武汉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6 期。
38．《我国经济法诉讼程序制度新论》（第一作者）《浙江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5 期。
39．《论美术作品的追续权》（第一作者），《经济法论丛》 2000 年卷第 1 卷。
40．《美术作品国际流转中的法律问题》（第一作者），《法商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41．《论角色商品化权之法律性质》（第一作者），《知识产权》 2000 年第 6 期。
42．《美术合作作品的认定、分类及法律探讨》（第一作者） ，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43．《美术作品的概念、成立要件及其范围的法律探讨》（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2 期。
44．《美术作品的刑法保护》（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3 期。
45．《〈威尼斯—收租院〉与表演者权》（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4 期。
46．《把握二十一世纪国际私法的发展动向》（个人），《法学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47．《多方当事人诉讼中的国际管辖权问题》（个人），《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48．《 1999 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综述》（第一作者），《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49．《美国保护存款人和稳定金融的法律制度》（个人），《法学评论》 1999 年第 3 期。
50．《英国的个人自愿重整制度》（个人），《法学杂志》， 1999 年第 2 期。
51．《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问题》（个人），《武汉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6 期。
52．《界定国际私法范围，加速国际私法立法》，《武汉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1 期，第一作者。
53．《 ADR ——西方国家盛行的解决民商事争议的热门制度》，《法学评论》 1999 年第 1 期，第二作者。
54．《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之一》（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1 期。
55．《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之二》（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56．《制售美术赝品的法律责任》，（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3 期。
57．《美术作品拍卖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第一作者），《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4 期。
58．日本《法例》（独译），载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理论建构》，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9．《日本关于契约、侵权行为等准据法的示范法》（独译），载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理论建构》，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60．《财产所在地的国际裁判管辖权》（个人），载于《当代国际私法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61．《国际贷款中的担保》（个人），《法学评论》 1995 年第 5 期。
62．《国际贷款中的判决前扣押财产》（个人），《法学评论》 1994 年第 3 期
63．《美国公司与冲突法的理论与实践》（个人），《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64．《国际私法的研究方法》（个人），《法学评论》 1991 年第 2 期。
65．《国际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个人），《法学评论》 1990 年第 4 期。
66．《空白支票的若干法律问题》（个人），《法学评论》， 1989 年第 2 期。
67．《国际贸易惯例适用问题》（第二作者），《湖北国际经贸》， 1988 年第 2 期。
68．《国际借贷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个人），《法学评论》 1987 年第 5 期。

㈧ 高宇的学术科研

1．《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7期全文转载，被《中国民商法精粹》2003年第2辑全文转载，第二作者。
2．《论无效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载《松辽学刊》2002年第1期，第一作者。
3．《西方世界信用危机的商法思考》，载《中国商法年刊（第2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作者。
4．《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载《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独著。
5．《论我国保险法上受益人之变更》，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6期，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独著。
6．《论被保险人及其同意权》，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独著。
7．《意思自治原则的治理技术分析——来自保险法视角的考察》，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独著。
8．《商事登记效力的法律构造与立法选择》，载《中国商法年刊》（第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独著。
9．《保险人在追偿诉讼中的代位权》，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5期，独著。
10．《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同时死亡时保险金之给付》，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独著。
11．《保险合同权利结构与保险利益归附之主体》，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独著。
12．《被保险人同意与保险合同之效力》，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13．《研究型大学法学专业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与学术论文写作》，《创新、改革与实践》（第2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独著。
14．《保险法的精神关照与保险合同的权利结构》，《当代法学》2007年第6期，第一作者。
15．《意思自治原则与法规范之构造——关于私法精神与技术的一般原理》，载于莹主编：《法学微言——赵新华教授花甲纪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独著。
16．《保险法修订草案中的精神和技术》，《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独著。
17．《我国‹保险法›修订草案的若干问题》，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独著。
18.《论保险法上的半强行性规范——保险法精神与技术的一般原理》，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二作者。
19.《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中国法学教育2008年年会综述》，《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第二作者。
20.《中国法学教育30年：回顾与评鉴》，《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独著。 1．副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法学系列《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副主编，《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
3. 撰稿人：《商法学与经济法学》（国家司法考试全程辅导教材2006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4.撰稿人：《电子商务法》（21世纪全国应用型本科电子商务与信息管理系列实用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副主编：《保险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保险合同法总则研究（2003XX013）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已结项。
2．吉林大学远程教育网络课程建设项目《保险法》网络课程（YC-WK-20030529），负责人，已结项。
3．保险合同法总则修订建议（2006024），2006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已结项。
4．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权配置研究，吉林省环境保护局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5．商法中的诚信原则研究（02SFB3009）；2002年度司法部专项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6．新时期维护高校稳定工作体系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委托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7．吉林大学远程教育网络课程建设项目《保险法》网络课程（YC-WK-20081001），负责人，已结项。
8．保险合同法的修订与完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07QN005），负责人，在研。
9．2004年吉林大学精品课程《商法学》，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10．2005年吉林省精品课程《商法学》，主要参加人，在研。
11．吉林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法规体系研究，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软科学类），主要参加人，在研。
12．起草‹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的理论与实务，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立法项目，联合负责人，已结项。
13．法学本科精英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吉林大学第二批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14.法学本科精英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05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重点），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15. 商法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研究，吉林大学新世纪教学改革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16.《保险法学》，吉林大学本科教材建设项目；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项目，副主编，已结项。
17.商法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研究，2005年吉林省重点教学改革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18．2008年国家级精品课程《商法学》，主要参加人，在研。
19.东北亚区域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校企联合项目，参加人，在研。
20. 我国新闻出版层级管理制度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立法调研课题[总署法规司]，联合负责人，已结项。
21．公司资本制度法律保护问题研究（2003BS014），吉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主要参加人，已结项。

㈨ 国际私法调整方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还是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都有着悠久历史。一般认为，完整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就是巴托鲁斯提出的“法则区别说”。尽管如此，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德国著名法学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国际私法是从书名页开始就存在争议的学科。[1] 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旧中国国际私法学领域如此，[2] 现在也是如此。[3] 但国际私法的所有各类争议，首先是从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方法开始的，也正是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在国际私法范围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笔者拟从技术革命对国际私法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理论分歧现状

从以下关于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国际私法对象及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德国学者努斯鲍姆在其《国际私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从广义上讲，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也认为：“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4] 这一定义是从国际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着眼的。

德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则认为，国际私法就是“在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决定哪个法律体系应该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事实”。[5] 我国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国际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相互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6] 这一定义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英国学者切希尔和诺斯认为，国际私法是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判定：第一，法院在什么条件下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应适用哪国法律来确定各类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外国判决，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外国判决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7] 显然，这一定义是从司法角度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内容或规范来进行的。

另外，还有其他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并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8]（2）“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最基本的规范，同时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避免或消灭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9] 这两个定义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而且，国际私法的规范包含统一实体法；（3）“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为核心，由法律适用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地位规范所组成，并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司法保护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10] 这一定义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但统一实体法规范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4）“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民事关系的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它是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调整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以及解决国际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的总称。”[11] 这一定义与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以上四种定义都是从综合角度来考虑的。

可见，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在调整对象的范围上，则存在差别。一种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只是会产生法律冲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的认识，理论界关于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调整方法；[12] 另一种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间接调整方法。[13]

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相对应，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理论界也分别有不同主张：（1）国际私法的范围仅局限于冲突规范。持这种观点的可以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为代表；（2）国际私法由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和外国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构成。这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主张；（3）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及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这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的看法；

二、基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所形成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意志行为。[14] 在认识法律的调整对象时，一般应注意的是：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已被法律调整的或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意志社会关系。或者说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客观上能够“接受”法律调整，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又有必要对之进行法律调整的意志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的对象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某些社会关系可能会从生活中消失，或者虽未消失但已丧失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会关系产生，则迫切要求法律对其予以调整。法律调整对象的主要发展倾向是扩大和加深。这里所说的“扩大”，是指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的扩大。而“加深”则是指对法律调整的质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为准确、系密的规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

同样，在国际民商事领域，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并需要相应的部门法对其进行调整；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即国际私法）所提出的质的要求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只有顺应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才能较好地服务于各国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护或重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从国际层面出发，对涉外民商事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作如下归纳：

在13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各国间民事交往的数量极少，国际私法产生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即使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万民法”，[15] 但有学者认为，“在罗马之世，绝无国际私法之存在。”[16]

从13世纪开始，人类科技水平才有了较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开始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变化。13世纪以后，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但当时的国际贸易是相当有限的。[17] 新航路开辟后到16-18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总之，在13-18世纪中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外国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问题；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涉外合同与涉外货物运输保险才开始萌芽。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引起了产业革命，其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受第一次技术革命影响较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体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和半制成品所占比例较小；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的领域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这一点可以普通法系国家早期的国际私法著作为佐证。如威斯特莱克（Westlake）1858年《国际私法》（第二版）所讲的内容依次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与监护问题；结婚、离婚与准正；动产继承；破产；动产与不动产；管辖权的一般概念；国内与国际管辖权；契约；债务的转移和消灭；住所；国籍；外国公司；外国判决与程序等内容。[18] 戴赛的《冲突法》于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对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情况的总结。戴赛在其著作中主要讲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国籍问题；法人国籍、能力及破产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及继承问题；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合同关系等问题。[19]

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机车、气钻、发电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车、电话、无线电、从炼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这些技术和发明的运用，被概称为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量上的变化。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总量上大为增加，有关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等有了空前发展；其二是主体上的变化。即法人数量和种类有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领域扩大。即自由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技术、专利发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对这种变化，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三点：由于法人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法人的国籍、地位和能力问题，以及涉外代理和破产关系，也随之增长；由于银行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随之发展了信贷关系和票据关系；由于国际间文化和科学技术交往的发展，涉外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20]

20世纪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开始，[21] 人们一般将之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可归纳为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补偿贸易和许可证贸易；在涉外合同领出现了新的外民事承揽合同关系，如对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在涉外法人问题上出现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在国际货物运输上出现了新的运输形式和方式，如运输形式上多采用集装箱运输，运输方式上则大量采取多式联运方式；此外，在合同领域还出现了咨询合同关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量上进入“爆炸阶段”。即在这一时期，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其发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微观上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公司、法人重显活力，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新力量；联合企业和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对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的影响，如就涉外侵权而言，出现了许多跨国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业制成品超过了初级产品客体；用于国际流通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伴随国际技术转让的发展，无形客体已超过有形客体。

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经历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技术革命就是互联网络、移动电话的广泛运用。它不仅是人类通讯方式的改变，而且将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交际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的改变，它正逐步改变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22] 这就会更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譬如，电子商务（E-commerce）的发展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在1996至1997年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的商事贸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个月增长2倍，但1998年则是每3个月或每4个月增长2倍，有人预计到2003年，网上贸易额每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23] 但国际互联网络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24]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技术革命的进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国际私法只有顺应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动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私法总是在随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作适时的调整。

国际私法在其产生之初，直到19世纪末，其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这一历史阶段，国际私法完成了从“学说法”到“制度法”的过渡。无论是在“学说法”还是在“制度法”阶段，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存在用直接调整方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如在判定某一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在内国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活动权利时就必须用直接调整方法。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迅速发展，其所涉及的范围急剧扩大，而间接调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针对性、可预见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来顺应对迅速发展着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需要。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规范。[25] 这类统一实体法规范能避免或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能克服冲突规范缺乏针对性和可预见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国家还提出和制定了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为了组织和保护一国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结构，使一切与法院地国家有充分联系因而会影响法院地利益的交往关系均受其调整。[26]

因此，对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但这并不能说直接调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间接调整方法。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规定直接调整方法的统一实体法规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领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对某些领域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仍然将主要或完全以间接调整方法来进行。所以，同作为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手段，间接调整方法和直接调整方法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际看，这种现象将存续相当长的时期。

三、结语

基于前述，我们认为，对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的传统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兼顾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

我国国际私法泰斗韩德培先生曾提出“机翼论”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一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具体在国际私法上，这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这就形象而科学地勾画出了国际私法的范围。[27] 首先，该观点肯定了国际私法的传统性，即肯定了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该观点科学揭示出国际私法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统一实体法和“直接适用的法律”已成为国际私法规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观点也注意到了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即认为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关的规范和与解决涉外民事法律争议有关的规范均为国际私法的规范。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国际关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并拥有独特调整方法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如同宪法、民法、经济法等构成国内法体系一样，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则构成国际法体系。如果将法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国内法学体系和国际法学体系的话，那么，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是国际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既然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的独立的二级学科，那么，国际私法学与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也都应当是法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因此，若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三者硬性捆绑，并由此建立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学”，然后将该“国际法学”作为一个与国内法学中的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等相并列的二级学科，且以此否认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地位，显然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注释：

[1] 从国际私法的历史看，主要名称有： 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私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国际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冲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几个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外，还有“法律选择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国法之适用”、“涉外私法”、“国际民法”、“国际民商法”等，国际私法理论上争议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2] 参见陈顾远著：《国际私法总论》（上），会文堂新记书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页。

[3] 80年代初，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方法、范围以及国际私法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之后，许多学者根据他们对国际私法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分别形成了具有相应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现在，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也正因为这样，2000年国际私法学会的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参见《中国国际私法2000年年会综述》，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页。

[4]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页。

[5] 参见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页。

[6] 参见《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页。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9] 参见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10] 参见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页。

[11] 参见钱骅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页。

[12] 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页。

[13]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页。

[14]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页。

[15] 虽然在公元前242年，罗马帝国就设置了外事大法官，专门处理在罗马的外国人之间和外国人与罗马人只因交换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称为万民法（jus gentium）。但无论在数量、内容上，还是在适用范围上，万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罗马法学家所关心的万民法，通常有两重含义：一是万民法的实际意义，即指罗马法中既适用于罗马公民也适用于在罗马的外国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万民法的理论涵义，即罗马法学家所认为，自然理性是为全人类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应予一律遵守的规定。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尼宪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赋予一切异帮人以后，万民法与市民法之间的区别就已无实际意义了。

[16] 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页。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韦列著的《意大利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4世纪开始，‘夫兰得尔大帆船’每年两次从威尼斯扬帆出发，载着香料、糖、胡椒和其他东方产品，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鲁日。它们在那里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皮货、英国的羊毛、夫兰德尔的呢料和法国的酒驶回。其他东方的货物则用马驮，越过阿尔卑斯山，供应德国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赛在其《冲突法》中所阐述的合同的有关问题涉及动产、不动产、买卖、租赁、运输、共同海损理算、票据、利息等关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问题（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这与1804年《拿破伦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关系相比，其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

[20] 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私法论文集》，1984年8月，第28页。

[21] 钱学森认为：“像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技术，核能、核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等等，这些都是技术革命，所以，新技术革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经济导报》。

[22] 对以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的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还是一次独立的新技术革命，目前尚无定论。

[23] 如加拿大1997年网上贸易额为8亿加元，加拿大有关机构于1998年估计，到2001年前，网上贸易将增加到327亿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随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广泛应用，在合同、侵权以及管辖权等方面，就产生了许多新的冲突法问题；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诸如国际旅游、跨国银行、国际投资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电话服务、国际视听服务、国际咨询服务、广告及设计等服务、维修及保养和技术指导等售后服务等，都将产生诸多新法律问题。

[25] 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产权领域，有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1891年《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有1901年《关于统一若干船舶碰撞规则的公约》和《关于统一海上救助规则的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公约》、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在国际支付方面，有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和本票的日内瓦公约》、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二战后，国际统一实体法大量产生，这一点在国际贸易领域尤为明显。 参见赵承壁编著：《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页。

[26] 参见韩德培著：《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