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冢仁刑法概说

Ⅰ 请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刑法著作值得一看（陈兴良，张明楷就算了，纯粹胡说八道）外国刑法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陈兴良，张明楷的观点不符合你的话，找本高铭暄的书读读。

Ⅱ 这么多法律论文的题目，我该选那一个比较好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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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唆犯罪立法重构

内容摘要：近代刑法学中，各国学者一般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进行研究，虽然把教唆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很多方面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可以脱离共同犯罪理论，在刑法中增设教唆罪，将教唆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加以讨论。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教唆犯的性质、概念、成立要件以及定罪量刑进行探索性设想，希翼对教唆犯罪有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教唆犯 教唆罪 共同犯罪

A brief talk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scholars of all countries generally put the abettor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licity. Although the abettor being regarded as a kind of special complicity has some rationality, it is difficult to justify oneself in many aspect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can break it away from the complicity theory, and set up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in criminal law .we can regard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as the independent crime type and discuss it.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abettor’s nature, conceptio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with unique visual angle .The author wishes that the text can help us to realize the crime of solicitation further.

Keywords: Abettor; Crime of Solicitation; Complicity.

近现代教唆犯理论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发展起来的，近代刑法学之鼻祖费尔巴哈对此起了开创的作用，为教唆犯理论研究提供了经典的哲学范式。但实践证明，将教唆犯置于共同犯罪中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

可以将教唆犯独立出共同犯罪，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进行研究（暂称为独立类型说），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教唆罪，具体设想如下：

一、教唆罪的概念

脱离了共同犯罪的范畴，可以将教唆罪定义为故意教唆他人实施严重违法行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概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教唆者必须是出于故意。由于对教唆犯的惩罚是对教唆者主观恶性的惩罚，教唆人在主观上应带有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引发他人危险性的主观意图，正是他的这种意图使教唆行为具有可罚性。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期盼他人危害社会的意图，主观恶性极小，因此不宜在刑法中加以定罪量刑。而且，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强调了两个以上的人“故意”犯罪，脱离了共同犯罪模式的教唆犯认定则有必要对“故意”加以强调。

其二，教唆者教唆的是违法行为而非仅是犯罪行为，即除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外，教唆内容还包括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一点与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很大差异。笔者认为，教唆者多次教唆多个被教唆人实施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如不够成盗窃罪的小额偷窃，这种行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影响极差，只要符合教唆犯的构成要件，就应该受到刑法的追究。正是因为现行刑法的这一缺憾，使得不法分子在车站、码头教唆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偷窃得情形屡打不尽。

其三，作为教唆对象的“他人”应包括所有人。传统观点认为“他人”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完全责任能力人和在其有意识和意志范围内行动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犯罪的，被教唆人仅视为犯罪工具，即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者以被教唆的罪定罪量刑。笔者认为，既然设想教唆罪是独立的罪名，无论教唆人教唆被教唆人犯罪还是从事违法行为（未达到犯罪标准）情节严重的、需要刑法处罚的，教唆犯都按教唆罪定罪，“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这一对象特殊性并不影响教唆犯本身的成立与否，被教唆人是否受刑法追究也与之无关，但可作为量刑情节。

其四，教唆犯本身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危险性，只是它的实质侵害是通过犯罪行为人这一媒介表现出来的，教唆行为并不受实行行为的制约。被教唆人是有独立思维能力、辨别能力的人，教唆者的犯罪意图可以止于被教唆人，可以不产生实质侵害。教唆罪是对教唆行为的惩罚，而不论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因此，在定义中无必要强调教唆结果，即“致使或者没能致使他人犯罪”这一要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教唆犯进行刑罚处罚脱离被教唆者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这一要素，而是将它放到量刑情节中考虑。

其五，教唆方法和手段有众多表现形式，包括授意、一般性威逼、乞求、劝说、煽动、收买、怂恿、引诱等行为。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可以归纳为“怂恿”和“指使”两种。{1}笔者认为，“怂恿”和“指使”又可被概括为“教唆”，而且这种归纳意义不大。将这些行为归纳为“教唆”比概括为“怂恿”和“指使”更符合立法简明概括的要求。

二、教唆罪的成立要件

西方资产阶级将“教唆犯的成立”问题同样置于“共犯的成立”学说中进行讨论。关于共犯成立主要有三种学说，即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共同意思主体说。笔者认为，应该从教唆罪本身的独立性出发，科学的提出教唆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

1、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而非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但被教唆人实施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可视为间接客体。而教唆时，间接客体是否存在则在所不问，如教唆孕妇在其分娩后杀害出生的孩子。“广义的社会管理秩序，包括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等，凡是犯罪行为，无不侵害某个方面的管理秩序。……，狭义的社会管理秩序，特指刑法分则其他各章规定之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以外的社会管理秩序。”{2}教唆行为使社会管理秩序遭受破坏，鉴于教唆行为所侵害客体的广泛性及其与传授犯罪方法罪在客体要件上的同一性，我们可以得出教唆犯的客体要件为社会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要件为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情节严重的教唆行为。客观方面又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教唆行为的内容，除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以外，还包括刑法没有规定的其它严重违法行为，后者可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学者认为这里要排除部分内容，如刑法规定的煽动型犯罪（即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等，由于刑法已将其单独规定为具体罪名，所以应将其排除在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的内容之外。此外，刑法分则规定的引诱型犯罪和教唆型犯罪，如“引诱幼女卖淫罪”等亦如此。笔者认为五种煽动型犯罪本身并不成立教唆犯，因为被教唆者必须是特定的人，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人，而煽动型犯罪是指对不特定人实施的鼓动，一般是对多人实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五种煽动型犯罪成为教唆犯成立的教唆内容。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例，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而乙教唆甲实施该犯罪，两罪都有作为，乙的行为符合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仍构成教唆犯。至于“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煽动型犯罪又有所不同，它本身成立教唆犯，但鉴于刑法单条列出，可将“幼女卖淫”排除在教唆内容之外，但该“引诱幼女卖淫罪”不能排除在外，理由同上。教唆的内容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唆使母亲不给婴儿喂奶使其饿死，则成立对不作为犯的教唆。

（2）、教唆行为的方式只能为积极的作为。关于教唆行为的方式我国有两大主张：一种是积极说，认为作为和不作为都是教唆行为的方式，可以构成教唆犯的不作为犯；另一种是消极说，认为教唆行为只能以作为实施。如果成立教唆犯的不作为犯，那么必有一前提，即教唆人负有因其先行行为而产生的防止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教唆人教唆他人的先行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罪。至于教唆人防止被教唆人犯所教唆之罪产生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只能作为量刑情节。

（3）、教唆的行为的强度，应是“足以引起被教唆人犯意的”教唆行为。教唆强度可以视为教唆行为的内在性规定在成立要件中加以规定即可。

（4）、教唆对象为所有人。这一点在概念中已作说明，故不在赘述。

3、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上文已经提到李希慧教授对主体要件的观点。笔者认为，李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基础上的，教唆罪作为独立的罪是主观恶性较小的，与刑法规定的八种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限制责任能力人也要承担责任的暴力犯罪不能相提并论。

4、主观方面要件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教唆者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进而实施犯罪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教唆故意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教唆犯自己必须以故意犯之方式为之；再者，其教唆之行为，亦必须以使他人故意实施犯罪为目的”。{3}

综上，只要满足了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的要求，即成立教唆罪。

三、教唆犯的定罪量刑

在共同犯罪体系下，各国刑法通常已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115条规定，在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没有实施，不予处罚。但是，在被教唆的是某一重罪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适用保安处分。如果教唆没有被接受，并且属于教唆实施某一重罪，对教唆人可处以保安处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要坚决避免用牵强附会的共犯观点来处理教唆犯罪案件，对教唆犯决定刑罚时应综合考虑教唆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所谓教唆情节包括所教唆犯罪的性质、内容、教唆对象、教唆方法、教唆次数等方面。社会危害程度是指教唆行为对社会实际产生的危害轻重，主要考察被教唆人是否实施被教唆行为，被教唆的行为本身是否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等方面。只有全面分析教唆行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才能正确把握量刑。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教唆者一旦着手实施教唆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因此，教唆罪无既遂与未遂之分，被教唆人是否实施实行行为并非确定教唆罪既遂还是未遂的标准。教唆完成后，作为教唆对象的被教唆人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成为犯罪既遂形态。由于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之别。笔者认为，鉴于谦抑原则和其社会危害性，对于教唆犯的预备犯、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应不予刑事处罚。

2、关于被教唆人的身份是否影响对教唆人量刑的问题。若无具体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实施犯罪的，被教唆人因特定身份导致“从重处罚”或“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不得及于无此身份的教唆者。例如普通群众甲教唆国家工作人员乙非法拘禁，如乙因其身份需从重处罚，不得据此情节加重对甲的处罚。

3、应明确间接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间接教唆犯，是指教唆犯经过其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有教唆犯罪故意的第三人为中介，将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内容间接传递给他人的情况。间接教唆犯，有教唆故意，又有教唆行为，其具有刑事可罚性是不可置疑的，但持续三次以上的间接性教唆是不可罚的。对于其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直接规定，教唆教唆犯的，按教唆犯处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教唆犯，应取消其在《刑法》第29条共同犯罪中的规定，同时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设教唆罪。在量刑上，建议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有严格限定，如仅限于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的暴力犯罪等，这样既惩罚了教唆犯，也与教唆犯的性质相一致。同时还应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鉴于教唆犯的性质，对于教唆犯尤其要加强教育改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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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5-272.

[6] 苏俊雄.刑法总论：犯罪总论[M].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98.443.

[7] 吴振兴.论教唆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8]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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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希惠.论教唆犯的概念及构成要件[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86，（3）：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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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魏在军，王雪峰.教唆犯的定罪问题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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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智彬.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要件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0，（3）.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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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昌.论教唆犯[J].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5）：20-25.

[18] （日）牧野英一，陈承泽译.日本刑法通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65-272.

[19]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 [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492-493.

注释：

{1}魏东.教唆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5.

{2}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33.

{3}苏俊雄.刑法总论：犯罪总论[M].台北：台湾大地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98.443.

Ⅲ 有哪些刑法学必读的经典著作

1、[德] 罗克辛袭：《德国刑法学总论 第1卷：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

2、中国，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日] 大冢仁：《刑法概说》（第三版）（总论/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中国台湾。林山田：《刑法通论》（增订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其他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
马克昌：《犯罪通论》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英）丹宁勋爵的系列著作：《法律的训诫》、《通向公正之路》、《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界碑》等，法律出版社

Ⅳ 推荐一本刑法最好的书，谢谢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

Ⅳ 请刑法学专业的硕士生或是博士生推荐一些刑法学经典名著

经典名来著实在太多了，自灿若繁星。不知道你要看中国刑法学的，还是外国刑法学的。中国的高铭暄、马克昌二位先生的《刑法学》就不必说了，推荐你先看一下陈兴良的《本体刑法学》、张明楷的《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外国的你先看看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边沁的《立法理论》、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大冢仁的《刑法概说（总论）》和《刑法概说（各论）》。外国的这里说的都有中译本，你如果外文好，可以直接看外文。如果是考研的话，外加上近十年左右有影响的大家的论文，就绰绰有余了。

Ⅵ 论文中引用文献华夏经纬网网站怎么写

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人性的视角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然选择。（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入人生的澄明之境。（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感觉。”⑤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一）期待可能性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对人性的过高期待。（三）沉默权的建立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行，虔诚地信仰。注释：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7]乔增芳.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02)[8]李凯,周晓艳.服务为主关爱为辅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新长征,2005,(06)[9]张迁.管理更人性化[J].瞭望,2003,(33)[10]王立新.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政府法制,2004,(03)

Ⅶ 谁有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2002年版和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的电子书，跪求，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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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急！求一篇刑法学论文，参考文献最少十篇，

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
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
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
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
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
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
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
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
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
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
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
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
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
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
“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
的。
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
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
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
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
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
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
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
然选择。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
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
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
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
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
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
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
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
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
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
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
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
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
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
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
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
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
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
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
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
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
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
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
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
感觉。”⑤
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
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
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
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
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
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
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
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
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
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
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
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
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
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
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
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
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
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
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
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
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
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
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
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
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
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
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
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
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
对人性的过高期待。
（三）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
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
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
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
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
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
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
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
（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
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
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
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
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
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
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
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
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
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
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
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
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
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
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
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
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
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
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
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
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
行，虔诚地信仰。
注释：
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7] 乔增芳. 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 2003,(02)
[8] 李凯, 周晓艳. 服务为主 关爱为辅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 新长征 , 2005,(06)
[9] 张迁.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