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钊刑法

① 唐朝有哪些官员（李隆基）当政的时候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父姚懿，曾任硖石县令，祖籍江苏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今属陕县硖石乡）。崇出身于官僚家庭。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姚崇，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出生于陕州一个武将之家，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高祖姚宣业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武帝最倚重之。曾祖姚安仁仕隋任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远图膺锡，大名垂休。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仕唐任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史部尚书，文献公。姚崇二十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外婆家。
武则天晚年，姚祟因参与拥立中宗(李显)复位而受排斥。睿宗在位时，又因建议太平公主退居东都(洛阳)，以削弱公主权力而遭受贬职。玄宗继帝位后，召回姚崇复职。他敢于革新，一心辅佐玄宗力除弊政，向玄宗提出：“精简刑法，行仁恕之政；疏远侯臣，不听诬陷之词；限制女宠，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减轻苛税，以利民生；待臣以礼，不得任意屠戮无辜”等许多好建议，为当时的政治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因儿子受人馈赠，加上他的中书主书赵诲因受外族人贿赂被玄宗定为死罪姚崇设法减轻其罪责，招致玄宗不满，他感到自己再居相位不妥，遂主动申请回避。与此同时，举荐比他小13岁的宋璟取代宰相职务。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玄宗授姚祟太师、太保（正一品)最高虚街，他以年老多病辞而不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驾，终年72岁。姚崇一生不敬神，不信鬼，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虽多次被贬斥，仍能赤胆忠心，敢言直谏，视天下为已任，深受后人敬仰。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姚崇灭蝗
二十多岁的唐玄宗刚即位的时候，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姚崇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下来，就集中扑杀；同时在田边掘个大坑，边打边烧。由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生活，不顾许多人反对，坚决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宋璟（公元663年～737年），字广平，河北邢台市南和县阎里乡宋台人。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弱冠中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张九龄， 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汉族，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李林甫，唐宗室，小字哥奴。善音律，会机变，善钻营。开元中，迁御史中丞、吏部侍郎，深结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及宦官等，僭伺帝意，故奏对皆称旨。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拜相，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二十四年（736）底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大权独握。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专政自恣，杜绝言路，助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一年（752年）十月抱病而终。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诬陷，时尚未下葬，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材如庶人礼葬之。

杨国忠，本名杨钊，唐朝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贵妃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张易之（武则天时的“二张”之一）之甥。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 杨玉环得宠于唐玄宗之后，她的族兄杨国忠也飞黄腾达，升任宰相，身兼40余职，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马嵬驿之变，杨国忠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终被乱刀砍死。杨贵妃也被缢死。而他与太子李亨的矛盾最终使杨国忠灭门。杨国忠的大儿子大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一并被杀。

安禄山本姓康，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力山大，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叛乱后称帝，做了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谋杀。安禄山长得痴肥，眼盲后，长期靠心腹小宦官为其穿衣。因其宠爱幼子，长子安庆绪见安禄山对自己不加宠幸，心中怨愤，使安禄山宠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时，以刀刺其腹而死。

高力士（684年—762年），本名冯元一，是中国唐代的著名宦官之一。祖籍高州良德霞洞堡（今电白县霞洞镇）人，曾祖冯盎、祖父冯智玳、父为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他幼年时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受到当时女皇帝武则天的赏识。在唐玄宗管治期间，其地位达到顶点，由于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故深得玄宗宠信，终于累官至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天宝十五年（756年）肃宗称帝，改为至德元年。后力士随玄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赏五百户。上元元年（760年），力士被诬流放巫州。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力士遇赦还京，归至朗州，知悉玄宗上皇驾崩，力士面朝北哀恸呕血而卒。代宗复其原官职，并赠封扬州大都督，陪葬唐玄宗泰陵。

崔日用，进士出身，为芮城尉。先是攀附武三思，后附唐玄宗。在诛除太平公主前，玄宗跟崔日用讨论，日用说：“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太子），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并建议“先定北军”，七月初四，玄宗完全按照崔日用的计划行事。遂诛太平公主。史称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封齐国公。

郭子仪（697-781），中唐名将，汉族，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累迁至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大唐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史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年八十五寿终，赐谥忠武，配飨代宗庙廷。

陈玄礼是唐朝将领。初任果毅都尉，随李隆基(玄宗)起兵诛杀韦后及安乐公主。玄宗即位后，宿卫宫中。安史之乱时，随玄宗逃蜀，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在太子李亨支持下，与士兵杀杨国忠，并逼玄宗缢死杨贵妃。随玄宗回长安，封蔡国公后辞官，旋病死。

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国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人。 李光弼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初，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② 玄宗李隆基在位时 有哪些奸臣和忠臣

奸臣：杨国忠，本名钊，唐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贵妃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 756年）六月。

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30岁时，他在四川从军，发愤努力，表现优异，但因节度使张宥看不上他，只任他为新都尉，任期满后。更为贫困。四川的大富翁鲜于仲通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并把他向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章仇兼琼一见杨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又伶牙俐齿，非常满意，遂即任他为采访支使，两人关系密切。因为章仇兼琼当时正虑李林甫专权，禄位难保，所以欲使杨钊进入朝廷，作一内援。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章仇兼琼便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钊到京城向朝廷贡俸蜀锦。当杨钊路过郫县时，兼琼的亲信奉命又给了他价值万缗的四川名贵土特产。到长安后，杨钊把土特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载（ 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载（ 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九年（ 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出行时，杨国忠还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面耀武扬威。

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总是由他首先发难。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矛盾也由此愈结愈深。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钅共）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载（ 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载（ 751年），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对此杨国忠不但没有处罚鲜于仲通，而且还为其大叙战功。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十三载（ 754年）六月，杨国忠又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惨败。两次攻打南诏，损兵折将近20万人。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下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杨国忠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载（ 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载（ 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杨国忠。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通。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 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 750年）又封为东平郡主。杨国忠虽有外戚关系，但迟至天宝七载（ 748年）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十分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可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载（ 754年）春，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大常卿张（土自）草拟诏敕。杨国忠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至此。安禄山与杨国忠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一触即发。加之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天宝十五载（ 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时，将士们又累又饿，加之天气炎热，拒绝继续前进。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一致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并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土进行煽动，说这场叛乱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这时，有20多名吐蕃使者在驿站西门外堵住杨国忠的马头，向他要饭吃。激怒了的士兵们立即将他们包围上来，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逃进西门内，军士们蜂拥而入，将其乱刀砍死。接着，杨贵记也被缢死，杨国忠的大儿子大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一并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和幼子杨（日希）以及沈国夫人逃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裴柔在竹林中让虢国夫人用剑刺死自己。虢国夫人然后自刎，但没有死，被县吏押回狱中，后血凝至喉而死。

马嵬驿之变，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由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太子李亨自天宝五载（ 746年）遭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又连遭倾轧；安绿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的反对而未成事实；后又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借机除掉了杨国忠。

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终被乱刀砍死，落得遗臭万年。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客观地看，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国事日非，但朝中未出现李林甫妒贤嫉能、诛逐大臣时的那种恐怖动荡局面，而在一时间内还曾搜罗天下奇才，迸拔淹滞，颇得众誉。自然，杨国忠独揽大权，外戚跋扈，民怨沸腾，终不可收拾，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

李林甫

(？～752) 唐玄宗李隆基时著名奸相。出自皇族。初为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开元初，迁太子中允，历官御史中丞，刑部、吏部侍郎。因谄附玄宗宠妃武惠妃，擢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734)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收买嫔妃宦官，探得玄宗动静，迎台意旨，因而获得信任，掌握大权。他为人忌刻阴险，对于才名高和受到玄宗重视的官员，必设法排斥，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背后却阴谋暗害，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剑”。同时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为了专权固位，他竭力杜塞言路，补阙杜进上书言事，被他贬为下邦令。他对朝臣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作为仪仗的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朝臣受其威胁，从此谏诤路绝。他极力支持玄宗废太子瑛，劝立武惠妃子寿王瑁，玄宗却立了忠王玙(后改名亨，即肃宗)。他怕太子即位后于己不利，屡兴大狱，以动摇太子。他嗾使杨国忠推究，诛杀太子亲戚和不附已的臣僚，株连数百家。他久踞相位，自张九龄罢相后，独揽朝政，同列宰相牛仙客、陈希烈都伯他而不敢问事。天宝八载(749)，咸宁太守赵奉璋拟揭发林甫罪状二十余条，被他指使御史台以妖言逮捕杖杀。天宝十一载，林甫死。此前，他已和杨国忠有隙，死后，国忠唆使安禄山诬告林甫与蕃将阿布思谋反，玄宗追削林甫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林甫在相位十九年，玄宗晚年政治腐败，他有很大的责任。

忠臣 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以字行(有的说是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人，永徽元年(650年)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为唐朝前期一名臣。开元九年(721年)卒。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预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预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预朝政了。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

清除积澧 以为已任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预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