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刑法研究

『壹』 俄罗斯刑法的渊源

建国后，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前苏联与俄罗斯刑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后一段时期内学习前苏联模式时掀起的热潮，在各方面均效法前苏联的同时，对前苏联刑法理论加以移植，这一阶段以译著为主；二是近年来对俄罗斯联邦刑法的研究

『贰』 斯大林是怎样铲除政治对手

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亦见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减少约束农民，并希望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集团斗争，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党，1929年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也被赶出政治局。1936年底，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随后通过了苏联宪法草案，从法律上规定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1935年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了“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1937—1938年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大清洗中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李正文、姚艮等被关押数年才获平反，吴先清等不幸遇难。
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军界、经济、艺术等社会各界不少精英被清肃。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李森科主义盛行，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苏联足球队因为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半决赛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全体队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幸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批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

『叁』 犯罪学上的犯罪构成的理论

浅谈犯罪构成要件
对于犯罪的概念，在刑法学和犯罪学上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要谈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必须从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方面展开。
一、刑法学方面
刑法上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不仅较为详细的揭示了我国现阶段犯罪的阶级性、社会性特征和法律特征，同时也通过规定但书，将犯罪行为与尚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
上述定义是由我国刑法规定的，是一个很具体、实用性很强的概念，它符合我国刑法制定的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实质上也就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此定义的研究角度主要是从定罪量刑来说的，它是基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国家的刑事追究。
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1.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刑法总则条文在规定犯罪的概念时概括列举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分则条文则规定了各个具体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由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集中表现在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侵害上，因此，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成立都不可缺少的要件，只不过不同的犯罪所侵犯的具体客体有所不同而已。由于犯罪对社会关系的侵犯通常通过对一定的物或人即犯罪对象的侵犯体现出来，因此犯罪对象也是许多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当然，犯罪分子的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体现的仍是具体的社会关系。

2.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犯罪客观方面是表明犯罪活动在客观上的外在表现的要件。说明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首先包括危害行为。只有通过危害行为，社会关系才会受到侵犯。犯罪本身就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其实都是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程度的事实特征，因此，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其次，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即危害行为对社会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行为不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不属于犯罪行为。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是任何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犯罪客观方面要件，除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外，有些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实施或采取特定的方法、手段实施才能构成犯罪。因此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成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这些选择要件对某些犯罪的成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因此，犯罪主体是表明行为必须由什么人实施才能构成犯罪的要件。犯罪主体主要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行为的自然人。除自然人外，单位也可以构成一些犯罪的主体。根据刑法规定，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自然人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达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只能成为刑法所列举的某些特别严重犯罪的主体。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称为一般主体。此外，有些犯罪还需要行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或职务才能构成，这类犯罪的主体称为特殊主体。

4.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犯罪主观方面是表明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所抱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要件。犯罪主观方面首先包括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根据刑法规定，主观上既无故意又无过失，即使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行为人也不负刑事责任。因此，罪过是一切犯罪成立所必备的主观方面要件。此外，刑法规定某些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目的才能构成，因此犯罪目的是部分犯罪主观方面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犯罪学方面
犯罪概念在刑法学范围内是相当确定的。因为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内涵-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就成为刑法理论的通说。但在犯罪学理论中，应当如何定义犯罪，则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些看法的种种缺陷，目前在国内基本得到赞同的是“交叉说”。“交叉说”认为犯罪学中的犯罪与刑法学中的犯罪各自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他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更不等同，而是存在着一种交叉关系。在内涵方面，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要素，不受刑事违法性制约；在外延上犯罪学上的犯罪包括绝大多数法定犯罪、准犯罪（如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和待犯罪化的犯罪。这种犯罪定义一般表述为；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其构成要件包括：
1.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是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犯罪行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犯罪行为，指犯罪心理以外的一切犯罪要件，也就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包括犯罪行为、犯罪结果和犯罪情节等。狭义上的犯罪行为指有意识的行为，它由行为和意识构成。犯罪行为是法律予以禁止并力求防止的有害行为，它是构成犯罪的首要因素。

2.犯罪意图

犯罪意图又称为犯罪心理，是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没有犯罪意图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是英美刑法的一条原则，它充分体现了犯罪意图在构成犯罪中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刑法中，犯罪意图分为以下四种：（1）蓄意，指行为人行动时自觉目的就是引起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结果，或者自觉目的就是实施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2）明知，指行为人行动时明知道他的行为就是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明知道存在着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情节。（3）轻率，指行为人轻率地对待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结果或情节，当行动时他认识到并有意漠视可能发生此种结果或者存在此种情节的实质性的无可辩解的危险。（4）疏忽，指行为人疏忽地对待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结果或情节，当行为时他没有察觉到可能发生此种结果或者存在此种情节的实质性的无可辩解的危险。从犯罪意图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行为人对于其犯罪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是构成犯罪的基本因素。

3.合法抗辩

合法抗辩，又称为免责理由，它具有诉讼法的特点，它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理由加以理性总结形成的，并从诉讼原则上升为实际上的总则性规范。内容包括：未成年、错误、精神病、醉态、胁迫、圈套、安乐死、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等。
犯罪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定罪量刑都与刑法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只有科学的分析犯罪的本质属性，认识犯罪产生的根源以及犯罪的概念、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才能为正确的理解和应用刑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但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以及研究目的的差异，造成了犯罪概念在刑法学和犯罪学上的不统一，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是相适应的，起到了明确概念的作用。同时，刑法学和犯罪学是密切相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二者不同的同时，也要注意二者的联系。这样才能促使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这是我整理的，哈哈

『肆』 刑法学前沿问题

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利益乃至促进社会发展均至关重要。
目前，改革和开放在继续进展与深化，法律调整需要加大力度，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法学研究面临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之局面。
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应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经验，促进中国刑事法治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进程.
（一）在形事政策上,对传统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问题
惩治与防范犯罪乃刑法的宗旨所在，也是刑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使命。从今后十年的发展趋势看，下列传统型犯罪的惩治和防范仍应作为刑法研究的重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渎职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等。对这些犯罪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利于廉政建设，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二）在经济方面,注重对新型犯罪的开拓研究
当前国外出现的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如计算机犯罪、环境犯罪、与生物工程有关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在我国尚不十分严重，但是刑法学对它们的研究不能因此而放松，而应当进行超前性的探讨。当然，这种研究应结合我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可盲目追随国外。
在新型犯罪中，法人犯罪问题应受到重视。就世界范围来讲，英美法系较为普遍地承认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亦有承认法人犯罪的某些迹象（如法国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就用大量篇幅规定了法人犯罪）。但是，从实务上考察，如何真正使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达到刑罚之目的，在两大法系中仍是问题。我国近年刑事立法中规定了诸多惩治单位犯罪的条款，但实际效果颇值得怀疑。刑法理论上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尚未见分晓，仍有待于深化。
（三）法治文化视角上,不断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研究刑法问题
自从五十年代不分良莠地全面移植原苏联刑法理论之后，中国刑法学便向其他国家的刑法理论关闭了大门，而只是致力于将原苏联的刑法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对其他国家刑法学研究的资料之占有相当有限。近些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所据资料亦以二手货为多，而且很不系统。既然对其知之不多，便很难予以研究和借鉴。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刑法理论落后于国外刑法理论的现象亦愈加明显。对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借鉴不多，对国际刑法学术交流活动参与不够，是中国刑法学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使得我国刑法理论患营养不良和视野狭窄的弊病。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得以全方位地展开，刑法学也被推到对外开放的前沿。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国际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应当成为今后刑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997年和1999年中国将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将变成现实，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步伐也正在不可逆转地迈进，因而关于港澳台地区刑法与全国性刑法的效力范围及其冲突与解决等问题，亦将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国外境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合作,真正解决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伍』 怎样把握犯罪构成的特征

我国的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是：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

将犯罪客观方面排在构成要件的首位，首先是为了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就是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其次为犯罪行为的评价机制设定客观标准；第三可以涵盖一切行为。在内容上犯罪客观方面包括行为主体（区别于犯罪主体）、行为、行为客体（区别于犯罪客体或者保护客体）、行为结果（区别于犯罪结果）、因果关系（仅包括事实的归属）。

将犯罪客体放在第二的位置上是为了发挥它的限制作用，具有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并非都是犯罪行为，如正当行为和具有排除犯罪性行为，对于这些行为要通过犯罪客体的评价将他们排除出去。犯罪客体的内容主要包括保护客体和犯罪结果等因素。

第三位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放在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客体的后面，一是因为主观要素由客观要素证明；二是为了从主观上限制犯罪的范围。犯罪主观方面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层面的故意与过失；第二个层次是规范层次的主观态度即期待可能性。

最后是犯罪主体，经过前述三个层次的评价，如果行为人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则基本可以确定对他进行刑罚处罚。犯罪主体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

犯罪构成是备受刑法学界重视的理论问题。犯罪构成理论的提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刑事定罪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德国的费尔巴哈首先把犯罪构成作为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181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违法-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关于犯罪构成，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外部轮廓，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东西。麦耶尔原则上赞同贝林格的观点，同时又认为，“实际上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构成要件有外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和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他又认为，内部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是属于责任的问题，应把它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中排除出去，而把构成要件符合性限定为法律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符合性。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赞同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成的犯罪概念，但他认为，仅把构成要件的实体看成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不够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行为人、行为、行为客体、行为的情况、行为的结果等因素。他又认为，行为，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所以，应作为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来把握，可以把行为分成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①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苏联刑法理论中有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皮昂特科夫斯基把犯罪构成分为：“（1）一定的犯罪主体；（2）一定的犯罪客体；（3）犯罪主体行为的主观方面的一定特征；（4）犯罪主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的一定特征。”从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得到确立。1938年出版的由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供法律高等院校使用的《刑法总则》教科书，其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全面论述了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这四个要件。1946年，特拉依宁出版《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和犯罪构成理论的内部体系结构。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至此，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②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

二、 犯罪学理论对犯罪构成的避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但是，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如，“我国犯罪学教科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没有对具体类罪进行分析而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作纵向研究：面对犯罪现象，追索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惩治罪犯和/或预防犯罪）。另一种是将上述内容作为总论，并增加对具体类罪的分析作为分论（特论）。” 仅以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不仅教科书如此，其它犯罪学著作也大都不涉及犯罪构成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犯罪学家一直强调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两种定义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刑事违法性在法治社会是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罪和刑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是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刑事违法性这一刑法学上的犯罪特征对犯罪学并不重要，因为犯罪学并不为处罚犯罪人提供法律论证。犯罪学不研究如何依法处罚犯罪，只专注为什么会实施犯罪以及如何防止犯罪，这两项内容都不必也不应局限于现行法律。就是否内含刑事违法要素这一区别在逻辑上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在外延（表现为时、空两维）上大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这样的理论区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犯罪学与刑法学在犯罪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

『陆』 什么是“必要共同犯罪”

必要共同犯罪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
必要共同犯罪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刑法学家许策（Schuetze）于1869年提出来的。这一概念一直是刑法学学理上的概念，并未在刑事立法中加以定义或者解释。但是，对必要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特别是在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多有规定，而且必要共同犯罪这一概念本身也是刑法学家从刑事立法例中概括出来的。必要共同犯罪虽然是对共同犯罪种类的一种学理性分类，但是却是理解对行性共同犯罪、聚众犯罪、有组织性共同犯罪的一把钥匙，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对行性共同犯罪、聚众犯罪、有组织性共同犯罪的实质、处罚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对于必要共同犯罪，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界有着大致相同的解释。德国社会刑法学派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李斯特认为，根据构成要件，从概念上看需要多人共同协作的犯罪，为必要之共犯。在此种观点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技术意义上的共同正犯，因为所有的必要的共犯都必须参加犯罪。其意思是指，必要的共犯的行为都是实行行为，实质上行为人在共同意思的范围内，共同实施其各自的行为，因而形成所谓“共同正犯”。德国刑法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也认为，如果某一个犯罪构成要件要这样来理解，即实现该构成要件在概念上必须要有数人共同参与，就成立必要的共犯。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必要共犯”这一表述并不是完全的确切，因为它实际上可能涉及共同正犯问题，对他人的共同作用不需要达到共犯阶段。而意大利刑法学家杜里奥·帕多瓦尼则认为，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中，有一些只可能由多个主体的行为构成，如果只有一个犯罪主体，犯罪就不能成立。这种情况就是人们所说的“必要共犯”，或者更正确地说就是必须以多个主体为存在前提的“必要的多主体构成”。日本刑法学者野村稔认为，刑法分则中根据犯罪构成要件上要求只有复数的人才能实行的某种犯罪，它是已经预先设定了，该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是取决于复数的人去实施犯罪行为，这种犯罪就称为必要的共犯。日本刑法学者板仓宏认为，所谓必要的共犯，是指构成要件上以二人以上的行为为必要的犯罪，也可以称为多主体犯。苏联和俄罗斯刑法理论界在对共同犯罪的分类上没有必要的共同犯罪学说。苏联刑法学家A·H·特拉伊宁将共同犯罪的形式分为简单的共同犯罪、事先通谋的加重责任的共同犯罪、特殊共同犯罪，即犯罪团体的共同犯罪、有组织的集团。Γ·A·克里格尔在此基础上将共同犯罪分为未经事先通谋的共同犯罪、有预谋的共同犯罪、有组织集团、特殊的共同犯罪-犯罪组织。以后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理论基本上是按这一理论对共同犯罪进行研究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理论虽然没有对必要的共同犯罪进行论述，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就可以看出，在涉及到的必要的共同犯罪的有关条文的规定时，还是将必要的共同犯罪理论运用到刑法分则的条文当中去了。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刑法理论则更没有关于必要的共同犯罪的论述，但是，在有关法律规定中也还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其中，如英国《1986年危害公共秩序法》废止了原来关于暴动（riot）、骚动（rout）、非法集会（unlawful assembly）和滋事（affray）犯罪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暴动、暴力骚动（force rout）、滋事犯罪，规定暴动罪要求十二人以上参加才构成犯罪；暴动骚动罪要求三人以上参加才构成犯罪；滋事罪可以只有被告人一个人在场即可构成。由此可见，英国有关法律规定的暴动、暴力骚动罪其实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因为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其刑法理论并无必要共犯的理论，也无成文法对必要共犯的立法例。但是，《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05—1条规定的骚扰不解散罪等其实也就是必要共犯的立法例。
对于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郑健才认为，通常所谓共犯，皆为任意共犯；即犯罪行为可以由一人单独实施，亦可以由数人共同实施者是。若犯罪行为必须由数人共同犯罪者，则为必要共犯。韩忠谟认为，犯罪有在性质上非具有二人以上之共同关系即无由成立者，学理上称之为必要的共犯。与之相对者则为偶然的共犯，所谓偶然的共犯，乃指在犯罪性质上本得由一人单独实施，而事实上偶然以数人共同行之者而言，通常之共犯多属偶然的共犯。张灏认为，凡构成犯罪的事实，必须二人共同实施者，谓之必要共犯。凡构成犯罪之事实，可以由二人以上共同实行，亦可以由一人单独实行者，谓之任意共犯。刘清波认为，法律上以数人共同为必要者，称为必要的共犯，非为必要者，称为任意的共犯。
对于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我国大陆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解释。高铭暄先生等认为，任意共同犯罪，即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人能单独实行的犯罪，由数人共同实行。必要共同犯罪，即刑法上规定必须二人以上才能构成的犯罪，这种犯罪是不可能由一人单独构成，而是以数人共同犯罪为必要条件。林准先生等则认为，任意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而由数人共同实施的。必要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必须二人以上才能构成的犯罪，这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赵廷光先生等认为，任意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个人能够单独实行的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共同犯罪，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构成这种犯罪并不以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为必要条件，因此，任意共同犯罪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规定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其特点是必须由二人以上才能构成犯罪，一个人不可能构成犯罪。
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大陆刑法理论界对必要的共犯或者必要的共同犯罪概念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必要共同犯罪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即具有法定性；二是必要的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以二人以上为必要条件，即具有犯罪主体的复数性；三是必要的共同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其必须是共同犯罪，三者缺一不可。

『柒』 刑法学前沿问题

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利益乃至促进社会发展均至关重要。 目前，改革和开放在继续进展与深化，法律调整需要加大力度，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法学研究面临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之局面。 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应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经验，促进中国刑事法治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进程. （一）在形事政策上,对传统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问题 惩治与防范犯罪乃刑法的宗旨所在，也是刑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使命。从今后十年的发展趋势看，下列传统型犯罪的惩治和防范仍应作为刑法研究的重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渎职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等。对这些犯罪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利于廉政建设，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二）在经济方面,注重对新型犯罪的开拓研究 当前国外出现的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如计算机犯罪、环境犯罪、与生物工程有关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在我国尚不十分严重，但是刑法学对它们的研究不能因此而放松，而应当进行超前性的探讨。当然，这种研究应结合我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可盲目追随国外。 在新型犯罪中，法人犯罪问题应受到重视。就世界范围来讲，英美法系较为普遍地承认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亦有承认法人犯罪的某些迹象（如法国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就用大量篇幅规定了法人犯罪）。但是，从实务上考察，如何真正使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达到刑罚之目的，在两大法系中仍是问题。我国近年刑事立法中规定了诸多惩治单位犯罪的条款，但实际效果颇值得怀疑。刑法理论上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尚未见分晓，仍有待于深化。 （三）法治文化视角上,不断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研究刑法问题 自从五十年代不分良莠地全面移植原苏联刑法理论之后，中国刑法学便向其他国家的刑法理论关闭了大门，而只是致力于将原苏联的刑法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对其他国家刑法学研究的资料之占有相当有限。近些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所据资料亦以二手货为多，而且很不系统。既然对其知之不多，便很难予以研究和借鉴。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刑法理论落后于国外刑法理论的现象亦愈加明显。对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借鉴不多，对国际刑法学术交流活动参与不够，是中国刑法学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使得我国刑法理论患营养不良和视野狭窄的弊病。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得以全方位地展开，刑法学也被推到对外开放的前沿。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国际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应当成为今后刑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997年和1999年中国将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将变成现实，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步伐也正在不可逆转地迈进，因而关于港澳台地区刑法与全国性刑法的效力范围及其冲突与解决等问题，亦将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国外境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合作,真正解决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

『捌』 中国刑法的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表明，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本系，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当时不得不从学习苏联开始。五千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刑法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建立的刑法理论体系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我国刑法实践的特点，但从总的方面看，无论是基本内容还是体系结构，都非常明显地打着苏联刑法理论体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刑法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构成提到不适当的高度，并似此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的体系。后一种做法存在许多缺陷。因为，研究犯罪构成本来是为了解决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但是犯罪构成本身并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个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确定该行为构成犯罪，要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必须借助对危害程度和罪过程度的判断以及对应否受刑罚处罚的认定，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正当防卫的，紧急避险的行为。相反，一个行为不完全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确定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如犯罪的预备等。并且，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无法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过程度与刑罚轻重的关系，不能指导刑罚的适用。因此，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并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系统地反映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包括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法学教材《刑法学》在内，我们的刑法理论体系还是以苏联40—50年代的犯罪构成理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没有突破苏联刑法理论的框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李光灿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刑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现是：
1．充分反映了我国刑法在体系上的独创性。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刑事法制建设经验教训，批判地借鉴我国古代和外国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诞生的，在体系上具有独创性。例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根据，这是其他国家的刑法所没有的。我国刑法在明确规定犯罪概念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一些情况，还明确规定了“死缓”制度和减刑制度。这些在刑罚体系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刑法分则体系上，我国刑法根据公民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对犯罪进行分类，也具有独到之处。我国刑法体系上的这些创新，在《刑法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许多问题上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系统深刻的发挥。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万多字展开论述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在“刑罚”一章中，对“死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死缓”制度存废的争论、现行刑法关于“死缓”的规定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2．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刑法论》在自己所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注意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研究社会现实中各种犯罪的特点及其活动规律，探讨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
《刑法论》在论述犯罪的本质和社会根源时，除了概括论述剥削阶级社会犯罪的本质和根源外，着重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罪犯本身的特点、犯罪分子的社会联系到犯罪现象生存和持续的时间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当前犯罪规律的特殊性，论证了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在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论》除了论述该类犯罪的概念、特征和构成外，还着重论证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研究了该类犯罪的规律及其在当前形势下的特点，指出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研究故意杀人罪时，《刑法论》除了论述故意杀人罪的概念、特征和处罚之外，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论述了杀人罪的历史根源，分别介绍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间以及当前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这三个不同时期故意杀人罪的类别、原因和特点，提出了对故意杀人案件定罪量刑应当注意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使刑法理论研究紧密地与我国刑法实践相结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
3．放弃了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的传统。《刑法论》虽然也坚持了犯罪构成理论但并没有把它提到不适当的程度，没有以此为中心建立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其最明显的突破表现在犯罪论的体系和分则各章的论述之中。
1952年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维埃刑法总则》[1]中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构成；第三章，犯罪客体；第四章，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第五章，犯罪主体；第六章，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第七章，免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第八章，故意罪的发展阶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中的“犯罪论”[2]体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构成，第九章，犯罪客体；第十章，犯罪客观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体；第十二章，犯罪主观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阶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论》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节，犯罪的阶级性质和根源；第二节，犯罪和刑事责任；第三节，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第四节，刑事责任年龄；第五节，故意犯罪；第六节，过失犯罪；第七节，刑法中一些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第八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九节，共同犯罪。
从上述比较清楚地看出，《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几乎一致，与《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则完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有何优点呢？
我们认为，《刑法论》把犯罪构成置于犯罪概念之中，有助于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质特征统辖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构成可以独立于犯罪木质特征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作为犯罪的两大类型重点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发展规律，从而克服过去把它们放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所造成的人为局限，使刑法理论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观实在。把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种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放在一起专门进行研究，能够在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给人以系统的认识，从而避免了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零碎现象。此外，《刑法论》在分则部分对各类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构成为中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我国关于该类犯罪的立法，把该类犯罪的法律特征与历史演变结合起来论述，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把握各类犯罪的本质，获得对各该类犯罪的木质和构成要件的一致认识。
《刑法论》在体系上的这些创新，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我国自己的刑法学。当然，《开J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还有探讨的余地，在许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在《刑法论》的启迪下，我们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借此机会，我们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献给读者，祈望得到刑法学界同仁们的指教。
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刑法意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论体系，它应当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与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相结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新的刑法意识相融合的理论体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除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为指导，保持我国刑法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之外，还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
1．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反映我国刑法制定、施行的时代特点，为实现刑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方针，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这些环境。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日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加强和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涉及我国在

『玖』 犯罪构成理论中，苏联的“四要件说”和德日的“三阶段说”哪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呀

四要件旨在定罪，没有逻辑支撑，以社会危害为中心。通俗讲，维稳，统版治。定罪基础权是口供为主，忽略视频等物证。
三阶层旨在分析判断有没有罪，基础是事情还原。以逻辑为基础。体现公正。
苏联已经灭亡了。它活着也不能说他是新的事物先进科学的，有多邪恶不是非得让你体会才能知道。人，有分析判断的能力。
值得学习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一线国家。
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谁是统治阶级？

『拾』 谁能介绍下苏联的刑法最好有苏联刑法的全文。

8-1（58条第一款）。反革命罪。反革命行为，是指任何以推翻、削弱、分裂工农阶级议会，或（依照苏联及加盟共和国宪法）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政权、工会、自治组织为目的的行为。

颠覆或削弱国外共产主义力量、本国经济建设以及任何苏联国家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处。

在关系到共产国际以及世界工人阶级利益时，针对他国工人阶级政府的上述行为，同样可以构成本罪。【好霸道的管辖权！】

58-1a（58条第一款第一项）。背叛国家罪，指苏联公民对苏联军事力量、国家主权及不可侵犯的领土作出的破坏行为。例如间谍行为，出卖国家机密，私通外敌，架机叛逃国外等，皆构成本罪。

犯本款罪的，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有减轻情节者判处10年有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

军人犯本款罪的，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军人架机叛逃，其成年亲属提供协助或知见不举的，处5—10年有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其他共同居住的成年亲属，处流放西伯利亚隔离区5年以上，并处剥夺政治权利。【这条规定真是五花八门。连同住的亲属也要株连到。现在看来是不是很无稽？在当时简直是当然的事。而且要留意，流放西伯利亚的刑期是没有任何法定上限的。如果要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以下略）。】

军人不能阻止他人背叛国家的，处10年有期徒刑。

其他公民不能阻止他人背叛国家的，依照本条第12款之规定处罚。

本款规定的适用，扩大化严重。事实上放心吧，苏联刑法里没几条规定的适用是扩大化不严重的。劳改犯病得半死不能上工的，可以适用本款关于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定。战时绝对枪毙。和平时期，也许能混个减轻。

任何曾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士兵，都可以适用本条关于私通外敌的的规定。由于只有在战时才会被俘，又是军人，可以保证百分百枪毙。运气好的话，还能把自己的整个步兵排都拉下水。

曾有一波兰人，成年后到奥地利工作。由于苏联侵占了他的家乡，导致苏联刑法可以对其适用，他又无法证明自己在奥地利没出卖任何苏联利益，于是依照本款私通外敌的规定挨了枪子儿。

58-2（58条第二款）。武装暴动罪。基于反革命的故意，进行武装起义、协助他国入侵的，曾在苏联境内或其他地区参加、领导怀有上述目的的武装团伙的，强行割裂苏联及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系，或试图分化与苏联具有盟约的其他国家的，处死刑或宣布为工人阶级公敌，没收全部财产，剥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公民身份，驱逐处境。有减轻情节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这条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反分裂国家，还包括打击历史反革命、维护苏联世界霸权的内容。通俗地说就是强盗在誓死保卫他抢来的赃物。另外量刑部分，能抓到的人判死刑，抓不到的（例如已经流亡国外的）则宣布为公敌、没收、剥夺，搞臭他。注意本文有半数条款是依照这一款判罚，就是说要是定了这些条款的罪名，只要被抓住了八成就是死。】

任何被苏联占领的国家与民族，只要表现出一点分离主义倾向，便会会依照本款引来大规模的处决和流放。

另外顺带一提，同样是1926苏俄刑法典第19条规定了有犯罪意图的人，与既遂犯同罪。很强大，适合与本文一切条款共同适用。例如，在一些刚被占领尚不稳定的地区，公开以母语说话便会被处决。

58-3。战时助敌罪。在战时以任何手段为交战国提供帮助的，或以任何手段试图干扰、阻碍作战行动的，依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这种罪名哪国都有，但再次强调第二款的判罚是绝对死刑！真他妈够狠。】

本条适用于任何在敌国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人。不管是自己开的店被德国兵光顾过，还是曾经捡过德军吃剩的干粮，都可以判刑。虽然不是人人都判，但只要愿意，想枪毙谁就枪毙谁。

58-4。对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任何协助的，不承认共产主义有权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亲自或指使他人进行反共产主义宣传，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诬陷或作出其他敌对行动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情节严重的，处死刑或宣布为工人阶级公敌，剥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公民身份，驱逐处境，没收全部财产。【主要是言论罪。我看见一堆兜底条款。立法者是肉联厂出身还是设计核弹的？】

本条针对对资产阶级提供帮助的人。因不满暴政而流亡国外的苏联人或其他国家的前共产党，被抓住了便依照本款规定判刑。

58-5。利用本人或国外代理人的国际关系，使用伪造证件、公文、印章或其他不法手段影响外国或国际组织，使其对苏联宣战、进行武装干涉，或在国际事务中招致对苏联的其他不友好行动如贸易禁运、没收国外财产、断绝外交关系、撤销国际条约的，依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

这一条是指为苏联引来敌对行动，太另类，适用得不多。

58-6。间谍行为。为国外政府、反革命组织或个人、间谍组织转发、扣押，或以泄漏为目的收集国家机密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对苏联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处死刑，或宣布为工人阶级公敌，剥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公民身份，驱逐处境，没收全部财产。

向国外政府、反革命组织或个人、间谍组织以泄漏为目的转发、收集或传送国家机密以外的经济信息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构成本法第193条第一款及第二十四款之罪的，数罪并罚。

这一款的扩大解释最为严重，因为有嫌疑也可以定罪。例如有海外关系，懂外语，上班路上遇上某外国使馆打字员的太太等。经历过文革的大概明白。

58-7。以反革命的故意，破坏国家的生产、运输、贸易、金融、信贷体系，或以其他手段干扰相应国家机关、国家机构及公司企业正常活动或致资本主义获利的，依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

田里长草，机器漏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都是反革命分子暗中破坏的结果。要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少废话，快找个人出来枪毙。

58-8。领导或参与针对苏维埃权力或积极分子、革命工人、农民组织的恐怖活动的，即使行为人不属于任何恐怖组织，亦应依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

注意犯罪对象是积极分子和工农群众，而对行为后果没有任何规定。这一条是公报私仇的利器。你冲某党员吼一句“THE HELL WITH YOU”，就可以依照这一款抓起来枪毙。

曾有一卖菜的老妇被党员老爷撞翻了摊子，喊一句“这人瞎了眼了”，便被认定为恐怖分子关了起来。

58-9。基于反革命的故意，以爆炸、纵火等方式对本国公共交通系统、运输系统、海运系统、其他国有建筑设施实施破坏或毁坏的，处以民事赔偿，并按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

工人干活时拧断了根螺丝，可以依照这一条抓起来枪毙。至于其他各类无心的工程事故，无不让当事人断子绝孙。

58-10。恶意散布煽动推翻、分裂或削弱苏维埃联盟的言论，或为实施本条第二款、第九款犯罪而有上述行为，或以任何手段作出同类文化传播行为的，处6年以上有期徒刑。

实施上述行为造成恶劣影响，或在战时实施上述行为，或恶意挑起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的，依照本条第二款之规定判罚。

最主要的言论罪。只规定了最低刑，不封顶。斯大林亲自批复，有期徒刑可以长达25年。至于恶劣影响是什么意思，更是随便解释。我国现行法律岂非如此？

58-11。任何意图实施本条犯罪而进行的二人以上的集会，或参加任何持有同类目的之犯罪集团的，依照其所涉嫌之犯罪定罪判罚。

例如20年前有人见到你和你妈聊天。你20年后骂党员被抓起来，你妈绝对是共犯。你们母子就是反革命集团。要是你爸没死，也算他一个骨干。

（如果你叫胡一刀，你妈叫风波恶，你娘俩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咯～～）

58-12。明知有犯罪事实而未能阻止的，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条的扩大解释是，知情不报，就等于是你自己干的。如果有人杀了斯大林，你知道却不报告，那法院会认定你和那人各自杀了一个斯大林。

58-13。积极参与或积极打击工人阶级革命运动，阶级立场不明，在沙皇政权时代参与秘密警察工作，内战时期参加反革命政府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判罚。

历史反革命。

58-14。反革命破坏，即故意不履行法定职责，或因疏忽大意影响政府机关正常运作的，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情节严重的，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工时不够的集体农庄成员，病得半死的劳改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