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济模式
❶ 权利救济的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
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法律救济
所谓法律救济，是指依据法律方式或者类法律方式对当事者受到损害的权利进行救济。笔者以为，法律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司法救济、仲裁救济和行政司法救济。 公民权利是宪法的重要标志，列宁曾指出：“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的纸。” 宪法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目的，侵害公民权利就是侵害宪法。宪法对公民权利(基本权利)或举例、或列举但都不能穷尽。如果说只有侵害了宪法规定的权利或对宪法权利具体化的法律权利才救济，则有违立宪主义的本质。立宪主义承认权利先于宪法。一切对个人的侵害，不管有无法律的规定，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从宪政的人权目的看，都应施以救济。
从现实意义看，对公民权利侵害的救济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证，也是公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权利是人性尊重的表现，任何侵害不管是否存在损害后果都是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贬损，都必须采取救济手段加以救济。按自然法学的观点，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人类社会的第一步是通过将防卫被侵害的权利让渡给国家。由围家负责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这种保护是没有个体差别、类型差别的，只要是个体遭到侵害，就必须通过有效途径进行救济，才能符合当初社会契约的目的：侵害行为是对整个人类所订立的国家契约的侵犯，因而是必须加以制止和进行补救的。 权利救济是矫正正义的体现。正义的一条公理是：正义必须得到实现，而迟来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正义在救济时间上体现为及时。及时原则在公力救济如司法救济上要求救济程序应提供及时的判决。在这里，“及时是草率和拖拉两个极端的折衷。”因为“草率作出的判决容易出错。”而“拖延解决争执会促使人们把问题‘私了’。”并且还会“妨碍人们安排其生活。”权利救济的及时性是法律秩序的连续性、稳定性的必然要求，权利被侵害后没有完成救济必然造成秩序链条的断裂，随时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程序破坏。
权利救济不及时还会带来不同权利主体问的权利间接受损害的连锁效应。所以及时救济无论对侵害者还是权利请求人都是有利的，都能为他(她)早日重回宁静的生活，从争议双方的意愿看，都愿尽早“了结争端”，谁都不愿意在纠纷的烦扰中饱受岁月的煎熬。
权利救济的及时原则最低度要求是严格遵守时限规定。程序的时限性克服和防止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外在标准。也为程序参与者提供了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标准，克服了行为的个别化和非规范化，从而使诉讼行为在时间上连贯和衔接，避免行为各环节的中断。”@所以权利救济的及时性是权利救济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 如果说及时救济是强调权利救济的时间性要求，那么充分救济是对权利救济的质量上的要求。如何才算充分?这是一个难以令冲突和纠纷双方乃至法院都认同的标准。对权利受侵害者而言，希望赔偿是多多亦善；对于侵害者而言，口头的一声“对不起”亦觉多余，而法院对充分的理解因不同法官的成长经历和对当事人的境遇的判断不同而存在差别，法律的规定只有幅度的弹性规定。因此“充分”二字体现权利人、侵害者、法官、法律规范和社会公众等不同标准之间的协调妥协和形式上的某种统一。充分的救济的底线应满足被侵害者损失的补偿或恢复到原状。精神侵害的充分性尽管难以用金钱衡量，但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仍可起到抚平受伤心灵的作用。
当然充分性必须考虑一定地区、一定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受侵害者未来的生活等因素。“充分”更多地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对侵害者应当赔偿的国家判定，代表着一定时期国家对权利侵害救济的基本理念和救济力度，是对权利本身价值的社会判定。本文认为国家救济机关认定应当补偿或赔偿的数目可以不等于实际执行的数目。所以，充分救济是一种“应当”层面的救济，反映的是社会特别是国家对权利维护和尊重的价值表现。当前，把实际可救济的程度与“应当”救济的程度相等同，导致人们认为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的假象。导致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将依法律标准的救济和实际执行上依冲突和争议双方的特别是侵害者的实际赔偿能力二者等同造成的。所以，本文认为充分救济应体现法律对侵害行为的公正判断，而不是实际可救济的程度。 由救济制度保护受侵害的权利从制度设定状态到现实具体的权利保护，需要权利人花费一定的成本去完成这一救济过程。尽管救济从根本理念上讲是维护人性尊严和社会正义，这是无价的，但任何一项具体纠纷中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却是可用金钱来计价的，而且救济充分性和有效性的衡量指标也常以金钱形式显现。所以，权利救济的请求者必须考虑达到救济目标所花费的成本。当然，如果从整个社会而言，看待权利救济则必须将权利个体救济成本与救济后的社会整体因救济而带来的效益结合起来考虑。这一层面的分析正如波斯波所说：“对于侵权问题，法律经济学并不重视赔偿目标，而是假设侵权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防止侵权行为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社会成本不仅包括直接侵权损失，而且包括社会中无法弥补的法律、行政及其他成本”。
晰以，以社会整体利益衡量，个人花费再大的成本进行权利救济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不仅节约了社会整体上救济的成本，更体现了救济显示出的社会正义价值，从而有利于统治集团维护统治、维持秩序，实现目标的成本。但“人们并不是为了真善美而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所以，权利救济的经济性原则主要是从权利救济请求人的立场来考虑，他(她)应当考虑冲突或纠纷的解决采取不同的途径会花费不同的成本，从而对救济效益的实现产生影响。
当然，权利救济效益并不单纯表现为投入的金钱与获得救济的金钱之比，更多的是人格价值和权利请求者未来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活动收益。要求赔偿一元钱的权利救济，或仅仅是登报表示道歉可能要花费数千元钱，其经济性表面上可能是否定的，但倘若涉及名誉或信用的救济，则经济性是肯定的。所以经济性原则应视不同侵害类型而有不同的衡量方式和标准。人们常用“讨个说法”，来形容不计成本的救济初衷，其实质还是有经济性的内涵蕴含其中，只不过不直接而已。所以，我们把经济性超越于纯救济中的投入与结果的获得的可比价格之上，便会发现，所谓权利救济的经济性是要求权利救济请求人应尽量采取最迅速、有效地恢复自己原有权利和人性状态的手段和途径去实现维权。如果私下和解不足以挽回人格的贬损，经济性的方法是通过诉讼挽回自己的人格和人性尊严。如果仅仅是不小心购买有缺陷的商品，与商家协商可以获得双倍赔偿，则无须兴师动众，搞一场影响巨大的诉讼。 权利救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揭示早期的自(私)力救济存在代价太大、与正义的不完全吻合性、社会秩序的混乱性、缺乏安全感和稳定的预期等缺点，从而产生了公力救济的社会和心理需求，最终以国家为主导的审判机构进行的权利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逐步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
确立公力救济优先原则是由现代社会复杂的利益体系和当事人价值之多元化、纠纷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决定的，是由救济结果正义认同不足和终极性缺失决定的，是由彼此之间存在的自尊和补偿认同度的差异等因素决定的。在对立的权益冲突的双方之间是没有正义可言的，要寻求正义，就必须有第 方(无利害关系者)的加入。冲突或纠纷双方的私下解决，如果缺乏外在的制度和规则约束，是断然不能彻底消弥纠纷或冲突从而达到恢复稳定的法律程序的效果。而在有了制度和规则约束的环境中，冲突或纠纷的双方由于缺乏第三方的居中判断，往往各自自以为是，从而导致冲突的升级或救济的过度，极易导致新的侵害产生，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存在，纠纷永远无法解决，共同体的生活也是无序的。
因此，公力救济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必然采取的文明的解纷机制，它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秩序，有利于人们尽快彻底摆脱冲突的束缚和影响，回到正常的生产、生活轨道，也增加了在社会控制下的补偿机制的正当性和模式化，增强了人类的尚法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利于法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司法的本质是救济。正如凯尔森所言，“法院主要地是确认一个(民事的或刑事的)不法行为已被作出并决定制裁。因而决定当事人的义务和权利只是次要的。’ 法救济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救济，也是实际七各国法定的最后救济手段，因而获得国际普适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明确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宪法体现是宪法的司法化。宪法权利被侵犯一样应通过司法审查途能否获得司法最终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权利保障充分性、有效性和现实性的最关键标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揭示了宪法权利救济制度建构的一般规律和要求。
诚然，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司法救济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纠纷的数量，而在于它促进其它方式解决纠纷的质量，所有当事人不满意的“劣质”解纷结果都可以在这里重新检测并获得补救，所以，“司法是人权法律保护的最后屏障。”宪政时代，司法救济的最重要的法治意义在于：司法救济对原被告都具有正义的可期待性、平等的参与性和权利的对等性，正义认定的社会性、权威性、可期待性和国家力量保证其实现的特性。如果说，“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司法制度中，以牺牲被告利益为代价考虑原告的利益显然是不公正的、误导的。那么，这种救济在整个过程中，是对原被告双方的合法权利都给予了平等保障，而这是宪法和宪政的生命所在，也是司法救济最终和最具公正性的原因所在。
以上这些原则既反映了所有法律权利救济的一般要求，更反映了宪政时代公民权利救济的基本准则，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也应遵循，如尊重权利人的意志和人格尊严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些都是民主、法治和宪政在公民权利救济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❷ 各国为什么把司法救济方式作为最终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模式
身高只有四英尺多一点，而林肯的身材特别高大，大大超过指挥官。#n由于林肯自己觉得身材高，他习惯于垂着头、弯着腰走路。上校看见他那弯腰曲背的姿势十分生气，把他找来训斥一顿。#n“听着，阿伯，”上校大声喊道：“把头高高地抬起来，你这家伙！”#n“遵命，先生。”林肯恭敬地回答。#n“还要再抬高点。”上校说。#n“是不是要我永远这个样子？”林肯问道。#n“当然啦，你这家伙，这还用问吗？”上校冒火啦。#n“对不起，上校，”林肯面带愁容地说，“那么只好与你说声再会啦，因为我永远看不见你了！”
❸ 九十岁老人意外死亡应当赔偿多少
全国各省市的交通事故致死亡赔偿标准不一样的，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1、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标准计算方法。
以定型化赔偿模式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和赔偿年限，具体为： 就是一次性赔偿20年，死亡赔偿是固定的，受害人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死亡赔偿金赔偿的对象是余命，但又不完全是余命，如果年龄太小，赔偿20年就完了，年龄大一点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 死亡赔偿金采纳了系“继承丧失说”，并非精神抚慰金，其计算公式为：
(1) 城镇居民为：
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0周岁以上的为(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北京市2013年死亡赔偿金：729380元(即36469元*20年，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精神抚慰金：5万—10万元(这是北京市一般大致的赔偿范围，并不绝对)。
上述两项合计为：最低为779380元，最高为829380元。
(2) 农村居民为：
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N[N：60周岁以下为20年(含);60周岁以上：N=(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2013年北京死亡赔偿金：329520元(即16476元*20年，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精神抚慰金：5万—10万元(这是北京市一般大致的赔偿范围，并不绝对)。
上述述两项合计为：最低为379520元，最高为429520元。
(3)60周岁以下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
(4)60周岁—75周岁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实际年龄-60)]。
(5)75周岁以上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
2、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死亡赔偿金是结合受害人的身份来确定，赔偿标准订了二等：
第一等;城市居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
第二等，农村居民，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普遍的以户籍为准，城镇户籍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农村户籍的，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 在同一个事件中受害，用不同的标准来赔偿，应该说有问题，但这是规定。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的死亡赔偿采取的是“继承丧失说”理论，确认死亡赔偿金是对没来收入的减少的补偿，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就业或者安家、定居的情况及其普遍，这部分农村户籍人员的收入、生活支出与城镇户籍的人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以死者经常居住地作为适用城镇标准或农村标准的条件更公平、更切合
3、就高不就低的特殊赔偿原则。
第30条规定的就是特殊情形下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标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不一致的计算方法，受害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如果低的可以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赔偿，尽可能的给受害人多赔偿一些。
4、实际赔偿的金额的确定以及一次性赔偿原则。
第31条规定的是实际赔偿的金额的确定以及一次性赔偿原则。这条说什么呢?就说第19条至第29条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赔偿项目，对于这些人身损害赔偿项目都要实行过失相抵，就是司法解释第2条当中提到的，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2条的规定，实行过失相抵。凡是赔偿权利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都应当实行过失相抵，分担损失。
5、选定受诉法院 。
赔偿金是按照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计算，因此受诉法院地的选择与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有密切联系。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法院管辖规定，交通事故案件中有管辖权的法院一般为：被告住所地法院、交通事故发生地法院，当事人在起诉前可查阅当地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选择标准高的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有利，在选择受诉法院时同时需考虑诉讼的成本，如路途远近、赔偿标准的差异比例、在当地诉讼是否方便、地方性保护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6、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 。
由于交通事故致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但造成该公民生命的丧失，同时也给死者亲属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极大损失，而且精神上的创伤及痛苦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一个人的生命是无论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对死者亲属的精神伤害和物质损失又是客观存在的。
我国法律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规定了死亡赔偿金，还是考虑到上述因素，从实际出发，对死者亲属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以金钱补偿的形式进行安慰。这不仅是一种抚慰，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对肇事者不法行为的谴责。它反映了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得到了加强，也是对生命权予以重视的表现。同时，有的死者生前或以后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其死亡造成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下降也是客观存在的，给予一定的死亡补偿费，也兼有一定的经济补偿的性质。
由于死亡赔偿金兼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的双重性质，对于该款项的分配，应当依照立法上设立该款项的目的，并结合我国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领受人的范围和分割原则。领受人应确定在死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及物质损失是最大的，同时由于死者的非正常死亡，造成了家庭的残缺，对于生活、工作等方面影响最大的，也是死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只能确定一个原则，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按照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应以安定死者家属的生活为主，精神补偿为辅。死者的配偶及与死者死亡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应当多得，与死者死亡时没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即可。
另：如果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其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不清楚 的不然 上： _lv b an#相当的懂法人士问
❹ 如何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纠纷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矛盾纠纷主要是因利益问题引发的非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实践证明，调解工作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有利于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功能，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利于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效率；有利于减少群众过高诉求，节约化解矛盾纠纷社会成本。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全力构建“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开展“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贵港的总体目标，以创新调解机制为动力，以健全调解制度为保证，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建立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功能，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协调配合原则；
2．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3．坚持依法调解和公正高效的原则；
4．坚持调解优先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原则；
5．坚持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三）目标任务
通过“三调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努力实现“三不出、四提高、五下降”的工作目标。“三不出”即：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单位），大纠纷不出乡（镇、部门），疑难纠纷不出县（系统）；“四提高”即：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信访案件结案率、调解公信力提高；“五下降”即：“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非正常上访事件、重大治安事件下降。
三、建立健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组织体系
（一）市、县两级设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县党委分管政法、综治工作的领导任组长，分管副市（县）长任副组长，法院、检察院、政法委（含综治办、维稳办）、司法局、公安局、法制办、信访局（办）、国土局、林业局、水利局、人社局、住建委（建设局）、民政局、教育局、工商局等职能部门以及工、青、妇等组织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县综治办，由综治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乡（镇）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与乡（镇）综治办、维稳办合署办公，乡（镇）党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乡（镇）长任第一副组长，党委维稳副书记任专职副组长，人大主席团副主席、分管副乡（镇）长、武装部长、人民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任副组长，乡（镇）综治干事、司法助理员、各村（社区）调委会主任、乡（镇）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群众工作中心，专职副组长兼任中心主任。工作中心要以司法所为依托，设立调解大厅，由司法所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调处、限期办理，并建立健全管理档案和案卷档案。
四、“三调联动”大调解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及时分析社会稳定形势，了解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规律特点；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规划、工作措施；组织领导本地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研究处置重大疑难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监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落实组织保障、经费保障措施；建立并落实奖罚制度，实行责任追究。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根据领导小组的部署，负责督促落实本地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于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进行分流指派；协调各地区、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组织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三调联动”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汇总上报、督促检查、考核评比，总结推广经验，并提出奖罚建议。
（三）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做好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指导和管理设立在本部门的行业性、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队伍；有效开展“三调联动”工作，服从领导小组统一调配，积极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督办案件的调处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调任务；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开展“三调联动”工作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情况，提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乡（镇）群众工作中心职责：负责对直接受理的或辖区内村（社区）等其他组织移转、委托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协调乡（镇）维稳办、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等有关方面对疑难纠纷进行联合调解；组织乡属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人民调解员深入村社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和普法宣传活动；负责指导本辖区内人民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及时向上级和有关方面报告工作，反映重大矛盾纠纷苗头和社情民意；搞好矛盾纠纷分析预测，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对乡（镇）各成员单位、各村（社区）“三调联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考核，提出奖罚建议；对矛盾纠纷进行分流、指派、督办、回访等；组织开展调解人员培训工作；负责统计、上报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人员组成、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等情况。
五、“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对接机制
（一）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联动。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纠纷和相关民事纠纷时，应首选调解、协调工作模式，并视具体情况，可采取委托、移转、邀请等多种方式，将纠纷交由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调解组织联合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调解不成的情形，需要有关行政机关配合、协助的，应主动与有关行政机关取得联系，让其配合、协助解决问题。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和造成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进行缓解或疏导；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二）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调解规则，请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向当事人宣讲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人民法院要大力支持、依法监督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诉中调解。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内容部分或者全部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签订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行政机关对调解不成功或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和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利和渠道，并主动配合人民法院帮助其解决问题。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照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依法作出其他处理。人民法院对可进行行政调解的案件，在立案前，应主动告知当事人，先进行行政调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引起的信访案件或因不服司法部门调解结果而引发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以及群体性案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及时主动采取联调行动，法律援助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应积极参与，共同做好息诉罢访工作。各级行政机关应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
六、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
（一）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二）跟踪回访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对受理的矛盾纠纷以及通过“三调联动”方式联调的矛盾纠纷，均应按法律、政策和规定程序要求受理、分流、移交、调处案件，并在调处完毕一个月内进行跟踪回访，确保调解效果。
（三）坚持进村入户排查调处制度。“三调联动”大调解领导小组、人民调解组织，要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长效机制，组织各成员单位负责人、法官、检察官、司法助理员、法制宣传员、律师公证人员、综治干事，定期进村入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阶段。
七、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由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层层制定“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实施办法，扎实有效地推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二）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加强各级“三调联动”大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着力强化各级综治、政府法制、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强化对人民调解员、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把调解人员的培训纳入各级教育培训规划，采取分期、分批、集中轮训等多种形式，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执法人员的调解技能和水平，提高调解成功率。同时，加强对各级各类调解人员的廉洁自律教育，确保调解工作公正公平。
（三）建立考核奖惩制度。把“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严格目标考核，兑现奖惩。对因组织不力、保障不到位，导致调解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严肃通报批评、督促整改；对因排查调解不力而导致矛盾激化、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单位和个人，严格实行责任倒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确保“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健康有序运行。
❺ 试述目前司法改革推出哪些改革举措
84项改革近6成旨在确保公正司法
四中全会提出的190项重大改革举措中，有关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有84项，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共有4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等。
二是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面，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等。
三是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等。
改革措施三年内陆续出台落实措施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对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将84项四中全会改革举措逐项具体化，明确工作进度和时间节点，提出可检验的成果要求，提升了改革举措的可操作性。按照《实施方案》的时间安排，这些改革举措都要在2015年至2017年的三年内出台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全面启动改革工作。自年初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挂牌设立，开庭审理案件。《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改革实施意见也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预计到2015年底，相关部门每个月都将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形成相应的改革成果。
>>任务聚焦
1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2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3建立健全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4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同时统一错案认定标准，明确纠错主体和启动程序，保证制度顺利实施。
5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6建立预约立案制度，因地制宜推行网上立案及其他远程立案方式，方便当事人诉讼。建立对无正当理由不予立案的司法救济机制。
7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适用范围和程序进行探索，明确公益诉讼的参加人、案件管辖、举证责任分配。
8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研究论证审判权与执行权外部分离的模式。
9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管理体制、执行程序、矫正措施、法律责任，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化、法律化，加快建立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相协调的刑罚执行体制。2015年推动制定社区矫正法。
10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15年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制定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实施方案。2016年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意见。
❻ 举证不能是什么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用语
举证不能是法律术语，表示的是一种状态，意思是说应当举证证明自己诉讼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无法提出确凿的证据而要承担的可能败诉的不利后果。
❼ 什么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七、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八、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九、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十、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十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❽ 专利侵权纠纷的几种处理方式
专利侵权 纠纷的处理方式： 1、当事人协商解决 专利侵权纠纷是 民事纠纷 ，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有利于平息纷争，化解矛盾。修改后的《 专利法 》第57条首先提倡这种解决方式。但是协商解决不是请求处理或者起诉的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模式一般有协商解决、行政处理、司法解决和诉前临时措施前提条件。当事人不愿意协商的，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或司法程序处理侵权纠纷。 2、行政处理 由管理 专利 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是实现 专利权 保护的重要途径。依《专利法》第57条规定，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侵权纠纷时，有权认定 侵权行为 是否成立;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对专利管理机关的处理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天内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 专利管理机关也可以对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调解。但损害赔偿属于典型的民事救济方式，专利管理机关只能应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调解，不作处理决定。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的民事诉讼。 3、司法解决 所谓专利权纠纷的司法解决是指为了有效地对侵犯专利权行为予以制裁，给权利人以适当的补救，维护市场秩序，司法机关给予 专利权人 以必要的司法救济。当专利权受到不法侵害时，专利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专利侵权纠纷的第 一审 人民法院，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各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及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的较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不能作为第一审法院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4、诉前临时措施 诉前临时措施，是指在诉讼开始之前，为制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所采取的措施。修改后的我国《专利法》新增的第61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 证据 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上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 财产保全 的措施。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93条至第96条和第99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一条
❾ 抽象行政行为救济的现状是什么，采用哪些模式救济.
现行的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的法律规定,对抽象行政不作为都无能为力,这就使得对抽象行政不作为如何进行救济,成为法律上的空白。因此,建立对抽象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机制,是完善法律救济机制和监督制度的需要,是大势所趋。
1.立法救济。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立法救济仅限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法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鉴于立法机关拥有对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督权的事实,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置于立法机关的监督之下,当行政机关不及时修改或废止与上级法律规范相抵触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时,有关权力机关可以依法撤销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普通公民对抽象行政不作为不服,可以向权力机关申诉,要求有权机关行使监督权,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进行监督,督促其履行义务。
2.行政救济。应该通过立法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赋予利害关系人对抽象行政不作为申请复议的权利。此外,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上级行政机关对于下级行政机关有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因此,除了依相对人申请而由复议机关监督下级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之外，上级机关还可以依职权对下级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可能是上级机关自己发现的,也可能是公民向其检举、控告后发现的。因此，公民可以通过向不履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义务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反映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由上级机关监督下级机关。行政自我监督的固有缺陷意味着行政救济途径可能不十分顺利
3.司法救济。我国应该借鉴法国的经验，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法院受案范围。法律应赋予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不作为影响的相对人原告资格,使其享有对抽象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同时,由于抽象行政不作为的隐蔽性特点,在出现严重后果之前,一般行政相对人很难发现抽象行政不作为的存在,很难认识到其违法性和危害性,在法定期限内无人起诉时,为了及时纠正行政机关的错误,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抽象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抽象行政不作为比具体行政不作为审查的难度更大,因此,管辖法院应以与被告的上级行政机关同级别的法院为宜。另外,抽象行政不作为诉讼所包含的类型,应当以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宪法的明文规定为目的。每个当事人在具体个案中所追求的权利保护的内容、目的各不相同,应当有数种不同的诉讼类型供其选择。同时,不同的诉讼种类还决定着公民是否需要遵循某些特别的程序规定,如是否以复议为前置程序等。
4.建立制度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机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清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年加入前后，我国大规模的进行各种不同层次的法文件的清理工作，将与世贸组织规则有矛盾、有冲突的法文件一一予以废止、修改并促成制定新法，成效显著。但是目前我国的清理工作还没有成为日常化的工作。笔者认为，要确实防止抽象行政不作为，建立制度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机制是必要的。如果使清理工作成为一项制度，成为日常工作，就能随时纠正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及时进行废止、修改、补充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工作。
5.借鉴法国和日本的经验,修改国家赔偿法相关的条款,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诉讼救济的范围，并且确立抽象行政不作为的领导问责制。即允许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立法不作为行为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并取得国家赔偿,以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并督促行政机关行使自己应该行使的职权。确立问责制，监督约束负责人认真履行职责，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
❿ 英国司法审查的模式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审查，则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最初是英王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王座法院来审查下级法院和各级地方机构的行为，后来演变为普通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而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一种具有政制活力的司法制度，在于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如今司法审查制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政制的生命象征与活力符号
美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处理法律问题基本上沿用了英国法 ，1776年独立后的美国仍继续沿用和扩充英国法，因此，英美属同一法律体系。然而，由于两国的政治体系不同及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英美两国 在司法审查制度方面有异有同。
范围
英国法院在审查时注重实质的法治原则，而不拘泥于成文法的规定。相比之下，美国法院更依赖于成文法。 美国是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能够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源于宪法第三条第二项——司法权涉及以合众国为一方的案件，是司法审查的宪法法源。当然，虽然这些规定中并未有为什么应该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其他机关来进行审查的明确字眼，但实际上由于对英国普通法传统的继承，在美国民众的眼中，司法审查权已经成为法院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力。但由于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美国司法审查中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即司法权如何不过多地干涉行政权，并因而影响到行政权的独立性。所以美国的司法审查是相当谨慎的，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上表现为，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严格区分。美国学者认为，事实问题，只能由行政权作出判断，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法律问题，法院对事实裁定,一方面不能不审查,一方面又不能太多地审查。解决的办法就是由联邦程序法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审查的标准分别作出规定。
英国坚持议会主权的原则，议会享有最高的权力，行政机关需要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行使的权力，而法院负有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进行审查的职责，所以一旦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行使权力，法院即可以宣告它无效或撤销它，因此，越权原则也就成为英国司法审查的根据。由于英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所以，英国法院对于越权原则的解释都是通过具体的案件作出的。英国法院认为可以审查的越权行为主要有：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的越权；实质的越权。其中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程序规则，由于普通法并无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所以该原则不仅支配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活动，而且其它一切行使权力的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时都不得违反这个原则。
程度
在英美司法审查中，都存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从两国有关排除条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两国对待司法审查的态度的差别。英国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规定方面，首先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即法院在对于是否向当事人提供救济的问题上享有决定权。
与英国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美国在排除司法审查时首先强调的却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的趋势是尽量限制排除司法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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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即加强司法审查的程度，但是由于受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成文法的规定的限制，注定这种程度比起英国来说要小。同时，美国行政法中完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也较英国为多，主要有外交和国防；军队的内部管理；总统任命高级助手和顾问；国家安全等。
方法
在英国，当公民权力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不法侵害后，实际
上可以有三种救济的手段：一是提起普通法上的一般诉讼，而是向法院上诉，三是请求高等法院司法审查。可见，司法审查在英国并非解决行政行为违法性的唯一手段。
英国相比，美国的司法审查的方法较为统一和规范，主要存在四种形式的司法审查手段，法定的审查；非法定的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 法定的审查主要是指各种制定法中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方法，如果没有成文法的规定，法院也可以采取非法定审查的手段。这种非法定审查显然是受了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其救济手段也主要是各种令状，包括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和执行状。除此之外，非法定审查中还吸收了英国普通诉讼的手段。
门槛
英国的起诉资格的规定相对简单，高等法院只要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就可以同意其司法审查的申请。因此，足够的利益就作为法院审查起诉资格的唯一标准。
美国当事人只有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4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通过多个案例将起诉资格放宽，当事人不一定非要在权利受到损害时才能起诉，只要有实际的损害，甚至在没有实际的损害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也具有起诉资格。当代美国法院主要采用了双层结构标准，即当事人起诉必须同时符合宪法的标准和法律的标准，宪法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必须有事实上的损害，法律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要求保护的利益必须属于法律或者宪法所保护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之内。比较美国与英国关于起诉资格的不同规定，显然英国规定得更为宽松，足够的利益标准不仅不要求有事实的损害存在，甚至此处的利益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和宪法内的利益，从中可以感受到实质法治原则和不成文法精神在英国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
总结
当代英美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仍存在差异，但其发展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融合，这不仅仅是在具体的规定上，两国都趋向范围更广、限制更少、方法更统一、起诉更灵活的司法审查制度，更大的融合在文化和宪政的领域进行。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预示着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就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司法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宪政基础，还是法治的历史，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虽然中国与英美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具有通过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共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他国的制度，为本国的法律建设提供有用的制度资源，也是笔者在比较之外的一点现实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